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传统文化精选(十四篇)

农业与传统文化精选篇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8-027-03

引言

《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包含大湘西在内的整个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特色农业”、“加工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五大支柱产业。在此背景下，研究和探索大湘西农村文化产业及其与传统农业的融合路径与业态创新策略，对于推动我省大湘西板块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意义。此外，大湘西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与国外及我国其他地区相比，在民族特性、历史文脉、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因地制宜，有利于大湘西更好的发展。

一、国内外农村文化产业与传统农业的融合经验、新型业态模式与启示

国外研究主要聚焦在区域、个案及人文理论的探索方面，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通过构建农村文化产业集群，并采取多样化和平衡增长战略，制定特定的促进政策和农业经济维持政策等；二是就文化旅游产业与农村发展和融合的问题，应当充分利用农村文化资源及文化遗产的价值作用；三是在关注产业人才、技术与相关政策的制定的基础上，要对农村要进行技术岗位培训的建议，还要制定鼓励文化企业引入新技术来推动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公共政策，并增加农村中等技术工人的就业机会等；四是要进行除了技术以外的其他努力，包括建立好学校、创造宜人的环境、完善运输网络和其他基础设施等。

我国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探索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的研究，从地域文化资源和农民手工艺特长角度进行产业开发策略研究；二是对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产业结构升级、投融资、管理措施、人才短缺与供给等层面展开的研究；三是对农村文化产业推动新农村建设，解决 “三农”问题，并与传统农业进行产业融合、统筹发展、产业提质、业态创新、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研究。

我国新型业态创新模式有以下四种：一是观光游与农业融合，形成观光农业。二是养生健身游与农业结合，形成体验农业。三是休闲娱乐游与农业融合，形成休闲农业，与农村的节庆活动、民俗活动、地方曲艺等进行完美融合。四是农村旅游业与农业融合，主要从农业劳作方式、农村生活方式、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角度出发，结合农耕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农村节庆文化、民居建筑文化等。

这些研究对于促进大湘西通过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来实现与传统农业的融合与提质，以及推动大湘西农村完成产业升级、农民增收、扩大就业等有重大启示。

二、大湘西农村文化产业与传统农业的融合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大湘西主要包括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该地区富含着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有乡村民俗文化、乡村节庆文化、民居建筑文化、特色饮食文化、民间典故、民间手工艺、乡村曲艺、竞技游戏等。农村文化凭借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感染力以及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2009年，湘西自治州向湖南省民委推荐凤凰县勾良、花垣县隘门、龙山县捞车等9个基础条件较好、民族特色突出和民族文化浓厚的村寨为“湖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并提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要搞好“四个结合”，即特色村寨建设要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与旅游名村建设相结合、与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相结合、与传统民族文化建设相结合。永顺县双凤村成立了土家民族风情表演队，举办农民培训学校，聘请部级土家文化传承人，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打造好“土家第一村”品牌，提升民族文化含量和旅游亮点。吉首市德夯村户户投资，参与开发“德夯民俗游”，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兴办旅游实体，实行旅游就业扶贫，开办农民旅行社，兴建家庭旅馆，发展农家乐旅游。凤凰县东就村苗寨和广州投资商签定东就村旅游开发合同，完善了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景点建设等。大湘西地区民俗表演，旅游演艺产业，果园旅游产业以及形式主体各异的会展产业等也在农村地区发展迅速。整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开发与完善，交通路线得到拓展，加强了该区域与外界的联系，为本地区的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外部支持和动力。

尽管该地区农村文化产业与传统农业的融合力度在逐渐加大，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政府对其重视和认识不够，经费支持不足；二是相关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艺术教育落后，原有的民俗文化活动正在萎缩，甚至消失；三是发展水平不平衡，发展速度缓慢，规模和效益不高；四是文化产品贫乏且跟风现象严重，文化品位不高，科技含量低，缺乏创意；五是法制不健全，非法经营活动蔓延；六是文化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管理薄弱；七是农村文化体制机制、资金、人才等方面存在问题。

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和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等因素导致大湘西传统农业发展相对落后，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综合生产能力低，地区差距大，生产手段落后，绝大多数地方仍以人力畜力生产为主。农业商品经济不发达，结构调整力度不大。同时，受交通、市场环境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农村小城镇建设落后，城市化水平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另外，农村经济机制也影响着农村文化，缺乏规模化的生产力集团、优势互补、资源整合，人财物合理配置程度较低。

三、大湘西农村文化产业与传统农业的融合路径、业态选择与模式

大湘西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由于该地区民俗文化资源丰富，而农村经济落后，应以此为切入点，将两者有机融合，选择适宜的地区来发展文化主导产品，为农村服务，推动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进步。

在构建“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赏农家景、购农家物、享农家乐、品农家文化”新型农村文化产业业态理念指导下，进行以下设计：①产业融合与业态创新模式设计，把农村有关活动与当地民俗文化、旅游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包括民族村寨民俗节庆经济打造，由于大湘西民族特色村寨分布面广，所处地理环境不同，村寨类型不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这就决定了其融合路径、业态选择与模式不尽相同。一是要因地制宜，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根据村寨的民族特点、文化特点、经济文化类型、市场环境、村寨结构来确立创新的内容和方向。二是要突出彰显村寨特色，这是村寨的生命和魅力所在，村寨建设的各个环节都要注意彰显特色。三是新增文化活动项目，如趣味竞技、乡间舞会、农艺赛事、产品演示等。②结合各地具体情况，进行绿色生态特色农产品链的联动开发、茶园、果园、菜园自助式采摘模式再创新、游客农产品手工艺制作与观光农业的模式创新设计、城市户外俱乐部的穿村路线设计与农村配套服务业构建、基于休闲垂钓餐饮等休闲项目的农家乐经营业态创新、民族村寨夜间经济与“乡村嘉年华演艺”的融合发展与流程创新设计、森林氧吧与康体娱乐项目的提质升级设计等。③投融资渠道及经营主体间的合作，积极吸收民营资本，鼓励农民加入经营，采用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焕发农民自身积极性，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发展；让民间艺人成为农村文化产业运作的团队，农村地区存在多种节庆、民间庆典仪式和民间文化仪式，对农村中的文化人才和资源进行聚集，进行团队运作。

四、大湘西农村文化产业与传统农业的融合及其业态创新的政策措施

（一）给予政策引导、扶助和支持。

在信息、人才、物力、财力方面，相关部门应予以政策支持，鼓励有志之士在农村兴办文化产业，实施专项资金支持与奖励政策，同时在税收、土地、房屋建筑使用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鼓励新型农业业态创新、地方高校产学研助力农村产业链融合升级与业态创新和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

（二）完善体制建设与改革

出台完善的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政策，包括文化服务市场、文化资金市场、文化设施市场、文化人才市场等；规范市场运行机制，建立多元的投融资渠道；深化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的建设，切实帮助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加强人才培养、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对文化市场经营管理人才和农村文化产业人才进行培训；对农村民族历史民俗文化资源进行保护与合理开发，促进农村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形成农村文化产业的综合优势；加大高科技投入力度，加快农村信息产业发展和网络平台建设，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建设以及推动跨区域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厉无畏.创意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策动力[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2] 厉无畏,王慧敏.创意社群与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J].社会科学,2009(7)

[3] 肖雁飞等.创意产业区新经济空间集群创新演进机理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4] 郑明高.产业融合-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5] 孙浩.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6] 张永丽,甘 露.我国农村文化产业研究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12(3)

