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十四篇)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篇1

关键词：哲学 科学 关系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是哲学理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传统的哲学理论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将其概括为，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对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并对科学具有指导作用。而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它不仅仅是哲学的一个“子问题”，更是涉及到哲学“何所是”的“元问题”。

一、“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的历史回顾

（一）古希腊时期的哲学与科学

哲学与科学的渊源关系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于世界本质的哲学追问总是与其关于“终极实在”的科学假设交织在一起，由此，自然哲学成为了哲学与科学的共同载体。“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概念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存在，柏拉图曾经说，“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科学一而二，二而一，初无区别。”观念中的“无区别”使得自然哲学家不能在概念层面上界分哲学与科学，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把“哲学与科学之关系”作为一个“问题”加以认识。第一个例证是，“哲学”是“爱智慧”而不是“智慧”“知识”，自然也不是什么“科学”。而“形而上学”与形而下的“科学”也是有区分的。这种语义解释的说法流传很广，造成了一定的认同，然而在古希腊社会，“哲学”和“形而上学”语汇的产生是否是“哲学—科学”分化的现实反映？回答也是否定的，这是一种后天理解上的教条。其实在古希腊，独立意义的科学概念还没有生成。我们时下的描述，都是基于近代以后，科学逐渐形成独立形态，并开始能够与哲学、艺术、神话等形式之间相互审视之后的理解。

（二）近现代时期的哲学与科学

与古希腊“哲学—科学”未有分化不同，近代以来哲学思考和科学研究的分化、分离却是事实。至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在摆脱了历史的“羁绊”之后迅速勃兴。科学与哲学在形态上的彻底分化，标志着科学和哲学开始真正走向成熟。在概念上，哲学不再具有“总括性”特征，而是作为一个与“科学”相并列的范畴存在；在内容上，哲学不再无所不包，科学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康德在观念层面对哲学与科学的明确区分，是‘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化的逻辑前提。” 康德是近代以来将“哲学与科学之关系”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提出的第一人.

二、“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分析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维纳所说：“只要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

（一）以学术角度对“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加以分析

任何学术问题的真假都与问题自身所包含的前提预设紧密相联。“问题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取决于问题所包含的前提预设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一个问题所包含的前提预设是‘对于形成一个问题来说必须事先给定的因素’；因此问题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也就取决于这些事先给定因素的明确与否、成立与否。” 可以说，任何问题的提法本身都包含着某种或某些前提预设，或者说任何问题都是以某种或某些前提预设为前提的。而这些前提预设的成立与否无疑与问题的成立与否直接相关。

（二）以历时态角度对“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加以分析

我们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论断大抵是基于历史上它们的发展状况，但这决不仅仅为了一个所谓正确的描述而已。对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我们通过一种历时态的大致考察来发现，在历史上两种概念或是混沌未分，或是交相错综，不仅仅在对以往的描述，还是在对未来形态的期许上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三、“哲学与科学”问题的求解方向

从前提预设的角度考察，“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至少预设了两个前提：一是就“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发问，预设了“哲学”与“科学”作为问题的两个构成因素本身具有明确性；二是就“哲学与科学之关系”发问，预设了哲学与科学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关系，而发问的目的正是为了解答这种关系。

（一）“哲学”与“科学”

在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中，学者们并没有对“哲学”和“科学”本身的所指给予说明，似乎这里的“哲学”和“科学”是清晰明确的。事实是否如此？众所周知，“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语（philosophy），原义为“爱智慧”。虽然哲学可以算得上是一门最古老的学问，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门至今仍不成熟的学问。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经院哲学，从近代哲学再到现代哲学，哲学家们从未停止过对“哲学是什么”这一元理论问题的终极追问。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也是不断演化的。英国著名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曾经指出：“科学在全部人类历史中确已如此地改变了它的性质，以致无法下一个适合的定义”，当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和认识时，“科学可作为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

（二）“哲学与科学之关系”

其次，从“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蕴含的第二个预设看，探讨“哲学与科学之关系”。反思这个预设，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即使我们不能明确界定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科学，但毫无疑问，在不涉及应用哲学的情况下，这里的“哲学”指示的是一门学科，而“科学”却指示着一个学科群。第二，从问题史的角度看，哲学发展的现实困境是“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化的现实基础， “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从萌芽、提出直至深入，始终伴随着哲学的自我反思和历史性批判。“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不同理解，对应着对哲学的地位和性质的不同理解，也对应着哲学探索不同的方向和目标。”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2]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3]劳埃德《早期希腊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年，前言部分

[4]宋宽峰，郝娟.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问题史考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篇2

哲学从古希腊发源开始，始终没有哪位哲学家能对哲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其实反映出了哲学的一个特征，即，哲学是时展的产物。因而每个时代都有伟大的哲学家，即使他们是思想能影响整整几个时代，但他们也只能是自己那个时代伟大的哲学家。科学也一样，没有哪位科学家得出了可以令整个科学界都信服的结论。现在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研究却又很多，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如：“改造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应该归功与科学方法的使用，因此，只有用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造传统的哲学，使其如同科学一样具有“实证性”，哲学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并行论”，这种观点认为：哲学与科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有各自独特的问题领域，二者并不相悖。哲学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科学研究对象世界的内部关系；以及“对话论”，这种观点主张“哲学既不是凌驾于全部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也不是作为全部知识基础的第一原因，而只是与科学、宗教、艺术等各种文化形式平起平坐的一种文化形式。”我个人认为在不明了哲学和科学是什么的情况下，似乎更应该从他们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其关系进行梳理。

一、科学源于哲学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相信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早起的古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于世界本质的哲学追问总是与其关于“终极实在”的科学假设交织在一起，由此，自然哲学成为了哲学与科学的共同载体。柏拉图也曾经说过，“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科学一而二，二而一，初无区别。”

在反思自然哲学的同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求哲学概念的确定性。“在苏格拉底以后的文献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中，哲学一词得到了明确的意义，而这个哲学指的恰恰就是德语中wissenschafe(即科学，多指自然科学)一词。”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作为狭义哲学中重要的形而上学的知识是至高的知识。数学、逻辑学等知识都是对形而上学知识的获得起辅助作用的知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哲学王的培养方法是就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柏拉图认为在哲学王真正通过哲学思辨获得关于实在的认识之前，需要首先学习算术。“要他们学习算术不是为了做买卖，而是为了用于战争以及便于将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然后是几何学，他认为，几何学是认识永恒事物的。“几何学大概能把灵魂引向真理，并或许能使哲学家的灵魂转向上面……。”接下来是天文学，柏拉图认为“我们考察的这些科学技术的全部这一学习研究过程能够引导灵魂的最善部分上升到看见实在的最善部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像自然哲学家那样将哲学与科学简单等同，他们将“第一哲学”视为最具普遍意义的科学，最高的科学，而将“个别哲学”看做是“特殊科学”。“meta-physics”一词的使用就内含着亚里士多德学派对于“第一哲学”与“特殊哲学”（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最初思考。可见，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知识只是达到哲学规定的终极问题的辅助知识，当时尚未分化独立的科学知识属于哲学的范畴。但是从中世纪开始哲学和科学之间发生了裂痕，在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哲学的地位大大减低，神学成为了一切思想的核心。因而适应神学的学科得到了发挥，就如同把数学应用于天文学的研究一样，数学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这就为哲学和科学的分离甚至对立买下了伏笔。

二、科学与哲学的分裂

时至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在摆脱了历史的“羁绊”之后迅速兴起。科学与哲学在形态上彻底分化，这标志着科学和哲学开始真正走向成熟。在概念上，哲学不再具有“总括性”特征，而是作为一个与科学相并列的范畴存在；在内容上，哲学不再无所不包，科学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康德在观念层面上对哲学与科学的明确区分，是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化的逻辑前提。”康德是近代以来将“哲学与科学之关系”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提出的第一人。

之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把哲学与科学区别开来。《逻辑哲学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为思想的表达划定界定。他认为，哲学是不可说，只有自然科学的命题才是可说的，并且，他在前期哲学中，主要告诉人们的是一种方法，即“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指谓。”维特根斯坦把哲学与科学完全区分开，通过可说的与不可说的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传统哲学家正是因为没有把哲学与科学很好的区别开，才提出了一些无意义的命题，因此陷入了混乱之中。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与科学的划分，一直延续到他的后期哲学。他不再像前期哲学那样坚持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但他仍然强调

三、哲学与科学的区别

随着“科学之上”成为科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的价值理念。哲学的价值性受到严重质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了回应科学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也为了找回哲学失落已久的价值，现代西方哲学开始重新审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真正的哲学不能脱离和凌驾于科学之上，它必须以科学为基础。科学对于哲学的这种基础性决定了科学可以自下而上地对哲学施加影响。当科学本身改变和发展了之后，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也必然或早或迟的实现相应的改变和发展。一切有生命力的，能够体现它那个时代的精神和哲学，都是以它那个时代的最新科学的发展为其基础的。哲学发展对科学发展的这种依赖性说明了科学是改造哲学的最强大、最基本的原动力。

