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十四篇)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篇1

1世界古代史教学现状

在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中，由于内容繁杂和课堂时间有限，对于很多重要的历史问题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得到深入和拓展，这导致学生对学习世界古代史缺乏兴趣，学习效果大打折扣。笔者对某高校历史专业的学生进行调研后发现学生学习印象不深刻，在大三、大四的时候会忘记之前学习过的世界古代史的内容，且大部分学生反映教学内容不够深入。教学内容的陈旧和单一浇熄了学生探索历史奥秘、揭示历史真谛的热情，因此必须解决世界古代史知识层次老化，内容设置狭窄的问题，给历史课堂教学诸如活力，显示出历史教学的重要的社会价值。

通过网上查询等方式，笔者发现近些年西方学者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兴趣不断增强，这和社会希望回归西洋源头和原典，寻找新的文明灵感的需求相适应，因此研究该课题的学生数量也不断增加。在中国，一些西方的古典文献也被译成中文，了解古典文献对于历史系的学生来说具有必要性，将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具有可行性。但这对教师的要求较高。历史教师必须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涵养，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课堂教学中要运用多种方式和方法帮助学生对世界古代史中的重要课题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探究。

2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教学中的价值

首先，在历史课堂中引入古典文献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使课堂教学内容变得更加充实。学生在学习世界古代史的过程中还可以对西方古典作家和作品、中西学者的学术观点等有一定的了解，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和学习的深度。其次，将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教学中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很多学生接触到世界古代史文献资料的机会比较少，在世界古代史的课堂中引入古典文献进行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探索的能力和认知原始史实的能力，对于教师自身知识水平的提高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教学效果。最后，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关注一些原始的史料，能够帮助本科生积累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其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再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中，教师要适当引入古典文献进行教学，引导学生回溯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让学生对历史的脉动的体会更加深切，这能够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和领会书本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古代文明和重要成就，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使其与之后的学习能够更好地衔接。

3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文献的形式

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文献的形式主要包括引入文字教学、图像教学、古典语言三种。

引入文字教学是指教师通过查阅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古典文献并进行展示，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如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引入一段铭文，可以使学生对古代的语言、文字、古人的生平等有一定了解；在讲述罗马的婚姻文化时，可以引入罗马墓志铭的记载，可以让学生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其次，世界古代史教材中对很多历史内容阐述不够具体，引入古典文献加深学生印象。如在讲述罗马土地洁净仪式时，可以引入加图的《农业志》，让学生深刻入认识到罗马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宗教活动。

引入图像教学的侧重点在于对场景的意义进行解释。世界古代史中图像教学材料主要指陶器。古代的陶器上会有反映各种社会现实点的各种场景和图像，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可以对古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进行考察和探究。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用图片或视频进行展示，相对来说更加形象和生动，能够加深学生对当时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如在讲解古希腊学校教育时，可以展示一件刻有公元5世纪初期雅典学校情况的陶器，同时展示古典作家的记述，可以使学生的认识更加深刻。

引入古典语言主要是指教师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语言，使学生了解古典语言正确表述的方法，培养学生对历史的还原意识和能力。在中国的世界古代史教材中，很多词语的翻译不确切，使学生对其产生错误的认知，引入古典语言进行教学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世界古代史。如在讲解罗马早期历史时，会涉及到“旅行者”这一名词，指出现军事危机时被召唤到元老院但热独裁者的人。该词的拉丁文为viatores，其中via在拉丁语中意为“路”，因为他们需要游历农场去寻找这些政治家故有此称谓。引入古典语言进行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其含义。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篇2

关键词 古典文献 世界古代史 教学 价值

中图分类号：K12-4 文献标识码：A

1世界古代史教学现状

在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中，由于内容繁杂和课堂时间有限，对于很多重要的历史问题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得到深入和拓展，这导致学生对学习世界古代史缺乏兴趣，学习效果大打折扣。笔者对某高校历史专业的学生进行调研后发现学生学习印象不深刻，在大三、大四的时候会忘记之前学习过的世界古代史的内容，且大部分学生反映教学内容不够深入。教学内容的陈旧和单一浇熄了学生探索历史奥秘、揭示历史真谛的热情，因此必须解决世界古代史知识层次老化，内容设置狭窄的问题，给历史课堂教学诸如活力，显示出历史教学的重要的社会价值。

通过网上查询等方式，笔者发现近些年西方学者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兴趣不断增强，这和社会希望回归西洋源头和原典，寻找新的文明灵感的需求相适应，因此研究该课题的学生数量也不断增加。在中国，一些西方的古典文献也被译成中文，了解古典文献对于历史系的学生来说具有必要性，将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具有可行性。但这对教师的要求较高。历史教师必须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涵养，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课堂教学中要运用多种方式和方法帮助学生对世界古代史中的重要课题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探究。

2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教学中的价值

首先，在历史课堂中引入古典文献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使课堂教学内容变得更加充实。学生在学习世界古代史的过程中还可以对西方古典作家和作品、中西学者的学术观点等有一定的了解，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和学习的深度。其次，将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教学中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很多学生接触到世界古代史文献资料的机会比较少，在世界古代史的课堂中引入古典文献进行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探索的能力和认知原始史实的能力，对于教师自身知识水平的提高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教学效果。最后，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关注一些原始的史料，能够帮助本科生积累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其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再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中，教师要适当引入古典文献进行教学，引导学生回溯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让学生对历史的脉动的体会更加深切，这能够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和领会书本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古代文明和重要成就，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使其与之后的学习能够更好地衔接。

3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文献的形式

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文献的形式主要包括引入文字教学、图像教学、古典语言三种。

引入文字教学是指教师通过查阅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古典文献并进行展示，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如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引入一段铭文，可以使学生对古代的语言、文字、古人的生平等有一定了解；在讲述罗马的婚姻文化时，可以引入罗马墓志铭的记载，可以让学生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其次，世界古代史教材中对很多历史内容阐述不够具体，引入古典文献加深学生印象。如在讲述罗马土地洁净仪式时，可以引入加图的《农业志》，让学生深刻入认识到罗马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宗教活动。

引入图像教学的侧重点在于对场景的意义进行解释。世界古代史中图像教学材料主要指陶器。古代的陶器上会有反映各种社会现实点的各种场景和图像，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可以对古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进行考察和探究。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用图片或视频进行展示，相对来说更加形象和生动，能够加深学生对当时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如在讲解古希腊学校教育时，可以展示一件刻有公元5世纪初期雅典学校情况的陶器，同时展示古典作家的记述，可以使学生的认识更加深刻。

引入古典语言主要是指教师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语言，使学生了解古典语言正确表述的方法，培养学生对历史的还原意识和能力。在中国的世界古代史教材中，很多词语的翻译不确切，使学生对其产生错误的认知，引入古典语言进行教学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世界古代史。如在讲解罗马早期历史时，会涉及到“旅行者”这一名词，指出现军事危机时被召唤到元老院但热独裁者的人。该词的拉丁文为viatores，其中via在拉丁语中意为“路”，因为他们需要游历农场去寻找这些政治家故有此称谓。引入古典语言进行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其含义。

4结束语

将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避免学习脱节。其次，古典文献中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对先进的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认真筛选古典文献，尽量让学生参与到古典文献的准备工作中，采用各种方法调动学生的兴趣，力求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 范秀琳.浅谈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文献的价值[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6）.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篇3

[关键词]古典文献；民族学；贡献

一、中国古典文献概述

所谓“文献”，是指任何具有一定历史或科学价值的含有知识信息的物质载体；而“古典文献”，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前用雕版、活字和手抄的古籍文献，同时包括文书、卷册、碑铭、拓本等。凡是近代铅印出版物以外的文字材料，均属古典文献的范畴之内。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通行多种民族文字，拥有多种民族文字的古典文献。从古至今，中国用各种民族文字撰写的古典文献，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内容之广，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比肩的。

二、中国古典文献对民族学发展的贡献

（一）中国古典文献与中国民族学的关系

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许多民族有本民族的文字和文献。56个民族在其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创造了反映本民族繁衍、发展和演进的历史文献，有的是用汉族文字、少数民族文字或其它文字记录在各种载体上，也有的是以口碑形式流传于后世。中国民族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包括汉族古典文献和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在内的我国各种民族古典文献。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在记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演进的历史，传播绚丽多彩的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们同汉族古典文献一起，共同构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民族古典文献。

民族学和文献学是两门独立的学科，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民族学以民族为研究对象，文献学以文献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民族学尤其注重中国民族史和56个民族族别史的研究，因此借助于中国古典文献显得尤为重要，而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更是离不开古典文献。可以说，民族学研究是以古典文献为基础进行的；另一方面，文献学研究也经常涉及到民族文化和民族问题。我国许多民族文献，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就同时具有民族学和文献学的双重价值。我国民族古籍文献记录了历史上各民族的起源、名称的沿革、支派的离合、势力的涨落、部族的消长、文化的变迁等历史演化历程，以及各民族之间相互接触和融合的概况，它们既是民族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同时又是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中国古典文献对近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初创具有促进作用

蔡元培先生是尝试充分运用中国古典文献资料促进民族学中国化的第一人。在民族学研究方法上，他尤其注重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古代文献中蕴含丰富的民族学资料的特点，努力推进民族学的中国化。例如，他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汉民族的研究方面就非常重视利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民族学素材从事我国原始社会史和汉民族形成和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如此，蔡先生也是我国采用“民族学”这一名称的第一人。在其《说民族学》一文中，他研究了中国古代各种历史文献中的民族学资料，指出《史记》中的“四夷列传”、《蛮书》、《诸番志》、《山海经》、《真腊风土记》等都是一些记录民族学材料比较丰富的著作。他还认为，民族学“注重各民族文化的异同”，它与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都有一定的联系。例如，他认为考古学上发掘出的古代器物，往往也需要运用民族学、古典文献学的材料加以解释和佐证。可以说，蔡元培先生在理论上奠定了中国民族学这门独立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其与其他相关学科联系的最早基础。

（三）中国古典文献对民族学界澄清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汉族源流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古典文献对民族学界澄清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汉族源流具有重要作用。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过去长期存在着“一元论”和“多元论”、“本土说”与“外来说”之争。但是无论是从考古成果来看，还是参见世界各主要民族发展的通例，中国民族理应是起源于黄河下游。此外，在传统的汉文文献中，普遍也认为中华民族乃是起源于中原地区，其中有一部分扩展到边疆，才有了“四裔”各族。一个民族的族名往往是由最初的“他称”而转为“自称”的，“汉族”作为一个族名，也是在汉代以及其后中原的人与周边异族接触中产生的。通过借助于梳理中国古典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秦人或汉人自认为“秦人”或“汉人”都是出于他族对他们的称呼。“汉族二字，是后起之称，古代汉族自称。他族称汉族，或说‘华’，或说‘夏’。”[1]《左传》中戎子驹支对晋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2]；《国语》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3]，都是古代文献中文字上的证据。

三、结语

在我国，本土化的民族学研究必须注重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古代文献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民族学资料的特点，尤其是在中国民族史和族别史的研究上，中国古典文献对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今后应当继续注重对中国古代文献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民族学资料的运用，如此才能更好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

参考文献：

[1]吕思勉. 白话本国史[M].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

[2]（春秋）左丘明. 左传[M]. 中华书局，2012.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篇4

关键词：古典文献数据库　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　文献检索服务系统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古典文献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中的运用仍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也是不容回避的。笔者近几年来主持并直接参加设计“e书库”数据库的过程中，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提供给正在设计有关软件的计算机专业人员、愿意使用该类软件的专家学者们参考。

一、我国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历程

自古以来，历代学者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一直沿袭手工操作的方式，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后，计算机技术开始涉入到古典文献研究中，对传统的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方法（自然也对一切需要使用古典文献资料的专业研究）起到了极大冲击。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领域内发展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图书馆、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陆续开始大规模地利用计算机设计并建立数据库。大致说来有两类数据库，一类是书目数据库，一类是文献数据库。南京图书馆于90年代初率先建立书目数据库，对读者检索有关书目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之后，各地图书馆纷纷效尤，类似的书目数据库很快就普及了。虽说至今各地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的检索方式，仍存在机读编码格式不统一的问题，然而书目数据库提供的方便快捷的查询功能，对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具体到学术研究来说，至少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查找有关古典文献的实用工具。

在建立书目数据库的同时，一些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开始研发各自的文献数据库。从数据制作格式来说，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图像格式，即将按原著内容扫描成PDF图像文本，另一类是元数据格式，即录入文献文本内容（或扫描并转化为电子文本）导入数据库，并转换成可阅读与检索的数据库机读格式。一般说来，无论是PDF格式还是元数据格式，它们数据库容量都较大，也提供了较为原始的检索方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从上述两类制作格式的数据库来说，PDF图像文本可以直接阅读图像文字，但总体说来不太适应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需要。而元数据格式较为精致，初步具备了较为方便的常用的功能，可以检索、作卡片等等。

古典文献数据库从收录的文献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类目数据库，即按“类”收录有关图籍，如经学类、史学类、文学类以及甲骨文、金文或出土文献资料、石刻资料等等，另一类是综合数据库，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之类数据库。

大陆最早的古典文献数据库是河南大学的《宋人笔记检索系统南宋主要历史文献》，建立于1987年。之后，各种数据库纷纷涌现，比较重要的有南京大学、河南大学、苏州大学联合研制的《计算机甲骨文信息处理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唐诗》、《先秦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经》、《全唐文》、《诸子集成》等数据库、北京大学《全宋诗》数据库、南京师范大学《全唐五代宋词》数据库、四川大学《宋会要辑稿》数据库（与海外合作）等等。港台古籍数字化起步较早，均采用繁体字形式。1984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研发《汉籍全文资料库》，香港中文大学则有《汉及以前全部传世文献》、《魏晋南北朝全部传世文献》、《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数据库等等。其中《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收录《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睡虎地秦墓汉简》、《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及其它散见简牍共140多万字的竹简帛书出土文献，价值颇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库主要是提供给本单位研究人员使用的，当然也有部分数据库对外开放，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定帮助。虽然这些数据库有种种限制，但它们无疑为古典文献的研究（当然包括其它专业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之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方的图书馆、以及其它数以百计的网站向用户提供收费或不收费的古籍文献检索服务，甚至还提供古籍文献的下载服务。显然，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支持。至今为止，据笔者所查索到的除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图书馆数据库之外，提供各种文献下载的中文网站至少在200个以上，其中就有不少古籍文献下载的网站。这些古典文献数据库或有关网站的建立，确实为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乃至其它学术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帮助。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古典文献数据库大量涌现的同时，一些潜在的问题与数据库本身的缺陷严重地制约着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正常发展。