[7] 陈怡.产业融合视角下我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探析[J].商业时代,2012（6）

[8] 王春林.广西特色农业与农村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势与策略[J].创新,2013(3) [9]J.Howkins,The Creative

Economy:How People Make Money from Ideas[M].Allen Lane,London,2001.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大学生创新性课题“大湘西农村文化产业与传统农业的融合及其业态创新研究”；“湖南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产业产权保护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邓丽君（1992-），女，汉族，湖南衡阳人，吉首大学2011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生；李佳（1993-），男，江苏盐城人，吉首大学2011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生；孙今今（1993-），女，汉族，安徽合肥人，吉首大学2011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生。

农业与传统文化精选篇2

改革开放后，壮族农村社会卷入了外出务工的浪潮中，大量青壮年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直接影响了壮族农村的社会文化和生产生活，尤其体现在壮乡传统农业耕作实践与耕种文化诸多方面的变迁上，包括农业内卷化状态的改善，劳动工具使用的变革，及以耕作歌消逝、农业祭祀仪式消亡和传统节庆习俗没落等为呈现的耕作文化变迁。

【关键词】人口外流;壮族乡村;农业内卷化;耕作文化变迁

【作者】李虎，重庆三峡学院西南民族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人类学博士。重庆，404100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1-0093-008

ON THE OUTFLOW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TRADITIONAL FARMING CUL

TURE IN THE ZHUANG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Futai， A Zhuang Village

Li Hu

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rural Zhuang society has been involved into the wave of migrant laborers.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people migrate from rural area to cities that is a specific cultural phenomenon. This phenomenon directly affects the socio-culture， production and livelihood of the Zhuang villages， especially the changes of traditional farming practices and many aspects of the farming culture， includ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changes of production tools， and the change of farming culture represent as the disappearing of songs of cultivation， the agricultural ceremony of sacrifice and decline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Key Words：the outflow of population; Zhuang village;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changes of farming culture

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且富有创造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创造了诸多文化成就，如因壮族先民开创的稻作文明及其特有的“那”（田）文化，而被认为是稻作农业文化的最早缔造者之一。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部分的农村社会，壮族地区也不例外。诸多壮族青壮年农民放弃传统的农业耕种，背井离乡，走向城市寻求新的谋生手段。随着壮族农村社区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多，壮乡开始出现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留守者多为童叟妇孺的局面。基于这一背景而产生如下问题：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对壮族传统农业耕作模式和“那”文化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以何种具体面相得以呈现？壮族乡村又如何应对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巨大冲击？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壮族村落人口外流现象的考察回应上述问题，尤其是注重探寻乡村人口外流影响壮族传统农业模式、耕作技术与耕作文化的方式、过程及深层原因等。

一、田野点梗概及其人口外流现状

2012年1～6月，笔者在广西马山县永州镇的一个壮族村庄――伏台屯开展了以外出务工现象为主题的田野调查。本次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翔实数据和资料，是本文得以完成之基础。

马山县位于广西中部偏西，新中国成立后由过去的“那马县”和“隆山县”合并而成。其中的那马县正是永州壮族聚居区新中国成立前所隶属的县级行政单位。“那马”为古地名，承载着悠远的古代稻作文明信息。壮族先民把野生稻培育成栽培稻，并将水田称为“那”。“那”的先民是以生产稻米维系生存的民族，是创造“稻作文化”的民族，也就是众多学者提出的创造“那文化”的群体。而“那马”冠有“马”字，意为交通要道，是古代商人汇聚之地。可见，永州地区的壮族先民也是“那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且稻田耕作至今仍是当地壮族人最主要的生计方式之一。

改革开放后，与全国其他农村一样，壮乡伏台所属的永州镇壮族人也卷入了外出务工的浪潮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奔赴广东、海南等省份的城市打工，至今方兴未艾。据田野期间统计，2012年5月伏台全村共有734人，外出与务工相关（包括务工和随行）者397人，占总人数的5409%，其中务工者328人，占外出务工相关人数的8262%;务工随行者（即随务工者在外生活的老人或求学儿童）69人，占外出务工相关人数的1738%。文中数据、访谈资料若无特殊说明，均源于田野调查。外出目的地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海南等省区各大城市（详见表1），其中，到广东珠三角各城市务工人数最多，达235人，占外出总人数的5919%;广西区内各县市次之，有124人，占外出总人数的3123%;在海南务工者居三，34人，占外出总人数的856%;其他省市仅4人，占外出总人数的101%。[1]可以说，村落中已基本无青壮年人留守，形成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所说的“空心村”状态，而大量的人口外流现象影响着整个村落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生产，尤其是影响着壮族农村社会传统农业耕作实践与文化的诸多方面，如农业内卷化状态的改善、劳动工具使用的变革及耕作文化的变迁等。

表1伏台外出人员大致分布省市单位：人

资料来源：田野调查，2012年5月。

二、人口外流与农业内卷化的解缚

农业内卷化是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大师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基于“内卷化”“内卷化”一词英文为involution，源于拉丁语involutum，原意是“转或卷起来”。它滥觞于康德、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由格尔茨成型，经黄宗智加以改造后更加引发关注与争论。康德区分了“内卷化”与“演化”。戈登威泽曾用内卷化描绘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的文化现象。概念而首次提出。格尔茨在《农业内卷化》（ Agricultural Involution）一书中指出“内卷化”是 “一个分析概念，即一个既有的形态，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其借此概念刻画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由于农业无法向外延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的过程。[2]82-85具体而言，格尔茨运用“内卷化”概念，描述印尼爪哇地区农业生产中出现的一种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而生态内向性、稳定性的耕作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因为缺乏外来资本和技术的支持，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只会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而爪哇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使其更易于接受调整、采纳和吸收，但不支持真正的变迁。由于内部的不断精致化，使每一社会成员和每个耕作细节都被安排得十分精细和繁复。最终，爪哇社会难以通过现代化来达到经济的持久变革，而是内卷于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社会文化进步迟缓。[3]

壮学研究

壮乡伏台在外出务工潮形成前同样呈现出“农业内卷化”的态势，在过去村落中人口众多，劳动力剩余，人均土地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缺乏外部发展机会，为了不让剩余劳动力闲置，村落中大多数农户在耕种时均采取传统的精耕细作，即“向内使耕作趋向精细化和复杂化，以此在农业内部自我消化增长的劳动力，同时又不至于造成人均收入下降。”[4]“农业的内卷化”是家庭耕作面对诸多剩余劳动力，又无法消化多余的劳动力，在生计压力下，只能在单位土地面积上增加劳动力投入，进行劳动力集约化耕作的结果。这一状态使劳动者对新的生产工具常常无动于衷，拒绝使用拖拉机、收割机等机械化农具和抛秧技术等现代技术。因为对于村民而言，与其使用新技术使成本扩大，不如将现有闲置劳动力充分利用。换言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壮乡伏台不是没有现代化农具，也不是因为土地所属地理环境不宜采用现代农具，关键还是在于过多剩余劳动力导致村民不愿消耗更多成本采用新的科技成果。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后村内青壮年人口的不断流出，劳动力急剧减少，农业内卷的趋势由缓和到完全解缚，甚至开始出现缺乏正常的劳动力及可依赖的畜力的状况，这导致村落中的农业耕种手段和技术也随之发生变革。