哲学与科学都曾经一度傲视群雄，自以为君临于其它学科之上。的确，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着不可忽视的引导力量，哲学作为一种思考、追问的学问是构建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力量。这一点从苏格拉底对后世西方社会的影响中就可以推断出来。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使得当时有教养阶层的求知欲泛滥。从他开始，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值得赞叹的天赋。即使是在像中世纪信仰主宰一切的时代，最高的知识也莫过于被描述成“上帝的理性”。而人的知识是从上帝理性中流溢出来的。到了近代，对科学的崇拜表明唯理智主义达到了顶峰。由此看来，一种社会的形成，必然可以追溯出其思想根源。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篇3

【关键词】科技哲学；科学史；关系

美国科学哲学家劳丹说：“只有当联合起来研究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才会有意义。”相反，在科学史家当中普遍盛行的观点，大致是说应该迅速地把“提出联姻”的“哲学求婚者”打发走。这种情况表明，从科学史家的角度来看，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之间是隔着一道鸿沟的。

一、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概念辨析

科学史是指自然科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主要理论。科学史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方法，把自然科学发展中的各个事实和现象、实验室数据和理论的产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或阶段加以分析；科学哲学指的是以科学为对象、对有关科学的诸方面作哲学分析的学科，是关于科学的哲学，把科学的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以科学的性质、特点、作用和发展的规律作为自己研究的内容，重点考察科学的哲学问题，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等问题。

科学史是科学哲学的基础，是科学哲学思想论断之出的根本，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们对他的哲学思考；科学哲学是对科学发展的再探索、再发现、再认识。

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演变史

首先，我们可以从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相关的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中，分析这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变化。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史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启蒙运动中出现的学科史。在这种学科史中，历史的叙述和解释是根据一种作为前提的认识论理论来构造的；到19世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都变得更加繁荣。在科学史方面，上述的传统被继承下来并得以发扬。实际上，此期间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学者都横跨两个领域，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哲学家。20世纪20年代，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出现了真正的分离，这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和30年代以后发展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并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是分不开的。本质上而言，这种新的科学哲学在性质上变得与科学史无关。到50年代以后，在美国科学史家“职业化”的过程中，这些影响的效果开始逐渐体现出来，科学史家阵营开始确立了独特的工作方式与评价标准。从此，科学史愈发远离了科学哲学。到60年代初，科学哲学中相当有影响的历史主义学派开始出现，从而使科学哲学家恢复了对科学史的关心。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在其科学哲学理论中强调科学史的重要性，但基本上是局限于科学哲学家阵营内部的活动；而科学史家对有关的科学哲学大多不屑一顾，甚至可用“反感”一词来表征他们的态度。

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的现状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的现状，本文拟从不同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研究者的论断来进行说明。

波普在研究“牛顿的理论”与“伽利略理论”或“开普勒的理论”的关系时，指出牛顿的理论远非另外两个理论的结合，他提出，逻辑的方法，不论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都不能带来从伽利略或开普勒的理论向牛顿的动力学的飞跃。柯恩指出，我们不应假定科学哲学家是在撰写具有历史基础的或是以历史取向进行分析的历史。拉卡托斯据其哲学理论做出了“历史的合理重建”并非是真实的历史的论断。库恩认为，那种要按哲学理论去“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法拉第说，哲学家们倾向于对观念、观念的逻辑联系及其逻辑推论感兴趣，而这些观念从何而来，它们是怎样地发展，以及怎样为一些自称是受了其影响人所解释，对这些问题哲学家们似乎就不感兴趣了。

可以看出，科学史家不承认科学哲学家所撰写的“科学史”，主要理由在于： （1）哲学家由于缺乏历史的训练，不能按历史学家的专业标准的要求处理史料；（2）哲学家撰写历史的出发点、目的、工作方式、研究的重点问题等等诸多方面均与历史学家大不相同，因此，写出的历史自然也就不符合历史学家们的标准。正像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有亲密关系的哲学家吉尔所承认的那样，“对探索过程的关注并不使人自动地变成历史学家。”

四、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十分复杂，下文将根据普遍存在的科学史家对科学哲学的漠视和排斥现象，重点分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存在一致关系，本质上体现了史与论的统一，也就是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二者分别从逻辑的和历史的角度对科学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考察和描述，因此只有把“逻辑的”与“历史的”方法统一起来，科学哲学对科学动态模式的研究才可以抛开历史的细节而抓住主流，抛开偶然而抓住必然，抛开曲折偏差而抓住基本方向，在比较“纯粹的状态”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又充分注意到偶然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告诉我们――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历史的进程就是逻辑的进程，逻辑是历史的修正，历史具有天然的逻辑合理性。历史的东西包含逻辑的东西， 逻辑是历史的必然性，所以科学哲学存在于科学史中， 并与其保持的一致性。

“科学哲学”作为二者矛盾中的主导，处于驱动、活力和引导地位，为科学史研究提供认识模式和方法论指导；科学史在矛盾中， 作为基础的一方处于基质、载体或本底的地位，它是各种作用和活动的物质性的、实体性的前提，科学史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的空缺，为其所提出的问题提供根据和判据。

理论来源于实践，首先是科学史的实践。科学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了解科学史， 离开了科学史， 科学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托马斯・库恩在《必要的张力》中， 这样评述科学史的作用，“历史对于科学哲学家、也许还有认识论家的关系， 超出了作为给现成观点提供事例的源泉那种传统作用”。

参考文献

[1]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篇4

Abstract: In human understanding activ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perception and specific philosophy is the ultimate basis for the internal unity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In a way, science i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philosophy. Two of them is supplement to each other, and is unity of opposites. So the research on their relationship is significant.

关键词： 科学；哲学；相互关系

Key words: science；philosophy；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11-0301-02

1 科学与哲学概述

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它的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科学”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包括获得新知识的活动，而且还包括这个活动的结果。

哲学探讨具体事物背后的抽象本质，是一门反思性与前瞻性并存的学科。最早的哲学家是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派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是以理性辅佐证据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道理。

对于自然的探讨可以在自然科学和哲学这样两个不同的层次上来进行，这就必然会引出一个问题：这两个层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通常被称为“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发展关系问题”。

2 科学与哲学的逻辑关联

哲学追寻普遍理性。哲学可以和具体科学相互脱离的力图超越感性的性质，使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于此同时，科学实验的感性活动也带来一种错觉，使得其好像与哲学是两张皮而不相联系。但在人类认识活动的实际中，普遍理性和具体感性是不能截然分离的。人是以产生了理性思维为标志的。而这种理性思维的结构、方式等等便是一种形式的哲学。有因为理性的产生使得人的感性得到了改造。任何感性的材料都必然会纳入理性的框架结构来予以衡量。这也使得人和动物有了感性的区别，也是哲学与科学内在统一的最终根据所在。在本质上，科学是普遍理性的结合体。这些原理并非某些观察、实验的事实的直接铺陈。因种种事实陈述上升到普遍理性的原则依赖着某种哲学思维的观念、规则和方式。因为科学家们所拥有的哲学思维方面的差异，使得在同一陈述中可能得出不同的普遍理性的结论。哲学在科学之中；科学在哲学方式的规范之中。任何一种科学的普遍理性都相应渗透着一种哲学观念而这个科学的普遍理性便有理由被看成是某种哲学观念和具体陈述相结合的产儿。哲学和科学是内在的溶合而非仅仅看成是一种外在的衔接。科学是普遍理性的体系，而任何普遍理性都应渗透着一种哲学观念。有趣的是，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都已自觉地意识到，使他们得以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对这些材料进行处理的方式，而非那些具体专业中的直接性的材料。这些方式正是某种意义的哲学。科学从具体本身意义来讲，决不是一种纯感性的活动，其还包括怎样从事科学研究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考虑，怎样对具体感性材料加工处理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考虑等一些重要内容。人类的普遍理性的普遍程度是有差异的，有的适域较窄，有的则较宽，由此，这些不同程度的普遍理性便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哲学或某些零散的哲学观念。因此哲学或哲学观念针对不同范围而存在大或小的境界。因此，世界观的意义在这些哲学或哲学观念同时就具有不同的程度（大些或小些的、完全或不完全的）。“一般而论，普遍理性所适合的域限越窄，它的世界观程度、哲学意味就越小，反之就越大；科学的层次越深，它的世界观程度、哲学意味就越小，反之则越大。由于任何一种科学都是由普遍理性的原理构成其科学体系的，所以，在所有科学学科之间只存在普遍理性的普遍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普遍理性有无的区别，这也就等于说，无论怎样深层次的科学都必然具有―定程度的哲学意味了。”[1]