从古典文献数据库技术发展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大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PDF图像文本数据库，其数据来源主要是以扫描方式获得，形成PDF图像文本。这种图像文本优点是直观，与原书分毫不差，但它的缺点是功能极其单一，仅可供浏览图像和简单地检索书目。虽然第一阶段的数据库功能极少，但毕竟能方便而直观地阅读文献了，因此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兴趣。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功能太少，这类数据库难以进一步发展。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篇5

关键词：古典文献数据库　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　文献检索服务系统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古典文献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中的运用仍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也是不容回避的。笔者近几年来主持并直接参加设计“e书库”数据库的过程中，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提供给正在设计有关软件的计算机专业人员、愿意使用该类软件的专家学者们参考。

一、我国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历程

自古以来，历代学者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一直沿袭手工操作的方式，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后，计算机技术开始涉入到古典文献研究中，对传统的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方法（自然也对一切需要使用古典文献资料的专业研究）起到了极大冲击。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领域内发展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图书馆、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陆续开始大规模地利用计算机设计并建立数据库。大致说来有两类数据库，一类是书目数据库，一类是文献数据库。南京图书馆于90年代初率先建立书目数据库，对读者检索有关书目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之后，各地图书馆纷纷效尤，类似的书目数据库很快就普及了。虽说至今各地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的检索方式，仍存在机读编码格式不统一的问题，然而书目数据库提供的方便快捷的查询功能，对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具体到学术研究来说，至少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查找有关古典文献的实用工具。

在建立书目数据库的同时，一些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开始研发各自的文献数据库。从数据制作格式来说，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图像格式，即将按原著内容扫描成PDF图像文本，另一类是元数据格式，即录入文献文本内容（或扫描并转化为电子文本）导入数据库，并转换成可阅读与检索的数据库机读格式。一般说来，无论是PDF格式还是元数据格式，它们数据库容量都较大，也提供了较为原始的检索方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从上述两类制作格式的数据库来说，PDF图像文本可以直接阅读图像文字，但总体说来不太适应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需要。而元数据格式较为精致，初步具备了较为方便的常用的功能，可以检索、作卡片等等。

古典文献数据库从收录的文献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类目数据库，即按“类”收录有关图籍，如经学类、史学类、文学类以及甲骨文、金文或出土文献资料、石刻资料等等，另一类是综合数据库，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之类数据库。

大陆最早的古典文献数据库是河南大学的《宋人笔记检索系统南宋主要历史文献》，建立于1987年。之后，各种数据库纷纷涌现，比较重要的有南京大学、河南大学、苏州大学联合研制的《计算机甲骨文信息处理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唐诗》、《先秦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经》、《全唐文》、《诸子集成》等数据库、北京大学《全宋诗》数据库、南京师范大学《全唐五代宋词》数据库、四川大学《宋会要辑稿》数据库（与海外合作）等等。港台古籍数字化起步较早，均采用繁体字形式。1984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研发《汉籍全文资料库》，香港中文大学则有《汉及以前全部传世文献》、《魏晋南北朝全部传世文献》、《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数据库等等。其中《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收录《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睡虎地秦墓汉简》、《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及其它散见简牍共140多万字的竹简帛书出土文献，价值颇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库主要是提供给本单位研究人员使用的，当然也有部分数据库对外开放，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定帮助。虽然这些数据库有种种限制，但它们无疑为古典文献的研究（当然包括其它专业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之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方的图书馆、以及其它数以百计的网站向用户提供收费或不收费的古籍文献检索服务，甚至还提供古籍文献的下载服务。显然，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支持。至今为止，据笔者所查索到的除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图书馆数据库之外，提供各种文献下载的中文网站至少在200个以上，其中就有不少古籍文献下载的网站。这些古典文献数据库或有关网站的建立，确实为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乃至其它学术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帮助。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古典文献数据库大量涌现的同时，一些潜在的问题与数据库本身的缺陷严重地制约着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正常发展。

从古典文献数据库技术发展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大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PDF图像文本数据库，其数据来源主要是以扫描方式获得，形成PDF图像文本。这种图像文本优点是直观，与原书分毫不差，但它的缺点是功能极其单一，仅可供浏览图像和简单地检索书目。虽然第一阶段的数据库功能极少，但毕竟能方便而直观地阅读文献了，因此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兴趣。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功能太少，这类数据库难以进一步发展。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篇6

关键词：古典文献数据库　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　文献检索服务系统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古典文献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中的运用仍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也是不容回避的。笔者近几年来主持并直接参加设计“e书库”数据库的过程中，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一些想法提供给正在设计有关软件的计算机专业人员、愿意使用该类软件的专家学者们参考。

一、我国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历程

自古以来，历代学者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一直沿袭手工操作的方式，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后，计算机技术开始涉入到古典文献研究中，对传统的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方法（自然也对一切需要使用古典文献资料的专业研究）起到了极大冲击。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领域内发展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图书馆、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陆续开始大规模地利用计算机设计并建立数据库。大致说来有两类数据库，一类是书目数据库，一类是文献数据库。南京图书馆于90年代初率先建立书目数据库，对读者检索有关书目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之后，各地图书馆纷纷效尤，类似的书目数据库很快就普及了。虽说至今各地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的检索方式，仍存在机读编码格式不统一的问题，然而书目数据库提供的方便快捷的查询功能，对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具体到学术研究来说，至少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查找有关古典文献的实用工具。

在建立书目数据库的同时，一些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开始研发各自的文献数据库。从数据制作格式来说，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图像格式，即将按原著内容扫描成PDF图像文本，另一类是元数据格式，即录入文献文本内容（或扫描并转化为电子文本）导入数据库，并转换成可阅读与检索的数据库机读格式。一般说来，无论是PDF格式还是元数据格式，它们数据库容量都较大，也提供了较为原始的检索方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从上述两类制作格式的数据库来说，PDF图像文本可以直接阅读图像文字，但总体说来不太适应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需要。而元数据格式较为精致，初步具备了较为方便的常用的功能，可以检索、作卡片等等。

古典文献数据库从收录的文献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类目数据库，即按“类”收录有关图籍，如经学类、史学类、文学类以及甲骨文、金文或出土文献资料、石刻资料等等，另一类是综合数据库，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之类数据库。

大陆最早的古典文献数据库是河南大学的《宋人笔记检索系统南宋主要历史文献》，建立于1987年。之后，各种数据库纷纷涌现，比较重要的有南京大学、河南大学、苏州大学联合研制的《计算机甲骨文信息处理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唐诗》、《先秦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经》、《全唐文》、《诸子集成》等数据库、北京大学《全宋诗》数据库、南京师范大学《全唐五代宋词》数据库、四川大学《宋会要辑稿》数据库（与海外合作）等等。港台古籍数字化起步较早，均采用繁体字形式。1984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研发《汉籍全文资料库》，香港中文大学则有《汉及以前全部传世文献》、《魏晋南北朝全部传世文献》、《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数据库等等。其中《竹简帛书出土文献》收录《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睡虎地秦墓汉简》、《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及其它散见简牍共140多万字的竹简帛书出土文献，价值颇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库主要是提供给本单位研究人员使用的，当然也有部分数据库对外开放，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定帮助。虽然这些数据库有种种限制，但它们无疑为古典文献的研究（当然包括其它专业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之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方的图书馆、以及其它数以百计的网站向用户提供收费或不收费的古籍文献检索服务，甚至还提供古籍文献的下载服务。显然，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支持。至今为止，据笔者所查索到的除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各地图书馆数据库之外，提供各种文献下载的中文网站至少在200个以上，其中就有不少古籍文献下载的网站。这些古典文献数据库或有关网站的建立，确实为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乃至其它学术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帮助。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古典文献数据库大量涌现的同时，一些潜在的问题与数据库本身的缺陷严重地制约着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正常发展。

从古典文献数据库技术发展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大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PDF图像文本数据库，其数据来源主要是以扫描方式获得，形成PDF图像文本。这种图像文本优点是直观，与原书分毫不差，但它的缺点是功能极其单一，仅可供浏览图像和简单地检索书目。虽然第一阶段的数据库功能极少，但毕竟能方便而直观地阅读文献了，因此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兴趣。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功能太少，这类数据库难以进一步发展。

第二阶段是元数据数据库，以香港迪志公司投资、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设计、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库全书》、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设计、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的《四部丛刊》、尹小林《国学宝典》、南开大学永川公司的《二十四史》，以及大陆、港台等大专院校或科研机构制作的较大型的数据库为代表。它们的优点是具有较多的基本功能，如检索、卡片、打印等功能，有些还附加了日历查询、字典、音乐背景等附加功能。然而，它们都不允许对数据库内的文本错误进行修订、没有图表处理能力、不提供功能升级服务（某些软件提供所谓新版本，实际上只是增加一些文献文本，并未真正提升软件服务功能）。而且由于各自为政，开发者大都采取自定义方法来自造非常用的生僻词，因此各种数据库之间字库不能相互兼容。这一阶段的古典文献数据库也有吸收第一阶段数据库有图像的优点，如上述提及的《四库全书》就附有图像，以利研究者核对文字。该阶段绝大多数数据库注意到版权问题，但仍有一些数据库在版权上出现较大问题，乃至引起法律纠纷。

计算机技术广泛地涉入文科研究领域，各种古典文献数据库纷纷建立，当然给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帮助，然而，在笔者看来，目前计算机技术在这一领域中的运用形成纷乱无序的“战国时代”，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将会影响或说削弱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乃至其它学术研究）中巨大作用。对此弊病，笔者拟作一概述，企望引起有关部门、数据库开发者及使用者的重视，以期真正使计算机技术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大致说来，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缺乏整体领导与规划，国家投资与收益不对称。当然，首先应该看到，国家有关部门已经着手做了一些规划，也实施建立一些比较大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如2002年10月，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受科技部的委托，牵头联合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启动了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项目。这一项目的目的就是力图建立我国比较统一和规范的数字图书馆标准，自然也会对建立古典文献数据库有较大的借鉴与参考的价值。又如北京大学《中国基本古籍库》、上海图书馆《古籍影像光盘制作及检索系统》等等，也由国家有关部门投入大量资金，而且已经启动并完成了部分内容。不过也应该强调，由于国家没有制定出一个比较符合国内数据库发展状况的真正有价值的规范体系，因此这些项目的承担者仍是各自为政，数据库之间并不能兼容，不可能形成技术“合力”。再从所取得的社会效益或说实际使用价值来看，也不尽人意。因为至今为止建立的各种数据库仍人为地设置许多障碍，无法使它们实现较大的使用价值。数据库由国家投资，收益自然应该归国家，或者成为不收费的公益数据库，但目前收益既不归国家，又未能成为公益数据库，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实际上，数据库制作者无偿利用国家投资进行了开发，制作完成后却获得相当丰厚的收益，使人感到有“国家投资，个别单位图利”的印象。笔者不反对交纳一定使用费用，但收费单位一定应该说明收费后去向，绝不允许产生国家投资而由个别单位乃至某些个人得利的情况。

其二，开发商嗜利忘义，数据库错误严重。除上述由国家投资开发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外，还有一些有一定技术实力的软件开发商加入到古典文献数据库的开发中来了。比较而言，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各地图书馆建立的古典文献数据库质量较高，而开发商则很少关注数据库中的文献质量。我们承认确有少量开发商制作的数据库质量较高，如迪志公司开发的《四库全书》之类，然而象《四库全书》这样的数据库确实凤毛麟角，难以寻觅。我们发现，甚至有些开发商仅仅是把文本进行文字扫描导入，疏于校对，因此文本错误百出，难以卒读。由于利益驱使，绝大多数开发商都以“独自开发”为己任，数据库设计相互保密，互不兼容，使用户深感不便。这些问题已严重地影响到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正常发展了。

其三，热门文献数据重复，冷门文献数据罕见。虽说目前数据库品种繁多，但由于考虑到使用者对文献内容的需求，因此许多开发者热衷于开发那些热门数据，而一些比较冷门的文献则鲜有人问津。实际上，冷门的文献并非是没有学术价值的文献，只是使用人较少而已。因而，目前不但数据库中文献内容重复现象极为普遍，甚至同名同姓的数据库也有不少，如《四库全书》就出现了武汉大学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等数种不同版本。且不说那些数量繁多、质量也不甚高的数据库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其实也使用户陷入无可适从、欲舍不能的境地。用户往往为了某些少量文献内容不得不购买和安装整个数据库操作系统，而且这些庞大的数据库大量占据硬盘空间，导致计算机运行速度大为减慢。而那些允许网上检索的文献数据库又往往容量极大，上网检索者多，导致“交通阻塞”！

其四，技术关卡重重，难以互相兼容。各开发者既鉴于不同开发目的与技术条件，又为防止他人解密，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在数据库某些程序中人为设置技术障碍，以保障自己利益不受损害。自然，开发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保障本身利益不受损害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也由于人为地设置了障碍，却使各种文献数据库之间不能兼容，无法形成合力，先进的技术反而成为技术壁垒。实际上，这一情况大大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与财力，对古典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有百害而无一利。另外，由于技术壁垒，在古典文献数据库的文字方面更导致许多问题。我国古籍常用汉字大约为4万余个，这还不包括超过2万个异体字及数千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然而我国目前在计算机上采纳的国标字库(GB)和扩展字库(GBK)，两者相加也只有27000余字，这与我国古籍常用汉字数量相比，实在差距太大。因此，如此小的字库与需求相比确实是捉襟见肘。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一些软件设计者就采取在自定义区自造字（乃至占据字库中扩展B的位置）、有些也用图片方式来填字。而这些自造字、图片字，拷贝到WORD文本之后，由于内码位置的差异就变成其它字了，从而导致文本错误。