三、人口外流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演变

集体化时代的伏台拥有两台手扶拖拉机，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这两台拖拉机被村民黄连和黄庆分别以750元和800元的价格购买。手扶拖拉机可用于拉货、搬运重物，及耕作时耙田、收割时脱粒等。田野调查期间，较早拥有拖拉机的村民黄连说：

在我的手扶（拖拉机）刚买时，更多的是拉货和搬运东西，大多数农户不需要用来耙田和脱谷（粒）。当时耕一亩田价格20～40元，但大家都觉得花这钱不值，反正家里很多人，忙几天就弄好了。现在不一样了，村里新增不少手扶拖拉机，不仅用于拉货，更多时候是在田里耕作，很多人都需要拖拉机耙田、犁田，因为人手少，忙不过来，在家的又都是老人，体力不好，加上家里没有那么多人，不再养牛，没有牛耕田犁地了。2012年4月19日访谈资料。访谈对象：黄连;地点：伏台其家中。

在谈到现在耕作为何多借助拖拉机、收割更多使用收割机时，村中一位60余岁的老人说：“过去舍不得花钱，家里人又多，大家相互分工，一起干几天就可以把活儿忙过去了。但现在不同，家里除了老人，就是小孩，有的老人既要照顾小孩，又要耕种田地，所以很多家庭也没有余力养牛。”因此，没有耕牛耕地，加上耙田犁地都是重体力劳动，需年轻力壮者方能对付，很多家庭不得不选择借助机械。当然，村中留守者也有少数体力尚好者，但这些家庭除了耕种自家土地，往往还会耕种部分外出家庭的土地，繁重的耕作任务，导致他们也不得不依靠机械帮忙。

可见，简单机械化耕种的推广与外出务工人数激增导致的村落缺乏劳动力直接相关。首先，留守者多为老幼病残孕等劳动能力较弱的村民，部分村民面对收割、脱粒、犁地、耙田等高强度劳动时，不得不选择机械农具操作。壮乡伏台昔日的田间劳作多依赖人力和传统农具。村民过去使用的传统农具多种多样，按照不同的功能可分为：用于耕作的犁、木耙、六角耙六角耙是用较大原木凿成六面棱角，做成辘轴形，耙田时人踏在耙上，用于水田收割早稻后滚压稻根。、丁字犁丁字犁即脚踏犁，用于石山上的陡坡、小块地的翻耕。、丁锄、十字镐、锹、铲、月刮、三角刮、五齿耙等;用于灌溉的戽、小水车、龙骨车;用于收割的柴刀、山刀、草镰、禾镰;用于打、晒、藏的打谷桶、谷耙、风柜、竹垫、大竹箩、小竹箩、簸箕、谷桶等;运输用具则包括木车、独轮车、牛（马）车等;加工农具则包含石磨、竹（泥）磨、土榨、碓臼（手舂、脚踏）等。[5]294-295这些农具结构简单，材料易取，制作简便，成本不高，使用方便，适用于山区劳作，但其不足之处是费力且工效低。对于劳动力充足时期的壮乡，即使是各种型号拖拉机、双轮双铧犁、联合收割机等现代新式农具纷纷出现并传播至各乡村，村民们仍基于节约成本等多种因素的考量，倾向于选择传统的旧式农具，因此大多数新式农具并不受欢迎，难以推广。随着青壮年外出务工的增多，村内人数锐减与劳动力缺乏使“农业内卷化”的局面迅速消失。作为主要劳力的老人和孩童难以操作费力又工效低的旧式农具，新式工具的需求更加迫切，这一局面促进了新式农具的使用和推广。据统计，伏台共有水田250余亩，2012年农历三月的春耕有160多亩使用拖拉机耙田，占全村水田总面积的64%以上;2012年农历七月夏收共有120多亩稻田使用联合收割机，约占全村水田总面积的一半;共有170多亩稻田使用机械耙田，占全村水稻总面积的68%。由此可见，伏台农业耕作中现代农具的使用比率越来越高，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

其次，外出务工寄回的资金使留守者拥有更多可支配的费用。外出务工者将年迈双亲及年幼子女留在家中常是无奈之举，而非完全置之不顾，大多数人在外挣到钱后，常将部分工资寄回家中，以改善留守者的生活条件，同时寄希望于用金钱弥补自己对家庭照顾的缺失。因此，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以及随之而来的资金流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流出地的经济生活状况及家庭支付能力。外出务工者也常叮嘱留守父母不要过度辛劳，能雇人或用机械的劳动尽量不要再消耗年迈的身体，同时在农忙时节特意寄回专用资金，用实际行动支持留守者尽可能减轻劳动强度。由于金钱涉及隐私，且大多伏台村民不愿公开子女汇款数额，因此很难获取全村汇款的具体数据，但在田野调查中，依然可以从村民的闲聊中，听出不少在外务工子女在农忙时节寄回300～500元的资金，作为留守者机械耕作和雇佣劳动力的开支，以减轻留守者的负担。

再次，缺乏劳动力，使留守村民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某些工作，如养牛、养猪、种植某些次要作物等。耕牛对于以农业耕种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壮族人而言至关重要，耕牛在耙田犁地时不可或缺，同时也是拉车运输的主力，更是田地肥料的主要来源。集体化时期由于经济水平限制，伏台耕牛数量不多，全村在20世纪70年代初统计共有耕牛38头（幼牛4头），其中水牛32头（幼牛3头），黄牛6头（幼牛1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的耕牛先被分到各小组，后分到各户。此时，由于耕牛数量有限，通常是关系较亲密的农户共享一头。然而，共享耕牛的状况难以满足农户的耕种需求和积肥需要，尤其是在农忙季节抢收抢种时间紧迫，各户都希望能先使用耕牛。从耕牛角度来说，毕竟每头牛体力有限，农忙时节过于集中且超强度的劳作常导致耕牛过度劳累，甚至到最后在劳作时“撂挑子”。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及剩余劳动力的增多，通过现有母牛的繁殖生育及共享耕牛农户间的补差价购买，越来越多农户拥有自家的耕牛，基本达到户均一头。此时，全村共有耕牛110余头（幼牛约20头），其中水牛80余头（幼牛约15头），黄牛30余头（幼牛5头），耕牛数量前所未有。耕牛各户私有益处颇多，但耕牛食量大，养殖一头需耗费较高成本。由于伏台缺乏空旷的草场，村民通常将水牛牵至河岸放养或在田埂上牵养，黄牛则被放养于山坡上，任何一种方式都至少需要一人跟随，因此，各户每日放牛均需耗费一个人力。此外，每天还需提供相应的牛食及草料，草料通常是晒干的稻秆。为了储备牛草料，村民在收割稻谷和脱谷粒时更倾向于人力，因为收割机和其他机械脱粒易导致稻草杂乱乃至受损，不易整理晒干保存。由此可见，耕牛可谓壮乡传统农业耕作中的重要一环。

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剧增，村落现有劳动力应对以糊口为基本目的的耕作尚存压力，无法再抽出人力放养耕牛，大多数农户纷纷将自家耕牛出售，全村耕牛数量急剧下降。当然由于村落中不少田地的地势或面积等问题，不便采用机械耕种，使耕牛在某些区域的农业耕种中发挥的作用仍无可替代，因此村落中依然保留着一定数量的耕牛。据2012年6月统计，伏台现存耕牛42头（幼牛6头），其中水牛32头（幼牛4头），黄牛10头（幼牛2头）。坚持养殖耕牛的农户多为留守人口多、老人身体较健壮的家庭，部分农户则重新采取数户共养一头耕牛的策略，且耕牛的养殖仅在农闲时牵出户外食草，忙时多采取圈养方式。放弃养殖耕牛必然对村落原有耕作环节带来影响，包括牛粪积肥的减少，稻秆作为牛饲料的作用丧失，耕作田地难以依赖畜力等。这都促使大部分村民在农业耕种时求助于拖拉机、收割机等现代机械农具。

