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的建议精选(十四篇)

媒体融合的建议精选篇1

关键词 媒体融合 全媒体 建议

1 国家层面的政策建议

以电视媒体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具有事业单位性质，是党和国家的宣传喉舌，具有重大的舆论引导、社会监督、文化传承等职责。应当看到，一方面，电媒体走融合发展之路是应对时代挑战、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必要手段，国家已经在战略层面进行了部署，但相关细化的、微观的政策措施仍有待完善。另一方面，新媒体快速发展固然给信息传播带来极大的便利，其影响覆盖从意识形态到产业发展等各个层面。但是由于新媒体意见主体可以隐匿、自由性强、较为分散，传播渠道便捷、多元、开放、交互，内容海量但较为杂乱，这给信息监管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国家既应鼓励和促进新媒体发展，又注重运用法律、行政、教育等手段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范，尽全力打通传统媒体舆论场和新兴舆论场，以传统媒体舆论场引领新兴舆论场。具体而言：

（1）加快互联网及媒体立法。以法律法规规范行业的各个环节，是保证互联网及媒体行业的健康有序运行的必要之举。加快互联网及媒体立法，需结合国内国际已有经验，在思路、模式和重点有所突破，及时作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

（2）建立媒体行业组织。全媒体时代，建立媒体行业组织，一方面可以为传媒产业的集群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通过论坛、峰会等各种形式，促进行业各界的交流协作，共商行业发展繁荣大计。另一方面也可推动传媒产业从盲目竞争走向“自律自治”。为此，国家应指导媒体行业并给以政策支持，促进媒体行业建立行业组织，完善组织各项制度安排，加强行业自律。

（3）建立媒体行业退出机制。长期以来，我国传媒业因具有事业单位性质，导致绝大多数媒体一旦进入该行业，无论经营多困难、亏损多厉害也不会再退出。上述现象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背道而驰，导致我国传媒市场庞大冗杂，经营效率低下。虽然我国传媒业之前也有退出市场的先例，但更多的是因为媒介的违法违规行为而导致的，而非市场竞争的结果。当前阶段，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传媒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此时一味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和保护某些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媒介显然已不合时宜。须知，媒介数量的减少并不会从根本上虚弱整个行业的质量。事实上，竞争淘汰机制下媒介数量的减少是为了质量更好的提升。建立科学合理的媒体行业退出机制，将成为媒体管理工作的一次重大改革与进步。

（4）加强对网络和媒体舆论的管控。全媒体时代，网络和媒体舆论表达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动，同时参与度及影响力较大，具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由于互联网具有虚拟性、隐蔽性、随意性等特点，造成进行规则限制和有效监督困难重重。当前阶段又适逢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突出，非理性的民众极易在网络上宣泄负面的情绪。倘若不对重大敏感信息进行管控，势必会引起不良网络舆论的发酵，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此外，部分商业性质较浓的媒体为了经济利益，无所不用其极，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加强对网络和媒体舆论的管控，是实现全媒体时代媒介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为此应加强对网络舆情的预警监测，建立网络舆情处置领导小组和具体工作机构，建立舆情预警监测以及应急处置机制。

2媒体层面的策略建议

全媒体时代，媒介融合作为电视媒体谋求发展的现实选择，应积极主动的寻找合理的转型路径，妥善处理好融合发展中相关的关系。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一方面，电视媒体应继续巩固和保持长久以来积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继续发挥政府喉舌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强化舆论引导功能、社会监督以及文化传播等功能。另一方面，电视媒体也应创新发展机制，全面拓宽业务领域，提升自身影响力。为此应拓新“台网融合”之路，积极与新媒体进行融合，推动媒体的跨国传播。

（1）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学中的一个概念，主张客观、公正和平衡的报道原则，要求新闻媒介服务于公众利益，不受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的影响和裹挟。西方语境中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独立媒介观。从现实角度出发，在当今中国，新闻媒体应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服从党和政府领导，这是所有新闻工作者应恪守的职业规范，是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条件。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日新月异使得媒体格局发生了巨变。在新的媒体格局下，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新闻媒体更需践行新闻专业主义。

（2）强化新闻媒体自律。杜绝虚假新闻，一方面需要通过法律等强制性规范加以约束，另一方面也要依赖新闻媒体及记者的职业道德自律。

（3）全面拓新“台网融合”之路。当前，虽然台网融合已经出现了一些成功的实例，但是在体制创新、传播模式、盈利模式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须知，台网融合绝非简单地与互联网视频网站就电视台的内容传播、版权或广告的二次销售进行合作，需要一体化的融合，而非台与新媒体独立发展、各自为政。

（4）积极与新媒体合作和跨国界传播。全媒体时代，为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电视媒体可在内容制作、盈利能力、传播规则、受众接触、终端等环节与新媒体进行全面接轨和合作。通过合作不断汲取新媒体运营经验，根据新媒体的特点对其内容资源进行二次加工，并藉此对传统电视的传播方式进行改造，以增强电视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此外，在全球化时代，为打破西方媒体的话语权垄断局面，中国电视媒体应以提升国际传播力为主旨，以锻造国家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为诉求，大力推进媒体的跨国传播。当前，我国电视媒体跨国传播呈现出“多语种、多频道、全媒体”的特征，其中新媒体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新媒体环境下，推动电视媒体的跨国传播，可以新媒体为突破口，通过增强覆盖网络、加强阵地建设、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深入推进中国电视媒体的跨国传播。

3媒体从业者的举措建议

毋庸置疑，新闻媒介在社会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新闻工作者是新闻媒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西方国家其又被称为“无冕之王”。而在我国，新闻工作者肩负着政策宣传、舆论监督、文化鞑ァ⑿畔⒔涣鞯戎霸穑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力军。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传媒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产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新闻传播的速度加快、内容也更多样，用户也不断地参与到内容制作中，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边界日益模糊，这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新媒体传播的技术的发展给虚假新闻、新闻炒作提供了便利，身处其中的新闻工作者面临更多的经济诱惑，这对新闻工作者的道德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媒体时代，新闻工作者如何加强自我修养以迎接新的挑战，是摆在广大新闻工作者面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树立新时代的敬业精神。在全媒体时代，用户也借助新媒体平台广泛地参与到新闻制作之中，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边界日益模糊，这对新闻工作者的荣誉感和成就感造成一定冲击。同时，新闻工作者被要求使用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这要求其不断加强学习。此外，很多新闻工作者把新媒体当作信息获取的渠道之一，为追求关注度，不经核实就引用新媒体中的信息，导致虚假新闻层出不穷。无论任何时代，新闻工作者都肩负着舆论宣传、社会监督、文化传播等职责，需要对新闻工作怀有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树立新时代的敬业精神，认真履行新闻工作职责。为此，要适应时展需要，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及道德素养。

（2）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全媒体时代，受众对新闻质量、多样性、时效性的要求更高，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应该具备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和多能型的业务技能。

（3）培养高超的思辨能力。舆论监督职责的履行对新闻工作者的思辨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谓的思辨能力，实际上是新闻工作者运用知识分析事件、抓住本质以及以严密的逻辑方式求证、表达的能力。思辨能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是对新闻工作者知识含量、知识结构、理性分析能力的全面考量。新闻工作者面临的情景是多元化的，有很多是复杂难以判断的。加之新闻工作者所接触的对象多有利己的动机，出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自身具有较高的思辨能力。

（4） 把握时代脉搏和趋势。全媒体时代，媒体工作者的知识体系、理念应与时俱进，把握时代脉搏和趋势，从而提高媒体的传播能力。

参考文献

[1] 孙昊. 视听新媒体的内容管理[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02）：103-106.

媒体融合的建议精选篇2

【关键词】媒体融合环境、新闻报道创新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such as mobile Internet and expands，the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into the integration era. News reports in this environment is a new shock，news reports are gradually changing to adapt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media convergence，but due to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many or traditional news programs the problem is still not improved.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resent news reports in the media convergence environment facing difficulties，and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ve suggestions on the news.

Key words：media convergence environment，innovation of news report

一、当前新闻报道在媒体融合环境中面临的困境

（一）自媒体的发展

新闻报道面临着来自自媒体的挤压，现在自媒体越来越深入到观众的生活中，降低了观众对新闻报道的关注度，形成了对传统新闻报道的考验。自媒体是指普通人通过手机、微信公众号、qq订阅号等平台新闻消息的个人媒体报道形式。自媒体与新闻报道相比更具有即时性、趣味性和多样性，逐渐通过传播平台被观众所关注。如：今年发生的特大降雨灾害，人们可以通过自媒体在网上、微信等平台第一时间看到视频的直播，而媒体播放的新闻报道则失去了报道先机，如果报道的内容再是老生常谈非常容易流失观众。自媒体更具有趣味性，体现在订阅号上，通过订阅可以直接看到舞蹈、美食、古装自拍的多种信息，让新闻媒体面临挑战。最近最先火起来的“蓝瘦、香菇”，就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播，更加反映了新闻报道的劣势。大量的自媒体报道为新闻报道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挑战。

（二）新闻报道节目老化

信息大爆炸时代，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信息，而在媒体融合的环境下，正规的新闻报道并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导致新闻节目受到冲击。新闻报道存在严重老化现象是当前新闻报道在媒体融合环境下面临的困境之一。这主要由于新闻报道信息量少、内容报道顺序固定、新闻互动性低造成的。

新闻报道信息量少。由于时代差异，现在的观众对于新闻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老人已经习惯看传统的央视；中年人则要求实用性信息的报道；年轻人更为需要娱乐性的资讯报道。而现在的新闻报道信息并不会进行具体的讨论，报道的信息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内容报道顺序固定。现在新闻报道节目的流程多是已经固定化的，这样可以使报道更为有序。但有些节目的报道经久不变，并不符合现在观众的需求。如中央新闻明显的是领导人的出行、重要会议、国民的幸福生活的报道形式，造成观众认为其报道没有信息价值，使新闻报道无法适合媒体融合时代。

新闻互动性低。人们通过网络上的微信、微博等平台，可以比较自由地发表意见，比之前更为重视在新闻事件中自身意见的发表，但现在的新闻报道让观众无法参与，从而降低了观众对新闻的关注度。新闻报道节目老化使之在媒体融合环境下逐渐降低观众关注度。

二、媒体融合环境下的新闻报道创新建议

（一）与自媒体进行合作

媒体融合环境下的新闻报道可以通过与自媒体合作的方式发展自身。自媒体由于对一些紧急事件的报道有着很强的即时性，像今年发生洪水时一些房屋的倒塌视频基本都是自媒体在临近的现场拍摄报道的，而媒体可以通过与自媒体合作的方式收集这些资料原稿来保证新闻内容更加丰富。这样会形成新闻与自媒体间的良性合作，由自媒体先进行第一时间的传播，新闻在进行二次的传播报道。不过这种方式要求新闻报道要提高自身的质量，报道出具有独特见解的新闻视角，进行同一信息的逐渐深入报道。这种合作方式已经有些媒体有所应用，像今年发生特大洪灾以后，当地居民有拍到视频的自媒体传到网上，经过一天左右时间正规的新闻就借用这些资料进行了事件的报道评论。

（二）扩大传播途径，丰富报道的内容

互联网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新闻报道必须结合网络媒体扩大自己的传播途径。目前新闻报道已经与互联网进行了初步合作，在微信、qq上传播一些娱乐报道，但新闻报道与互联网还处于初步结合阶段，在最近兴起的最火的“蓝瘦、香菇”出自手机直播，而对于这些刚刚发展起来的交流平台，新闻报道还没有加入其中，而直播等也是媒体融合环境下的一种媒介方式，所以扩大新闻报道的传播途径迫在眉睫，这有利于媒体融合环境下的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面临内容单一，不能满足观众需求的情况。而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新闻报道必须丰富自己的内容，用一种更为适合这一时代的报道形式进行报道。通过节目风格轻松、节目形式的多变吸引观众。节目风格轻松可以由改变主持人在固定位置报道，主持现场布局的风格改变，主持人幽默的言语来解决。节目形式的多变则让新闻报道与脱口秀等节目相结合，形成多种不同形式的新闻节目，这有利于满足观众需求的不同，将新闻节目通过形式进行划分。这种报道内容的新闻已经出现但并没有被广泛引用，像《语众不同》就将脱口秀与新闻结合，并在言语中结合戏曲。但该节目还是以脱口秀为主，新闻报道在改变形式的同时应该让新闻占据主导地位。

三、结束语

新闻报道在媒体融合环境下已经进行了部分转变，虽然这种转变还处于初步尝试阶段，但通过不断摸索，新闻报道必将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新闻报道应作为遍布人们身边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同时随着人们逐渐重视自身观点，也应建立相应的交流机构。希望新闻报道通过融合变得更加丰富。

参考文献：

媒体融合的建议精选篇3

关键词：大众传媒；公众舆论；公共政策议程；议程融合；服务型政府；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韩梅，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主任编辑，四川成都610071；何文，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新城乡》杂志编辑，四川成都610071

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是大众传媒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议程设置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公共政策议程属于政策议程范畴。John Kingdon（1984：3）提出，（公共政策）议程就是政府官员，以及与这些官员有密切联系的政府外部人员在特定时期所特别关注的问题清单，在官员可能关注的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问题中，官员们实际上认真关注的只是其中某一些，议程设定就是“把一组问题缩小到那些真正成为关注焦点的问题”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指“媒体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由此影响公众议程设置，形成问题流，并最终影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形成政策流和政治流。

作为公众和政府之间为数不多的信息沟通渠道之一的中国大众传媒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属性，中国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融合方式有限、融合度低的问题一直制约着中国大众传媒在促进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议程上所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新形势下，如何利用中国大众传媒独特的政治属性、角色定位和政治影响力，有效地引导、塑造公众舆论，将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议程紧密融合，进而影响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是当前中国大众传媒和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重要课题。