其五，功能单调，难以真正为科研服务。建立较早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功能比较单调，只能做些简单检索、拷贝，没有更为先进的功能，不能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后来的一些古典文献数据库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四库全书》的检索功能，虽说可以采用添加“作者”、“书名”等限定条件，但检索结果只是罗列一排出处，无法直观地了解检索到的具体内容。而且《四库全书》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功能给用户，因此这一巨大的工程仍远远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况且这一数据库目前已经“定型”，不再继续开发，使用户对此深感遗憾。而其它古典文献数据库设计者的思维大多仍停留在“文本之争”当中，重复着原来设计思想的错误，没有更多地开发为科研服务的有效功能，因此在笔者看来，这一做法显然不可能真正摆脱古典文献数据库目前面临着的困境。

其六，学术圈地，使人心有余而力难用。解放后，一些部级出版社化费了极大的精力，组织专家点校了不少重要古籍，为学术研究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然而时至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却出现了“版权”的问题。一些制作者忽视了国家有关版权法规，直接利用了一些出版社的成果来牟取经济利益，理所当然地会产生版权纠纷。笔者以为，保护版权是每个学者乃至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根本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然而问题是，现在一些出版社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对自己已出版的点校过的古籍进行开发，而愿意开发这些古籍资源者却无法涉入其中，导致他们处于既想开发这一宝藏又无法回避版权问题的尴尬境地，这就使众多需要使用者望洋兴叹。如果有关出版社不愿授权，那么想要开发这些古籍者只能返回到没有标点的原始文本中去。这种情况确实使每一个希望使用古典文献数据库的用户感到极其失望，而且严重影响了古典整理与研究的现代化进度。

上述种种现实情况，已经是制约计算机技术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支持的瓶颈了，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计算机技术即使再发达，恐怕也难以对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予以真正意义上的支持与帮助。

三、如何解决古典文献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古典文献数据库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利学术研究（当然包括文献研究）的迅速发展？笔者以为现在应该设计和开发出新一代文献数据库的软件。按照笔者设想，这代软件应该以建立能自由升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为目的，是一种以提供强大功能为主、彻底解决版权问题的数据库，实际上是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功能相对完善的学术研究资源库。所谓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是综合性数据库，只能由国家有关部门作为主要规划者，它应该尽可能地包罗我国传世古典文献、碑刻资料和出土文献等。在此基础上允许建立适应每个研究者研究范围的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是指每个具体研究者所拥有的安装在各自计算机上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它拥有一定数量的适合自己研究的范围的古典文献文本。其实，各个研究者并不需要一个“包罗万象”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数据库，即使象占据6至7个G硬盘的《四库全书》，具体到一个研究者真正需要的内容并不是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与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两者之间的技术“契合”，即两者互相兼容的程度。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与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有所区别，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侧重于文献数量的完善、完备，而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则应该考虑其功能强大。因此，从本质上说，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是一个统一的设计比较周密、与其它个性化数据库在技术上能实现良好兼容的的数据库；而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应该是“百花齐放”式的但必须能与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兼容而非各自为政的小型数据库。两者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鉴于此，笔者以为目前应该从两个层次上来解决问题，一是尽快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一是继续开发个性化文献检索服务系统。

根据笔者近几年的实践，感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能的。其实只要认真对目前计算机技术在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一分析与梳理，重点突破一些瓶颈问题，应该说是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的。那么怎么才能突破上述这些瓶颈呢？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考虑的。

其一，加强总体规划，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作为一个具体单位来说，谁也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古典文献数据库，因此，这只能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人力物力来完成。其实，就目前来说，国家投入资金并不少，但由于制度原因，只是向某些重点院校或科研单位、向重点项目投入巨资，而这些单位建立起各自为政的古典文献数据库、期刊数据库，虽然也为学术研究作了一些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各自设计思路不同，相互之间不能兼容，已经妨碍到数据库进一步发展了。以笔者愚见，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主动负起责来，加强领导，重新考虑古典文献数据库的立项问题，组织力量、投入资金，真正建立起一个规模巨大、能为绝大多数研究者利用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同时也应该考虑所立项的古典文献数据库与其它数据库（如现代文献数据库、当代文献数据库、期刊数据库等）之间的兼容关系，只有这样，或许若干年之后就能建立起一个价值极大的能真正为学术服务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乃至包罗一切文献的数据库。当然，就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来说，可以进行适量收费服务，但主要仍应该定位在“公益”上，不以“利”为主，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有价值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来。

其二，数据库内容与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分离。这个问题与上述问题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如果不能真正做到数据库内容与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分离，那么目前“列国纷争”的面貌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

我们知道，一个古典文献数据库实际上是两大部分组成的，一是古典文献数据库内容，即数据库所包括的文献文本，二是对这些数据进行管理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其实目前所见有关古典文献数据库都是“两者合一”，即既包含一些文献数据内容，又有具体的操作服务系统。事实上，这些古典文献数据库在功能上明显存在缺陷的。就目前古典文献数据库管理形式来说，一是网络管理，一是个人管理。前者是网络数据库，一般是单位所拥有的数据库，即我们所说的网络版，后者是安装在个人电脑中的个人版。就功能来说，网络版没有必要具有卡片、文本修订、书签等个性化的功能，个人版应该具有做卡片、文本修订、书签、文献管理等个性化的功能。就文献数量来说，网络版自然力求文献内容丰富，尽可能包罗文献文本，而个人版实际所需要的文献数量是根据各自研究需要而定的，因而强行“规定”使用所有文献内容并不值得肯定。就文献内容来说，网络版与个人版都应该允许不断地增加其数据库文献内容，但不同的是，网络版应该是只增不减，而个人版应该允许用户根据研究需要自由增减文献内容。

在笔者看来，应该从单纯的文本内容竞争的思维中解脱出来，进入以文献检索服务系统竞争为主，文本竟争为辅的体系，或许是解决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出路。也就是说，擅长计算机技术的开发者（开发商）应该注重文献检索服务功能的开发与完善，而具体文本的整理可由研究学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这样，开发者就可能开发出比较成功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而数据库中的文本也由于专业人士的加入而能大大提高文本的准确率，然后合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当然，输入和整理古典文献文本可以采用投标（或以申报项目形式）来确定，规定统一格式，要求保证文本的正确率达到一定比例，完成后再分别导入这一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中；经过若干年努力，最终能形成一个规模巨大、适应于学术研究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我想，采取这种措施不但节省了大量重复投资，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且一旦建立起这个规模巨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可以解决了目前数据库泛滥、文本错误太多、重复劳动等弊病，而且真正能做到广大学者对古典资源“共享共有”。

在此基础上，各个开发商可以力求开发学者们个性化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它无须考虑文献文本内容，但必须功能强大、操作方便，并与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完全兼容，学者们通过“购买”文本或其它方式来方便地组建自己的数据库，这样或许会给学术研究带来真正的方便。

还须补充的是，我国的古典文献中有大量表格与图片，而由于技术原因，目前所有古典文献数据库都没有导入原著的表格与图片，极个别数据库有少量图片也是不能检索，这是目前众多古典文献数据库的重大失误之一。其实只要真正化力气去探索，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因为笔者曾作过设计并反复试验，只要设计合理，图片与表格不但可以导入数据库，而且都是可以在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其三，加速确定字库方案，以利数据库健康发展。当然，要真正解决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问题，还必须解决字库问题。目前，国家虽然组织专家在论证有关字库问题，然而由于进程不快，远远落后于当今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需要。按照笔者的看法，应该建立一个以Unicode字库为基础的、适应汉语古籍需要的、并与国际接轨的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字库。这就需要抓紧工作，迅速落实扩展字库B的内码。同时根据我国汉字的具体特点，对自定义区域的6400字的内码配置也应该有所规范，这样才能使汉语字库统一问题落实到实处。如果真能做到如此，那么就能真正解决目前古典文献数据库之间字库互不兼容问题。

与字库相关联的是字体问题。古典文献数据库应该考虑到古代文献对文字的特殊需要，笔者以为凡是古代文献数据库中的文本应该保留繁体字，以防繁简不分而导致文义偏差。就目前计算机技术来说，解决这一问题是毫无困难的。其实用繁体字输入文本早已不是问题，而扫描古籍文本再转换成文字的技术也十分成熟，如北京书同文公司的“数码翰林”OCR识别系统，应该说是极有价值的识别软件，对绝大多数繁体文字能够正确识别。如果能再进一步加以改进，使扩充字库数量并与Unicode字库兼容，那么古代文献的文字识别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应该强调的是，古代文献以繁体字导入数据库，但应该允许在数据库中自由进行繁简转换，换句话说，若需要使用繁体字时，文本可以保留繁体字，而需要简体时，可以十分方便地转换成简体，这样就适应用户对繁简体的不同需要了。

其四，彻底解决古典文献版权问题。这是困挠计算机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的重要难题之一。自然，这一问题要真正得到落实确实存在相当困难的，因为版权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不过，即使困难再大，古籍文献数据化的发展的潮流是不可能停止的。笔者以为，有关出版社在维护自身法定的版权权益的前提下，应该从大局出发，在收取一定数量的报酬前提下，允许制作有关古典文献的数据库，以利学术研究的发展。至于报酬多少可以也应该实事求是地酌情商定，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主动与那些出版社协调，亦可将目前大量分散投入到各课题中的资金中抽出部分来补偿有关出版社，双赢互利，以求突破版权瓶颈，早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古典文献电子文本的版权问题，这也是个极难处理的问题。因为用户若贪图小利，版权意识不强，不愿化费代价使用电子文本，就容易产生“盗版”问题，如此就使得制作古典文献电子文本者的正当利益大受损失。按笔者设想，如果真正能够由国家有关部门主管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工作，那么就可以设想建立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规定导入数据库的文献文本都给予一个“统一编号”，没有统一编号的文献就不能直接导入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和个人使用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中，也就是说，个人使用古典文献电子文献必须化费一定的代价才能取得使用权，这样就可以保证制作古典文献电子文本者的一定收益，防止版权意识不强者侵权使用。同时由于古典文献电子文本都有了统一编号，那么也就可以防止某一具体文献文本重复录入的问题。即使有部分重复，古典文献电子文本也可以在用户选择过程中优胜劣汰。

其五，建立公平的交易平台。建立庞大的公共古典文献数据库当然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而这种古典文献数据库自然不是每一个普通研究者购买得起的。在笔者看来，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应该在经济允许的前提下购买有关数据库，以供教学、研究之需。当然也应该允许个人在交纳一定数量的经费后，自由上网使用这一数据库，并允许购买（下载）一定数量的古典文献文本，自行导入各自的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以利建立个性化的有实用价值的数据库。如果真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就将会促进学术研究的迅速发展。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篇7

进入新时期以来，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关于传世文献的整理工作率先展开。1982年召开的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会议，确定了一大批包括杜甫、白居易等在内的多位古代大诗人文集的整理出版任务。继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小组工作后，国家教委于1983年成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共规划并资助了《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等一批重大项目及大量总集和别集的整理、研究与出版，传世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因而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传世文献的整理，基本包含了所有基础研究资料的范围，如诗文别集、总集、史传、类书、政书、方志等。尤其在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与完善、作家作品的校注与译释、研究资料的汇编等方面，成就最为突出。

(一)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与完善

新时期以来，以知名专家为牵引，以高校、研究所、出版社为主体，充分发挥集体协作优势，在一些大型文献的整理与编纂工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总集的编纂和辑补

诸如《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明诗》、《全唐五代词》、《全明词》、《全清词》、《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以及《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薄弱到厚重，在不长的时间里展开，且多数已完工，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已有总集与大型资料丛书的完善，也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如《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等基本文献，都在原有基础上，经过辑佚、辨伪、校注等工作，获得了进一步完善。

出版社、高校、研究中心等主体发挥组织作用，针对特定领域推出不同的丛书或文库，系统地整理了古代文学典籍。不同的出版社各有侧重点，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价值取向，如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本小说丛刊”、“唐宋史料笔记”、“中华经典藏书”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四库类书丛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清人别集丛刊”、“笔记小说大观”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凤凰出版社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大象出版社的“全宋笔记”，等等。此外，不同单位和地区也在不断地推出各种具有地域和时代特色的丛书，如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两浙作家文丛”、“浙江文丛”，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北京古籍丛书”，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陇右文献丛书”，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中州名家集”等，都收入了多种古代典籍。以上丛书有的至今仍然在不断地充实和重印，它们既是古典文献整理方面成就的代表，又是古典文学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二)作家、作品的校注与译释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在对影响古代文学研究的错误思想进行清理、批判的同时，也整理出版或重印了众多古代文学研究的优秀之作。钱锺书《管锥编》、游国恩《离骚纂义》、林庚《天问论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程千帆《古诗考索》、任半塘《唐声诗》、唐圭璋《宋词四考》、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钱南扬《戏文概论》等著作的出版或再版，对于恢复古代文学研究传统、重建学术规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校注、译释工作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新时期以来，新校新注新译的作家、作品普遍做到了广征善本、广辑遗佚、删刈伪讹，不断向深细专精方向发展。几乎每一部重要作品、每一个重要作家，都有多人研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诗经》、《楚辞》、《史记》、《文选》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从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陶渊明到杜甫、李白、韩愈、李商隐、苏轼、黄庭坚、辛弃疾、关汉卿、纳兰性德等名家，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多种全集本、校注本或译释本。校注本融汇各种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如李白集的整理，影响较大的新注本就有三种，即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瞿蜕园和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三者或注重版本资料的完善，或注重考订与批评相结合，各有特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白话翻译方面，巴蜀书社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都是较有影响的代表。新时期作家、作品的整理成果，主要体现于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三套大型丛书上。同时，从作品的校勘注释到作家身世生平的考订，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阐发，都产生了一批经典著述，出现了一批在专书、作家、文学现象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中心。夏传才的《诗经研究》、赵逵夫的《楚辞》研究、曹旭的《诗品》研究、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卢盛江的《文镜秘府论》研究、谢思炜的白居易研究、刘学锴、余恕成的李商隐研究、王水照的苏轼研究等，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历史文献基础之上的。