65岁的村民李告家中共有4人留守，包括他、64岁的妻子、8岁的孙女和3岁的孙子，二人共耕种4亩田地（除自家3亩外，还包括全家外出务工的兄弟的部分田地）。谈到耕牛养殖时，他说：

我家的水牛6年前就卖了，没办法，没时间照料，也没人去放。孙子孙女小，在读书，不但帮不上忙，而且还需要照顾。牛不能一直圈养，否则体力会不好，别说拉犁，步子都迈不出去，所以卖掉了。现在耕种大部分是依靠机器，一些不能用机械的田地，就去向亲戚朋友借牛。今年春耕就分别去借我老婆的姐姐家和小孩外婆家的牛。姐姐家在巴伏，距离不算远，他们家和我们家耕种的时间刚好错开几天，所以借牛比较方便，时间也可以长一些，他们家的牛放在我们家近一个月呢。小孩的外婆家就在村里，借牛也方便，但他们家也要用牛，只能偶尔借用。以后会越来越麻烦，小孩的外婆打算到镇上去跟她大儿子生活，不种地了，估计也会把牛卖掉。听说现在有一种小型手扶拖拉机，几千块钱，等我攒到钱，也去买一个，这样就更方便了。2012年4月21日访谈资料。访谈对象：李告;地点：伏台其家中。

2013年3月，李告花费6000余元购买一台小型拖拉机。在电话中，他说：“用这台拖拉机耕田犁地方便很多，只要把档位调好，把好方向跟着走就行，方便省力。不像牛来拉，一会走快了，一会不走了，有时候还乱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对付，现在上了年纪牛走快了跟不上，牛不走吼得嗓子都哑了，牛乱走扯来扯去的也费力。”2013年3月14日电话访谈资料。

四、人口外流与耕作文化的变迁

壮族先民在农业耕作过程中也创造了诸多与之相关的文化，如歌谣、舞蹈、祭祀等。然而随着壮乡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多，这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犹如被釜底抽薪般失去了基本的继承者和传承人，不少文化在以打工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下消失殆尽。

（一）耕作歌的消逝

壮族人耕作时唱山歌历史悠久。据《岭表录异》称：“汉代时期，土民劳作之余，逢年过节，三五成群欢唱为乐。”[6]5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壮族人在稻田耕种时仍有唱山歌之习俗。春耕时，村中男女老少均在田中劳作，互有分工，男性耙田，女性插秧，老人与儿童则除草或整理田埂等，众人有说有笑，同时一起唱歌，尤其是描述生产劳动的歌谣，如讲述天气干旱带来灾难的《十年天旱歌》，描述风调雨顺、生活太平的《丰收歌》，以及涉及气候状况和农事活动安排的《二十四季歌》等。由于不少农事歌多为前人总结记录，内容较固定，耕作时多以记忆传唱，你来我往，互相接唱。若兴致较高，则开展对歌，根据耕作场景即兴编唱。秋收时节，壮族人收获间隙在田野中跳起“扁担舞”（即打扁担），众人在田野中，利用手中扁担，模拟劳动动作，上下左右、站立下蹲、转身跳跃、原地行进等互相敲击，有时旁边有长竹筒和锣鼓伴奏，有时配合叫喊“咳咳”呼声，场面紧凑，热闹非凡。

如今，这些场景都已成为过去。在田间劳作的是轰鸣的拖拉机，以及三三两两无精打采的花甲老人，女性赶着插秧，男性忙于耙田，儿童则很少出现在耕作现场。据村民描述，打工潮出现初期，不少在南宁打工的人农忙季节还能赶回来帮忙，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到更远的广东和海南打工，农忙时节回来已经不可能，甚至过年过节的返乡都是一种奢望。对于大多数打工者而言，在外的收入比在家种田划算，农忙时节请假返乡，来回路费及旷工造成的收入损失，还不如将钱寄回家用机器耕种或雇人帮忙。后来，即使是在南宁打工的村民也很少愿意在农忙时回乡耕种。一些年轻人甚至觉得农田劳作脏累，放言今生绝不下田地，即出现《欢打工》中描述的“ 不眉用，悲广东打功”《欢打工》为古壮字记录的山歌，于2012年6月12日田野期间由歌师陆仕章即兴编唱记录。（种田没有用，去广东打工才是出路）的心态。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壮族农村虽然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生育二胎，但与过去每户生育三胎以上相比，儿童人数急剧下降，加上隔代教育中祖父母对儿童的溺爱，使大多数壮族儿童基本摆脱了农田耕种的劳作。不少年轻人中学毕业即加入务工行列，长期在外，很少返乡劳动，自家田地的面积、分布于何处尚不得而知，更不知晓耕作方式、技术及相关的歌舞文化。农业耕种多依赖留守老人、农业机器和雇佣他人替代，随之而来的便是传统耕作技术流失、文化缺乏传承人，各种耕作歌谣、舞蹈也缺少参与主体，即耕作歌舞逐渐被现代化的浪潮吞没。与之相关的还有稻田耕作相关祭祀习俗的消逝。

（二）农业祭祀仪式的消亡

过去，壮族民众耕种时遇到病虫灾害，除开展人工捕杀、使用石灰粉等传统防治技术之外，还伴随着放置辟邪物、求神拜鬼、祈祷神灵相助的民间仪式。随着现代农药的出现及农民知识观念的改变，这类宗教文化正逐渐消失，但当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这些宗教文化仍有恢复的可能。

2012年2月至5月，永州壮族聚居区大旱，数月间基本没下一场雨，不少村落的春耕被迫推迟，有些村落由于缺水不得不暂时放弃种植水稻，而伏台利用田地靠近河流的优势，通过水泵抽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耕用水。5月6日晚，笔者在与57岁的村民黄杰生闲聊时，他说：

死人了（一种丧气话）！今年的干旱真是少有，我活了50多年从没碰到过。很多村饮水都难，更不要说农用水。到现在为止五弄、大旺、德育、造家的部分村都还没种早稻。往年我从开春到现在卖种子和农药，至少进货三次，日销售额几千元;今年开春进货一次到现在都还没卖完，近段时间的街天每天才卖出三四百元。没有办法啊，很多村子都没法种水田，种子播下去后，长出的秧苗都会枯死，很多人已经来跟我说，让我准备一些中季稻的种子，等雨水来了种中季。这两天德育村的一些村民还跑到镇政府闹，说是因为有人把德育水库承包出去让他人养鱼，今年雨水少承包人把水库放干收鱼，导致周边很多依靠库水灌溉农田的村子无法种庄稼。不过现在都是一些老人在家，闹了估计也不会有人管，如果像以前年轻人都在家，估计政府就不会这样了。2012年5月6日访谈资料，访谈地点：黄杰生家中。黄杰生三位子女均在外务工，其与妻、孙子留守，二人既要照顾3岁的孙子，还需耕种4亩多田地，且街天到集市摆摊出售农药、种子及各式农用品等。