3 科学与哲学发展的互动

3.1 科学对哲学发展的推动和制约 科学与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哲学是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科学的发展又带领哲学迈进更高领域的殿堂。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无论是从柏拉图到康德，无论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能有今天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因为我们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待世界。纵观世界风云，在探索科学技术的道路上，是哲学拭去了蒙在未来的面纱；是哲学点燃了科技发展的火焰；是哲学唤醒了沉睡的大地，唤醒了黎明的梦想。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哲学永远是所有事物的基础，它就像一盏明灯为我们指明了前行的道路；他就像一杯清茶，滋润了我们的咽喉清理了肠胃；他就像神舟飞船的助推器，确保了人们探索外太空的动力；他就像默默耕耘的黄牛，稳健而扎实的为我们科技致富。中国自秦国开始建立中央集权，这有利于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统一，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许多科学著作，科学发明就是直接起因于怎么样管理好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个目的，中国自统一后，从汉朝以来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实际上是在儒学旗号下把各家有利于巩固统治的思想哲学都吸收进去了。在西方，伽利略对经典力学的贡献：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发现了惯性运动，发展了抛物体运动轨迹理论，创立了实验和数学相结合的科研方法。16世纪波兰科学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观察实验方法的确立和实验科学的兴起，开普勒1609年出版《新天文学》，1619年出版《宇宙的和谐》，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荣获“太空律师”；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1687年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创立了运动三定律，建立了经典力学体系，实现了自然科学的大综合。18世纪后期法国建立了"百科全书派"，中西方的科学技术史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在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同时制约了哲学条件的发展，过分的忽视科学技术的背景，孤立地抽出哲学理论并急于和近代科学成果相对照，只注重两者的连续，忽视了非连续性的一面。1906-1916年杜恒出版《列奥纳多・达芬奇》提出列奥纳多・达芬奇并不具备人们所设想的天才独创性，他只不过是14世纪经院自然学者理论的一个继承人。1905-1906他出版的《静力学的起源》发现近代力学的传统和中世纪静力学研究有着直接联系，近代值得夸耀的力学和物理科学的成就中，我们几乎没有察觉到它的改良和进展，哲学发展（科学理论）一直受到当前的科学技术当前时代的限制。[2]

3.2 哲学对科学的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综观人类整个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革命，无不是受到哲学的启迪和影响，无不是哲学和科技结合的产物。爱因斯坦就是一位具有极高哲学素养的科学巨人，他在哲学认识上“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他的相对论远比牛顿物理学先进，他提出的包括对空间、时间和引力赋予了完整的新概念等一系列科学理论，都闪耀着哲学的光芒。玻恩在1955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对于广义相对论的提出，……是人类认识大自然的最伟大的成就，它把哲学的深奥、物理学的直观和数学的技艺令人惊叹地结合在一起。”众所周知，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正是运用了丰富的哲学智慧和哲学的思想方法，吸取了不同学派和科学家的营养，才促使他于1905年一举得出了3项科学大发现，全面开创了现代物理学革命的新局面。科学在哲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和统一性，就是科学上的拿来主义，将一切相关的思想方法手段和信息，集中统一到研究对象中，博采众家之长，兼收并蓄。只要借助哲学的启迪和指导，科技人员研究和借鉴能力必然得到强化和提升。纵观世界和中国100余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出现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哲学指导了他们科学创造的全过程。一些著名科学家，随着他们科学研究的发展，越需要哲学的指导，哲学帮助他们开阔了视野，加强了研究的深度，攀登上科学的顶峰。“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社会科学家也不例外。哲学在这些科学大师的探索、研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现代科学的研究中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哲学可以使他们增强综合能力，眼光更为长远，领域更为宽泛，合作更为紧密，成果更为显著。当今世界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涉及生物科学与基因技术领域，新能源、新材料科学与纳米技术领域，信息科学与网络技术领域等，这种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发展态势，依靠哲学的引导、开拓和延伸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科学研究是以科技工作者为主体所进行的一项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活动，涉及到自然观、物质观、科学观、价值观等种种问题。普朗克认为“研究人员的世界观将永远决定着他的工作方向。”当今时代，地球村的概念在科技界和理论界已经深入人心。科学知识的积累和浓厚的人文氛围，促进了全球性的合作，树立起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科技合作思维模式。对共同关注的课题进行科学探索和合作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科学发展模式；时代赋予了多国科学家共同进行多学科的探索和合作的哲学涵义。

4 科学和哲学关系的发展展望

4.1 未来科学和哲学关系趋于分散状态发展 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从层次论的角度分析，当代科学系统的学科体系按研究对象可以分为形式科学；物理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等子系统。而每一门科学又包括理论、对应规则和科学事实等层次，就理论本身而言，还包括硬核、保护带和正面启示法等层次结构。科学的整体发展，要达到接近真理的目的，要使人的认识最终与物质世界一致，不是所有对物质世界的探索都可以称为科学，因为科学要求科学的方法。而科学的方法也日趋专业化，独立化，把完全的理性思考作为最重要的思考模式。不能容纳与现实的，理性思考相反的假设。如此，它就和哲学思想走向对立。哲学恐怕不能将哲学称为严格的科学，尤其哲学的对象是无法证实，但是它本身的发展就需要进行天马行空般的假设和跨领域的归纳。这当然并不是说哲学不好，只是术业有专攻而已。哲学作为一种思想是无法证实或被证伪的，是非常虚幻的，难于和科学技术相结合，只能逐渐独立于科学，通过其他的学说来慢慢的完善和发展自身的论点。因此从科学和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注定了朝分散状态发展的趋势。

4.2 未来科学和哲学关系又趋于统一或是集中的发展状态 科学与哲学却也一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自亚里士多德明确哲学以来，哲学便作为“科学之后”而存在。哲学的原材料有一大部分是来自科学的。即便是在科学未明确建立的时候，哲学也有赖于科学的萌芽--分别的认识。对于各种哲学方法论内在的联系有必要运用系统思想的整体观、层次观来分析、归纳、演绎、综合、逻辑方法与非逻辑方法，这样可以从自然界层次之间的上下向因果联系展开论述分析，引导我们用多元、辩证的观点正确认识科学方法及其可靠性。也可以运用哲学系统层次观、演化观的方法进行分析批判，以培养学生合理怀疑的精神气质和论证批判的方法，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3]另外，我们还应看到科学向深层的分化，也并不总是伴随着哲学意味的减少。在现代科学向深层次的分化发展中，明显呈现出另一种学科横向交叉的综合化趋势。在这一综合发展中，或者是研究对象本身涉及多个学科，或者是方法涉及多个学科。这种学科的深层发展中的综合趋势使这些发展起来的深层学科本身的哲学意味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哲学与科学内在溶合的统一性关系具有多重复杂性。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科学和哲学仍然会表现出统一集中的状态，其也构成了两者关系发展体现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1]邬.试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西安交通大学，2004.2.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篇5

论文摘要:科学、哲学与宗教概念是随着人类生存的扩展而一同扩展的。从人类 历史 的纵向看，三者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历史上科学、哲学、宗教相互作用引起此消彼长， 现代 社会里科学的机端发达使宗教只能成为一种炸主流的意识形态，然而科学的发达使现代人更无法抛开宗教的精神安慰，也更需要哲学的“思”。科学、哲学与宗教是伴随人类始终的，三者自产生之日起就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在人类文明的森林里放葵共处、彼此互动。

科学、哲学与宗教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古老的三大组成部分，在古代，科学、哲学与宗教是混纯一体的，科学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之中，哲学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宗教的蟀女，科学、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就无从谈起。到了近代，首先是科学呈现出独立分化的特点，继而宗教也渐失其统治地位，然而在这个时期，人们为独立分化的成就所鼓舞，鲜有人去思考三者之间关系。在当代，科学、哲学与宗教在分化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新的整合趋势，许多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和各自领域的专业问题，单纯依靠三者之一是很难解决的。由此，科学、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一、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

    要对科学、哲学与宗教概念作准确的界说是很困难的。就哲学和宗教的概念而言，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一直是各自领域争论的热点。我国传统的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哲学的定义是:人们对整个世界( 自然 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概括和 总结 。这个定义有其合理性，但争议较大。人们试图将哲学定义为“对各种人类经验的反思”或“对人类最为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理性的、方法的和系统的思考。”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这是罗素对于科学与哲学及宗教的理解。对哲学的研究对象，中外哲学家都曾作过一些回答，只不过见仁见智，互有歧义。总体来说，哲学应该包括本体论(即西方学者所说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不同的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哲学研究的对象与界域也随之改变。哲学概念的界说是同人的生存一同扩展和改变的。

    对宗教概念的界说也是如此，在人类文明诸多领域中，宗教是最具神奇色彩的。一方面，宗教独具超凡的神性特征。另一方面，宗教又充满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内容。关于宗教，传统的观点认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一种事物要成为宗教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有一套道义伦理规则;(2)有自己崇拜对象和崇拜仪式;(3)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建制。

    而对于科学是什么，人们的见解虽不相同，但总体来说争议并不大。在现代较广泛为人们所接受的对科学的定义是:科学是科学共同体采取经验理性的方法而获得的有关自然界和社会的 规律 性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二、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共生

    其实，无论科学、哲学还是宗教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希克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只有两个进路:一是自然主义的;一是宗教的。无神论，人道主义，科学主义属于自然主义的进路;世界各大宗教属于宗教的进路。在人类的早期阶段，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生产经验的积累便是早期的科学。“物理科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对肉眼可见的天体运行一类自然现象的观察，可以追溯到人们用来增进自己生活的安全和舒适的粗笨器具的发明。同样，生物科学也一样是从动植物的观察和外科开始的。可见科学的产生源于人类初期生产实践的需要。然而，生产力的低下与自然力的强大.使早期的人类不得不对种种神秘的自然现象产生原始的恐怖与崇拜。面对自然界种种无法解释的神异表现，他们只好归之于诡裔的精灵的主宰，并希望能通过对神灵的恭顺的表示来求得神的庇护，于是就崇拜起神灵来。“巫术，占星术和宗教必须一并加以研究，虽然它们在历史上和科学的确切关系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还不得知然而原始的巫术却是失败的较多。失望的信徒们很可能不再相信人可以控制自然，而且转而去讨好荒野中的捉摸不定的精灵—神或魔鬼—，希望这些精灵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就过渡到某种形式的原始宗教。“有些人类学家认为，巫术一方面直接导致宗教，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科学，但是，弗雷泽却以为，巫术，宗教和科学是按这样的先后次序出现的。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人把可以用经验科学和观察或传说加以处理的简单现象和他们所无法理解或控制的神秘不可估计的变化，明确区别开来。前者引向科学，后者导致巫术、神话和祭祀。