(三)研究资料的汇编与工具书的编纂

作品、作家、文学集团以及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汇编，年谱以及工具书的编撰，极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数十种，一般由该领域的具有代表性的专家主持，将各种相关的文献与研究资料汇集起来，有助于了解研究全貌，发掘创新点。作家作品的考证、辨伪、系年、溯源等，都因此取得了较大成就，初步形成了对文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系统。周勋初《高适年谱》、卞孝萱《元稹年谱》、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孔凡礼《三苏年谱》、章培恒《洪升年谱》等，是年谱编纂代表。其中，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把谱主事迹织入到围绕牛李党争而展开的历史事件中，把史料考辨与历史文化的研究相结合，从而体现了整体性的历史眼光。①新时期以来，以时代、地域、专书为类，一些大型的词典、辞书及大典、类书等，纷纷推出。鉴赏类辞书，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历代鉴赏辞典系列”数十种，巴蜀书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近二十种;目录类工具书，如《中国古籍总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等;学术类工具书，如《中国诗学大词典》、《中国词学大词典》等。这些辞书的编纂，一方面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研究成果的推广和普及。随着大量服务于基础研究的工具书的编纂，各种资料的综合索引、汇编和提要，都对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夏传才和董治安主编的《诗经要籍集成》精选影印了由汉朝至清代具有代表性的《诗经》研究重要典籍130余种，全面反映了海内外诗经学的发展过程和基本面貌，为《诗经》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的编撰，正是《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文》编纂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总之，新时期以来，传世古籍文献的整理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数量大，涉及面广，几乎所有重要古籍都开展了整理与出版;二是质量高，许多整理著作都吸收了最新的科研成果，一些校勘、注释本成为相关领域最高研究水平的代表;三是重点突出，一些名著或大家文集都有多种新校新注本，足资相互启发。当然，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过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致使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率尔操觚之作。二是为考据而考据的现象较为明显，一些校注本，良莠不分，将所有相关的材料都引入，注水现象严重。三是重复性工作，同一知名作家的作品，注释本少则三五本，多则数百本，其中多数又是乏善可陈。虽然国家对于大型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已有规划，但事实上，项目或专著撞车现象时有发生。四是大型文献成于众手，水平参差不齐。“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大型文献编成之后，仍需持续不断地补正和完善。

二、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

王国维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关注新材料、新成果，学术研究才会有新的发展。新文献的发现，不仅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拓展了研究者的关注视域，改变了人们的学术观念、学术方法，进而产生了新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以下主要论及新时期以来出土文献、佚文献、域外文献三类新文献的研究进展。

(一)出土文献

近百年以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包括帛书、竹简、铜器铭文、石刻文献等。2005年进行调查时大约有170批，②其中19批简帛文献中存有近200部可与传世文献对读的典籍。③考古发现修正或补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对文学研究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基本证明了《诗序》非东汉卫宏所作。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大批乐器的出土，有助于认识当时的歌舞、乐器与表演水平。1993年出土的尹湾汉墓竹简中的《神乌傅(赋)》，为赋起源于民间提供了证据。④此外，放马滩秦简的发现和考证，将志怪小说的起源时代向前推进了约五百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和系列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先秦诗论面貌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界热点关注的竹简、帛书等出土文献之外，学者们还将目光投向范围更加广大的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铜器铭文、画像砖石、石鼓文、碑志材料、壁画、陶瓷文等。这些数目众多、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献，在考古、历史等角度的研究之外，正在成为文学研究者日益关注的研究对象。出土文献一方面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和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缺失链条，另一方面有助于校补传世文献文本，加深对文学作品的全面理解。需要指出的是，出土文献整体上是对传世文献的一种补充而非改写。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不但没有颠覆以往的研究，反而加强了一些固有的结论，促使人们逐渐“走出疑古时代”。如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孔子与《诗经》之间的密切关系，证明了孔子在《诗序》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证明了孔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在秦代之前已被埋藏地下，未受“焚书坑儒”的影响，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了解先秦古籍和早期文化的历史面貌。

(二)佚文献

相对于出土文献而言，佚文献主要是之前没有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而后来又被重新发现的文献。根据《古佚书辑本目录》的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人所辑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古佚书有5206种。事实上，前人所辑此时期古佚书的数量还应多于此。②古代民间文献资料也应属此列，如地方志、民间谱牒(如家谱、族谱)、民间文书(如契约、诉状)、应用文籍(如账薄、书信、日记及宗教科仪书、经文)、民间作品(如说唱文本、故事传说)等，不但是研究民间历史和文化、深刻认识中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佚文献可以补充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研究对象的欠缺和基础资料的缺失，推进古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如刘跃进对魏晋南北朝和先秦两汉史料的考辨，陶敏对《全唐诗》人名的考证，祝尚书对宋人别集和总集的叙录，蒋寅对清人诗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等。墓志既属于出土文献系列，也是佚文献的一种。唐代墓志的出版，先后有《千唐志斋藏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拓本与《唐代墓志汇编》的整理本。《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近四千件;《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五千件;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饶宗颐《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目录》、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的出版，使得墓志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③利用墓志可以对许多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更为详细具体的了解，可以解决一些文学史上的疑难问题，尤其对于考证作家姓氏、籍贯、生平、交游、创作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佚文献的整理成果，集中体现为总集与别集的辑补。这一时期大型资料总集的汇编、别集的校注，几乎都有佚文献方面的发现与补充。如陈尚君关于《全唐诗》、《全唐文》的辑补研究工作。其《全唐诗补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调查了五千余种著述，辑得逸诗四千六百多首;其《全唐文补编》，在广泛查阅各类典籍基础上，辑录逸文六千二百多篇，录得许多珍贵稀见文献，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④

(三)域外文献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篇8

关键词：文献；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

《中国大百科全书》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1]，这个定义有待商榷。知识是被理解了的信息，而信息是物质的一种普遍属性和功能，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和人对这种状态及方式的感知与表述构成信息的核心内容。从这个定义出发，所有的物质都可以看作是信息的载体，而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对于文献来说，这样的载体就太宽泛了。虽然古人以“日月叠璧”为天之文，以“山川焕绮”为地之文（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但文献概念所包含的从来就只有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内容，因此，客观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并不包含在文献之内，只有那些记录了人的感知与表达的信息载体才属于文献。张舜徽先生缩小了载体的范围，他指出：“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甲骨、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便是古代的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2]这是把文字作为文献的核心内容，凡承载了文字的事物才属于文献。将这个定义放在缺乏声像记录手段的时代，无疑是正当的。但人类制作文献的历史就大大地缩短了，那些旧、新石器时代的洞穴画、崖壁画等被排除在文献以外，这是不合适的。刘宋时期王俭编《七志》时，就设立过图谱志，将图谱纳入文献范围。当代的电子文献已经将文本、图像、声音整合到一起，再将文献的内容限制在文字领域，就是画地为牢了。

要用静态的文献载体将事物的运动变化特性全部呈现出来，如同用布袋去装风，必然四处漏气。从知识信息传递角度去理解文献概念可能更切合实际。知识信息的传递是从人到人，文献只是传递知识信息的介质，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不需要介质，也就无所谓文献。但在长时段远距离的知识传递过程中，能够承载知识信息的文献就必不可少了。人本身可能被当作传承介质。子贡论及孔子学问的来源时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这就是以贤者与不贤者为文武之道的传承介质，这些人具有知识载体的性质。但原来的文武之道也受到了这些传承者的改造，以至于有了大小之分。如果将这些传承印迹串联起来，知识的运动过程也就展示出来了。文献呈现的就是知识信息的运动轨迹。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论语集解》引郑玄注：“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朱熹《论语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 在《尚书》、《逸周书》中，有黎献、民献、献臣、献民等词汇，献、贤均通用。夏礼、殷礼要靠文章贤才来传承，一旦传承断裂，礼仪不能演习，知识信息的运动就中止了。

人们常常将知识比喻为海洋，知识海洋的广阔浩瀚让人慨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要在知识的海洋里航行，离不开如同海图般的文献学。文献学通过对人类各活动领域的文献的收集、分类和传播来研究文献及其运动变化规律。《文献学辞典》指出，文献学“在我国通常有两个含义，一指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或称古典文献学），一指现代文献学。”[3]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中，现代文献学研究由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承担，属于管理门；而古典文献学分为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属于历史学门和文学门。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将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分开是必要的，现代知识信息总量极端庞大，又处于不断增长变动的过程中，要弄清所有知识的边界已极为不易，要追踪各个知识点的发展历程，就如同要将海洋中每一滴水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一样艰难。现代文献学能做到的就是充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对现代文献信息资源的采集、存储、传递和开发利用提供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工具。比起现代文献学所面对的知识海洋来说，古典文献学所研究的对象则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这一条长河，其总量是固定的，边界是清晰的，各项知识分支也同河道支流一样一目了然。

学科划分建基于知识体系的不同，专业区分建立在社会职业领域的区分上。从专业区分角度看，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分属于文学专业和历史专业，各自服务于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职业领域。从知识体系角度看，两个学科大体一样。张三夕先生指出：“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框架和知识体系大体上是一样的，比如都必须讲到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4]从学科建设角度说，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有合并的必要。现代学科分类中二者并存的尴尬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造成的，古典文献学是从专业角度分出来的，而历史文献学是从学科角度分出来的。回顾当年国家设立古文献学专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古籍整理人才。1959年7 月17日，翦伯赞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他指出：“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才，主要是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文献。”古文献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分配到图书馆古籍部、古籍出版社、文化管理单位等，确实满足了社会整理古典文献、继承传统文化的需要。历史文献学的设立，则是从学科建设角度提出来的。1979年，张舜徽先生与学界同仁在桂林发起成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首次提出了历史文献学名称，1982年在中州书画社出版《中国文献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献学的基本知识，介绍了前人文献整理的丰硕成果，初步构建起古典文献学学科的理论体系。

作为二级学科的古典文献学，在学科分类中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涵盖了八个二级学科，文艺学重在传授文学理论知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重在传授文学经验知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传授语言理论知识和汉语经验知识；中国古典文献学则以传授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研究与整理的知识为任务。从这个学科构架的设计看，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包括了文学类课程、语言类课程和文献类课程三类基础课程，可称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三驾马车。

作为一个专业的古典文献学，要培养出古籍整理的人才，需要向文化传承创新方向大力拓展。社会上有文化热、国学热，传统文化课程、国学课程、经学课程可在古文献专业开设，甚至古文献专业下可以设立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经学研究的学位。1902年，张百熙负责制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七科分学”方案，在“文学科”中就设立有“经学”目。古文献学与文史哲各专业联系密切，古文献专业可以为其他专业开设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哲学文献学、中医文献学、少数民族文献学等课程。

分科立学是现代教育的一项大成就，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急需人才。但文史哲在中国文化里是密切相关的，截然分开不利于通才培养。中国传统学术本来有自己的体系，一旦采用分科立学，就切断了学术源流，撕裂了学术体系，不利于学术文化的传承。学界对于传统学术的维护首先体现在经学的废立上，1861年冯桂芬作《采西学议》，其中西合璧的分科门类中就有经学。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奏《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其“七科分学”方案中经学排在第一。但自民国成立，经学科目完全废弃，经学作为学科就不再适宜了。虽然其后不断有人倡导学生读经，如徐世昌、章士钊等，但由于经书与封建思想和制度的密切联系，废除读经的呼声终究占了上风。其次体现在国学的讨论中。20世纪以来，梁启超、章太炎、钱穆等都发出了弘扬国学的呼声，国学一度走进中学、大学课堂。进入21世纪后，国学专业在许多高校开办，整个社会对国学复兴都非常关注。在经学不能恢复，国学不被承认的情况下，古典文献学专业应该承担起复兴传统文化的重任。

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高校所具有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职能很早就被开发出来了，高校也因此成为社会机构中不可或缺的部门。社会服务职能是20世纪30年代开发的，这个新功能将高校从社会边缘推入社会中心，承担起引领社会进步和助推社会发展的双重任务。2011年4月24日，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高校还有第四项职能，那就是文化传承创新。优秀文化传承可以保障社会价值系统的稳定性，思想文化创新可以指明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以文献形式呈现出来，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符合高校文化传承创新职能的需要。不从整理古籍角度，而从认识文献传承文化角度看，文史专业的本科生了解古文献知识是有必要的。

古典文献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前人已经有了很多成就。1930年，郑鹤声、郑鹤春出版《中国文献学概要》，在例言中说：“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这是将文献的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视为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内容。1960年，王欣夫先生出版《文献学讲义》，直接把目录、版本、校勘等方法应用看作是文献学的主要内容。1982年，张舜徽先生在中州书画社出版《中国文献学》，规定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是：“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通过文献整理编纂工作，条理化、系统化可以实现；通过文献注释翻译工作，通俗化、明朗化可以实现；通过文献校勘辨伪和学术史梳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任务也能完成。1987年，洪湛侯先生在《古典文献学的重要课题——兼论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一文中，将古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分为四个方面：古文献的形体（含古文献的载体、体裁和体例）、古文献整理的方法、古文献学的历史、古文献学的理论，对古文献学的学科内涵和研究内容作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5]。2008年，董恩林主编《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一书，以“文献的文本”为研究对象，围绕历史文献文本整理与利用这一主线构建其文献学理论体系，设计了“文献的形体认知”、“文献的内容实证”、“文献的文理注译”、“文献的检索典藏”、“文献的二次编纂”五编[6]。 这些知识体系主要构建在静态的文本基础上，对于文献运动变化的特性关注不够。

从知识信息传递角度去考虑，建设古典文献学知识体系可以从文献的制作与存佚、文献的组合与类分、文献的比较与鉴别等几个方面展开。

“文献的制作与存佚”将文献看作是有生命的事物，讨论文献的产生、存藏和消亡过程，包括版本学、典藏学、辑佚学等知识。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人们尝试运用各种材质来记录所发现的知识，有自然存在的龟甲、竹木等动植物资源，有石、玉等矿物资源，更能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是金属、缣帛、纸张和以光、电、磁等为介质的人造记录设备。在利用这些材质记录知识信息过程中，不同的材质与不同的知识类型和表述方式形成共生关系，如龟甲材质与占卜知识及简洁精炼表述共生，金石材质与纪念性知识及庄重文雅表述共生，简帛材质与庙堂文学及规范性表述共生，纸本则与娱乐化通俗化文学及自由流畅的表述共生。各种文献制作出来后，并不一定能长久保存。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会给文献造成极大的破坏。存与佚、藏与毁构成一对矛盾，流传下来的文献大多经过多种载体转换，又得到藏书家保护或辑佚家的补充。文献文本随着时间延续而发酵，越久越珍贵。