聊到干旱过后，黄杰生突然说：“昨晚的雨，很多人说是由于大旺村弄兰屯‘gwh wuog’（拼音壮文，汉语读音“古沃”）的结果。”专业的敏感使笔者对这一话题颇感兴趣。后来通过黄杰生的介绍及其他村人的补充，笔者大致掌握这是永州地区壮族人一种向神物祭祀祈雨的传统仪式。村人认为，山洞中存在一种像乌龟一样的神物，称为“dwh wuog”（拼音壮文，汉语读音“都沃”），掌管着天上打雷闪电和下雨，因此在长期干旱无雨时，只要施行“gwh wuog”仪式，向这一神物祈雨，即会有所应验。这一仪式除了需要准备一些常用祭品，还需宰杀狗和猫各一只，将二者血液倒入一个装有数只鲤鱼的桶中，并将桶内物品及相关祭品吊入传说有“dwh wuog”生存的深山洞内。可见，面对干旱天气和水库管理不当导致的灾害加重，永州地区缺水的村落中，部分村民求助于政府，而部分村民则寻求传统的祈雨方式。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对干旱天气不作为或水利设施管理缺位的情况下，传统的祈雨仪式再度受到重视和认可。5月5日晚，天降大雨时，村民们纷纷认为仪式有效应，老天帮忙了。

在向村人打听这一仪式过程时，大多数村民的反应是，问这个干什么，你懂这个也没有用，你又不种田，而且你们这些年轻人肯定是不知道，只有我们老一辈的才听说过。当然导致这些传统仪式消逝的原因非常复杂，如科学技术的传播、村民思想观念的变化等，而年轻人外出务工也加快了这些传统仪式走向消亡的步伐。

（三）传统敬牛节及相关祭祀仪式的没落

如前文所述，外出务工引发的村落留守劳动力缺乏，促使了家庭耕牛、家猪养殖的减少，这一定程度上也导致相关传统节庆和祭祀文化的没落。壮乡将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称为脱轭节，又叫敬牛节、牛魂节。壮族人认为，牛并非凡间的普通牲口，而是来自天上的神物。传说，牛因犯错而被牛魔王罚到人间吃草，替人类耕种田地。牛魔王仅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下到凡间保佑牛，使它不瘟死。敬牛节当日，壮族人即开展祭牛、敬牛活动，如修整牛舍，清栏垫草，洗刷牛身，梳篦牛虱，给牛喂五色糯米饭或鸡蛋、黄豆粥、甜酒和其他精料精草。[7]76《马山县志》记载，耕牛从年初伊始为壮家人犁田耙地，到四月八各种田地已耕种插完，应该给牛脱轭休息。当日，壮家人有的蒸糯米饭，有的包粽粑。在牛栏边烧香祭牛神，吃饭前先喂牛一团糯米饭，以示敬意。[5]131同时，永州地区的壮族人还认为，家中不仅有祖先神灵、花神婆神、灶神，而且有保佑六畜兴旺的神灵，因此过年过节期间，除祭祀前述神灵外，还需专门祭祀牛栏、猪圈、鸡鸭圈的神灵。然而，由于不少家庭放弃养殖耕牛和家猪，四月八敬牛节和传统的牲畜圈祭祀的意义不再，仪式也逐渐淡化。不少壮家人在四月八敬牛节时由于没有耕牛，饭前仅祭祀其他家神，而不再祭祀牛神和牛圈、猪圈神。

可见，外出务工现象对壮族传统农业耕作文化的变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作为农业耕种基础的劳动力缺乏，引发了一系列的变迁，如家庭劳动分工的调整、耕牛等家畜养殖的放弃、耕作歌舞的消失、传统敬牛节及相关祭祀仪式的没落等。

五、结语

社会成员的空间流动，导致壮乡村落出现新的调整和适应。留守者及农村社会面对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和文化传承者所产生的困境，及外出者引进的新物质、新技术、新资金、新信息和新观念，都需要不断调适。换言之，外出务工潮的出现加剧了壮族农村社会传统的生计方式及耕作文化的变迁。

壮族社会的人口外流，使壮乡过去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局面得以缓解，传统的大量劳动力投入到高密度农业耕作中的“内卷化”形态得以解缚。随着人口外流规模的扩大，壮族农村社会甚至开始出现缺乏劳动力的状况，这也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换言之，当前壮乡机械农具的使用和推广归根结底是由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务工所致，即留守村落中缺乏劳动力、放弃养殖耕牛、务工收入使留守者消费水平提高等因素，为机械农具在农业耕作中的使用提供了机会。所以，过去将偏远农村的机械农具无法推广使用仅归结为当地人科技观念不高、农业科技落后和土地状况不适等观点，仍有待商榷。对壮乡伏台而言，改革开放初期虽然现代机械农具不多，至少有两台手扶拖拉机，乡上也有少量中型拖拉机和收割机，但使用率都很低，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业内卷化”的局面导致，即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生产边际效应低，这些劳动力作用的发挥足以避免机械农具使用带来的其他成本投入。因此，一旦传统的“农业内卷化”局面得以解缚，机械农具自然会得到村民的接受，其使用和推广即水到渠成。

另一方面，人口的大量外流导致了壮族地区传统耕作方式和文化的急剧变迁。外出务工的产生及村落劳动力缺乏，直接导致了家庭劳动分工的变化、耕作文化传承的断裂、放弃养殖耕牛、现代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雇佣他人等现象的出现，而放弃养殖耕牛又促使壮族传统敬牛节及相关祭祀仪式的没落，以及机械耕作的使用;外出务工寄回的务工收入，使留守者可支配的资金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机械耕作及雇佣他人耕种的出现。当然外出务工者引进的新观念和新技术也对传统生计方式的改变产生了重大影响。换言之，外出务工现象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壮乡农业耕种实践与文化的变迁，而这些变迁结果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参考文献：

[1]李虎论“外出打工”的仪式过程与意义[J]广西民族研究，2014（2）

[2]Geertz Clifford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3]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J]社会学研究，2004（5）

[4]郭继强“内卷化”概念新理解[J]社会学研究，2007（3）

[5]马山县志编纂委员会马山县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农业与传统文化精选篇3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6]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转贴于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9]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引用文献

1.马克垚：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比较研究 北大学报91.2

2.马孝劬：发扬我国农牧结合.用养结合的优良传统 中国农史83.1

3.千 里：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4.王毓瑚：中国农业发展中的水和历史上的农田水利问题。北京农大科研资料 80.6

5.王星光.陈文华：试论我国传统农业的生命力 农业考古85.2

6.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农史89.1

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a.中国农学史上册 科学出版社59

b.中国农学史下册 科学出版社84

c.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简史 江苏科技出版社85

8.方 原： a.论我国传统农业经验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 农业考古83.2

b.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传统的路 农史研究83.1

c.从农业的发展史中学到的 农业考古83.1

9.邓宏海：我国农业持续发展需要努力运用生态学和建立生态农业 农业考古88.1

10.石声汉：a.中国农业遗产要略 农业出版社81

b.中国古代农书评介 农业出版社80

11.宁 可：a.西汉农业生产漫谈 光明日报79.4.10

b.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 北京师范学院80.3

12.田人隆整理：关于东方专制主义座谈纪要载当化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1

13.史志宏：a.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与农业发展 古今农业92.3

b.清代前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14.卢 锋：a.若干朝代农业生产效率蠡测 人民大学学报89.1

b.近代农业的困境及其根源 中国农史89.3

15.古非：农耕与游牧——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中文化二元对峙矛盾的格局 固原师专学报90.1