    然而在古代，首先对生产的经验知识加以理性考察的，能够探索其各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则是爱奥尼亚哲学家。据说把丈量土地的经验规则变成一门科学—几何学的创始者是米利都的哲学家泰勒斯和塞莫斯的毕达哥拉斯，这些自然哲学家在物质中寻找实在，渐渐创立了基本原素的学说。可见，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地考证哲学、科学与宗教的产生孰先孰后，实质上也没必要，然而三者之间从产生起便有着紧密的联系。从人类历史的纵向角度来看，可以认为三者几乎是同时产生的。

    三、历史上科学、哲学与宗教的互动

    古代希腊，一方面，古希腊哲学深受原始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又为后来基督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基督教教义完全是在古代希腊哲学的影响下创立的。而哲学和科学之间，正如恩格斯所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希腊哲学最初源于古老的宗教祭仪， 发展 到一定阶段后，原始的宗教意识和伦理意识便进入分崩离析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关注人的现实问题，“希腊人被自己的心灵迷住了”，而“认识你自己”则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主旨。人们对于纯理论的兴趣就过渡到后来的“哲学”。而哲学更倾向于自然科学，“由智者派和苏格拉底开始，至柏拉图主义达于顶峰。他们试图从这样的哲学中去创造新的宗教以代替已经过时的旧的宗教。”然而在中世纪，随着基督教势力的强大并占统治地位，留给哲学的最多不过是一脾女的地位，“一个科学地奠定、发展和捍卫教义的脾女的地位。同时，哲学也因此与神学在方法上对立起来，因为神学依靠神灵的启示宣教的东西却被哲学利用人类知识去获取、去阐述。“哲学与神学在方法上的对立逐渐发展到本质上的对立。哲学逐步由阐述、捍卫教义过渡到对教义进行批判，最后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由于中世纪宗教的独尊地位，使哲学、科学都严重萎缩，尤其是科学几乎陷于停滞。爱德华·格兰特指出:“科学革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世纪创造了一种智力背景使自然科学才作为严肃的学科发展了起来。它提供了观念和方式，对这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人认为，后来的文艺复兴是由于中世纪漫长的酝酿才使其发生得以可能。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如果没有宗教的抑制和扼杀，科学与哲学这两颗小树原本会长得更茁壮些。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直到临死前才敢拿出来出版却依然遭禁，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架上……，宗教在一切科学可能会危及其统治基础的地方都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可是，抑制与扼杀只能延缓科学的发展，却无法最终阻挡科学前进的步伐。

    即使在中世纪，科学的发展仍然对宗教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在这里，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上的物种之一的人类也不再是万物的至尊，(圣经)的基本观点受到了质疑。牛顿力学的提出再一次对宗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形成了机械论的宇宙观。牛顿学说逐渐被视为是在许多方面都排除了上帝的必要。宇宙被视为自我控制、自我运转的机械装置，它不需要上帝的千预。太阳系最初是怎么运动的?牛顿的回答—上帝的第一次推动，这个回答客观上使上帝的位置下降了，在物理科学中请出了上帝。今天所称的“自然神论”就是受到了牛顿学说的影响。生物科学领域里出现了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对那种传统的基督教观点形成挑战，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生命其特征及其行为都源于神的创造。而且，对于人是上帝创造的顶点，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享有特别的恩典，它也形成了质疑。达尔文把宗教彻底从自然科学中驱赶出来，科学的世界观全面替代宗教的世界观和哲学的形而上学世界观。

   当然， 科学 的 发展 给 哲学 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古希腊处于萌芽阶段的科学决定了那个时期以本体论为主的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牛顿力学的发展促使了中世纪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宇宙观的形成，“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 自然 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上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在这时期，哲学仍作为包罗万象的科学一般，哲学是普遍的科学，各门具体学科仅是其分支。而自然科学是在近代经过一次次“阵痛”逐渐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逐步壮大并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哲学作为一门特殊学科，其领域便几乎缩小到只限于对自身的批判活动了，各门具体学科逐渐获得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在 现代 社会，由于科学的强大与独立，使传统哲学终结了，哲学变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面向思的事情”。哲学只有关注，也不得不关注自己时代的科学才有生命力。尽管如此，哲学与科学之间却仍然关系密切。首先，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仍对各门具体学科起着引导作用。恩格斯曾以深遂的科学洞察力明确指出，当自然科学的发展难以提供足够的实证材料，不能从科学的角度用科学的方法来对某一问题做出解答的时候，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的方法来解答，必须从哲学的层面来回答。在近代后期哲学的自然领域出现了预见、预言、假说、学说等很多形式，像恩格斯对原子可分的预见，康德关于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原始星云假说，拉马克的生物进化学说和赖尔的地质渐变学说等就是例证。在近代的自然科学领域中，这种以预见、预言、假说、学说等形式出现的科学问题的哲学解答更具普遍性。所有这些在本质上是对科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果，是从哲学层面上解答的答案。然而，科学问题的哲学解答以后，还必须通过未来的科学实践的研究、验证。

    科学的独立化决不意味着哲学和科学的“彻底分裂”。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为哲学和科学建立新的关系奠定基础，使科学与哲学在近代的分化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综合，出现了哲学科学化和科学哲学化的双向互动趋势。一方面，自近代后期以来.尤其是现代，科学研究所遇到的科学问题已经达到相当复杂的程度，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另一方面，离开具体科学，哲学也只是一个“空架子”，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需要具体科学的填充和验证。哲学只有关注那些在科学研究领域不能从科学层面用科学方法来解答的科学问题并作出合理的解答时，哲学的生命力才能够表现出来，而且哲学也只有在解答这些问题时，科学所提供的事实材料才能成为哲学加工、概括和 总结 的对象，才能将之有机地而不是机械地容纳到哲学体系中来。

    四、现代社会的科学、哲学与宗教

    现代社会，与中世纪的宗教的极度膨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学的极端繁荣与强大。科学创造了或正创造着一个个奇迹，科学为人们创造着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状况。科学带给人们的实际的好处使科学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左右着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与人生理想，科学左右着我们的社会秩序与国际关系，科学被奉为我们人体器官的延伸，“它(指科学)都是构成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完整身体的一部分，是我们伸向环境索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身体器官。科学以其对人类的独特贡献使之在现代社会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成为现代社会的真正的统治者。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篇6

[关键词]宗教；科学；关系；哲学思考

宗教与科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文化样式。二者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哲学领域中一个简单而又复杂、模糊而又清晰、古老而又常新的研究课题。在现代，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益“社会化”和现代宗教发展的日趋“世俗化”，甚至现代西方宗教出现了所谓“科学化”的新趋势，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再度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那么，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该怎样去认识与把握呢？

一、宗教与科学关系的不同见解

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和宗教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宗教是对超自然对象的信仰与崇拜，科学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对象；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宗教的认识方法则是反经验、反理性的信仰主义；科学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宗教则妨碍生产力发展；科学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宗教则阻碍社会变革。自然科学的发展史清楚地证明，科学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不断与宗教神学作斗争，并不断清除上帝作用的过程，宗教终将被科学所驳倒和取代。

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于祺明教授在中国无神论学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指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不同，表现在科学是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是可以实践检验的，而基督教信仰宣扬的则是超自然、超物质的力量，是不可实验检验的；科学的精神是理性的批判精神，而基督教信仰宣扬的是顺从和虔诚；领会科学精神是靠科学方法，而基督教信仰否定科学的方法。

著名哲学家罗素也持有这一观点。在《宗教与科学》（1935年）和《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1959年）这两本书中，他曾对基督教与科学的冲突做过较系统的历史考察与论证。他指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科学将最终战胜宗教。

第二种观点认为，宗教与科学是各自独立相互分离的。这种观点认为宗教与科学并不存在矛盾冲突，二者的研究对象、运用的思维形式、方法以及所要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其中科学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而宗教则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正如德国哲学家卡斯尔所云：“在人类文化的所有现象中神话和宗教是最难相容于纯粹的逻辑分析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关系。“科学家可以无拘无束的从事工作，不受神学家的干预，反之亦然，因为它们各自的方法和探讨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在宗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坚持科学的独立性是必要的，而今天，在科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坚持宗教的独立性或许也是必要的。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也提出放弃科学与宗教全面对抗的论证，主张采用康德的“科学与宗教相互关系的二元论”的思想方式来调和科学与宗教的矛盾。

第三种观点认为，宗教和科学是相互关联的，本质是互补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在宗教与科学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中寻找共同点。他们虽认可科学对宗教具有批判的权利，却反对把科学同宗教对立起来和隔离开来。在他们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两者在最普遍的方法论问题上具有共性。