“文献的组合与类分”抓住文献类别的生成性，解说文献组合成类，不同类别构架起来，形成文献结构的方式。看到旧的类别衰亡，新的类别诞生，原有的文献结构往往因此崩塌，新的结构又在原来的废墟上竖立起来。包括类型学、目录学、类书等知识。古典文献有十万余种，如果不能做出区分，那就是一团乱麻，谁也不能理清其长短。清理这些文献，可以用小群汇聚法，可以用宏观区分法。小群汇聚法把握到知识创新和传承的群聚效应，通过观察学派文献群、地域文献群、家族文献群等，对古文献的内容特色与分布特点作出合理的解说，各个类名可因此确立。古典文献宏观分类有按事物分类的，如魏晋以后兴起的类书，按照天、地、人、物的顺序汇聚相关文献知识，这属于组配分类法。还有按照学科分类的，如《汉书·艺文志》以传天人之道为目的，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略；《隋书·经籍志》以传儒家经典为目的，分经、史、子、集四类。这都属于体系分类法。

“文献的比较与鉴别”包括校勘学、辨伪学等知识。相似或相关的古典文献之间有先后、真假的区别，要找出孰先孰后、孰真孰假，只有在相互比较中才能看清楚。校勘学是一种比较的学问，文字的讹脱衍倒，篇题与内容不合，篇次区分有误等，都需要不同版本的比较才能发现和证明。陈垣先生总结的本校法、对校法、他校法、理校法都可以说是比较的方法。通过比较，同一文献各种版本的先后顺序、相似文献之间记录同一事实的立场差异等都能清晰显现出来。厘清这些差异，确实有助于部分恢复文献真相，但更重要的收获在于知识运动的轨迹被校勘记描绘出来了。

从现代知识的海洋回到传统知识的河道，就如同大马哈鱼溯河洄游产卵，“它们在迴游途中，不思饮食，只顾前进，遇到浅滩峡谷、急流瀑布，也不退却，有时为了跃过障碍，常碰死于石壁之前。能到达目的地的鱼，也因长途跋涉、忍饥挨饿，以至体内脂肪损耗殆尽，身体消瘦，憔悴不堪。绝大多数大麻哈鱼在产卵之后就死亡。”[7]鱼儿冒着生命危险洄游，是为了繁衍后代。人类不断地返回传统，是为了在文化的源头重新体认民族文化的力量，感受生存的意义，看清发展的方向。古典文献学研究虽然以传统的知识长河为研究对象，但其立足点却在现代知识海洋。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同河流与海洋的关系，传统以现代为归宿，就如同大河翻卷奔腾流向大海。古典文献学揭示传统知识的结构，描绘文献的传递过程和知识运动的轨迹，就好比清理河道，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65.

[2] 张舜徽. 中国文献学·前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

[3] 赵国璋，潘树广主编. 文献学辞典[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186.

[4] 张三夕. 中国古典文献学·前言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 洪湛侯. 古典文献学的重要课题——兼论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J]. 杭州大学学报，1987（2）.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篇9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是藏医药古籍保护与整理的重要环节，因此探讨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体例就显得至关重要。《藏医药古籍目录》编写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书名、著者、版本、内容提要、存佚等。

【关键词】 藏医药 古籍 目录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藏文典籍浩如烟海，其数量仅次于汉文典籍。藏文典籍中有大量的藏医药典籍。作为藏医学知识主要载体的藏医药古籍，从古至今一直是藏医学传承、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并且是我国有优势的卫生、科技、文化和产业资源，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藏医药古籍也积淀着藏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指出：“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藏医药”被列入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开展对藏医药古籍的保护与整理，是文化遗产保护、我国全部古籍保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医药古籍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是完成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藏医药古籍珍藏在寺院和民间，大量的藏医手抄本、善本、孤本及“口传古籍”等正面临着流逝和失传的危险。对于藏医药古籍的存世现状并不清楚，这就严重影响藏医药的推广和科研工作的开展。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书，也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方法。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能够清楚地反映历代藏医药古籍的基本状况，也是我们学习藏医学的入门书。

藏文典籍目录的编著具有悠久历史。吐蕃时期，由于大量印度佛经的翻译，公元8世纪末，赤松德赞时期，产生了第一部藏文目录学专著《旁塘目录》，此目录已亡佚。现存最早的藏文目录是赤松德赞时期，译师嘎瓦贝等人编写的《丹噶目录》。此后历代都有藏文典籍目录的编写。编写图书目录，首先涉及图书的分类问题。目前对藏文图书进行分类较有影响的是以下几种：喜饶嘉措大师的分类，拉卜楞寺藏文典籍总目录的分类，东嘎·洛桑赤列教授的分类，黄明信先生的分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分类［1］。医学属于藏族传统文化十明中的医方明，在以上几种分类方法中，藏医学皆归入“医方明”。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需要确定收录古籍的范围（时间上下限）。藏医学历史悠久，起源于古代的苯教医学，至今已有三千八百余年的历史。藏医药古籍是记载藏医药知识的古代书籍的简称。藏医药古籍收录的时间上限可以上溯到古象雄时期。本世纪初，从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古文献中，i.0.755号写卷已被公认为一部象雄语的医学文献［2］。那曲地区藏医院医生阿加就收藏了古象雄时期的医书，包括苯教创始人辛绕弥沃齐所著《象雄解除痛苦的医学广论》《象雄消除病魔白药瓶》《象雄药论甘露》《象雄消除病魔黑瓶》等书，均系手抄本［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藏医药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认为藏医药古籍收录的时间下限可以划定为1949年。

在编写藏医药古籍目录时，必然涉及对藏医药古籍进行分类。早期的藏医药著作藏医和藏药一般不分开，现存最早的藏医学经典著作《月王药诊》，内容涉及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药物学和药物治疗等。藏医学经典《四部医典》由《根本部》《论说部》《秘诀部》《后续部》4部分组成，内容包括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药物、养生、医德等。藏医学的分科最早见于《四部医典》，《四部医典》全名《甘露精华八支秘诀经》，八支者将医生治疗的疾病概括为普通疾病、儿科疾病、妇产科疾病、神志疾病、创伤疮疡、中毒症、养老及滋补壮阳等8个分支。

关于藏医（医方明）图书的分类，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将“医方明”分为：续部及其注释、药书译注、本草、零散著作。黄明信先生将“医方明”分为：医典及注释、医药著述、药物图谱、零散著作。杰西·西饶江措《藏文典籍目录学的源流及其分类研究》一文将“医方明”分为：一般著作、译著及注释、四部医典及注释、药物图鉴、其他［4］。上面三种分类方法实际是将藏医典籍分为：经典著作及其注释、（药书）本草类、其他（零散著作）三类。参照《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对中医书籍的分类方法：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 按摩、本草、方书、临证各科、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医史、综合性著作。我们认为可以将藏医药古籍分为三大类：藏医类（包括医经及其注释、一般著作及其注释、临证各科、曼唐）、藏药类（包括本草、方书、药物曼唐）、综合类（包括医史、养生、文史丛书和学者文集中的医学著作）。

东嘎·洛桑赤列教授认为藏文图书详细目录的填写应该包括：总编码、部类名称、字母标号、书名、简称、别称、作者姓名、别名、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抄本、印本、篇页长短、每页行数、函数、章节、页数、是否完整、馆藏部数等19项内容［5］。照东嘎·洛桑赤列教授藏文图书详细目录，结合藏医药古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主要内容应包括：类名、总序号、书名（包括通行书名、全书名、简略名、异名、书名编号）、著者（包括生卒年代、姓名〈人名著录选用常名，遵循约定俗成，注意各藏区的地域特色，强调人名的规范化。同名同姓者，可以在其名字前贯以地名、职位等加以区别〉、别名、著者编号）、版本（包括著作年代、出版时间、地点、出版者、版本类别、卷数、页码数、是否完整）、内容提要、存佚、收藏处代号、备注等。为了全面了解藏医药古籍总的状况，在进行目录编写时，应该收录著录存世或公开出版的藏医药学历代古籍以及已经亡佚但是见于古代医学文献、历代史书方志及学者文集中记录的医药书籍。

藏医药古籍目录中同一类目的著作按照成书或刊行年代先后编排。成书年代不详者，一般以作者卒年为准。生卒年不详或者无从考证者，则注明“成书年代未详”。著作年代的书写用三种纪年法 ，包括传统藏历纪年法、中国历史纪年法（历代帝王年号、干支）和公元纪年。1911年以后只著录传统藏历纪年法和公元纪年。

藏医药古籍书名取一最通行者为书名。藏医药古籍往往有很长的全书名和简略书名，本目录著录时全书名列于通行书名的下方，其他异名，均冠以“又名”字样，列于全书名之下，并反映在书名索引中。例如《四部医典》（通行书名），全名为《甘露精华八支秘诀经》，又名《医学四续》。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首先要反映其藏文特色，同时应该重视其具有国际交流意义，所以我们认为藏医药古籍目录的文字应该包括藏文、汉文、英文、藏文字母拉丁转写等4种文字。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既要参照传统的藏文目录编写体例和吸收现代目录学的研究成果，又要遵循藏医药古籍的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1］阿华.藏文典籍的分布及其分编问题［j］.中国藏学，1994：2.

［2］罗秉芬.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125.

［3］索朗措姆，拉珍整理.古今藏医药文献书目编制［m］.拉萨：人民出版社，2006：36，38，39.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篇10

关键词： e时代 古典文献 教学 思考

古典文献学是我国一门传统学科，孔子编订《六经》，始开古籍整理研究之滥觞，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中秘书”，编纂《别录》《七略》，之后历代王朝几乎都设有专职机构，负责国家典藏图书的整理与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弘扬祖国的文化遗产，国家于1958年开始筹建古典文献本科专业，1959年在北京大学首设该专业进行招生。1983年，国家又在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增开古典文献专业，笔者有幸供职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古典文献专业，在教学过程中，对于这样一门古老学科在数字化时代的教学产生了些许思考，尝试敷陈成文，期与国内同仁分享研讨。

第一，e时代的古典文献教学更具直观性。传统的古典文献教学，涉及古代典籍中的一些具体知识，只能通过描述的办法说明介绍。然而e时代背景下，借助多媒体手段，可以使得教学内容更加直观鲜明地呈现在学生面前。

例如，讲解《太平御览》这种1000卷的大部头类书，一般是将其55部逐一介绍，再将每部之下的若干类别举例分析，这种描述性的教学容易使学生心生倦怠，实际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如今借助多媒体的手段，可以将《太平御览》影印本的电子文档拷贝到教学电脑中，通过投影将《太平御览》每部每类一一展示，任选其中容易引起学生兴趣的部类具体讲解，点面结合，寓教于乐。

又如，讲授经学史，根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西汉经学家施雠是沛人，且言“沛与砀相近”，结合《汉书》它处记载，这个沛当是汉代的沛郡，《汉书・地理志》记载：“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莽曰吾符。属豫州。”①沛郡治所在相县，查《中国历史地图集》即今淮北灵璧附近②，可用google地图展示具置。又，《宋史・儒林列传》记载陆九渊是抚州金溪人，通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禹贡网的CHGIS系统（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查询，陆九渊（1139-1193）的时代，金溪属于江西南路的抚州，治所即今江西金溪县，也可用google地图展示具置。通过这种“读地图”的过程，可使经学家的籍贯以及生活地域清晰地呈现，图文并茂，便于学生对学术史的理解、学习与记忆。

再如，向学生推荐阅读书目，在以往的教学中一般就是提供著者、书名和出版社的相关信息。现今可以借助互联网，把具体书籍的外观、图书馆的馆藏地、甚至是网上书店的相关价格和优惠活动等信息一并传达给学生，对于有电子扫描文档的图书，也可以直接下载拷贝给学生，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得学习不再是负担，而是一种积极主动获取知识的过程。

第二，e时代的古典文献教学更加高效灵活。借助数据库和网络资源，可以执简御繁，提高教学效率。

例如，以往中文工具书的教学，往往需要带领学生到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实地翻检，以个别教学与分组教学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指导教学。如今借助多媒体的手段，能够在教室的投影上直接展示相关工具书，并且以班级授课的方式讲解示范，然后围绕难点问题答疑解惑，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

又如，在备课的过程中，可以借助数据库等手段查询相关资料，相比过去传统“备教材”的方式也有不少改变：一是能够通过相关资料的检索分析比较，核实教材表达的准确性，二是能够更大范围地搜寻相关授课资料，对教材内容进行拓展，更高效率地筛选最具核心价值的教学资料。

第三，e时代的古典文献教学更加多样化。这种多样化表现在教学形式的多样化和教学场所的多样化。

传统的古典文献教学，一般是以课堂讲授为主，兼以答疑、讨论与作业。如今的古典文献教学，能够采取各种形式的课堂教学，除了讲授以外，也可以借助多媒体播放相关视频，例如讲到上古音，为了让学生一开始能有更加直观切身的体会，可以播放网络上利用上古汉语拟音配音的《封神榜》视频片段。又如，现在超星学术视频网站录制了大量的学术讲座，可以选取其中与教学内容紧密相关的部分穿插在课堂教学中播放。另外，针对一些具体的古籍整理研究实践，可以教师课堂演示，也可以让学生操作演示并辅以教师点评。

除课堂教学之外，目前的教学活动场所也越发多样化。如今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生普遍使用人人网等SNS社交网站、微博、QQ聊天工具等网络媒介，借助这些互动交流平台能够即时传递与分享知识信息，由于这些网络媒介现在可以使用手机等移动设备客户端登陆，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阅读传播这些知识信息，而且能够互动交流。另外，借助“QQ群”或“QQ讨论组”等网络媒介，可以课后在网络上与学生进行班级式教学讨论，点评作业练习，分享知识资源，也可进行个别指导教学。同时，这些网络媒介的使用有利于不同性格的学生更加有效地提问，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消弭师生当面沟通的障碍，促进师生交流。

基于以上三点认识，我们认为数字化时代对于古典文献教学条件的改变是多元的，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计算机辅助教学，一是基于互联网的教学环境。基于这两方面条件的改变，教师教学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会越来越小，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会越来越多，甚至于可能在移动媒介下随时随地学习，并与教师交流互动。

在这种背景下，对古典文献教师的教学也应提出新的要求：

首先，要不断充实自己的专业基础知识，尤其是传统目录学的根基要扎实，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利用各种古籍数据库获取相关教学资源。

其次，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与时俱进地掌握互联网知识，把多媒体教学手段和网络平台环境与课堂教学适度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数字化时代技术层面的优越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还可以借助网络平台，拓延教学场所，将课后的网络教学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紧密结合，进行全方位开放式教学，加强师生间的沟通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文只是对当前数字化条件下古典文献教学的一点粗浅想法，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同仁的关注探讨，以求得全面深入的认识，使这一历久弥新的传统学科光扬滋大。

注释：

①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1572.