16.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三章第三节 上海人民出版社90

17.许苏民：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福建论坛86.2

18.汤晓芳：我国古代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形成与交流 宁夏社会科学89.6

19.刘瑞龙：a.正确对待中国的农业遗产 中国农史81.1

b.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 人民日报83.5.13

20.刘巽浩：a.以无机促有机，无机与有机结合——兼论有机农业 农业现代化研究83.1

b.对生态与“生态农业”问题的看法 农业考古88.1

c.中国农业现代化与精久农业 农业现代化研究90.1

d.持续农业种种谈 世界农业92.3

21.刘建中：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综合考察 历史教学92.1

22.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 辽宁教育出版社88

23.刘国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 昆明师专学报87.1.2

24.孙声如：我国传统农业的间套混种与当代立体农业的新发展 古今农业90.7

25.吴承明：a.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88.2

b.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89.2

26.吴承明.侯方：评外国学者对旧中国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 经济学动态81.9

27.吴 慧：a.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农业出版社85

b.清前期粮食的亩产量.人均占有量和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28.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历史研究84.1

29.李根蟠：a.试论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

福建人民出版社90

b.略论春秋以后我国畜牧业的发展 东岳论丛80.4

c.我国古代的农牧关系 平准学刊第一辑 商业出版社85

d.试论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与现状 载现化农业论丛 农业出版社81

e.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f.中国古代农业 天津教育出版社91

30.李伯重：a.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4.1

b.“桑稻争田”与江南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5.1

31.李凤岐.邹德秀：从现代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看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

农史研究83.1 农业出版社出版

32.邹德秀：a.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对新农业改革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中国近代农业科学落后的原因 大自然探索83.2

c.中国古代农业与中国社会发展 农业考古89.2

d.中国农业文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92

33.杨直民.董恺忱：集约农业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初步探讨 学习与探索80.1

34.陈 平：a.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

学习与探索79.4

b.社会传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学习与探索82.1

C.中国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分析 学习与探索83.1

35.陈 江：清代经济增长轨迹试析 思想战线91.6

36.陈学凯：论中国特征的农业家族文化及其矛盾 湘潭大学学报88.1

37.姜义华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前言 重庆出版社88

38.佟屏亚：a.在现代农业中发扬传统技术 农业考古85.1

b.试论“生态农业”思潮及其影响 中国农古88.4

c.我国吨粮田的实践与思考 农业考古90.2

39.张企曾：农史研究与农业现代化 农业考古83.1

40.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

41.张沁文.王文德：生态农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农业考古86.2

42.范楚王：a.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特点 古今农业88.1

b.中国古代农学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

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三期84

43.孟庆琳.王朗玲：论水利农业与中国封建制度 学习与探索91.6

44.郑炎成：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及其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跃迁 农业考古89.1.2

45.季羡林：a.“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创刊号93

b.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 新华出版社

46.郝盛琦等：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经营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经济研究80.3

47.俞荣梁：a.建立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补农书》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生态农业的雏形——读《农桑经校注》琐记 农业考古86.1

48.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 中国农史84.1

49.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 农业出版社89

50.梁家勉：a.从“三才”观到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治观 农业考古89.2

b.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学术研究

51.梁树春：a.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的思考 农业现代化研究87.2

b.对石油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再认识 农业现代化研究88.3

52.唐启宇：中国农史稿 农业出版社86

53.唐德高：a.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 农业现代化研究87.5

b.我国古代生态学思想和理论 农业考古90.2

54.郭文韬等：a.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 中国农史83.2

b.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86

55.钱 穆：农业与中国文化载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集中

重庆出版社88

56.游修龄：a.清代农业的成就和问题 农业考古90.1

b.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启示——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古今农业93.1

57.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 中国经济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试论我国农业的历史特点农史研究第二辑 农业出版社83

59.董恺忱：a.世界农业发展述略——兼论东西方农业的特点 世界农业80.3.4

b.从世界看我国的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 农业考古83.2

c.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和集约农法词义辨析 平淮学刊第二辑，商业出版社90

60.董恺忱.杨直民：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 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84

61.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 历史研究88.4

62.薛国中：16－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武汉大学学报90.2

63.薛涌：中国文化纵横谈——林维明教授采访记 社会科学86.8

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 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 载中华农业史 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 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 中国农史81.8

69.饭沼二郎(董恺忱译)：古代旱农在世界农业史上的地位 平淮学刊第五辑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89

70.Wen Dazhong and Davld Pimenbel （1986）“Seventeenth Centrry Organic Agriclture in China：1.Cropping Systens in Jiaxing Region”Humam Ecology.14：2：15－28

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71.帕金斯（伍丹戈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84

农业与传统文化精选篇4

关键词：传统农耕文化；传承；问题；对策

项目基金：2016年河北农业大学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160601）；通讯作者：路剑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传承研究――基于河北省1000户农民的调研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28日

一、传统农耕文化传承面临的问题

（一）小农经营者缺乏对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意识。保护与传承意识的强弱制约着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的顺利开展与否。目前，通过对河北省唐山市、保定市、石家庄、承德市、邯郸市等地域的不同年龄、不同学历层次、不同收入层次的小农经营者的调查发现，人们对河北省传统农耕文化了解不多，对有些农耕文化根本没有听说过，大部分人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概念十分陌生。在问卷调查中选择对传统农耕文化概念“非常了解”的人只有6.94%，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人们不知道传承和保护”，笔者选取河北省耳熟能详的传统农耕文化中，人们对这些传统农耕文化的了解只有50%，其中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之所以得票多，可能很多人只是听说过其物质载体罢了。在调查“目前有很多传统的农耕习俗都已经消失，您认为有必要将它们恢复、保留并传承下来吗”中，有38.89%的农民选择“有，但意义不大”。这充分反映了人们的保护和传承意识十分淡薄，有些人认识不到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对于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任务的紧迫性也认识不足。

（二）传统农耕文化传承主体存在“结构性缺失”。小农经营者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者、使用者、守护者，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近十年来，大部分农村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不再是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和就业，其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以及审美情趣都逐渐发生了变化，从而对农业生产和农耕文化缺乏认同感，对农耕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意识普遍不高。因此，当前小农经营者对传承农耕文化缺乏积极性，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政府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管理者，是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责任主体。而目前地方政府一般认为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占用政府资源拖累经济建设，不愿将其纳入工作范畴，大多数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并没有落到实处。大多数职能部门存在职能重叠、权责不够清晰的现象，管理规则和标准不尽相同，而且各部门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这使得各部门之间互相掣肘和产生利益冲突，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新型经营主体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开发者，其作用不可忽视。而当前，河北省大部分新型经营主体对于农耕文化的开发和利用还停留在较低层次，缺乏创新设计和深度加工，综合性开发项目较少，鲜有根据本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实际状况进行深层次文化资源挖掘的，地方特色农作物的收割、农产品的加工等体验性与参与性的旅游活动较少，这样既缺乏传统农耕文化特色，又缺乏创意和创新，从而使得农耕文化难以得到有效开发与利用，这种结果直接导致农耕文化不能得到实质的传承和发展。