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2005年在《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发表的《科学与宗教》一文中指出，“人类在不断发展科学的同时又总是伴随着宗教上的需要，只是对宗教的理解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当代英国学者阿利斯科・E.麦克格拉思指出，对于科学与宗教的研究是人类探索中那些迷人的领域之一。他于1998 年出版了《科学与宗教引论》一书，书中从历史、神学、哲学和科学的角度来审视科学与宗教的交互作用，并一直延至当今，在主要讨论基督教的同时，也扼要阐释了其他宗教的重要性。

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研究还有一位重量级学者，那就是著名的核子物理学家、神学家巴伯。巴伯曾出版过《科学与宗教的若干命题》、《神话、模型和典范：科学和宗教之比较研究》、《科学时代的宗教》、《当科学遇到宗教》等多部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著作。他在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过程神学”的概念，并试图通过“过程神学”做媒介，来实现科学与宗教的有机融合。

显然，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冲突说”和“分立说”着眼于宗教和科学间的差异，力图在二者之间构建起相互区分的尺度；而“关联说”着眼于宗教和科学间的联系，力图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互补的桥梁，从而实现二者的整合。这些观点反映的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们对宗教和科学关系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建设性。但是，要正确认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恐怕单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是无法理清的，二者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用“对立”或“融合”来概括。

二、科学认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影响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因素很多，包括历史、哲学、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因此，想要全面、深入的把握二者的关系也绝非易事，但探索本身也许比答案更有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宗教与科学的本质和历史，防止将二者关系片面化和绝对化。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篇7

 

延安是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从1935年到1948年的13年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我们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党的教育，延安在我们心里是与圣地这个字眼，与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的形象连在一起，从而延安一直是我们心目中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形成了宝贵的延安精神，是我党在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的宝贵精神财富。延安精神及在延安时期形成的政策，也是我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延安精神的具体内容是就是我们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思想路线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延安精神，成为鼓舞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撒热血，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信仰， 使得延安成为70多年前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提出的中国梦则是我们目前新形势下的奋斗目标，同样需要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需要延安精神。在学习延安精神的时候，我不禁要问两个问题：延安精神与哲学上的内容到底存在哪些内在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延安精神力的哲学内涵?

 

作为土地革命战争留下的仅有的革命根据地，延安自然成了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的落脚点。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个成熟的政党，她所采取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不但解决了她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方向问题，也使其在人民心目中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中流砥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完成了从弱小到发展壮大的转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行者和代表人物，毛泽东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一切，均是历史的选择。我们在学习中，还体认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实践中形成的延安精神，特别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延安试验(毛泽东称延安是一切工作的试验地)的成功，也得益于延安精神。我们相信延安精神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在当代全面建设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中国梦的实践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2016年5月17日主持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听取了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发言后，作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是系列重要讲话的重要组成部分，讲话对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指导思想、面临的问题、主要任务以及方法路径做了科学的阐述。

 

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属于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必须为自己时代的经济基础服务，为完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服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性质。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这个地位不能动摇，这个方向不能改变。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如此重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为人类指明了前进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是我们观察、分析问题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指导我们不仅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实现人类解放与每一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和理想。在这四个方面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想、理念与目标。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现实的人的科学。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与发展，自由与解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十七岁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就确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和奋斗的理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指出了资本这个物对人、对工人、对劳动者的统治、支配、主宰的现实。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才是新社会的主体，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一生都贡献给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早期的共产党人所接受认可、所消化吸收、并变为中国的实践，转变为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这个理念是根本，是法宝，是我们解决中国问题，发展中国道路，克服“周期律”的秘密武器。

 

如何理解延安精神里的哲学思想，如何坚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这是我所思考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当代中国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用的重要讲话精神来指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理论成果来作指导。

 

1.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首先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问题。这是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这个方向不能迷失，不能困惑，不能动摇。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根本上指明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个方向必须坚持，必须加强。

 

2.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围绕党的宗旨：“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正如毛主席说的：要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

 

3.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深入研究当代世界的巨大变革，研究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关注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突显问题意识、时代意识，为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生活提供智力支撑和知识准备。

 

4.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振奋中国精神，提升中国力量，铸造精神家园。有利于激发人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激发每个人的心中的家国情怀，汇聚成为国家、民族、个人统一的中国梦。

 

5.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讴歌劳动精神，挖掘劳动智慧，致力于构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文明样态，构建中国人崭新的存在方式，从而引领时代和世界的发展。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2]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

 

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是区别于其他区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的加以坚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边缘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在教材中“失踪”、论坛中“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要问题解决的就是真信真懂的问题，核心是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

 

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和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但目前的学术观点、学术水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水平还不大相称。”而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因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文、面向未来的思路，才能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就是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历史担当。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人的问题，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 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要创新科研经费分配、资助、管理体制，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作用，加大科研投入，提高经费使用效率。要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 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篇8

把“法理学”视为“法学理论”的代名词，也许是可以成立的。但它同样没有解决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问题。因为，当前流行的各种版本的“法理学”，几乎都是若干理论板块（法的概念、法的历史、法的价值、法的运行、法与社会等）的简单堆积，至于各个理论板块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却很少有人深究。

近几年，在思考“法学理论”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又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问题上，并由此引发了多种不同的观点。比如，有学者相信两者是一回事，即法理学就是法哲学；也有学者认为它们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两码事，即法理学与法哲学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还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即法哲学是法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等等。

其实，单从字面上看，“法理学”之“理”与“法哲学”之“哲”，在汉语中，都是含义宽泛的术语。比如，传统中国有“理学”，后来还有“新理学”。但传统中国却无“哲学”这个概念，更无“法哲学”概念可言。概而言之，“哲学”是一个西方传来的概念，“理学”倒是一个中国本土的范畴，二者分别出自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因此，如果仅仅通过词义上的辨析来厘清汉语中“法理学”与“法哲学”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并进而为“法学理论”学科找到一个相对确定的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恐怕将难以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同时也很难在短期内达成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共识。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路径来深入细致地探讨“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比如，从学术史的角度、“知识考古学”的角度、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等等，也许都会推进学术界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但是，如果只想更有效地理解“法学理论”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则不妨通过一种更古老的视角，即从价值与事实二元划分的认识论出发，来重新审视“法学理论”的内容到底包含了什么。

简单地说，所谓“法学理论”，就是关于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理论，也可以简称为“法理学”或“理论法学”。在本文看来，它的内容大致可以一分为二：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

其中，法律哲学关注的对象是法的应然问题，即关于“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研究法律哲学的基本方法是价值分析。有关法的本质问题、本位问题、伦理问题、价值问题；有关自然法、上帝法、神法、人法的问题；有关天理、天道的问题；有关权利、正义、自由等等之类的问题，甚至女性主义法学、批判法学等等西方后现代主义法学关心的问题，只要它涉及到“法律应当是什么”这一主题，都可以归入“法律哲学”的范围。对于这一类问题的探讨，没有终点，也不大可能获得某种“科学”的结论。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在于，通过反复的交流与不断的对话，有可能促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群体，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达成共识。

至于法律科学关注的对象，则是法的实然问题，即“法律是什么”的问题。研究法律科学的立场是价值中立，它坚持实证主义的或科学主义的研究路径。这里的实证主义既可以是逻辑实证主义，也可以是经验实证主义。从逻辑实证主义出发，可以获得关于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等问题的认识，这部分内容，大致可以归属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研究范围。从经验实证主义出发，关注的主要领域是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现实主义法学等等，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交叉科学研究，比如：法律与科学技术、法律与经济发展、法律与生态环境，等等。在关于“法律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大致可以获得一个实证意义上的“科学”结论。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篇9