②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9.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篇11

[基金项目]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传统礼制及其现代价值”（12AZD077）

[作者简介] 兰甲云（1963—），男，湖南洞口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礼制史、易学、网络文化传播伦理.

[摘要]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关键词] 礼学；礼学文献；文献分类；文献整理

[中图分类号] K20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5—0027—05

孔子在《论语》里说过：“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又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在孔子时代，人们便公认礼是非常重要的立身处世的技能与学问。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1]对于礼的认识，目前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中国礼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邹昌林先生认为“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2]姜广辉先生也指出：“从古代文献看，夏、商、周三代各有其礼制，周代礼制已极其完备，一个‘礼’字已涵盖了制度文化的一切方面，其涵义略近于今日所称之‘文化’或‘文明’。”又云：“中国汉代以后的思想文化可以两字概括之，宋代以前以‘礼’字概括之，宋代以后以‘理’字概括之。……但礼学与理学并非截然两事，宋明理学也可以说是儒家礼学的理论升华。而‘礼教’作为‘儒教’的代名词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一直绵延至近代。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特殊的。”[3]

既然如此，与“礼”相关的文献自然是卷帙浩繁了。如今，礼学或者说礼文化的研究渐趋繁荣，但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深深感受到研治礼学的殊非易事，尤其是礼学文献纷繁复杂，散乱无章，难以收集与查阅。正是在此背景下，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已经提上日程来了。但是，中国古代礼学文献究竟有哪些？而对于这些文献又该如何进行正确的分类，以利于研究？我们在多年来的礼学文献整理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尝试，现就相关设想陈述出来，向学界同仁请教。

一礼、礼学及礼学文献

礼是什么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王国维认为：礼是指“奉神人之事。”沈文倬先生将礼分成广义与狭义两种说法。沈先生说：“在古代，礼字本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统统称之为礼；就狭义说，则专指当时各级贵族（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经常举行的祀享、丧葬、朝觐、军旅、冠昏诸方面的典礼。”[4]

确立礼的基本概念与定义，那么根据沈先生广义、狭义的意见，我们认为礼学是指围绕礼典礼制而展开的一系列与礼相关活动的学问。诸如记载礼典的礼经《仪礼》，以及解说礼经的《礼记》，述说职官制度当然包括礼制在内的《周礼》，包括各朝历代的礼典、礼制、礼教、礼治等实践史实等文献记载。简言之，礼学就是指与礼相关的一切学问。凡是与礼学直接相关的古代典籍文献都应该属于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范畴。

目前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理解存在着以下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礼学即是围绕三礼而进行的相关文献研究及理论阐发。其概念基本等同于礼经学。这一观点，从今天来看，其外延过于狭窄，现实中难以遵循。

第二种观点认为凡是与礼相关的都可以视为礼学，既包括礼仪、礼制、礼教等的文献典籍，也包括礼俗在内。这种观点目前较为流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申报立项的《中华礼藏》整理项目的编撰中，就拟将历代礼俗纳入礼学典籍的范围，整理成果将命名为礼俗卷。这种礼学观是否科学，可能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俗虽然与礼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在过去二者常常交互影响，共同促进，但是二者并不能等同。就文化的层级来看，礼是大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行为规范，其中贯穿着特定的整合社会的理念，具有规整、严密、适于操作的特点，而俗只是民间小传统文化中的行为习惯，并且具有纷繁的复杂性特点。将俗视为礼，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这导致了礼学概念的泛化。如果依此思维而进，那么中国古代的法学文献也应该纳入到礼学文献范围之内，因为古代礼与法关系之密切程度并不亚于礼与俗之关系。事实上，如果这样做，那么就等于把礼这个概念给否定了，无所不包实际上就等于什么也不包括。此外，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在实际的文献整理上也将会遇上巨大麻烦，礼俗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涉及到域内各个民族的礼俗文献，此类文献作为礼类的一个部分，不光会造成比例的失调，而且很可能会因为在整理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导致名实不符的结果。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兰甲云，陈戍国等：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第三种观点认为礼学是整理研究礼经、礼仪、礼论以及与古代礼仪制度相关的礼仪、礼制、礼治与礼教等在内的学问，其范围包括礼经学、礼仪学、礼论及泛礼学。杨志刚先生就认为，中国古代礼学史的研究，应以泛礼学为铺垫、作衬托，而集中于礼经学、礼仪学、礼论这三类礼学的研究。[5]杨教授所谓泛礼学并非无所不包，而是特指礼经、礼仪等在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心态等层面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不同载体或不同形式中礼仪制度的分散呈现。这一礼学概念，我们认为是把握了礼的特点，既强调了古代礼学的核心，也兼顾了礼学在古代人们生活实践中的普遍性。

我们的观点与这一观点接近。我们认为：古代礼学文献是指古代所有与礼典、礼制、礼仪、礼教、礼治等相关的文献及资料，其范围包括晚清及其以前所有记载、研究、体现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礼教传统、礼仪礼制实践以及各阶层的礼仪活动的文献典籍，也即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礼典礼仪制度、礼教、礼治所必须参考之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以单部典籍或单篇文章的形式集中存在，也分散见于历代经史子集的文献之中。

二现有的礼学文献分类形式

礼学文献卷帙浩繁，整理古代礼学文献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明确各种礼学文献的类目，类目既明，则文献各归其类，后之治礼者便有门径可登礼学之堂。唐代以来的学者在编著相关的制度汇编、类书或丛书时对礼学文献进行了不少分类的尝试，值得我们借鉴。兹举几部以分析之：

（一）杜佑《通典·礼典》分类原则

开元末，刘秩仿周礼六官所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撰有《政典》35卷。大历初，杜佑受此启发，并参考历代史志，增其类列，费时30余年最终编定《通典》200卷，其中《礼典》100卷。《礼典》除了“礼序”与“目录”1卷外，其余九十九卷分为“历代沿革篇”与“开元礼纂编”两大类。“历代沿革”下按吉、嘉、宾、军、凶顺序收录先秦至唐代五礼的沿革，所收文献包括五经、历代礼志及礼书、朝仪与汉魏经师注疏、皇帝诏敕、礼官奏议等。“开元礼纂”悉收开元礼，未有删改。子类以五礼统之，并附以序录，文献资料以类相从，相互启发证明，这是《礼典》分类的基本特征。由于收集了大量礼学文献资料，同时类目清晰，本书为后之研治礼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然，作为历代典章制度的汇编，受到体例限制，《通典》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收集，尤其是对历代礼学专著的征引只能做到择其要点，而难以照顾到文献的完整性。《通典》之后的《通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统考》亦录有礼类文献，分类稍有不同，如《文献通考》礼类分见《郊祀考》、《宗庙考》与《王礼考》之内，总体不如《通典》分类之集中与科学。

（二）《艺文类聚·礼部》的分类方式

《艺文类聚》是唐初官修类书。此书分46部，每部又列子目，所用文献按目编次，事与文兼，故事在前，诗文在后，均注出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该书《礼部》共三卷，分20类：礼、祭祀、郊丘、宗庙、明堂、辟雍、学校、释奠、巡守、籍田、社稷、朝会、燕会、封禅、亲蚕、冠、婚、谥、吊、冢墓，单从这些子目来看，所涉礼类并不全面，但是作为“艺文”之类书，子目下遍及诗文之属文献，足以启发后人在礼类文献整理时应当对集部文献加以重视。后之《北堂书钞》、《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虽部头比《艺文类聚》大，综合性更强，但是在礼部的分类上并无多少超越《艺文类聚》之处，譬如《太平御览》之《礼仪部》除叙礼之外分八十小类，内容含括除军礼外四礼之具体仪节及其他相关的变礼，对于各类仪节，如郊丘、迎气、禘祫、五祀、居丧、奔丧、讣告等，概述皆引文献释其义、述其史。另《学部》有“礼”小类，主要引用各种文献释礼、总论三礼之言；《宗亲部》亦引用《礼记》、《仪礼》之文颇多。该书所收礼类文献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视野广阔，然分类欠斟酌，礼类文献遍及各部，治礼者难以从此书中迅捷地获取各类礼学文献，反不若《艺文类聚》方便。

（三）《四库全书·礼类》的分类方式

《四库全书》的编撰是清代最为浩大的文献整理工作。与《四库全书》相适应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是目录学的经典之作。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按照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等6类对所收礼学文献进行分类编排，相比经类文献，其部类尤为精细，可见当时王朝对于礼学之重视，亦可见中国古代礼类文献的丰富程度。由于是丛书，不能像类书及制度史那样从其他非专论之作中摘录礼类文献。故治礼者仅由《四库全书·礼类》而收集资料仍有遗漏之处。其他大型丛书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续修四库全书》等，礼类分类方式亦仿照《四库全书》。

（四）贺长龄、魏源所纂《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六年，凡120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类下又分子目。礼学文献编排于礼政下，分为礼论、大典、学校、宗法、家教、婚礼、丧礼、服制、祭礼、正俗等十类子目共16卷。其分类是按照礼学所涉范围而定，相比《四库全书》的分类更细，有似于类书的分类办法。

以上诸种分类法除了《四库全书》外，基本是按照五礼内容而定，《四库全书》是在经学的视野下，依据传统三礼的分类形式，视其分总情形、论说性质而定其具体子目。这些分类形式无疑具有其合理性，可以为我们进行礼学文献的再分类提供借鉴，同时也有不理想的地方，或分类过细或涵盖不全、或交叉重叠，有必要再对礼学文献进行科学的分类。21世纪前十年，传统文献的整理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被确定为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和全国社科基金2004年重大项目的《儒藏》，其礼学文献的收集归并打破了以前礼学文献分类的惯性思维，《儒藏》（精华编）分为经部礼类文献与子部礼教文献，这是对《四库全书》的一大突破。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华礼藏》项目中将礼学文献分为礼经卷、礼仪卷、礼物卷、礼制卷、礼俗卷、礼乐卷、礼数卷、家礼卷、方外卷（包括道教仪轨卷、佛教仪轨卷），除了礼俗被纳入礼学范围内而显不尽科学之外，其他各类均在礼学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方外礼学文献已经被纳入视野，这比以前的视野更为开阔。但是这种分类法也有难以实行之处，譬如礼仪卷、礼物卷、礼制恐怕与礼经卷会有交叉，如何给各类文献进行合理的界域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三《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

所拟用的礼学分类形式

目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拟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几家大学古籍研究所着手开展大型文献整理项目《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此前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一批礼学文献，如《周礼·仪礼·礼记》、《礼记点校》、《礼记校注》、郭嵩焘的《礼记质疑》等[6]，同时也在整理过程中推出了几部以传统礼学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如《中国礼文学史》（四卷本，150万字）[7]、《中国礼制史》（六卷本，280万字）[8]、《周易古礼研究》[9]等。由于多年从事礼学研究，《礼学文献集成》的整理研究者们在熟悉礼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收集整理工作，依据前述“礼学”概念，认为古代礼学文献应该包括以下文献：

“三礼”（《仪礼》、《礼记》、《周礼》）及《大戴礼记》的各种传世版本，这是研究中国传统礼制、礼学的核心文献；历代对于“三礼”或“四礼”的注疏及研究之作，如《周礼正义》、《仪礼正义》、《礼记正义》，等等，这是中国古代礼制的经典文献，也是后人研究三礼之学及中国礼制、礼学史的重要文献；历代学者对于礼制的专章论述之作，如历代大型文献丛书所收之“经编通礼类”、“杂礼类”文献，这是研究礼学及礼制史非常重要之文献。

历代王朝因现实需要所制定出的礼典礼仪制度，如《大唐开元礼》、《开宝通礼》、《元和曲台礼》、《续曲台礼》、《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中兴礼书》、《国朝集礼》、《大明律》、《大清律》等等，亦成为我们礼学文献整理的重要对象。

二十四史之《礼乐志》、《礼书》及《礼志》以及历代《会要》所载礼制及礼行的相关文献资料；各种制度史、类书所载礼仪制度的文献资料，如《通典》、《文献通考》、《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及《群书考索》等等制度史及类书中亦有集中论纂礼仪的文献资料。

我们拟在整理历朝历代礼典的基础上，按照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归类形式，以类相从，汇集古代的各种礼典礼仪，如祀享丧葬冠婚军旅朝觐等等各种具体礼典礼仪。我们去年的课题“传统礼制及其现代价值”就是按照《周礼》的吉凶军宾嘉五礼来划分的。我们主要对历史上常用礼典来进行分类，非常用礼典只是概括提及。

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在吉、凶、军、宾、嘉五礼基础上，按杜佑《通典》编排顺序，将全书依照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大类细分为吉礼44类、嘉礼15类、宾礼11类、军礼7礼、凶礼8类，总共85类。

晚清黄以周《礼书通故》涉及的分类有宫室、衣服、卜筮、冠礼、昏礼、见子礼、宗法、丧服、丧礼、丧祭、郊礼、社礼、群祀、明堂礼、宗庙礼、肆献祼馈食礼等等，对于古代礼制、学校、封国、田赋、乐律、刑法、名物乃至占卜等，均详加考核[10]。

当代著名礼学家沈文倬先生曾经说过：“经史子集，无一不可证礼。”[4]清代皮锡瑞先生亦云：“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11]不唯六经，后来之十三经皆有礼在其中。进行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亦应关注除“三礼”外诸经所含先秦礼制之文献，这是考订先秦古礼的重要文献资料。