一、大众传媒引导公共政策议程的现状分析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社会架构内，民意表达的有效渠道比较有限，大众传媒一直扮演着影响公众议程，联系沟通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最终设定公共政策议程的重要角色。但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崛起的形势下，传统大众传媒在影响公众议程，促进公众议程和公共政策议程融合的效果和作用被大大消弱。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由过去主要由大众传媒、公众、政府三方互动，并由大众传媒主导的模式，变成了新闻媒体、公众、第三方组织（包括学术机构和非盈利组织等社会团体）、政府的四方互动。大众传媒在议程设置中的主导型作用不断下降，而公众和第三方组织借助网络渠道，声势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大众传媒急需找到一条既能实现其“”的政治功能，又能较好代表民意，并把民意有效转化为政策议程的议程设置路径。

2011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在新加坡连氏基金的资助下设计了“连氏中国服务型政府指数”，并对中国32个主要城市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评估。本次调查中，新华社嘹望东方周刊与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密切合作，以独特视角和解读研究成果，以起到影响公众舆论，设定公共议题以及公共政策议程的作用。本文旨在总结和分析双方的合作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探讨当代中国新闻传媒与中立、权威的学术机构的合作机制，突破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以及政府议程融合的障碍，设定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的优势和作用等。

二、大众传媒参与公共政策议程设定的路径分析

议程设置论的最初来源是实用政治学的研究。1922年美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评论家沃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提出了他的观点：“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这一观点从政治学的角度指出了大众媒介与议程设置的内在关联性，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提供了重要依据。

通过对李普曼这一思想进行实证研究，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了“议程设置”这一新的传播效果理论。它的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

（一）传媒议程与公共政策议程融合

传媒议程与公共政策议程融合是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环境监视功能”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媒的环境监视功能认为：自然和社会都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人类必须了解并适应这些变化和发展，才能使自身适应并生存下去。因此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嘹望哨”的作用。大众传媒环境监测功能反映到议程设置上，就是大众传媒通过传媒议程设置影响公众议程，并实现与公共政策议程的融合，使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更加顺应社会发展方向，更能反映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更能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正如美国学者D.H.韦弗根据自己在1976年所做的调查指出，公众的议题在本质上是受到传媒议题的影响的。

（二）中国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融合

强调媒体议程、公众议程、政策议程通过融合互动，提高公共政策议程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是中国议程设置研究的主要观点。其中，在议程设置上，王绍光认为要解决“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等问题；在媒体作用上，张颁頔提出：“现代公共政策发展需要媒体的参与，媒体参与可以促使焦点问题受到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同时也能够促进公共政策的合法化。”这一观念实质上就是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环境监视功能”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即媒体议程通过反映公众议题影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推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更好地顺应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

对中国传媒议程与大众议程融合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传媒议程与公共议程存在较大背离。2001年年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对我国传媒议程设置功能进行了调查并形成了《中国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现状分析——我国首次就传媒“议题设置功能”进行抽样调查》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议题排序的差别很大。如公众议程中“就业问题”排在第5位，而在媒介议程中，这一议题仅排在第11位；同时，“媒介议题”中列于第3位的“精神文明建设”，在受众那里只排到了第13位。

调查还显示，中国大众传媒议程的公众影响力呈现减弱趋势。《中国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现状分析——我国首次就传媒“议题设置功能”进行抽样调查》一文中提供的数据则表明，只有50.7%的被访公众认为新闻媒介完全（占2.9%）或大部分反映了客观世界的面貌，相对于1983年的调查下降了15.1个百分点。同时只有19%的被访市民认为媒介报道篇幅越大的事件越重要，对之持怀疑态度的占70%，持否定态度的占11%。在1983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首都新闻学会调查组、浙江省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组在浙江省进行了大规模受众调查中发现，居民认为报纸、广播、电视的新闻报道为可信和基本可信的占到65.8%。导致媒介影响力减弱的主要原因是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政治地位、社会角色，以及受大众传媒受到了政治、政策因素的较大影响和制约。因为在当代中国，大众传媒通过框架法，报道中凸显什么，放弃什么？如何报道，何时报道？以及形成什么媒介议程都必须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严格指导。归根结底，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背离，且影响力日益减弱是大众传媒缺乏独立的主体地位，从而未能实现其应有的公正独立的价值取向导致的。

三、影响大众传媒议程设置效果的因素分析

（一）案例介绍

南洋理工大学是位于新加坡的世界著名高等学府。2011年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在新加坡连氏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结合国际和国内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以及中国政府领导人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相关论述开发出“连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指数”。连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指数由三大子维度构成，即服务型政府公众视角，服务型政府企业视角和基本公共服务。根据连氏中国服务型政府指数，服务型政府指数的基本公共服务维度涵盖了以下十个公共服务领域：就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和文体休闲，公共服务提供的投入与产出来自政府统计年鉴和报告里的定量统计数据。其中，公共视角是三个视角中与公共政策议程关联度最高的视角，因而是媒介议程与公共政策议程融合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公众视角包涵五个维度：公众公共服务满意度，政府效能，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由于基本契合了中国民生基本需求，以“2011年连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指数”设置的媒介议程能与公众议程和公共政策议程具有更高契合度，更能促进公共政策议程对民生议程的关注，并转化为回应公众议程的行为，最终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今年《嘹望东方周刊》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尽管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很多政策文件的归纳、概括和总结，但是什么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涵外延，公众和企业是如何看待服务型政府建设，地方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行情况如何，地方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如何发力，一直是《嘹望东方周刊》无处发力之点，难以将服务型政府建设形成有效媒体议程。

合作中，《嘹望东方周刊》充分利用自己的周刊对这一研究项目进行深入报道，结合学术研究成果，发现公众和企业热点，提炼新闻焦点，对服务型政府十佳城市进行深入报道和解读，总结和提炼典范城市服务型政府建设经验，影响和引导公众、企业、政府对服务型政府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认识，把政府议程和公众议程紧密结合，设定政府议程，从而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开展与深化。

（二）影响因素

1.媒介和受众因素。议程设置理论是大众传媒传播效果在社会学中的体现。肖（1977）和温特（winter，1981）把议程设置过程中影响效果的因素分为“媒介和受众”两部分。美国学者沃纳·塞佛林和小詹姆斯·坦卡德在其《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一书中也认为“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就是指媒介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媒介和受众是影响议程设置效果的主要因素，政策议程以及第三方组织则被排除在主要因素之外。

2.政策和政治因素。根据传播学理论，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John Kingdon的政策分析也显示，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等三个流是影响政策的重要因素，由此，政策和政治因素应成为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另一重要因素。

从本次合作的方式来看，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起到了主导作用，《嘹望东方周刊》由于组织时间太短以及受到一些传媒政策的限制，在发动公众、企业和政府参与，以及组织开展相关舆论调查中出现了缺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次活动的影响力和研究效果。

从政治和政策的视角展开讨论，解析中国大众传媒缺位的原因，有助于中国大众传媒能更有效地与专业学术机构在今后开展相关合作。

（1）政治因素。大众传媒是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结合体，政治属性体现了媒体的政治立场，经济属性体现了经营性特点。与西方媒体在政治上形成的与政府的对抗关系不同，中国大众传媒与党委政府的关系为上下级关系，其主要作用是服务于党委政府，主要职能是通过有效占领舆论阵地、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来完成党委政府下达的宣传任务。通过文化体制改革，中国大众传媒完成了由事业单位向企业的转型，但是这种转型不是政治和经济两重属性的整体转型，政治上强调舆论导向，与经济上受众至上之间的矛盾，导致媒体在议程设置中尽量避开与公众议程和公共政策议程相关度高的、关系民生的社会敏感议题和热点难点议题，而去更多选择娱乐休闲等生活类议题，试图以此引导公众的关注点，以至于在中国出现了大众媒介“过度娱乐化”的倾向。

（2）传媒政策因素。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在传播中受到的政策限制较多，导致传媒议程难以引起公众和政府双方的高度关注，陷入既影响不了公众议程，又影响不了公共政策议程的两难境地。具体来讲，中国大众传媒在传播中受到的政策限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议程设置受制于党委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国大众传媒的政治属性决定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所以党委政府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以及政治开放程度决定了当地媒介议程设置的价值取向和现实作用。二是传媒议程设置受制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大众传媒与政府的从属关系导致大众传媒议程设置的功能出现一定程度的颠倒：即不是通过传媒议程设置影响公众议程设置从而影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而是现有公共政策议程影响传媒议程设置，最终反向影响公众议程设置。

四、传媒议程设置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融合路径分析

从对本案例的分析研究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大众传媒在影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已经出现长期缺位，而通过议程设置实现“环境监视功能”，推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又是中国当代大众传媒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此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与《瞭望东方周刊》的合作，为中国大众传媒借助专业学术机构推动传媒议程设置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和实施路径，有助于中国大众传媒突破现实困境，有效地发挥议程设置功能。

（一）大众传媒与专业学术机构合作

近年来，中国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日益成为公众议程，由于媒体议程的缺位，公众议程没有实现与政策议程的有效对接，使得在政府单一主导下，许多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未能取得显著提高，因此，大众传媒参与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问题是，大众传媒在长期缺位之后，其相关实践和理论十分贫乏，很难独自通过传媒议程设置发挥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作用。此次《瞭望东方周刊》与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的合作为中国大众传媒在现有政治和政策环境下，形成传媒与学术的叠加优势，有效发挥传媒议程设置影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功能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启迪。

（二）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

在刚刚的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被专门列为一章。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扩大公共服务等方面有独特的功能和巨大的作用。社会组织（亦称民间组织），具有民间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等主要特征，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这三类组织是民法通则中除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企业法人以外，由民政部门的管理机构依法给出身份的另三种法人形态。社会组织具有的民间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使得其对推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因此，引入与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具有同样中立权威性，以及相当学术水平的社会组织的参与，是中国大众传媒有效实施议程设置的另一现实路径。

（三）重塑中国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

按照议程设置理论，只有大众传媒、公众、政府均以独立的主体身份出现，公众议程设置、传媒议程设置，以及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三者的互动融合才是有意义和有效率的。如果中国大众传媒与党委政府仍然保持上下级关系，大众传媒只是作为党委政府的代言人参与议程互动时，大众传媒在议程设置中的主体地位是缺失的，传媒议程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变味为宣传议程，由此形成的三者互动在总体上也是扭曲的和不完整的。因而，摆脱中国大众传媒浓厚的官方色彩，重塑中国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是实现传媒议程设置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融合的重要前提。

（四）重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社会角色的路径探索

媒体融合的建议精选篇4

互联网新媒体给媒介生态和舆论格局带来的深度调整，既为执政当局了解社情民意开辟出可靠空间，也为社会公众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便捷渠道。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高速发展，智库已成为决定国家力量、影响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方兴未艾，新型智库建设也被提上日程，两者已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我们认为，传统的媒体机构正处在向媒体型智库转型的关键机遇期。在此情境下，衍生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承担信息、舆论引导的媒体，应如何与作为“顶层设计者”的智库进行融合发展，进而既能让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又能迸发出活力并形成合力，在政策引领中增强解释力与话语权。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媒体

在西方，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被看作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之外的“第四权力”，而智库则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思想工厂”。通过各国的实践可以看到，媒体和智库都与政府部门有着密切联系，媒体具有社会性，智库则具有思想性，对二者如何融合发展进行探讨，将有利于发挥两者在舆情研判、咨政建言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共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一）继承创新：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

智库也称思想库、智囊团，是现代政策研究组织的别称。智库的概念兴起于西方，在西方的社会情境中，智库是一种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取向的组织，通过生产专业知识和思想观点来获取社会支持，以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智库一般可以分为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以及国际智库。智库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在现代社会中，决策问题日益复杂，决策难度不断增大，决策的影响难以清楚界定，对公共政策的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现代科学决策离不开政策咨询，政策研究机构的崛起，代表了未来决策的发展趋势。当前全球智库数量庞大，《全球智库报告2014》指出，目前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等都是全球知名智库，它们不仅对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也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影响力。

中西方具有差异性的政治土壤培育了不同的智库发展模式与特点，发源于西方的“智库”概念在中国社会情境下也有了特色化的发展。在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明确了智库发展要以“中国特色”为核心，立足国情，牢固把握政治方向；“新型”则是要在吸取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实践创新。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离不开与媒体的互动。智库和媒体都是政治沟通的主体，对政治沟通议程具有重要意义，亦有助于促进政治决策的开放性。智库与媒体的融合之路值得进一步探索。

（二）环境变化：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融合

所谓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媒介，即人借助用来传递信息与获取信息的工具、渠道、载体、中介物或技术手段。也可以把媒体看作为实现信息从信息源传递到受信者的一切技术手段。媒体有两层含义，一是承载信息的物体，二是指储存、呈现、处理、传递信息的实体。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全面到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科学技术正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异军突起使得媒体环境面临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不断涌现。移动互联网新媒体具有明显的“去中心化”、“无边界”、传播迅速等特征，随着它们的迅速发展壮大，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和影响力受到严重冲击，媒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此基础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成为适应新的媒体环境的必然要求。

与此同时，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碎片化形态，对数据的信息收集、整理与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相对应，公众对媒体的需求也不再局限于信息获取方面，而是对信息的深层意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媒体必须增强自身的智慧创造能力，对自身进行重构。

（三）融合发展：智库与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媒体与智库都是重要的沟通中介，一定程度上是政策源头，二者的关系十分紧密。在美国，决策的先后过程可以体现媒体与智库在决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智库―媒体―国会（形成当局）―政策出台。具体来看，智库以影响决策为主旨，通过公开的方式向决策者和公众传递思想策略，媒体则以智库的研究成果为重要的新闻资源，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实现观点和策略的“二次传播”。媒体与智库均扮演着决策源头和沟通中介角色的同时，也各有区别：智库以团体决策为主要方式，反映精英声音；而媒体的观点则反映普通民众的偏好，体现平民化特点。