哲学和科学具有矛盾两重性关系，全部问题都在于对这种关系做出辩证理解与界说。从一般或笼统的意义上说，即从哲学和科学的一般特征与联系上说，哲学当然也是科学的一个部类，也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门。然而，这种认识还属于一般认识，它只表明二者所具有的某种普遍的共同特征，而没有深入体现二者的不同本质及其区别。如果从哲学和科学的特定含义或不同的特殊本质来看，哲学和科学的确定区别就显示出来，哲学就不再是科学的一个部类。也就是说，哲学并不是实证性的科学系统即“实证科学”系统的一个部门，而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实证科学的具有思辨性与超验性特征的特殊的逻辑思维体系。在一般或笼统的意义上说，哲学也是科学，但在特定或严格的意义上说，哲学就不是科学。由于哲学和科学分别具有自身的特殊本质，二者之间也就具有确定的本质区别。由此，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也只能说，哲学不是科学，哲学就是哲学，而科学也不是哲学，科学就是科学。当然，这样的界说又有“同义反复”之嫌。因此，我们又需考虑如何在界说二者关系时能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既反映二者的一般联系又体现二者本质区别的界说。在这种“矛盾”的意义上，我们就只能“辩证”地说:“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不是一门科学。”在这里，“辩证思维”真正体现出一种“矛盾的两重性”，即体现出一种对矛盾双方的复杂关系及其具体含义进行全面性认识的特征。这种辩证综合的全面性认识在于: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哲学就是科学”。在这里，“科学”的含义就是指“知识体系”而不是指“实证科学”。这一界说，主要是就“哲学”与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的一般关系而言。在这种一般性认识中，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还被包含在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之中，由此哲学也就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哲学又不是科学”。在这里，“科学”的含义就不再是指一般“知识体系”而是指“实证科学”。因此，这一界说主要是着眼于“哲学”与作为“实证科学”的“科学”的本质区别。在这一界说或认识中，哲学作为“思辨的”学科或学说已不再等同于“实证性”科学而被包含在“科学”之中，由此，哲学也就不再是“科学”的一部分。事实上，说“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无非是说，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学科也被一般包含在“知识体系”中，因而哲学即是“科学”，但同时，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学科又与作为“实证科学”的“科学”具有本质区别，因而哲学又不是“科学”，而是超越于“科学”体系之上。显然，当我们说哲学“既是科学”时，这里的“科学”是指“知识体系”(可将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界定为“大科学”)，而当我们说哲学“又不是科学”时，这里的“科学”则是指“实证科学”(也可将作为“实证科学”的科学界定为“小科学”)。由此，“哲学”就是一种“大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而并不是“小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换言之，也只有在“科学”的广义即非严格意义上，哲学才可被视为一门科学，而在“科学”的狭义即严格意义上，哲学就不是科学或不应被视为一门科学。因此，“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的命题就包含着理性思维的辩证矛盾，并体现出“辩证逻辑”的本质特征。在这一命题中，第一个“科学”概念和第二个“科学”概念具有不同含义，前者是指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知识体系”)，而后者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实证科学”)。如果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命题或界说就有偷换概念之嫌，或者有违反“不矛盾律”、“同一律”之嫌。然而，若从辩证逻辑的角度来考察，上述命题就完全合理，并且也不违反逻辑思维的规律或理性推论的规则。显然，由于“科学”本身具有两重含义或意义，因而说科学是“知识体系”与说科学是“实证科学”就都没有错，也因此，在上述命题中同时引入“科学”的两重含义或意义而加以综合的辩证界说也就没有错，相反，这种界说或界定恰好能揭示概念的矛盾本性，从而体现出辩证思维的本质特征。在这里，如果固守“形式逻辑”的“非思辨”的形式化思维规则(如“同一律”、“不矛盾律”及“排中律”等)，那就只能是在“哲学”自身的本质上界定哲学，从而只能得出“哲学就是哲学”的命题，这显然属于“同义反复”。此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在“科学”的狭义上界定二者关系而得出“哲学不是科学”的命题，二是在“科学”的广义上界定二者关系而得出“哲学就是科学”的命题。然而，“哲学不是科学”或“哲学就是科学”的命题显然都有简单化的“片面界定”的缺陷，同时，两个命题也形成外在对立。由此，上述三种界定都没有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哲学和科学的辩证关系。因此，也只有提出“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的命题并加以辩证的解说，才能真实地、全面地揭示与把握二者关系。还应看到，在辩证逻辑的概念、判断与推理中，包含辩证矛盾不仅无法避免，而且还完全必要，矛盾的两重性思维也正是“思辨的”哲学思维亦即“辩证逻辑”的一种形式、一种方法、一种规则。上述“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以及“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的命题，也同样具有思维的确定性，不过这种确定性已扬弃了单纯的形式规定性而表现为具有真实内容的辩证的矛盾性。在这里，“辩证思维”或“思辨”已把一般和特殊、属和种、相同和相异、相对和绝对、广义和狭义等等事物的区别或矛盾揭示出来，从而也就在一般联系中深入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本质区别。事实上，也只有辩证逻辑的这种矛盾性思维才能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哲学和科学的真实关系，进而深入认识二者关系的历史演变。辩证思维所揭示的哲学和科学的“辩证关系”的“逻辑”也必然与二者关系“实际演进”的“历史”具有统一性。由此，在二者关系上体现的“逻辑”与“历史”的矛盾也就可望在辩证思维中达到统一。

哲学只能是一门“思辨的科学”而不可能是一门实证科学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把哲学看做一门科学的意义仅是指哲学本身也构成一门学科亦即“思辨的科学”，因而也可被包括在科学的“知识体系”中。然而，哲学作为“思辨的科学”(亦即“思辨哲学”)仍与“实证科学”具有本质区别。从“科学”本身的角度来看，“科学”也呈现出两种形态:一种是在科学的严格意义上存在的“实证科学”，另一种是在科学与哲学关系上呈现的“思辨科学”。在这里，也应注意把“科学”的这两种形态区别开来，即把“科学”的严格意义(“实证科学”意义，这是科学的一种内在本质)与“科学”的非严格意义(“思辨科学”意义，这是科学与哲学的一种外在关联)区别开来。事实上，“思辨科学”概念中的“科学”也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只是指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亦即“哲学”本身)。因此，界定“哲学”是一门“思辨的科学”的最终意义也仍在于把握哲学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科学的区别。因此，对哲学本性及其与科学区别的辩证认识就可深化为下述命题:“哲学只能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而不可能是一门实证的科学。”这一命题主要包含下述含义:首先，“思辨”是哲学的本质特征或特殊本质，亦即是哲学(作为一个“种”概念)的特定本质。在这里，“科学”概念也是在一般广义上使用，即指一种“知识体系”，在此意义上，“科学”(作为一个“属”概念)就可包含“哲学”。因此，说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不过是说，“哲学”作为一门思辨的学科是可以被包括在广义的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系统中的。即使这样把哲学界定为一门“思辨的科学”，也并没有把“哲学”和严格意义的“科学”混同起来，“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仍具有与一般狭义的“科学”亦即“实证科学”的本质区别。事实上，要把哲学与科学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开来，除了说“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之外，并没有别的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也都把哲学视为一门特殊的从事概念推演的纯粹思辨性的科学或学科，而他们界定哲学的本意或要旨也正在于要把哲学同一切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区别开来。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最初的科学分类思想，其中哲学(他称为神学或第一哲学)就已具有研究“存在”的超验、思辨的特性，哲学作为“本体之学”或“形而上学”就已和数学、物理学等专门的科学区别开来。[2](P57、P222)康德则更明确地认定哲学应是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或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科学”[3](P168)。其后，黑格尔进一步把哲学界定为“思辨哲学”或“思辨的科学”而与具有认识的相对性与局限性的“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4](P9、P58)区别开来。依据这些哲学家对哲学本质的理解与界说，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哲学界定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或“思辨哲学”。其次，“实证”是科学的本质特征并由此与哲学区别开来。诚然，科学活动也要运用一定的理性思维或逻辑推论，也要对经验材料进行一定的理论概括或总结，然而，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却并非思辨或纯粹的逻辑推论，而是必须依靠经验观察与实验，而科学的理性思维或推论也要以现实事物为对象，要以对现实世界的经验观察为基础。因此，科学也就总是具有一定的“对象性”、“经验性”，或者说，科学最终还是以经验观察为基础或依据，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经验性与实证性的基本特征。诚如黑格尔所说:“一切科学方法总是基于直接的事实，给予的材料，或权宜的假设。在这两种情形之下，都不能满足必然性的形式。所以，凡是志在弥补这种缺陷以达到真正必然性的知识的反思，就是思辨的思维，亦即真正的哲学思维。”[4](P48)由于哲学和科学在研究方法或认识方式上的特征恰好相反，因而二者在推进人类认识上也就具有“互异互补”的性质。再次，认识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要旨还在于把二者区别开来，而此种区别的本质又在于哲学具有“超科学性”。诚然，哲学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哲学的“科学性”也仅是哲学的一种属性，哲学还具有一定的“人学性”乃至“神学性”(历史上的哲学总具有与宗教的密切联系)，然而，哲学的根本特性却并非“科学性”或“人学性”，或者说，哲学既非“科学”亦非“人学”，哲学就是哲学，哲学的根本特性是“思辨性”，哲学乃是一门特殊的从事理性思维与逻辑论证的思辨的学科。哲学的思辨性或其理性批判与反思的形上本质，构成了哲学的“超科学性”，并最终将自身与科学区别开来。

国内流行的哲学定义的缺陷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篇10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

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 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 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

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 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 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 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 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 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 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 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

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 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 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五、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

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学者庞跃辉则认为， 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 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 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 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篇11

哲学是不是科学、能不能成为科学，目前在哲学界存在不同看法

哲学是不是一种知识？应当说，哲学历来被公认为一个知识部门，即一门学科。但现在这也成了问题，一些学者否认它是一种知识，即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认为它只是一种思维方法、一种人生态度，或者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取向，等等。如果哲学是一种知识，那么它属于何种知识部门？有的认为它是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或玄学，或理学；有的不承认这种一般哲学，而认为哲学就是各种或某种部门哲学，如自然哲学、历史哲学、认识论、价值论等。由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没有在哲学界取得共识，因而哲学家们的观点自然难以达成一致。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哲学家们曾一度取得共识，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实际包括三门学科，即世界观、认识论和历史观。但是，近年来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时，人们也是观点各异。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宇宙，有的主张是物质与意识或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或者是存在与思维关系中的世界，或者是实践，或者是认识，或者是人类社会，或者是人。

这些不同看法在学科分类中都有所反映。新中国成立前，综合大学的理论学科多分为文理法，这反映了一种学科分类方法，即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观点，哲学被从文科中分了出来，文史也被规定为社会科学。但由于哲学的规模远不能同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相比，而事实上哲学活动往往同社会科学活动联系在一起，于是又逐渐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种一分为二的格局。这种格局虽然把哲学同社会科学放在了一起，但哲学的性质和地位是明确的，实际承认了哲学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即哲学中的世界观、本体论、形而上学等一般哲学的特殊地位。至于其中的部门哲学，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精神哲学等，则可以分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近几年来出现一种趋势，即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提法来取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这实际上是主张恢复新中国成立前的学科分类，但这种分类并不科学。第一，在这种分类中没有世界观的地位，世界观是跨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第二，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没有明确的界限，历史学可分为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其对象都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为什么不属于社会科学呢？文学可分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其对象也都是人类社会，为什么不属于社会科学呢？反过来，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其对象也都是人的活动，为什么不可以叫做人文科学呢？总之，如果用人文社会科学来取代哲学社会科学，这将使本来比较明确的学科分类变得概念含糊、界限不清。