（三）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后继乏人。传统农耕技术、手工艺以及戏曲等的新传承人难寻，导致了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后继乏人，在调查问卷中对于“您认为当前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面临的危机有哪些？”（可多选）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其中“没人传承，尤其是年轻人不愿继承”在所有选项中所占比例最高，这是传统农耕文化传承面临的重大危机之一。其原因在于人们在学习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的过程中要经受难度大、耗时长、收入低的考验。而且我们对“本地传承人（如老手艺人、老艺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44.44%的农民认为“一般，从事老本行无固定收入”，这也反映了长期以来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传承人没有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而且大多数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主要靠师傅的口传心授，言传身教，且有的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属于独门绝技，传承人是其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核心，如果没有新的传承人，一些传统农耕技术和手工艺，就可能随着老艺人的去世而消失。

（四）传统农耕文化的生存基础发生巨大变化

1、工业化、城镇化的冲击。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对土地、人力等资源的需求使城市不断向农村地区扩展，占用农业耕地，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新生代农民多数已不会干农活，甚至没有务农经验，许多农村出现空洞化、空心化，农耕传统和农耕文化无人传承。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必然会使农耕文化的生存空间不断被侵蚀，导致部分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大量珍贵的农耕文化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近几十年来，许多不可再生文化遗产都在不断地消失，农耕文明正发生着基础性的动摇，失去农耕文化存在的基础将会对农耕文化的传承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带来的冲突。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伴随着日益密切的世界各地文化交流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普及流入中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及其衍生产品充斥着中国各个角落，人们对于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接触越来越多，同时人们也潜移默化的受其影响，逐渐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尤其是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的年轻人，对于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尤为青睐甚至是盲目追捧，而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农耕文化从思想上本能地认为传统农耕文化是旧事物，代表着封建、落后。以风俗节日为例，年轻人对于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等的追捧热点远高于我国传统的端午节、中秋节等，许多商家也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也对西方的节日进行炒作，从而导致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观念发生变化，农耕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悄然地发生变化。

二、促进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传承的建议

（一）小农经营者。提高小农经营者传承和保护意识，发挥主体作用。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不断被推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做的是唤醒小农经营者的传承和保护意识，使其实现“文化自觉”。首先，遵循知识传习规律，与农业教育单位合作，实施针对农村小农经营者的思想意识干预，开办农村小农经营者培训班，让其从中学到一些实用的农业生产技能和致富本领。同时，相关部门可以在取得传承人同意的前提下，组织学习班，或者是组织人员系统学习，使得农耕技艺能够传承下来，让更多的民众体会到传统农耕艺术的魅力。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坚持乡土化开发、保持农耕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魅力的前提下，进行品牌化建设是深化农耕文化开发利用的必然途径，也是实施差异化竞争、避免重复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首先，要进行乡土化开发，就需要新型经营主体在农村传统聚落、农村民俗风情、农业特色景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深度挖掘当地农耕文化特色元素，并将这些元素应用于特色食品、文化用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中，同时运用现代设计理念，以情境化、娱乐化、体验化等手法开发设计独具地方特色的农耕文化项目和服务，提供纯真原始农耕生活感知；其次，要实施品牌化战略，将农耕文化资源作为品牌符号，开发出特色农耕文化产品系列，进行品牌运营和打造，增强消费者对农耕文化产品的认可度和忠诚度，带动多次消费，形成“以品牌强农业，以品牌富农民，以品牌带农村”的发展格局。

（三）政府

1、加大对农耕文化传承的投入力度。（1）加大资金投入。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充足、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一方面国家和各级政府应拨付充足的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配套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于特色鲜明，具有生命力，但又因缺乏资金支持而面临传承危机的传统手工艺、传统戏曲、民间文学等农耕文化，需要政府进行政策倾斜与资金扶持，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对于掌握农耕文化技术和工艺的传承人发放国家津贴，给予其应有的社会定位；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投资的同时也应开辟多种融资渠道，可以采取多方合作开发的方式，引导包括农业龙头企业、文化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投资农耕文化相关产业，从而带动小农经营者从事传统农耕劳作和服务。（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文化人才是传统农耕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中流砥柱。首先，针对代表性传承人，政府应该提供优待政策，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覆盖范围，资助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等活动；加强对传承人的理论培训，增强其对自己所掌握技艺的认识，更新其传承理念和思路；制定合理的继承人培养制度，政府要适当给予自愿学习和传承农耕文化技艺的人员生活补贴和适当的物质奖励，创造良好的学艺氛围和条件；与职业类学校合作，设立非遗技艺课程，进行专业化人才培养为农耕文化传承人搭建更多展示平台和创造更多展示机会，提高传承人收入。其次，加大基层农耕文化队伍建设，通过科学的培训、指导和管理，培养一批基层农耕文化队伍，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的作用，提供符合不同文化层次、各个年龄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文艺节目等，从而带动更多农民参与传统农事民俗活动，促进农事民俗的传承。最后，要加强文化部门传统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方面的人员队伍建设，培养专业才人，选拔优秀文化干部，提高研究和管理水平。

2、建立保护与传承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1）建立传统农耕文化传承的利益共享机制。传统农耕文化属于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开发最终也是为了服务社会，谋福于社会，所以农耕文化所带来的利益也必须普惠于大众。因此，农耕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政府大力倡导，发动新型经营主体、小农经营者等共同参与，从而构建一个利益共享体。通过建立合理、动态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协调利益各方的利益关系。首先，鼓励当地从事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新型经营主体，发挥其对小农经营者的带动作用，采取“新型经营主体+小农经营者”的组织形式，从而促进农户收益的增长；其次，可以对采用传统技术和工艺的小农经营者所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等，在政策上给予扶持以及对市场地位给予认可。（2）完善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政策法规。政策法规是保护与传承农耕文化的重要制度基础，能够为农耕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权威的保障和依据。参考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农耕文化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制定关于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专门性立法，制定具体完善的农耕文化保护与传承规划，如加强农耕文化非遗的知识产权制度，制定相关的商标、专利法规，完善农耕文化保护、扶持、补贴等工作的监督体系，尽快出台有关保护和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的政策法规，使农耕文化受到保护。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明，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与对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2]邓蓉.从农耕文化到创意农业[A].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论坛，2009.

农业与传统文化精选篇5

关键词：文化传承；农业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研究

人类想要生存，必须重视和发展农业。我国农业文化传承经历了几千年，拥有大量宝贵经验，但技术发展使传统农业逐渐被取代，虽然短时间内实现农业利益最大化，但过度依赖先进技术，会破坏生态平衡，因此，人们开始重视研究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我国传统农业历经几千年发展，对促进生态平衡，应对气候变化具有独特经验。农业文化遗产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我国相关农业专家也在不断进行农业文化研究，希望可以促进农业发展，保护生态平衡，为后代留下一片绿水蓝天。由于我国关注农业文化时间较短，这一领域仍有诸多不足，需要各界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和不断探讨[1]。

1农业文化传承现状

我国属于农业大国，也是农业发源地，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并且我国历史悠久，有大量农业文化资料需要整理，涉及农业发展和环境制约因素等方面。我国从2005年开始重视农业文化遗产概念，注重开发与农业文化相关的产业，通过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农业文化内涵，促进农业文化可持续发展。我国农业部也在积极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发展，通过发展农业文化保护农业生态平衡，在保留农业文化特色时发展经济，通过现代先进技术研究及一系列评估工作，为农业和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我国重视发展农业文化遗产的时间不长，但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获得相关国际组织的认可。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值得相关农业专家重视并深入研究。