智库的媒体化发展是智库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要求。智库的存在目的是为政府公共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考，因此其智慧成果的转化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决策，传播功能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可见，智库必须具备一定的媒体功能，传播也是智库的核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一部分。正因如此，现在的智库大都有自己的报刊、网站，近年来许多智库及其学者还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对自己的智慧产品进行传播。可以说，智库其实已经成为一种“亚媒体”。

媒体的智库化建设是新时期媒体发展的必然要求。媒体的使命在于向大众传播有价值的信息与资讯。媒体传播的内容不仅包括新闻事件，而且包括先进的思想理念、深刻的观点评论、最新的科学技术等，这就需要媒体本身也进行智慧的生产。可见媒体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智库功能，智慧创造能力也是媒体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事实上，媒体的评论、社论、编辑部文章，以及调研、课题、理论文章，等等，都是智慧产品生产。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有重要影响力的媒体还有自己的内参。尤其是当前媒体发展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体发展思路已经不能符合新时代人们对于媒体的需求，媒体自身必须进行智库化建设才能在新的发展环境下赢得主动权。

智库与媒体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在现阶段的媒体与智库合作中，智库在传播方式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媒体功能，而媒体，尤其是主流权威媒体，在传播影响力上发挥着智库功能。同时，媒体与智库也存在各自的长短处。智库的传播能力、传播功能与媒体相比较弱；媒体的研究能力、智库功能亦不够强大。做好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是转型期媒体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四）他山之石：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个案

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国内外已有不少具有借鉴意义的案例。以美国为代表的相关研究具有典型性。从智库的媒体化建设方面来看，以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为例，该学会从组织机构、媒体公关策略以及媒体沟通的硬件配套等方面都具有一套完备的系统，十分注重与媒体的沟通，有300余名知名专家在各种媒体渠道思想观点，甚至还配备了供专家直播和录制视频的新闻机构。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通过举办各种研讨会、圆桌会议、座谈会和会等媒体策略，定期与媒体沟通，维持媒体与政府的长期合作关系。从媒体对智库的报道看，美国媒体对智库的报道十分丰富，诸如《纽约时报》、《共和报》、美联社等媒体都有大量对不同智库专家的采访。

在国内，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问题逐渐得到重视。与美国智库发展不同的是，中国的智库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绝大部分智库设立在政府机关或权威媒体内部，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机构。从目前的实践成果来看，以新华社为例，其建立了以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研究为重点、以实证和比较研究为主要研究视角、以服务中央决策为目的的“中国智库”，同时也出版供中央有关部门决策层研究人员参阅的系列刊物，发挥着“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

综观国内外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媒体与智库进行融合发展成为大势所趋，二者相结合将在政策舆情研判、咨政建言、议程设置、回应关切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媒体与智库之间沟通机制的建立十分必要。从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实践来看，目前的融合方式可归纳为：智库为主体，与媒体建立长期良性沟通；媒体为主体，一方面努力打造“智库型媒体”，另一方面建立与重要智库的合作机制。

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之路

媒体的“长处”在于渠道优势与传播优势，但其往往缺乏对重要政策的深度解读能力，而这则是智库的“长板”之所在。取媒体渠道优势与传播优势之“长”，补智库理论产品渠道之“短”；取智库深度剖析与科学建言能力之“长”，补媒体研究能力缺乏之“短”，这是融合发展、建设媒体型智库的题中之义。媒体与智库应走出一条怎样的融合发展之路？笔者基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客观要求，从媒体和智库各自的“长处”与“短板”入手，针对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考。

（一）建设媒体型智库机构

建设媒体型智库机构是加强媒体和智库融合发展的“首善之地”，发挥媒体的舆情研判、决策参考功能，建立利益相关方直接沟通表达渠道，扮演好媒体型智库机构的特殊角色。

首先，发挥媒体的行业优势，洞悉社会发展新现象新问题。通过不断反映真实的舆情民意及其走向，为党政机关提供真实的社会调研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同时，媒体需充分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为决策部门推送舆论引导领域的实施策略，包括运用新媒体获得智慧支持、利用“内参”等形式建言献策等，提高政府的公信力。除此之外，媒体还应利用自身舆情研判优势，做好民间智慧的汇集工作，窥见社会现象和言论背后的潜流，发挥舆情预警功能。

其次，运用媒体的传播技巧，进行智慧产品的二次加工。在媒体传播智库内容的过程中，无论是直接采访智库的专家学者，还是直接使用智库的研究报告，都不可避免地遇到晦涩难懂的内容。如何把这些智慧产品转化为易被理解接受、便于政策参考的智库产品，则需要媒体运用传播技巧，对智库观点进行通俗解读，使其成为可以“广而告之”的思想产品，比如增加图解新闻、漫画新闻、短片新闻等形式，适度减少全文转载或文字量加大的消息比例等。

（二）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

媒体与智库的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建立一种常态化合作机制，不仅有利于媒体在舆论引导、议程设置方面获得长期稳定的智力支持，而且对政策后的舆情也会把握得更加及时准确。对于智库建设而言，亦可打破单一化的成果途径，找到权威、有效的平台，提升其对公共政策及社会发展的解读力与话语权。以国资委新闻中心（简称“新闻中心”）和国资委研究中心（简称“研究中心”）为例，可尝试建立如下合作机制：

首先，新闻中心发挥渠道优势与传播优势，为研究中心提供全媒体平台，定期研究成果，并主动设置议程，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性。一方面，新闻中心不仅仅是研究中心的研究产品平台，而且应主动结合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热点，为研究中心提供有价值的研讨议题；另一方面，新闻中心应发挥其作为“媒体”的属性，增加议题的即时性和社会性，以弥补研究成果过度理论化、缺乏时效性等不足，实现研究议题对目标受众的精准投放。

其次，承担“智库”功能的研究中心为新闻中心提供智力支持，尤其在议程设置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为新闻中心提供专家资源。新闻中心需要借助智库观点和研究成果进行舆论引导，可以研究中心的智库资源为导向进行宣传材料的选择，发挥时效性争取“首发效应”，加强舆论引导。值得一提的是，新闻中心为研究中心提供研究议题的同时，研究中心也可通过建构议题圈，使不同领域的决策人士为某一政策议题展开讨论，促进舆论聚焦，为新闻中心提供具有广度和深度的议题，也有助于放大话语权，影响决策层采纳信息点。最后，在两个部门之间建立长期的联系人对接机制，通过专人负责日常沟通的方式，保持常态化合作机制的活力。

（三）加强智库型人才储备

《财经国家周刊》常务副总编吴亮谈到，在推进媒体与智库融合的过程中，人才资源的匮乏是融合瓶颈：“有些记者去写研究报告，很适应。（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是一个人员淘汰和更新的过程。”可见，在媒体与智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加强智库型专业人才的储备是关键因素。

首先，就媒体内部而言，加强新闻中心和研究中心的人才流动，有助于挖掘和培养智库型研究人才。通过在两部门之间建立“课题研究制度”，培养研究型的编辑记者。在“课题研究制度”下，通过承接部委研究课题来获取核心的政策资源，从而建立一个“国家部委+研究中心+新闻中心”的课题研究平台，并组织新闻中心有研究能力的编辑记者进行长期调研，提升人员的专业研究能力。同时，积极调动新闻中心采编人员的调研优势和新闻敏感，使智库的研究成果更具有可操作性。

其次，提升媒体人员的智库思维。当前媒体机构生产的调研产品尚停留在新闻事实的组织和评论上，缺乏深度加工，比较缺乏时效性和权威性。提升媒体的智库功能，需要加强媒体人员的智库分析思维和舆情研判能力，强化智慧产品的质量和深度。鼓励媒体人员深入基层，获取一手材料并加以深度分析研究，为决策部门提供操作性强和应用性高的智力支持。

就媒体外部而言，则需建立专家人才库。公共政策问题往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仅靠单一领域的专家资源远远不够。因此，建立一个囊括多种行业的专家研究队伍十分必要。这有助于汇集智力的优势，更好地提供智力支持。比如新华社的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积累了大量的国际问题方面的研究专家，他们对国家形势的判断和分析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参考性，一直被决策层高度重视。

（四）利用互联网加强融合

近些年，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为平台的多种新媒体形式的蓬勃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为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创造了新机遇，提供了多元化的传播渠道。智库应充分利用好新媒体，扩大自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这里不妨借鉴美国智库的发展经验。美国的智库善于通过包括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在内的多种渠道与政府进行互动。在新媒体使用上，智库在政策制定前后都会充分与媒体沟通，给予旗下的专家在媒体和智库网站表达思想观点的机会。同时，这些智库的新媒体平台更新及时、内容丰富并且利用“大数据”思维，与用户形成了良性互动。

“在传统时代，媒体人角色是信息采集者，主要工作内容是报道事实。在融合媒体时代，媒体人角色是平台搭建者，主要工作内容是聚合社会化信息。在大数据时代，媒体人角色是意义生成者，主要工作内容是阐释事件的影响。”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呈现出碎片化形态，对数据的信息收集、整理与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媒体人需要提升数据分析整合能力，在大数据技术上分析复杂形势中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扮演好“解释者”的角色。

媒体融合的建议精选篇5

李东东：四点建议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李东东说，中共十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指导意见，既着眼于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巩固，又关系到主流媒体的生存发展与现代传播体系的建立。新闻出版界委员2014年进行媒体融合专题调研时了解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类媒体融合的力度在加大、速度在加快、投入在加大，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李东东提出几点对策建议：一、解决内容资源版权保护问题。强化对内容资源有效保护的宣传，加强与完善网络著作权保护的立法工作，加大版权执法监管力度。二、改革滞后的体制机制，增强融合发展动力。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在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探索实行股权激励，积极鼓励和扶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开展良性合作。三、创新媒体管理思路和方式，提供融合发展保障。四、加强自身新媒体舆论阵地建设，构建有序竞争并有利于媒体健康发展的良性生态圈。

聂震宁：传统媒体依然有新媒体不可取代优势

在新闻传播层面，作为信息量、比较大的传播产品，新兴媒体在新颖程度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在移动阅读方面、话题的形成、社会热点，新兴媒体也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当然，传统媒体的长处也不能小看。

聂震宁认为，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需要重新认识传统媒体的价值与优势，并建构在这些价值和优势基础上进行传统媒体的转型探索。在新媒体掀起信息大潮之后，受众对高质量的新闻作品的需求正在回归。仅靠移动阅读传播，人类深层次、整体化的东西会弱化。出版业在这个领域是有优势的，这不是移动互联网能取代的。

传统媒体要有自己的价值坚守，发挥优长，内容为王。在多层次产品的开发过程中，新媒体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传统媒体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与客户、受众保持密切的互动关系，提高客户忠诚度。

王涛：融合的核心是生产流程的融合

出版企业必须坚定选择走融合之路，王涛认为出版业与新媒体融合的核心是生产流程的融合，即让所有的传统出版流程――组稿、审稿、定稿、营销等等都在新媒体数字化环境下完成，这是出版业与新媒体融合的本义。

现在的市场属于二元结构，一方面纸介质图书仍然有市场有销路，另一方面大量数字化产品有看点无卖点，这样的二元结构、二难选择导致目前融合中存在很多思想观念的问题，只看到眼前能活得下去，没有看到被边缘化、淘汰的结果，这是融合中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严格把纸媒和数媒截然分开并不合理，一些出版物的数字化版本和纸媒版本在风格上都很注意区分，这也代表了我们与新媒融合的方式，即结合自己的资源，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自己的价值。在出版人的理解里，资源首先要数字化，至于以何种介质、何种方式呈现根据市场需求而定，可以说，未来纸书也是数字化后的产物。

王亚非：内容与科技共促媒体融合

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走了十几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文化企业的竞争能力和体制活力。王亚非强调，无论是在企业文化还是内部制度等方面都加入到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以适应媒体融合的发展潮流。文化产业是一个创意行业，如果从业者思想僵化、制度老化，那么企业的发展将会举步维艰。

王亚非认为，媒体融合对媒体格局影响的一个主要表现是主业多元化，即一种投入、多种产出。文化企业应该逐步加大科研投入，在保证内容为王的同时充分利用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用于内容创意设计与技术研发，着力培育自己的技术人才和创意研发团队，彻底解决技术与内容生产脱节问题，激励各行各业特别是文化产业坚持互联网思维，使用新媒体技术，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与相关产业融合。

王庚年：品牌和资本的融合对媒体融合发展同样很重要

近年来，在我国媒体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资本运作形式日趋多元化，资本融合渠道逐步变宽，资本在媒体融合过程中的纽带作用更加突出。无论是传统媒体人还是新媒体人，都在思考自己行业未来的道路如何去走。

全国政协委员王庚年表示，品牌和资本的融合对媒体融合发展同样很重要。随着行业间的技术性壁垒和政策性壁垒被逐步打破，资本融合将会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融合手段也会越来越丰富，品牌融合就是要实现品牌媒体的多媒体化发展和多元化运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既缺少像新闻集团、迪斯尼等实力雄厚的传媒集团，也缺少具有国际影响的品牌栏目。他希望我国媒体能充分利用国家已有的技术优势，加快打造中国价值、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品牌媒体。

周锡生：媒体融合关键要以人为本

新华社原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周锡生认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关键靠人才。媒体融合对传统媒体有很大的冲击，在互联网出现之后，人们的需求不但是量的增加，更是层次的增加，过去人们对共性的东西有需求，现在对个性的东西也有需求，过去对理性的东西有需求，现在也对那些涉及到人们的情感、情绪等那些过去在主流传播中很少的东西也有很大的需求。

传统媒体中有许多优秀人才，但随着多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老旧的生产方式已经满足不了当前受众的需求。他指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首先是人的融合，关键要最大限度地引人、用人、留人。他建议，进一步完善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打造一支兼备全媒体眼光和技能的高素质新闻人才队伍，以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进程。