历代子书所论礼仪制度的相关篇章。如《荀子》、《老子》、《韩非子》等先秦子书保留了大量古礼制度及先秦思想家对于礼制所持有的观念；汉以后子部之作，如《新书》、《春秋繁露》、《白虎通义》、《孔子家语》、《抱朴子》、《颜氏家训》、《家范》、《近思录》、《朱子语类》及《日知录》等亦载有大量论礼精言，为礼学史研治之重要文献。

历代文人所记礼仪制度或礼制实践的作品，如汉代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杜甫之三大礼赋、《太平广记》中所记的民间礼仪活动及宗教礼仪，这是研究特定时期礼制及礼仪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对于以上诸种礼学文献史料，截至目前，已有一定程度的整理及研究，尤其是在对“三礼”及其注疏等文献的研究整理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目前礼学研究者在研究中也深感治礼之不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的重要的礼学文献散见于各经、史、子、集之中，而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当今虽有数字文献库可资检索，然而对于多数研究者而言，因个人精力所限，大量的礼学文献并未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纷繁芜杂的文献丛书中去搜索若干礼学文献资料毕竟总是挂一漏万。礼学研究的这一困境，客观上急需对“三礼”及“三礼”之外，见之于史、子、集诸部中的礼学、礼制、礼教文献资料进行收集、并加以科学的分类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礼学文献目录。如此，后之研治中国古代礼学之学者，才有治学之门楣可供登堂入室。而新时代之新礼撰制工作亦可由此而较为顺利地得到古代礼制文献的支持。

我们在总结现有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初步将《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分为以下十类：

1.《仪礼》及其相关文献。

2.《礼记》（包括小戴记、大戴记）及其相关文献。

3.《周礼》及其相关文献。

4.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文献及礼典汇编（吉、凶、军、宾、嘉五大类，附录：礼器、宗庙、宫室、舆服、礼乐）。

5.礼经外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

6.史部（地方志、族谱）礼类文献。

7.子部礼学文献。

8.集部礼学文献。

9.方外（佛教、道教）与少数民族礼学文献。

10.出土礼学文献。

这一分类除了尊重古代礼学文献的现实分布的客观事实外，还兼顾到了古代礼学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譬如，前面四类是礼学文献的核心，是属于传统经学的范围；第五至八类为三礼外其他经史子集之礼学文献资料的汇编，这是对沈文倬、皮锡瑞等先生论断的现实回应；此外，礼仪并非为儒家所专有，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道自然也有其礼仪，所以佛道礼仪文献也应该纳入到《中国古代礼学文献集成》之内；最后一类是地下出土的礼学文献。

出土礼学文献是当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点之一。另外，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文献中也有相当的礼学文献需要挖掘整理，这一部分目前几乎无人涉及。

我们认为，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正确的分类，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分类不科学，将导致文献整理难以进行，导致出现如《太平御览》般的文献交叉重复的现象，增加文献整理的难度，却又降低整理成果的文献价值。而分类不完善，有遗漏，那么礼学文献的整理必然存在遗漏，必然不完整、不完善。因此，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而言，正确的文献分类，是搞好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基础与前提。当前礼学文献整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对于礼学文献的外延认识不够清晰，就是因为文献分类不明所导致的。我们相信，若治礼者能够具备开阔的礼学文献视野，并且能够熟悉其部类，那么必然能够全面自由地运用所需史料，从而推进古代礼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同时，有了明确的分类，并依此而预先设立好文献整理的目录，做好文献分类与目录提要工作，那么我们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这一浩大的工程，也就可以既从宏观上把握其规模布局，又可分工明确地进行细致而专门的文献整理工作。

[参考文献]

[1][美]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邹昌林.中国礼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姜广辉.《礼学思想体系探源》序[A].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4]沈文倬.菿闇文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杨志刚.中国礼学史发凡[J].复旦大学学报，1995（6）：52-58.

[6]陈戍国.四书五经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6.

[7]陈戍国.中国礼制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8]陈戍国.中国礼文学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9]兰甲云.周易古礼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篇12

在教研室，李思维先生长期耕耘于教学第一线。他善于组织更新教学内容，使之既有理论深度又实效显著，教学方法一向以循循善诱，化艰深为浅显而著称。他授课教态亲切，语言生动，于是，以前被学生称为“苦汉语”的古汉语变得不再“苦”，而是学得有趣，获益显著。为此，他多次获得校级教学优秀奖，并荣获曾宪梓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

李思维先生在教学尽力的同时，又为充实、深化教学内容，而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侧重于历史词汇、语义和普通汉字学。所著《汉字形音学》中，在汉字的发生、汉字体系的形成、汉字的性质等问题上，与郭沫若、周有光、裘锡圭争鸣，提出了更符合汉字实际的独立见解，有着自己的建树。在历史语义的判断上，如先秦的“缉熙”，魏晋的“消息”，唐宗的“向”等，都优于《辞海》的解释。

1997年，李思维先生业已退休。因华中师范大学所承接的《中华大典》项目迟迟未能启动，他又受命牵头，组织《中华大典》编纂组，主持其中的《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的编纂。他不辍，将自己退休后的时间和全部精力，无私地投入到这项造福国家、泽被学林的重大文化工程建设之中。先生未曾想到，这项工作一做又是十五年。

《中华大典》是一项由我国以国家的名义和力量来组织编写的一部中华古籍优秀文化资料总汇的大型系列类书，是一部可以和历朝最著名的大型类书相媲美的中国古典文化的集成。

《中华大典》于1990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被列为部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和《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总投资经费4亿元人民币，参加编纂的专家学者约3000人。《中华大典》编纂工程于1989年开始试典，1992年正式全面铺开，全书一级经目分为24个典，包含100多个分典，规模宏大。这24个典是哲学典、宗教典、政治典、军事典、经济典、法律典、教育体育典、语言文字典、文学典、艺术典、历史典、历史地理典、民俗典、数学典、物理化学典、天文典、地学典、生物典、医药卫生典、农业典、林业典、工业典、交通运输典、文献目录典。

《中华大典》是一部全面、系统、科学地对中国文化古籍进行整理、分类、汇编和总结的新型类书。在编排上以现代图书分类方法为参照，同时吸取《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古代类书编纂体系的长处，以古文献资料辑录的形式，对先秦至1911年我国文化典籍进行梳理、汇编，涵纳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及佛道众教文献、方志等书籍中的优秀文献资料。成书后预计辑录经典古籍2万余种，总字数近8亿字，堪称跨世纪的最大文化出版工程，乃华夏泱泱国学之大观。

中国古代编纂的类书约700多种（张涤华《类书流别》），自公元222年《皇览》成书以来，至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古今图书集成》，都是收集典籍文献资料的宏富之作，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无论在资料的赅备和体例的严谨上都是有缺陷的。《中华大典》将弥补以前类书的不足，并尽量收入经过整理的古籍版本以及考古学成果和散见在国外的文献资料，在编纂上要体现出既有现代的学术高度，又尊重传统的学术体系、学科结构的学术面貌。

《中华大典》是惠泽后人的文化建设，是中华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风貌的一次集中展现。它将有利于海内外专家学者考察、研究中国文化，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文化工程。

湖北省承担了《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编纂任务。大典湖北工委约请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分别负责《语言文字典》中三个分典的编纂，我校承接的任务是《训诂分典》的编纂。专家们一起讨论了分典的编纂原则，认为《〈中华大典〉编纂及校点通则》和《〈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编纂总则及校点条例》是编纂《语言文字典》的规范。在体制上以清代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为框架结构参考。分典以经目和纬目两个分类系统统摄整个款目，纵向经目分为分典、总部、部、分部四个级次，横向纬目系统又设立题解、论说、综述、传记、纪事、著录、艺文、杂录、图表等目属。整个体例系统经目、纬目纵横交织，用以网纳、部约所征集的文献资料，体例谨严，条理秩然。例如《训诂分典》就设立训诂理论总部、语义通释总部、经籍注疏总部、方言俗语总部、语法修辞总部等5大总部，下辖16个部，横向纬目则列在总部或部下面。

《训诂分典》始事于1997年。训诂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古人虽然有着极为丰富的训诂实践，但他们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直至近代，由于现代语言学对传统“小学”的影响，训诂学才彻底摆脱古代经典的附属地位，发展成为一门有自己的原理、方法和有专门研究对象和研究术语的学科。古代学者的训诂理论和训诂实例，有的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训诂专书（包括专著体和札记体）如《尔雅》、《广雅》、《经义述闻》、《经籍纂诂》等著作中，但更多的是散见在他们研读、传习经典时随文注疏的实践中。古代文献中，运用这种训诂体式整理过的典籍多不胜数。即以儒家经典《诗经》而言，自汉代毛亨《诗故训传》、郑玄《毛诗笺》始，历代有关《诗经》的训诂的著作不绝如缕，至清代，《四库全书》就著录有146种，这还不包括之后的著作。

摆在李思维先生和他的编纂组面前的繁重任务，首先就是资料普查。古籍浩如烟海，内容良莠互杂，先生于众多的典籍中爬罗剔抉，稽查寻检，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有的重要的书籍，一次普查尚怕有挂漏之处，须派第二位资料员再普查一次。据先生介绍，编纂组先后普查过的书籍超过3000种。为避免有遗珠之憾，一些稀见的抄本、稿本也进入他们的视野，比如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晚明张宗缙抄本《白涯书抄》，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清人胡世琦的手稿本《小尔雅义证》等。稽选训诂资料的具体工作也是极其繁杂的。首先，要选择最好的、字迹清晰、字体较大的版本，将选中的资料复印下来，断句、标点，然后附上专门的资料引得卡片，并注明此段内容应放在经目或纬目的某一目类上，字迹不清晰的，尚要用专门的稿纸誊抄一遍。自然，这些资料的取舍及如何编辑，都需主编最终过目。先生坦言，材料的标点、校勘及取舍，是对人的学养和研究能力的严峻考验。几年的编纂工作，他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并且将之上升为类书编纂的方法论认识，比如，在谈到资料的去取原则时，他总结了几点认识：

一、分析材料时，眼力体现着研究者学术能力的高至与浅陋，要能看出材料在哪个方面能显示什么问题。

二、要有正确的判断力，应该知道某一材料应该安放在什么地方，才能最大限度地显示材料的信息功能，材料安放不准，还不如古人的“长编”。

三、无论是字典、辞书抑或是类书的编纂，都要对该种书籍的功用、特点、编排和检索形式有深入的认识，要考虑所有的材料怎样才能构成一个合理的体系。

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前人在古籍校勘领域内，每有将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经验归纳为理论而获得成功的例子，例如，元代岳浚校刻《九经》、《三传》，将其校勘经验总结为《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后来，他列述的这些校勘条例，成为人们研究、校勘古籍的重要理论。试想，当《大典》编纂工作结束后，如果有人能将各地编纂者的编纂经验加以总结汇合，形成理论，将会极大地推进我国工具书编纂理论的研究，成为惠学后代的有益工作。

谈到是什么机缘促使他从事这项工作时，李思维先生颇以感慨系之：原来，当1992年华师领命编纂《训诂分典》时，先生并非编纂组成员。或许是因为人们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得还不够，或许是因为这项工作我国当代学者以前从未接触过，人们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领命两年来，却未启动。这使得大典湖北工委着急了，来我校和华师摊牌，华师当时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接受还是放弃这项任务。在有关领导的动员下，先生方应允牵头《训诂分典》的编纂工作，当时，他可谓是临阵受命。说及此事，先生一脸肃然，说：“我当时就是想为华师的学人争口气，为华师争口气。”领命之后，先生立即组织纂修班子，研究编纂体例，分嘱有关事宜，不到两年，就拿出了110多万字的送审样稿，且一次通过。

谈到参加《大典》的编纂有何感受和获益时，先生说，“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的责任是要通过《训诂分典》，显示这个学科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重要作者，重要论述和他们所达到的高度，以及他们的成败、得失，他们的贡献与局限。《分典》不是简单地再现前人的成绩，而是要达到今天的学术高度，要让研究者从中获得这个领域中的精华和借鉴。他坦言，通过《大典》的编纂，自己才真正深入到训诂学这个学科领域中去了。先生认为，这几年的工作，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的带领下，一批年青学者在这里得到了锻炼，他们的业务和研究能力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提升，学养更为厚实。这些青年学者，近年来都逐渐成为各个单位的学科担纲和领头人。

古往今来，学子士人辛勤刻书、著书，名随书行，或可于辛苦中有所慰借，然而先生凌越于这些见识的是：他将推广发扬文化遗产，传延惠学后代视为己任，自觉地承负起繁衍学术文化的历史使命，这一点，尤其令人敬佩。

李思维先生领修《训诂分典》时，已过花甲之年，且患有心脏方面的疾病。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摩挲披览，老而不倦，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兄弟院校编纂工作的进度，像滴答作响的钟声，时时敲打着他紧张的内心，呕心沥血的工作不断吞噬着他的健康，2008年8月，他倒在病魔面前，住进了医院。病榻上，常有难以排遣的忧结袭扰着他，他忧虑的是，当《大典》编纂进入关键的收官阶段，他病倒了。他还忧虑，确实有一些年长的学者，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克竟《大典》修纂工作，而不得不惜别他们钟爱的事业。幸得昊天眷顾，一段时间后，先生得以病愈出院，回到了他心爱的工作岗位上。病愈后，先生一如既往，往来于家和编纂工作室之间，夜以继日地披览寻检于古籍文献之中。

李思维先生是一位老党员，他不仅学德高超，而且极为关心国家大事。在2011年开展的创先争优，党员公开承诺活动中，先生庄重承诺：要竭尽全力，做好《训诂分典》最后定稿、出版工作，言辞间显现出这位老人的一腔报国之情。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篇13