把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起来，有利于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性质和地位

众所周知，现代哲学学派林立，没有任何一个学派为多数哲学家所认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虽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视为科学的哲学，但这并未得到哲学界的公认。人们诘难和反对的矛头主要集中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上，有的甚至一般地否定世界观，这是同现代西方“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一致的。

把哲学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起来，不仅肯定了哲学的科学性，而且肯定了它的世界观意义。这里所说的“哲学”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只有它有明确而合理的研究对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全面系统的原理，有比较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它的科学性，所以它才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有效的思想方法。这就澄清了理论界关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模糊思想，为研究、建设、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当然，这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其他哲学就应该否定了，因为其他各派哲学同样有其特殊对象和特殊内容，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三个解放出来”的论断，同样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上世纪20年代由前苏联哲学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若干观点逐渐形成的。他们引以为据的有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观点，其组成部分大致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构成了一个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理论基础的哲学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哲学的发展和哲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感到这个体系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现在正是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极好机会。

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科学的态度进一步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

首先，对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不能包括一切部门哲学，但是否应包含若干部门哲学？过去已经把认识论、历史观等部门哲学包括在哲学之中，现在是否有必要继续包括在哲学中？是否还应增加一些新的部门哲学，如价值论、实践论等？这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问题，即根据目前科学发展的情况，有的部门哲学应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的部门哲学应分离出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部门哲学会由于种种原因而有增有减，但一般哲学即世界观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篇12

【关键词】科技；科技哲学；传播

一、科技哲学概述

科技哲学全称叫科学技术哲学，是对科学（内在地包含技术）的哲学理解，属于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自然界中的一般规律、科技活动的基本方法、理论及其发展中得哲学问题、科技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内容。

科技哲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理论，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本性、研究科技思维的辩证法、研究科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等内容。以自然观、方法论、认识论、科学观、科技与社会等为研究领域。由于科技活动已经成为了独立的社会活动，因此，将科技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进行考察和研究，无论是对科技发展还是对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科技哲学的历史很悠久，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方法论的研究开始出现，科技对科学的影响也日益明显，科技与社会关系成为了科技哲学研究的重点。因此，只有认识了科技哲学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地研究科技哲学，更好地传播科技哲学，充分发挥科技哲学的作用，实现科技哲学对科学和社会的贡献。

二、科技哲学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科技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辨证法一直被当做高校理论课程的必修课，这不但培养出了一大批从事自然辩证法专业的专业性人才，并且也丰富和拓展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逐渐地超越了自然辩证法自身的范围。目前，虽然学术界关于科技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关系研究，以及有关科技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等方面一直处于激烈的讨论之中；但是科技哲学却是在沿着自身学术和学理轨迹在不断地发展，主要体现在下面几方面：

（一）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随着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加快，自然辩证法也被科技、科学技术以及科学与社会等名称所更改，由先前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科技哲学研究室、科技哲学研究中心等。

（二）从科技哲学的学术研究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科技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观、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学方法论等几方面，而90年代，在研究传统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学术界在研究自然辩证法上也相继出现多元化的局面。目前，在研究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诸如：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信息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等。

（三）从教材建设上来看。在已经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基本教材或者参考书来看，最具影响力的应该是：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主编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1]和刘大椿著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2]。《引论》一书明确详细的给出了科技哲学的定位，指出科技哲学是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1]。而《导论》一书在定位科技哲学上则是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指出科技哲学是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2]。与《引论》有所不同的是，《导论》给出的科技哲学定位不但使科技哲学摆脱了自然辩证法本身所存在的框架束缚，也使对哲学的思考开始转向科技反战本身。

三、科技哲学传播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随着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需要从哲学的角度来观察现代科技变化的规律，运用哲学观来细致分析科技变化的特征，从而才能推进科技的良好运行和持续创新。所以，就目前而言，无论是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科技哲学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来分析，科技哲学在传播的过程中都急需两大主要问题：即现代科技与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的问题和虚拟与现实的内在关系问题。

（一）现代科技与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问题。站在科技哲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科技与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问题，不难看出，既存在理论上得原因，也存在现实上得原因。首先，科技与社会伦理是及有所不同又有所关联的。科技追求的是理论上得“真”，发现的是在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客观规律，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社会伦理追求的则是理论上的“善”，解释了现实中的人与人相处的方式或方法，解决的是人与人间的关系。判断伦理的标准是从善的行为和风尚，而判断科技的试金石则是科技实验，是观察，是论证。因此，人们只有不断地对知识进行累积和创新，才能实现和促进对科技的不断完善。

（二）虚拟和现实的内在关系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创造超越现实时空的虚拟时空已经成为了真是的场景，也不再只是一个神话。虚拟时空是在现实时空的基础上，通过用虚拟的技术而构造的一种时空形态。这种形态既和现实有所关联，但又不同于现实。因为，其构造方式很特殊，它的运行方式也和现实不一样，并且它的运行状态更是超乎常态，再加上其独特的时空维度和新奇的时空场景，使得其给予人们非常特殊的空间感觉。虽然表面上看虚拟时空是脱离现实时空的，但是从科技哲学的角度来看，虚拟时空是离不开现实时空的存在的，因为，无论现实时空怎么被改变或者突破，时空的本质是不会被改变的。另外，虽然虚拟时空超越了现实时空的有限性，建立了独具模糊性的网络时空，但是无论是在虚拟时空还是在现实时空，物质在时空的存在是无限的。因此对现实时空而言，虚拟时空并非是完全模糊的、完全脱离现实时空的虚拟网络时空。所以，从科技哲学的角度分析，把虚拟时空看作是绝对非确定性的模糊世界，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中也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应该十分清醒的认识虚拟与现实的内在关系。

参考文献：

[1]黄顺基，黄天授，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本社，1995.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篇13

当代哲学家对科学发展的两种回应

总体而言，当代哲学研究对科学发展的回应，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哲学界，都存在正反两种不同观点，我将它们分别称作“科学万能论”和“哲学特色论”，前者声称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自然科学加以说明，后者则强调哲学的不可替代作用。这两种观点都是哲学家们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极端反应。根据“科学万能论”的观点，科学发展已经为人类提供了所有可能解释的现实方案，并对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可以预期的解决方案。这使得哲学家们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哲学扩展抱有极大希望，表现为以某一种自然科学研究为模板推进哲学领域的问题研究，或者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重建哲学研究的基本模式。20世纪初期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而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进路也充分反映了哲学家们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推崇，无论是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还是在认知科学哲学和实验哲学研究中，我们都可以强烈感受到科学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从当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看，科学主义传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倡以科学研究的方式进行哲学研究，这也带来了当代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无论我们是否承认科学主义的这种历史作用，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路径为当代哲学研究的确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影响。然而，这种“科学万能论”的观点明显夸大了科学研究对当代哲学发展的作用，因而存在用科学取代哲学的潜在危险。由于哲学研究具有明显的个人特征而无法重复等性质，一些哲学家就认为，这些性质保证了哲学研究具有科学研究无法取代的特色，因而我们不能用科学研究代替哲学研究。这就是“哲学特色论”的主要观点。这种观点的最初捍卫者来自19世纪后半叶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他们坚持严格区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并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了精神现象的优先性和特殊性，而后者仅仅是精神科学方法的具体运用。同时，他们还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对普遍性的追求与精神科学对特殊性的要求，使得两者之间无法相互取代。“哲学特色论”在现代哲学中是以实证主义传统的对立面出现的，这表现为晚年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忧虑、海德格尔对现代实证科学的批判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对现代科学文明的反思。虽然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对科学的性质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在对待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却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把哲学研究看作是一种与现代科学研究完全不同的事业，在胡塞尔那里是一种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一种追问科学意义的形而上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则是一种反思性的理智活动。因此，哲学研究具有科学研究无法取代的特殊性质。这种“哲学特色论”的观点不仅直接反对把哲学研究混同于科学技术，或者用科学研究方法从事哲学研究，而且试图用哲学的特殊性质反对科学技术的成就，反对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种反对意见对于提醒我们注意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当代哲学中的泛滥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更需要看到，这种“哲学特色论”的结果是把哲学研究完全排除于科学发展的视野之外，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自身的发展。