白岩松：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应打破机制的束缚

近年来，新媒体快速崛起，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传统媒体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受众减少，发行量萎缩，经济收益下滑。在这种新媒介环境下，传统媒体不得不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寻求转型之路。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全国政协委员白岩松对媒体融合话题有更切身的感受。他指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难点，不是技术，是机制。白岩松认为，当前传统媒体已经出现严重的机制滞后，最常见的现象就是“让马跑，又不让马吃草。”

翟惠生：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内容永远是根本

目前看来，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存在巨大的断裂带，无法形成对全民的有效覆盖，致使宣传力量无法形成一股有效合力，这也正说明了媒介融合的必然性、紧迫性和科学性。传统媒体在内容上有优势，但传统媒体特别希望自己的内容能够通过新媒体迅速传播出去，让更多的受众获取，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媒体则在受众和传播手段上有优势，但他们缺乏内容，需要好的内容来维系自身发展。双方各有所需，如果能够优势互补，结合发力，有助于推动媒体更好地融合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翟惠生认为，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存在缺陷，需要弥补。而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则是媒介融合后传播内容吸引受众的“法宝”。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翟惠生提出三点建议：不能“歌德”，但必须“讲德”;不能“追俗”，但必须“通俗”;不能“包装”，但必须“化妆”。把握好这三点关系，明确内容的深浅之分，我们就能讲好故事。

程蔚东：适应新媒体环境 提高媒介素养

人人都有“麦克风”与“摄像机”的新媒介舆论环境下，政府执政的舆论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谈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首先要提高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这是“必修课”。全国政协委员程蔚东表示，今天的媒体，已绝不仅是交流、传播信息的工具和载体，更是政治力量的代言人。运用发达的现代媒体，获取民情传播信息、影响民众思想观念、宣传动员汇聚力量、树立展示政党形象，几乎引起了所有有作为的执政党的重视。

媒体融合的建议精选篇6

【关键词】自组织机制；议程融合；公共领域；民粹化

近年来，中国网络舆论发展非常迅猛，据2011年7月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研究认为：新媒体正日益成为众多舆情热点的首发媒体，在2010年138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新媒体首次曝光的为89起。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曾在文中言及：“当今中国事实上存在两块舆论场：一块是官方主流媒体舆论场，包括党报、国家电视台受文宣口径节制中规中矩。另一块是民间舆论场，没有网络之前主要是口头舆论，今天主要反映在网络社区，包括BBS、博客、QQ群、微博等。”[1]

长期以来，在传统媒体居于统治地位的传播时代，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往往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传统媒体议程左右和支配着民间的公众议程，但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微博、SNS等社交媒介的应用，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能力开始下降，那种自上而下单一而普遍的议程正在减少，民间舆论场开始强势崛起，广大民众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性、互动性和便捷性，使其成为自我发声和思想表达的首要舞台，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事件的报道中独领，引领媒体议程，这在近两年的“邓玉娇事件”、“宜黄拆迁自焚事件”、“郭美美事件”、“动车追尾事故”中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可以这样说，传统媒体话语权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公众借助新媒体有机会得到形式上的言论赋权，并由此介入重大事件的发展进程中，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民主化进程。但就公众个体而言，由于参与到这个平台和渠道中的网民所属群体不同，地位和经历也不尽相同，他们关注的焦点和议论的角度也必然不同，现实生活中大众一盘散沙、素不相识的状况在网络中也好不到哪里去，因而网络中的众声喧嚣言论的多元化倾向非常明显，如此一群乌合之众来设置和引导组织严密专业队伍强大的传统媒体议程确有令人难以想象之处，是什么机制在其中发挥了如此精深的作用？本文借助议程融合理论来一窥究竟。

“一个议题在媒介议程上的位置对其在公共议题上的显著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2]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精髓，它研究的重点是大众传播媒体对公众议程的影响，但随着互联网、数字电视、手机等媒体的普及，传统大众媒体的这种议程设置能力已风光不再，影响议程设置过程的中介因素逐渐增多，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广泛运用，也在承担大众传播的效能。1999年，基于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麦库姆斯和肖在提出议程设置理论后第17年又提出了议程融合理论假说。[3]该理论的出发点源自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归属感，社会归属感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它属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安全需要”这一层次，个体可以通过加入一定的组织和群体以获取社会归属感。因此议程融合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人为了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有加入某社会群体的需要，然后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媒介寻求与他们的需求认知等一致的媒体，为了融入自己想要加入的群体，个人必须接触与该群体相关的媒体，使自己的议程与这一群体的议程保持一致。

具体来说可分为六个阶段：①寻求群体归属阶段；②寻求群体议程阶段，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议程，缺乏这些信息将无法被群体其他成员认同；③定向需求阶段，个体所拥有群体信息的多少将决定他们的定向需求行为；④媒体接触阶段，这种需求行为导致个体根据自己的方便程度去利用大众媒介、人际传播或其他媒介；⑤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⑥议程设置的第二层次（对媒介的使用导致这两个层次发生作用，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指的是媒介议程影响某些对象的显著性进而来影响人们的关注对象以及对其重要性的判断；议程设置的第二层次指的是媒介议程对对象某些属性的强调，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框架）。

议程融合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议程融合理论研究的角度是社会大众，着重研究社会大众如何使用各类传播媒介，以及如何使用传播媒介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而议程设置理论则是从大众传播媒介角度出发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影响公众议程。导致这两者理论角度研究的差异乃是时势使然，由于受到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在降低，而受众的主动性大为增强，这主要源于新媒体的易得性、开放性和互动性容易迅速聚集人气，这在近两年兴起的社交平台SNS、微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这种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抗衡并不是由众多单一的个体力量来决定的，而是由被集合在一起的群体力量所决定，议程融合理论为我们理解网络中这种自组织机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在麦库姆斯和肖看来，人类生来就有强烈加入群体的欲望，为了降低认知的不协调性，人总是要从属于一个或多个群体，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感知社会，感知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在网络空间中，由于兴趣、共同目标和报偿机制（比如获得社会认同或支持）、意见领袖等因素存在，使得这种自组织群体很容易形成，而对于绝大多数网民而言，只有加入网络群体，他们才能在网络活动中寻找到归宿，实现自己的价值。一个人一旦决定加入某一群体就必须有了解这个群体议程的需求，个人只有通过充分了解和接受群体议程才可能与群体其他成员相联系，于是他就会通过相应的媒介来寻求信息引导。正是这种议程的融合作用，使得素不相识的人经过群体内互动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分工，进而形成一种协同效应，这在一些传播活动如维基百科和人肉搜索中都有鲜明的痕迹，同时在近几年不断涌现的网络公共事件中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我们知道个人议题、群体议题、媒体议题一同构成了公共议题的来源。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议题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个人议题、群体议题进行选择并加以过滤、加工和放大来设置公共议题，甚至是自行设置公共议题。而新媒体时代，由于以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手段的介入，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信息流通不再需要依赖传统大众媒体，在网络空间中，由于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人议题很容易与群体议题相融合，同时经过群体间的竞争，一些反映转型期社会公众普遍情绪的议题上升为公共议题，形成与议程设置中传统媒体力量相博弈之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媒体议程。有学者把容易上升为公共议题的网络事件分为四大类：①民族主义事件；②权益抗争事件；③道德隐私事件；④公权滥用事件。[4]

近年来，规模较大、舆情争议较激烈、社会影响较深远的“郭美美事件”可谓网络中这种自组织机制的最好脚本，在微博平台上，“郭美美baby”炫富照被某网友曝光，因女博主20岁年纪和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微博认证身份，触动了网友的敏感神经，而迅速引发众网友的热议和转发，使该议题迅速成为群体（众粉丝）议题，在众粉丝热议过程中，深化个人议题内涵，提炼出具有核心价值的部分“郭美美是谁，为何暴富，和红十字会是什么关系”。在议程融合的最后两个阶段，传统媒体进入议程，试图主导议题进程，绝大多数传统媒体本能地替红十字会辟谣，批评网络炒作。同时由于传统媒体的介入，引发更多网友的关注，且网络舆情继续发展，开始进入议题设置的第二层次，郭美美本人渐成为舆情中无关紧要的次要因素，而红十字会的重重黑幕成为众网友关注的目标，正如《新周刊》微博中点明：“人们不是不愿意放过郭美美，而是不愿轻易放过红十字会。”

随着众网友的人肉搜索和曝光，十多个组织和新闻人物陆续浮出水面成为质疑漩涡的焦点，传统媒体此时的立场态度也出现转化和网络议题汇流，形成巨大的舆论浪潮，持续月余的网络事件最终引发红十字会的全面信任危机。在此次“郭美美事件”中，众网友可以说是事件的披露者和推动者，整个事件议程的掌控都由微博主导，包括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由于众网友的通力配合，赋予事件本身及其属性的显著性，从而影响了公共议程的设置。在此后的“动车追尾事故”中，微博的这种自组织效用也得到了充分显现。由于中国庞大的网民基数，往往一个有争议的事件在网络中能迅速聚集大批网友围观参与，这种巨大的集聚效应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议价能力，当公民对网络事件的意见汇成集体的非正式决议时，便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促使有关行政部门作出回应，并进而要求有关方面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公共领域的重大问题。

公共领域是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公民自由参与，具有平等、开放、自由、理性的交流空间。“它作为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部分，立足于不受公共领域管辖的私人领域，却又跨越个人和家庭的藩篱，致力于公共事务。”[5]58公共领域的前提是自由参与、身份平等，同时公共领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17世纪由一些出版物和报刊把市民阶层的私人成员联系起来，“被传媒力量尤其是大众传媒影响和控制的公共领域，既汇聚着无数个体，同时又起到了组织社会的作用。”[5]234媒体在连接私人成员时还逐渐造就了公众这样一个理性的群体，他们考虑问题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私利，还本着理性大公无私的立场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但19世纪后，由于市场的垄断和国家职能的扩大，公共领域出现转型和衰弱，也就是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它突出表现为私人的新闻写作被广告宣传所取代，把公众由过去积极的批判者变成被动的文化消费者。

哈贝马斯研究的是西方国家的情形，他的理论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但他关于媒体在构建公共领域的作用以及自由参与、平等理性的公民是构建公共领域的前提的观点于我们有可资借鉴之处。

就我国目前的情形来看，传统媒体在构建公共领域过程中的效用并不明显，这主要是源于我国传统媒体的体制性原因，政府公权力的介入从未停止，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其话语权。其次，由于传统媒体的商业化浪潮，大众传媒越来越多地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也越来越多地为某些个人和集团利益所控制。最后，传统媒体强大的把关人机制使公众意见必须迎合媒体议程，这样就背离了自由开放的初衷，也就无从谈起公共领域的构建。

就公众而言，他们更多地是被塑造成媒体眼中的受众，只有娱乐和消费的权利，而公民的自发组织和结社往往受到官方行政权力的严格控制，自组织机制基本很难发挥作用。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开始突破这一切束缚。网络平台的匿名性、便捷性、开放性极大降低了参与者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在网络中，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精英还是草民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上，同时相较于现实的结社集群所需的物理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的易得性也使参与者的交流更为便利，手机功能和网络的融合也使人们不再受地域和场所的限制，大大提升了人们的交往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具有强大的自组织机制，伴随着信息的日益公开，公民自身的公共意识也开始觉醒，他们在网上构建了一个个功能丰富、结构多元、规模庞大的传播群体，并开始超越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过渡，进而与国家政府的意志产生互动，这在一些网络公共事件中已有鲜明的体现。一些争议性的事件由个体上传到网络迅速成为群体议题，网络的自组织机制能够聚合各种社会力量全方位参与事件进程，伴随群体参与者的增加，其多元化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将会丰富对事件的解析，使得冲突和矛盾焦点由表及里直至触及制度性反思，最终对现实层面的权力行为产生影响，推动体制变局。总之，较之传统媒体，网络平台更容易成为汇聚民意的公共平台，使公共利益通过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得到保证。

如果从好的方面考察网络的自组织机制，这种电子乌托邦式前景无疑十分美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警惕网络中弥漫的民粹化倾向，网络中甚嚣尘上的仇富、仇官、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言论总能获得最大范围的支持。由于网络把关机制的弱化以及网络的匿名性，现实中的一些情绪很容易在网络中放大并极端化，且个体一旦加入群体，易为群体态度和意见所左右，有时会湮没理性的思考。一个帖子只要打着民意的旗号以同情弱者的名义，贴上反抗精英的标签，就能赢得最多的关注和最强势的转发，人们甚至会不辨是非、不问真假，随着这种自以为正义的情绪去讨伐和咒骂，典型的如“炮打茅于轼事件”。2007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先后发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关于民企原罪问题的对话》等文章，提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观点，引发网上如潮的批判声讨，一些匿名网民甚至以恶毒的词语咒骂茅于轼，以致评论家笑蜀撰文：“以穷人的名义炮打茅于轼渐成时尚。”而实际上茅老已声明，他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但网上仍骂声一片，这种民粹主义的非理性可见一斑。且民粹主义的目标往往是基于破坏而不是建设，尽管破坏有时是建设的前提，但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就不会有一个社会的真正进步。只有当建设性思维开始成为网民价值取向的主流时，才会使网络社会的公众参与对社会发展产生更强大且持续的推动力。因此，网络自组织机制的健康运转需要网民理性精神的培养和社群间的良性互动，当然也需要政府的善意回应，因为只有在决策过程中重视民意并有一套完善的公民参与机制，实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消除民众的戾气，公民社会才能不断成长、发育。

总之，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到网络社群中去，这也将带来更多样化的“自组织”，基于网络“自组织”的社会协作在社会中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郭晶.网络舆情：社会转型期的解压阀[J].网络传播，2011（8）.

[2]迪林・罗杰斯.传播概念[M].Agenda-setting，倪建平，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92.

[3]Donald L Shaw，MaxwellMcCombs David H.Weaver and Bradley J Hamm:Individuals Groups and Agenda Melding a Theory of Social Dissonance[J].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Volume 11，1999.

[4]邱林川，陈韬文.迈向新媒体事件研究[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9).