关键词：新古典主义；礼品包装；影响

一 新古典主义内涵

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又称革命古典主义，18世纪末兴起于古希腊的罗马，是在当时人们为了赞颂为资产阶级革命献身的美德与勇气，借用古代的艺术形式和英雄主义题材来表现的背景下出现的。新古典主义借由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潮，迅速地在欧美地区广泛传播开来，也以其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艺术理念上，新古典主义是对巴洛克（Baroque）和洛可可（Rococo）艺术的反动，新古典主义艺术家期望能够重振古希腊、罗马的艺术理念，在风格与题材上都具有明显的摹仿古典艺术。以理性客观的角度来描绘人与社会的关系，由于其特殊的背景，新古典主义倡导的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强调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认为应该像古代的英雄那样为祖国无私奉献，在艺术风格上，新古典主义追求古希腊富于理想化的美感，由严格的古典主义风格走向了带有华丽的东方色彩的古典主义，将古典艺术形式完整地重现在人们面前，以雕刻版的造型营造典雅、庄重、和谐的艺术氛围。

新古典主义在彰显对古典的艺术题材与风格继承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各样的艺术流派与风格层出不穷，但是新古典主义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为人们的视觉艺术文化生活增添了更丰富的色彩。

二 新古典主义对礼品包装的表现特征

2.1 设计手法的简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诉求逐渐增强，大众以无法满足于用单一的礼品来进行“礼尚往来”的交际活动，于是各种精美的礼品包装应运而生，礼品包装体现了人们对于“礼”的更高要求，成为丰富人们生活，传递人们情感的重要媒介，现代社会，礼品包装也逐渐成为商品包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古典主义在强调均衡、对称以及秩序等，体现在礼品包装中则是强调整体线条的流畅、简洁，用简化的手法、现代的材料和加工技术去追求传统样式的大致轮廓特点。在色彩上主要以白色、黄色、金色为主，简单的色彩使人们的目光更加集中，而且这些色彩往往表现了一种大气、高贵的精神气质，简化的设计手法使的礼品包装的特征更加明显，抽象化的古典元素不仅能够展现高雅精致，也具有现代化的简洁干净。

可见，新古典主义在承继了古典主义的一些原则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将古典的装饰性特征加以简化，使礼品包装获得典雅的艺术特征的同时，也符合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情趣，因而，新古典主义影响下的礼品包装也呈现出后工业时代的一种具有厚度的形式美。

2.2 装饰效果的历史感

新古典主义的重要原则是以现代的手法与材质还原古典的气质，追寻历史底蕴的的精神内涵。新古典主义对礼品包装表现另一影响即是以现代的材质塑造具有历史感的装饰效果，如使用古典的纹样、雕刻感的材质，创造一种古典形象，有些是将颜色复古做旧，来重现古典主义时期的美感。

不仅如此，新古典主义的礼品包装要求的不仅仅是历史感的形似，而更强调神似，因为只有神似才能体现历史的厚重，体现文化的层次，才能更进一步地体现礼品包装的品质。从而使人们在欣赏礼品包装时获得一种精神文化的满足。如一些高档红酒就多会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礼品包装，因为红酒本身就是酿造的历史越久，质量与品味越是优良，因此，采用历史感的新古典主义包装不仅能够突出表现红酒的优质，使礼品包装与礼品本身更佳契合，也体现了一种高贵的品位。

三 新古典主义对礼品包装的影响与意义

3.1 提升礼品文化内涵

当礼品包装融入新古典主义风格时，能够迅速地提升礼品的文化内涵，因为新古典主义讲究形式的地道、纯正，制作的精良，如此高品质的礼品包装，其礼品本身自然更加具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精致的礼品包装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而其所要展现的礼品在礼品包装的衬托下，无形中增添了精神文化的品质与内涵。

新古典主义实际上是经过改良的古典主义，对欧洲深厚丰富的文化艺术底蕴的继承是其所追求的重要内容，因此，受新古典主义影响的礼品包装，总会不同程度的蕴含着欧式的文化内涵，新古典主义运用开放，创新的设计手法，以富于浓厚历史文化韵味的礼品包装，大大提升了礼品的文化层次。

3.2 契合审美心理

新古典主义虽然以对古典的主义的历史感的追寻，却并不繁复，而是在体现神似的基础上，强调趣味的高贵、风格的明确，新古典主义的包装会使礼品显得更加精致、贵重，同时也体现了送礼者对对方的尊重与敬仰，因而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同感。

新古典主义完美结合了古典的浪漫情怀与现代人们对于生活的品质需求，受此影响的礼品包装也更具典雅华贵的精神气质，因此，新古典主义的礼品包装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追寻，更契合了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心理与情趣。

四 结论

综上所述，新古典主义影响下的礼品包装不仅具有古典的艺术文化内涵与品质，也包含了现代设计的简洁流畅，融入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礼品包装更显品味与档次，符合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礼”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同时，新古典主义风格也使人们从礼品包装中获得一种精致典雅的审美情趣。新古典主义拓展了礼品包装的空间，使礼品包装的内容更丰富，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文化与审美趣味。

参考文献

[1]杨仁敏，杨曦，礼品包装新空间，重庆出版社，2003

[2]诸鸿编著.现代商品包装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李砚祖主编，芦影编著.视觉传达设计的历史与美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美）凯瑟琳・M.费舍尔著，刘玉民，徐蓓蓓译.完美包装设计[M].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5]杨柳. 礼品包装的设计文化特征研究[D]. 湖南工业大学 2008

[6]姜丹. 礼品包装设计的情感定位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篇14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献学 趣味性教学 典故 艺术内涵 古籍拍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23-0052-03

文献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孙钦善先生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从“夏商周时代文献典籍的产生、保存和整理”讲起，但文献学一直到20世纪才作为一门学科专业名称出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指出：“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鹤声、郑鹤春编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被视为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创建古典文献专业。20世纪80年代初，张舜徽先生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设置历史文献学专业。发展到今天，中国历史文献学已成为各高校历史系普遍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的教学目的与任务，在于使历史学本科专业的学生系统掌握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为从事中国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典藏学、辨伪学、辑佚学展开，其专业性、学术性很强，但与社会现实联系并不密切。在教学过程中怎样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怎样随着学术发展的趋势调整教学内容，做到与学术研究同步发展，是我们在教学中应该思考的问题。除了强调学术性之外，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应在趣味性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

《论语・雍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学生学好一门课程的动力源泉。从已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教材来看，内容专而精，比较深入，往往令学生望而生畏，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增强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的趣味性势在必行。

一 穿插故事与典故，活跃课堂气氛

中国历史文献学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故事与典故，把它们运用到教学中，可收到深入浅出之效。南京大学的徐有富、徐昕指出：“据明代陆深《金台纪闻》记载，明初南京有位医生替病人看病，一天有位病人拿着药方走了，他匆匆追出门嘱咐道：‘煎药时要放一块锡做药引。’名医戴原礼在旁听了感到很奇怪：药引为什么用锡？便上前请教，才发现那位医生所据的医书，‘锡’字刻错了，应当是‘饧’，也即糖。那位医生不察，遂开错了方子。”这个故事可使学生认识到读书治学选择版本的重要性。

在讲解卷轴装时，可介绍“卷帙浩繁”“触手如新”“黄卷青灯”“信口雌黄”等相关成语的来历。山东大学的杜泽逊教授指出：“染潢的目的一般是防虫，色微黄，所以卷子又称‘黄卷’。……又用‘黄卷青灯’描绘夜读情景。陆游《剑南诗稿》卷九《客愁》：‘苍颜白发入衰境，黄卷青灯空苦心’。……既然纸是染潢的，所以写错了涂改也用黄色盖住原字，再行重写，这种涂改颜料为雌黄，所以形容不顾事实，随便议论叫‘信口雌黄’。《文选》刘孝标《广绝交论》李善注引《晋阳秋》：‘王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

南京大学教授徐有富曾回忆程千帆教授教学时讲的一个故事：“有人请私塾先生，谈好报酬后又提了一个条件，先生若教错一个字要扣半吊钱。课程结束后先生将钱交给师娘，师娘数后问：‘为什么少了两吊钱？’先生说：‘一吊给了李麻子，一吊给了王四嫂。’……原来这位先生在教《论语》时把‘季康子’说成了‘李麻子’，在教《孟子》时又将‘王曰叟’说成了‘王四嫂’，所以扣了两吊钱。”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校勘学中“形近而误”的问题。

“郭公夏五”、“鲁鱼豕亥”也是常用的校勘典故，“郢书燕说”也可以非常形象地说明古书致误的一种原因。故事和典故不仅可以使较为枯燥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印象。

二 彰显文献学的艺术内涵，丰富教学内容

艺术代表性是古籍善本的标准之一，古籍的装帧、印刷技术的发展都与书法、绘画艺术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典籍的装帧形式主要有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古籍主要是线装。装帧精美的图书，令人赏心悦目，也可视为艺术品。如明代经厂本虽校勘不精，学术价值不高，但用纸上乘，装帧考究，形式颇为美观。

随着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古籍中版画和插图产生了很多艺术珍品。如明代汪光华刻《琵琶记》、汪士珩刻《唐诗画谱》、汪成甫刻《吴骚合编》、洪国良刻《怡春锦》、刘荣刻《凤凰山》等，现代古籍版本学家魏隐儒曾指出：“所刻各书插图，线条秀劲有致，刀法精妙入微。不但为本书增加声色，且因内容丰富，绘刻俱精，成为研究绘刻版画艺术的良好范本。”明代晚期彩色套印技术发展成熟，以万历年间吴兴闵、凌两家为佳，如闵绳初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凌瀛初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等。明代晚期版画艺术中还发明了版、拱花的印刷方法，如明代吴发祥刻印的《萝轩变古笺谱》、胡正言刻印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古籍写刻本由作者或著名书法家手写上的版刻印，堪称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清代是写刻本盛行的时期，如林佶写刻的汪琬《尧峰文钞》、陈廷敬《午亭文编》、王士祯《古夫于亭稿》和《渔洋山人精华录》有“林佶四写”之称，极负盛名。余集写刻的周密《志雅堂杂钞》、元好问《续夷坚志》、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黄仪写刻的《渔洋续集》、许翰屏写刻的胡刻《文选》、郑燮自写刻的《板桥集》、金农自写刻的《冬心集》等亦为艺林所重。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徐有富指出：“写刻本一般书写精美、刊刻细致、讹误极少，它们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历史文物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所以一向被人们珍视。”

版画、插图、书法等艺术可使中国历史文献学充满灵性和活力，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充实这方面的内容。

三 了解古籍拍卖行情，拓展教学空间

1992年，中国书店开始尝试用拍卖的形式经营稀见书刊资料，并于1993年成功举办“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成为国内古籍拍卖的先行者，后来成立了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中国嘉德首次设置古籍善本专场，此后，越来越多的拍卖公司涉足古籍拍卖领域。如：北京德宝、翰海、保利、歌德、纳高、匡时、鼎丰、盘龙、万隆、中鸿信、泰和嘉成、中安太平、大唐四季、中贸圣嘉，上海嘉泰、博古斋、朵云轩、崇源、国拍、敬华、工美，香港富得、佳世得，天津鼎晟、立达以及南京盘龙、山东天承等。

近年来，古籍善本拍卖持续升温，屡创佳绩。如：2003年，中国嘉德推出的《晋索靖出师颂卷》写本拍出2200万元；2004年，上海崇源推出的《殷契国粹・孟广慧藏甲骨精品》拍出5280万元的天价；2009年，山东天承推出的《北宋建阳景福院罗汉会斋牒》以5040万元的高价落槌；2012年，中国嘉德推出的元代吴郡庠刻本《题宋版通鉴总类》以1380万元成交；2012年，北京保利推出的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刻本《钜宋广韵》以3450万元的高价成交。

元代及元代以前的古籍包残本与零页，也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的范围，价值不菲。清代就有“宋版书按页计值”之说，古籍收藏界“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由来已久，我国古籍善本专家孟宪钧指出：“1999年嘉德秋拍宋刻《朱晦庵文集》一页，成交价为12000元。1999年春嘉德公司拍卖《丹杨后集》傅增湘旧藏宋版书一页，成交价竟达2万元，成为宋版书单页成交价之冠。”

随着古籍拍卖市场的规范和成熟，拍卖会已成为古籍善本流通的主要渠道，由于古籍善本的稀缺性和独特性，仍有很大的升值空间。2012年，北京匡时推出“过云楼”藏书，上海著名钱币收藏家吴伟忠指出：“以1.8亿元天价起拍，至1.88亿元落槌，加上佣金成交价高达2.16亿元，开创中国古籍拍卖价格新纪元。此次上拍的179种、1292册过云楼藏历代古籍善本，曾于2005年在中国嘉德拍卖中以2310万元拍出，7年里升值了8倍多。”

古籍拍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它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与社会现实不可分割的重要体现。介绍古籍拍卖行情，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可以使他们更直观地认识古籍善本的价值，但目前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教材尚未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加以拓展。

四 介绍区域文献，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中国地域文化的划分有多种说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包括八桂、八闽、巴蜀、草原、陈楚、滇云、关东、徽州、江西、荆楚、两淮、岭南、陇右、齐鲁、黔贵、青藏、琼州、三晋、三秦、台湾、吴越、西域、燕赵、中州二十四种区域文化类型。

近年来，区域文献整理与区域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山东文献集成》《广州大典》《湖湘文库》《巴蜀全书》等大型的区域文献汇编工作陆续开展，“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层论坛”已举办三届，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中充实区域文献的相关内容，是学术研究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高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普遍怀有爱乡情怀，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引导他们熟悉和整理与自己家乡相关的文献，加深对家乡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对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五 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切忌“纸上谈兵”，应注重实践教学，吸引学生主动参与，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

讲解古籍版本、古籍修复知识时，可带领学生到图书馆古籍部，通过亲自翻阅古籍，现场观察古籍修复，了解古籍版本的类别、单页版式以及古籍修复的材料、工具、设备和操作的基本程序。

讲解古籍装帧形式时，可让学生动手制作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的图书，通过实践加深理解各种装式的装订方法、优点和不足。

讲解文献错误的类型与校勘方法时，可选择古籍的不同版本让学生对校，体验发现讹误的快乐，培养他们对古籍整理的兴趣。

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还可以走向田野，学生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家谱、碑刻、契约等散见文献，并对收集的文献进行初步整理，有利于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意识。

总之，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应避免“曲高和寡”，在教学的趣味性方面应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6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图画报出版社，2013：105

[3]徐有富、徐昕.文献学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8

[4]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8：26～27

[5]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135

[6]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M].济南：齐鲁书社，1998：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