当代哲学对科学技术研究的介入

从当代科学发展的基本图景中可以看到，当代哲学始终在以各种不同形式介入科学技术的研究，并试图用哲学的方式说明当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这首先表现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其次表现在以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可以说，科学哲学研究是哲学家们深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主战场。早期科学哲学家们，如逻辑实证主义者石里克、卡尔·波普等，坚持把科学研究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模板，以科学主义精神贯穿于哲学研究的全过程。虽然后来的哲学发展逐渐表明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纲领的失败，但这一纲领体现的科学精神，即以经验为向导、以逻辑为手段、以效果为目的，却在后来的科学哲学研究中保留了下来，特别体现在具体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当前科学哲学研究通常被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科学哲学”，主要关心的是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一般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具体科学哲学”，主要涉及不同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哲学问题，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讨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问题。“一般科学哲学”处理确证、语义和科学理论的哲学解释，其中包括了科学概念的操作性特征、认知意义的经验标准、理论的相互融合、科学革命、科学实在论的演变、因果解释、还原论与科学的统一，等等。“具体科学哲学”则包括了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等。此外，在当代分析哲学传统中，还有逻辑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它们不仅与自然科学研究密切相关，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独立分支领域。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哲学研究对科学技术最新成果的介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介入在以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为代表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今，认知科学研究已经被公认为具有多学科交叉研究性质的综合性科学，其中，哲学与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与人类学等都被视为认知科学研究的主体学科，共同构成了认知科学研究的基础部分。与人工智能技术相比，认知科学研究是对人类认知获得的性质、范围、形式和表征方式的基础研究，因而应当属于传统科学研究的理论部分。这些研究通常包括了两个主要部分：其一是与人类认知和心灵活动密切相关的内容研究，其二是与认知活动特征描述密切相关的表征研究。内容研究部分主要涉及意识的性质和内容、动物认知、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这些与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主题和内容有实质性的交叉，因而说明认知科学与哲学研究的交叉性质。在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活跃的今天，人们对这种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出了更多的担忧和思考。应当说，人工智能技术的每一项突破都是在更新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不断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相对于人类主体，人工智能构建了一个巨大的“他者”，挑战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个他者不是被人类奴役的客观对象，而是与人类地位平等的另类主体，甚至就是人类自身。难以想象的是，当人类大脑的所有神经元逐个被硅基芯片或其他人工智能技术所替换，我们在自我审视或审视他人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在审视什么样的对象。因此，在现有的人类社会条件下，人工智能技术自然就会引发大量伦理关切，人工智能技术的利用就会威胁到人类伦理的一些基本信念。这些都迫使我们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重新思考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

未来哲学的可能性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篇14

关键词：黑格尔 哲学 科学 宗教

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古老的三大组成部分即哲学、科学、宗教。在古代，哲学、科学与宗教是混为一体的，哲学作为知识总汇包含着科学，哲学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辅佐于宗教。到了近代，首先是科学呈现出独立分化的特点，继而宗教也逐渐失去其统治地位。在当代，哲学、科学与宗教在分化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新的整合趋势，许多问题，例如社会问题和各自领域的专业问题，单纯依靠三者之一是很难解决的。因此，哲学、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

一、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宗教？

很难准确的定义哲学、科学与宗教的概念。在不进行更加深入地思考的情况下，可以先给出科学的定义：科学就是以理性和逻辑的方法为特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的定义还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以理性和逻辑的态度，来探索世界，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生活。

对于哲学的概念，黑格尔认为必须加以严密的规定。例如宗教与宗教中所包含的思想和关于宗教的思想，特别是神话形式的宗教思想，由于他们的内容和形式很接近哲学，以至哲学似乎完全没有确定的范围。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不同的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哲学研究的对象与领域也随之改变。

在人类文明诸多领域中，宗教是最具神奇色彩的。一方面，宗教独具超凡的神性特征。另一方面，宗教又充满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内容。传统的观点认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一种事物要成为宗教至少要具备一套道义伦理规则，并且有自己崇拜对象和崇拜仪式，这样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建制。

二、哲学、科学和宗教三者的关系

1.哲学与宗教的联系与区别

宗教与哲学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孕育与被孕育，相互间的冲突与超越，几乎充满了西方文明史。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指出：“我们必须研究哲学史所特有的内容，当我们既已区分开一切与它有密切联系的东西之后，唯有这种特有的内容才是我们应该集中注意力去从事研究的。”

哲学决不是凭空产生的，与其他意识形式一样，我们可以追溯到它的母体。黑格尔说：“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依时间次序，宗教现象总是先行于哲学的出现。”在人类历史早期，宗教其实就是神话，神话与宗教最早的对世界和人类存在产生了疑问，并开始思考与探索，哲学正是循着它而诞生并成长起来的。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赫拉、阿波罗、雅典娜的故事等等。每个神都代表一种自然力量，它实际上包含了当时希腊人对自然力量的某种朦胧的认识，它已经以神话的想象形式，试图探索宇宙和自然万物的起源。这样，宗教神话本身就蕴含了哲学思想的萌芽。后来，从不同的宗教神话形式中孕育出了两种对立的哲学思想，逐渐演变成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对立。黑格尔认为，当宗教已超出自然崇拜，开始对普遍对象进行思维时，即精神作为普遍者，以自身为对象，并超出这种个体性，统摄它的对象，达到自身与其对象的统一时，哲学思想便开始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了。

虽然哲学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了，但是它与宗教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黑格尔看来，宗教通过其内容与哲学相联系，“科学是通过形式的独立的知识一般地与哲学有关联，而宗教虽由于内容与科学相反，却通过内容与哲学相关联”。人们在宗教中探寻世界的起源，思考人生与灵魂，探讨伦理问题，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宗教的思考不仅仅关联着经验世界，更关联着超验世界。因此，黑格尔说：“哲学与艺术，尤其是与宗教，皆共同具有完全普遍的对象作为内容”，“哲学与宗教站在同一基础上，有共同的对象：即普遍的独立自存的理性”。只不过，精神欲使这对象与自己成为一体，在宗教中与哲学中采用不同的方式，前者默念对象，而哲学则思维它。

哲学与宗教的区别是二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说宗教与哲学都是以“完全普遍的对象”作为内容，但是却是以不同的形式解释统一对象并与对象相联系。“哲学通过思维意识的形式与它的对象相联系”，而“宗教是最高的理念出现在非哲学的意识——感觉的、直观的、表象的意识中的方式”，形式的区别是明显的。

宗教与哲学都为自己开辟了一个真理与理性的空间，但哲学的真理与宗教的真理不同。我们不需要知道真理是怎么来的，“只须谦卑的接受就得了，因为人的理性是不能掌握真理的”。因此，宗教真理所启示的内容是高于理性和超越理性的，是一种外在的真理。黑格尔认为，真理是不应该只停留于外在的形式里，而哲学的真理就是由外转入内的。因此，只有理性才能把握真理，只有理性才能认识事物内在的本质。

宗教的表象形式与哲学的思维形式是彼此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然而从这种对立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扬弃宗教外在性的表现。例如最初哲学在希腊的中生存，当宗教变得强大之后，哲学又反过来反对，“直到哲学把握住民间信仰的内在核心，并在其中认识自身为止”。

2.哲学与科学的联系与区别

哲学与科学之间，如恩格斯所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黑格尔说：“在希腊哲学起始的时候，我们就遇见了七贤和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从他们那里传播给我们许多接近哲学命题的观念和发现”。“据说泰利士解释日蚀由月亮或地球在中间隔开”，“苍穹是为有孔隙的金属所构成，通过哲学孔隙我们可以看见那最高天，那围绕世界的永恒之火”。像这样一类哲学命题已经开始像自然科学转变，乃是理智的产物，不属于哲学范围，却改变不了哲学和科学都是诉诸于理性的事实。

自然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逐步壮大并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哲学作为一门特殊学科，其领域便几乎缩小到只限于对自身的批判活动了，各门具体学科逐渐获得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尽管如此，哲学与科学之间却仍然关系密切。首先，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仍对各门具体学科起着引导作用。当自然科学的发展难以提供足够的实证材料，不能从科学的角度用科学的方法来对某一问题做出解答的时候，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的方法来解答。其次，科学的独立化决不意味着哲学和科学彻底分裂。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为哲学和科学建立新的关系奠定基础，使科学与哲学达到新的综合。一方面，科学研究所遇到的问题有时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另一方面，离开具体科学，哲学也只是一个“空壳”，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需要具体科学的验证。只有通过那些在科研领域不能从科学层面用科学方法来解答的问题时，哲学的力量才能够表现出来，而且哲学也只有在解答这些问题时，科学所提供的事实材料才能成为哲学加工、概括和总结的对象，才能将其容纳到哲学体系中来。

说到两者的区别，科学的对象只是有限的对象和现象，而哲学所研究的是“完全普遍的对象”。黑格尔认为“把关于这种内容的知识聚积起来本身就不是哲学的任务。这种内容以及它的形式均与哲学不相干”。系统的科学包含普遍性的原则和定律，根据哲学原则和定律进行研究，会发现它们涉及的也只是有限范围的一些对象。

三、现代社会的哲学、科学与宗教

现代社会，与中世纪的宗教的极度膨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学的极端强大。科学创造了奇迹，科学为人们创造着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秩序和国际关系等等都受到科学的影响。然而，科学的发达是否意味着宗教与哲学的消亡呢？恰恰相反，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危机和精神恐慌，比如各种政治危机，环境与生态危机，快节奏生活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精神上的疾病等等。科学的局限使它遭到了现代人文主义者的激烈批判。

要建构人类理性的精神家园，消除科学带来的种种危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哲学与宗教，哲学与宗教是未来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宗教生活为人们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哲学则能通达人的心灵，帮助人们思考。科学越发达，宗教也会越发达，也越离不开哲学的“思”。哲学、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联系的，是相互作用，彼此不可缺少的。

参考文献：

[1]罗素 《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