[5]于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媒体融合的建议精选篇7

>> 广电版署合并，利好三网融合 版署广电合并意义重大 推动大传媒和三网融合 我国三网融合的发展历程 从韩国IPTV发展历程看我国三网融合的监管政策 三网融合大政方针确定后,我国传媒产业的创新发展考量 我国三网融合的现状 浅议我国三网融合的特点及未来发展 关于我国三网融合政策法规的发展策略建议 我国三网融合管制政策研究 我国三网融合政策及其分析 三网融合助推数字对讲新发展 我国三网融合进程中政府监管的重构 推进我国三网融合的法律思考等11则 三网融合下的湖南农村远程教育新发展探讨 浅析三网融合下广播电视的创新发展 基于三网融合背景下广电系统的发展 浅谈三网融合背景下广电的发展建议 三网融合下广电宽带的发展思考 “三网融合”下市级广电科技发展的思考 三网融合背景下的广电发展策略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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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文建，《国外新闻机构使用社会化媒体的原则和策略》，《中国记者》，2011（4）：114

③尹良润，《解析媒介融合时代英国传媒业规制机构改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2（4）：77

④那什，《广电与版署整合落定 全媒体市场轮廓初现》，《人民邮电》，2013-3-18

⑤佚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网融合规划正在加紧制定》，新华网，，2013-3-29

⑥佚名，《苗圩：三网融合中互发牌照仍有必要》，财新网，，2013-4-2

⑦佚名，《光纤到户国家标准4月起实施 用户可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中国网，，2013-4-2

媒体融合的建议精选篇8

关键词：媒体融合 舆论引导 特征 机制 平_ 路径

全媒体时代，媒介的融合发展是媒体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才能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增强舆论引导影响力。近年来，我国大部分的媒体都在积极地探索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大力发展新媒体，媒体环境可以说焕然一新。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过程中舆论引导出现的问题

媒体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只有推进媒体的深度融合，才能够在媒体竞争中提升实力，实现引导舆论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各地媒体都在不断积极探索媒体融合发展路径和策略，新闻舆论环境气象一新。可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道路上，还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信息多元化与真实性产生矛盾。媒体深度融合过程中，传播的信息承载了更多的监督、协调与导向功能，这就对信息的真实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真实性是决定大众对媒体信任度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媒体的社会影响力”。①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成为人们生活与工作的必备工具，人们可以随时接受多元化的信息，只需要鼠标一点，就能看到自己想关注的信息，接收信息或者传播信息都很便捷。但是当人们收到虚假信息时，如果缺少判断能力，就会将虚假信息的危害和不良影响传播出去，这就与信息的真实性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二、正面传播信息引不起重视。新媒体时代，大量的互联网信息迅速膨胀和传播，为了吸引眼球，增加关注度，不断制造热话题，以抢占媒体的头条，使得社会的一些真实信息或者先进人物的事迹报道引不起人们重视，主流媒体针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报道屡屡遭受质疑，甚至陷入“你越说我越不信”的恶性循环中。网络舆论分散也不利于形成强势主导性舆论，给社会增加了大量的不良信息，同时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阻碍了社会舆论和道德的健康发展。

此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交互发展较为普遍，问题在于很多媒体只是集中在娱乐和服务类板块。比如新闻类报道与新媒体互动大多停留在事件发展的跟踪和跟进上，舆论引导能力不强，一些“高大全”式的典型人物宣传和正面信息尽管占据主流媒体的重要位置，但是在新媒体面前缺少说服力和引导力，也难以引起重视，达不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三、商业化助推舆情的负面影响。一些媒体受商业利益的影响，在舆论引导过程中制造大量的负面信息，通过热点话题的发酵与泛滥，让大众沉浸在心理情绪营造的自我暗示中，只关注事件的表象，而疏略对事件本质的理性思考。“特别是娱乐化、媚俗化倾向容易模糊舆论的焦点，大众常常摇摆于网络舆论与传统主流媒体之间。而网络新闻的‘标题党’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的‘碎片化’更是加速推进这种舆论怪圈的形成”。②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新闻舆论工作者一定要强化创新和服务意识，与时俱进，准确把握媒体新环境下媒体舆论引导工作的规律和特征，努力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法和手段，以更好地弥补在媒体融合道路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

媒体深度融合舆论引导特征

一、凸显公共舆论价值，缩短传播时间。传统媒体往往在报道一个重大事件时，会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但是在媒体融合发展阶段，随着大量新媒体的介入，尤其是微信和微博的广泛应用，让舆论的发酵和酝酿时间越来越短，缩短了大量的传播时间，为大众参与舆论提供了快捷有效的工具，凸显了公众舆论价值。

在近期“辱母杀人案”的舆情传播中，媒体营运者以法律和正道作为关键词眼，让大众积极的转发，并进行投票，迅速地占据了社会道德的高地，一时间成为引导大众道义的指向标。比如：让大家积极转发，看似是普通的传播，实际是动员了大众在向法律讨说法，吸纳公共诉求中的理性成分，让司法机构作为理性判断，助推舆情的发展，实现法律法规的合理导向。

二、扩大公共议题讨论范围，激发人文关怀。公共议题的建构是一种选择性建构，社会议题要成为公众议题必须经过选择和淘汰机制来实现，这种选择的重任往往落到媒体身上。可以说，社会议题被扩散成为公众议题的前提条件必然包括扩散的可能性和经济成本等因素，扩大的扩散范围是形成公众议题的前提条件，新媒体具有的时效性和传播广度这些优势，很大程度上助推了公共议题讨论范围，使得扩散和协商成为可能，既能激发人文关怀，也能较好地引领舆论向着更好地方向发展。

三、传播手段与形式的转变创新。媒体融合过程中，传统媒体改变传统的传播方式与手法，开辟了新的传播平台，并以新媒体技术为支撑，改变和创新传播形式，开始两微一端、动漫、视频的利用，将传播的角度面向更多的大众，传播的语态更加亲民，以人们乐于接受的网络传播方式传播信息。

在媒体融合的道路上，面对小众化、碎片化传播趋势，传统媒体在引导舆论传播的过程中要扬长避短，兼容并蓄，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媒体深度融合过程中舆论引导方式的转变路径

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猛烈冲击下，大多数传统媒体面临困境，受众快速流失，广告收入直线下降，骨干人才流失，导致舆论引导能力和效果降低。国家提出的媒体融合战略能够很好地解决传统媒体舆论引导能力下降的问题。如何加快推动媒体深度融合，更好地实现媒体舆论引导方式的转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和实践。

一、调整创新内部机制。要实现媒体深度融合，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体制机制改革是关键。“要按照新的业务流程调整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破除采编部门间相互分割、自成一体的藩篱，破除传统媒体、新闻网站和新媒体采编发环节的壁垒，创新内部组织结构，建立采编分离、全媒体生产的运行机制”。③

观察媒体融合工作，很多媒体只是停留在表面，随波逐流。深度的媒体融合不单单是建立一个网站，开通个微信、微博就能实现改革，应该尽快健全和改革体制，卸掉传统的媒体发展包袱，打破传统格局，选择复合型的新媒体发展人才，通过网络、移动客户端、电视、报纸等融合发展。事实上这些都涉及传播理念、报道手法、运营机制乃至新闻体制的综合性改革。当前传统媒体的机制大多秉承传统媒体时代的运营理念，这些机制极大地阻碍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进度。因此，媒体融合发展要求体制机制创新，比如建立完善的辟谣机制、预警机制、自净机制、监督机制，建立媒体内部创新机制，培养媒体人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设立扁平化的工作平台，实现不同平台与部门的信息资源共享，打造媒体的真正重组与融合。

二、平台再造和组织重构。从媒体深度融合的诉求上讲，要把所有不同性质的媒体打造成一个融合全媒体，重新塑造一个全新的传播阵地，需要把内容生产、技术创新、用户集聚、服务营销连成一体，从而将传播价值链较好地连起来。这些转变，离不开良好的支撑体系，这就需要传统媒体打破传统束缚，用互联网的思维去重构企业组织构架。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研发支撑媒体融合的新型智能化内容生产平台“媒立方”，在新媒体平台上集聚了互联网注册用户6.6亿。以“大编辑中心+垂直采编部门”模式为牵引，实现了三个“重构”，即传播格局重构，建立以互联网传播为主要渠道的新型传播格局；采编流程重构，建立以全媒体指挥中心为枢纽，以中央厨房为牵引，三端（报、网、端）融通的一体化采编流程；采编队伍重构，以项目制为载体，以“媒立方”“记者包”等为支撑，以传播力指数、KPI考核为激励约束手段，推进采编人员全媒体转型，力图打造一支具备全媒体采编传播技能的“新军”。

人民日报社2014年启动“全媒体平台”即“中央厨房”项目建设。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和架构。《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将传统意义上的采编人员重新定义为指挥员、信息员、采集员、加工员、推销员、技术员等岗位。指挥员针对重大选题进行策划与指导，其他各“员”有效分工合作，最终将制作的新闻产品送达人民日报社旗下各发稿终端以及有合作关系的国内外媒体终端，实现重大报道“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全天滚动、全球覆盖”。通过技术手段升级，打通人民日报社体系内的所有媒体和终端，可以实现各媒体的稿件共享和网页、客户端、微博、微信的同平台。

当然，传统媒体传播渠道再造和组织架构重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从易到难，由简到繁，根据不同的融合发展层面，改进传播渠道和组织架构。

三、提高舆论信息内容生产的质量。媒体深度融合，要求报道的内容和形式随之发生深刻的转变。首先，在品质上要追求专业权威；在传播上要多在“微”字上做文章，多生产精准短小、鲜活快捷、吸引力强的信息。要认真研究用户的不同需求，提高舆论引导的实效性，“有针对性地生产特色信息产品，点对点推送到用户手中，做到量身订做、精准传播，提高用户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在互动中参与，在参与中传播”。④在展示上实现多媒体化，综合运用音视频、图文、动漫等多种形式，满足受众丰富多彩的需求，多措并举，方能保持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在这方面，中央媒体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现在，打开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网页，看到的已经和传统通讯社、报纸的网页“判若两人”，不仅有文字、照片，还有大量的视频、直播、动漫、H5动画、游戏、图文产品。《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下属有“数据与可视化实验室”，新华社甚至组建了90多人的无人机拍摄团队，推出的航拍作品令人惊艳。2017年“两会”期间，新华网在首页首屏开设全国两会报道融媒体专区；新华社客户端推出了升级后的“现场新闻”全媒体直播态产品，带给受众更加真实、生动、立体的感受；新华社全媒报道平台推出了可视化评论栏目“两会微视评”，推出《数据新闻：看懂国家账本――财政预算报告》《动漫视频：奔跑吧，国社》等系列全媒体产品。

四、注重收集网络民意与新闻材料再利用。新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强大，新媒体的受众包括中青年群体、少儿和老年群体。而且，网络环境的匿名性表象下隐藏的是其非匿名性的实质，“85%的人认为自己在网络上的性格和他们在现实中的性格表现完全或基本一致，这样环境下人的心理认知和群体压力是一定存在的。”⑤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由于互联网的推动，大众每天接触的信息很大，面对大量丰富的信息应该如何甄别和筛选，这就需要媒体人注意网络民意收集与新闻材料加工，网络民意的搜集与引导至关重要。这种情况下，一是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贯彻和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二是能够开拓自己的知识面，可以对各类新闻信息进行有效的优化与整理，再加以创作，这样出去的新闻才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真正现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2016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推出一个名为《傅莹邀请你加入群聊》的H5互动产品把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答记者问的现场用微信群聊的形式生动展示出来，交互式的对答场景，让人犹如亲临会场，结果引爆微信朋友圈，24小时内点击量超过300万次。这是收集网络民意与新闻材料加工的绝佳案例。

结论

舆论引导是营造社会文明和谐氛围的“定海神针”，人民群众认同的价值观应当居于舆论引导的核心地位。“所谓的舆论即是人民大众意见的总和，舆论的引导效应来自于大众对社会价值的选择与传播的舆论价值的认可，媒体融合就要突出舆论引导的意义。”⑥在媒体深度融合过程中，不能忽视对原有舆论阵地的占领，又要充分发挥融合时代的自身优势，实现舆论引导方式的转变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作者单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注释：

①孟 建，赵元珂：《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国际新闻界》，2006（7）。

②李宗建，程竹汝：《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挑战与对策》，《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5）。

③刘奇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中国记协网，2017/01/12。

④本刊评论员：《着力做好媒体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求是》，2015（17）。

媒体融合的建议精选篇9

【摘 要】近年来，随着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裂变式发展，传统媒体在舆论引导、经营效益等方面受到了很大挑战。本文从传统媒体工作者的视角，力图通过对传统媒体所面临的冲击的论述，阐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必要性。同时，借鉴欧美经验提出了融合路径参考。

关键词 新媒体 传统媒体 媒体融合 融合路径

8月18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

深改组第四次会议作为其下半年的首次会议，将目光聚焦在文化传媒领域，表明了最高决策层对媒体发展和管理的高度重视。这次会议将媒体改革的中心放在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上，无疑是对现阶段的传媒领域提出了更高要求，既为传统媒体带来了新的挑战，也给新兴媒体开拓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此背景下，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为何要融合？怎样融合？这是每个传统媒体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传媒界也兴起了一个热词，那就是新媒体。

目前学界对新媒体的界定尚无定论，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新媒体指的是在新的技术支撑下，继报纸、期刊、电视台、电台之后出现的媒体形态，即在互联网、网络广播、网络电视、IPTV，数字报纸、数字杂志、数字广播，手机报纸、手机短信、手机电视、触摸媒体等介质上展现的又一传播渠道和形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认为，新媒体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解放了人的表达、解放了人的嘴巴，解放了人参与社会政治、社会生活的一种实际可操作的手段问题。

在传统的媒介环境下，报纸、广播、电视在控制着信息的选择权、权及信息流向，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然而，互联网及手机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格局。尽管传统媒体的自身规模，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壮大，但仍赶不上新媒体的迅猛发展速度，传统媒体在整个媒体领域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

依据传媒理论分析，目前的社会处于分众化与碎片化时代，受众的阅读习惯正在悄然改变，传统媒体受众流失严重，发展空间受新媒体挤压。与此同时，传统媒体间的竞争也趋于白热化，传统媒体特别是报纸的受众结构呈现出老龄化趋势，报纸读者中高学历、高收入的年轻群体日渐减少。调查显示，在阅读报纸的人群中35岁以下的年轻读者，有11.6%的人由过去的经常阅读报纸转变为现在几乎不读报纸，并且人数还在不断增长中，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从互联网上获取新闻及相关信息。

不仅如此，随着网络走入生活、进入办公领域，网络已和电话一样普及，受众可以在更多的时间和地点接触到网络，在网络阅读的便利和隐秘性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更加快了人们改变阅读方式的速度。以互联网、手机媒介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不断涌现，新媒体在刷新人们的媒介接触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对传统媒体特别是报纸的市场份额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目前，就全国整体广告经营而言，四大传统媒体的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的广告份额跌破50%，报纸媒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负增长。在新媒体的“步步紧逼”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二、从欧美经验看媒体融合

随着全球媒体融合大趋势的确立，媒体融合已经成为传媒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就其概念来讲，媒体融合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媒体融合指的是在传媒领域不同展现形态的媒介之间进行重新组合、组建超大型、多媒介融合的传媒集团。比较著名的有默多克的传媒帝国。广义的媒体融合指的是现有媒体与其他一切相关要素的融合，包括但不限于媒介功能、媒介形态、传播手段、组织结构、资本产权等。

从国内外媒体融合的发展情况来看，目前主要有三种融合方式。其一，同业融合。这种融合方式指的是报纸和报纸、广播和广播、电视与电视之间同类的联合，可从区域融合或专业融合来操作；其二，跨媒体或多媒体融合。是指不同媒体形态，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互联网、手机之间的融合；其三，传播终端的融合。所谓的终端融合是指把不同媒介形态下采集的信息统一集成到一个内容管理平台、平台上，实现多种信息、一个出口。目前，传媒界探讨最多的就是第二种融合方式，尤其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融合，这也是本文要着重阐释的内容。

近年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跨媒体融合实验陆续在欧美很多媒体开展，并在发展融合过程中，总结出一定的经验。

在英国，BBC将原来的电台、电视台、网站的编辑部门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新闻编辑部。该编辑部将所有的采编人员汇聚到一起，并统一管理、全媒体运作，统称为“BBC记者”。一线记者在接到采访任务、采写稿件后，要面向BBC所有媒体公告。事实上，BBC就是把以前各自独立、分离的电台、电视台和网站新闻运营平台整合为一个跨平台的多媒体新闻中心，一套采编人马、一个对外平台，要生产出多种样态的新闻产品。这套人马就是全媒体记者、编辑，这个平台就是全媒体播发平台，而不是国内多数传统媒体目前实行的多套人马、兵分多路“抢地盘”。

英国《每日电讯报》通过构建“大平台模式”，实现多媒体融合。该报在其新的办公大楼中，将办公室由以前的独立模式变成了报纸和网站编辑、记者共同办公的大平台模式。在大平台里，最醒目的就是一个由许多块屏幕组成的“媒体墙”，墙上时刻更新着最受关注的电视新闻、网站新闻和现场图片，各路记者发来的稿件也会根据需要显示在不同的终端上。

而英国三一镜报集团早在2007年便公开宣布，将其威尔士地区的三家报纸和一个网站合署办公，组成多媒体编辑部，实施媒介融合。

在世界著名新闻媒体集团——美国道琼斯公司中有个著名的“水波纹”理论。该理论提出，可以把一则新闻卖7次，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边际生产成本，实现综合收益的最大化。“水波纹”理论讲的是，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时，首发报道的是道琼斯通讯社，之后是华尔街日报网站，接下来将是电视台（道琼斯的新闻记者兼任电视主持人），然后是道琼斯旗下的系列刊物，最后，才是华尔街日报。此外，当这一系列报道流程结束后，道琼斯公司还会将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录入该公司的商务资讯数据库，为付费用户提供检索服务。

从欧美新闻界的实际做法看，媒介融合应该专指跨媒体运作，特别是多媒体采编工作的合并兼容。主要包括：媒体科技融合，媒体组织融合，媒体所有权融合，媒体战术融合，媒体结构融合，采访技能融合，叙事形式融合等。

三、我国媒体融合路径建议

到目前为止，国内大规模的媒体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媒体之间的融合还局限于报纸与网络之间，广播、电视与网络之间的单向融合。无论是中央还是各省（区、市）的重点新闻网站，在内容生产、产品拓展领域同质化严重，各媒体网站大多在互相转载，点击量的多少取决于几家大的搜索引擎的选择性抓取和推送，而不是具有特色的独家内容。

因此，融合发展就是要解决体制、机制、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的瓶颈，让传统媒体的强大内容生产能力在新媒体技术、产品、市场的渠道里畅通无阻，改变新媒体传播领域生态。同时，在媒体融合中还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平等传播理念的融合。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已经改变了原有的信息传播语境和传播格局，迎来了“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公民记者”的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不再是属于传统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特权，它已经是“100万人对一个新闻事件情景再现”。过去传统主流媒体那种居高临下俯视广大受众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代传播必须从平民化、草根基层的立场出发，接地气、寻求易为民众接受的角度和选题。

其次，要发挥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中的权威性。第一，传统媒体要改变现有的新闻传播观念。新媒体时代下，受众已不再满足于单纯获知新闻事件的五要素，对新闻事件发生的背景也有着进一步的了解欲。此时，传统媒体就可以发挥自身擅长做深度新闻的优势，做好对新闻事件的解读、分析等后续报道，为受众了解新闻事件和新闻真相提供更多的渠道和角度。第二，传统媒体应适应全媒体时代受众互动参与性高的特征，在采写稿件前深入掌握重大新闻事件的各种舆论倾向，拓宽采写视角、扩大舆论影响力和引导力。第三，新媒体时代下，传统媒体应该继续做大做强自己的品牌，才能继续维持其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发挥公信力和权威性。

再次，传统媒体应注意网络民意收集汇总及网络新闻素材的筛选加工。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过载，如何从中筛选出符合受众需求、遵循新闻规律的好选题、好视角，这就需要网络编辑具备很强的新闻基本功。具体要求，一是要根据新闻规律办事，掌握党和政府相关的方针和政策；二是在此基础上，要对收集来的各类新闻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优化和再创作，确保出去的新闻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

最后，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在媒体融合中，都要注意发挥舆论作用，化解社会复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融合目的是取长补短、发挥优势，取得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而媒体又是一种舆论工具，因此，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导公众舆论，凝聚社会力量，化解社会危机，是传播媒介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媒体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①百度百科，《新媒体的概念》，baike.baidu.com/view/339017.htm.

②喻国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成长》，搜狐网娱乐频道，2008-10

③刘浩三，《全媒体时代的广播发展机遇》[J].《中国广播》，2012（3）

媒体融合的建议精选篇10

关键词：南方日报两个舆论场广州九论广州九策

2013年4月中旬以来。《南方日报》陆续策划并推出了“广州九论”“广州九策”报道，汇集民智为广州加快发展促转型提供智力支持。这一重大议题一推出，立即引爆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成为各界关注、议论的热点。报道引发了一场关于广州发展战略的深刻反思和深入讨论，获得了省市有关领导的肯定。

一、议题设置精准定位“两个舆论场”的交汇点，《广州九论》《广州九策》一炮打响

今年以来，关于广州和天津“第三城”之争的讨论在民间、网上酝酿，这反映了民众对于广州如何保持领先地位的关切。《南方日报》广州新闻部早在今年年初就敏锐地留意到公众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春节后，《南方日报》广州新闻部就开始着手准备推出“广州如何不被超越”的策划。

3月底，《南方日报》广州新闻部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拿出了“广州九论”的策划方案。这个方案辩证地提出了广州发展中亟待探讨的九个议题。如“时与势”是概述广州面临的城市竞争形势和广州的使命出路；“赶与转”关注的是如何处理加快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辩证关系；“大与活”提出了广州如何在保持总量增速的同时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的重大问题……

4月22日至26日，《南方日报》在“广州观察”版面陆续推出“广州九论”系列报道。“广州九论”报道以《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五周年为契机，以当下国内激烈的城市竞争为背景，以“广州是否会被天津等城市超越”为突破口，梳理了九组战略选择题，其中包括：《时与势：告别“暮气沉沉”重拾改革先锋》《赶与转：广州经济发展大梁谁挑》等等。

这九篇文章准确地把握了当前广州市加快发展和转型升级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并为广州发展破题提出了理性中肯的建议，总结出了广州战略的“三十六字真言”：明察时势、赶转结合、贪大求活、竟中求合、城乡统筹、吐故纳新、扩容提质、边破边立。

为更好地汇集民智，从5月6日起，《南方日报》继续推出“广州九策”系列报道，通过访谈的形式，约请九位省内外权威专家为广州加快发展建言献策。专家们为广州未来发展把脉，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一些广州迫切需要破题的领域，专家们也提出了具体化建议。

二、传统媒体经历从议程设置到议题设置的转变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的议程设置功能，已经被接受，并从政治、社会生活的多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人们也普遍意识到传统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却又是强大的。

但是，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对“议程设置”进行重新审视。网络传播相对于传统媒体有着很强的互动性，网络受众既是传播者又是接受者；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在网络上也不再那么明显。很多学者认为，在网络传播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将会弱化，甚至不再存在。

笔者认为，传统媒体的功能正在经历从“议程设置”到“议题设置”的转变。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议程设置体现了传统媒体的主导性，议题设置则要求传统媒体具备灵敏的互动性。

过去，传统媒体凭借自身强大的传播力，能够单向控制大众对某—话题的关注；而在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需要从论坛、微博等自媒体中寻找大众关切的话题，并提炼形成议题。比如《广州九论》最初的灵感，就是从一些零星的网络报道、网络讨论中获取。

2 议程设置体现了传统媒体对讨论进程的强大控制力，而议题设置则要求传统媒体在报道进程中主动顺应节奏、因势利导。

在某一话题的讨论进程中，传统媒体要通过新媒体、自媒体准确把握话题讨论的趋势，因势利导地引导语题讨论的方向和进程。

比如在《广州九论》报道过程中，当前三论在微博上引发热烈讨论时，《南方日报》注意到这一现象，及时向知名网友、网络意见领袖金心异约稿，并刊发了金心异的万言长文《论广州的战略迷失》，此文一经刊登，立即将《广州九论》的讨论热度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3 在议程设置中，报道的载体主要是传统媒体；在议题设置中，传统媒体必须主动与新媒体融合。

过去，仅仅依靠传统媒体自身的传播力，就足以引发公众对某一话题的持续关注和讨论，报道和讨论的载体主要是传统媒体；而在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不得不主动与新媒体融合，才能促使议题在民间的传播效果最大化。比如在推进《广州九论》《广州九策》报道时，《南方日报》运用自身的全媒体优势，第一时间在“南网”上开设相关专题，约请有关专家、网络意见领袖召开“网络围观会”；在微博通过不断转发，约请网络意见领袖共同参与话题讨论，并进行网络调查等等，形成报网互动的格局。

4 在议程设置下，报道形式是消息、通讯等传统报道形式：而在议题设置中，传统媒体越来越多地采用融合报道形式。

《广州九论》在报道形式上，不仅有通讯、评论，还刊登大量网友的理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尝试了融合报道的新形式。

三、传统媒体议题设置的做法

回顾“广州九论”“广州九策”的策划报道过程，我们总结出四点传统媒体议题设置的经验。

一是通过议题“重合”引发共振。在《广州九论》策划期间，策划人员与广州市委办公厅有关同志举行了座谈会，听取他们对于此次策划的建议。广州市委的同志建议，报道不要拘泥于增速的比较，应该更深层次地探讨广州的使命、国家中心城市的含义以及广州发展遇到的瓶颈。精准的议题设置，就是媒体设置议题时要尽量与政府议题、公众议题重合，并通过有效的议程控制使政府、媒体和公众在传播中形成“共同意见”。

二是找准议题切入时机。准确的议题设置切入时机可以使两个舆论场达到最佳的共振效果。而找准时机，就必须吃透“两头”，也就是吃透上头的政策，吃透民间的舆情。《广州九论》正是抓住了“第三城”竞争进入最关键一年的契机，在官方、民间对广州城市发展战略关注达到最高点时推出，达到了“一炮打响”的效果。

三是以互动促进议题融合。要强化议题设置和议程控制能力，就要开展多层次、立体式的互动，通过媒介融合来促进议题融合，比如积极开展报网互动，使两个舆论场的议题融合有稳定的载体；打捞沉没的声音，把基层群众的呼声变成媒体的议题。《广州九论》《广州九策》刊发期间，我们在南网设立专题，重点推介相关报道，利用官方微博与读者网友互动，使得话题进一步发酵。

四是以品牌栏目设置议题。品牌栏目以其较强的必读性来吸引读者、留住读者，是“速读时代”吸引受众进入媒体议程的“路标”。比如在《广州九论》《广州九策》的报道过程中，《南方日报》“广州观察”版面充分利用其开设的本地评论栏目“广州大道”，刊登了大量学者和网友的来论。同时，严格把握舆论方向，对于读者的来论，偏激观点严格把关不予见报；而对于那些确实有利于广州发展的建议，不吝惜版面给予大力报道，使得讨论始终在理性和建设性的基调下进行，为广州发展鼓与呼。

四、传统媒体议题设置的价值

1 传统媒体通过议题设置，打通“两个舆论场”，寻找全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

“议程设置”创始人唐纳德·肖教授曾指出，从传播学领域看，社会是由“垂直议题”和“水平议题”两种议题结合组成的坚固的“纸草型社会”，垂直议题是指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共同关心的大众话题，比如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议题则是指社会某一阶层共同关心的话题，如互联网论坛上形成的各个由兴趣凝聚的讨论组，有人关心汽车，有人关心房产。只有当垂直议题和水平议题共同发挥作用时，才能编织成为一个兼顾的“纸草型社会”。但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讨论极大地分散了人们对于垂直议题的关心程度，而强化了公众对水平议题的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媒体强化“垂直议题”的设置，使公众重新关心和讨论大众议题，对凝聚社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传统媒体通过议题设置，打通“两个舆论场”，有利于引导民意理性表达和政府听取民意、吸取民智，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协同善治”格局的形成。

南方日报社社长张东明认为，在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信息时代，《广州九论》这一场发展与改革的讨论凸显了其意义所在。更多的声音被聆听，更多的意见被重视，是理顺城市内外各方关系、找到善治之道的起点。每一个人对城市发展之策的充分表达，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这座城市最富生命力的思想空间。

媒体融合的建议精选篇11

10月10日至1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京召开出版传媒集团主要负责人座谈会，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蒋建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局长阎晓宏、孙寿山、吴尚之出席座谈会。

蒋建国在讲话中指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党中央着眼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新闻出版行业要认真学习贯彻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具体部署，切实增强推动融合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把握好融合发展这一趋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拓展发展领域，延伸网络空间，加快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这既是占领思想舆论阵地的迫切需要，是出版工作者履行职责的需要，也是出版业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

蒋建国指出，在数字出版领域，我们干得早、干得快、干得大、干得好，但这种探索实践多数只是涉足了新兴媒体，很多出版单位还停留在“三办两转”上，即办网站、办手机报、办微博或微信，把书报刊转成电子版，把纸面内容转到互联网，没有真正做到融合发展。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其本质是要立足出版、发挥优势、运用先进技术、走向网络空间，做到一个内容多个创意、一个创意多次开发、一次开发多个产品、一个产品多个形态、一次销售多个渠道、一次投入多次产出、一次产出多次增值。

蒋建国强调，要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关键是要继续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机制改革。通过改革，做到“三个保持、三个转变”，即继续保持体制优势、保持内容优势、保持队伍优势，实现转变观念思维、转变生产经营、转变体制机制。转变观念思维，就是要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式、行为惯性和路径依赖，用互联网思维来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特别是要对新闻出版行业的市场、用户、销售、产品、生产、企业等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义。转变生产经营，就是要坚持用户至上、内容为本、产品为体、服务为王，特别是要加大新技术应用力度，通过建设数字资源库来开发产品，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来了解需求，通过社交网络来推动产品销售。转变体制机制，就是要建立完善与融合发展相适应的运行机制、管理体制、组织架构、资本构成，改革完善人力配置、人才选拔、劳动分工、收入分配方式。要在此基础上做到一体发展，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的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体制，真正使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优势互补、并行并重，紧密协同、此长彼长。

蒋建国强调，在融合发展中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要进一步加强新闻出版工作的导向管理、版权管理、市场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同时，总局将在产业规划、政策扶持、资金支持、标准制定、人才培训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为融合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座谈会上，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主任黄志坚就如何加快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并购重组作了重点发言。出版局副局长张拥军就如何在融合发展中做到把握正确导向、注重内容建设和找准发展定位作了重点发言。中央文资办主任王家新就中央财政如何加大对融合发展支持力度作了重点发言。来自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等24家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

――《中国新闻出版报》

《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出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出台《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方案》就5个重点方面的改革任务提出政策措施，并制定了23项具体措施。这5个方面分别是：完善新闻出版管理体制，增强新闻出版单位发展活力，建立健全多层次出版产品和要素市场，推进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标准化均等化，提高新闻出版开放水平。

――新华社

中国编辑学会选举产生第五届领导机构

10月21日，中国编辑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大会回顾了中国编辑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成立8年来取得的成绩，并选举产生了学会第五届领导机构。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编辑学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的工作报告、财务收支报告，并审议通过了《中国编辑学会章程》（修改草案）。

会议决定聘请桂晓风为中国编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名誉会长。经会员投票，郝振省当选为中国编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胡国臣当选常务副会长，乔还田当选副会长兼秘书长，于殿利等23人当选为副会长（详细名单附后）。大会还选举产生了85名常务理事、286名理事。

媒体融合的建议精选篇12

【关键词】广播电视；融合媒体；协同报道

前言

在2019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需要促进媒体融合发展，实现电视广播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协同报道指挥业务系统，能够在受众、记者、编辑中心、总编室间形成连接网络，围绕新闻信息报道，提升媒体融合领域的模块协同。因此，探究媒体融合指挥业务的实现内容至关重要。

1协同报道指挥业务系统特点

1.1技术前瞻性

新闻广播媒体协同报道工作中，业务指挥系统主要依托前瞻技术，形成具有“中枢调度”功能的内外通信系统。实现广播、移动电话、热线电话、演播室、集群对讲、摄像头系统、网络直播、会议系统、采编系统等模块的融合和贯通。该系统借助LTE、RS、GIS、GPS等技术，依托大文件传输模式、物联网等科技，和移动终端软件联合，进而形成最新的数据采集方式[1]。利用数字集群、超短波、短波和卫星传输形式，构建应急快速响应的通信集成体系，将终端受众、编辑部门、记者、总编室相连接，实现新闻全过程组织报道。例如，借助GIS技术，可以分层显示多种资源信息，如摄像机、新闻转播车、发稿设备和装置，依托“电子沙盘”报道新闻，突出新时期广播电视新闻报道的高效性和可行性。

1.2报道规范性

指挥协调系统可以科学、准确地向相关部门传播策划内容，利用物联网、LBS、GPS等技术实现记者采访和编辑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提升总编室和报道指导部门的协调能力。同时，创建互联网任务和项目分配机制，能够加强任务执行的可追踪性，实现视频会议中的数据交互。此外，借助交换和数据处理技术，可以避免媒体新闻传播工作中系统和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完成数据共享。

2广播电视融合媒体中协同报道指挥业务分析

2.1业务流程

业务指挥工作主要对分组部门、记者、业务部门进行相互连接和指挥，在应急指挥中心通过分布形式或集中方式进行工作部署和任务派发。同时，在分组结构中分别设计指挥中心，使得记者、业务部门能够借助指挥平台与工作人员交流，实现多组织的协同。指挥工作的业务层次包含指挥中心、线索管控、客户端、指挥规划、报道任务、报道总结等过程，具体内容如下：

2.1.1指挥中心该部分是突发新闻和日常新闻的源头，是实现采编人员合作协调的指挥中心，可以完成线索发起、策划选题、分配任务、资源调度工作。此外，线索管控实际上是结合突发事件与热点数据、用户反馈数据、报道指挥系统数据等内容，为收集新闻线索奠定基础。

2.1.2客户端该模块属于通信装置，能够实现指挥中心业务执行的动态性，使记者、报道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和中心进行信息的交换和沟通[2]。将视频会议、组群交流、文件传输、即时信息等方面进行集合，能针对报道任务和选题策划，实现指挥人员和报道工作者的思维碰撞。因此，在广播电视融媒体协同报道过程中，引入高新技术可以提升新闻生产质量，提高系统运营效率和电视广播媒体管理质量。

2.1.3策划指挥该工作主要面向网络热点问题、日常重大事件、突发事件进行完整的策划和报道，为报道命题的工作奠定基础。在命题环节后，能够在采编系统中实现可视化。同时，指挥策划工作主要由总编室完成，内容包含事件命名、报名、审核、人员安排、人员管理、设备调度、事件等部分。

2.1.4报道执行任务落实阶段需要结合命题内容，自任务领取至结果过程中，围绕编签、、展示等环节。实现报道处理、产品、编签、用户结果反馈等多种内容，是电视广播融合媒体的主要加工生产内容。此外，在执行报道任务时，能够通过二维或三维GIS沙盘，形象化展示报道设备、记者、新闻稿件的资源使用配置情况，为后续工作提供技术支持[3]。

2.1.5结果事件报道不仅能够在平台中查看，还可以形成兼容PC、移动端的新闻专题，完成专题直播。同时，工作人员还可以借助专题新闻产品，将成果保存到硬盘中留档存储。成果归档能在案例库中收录领导批示、任务总结、报道内容，便于与后续相关事件和稿件建立联系。此外，结果中包含线索分享、新闻总结和评价、数据库管理和时效性比对。

2.2指挥应用场景

2.2.1日常报道场景首先，日常重大事件的指挥报道。针对重大事件完成新闻报道，需要进行策划和选题，结合新闻日历设置采访流程。其次，热点新闻报道场景。此模块一般由现场记者收集或发现线索，同时指挥报道系统可以提供技术和理论支持。最后，群众反馈报道。该模块可以依托UGC功能，当大家发现身边的新闻线索后，能够借助4G、5G网络和移动终端，向公众热线反馈，使数据迅速向指挥中心传输，在媒体融合中促进“全民记者”的形成。

2.2.2突发事件报道场景突发新闻事件由于自身特点，缺少提前策划环节，信息获取过程有多种方式，不过通信环境对于报道指挥系统的要求较高。因此，借助媒体部门的相互联动以及远程会议，可以在中心和现场指挥部的远程会议、现场报道、各业务部门中实现联动。若指挥中心收取突发事件或重大事件的报道信息或任务后，可以设置新闻数据中心、摄影编辑、音频视频编辑、全球新闻编辑等部门，实现记者和分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时，业务受理平台能够形成群组和事件，并向客户端同步数据。例如，央视网总台和技术公司合作，一同开发设计融媒体智能终端系统，构建新时期人工智能编辑部门。借助AI技术，构建虚拟广播电视台，并发挥宣传部的主导作用。依托“AI+4K+5G”的融媒体协同报道战略，促进新时期新闻传播部门向4K发展，实现AI在融媒体环境中的科学应用，提升新闻融合直播质量。例如，电视台在新中国70周年直播期间，将新闻生产要素与终端、业务部门联合，通过协同指挥中心，化简新闻采编过程，优化管理模式。

2.2.3即时会议场景建议总编室组织召开会议，在融媒体即时会议中记者和各部门工作人员可以借助4G、5G移动网络或卫星网络参加会议。分组部门与总部人员则能够利用专网和局域网进入会议，若现场记者缺少宽带网络条件，能够通过GSM或者普通电话参加会议。在多媒体会议中，各部门可以借助语音、文本、视频实现交流；记者能够向与会人员传输语音和视频文件；编辑部门工作人员则利用屏幕在会议中展示编辑内容，依托即时消息传输文件并进行讨论，进而在同一系统中完成选题策划、素材反馈、新闻编辑、部门沟通，借助融媒体会议满足新时期新闻媒体的部门联动和业务指挥。

2.3指挥业务信息系统分析

2.3.1系统功能报道指挥平台是广播新闻协同报道工作的核心，可以实现报道方案线索收集、选题策划、配置方案。GIS与通信调动平台是该系统的关键，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能够借助这些模块与记者建立沟通渠道，实现业务部门、现场工作人员间的协同。同时，在报道指挥平台中，工作人员可以利用移动APP获取任务指令，及时完成信息反馈，系统能提供任务提醒、来电提醒、信息提醒服务，实现数据交换的动态性。此外，借助“车联网”技术，向系统后台发送车辆实时位置信息，进而帮助指挥中心科学调度车辆。

2.3.2系统结构指挥业务信息系统中包含基础业务模块、数据库模块、信息收集指挥终端和业务应用模块。其中，基础业务模块能够完成通信调度，和GIS系统、GPS系统、适配器系统、计算机网络联合。数据库模块包含预案、稿件、员工信息、资源、素材等内容，主要提供存储服务。业务应用模块涵盖综合指挥、新闻报道、资源管理等部分，能够依托系统用户权限，完成选题策划和业务指挥的科学性。同时，指挥系统信息采集工作包含电话终端、桌面终端、移动终端等，和视频收集设备相配合，实现现场记者、业务部门和指挥人员的联合，并应用于新闻发稿、采集、查询等部分。此外，该平台包含安全保障结构，采集装置可以支持双机热备，完成媒体加密，促进新闻报道指挥工作的开展，并结合系统技术要求和标准规范进行业务工作的联合和对接。

媒体融合的建议精选篇13

关键词:媒介融合;舆论;形成;引导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8-0009-02

一、媒介融合对当今舆论格局的影响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L.浦尔教授提出,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其终极目标将是打破传播媒介的形态差异,走向媒介形态的大融合。其真正本质在于消费者可以用无所不能的终端通过无处不在的网络,获取各自所需的服务。

当今中国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令人瞩目,新旧媒体之间的竞争、互动及整合重组,对目前国内的舆论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4.2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 31.8%;手机网民规模为2.77亿。随着网络和手机在我国的迅速普及,尤其是微博的发展,更是为网友们提供了极为便捷信息传播方式,越来越多的普通网民充当起了“公民报道者”的角色,促进了“公民新闻”时代的提早到来,也使得微博这一新媒体形式成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

二、媒介融合趋势下的舆论形成机制分析

1.要素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1]舆论涉及到主体、客体和介体这三个要素,它们是舆论形成的基础。在媒介融合的新环境下,舆论三要素的也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

(1)客体要素

媒介融合趋势下的舆论变化最主要在于网络舆论的崛起,其客体要素既可能是传统媒体报道的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议题,也可能是由网民先于传统媒体所引爆的新闻话题。总的来看,网络舆论客体多为涉及公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利益的公共事件,这些事件本身具有较大的争议性,常常触及已经存在的社会焦点或热点问题,具备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因而能够迅速形成舆论热潮。

(2)主体要素

网络等新兴媒体由于其实时性、匿名性和交互性等特点,使得网民具备成为舆论主体的客观条件,并已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分析,现阶段我国网民从总体上看男性略多于女性,以青少年特别是学生为主,中低收入者较多,且发表意见的比例更高。但陈力丹、杜骏飞等学者指出,网络舆论主体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不能仅从人口学的指标统计上来界定。网民是一个基于共同价值和利益取向的临时群体,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及不同的舆论客体而不断重组、变动。[2]因此网络舆论的主体常常充满不确定性。

(3)介体要素

传统舆论介体主要通过口耳相传,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出现以后,成为现代舆论的主要媒介,而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传统媒介的滞后状况,成为舆论传播的重要介体。[3]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和3G时代的到来,现代网络舆论的传播渠道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新闻网站、论坛、博客、聊天工具等方式了。由于手机终端的便利性、实时性和多功能开发,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上传和阅读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因而微博、SNS等新兴介体开始成为舆论形成的重要传播方式,并由于其普适性、及时性和链式传播等特性而显示出极大的发展潜力。

2.过程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水平、新旧媒体的竞争与合作、舆论主体的多元化和模糊化、政策法规的革新等因素的制约,舆论形成机制研究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但纵观近年来社会舆论事件的发生始末,我们可以看到,新型舆论形成的过程既未脱离传统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同时又体现出区别于以往的新特点。媒介融合趋势下的舆论形成一般来说有以下几个过程:

(1)话题事件发生,形成网络议题

社会事件的发生或者是共同话题出现在媒介上,就形成了公众舆论的议题。一般来说,舆论议题的来源主要是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新闻机构的报道和关注。但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舆论议题的来源有时也可能是传统媒体的沉默而导致个人在微博、SNS、BBS等新媒介场所的相关信息,以及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操纵设置的议题。例如,“邓玉娇案”就是由网络率先发起讨论的。该事件发生后,网络上迅速出现了《烈女邓玉娇传》、《侠女邓玉娇传》、《生女当如邓玉娇》等文,纷纷攻击黄德智、邓贵大等人,反响强烈,从而使“邓玉娇案”迅速传开。

(2)个人意见发表,形成舆论场

当网络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时,人们就会通过微博、SNS、博客等传播途径,以消息、更改状态、发表日志、发帖跟帖等形式在各种媒介上发表个人意见,并参与到群组讨论当中。当参与讨论的网民数量不断增多,讨论范围不断拓宽时,众多的个人意见和更新信息经过复杂的交流、协调、取舍和整合,最终震荡性地发散开来,便会形成“舆论场”。在“场”的作用下,舆论形成的速度比一般环境下快很多,并且呈加速蔓延的趋势。例如,“邓玉娇案”中就存在着这样的舆论场。在传统媒体尚未给出报道和评论时,各大新闻网站和论坛却迅速形成了舆论场,与安检相关的个人意见迅速汇集、整合并释放,使得该网络议题在时空上抢先而广泛地对社会舆论整体造成了影响。

(3)产生意见领袖,形成意见轴心

在传统媒体的舆论传播中,往往是强势的电视台、报纸等主流媒体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通过议程设置等手段,引导普遍受众的舆论方向和内容。而在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中,“意见领袖”则主要由资深网友、专家权威、网络评论员、论坛版主、公共知识分子等具体的人构成。在网络传播中,由于舆论初始阶段意见呈散点分布,意见领袖的专业判断直接影响舆论的走向,其作用比传统媒体环境下更加重要。当事件发生形成议题后,网上会出现杂乱分散的众多个人意见,在交流融会中,“意见领袖”的观点逐渐成为意见“轴心”,使得其他网民依照这一“轴心”形成或修正自己的观点,使二者保持一致。因而,众多的个人意见最终将达到倾向性的多数一致意见。例如,“绿坝事件”发生后,韩寒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了博文《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下内容包含不良信息》,对政府的文化管制做出了非常犀利的批判,一个月内点击量达到382787,相关评论达到7658条,收藏量达到347,并经由各种其他新兴媒体的转载,引发了网友们对“绿坝”事件的集体嘲讽。

(4)传统媒体介入,形成立体传播

网络舆论要最终产生作用和影响,必须经由传统媒体的报道。在网络舆论形成之后,强大的声势往往会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和介入,而传统媒体对网络上相对离散的讨论进行集中、深入的报道,则是对网络舆论起到了放大和再传播的作用,从而形成对话题事件的立体传播。由于传统媒体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积累的品牌效应和公信度,在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交互作用下,在网友的持续关注与评论中,一种被提升观点化的民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会舆论也就随之而形成了。[4]

例如,在逯军“替谁说话”事件引爆网络舆论后,《成都商报》随即发表新闻报道,一经刊登就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先后被102家网站转载,并再度引起媒体和网友们的口诛笔伐。随后,《北京青年报》、新华社、《第一财经日报》等主流传统媒体也都纷纷对事件进行了后续报道和深度分析,一次又一次引发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从而使该事件的社会舆论经过不断震荡上升最后达到高潮,完成了媒介融合趋势下关于一个社会事件的典型舆论形成过程。

三、媒介融合趋势下的舆论引导

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充分遵循媒介融合的发展特征和规律,利用不同媒介之间的优势互补,不断创造新的舆论引导方法和途径,构建融合型的舆论引导局面。

1.信息传递上,新媒体的“速度”与传统媒体的“信度”相融合

在多媒介并存的局势下,传统媒体由于制作流程、发行时间等因素,时效性往往不如新媒介来得快。但网络等新媒体的自由开放,尤其是主体的匿名性特征,很容易形成虚假信息和谣言等的负面传播。此时就需要依靠传统媒体发挥其权威性的优势,及时对事件进行真实详尽的调查和报道,主动设置议题,占领网络舆论的制高点,对舆论进行正面的引导,遏止谣言。

因此,传统媒体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多渠道、零距离的技术优势,组织好自己的报道队伍、报道内容。[5]而主流新闻网站或论坛等也应该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权威报道,正确消息,对网民的不当言论进行规正和劝导,引导网络舆论朝正确积极的方向发展。

2.事件解析上,传统媒体的“深度”与新媒体的“广度”相融合

在对焦点事件的分析评论方面,由于长期累积下来的实践经验和品牌效应,传统媒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新兴媒体虽然在内容深度上不及传统媒体,却有传播范围广、选择性强、互动程度高的特点,因而能够调动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参与到事件讨论中,提供不同角度的意见和思考,对舆论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引导[6]。因此,在事件解析上,既要让各方意见在新媒体上自由交流,又要运用传统媒体进行集中的深度剖析,从而形成全面的舆论引导方式。

参考文献:

[1]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0-22.

[2] [5] [6]杜骏飞.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研究[M].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13-14,114,121-122

[3] 刘建华,陆俊.大学生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分析[M].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3).

[4] 饶瑶.“家乐福事件”中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J].商业环境,2008(7)

媒体融合的建议精选篇14

对新旧媒体融合发展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国务院国资委领导在不同场合多次要求中央企业注重发挥新媒体的作用，积极探索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之道。部分中央企业积极响应国资委的号召，大力探索利用新媒体发声，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大多数中央企业运用新媒体的水平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主要是对传统媒体的平移或者转化上，新旧媒体“两张皮”的现象仍较为突出，还没有实现采编业务、组织机构和资本方面的全面融合。笔者认为，中央企业新闻宣传部门要做好新旧媒体融合工作，应该认真思考和研究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准确把握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

推动新旧媒体融合发展，首先就要转变思想观念、提高思想认识，强化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背景下思考信息传播的过程，其核心在于信息的交互性。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要求我们用互联网思维来统筹谋划各项工作。要研究“互联网+”背景下的传统媒体转型之路，用网络技术手段去改造传统媒体，扬长避短，增强互动，做到有的放矢、精准传播；要适应新兴媒体即时传播、开放共享、互动交流等特点，重视原创首发，挖掘整合资源，增强产品观念，注重用户体验，树立国际视野，强化市场意识，不断满足受众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要注重线上线下有机结合，推动新旧媒体齐头并进、水融，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坚持技术与内容互为支撑，强化一体化发展。

要想发挥整体优势、形成宣传合力，就必须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传统媒体历经多年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拥有强大的内容生产力、专业化的新闻传播理念和运作机制、良好的品牌和知名度，但却是一点对多点或点对面的传播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媒体单向传播、受众被动接受，控制着版面或者媒体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掌控着话语权，较少考虑受众的感受和反馈等。新兴媒体则具有平等交流、互动交流，即时传播、海量传播，充分开放、创新活泼等优点，是多点对多点、立体化的传播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拉近，角色逐渐模糊，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传播者必须注重用户体验，增强互动交流，才能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因而，我们要充分发挥新旧媒体各自的优势，建立既分工又协作的机制，提升传统媒体的互动性、增强新兴媒体的公信力，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打通覆盖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环节的全流程，真正实现融合发展。

建立健全m合媒体融合发展的组织架构、传播体系和管理机制，提供强有力保障。

新旧媒体融合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提高思想认识，有效整合资源，也需要对原有的组织架构、管理机制和传播体系进行优化和完善，从机构、人员、经费等方面为新旧媒体融合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调整内部组织架构，推动资源向新兴媒体配置，增强新兴媒体的力量，平衡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改变过去“两张皮”的状况；要优化新闻采编流程，打造集中统一的采编平台，实现信息“一次采集、多次生成、多元传播”；要优化人员结构，加大新兴媒体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为他们干事创业创造环境、提供支持；要拓展传播渠道和平台，明确各平台的战略定位和发展重点，构建现代化的立体传播体系；要着眼体制机制创新，着力突破制约瓶颈、补齐发展短板，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对新旧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

作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内部宣传工作的五矿报编辑部拥有四大媒体平台，分别是作为传统媒体的《中国五矿报》，作为新兴媒体的集团公司内外网、中国五矿新闻手机报和官方微信。自2013年3月新闻手机报开办以来，五矿报编辑部就开始了新媒体的探索。2014年1月，以推出官方微信为标志，五矿报编辑部对现有宣传平台进行优化和整合，正式推进新旧媒体融合发展。近几年来，五矿报编辑部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重要指示，新闻宣传工作着眼于多维度，着力于多平台，大力推动内宣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平台的融合与互动，充分发挥内宣集群效应，取得了一定成效，实现了新闻宣传价值增值。

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各平台互融互通，构建“大宣传”格局。

近年来，五矿报编辑部进一步明确了四个平台各自的定位，坚持差异化战略，推动新旧媒体平台的融合与互动。以网站、手机报和报纸三者互动为例，我们在第一时间将一线企业的新闻到公司内网“一线快讯”栏目上，从中遴选“干货”到手机报上，然后特别重要的新闻再刊登到五矿报上，形成了三者的有机互动。与此同时，将五矿报上专题专栏稿件中的数字提炼出来，制作成“微专题”到手机报上，又形成了五矿报与手机报的互动。

微信与报纸的互动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我们将征集到的素材制作成微信头条后余下的部分，选取不同角度在报纸副刊上制作成小专题，形成了微信到报纸的单向流动；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报纸上寻找素材，策划制作成展示集团公司“硬实力”的微信（如《五矿“走出去”到底有多牛》），又形成了报纸到微信的回流。此外，我们还运用微信采访、朋友圈点赞等形式制作年度工作会议、新员工专刊，在头版“半月一晒”栏目中展示每期制作的微信，实现了报纸和微信的有机互动，有效发挥了集团内宣平台集群效应。

在此基础上，五矿报编辑部还与集团内部其他宣传资源进行了对接和互动，如在五矿报、手机报、微信上推荐官方微博，在五矿报、微信上推介集团成员企业的内刊和微信（要求相关单位协助我们推广微信平台），初步构建起集团公司“大宣传”格局。

坚持“内容为王”，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各自优势，产出大批优秀作品。

近年来，受金属矿产行业深度调整影响，集团公司生产企业多数出现了效益下滑、成绩欠佳的情况，素材比往年少了很多，五矿报编辑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挖地三尺”寻找新闻素材，大大加强了策划力度。

在传统媒体方面：坚持价值导向，加大策划力度，先后策划制作了十大新闻专刊、读书调查专刊、年度工作会议专刊等，全力发挥报纸的分析及解读功能，广泛使用照片、漫画、人物素描、图表、信息图等元素，刊物可读性强且视觉冲击力大，其中年度工作会议专刊大胆创新，广受好评。奔赴京外调研采访，撰写了《埃美柯：混合所有制在竞争性行业获得成功的样本》《倾心耕耘廿五载，小螺钉著大文章》等数篇深度报道，全方位展示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宝贵经验；紧密贴合国际国内大环境、行业热点、员工生活，推出了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传递出的信息、上海自贸区对集团业务带来的发展机遇、感恩母亲节、我与APEC会议等专题，体现了编辑部较高的策划水平和编辑意识。首创以微信采访的形式，积极参与集团公司年度工作会议中层干部的交流互动，深入挖掘此次会议传递出的信息。

新媒体方面：年度会期间推出的集团公司官方微信异军突起，体现了较高的策划水平，树立了编辑部新的品牌。宣传集团公司“硬实力”方面：策划推送《五矿“走出去”到底有多牛》《中国五矿世界500强之路》等内容，通过展示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优势，吸引了公司员工及其朋友的眼球（这些微信阅读人数均大于发送人数），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展示企业“软实力”方面：策划推出《五矿辣妈的幸福生活》《你身边的羽球达人》《代言五矿》系列等，形式接地H民，语言轻松活泼；结合热点话题方面：策划推出《世界杯离五矿有多近》《iPhone6中的五矿元素》《五矿擅融资，花钱不任性！》等，巧妙贴合时下热点，将集团公司相关业务嵌入其中，广受读者喜爱。

在实际工作中，五矿报编辑部有效整合集团内外资源，采取了与投资管理部、企划部、财务总部等权威部门合作的形式，努力增强传统媒体的互动性和新媒体的公信力，力求“各版有策划、期期有创意”，极大地提升了内宣工作水平。

优化采编流程，调整人员结构，为实践媒体融合提供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