2农业文化传承特征

农业文化属于特殊的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有所区别。农业文化遗产一般存在人口密集和科技相对落后的地区，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十分宝贵，具有较强的传承性。农业文化遗产不但关乎民生，还关乎未来发展，既是一种资源，又是一种生产方式。提升传承农业文化的意识，认识农业文化的重要性，才能保持生态平衡。农业文化不仅包括农业技术知识，还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农业文化综合性强，需要加深对农业文化的了解，保护和发展农业文化，构建农业生态平衡体系，促进社会稳定发展[2]。

3农业文化传承价值

只有认识农业文化的价值，才能提升对农业文化的认识，加强对农业文化的保护。我国农业发展历史已有千年，其中衍生了大量农业文化，这些传统农业文化值得传承和发扬，虽然很多传统农业工具已被淘汰，但先进技术需要与传统农业工具融合，才能保证生态平衡，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倡农业文化传承，目的是发展农业文化时不破坏传统农业文化，农业文化具有经济价值、生态环境价值、科学价值、人文价值等，所以传承农业文化至关重要。重视农业文化发展，在保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发展农业，使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文化传承视角下农业保护与发展策略

4.1文化传承视角下农业保护与发展的现状

国内外在研究农业文化遗产方面经验尚浅，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研究体系，但国内外各界专家和政府对农业的关注始终不变，为研究农业文化传承奠定了基础。调查发现，目前很多专家学者不断地对农业文化进行评价，这些评价大多是将农业文化当作一种资源，例如孙业红副教授，专注研究农业文化、修复农业文化遗产工作，曾主持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委托项目多个，发表了40多篇与农业文化课题相关的国内外论文，是我国农业文化遗产方面资深专家。农业文化遗产复合性非常强，同时也比较脆弱，文章从各方面阐述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是希望深入了解农业文化遗产，了解农业保护和发展现状。这样才能根据农业文化需要提出一系列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建议。经过各界专家分析，发现了旅游业与农业文化遗产间的联系，希望可以将农业文化遗产拓展为旅游资源，从而发挥农业资源最大价值，促进农业文化可持续发展[3]。

4.2通过农业文化开展旅游开发

通过对农业文化展开不同角度的调研，国内外专家学者发现开发农业旅游不仅可以有效保护农业文化，还能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发展。模式一经提出便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对文化传承和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变。实践证明，文化传承视角下开展农业旅游开发，能够提升农业文化价值，增加地方旅游特点。农业文化旅游不同于目前的农家乐旅游，属于重视精神文化的全新旅游模式，旅游者可以从中获得享受和安宁。我国刚开始发展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时，由于缺少可借鉴经验过度开发，生态平衡被破坏，传统农业文化受到冲击，如今逐渐调整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限度，在农业文化旅游时植入积极价值观，削减农业文化旅游的负面影响。政府一定要重视管理开发机构和农业生产者，促进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例如，我国特有梯田农业在开发农业旅游时，深入分析梯田特点，在保护梯田的基础上开发特色旅游，发展定位明确[4]。

4.3建立生态博物馆保护和发展农业文化

基于文化传承视角建立生态博物馆，保护和发展农业文化。马存利曾指出生态博物馆即活体博物馆，建立生态博物馆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和传承农业文化遗产时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服务政府和人民才能发挥农业文化遗产最大价值，因此，一定要注重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保证生态博物馆的真实有效和完整。建立生态博物馆可以汇集当地资源，我国地大物博，民族文化众多，将民族文化与农业文化相结合，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业文化博物馆，在原有农业基础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4.4培养发展农业文化人才

我国属于农业大国，也是农产品进出口大国，但相关农业专业人才较少，发展农业和农业文化需要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我国可以建立农业相关的高校或者开设农业和农业文化相关科系，培养大批人才，为发展农业和传承农业文化奠定基础。政府还可以鼓励资深农业专家传承农业文化理念，为相关科研团队提供资金支持，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农业文化事业传承中。传承农业文化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不断重视农业文化，提升各个阶层的认识，共同促进农业发展[5]。

农业与传统文化精选篇6

论文摘要：职业教育本身不但是知识与信息的传播过程，它的更重要的角色体现在如何通过职业教育的实施，向农村传播新文化，促进新文化建设，进而形成和沉淀出新形式、新经济背景下的新农村文化。此文试图将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内涵、文化传播功能以及如何实现文化传播功能进行探讨。

    一、理解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

    农村职业教育依存的是乡村文化根基，并通过教与学的互动方式来丰富传统乡村文化。我们认为，农村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处于不断变化与革新的过程中，其文化内涵与特征受到自身“量变”因素的变革与外界传播的影响。教育是农村文化接受外界“嫡”的主要源泉，也是变革与校正农村不良文化的关键方法，探讨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首先应明确农村文化的缺失问题。

    1.农村文化的缺失。当前，传统的中国农村文化正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在市场经济为主要理念的现代文化的影响下，以城市取向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原来的乡村文化秩序土崩瓦解，中国农村的优良传统文化正面临被“边缘化，荒漠化”的危机。表现为价值观念的扭曲;精神理念的沦陷及科技知识的落后。

    2.农村职业教育文化传播的内涵。教育是一种文化传播方式，文化传播就是社会传播，是人对文化的分配与共享，沟通人与人的共同关系。我们将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定义为农村职业教育机构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指导、娱乐活动等方式，通过多种现代通信技术手段，将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与新观念传授给农民，并使农民消化吸收，从而提高农民知识文化水平，培养农民实践技能，传承与融合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能够通过不断满足农村新发展、农民新需要来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根本上来说，农村职业教育这种最合适农民的教育模式，更应该是一种传播先进文化的渠道与方式。农村职业教育传播的是知识文化;农村职业教育传播的是价值文化及农村职业教育传播的是美德文化。

    二、农村职业教育具有的文化传播功能

    1.传播知识信息，崇尚科学精神。教育首先给受教育者带来的是知识与信息，知识是培养新型农民，建设文明农村的关键要素。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应针对农村市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设置职业教育的知识体系，重要的是要提高农民运用现代通信技术获取和运用信息的能力。通过各种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方式，使农民养成爱科学、用技术、讲文化的习惯。让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提高生存的本领，获取发展的源泉，并享受到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与收益。

    2.传播法律法规，提倡遵纪守法。教育培养的是掌握现代法律法规并能在实际生产与生活中遵纪守法的公民。现代文明是构筑在人与人之间“契约”关系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在市场化交易的背景下，个人的生产与生活是以法律法规为基础来维系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除了保持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作风之外，也应在农村社会的发展中吸取现代法制化发展的理念，通过农村法制建设来提升新农村建设的成果与层次。

    3.传播工业文明，鼓励科技致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工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业文明向农村的渗透和推广应用也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的发展应该是积极地融入工业文明的进步中来，但同时也适时地调整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结构，以保持农业社会的生态平衡与传统文明。农村职业教育在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的时候，更关键的是要鼓励农民创新性地使用科学技术，结合自身的吸收能力以及生产要求，创造适合农村农业生产与生活，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的生产方式。

    4.传播文化理念，扎根农村发展。文化是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新农村建设需要一批奉献农村、扎根农村的高素质农民。职业教育给农民传输的文化理念应该是使农民认同农村文化，扎根农村。文化决定认知，认知决定思路，思路决定方向，建设新农村首先要解决的是建设什么样的新农村的问题。新农村建设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实实在在整体的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不仅仅给农民带来实用的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强化农民扎根故土、发展家乡、创业致富的情感理念。

   三、如何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

    文化传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农民在技术与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无形中形成对新文化的认同与接受。

    1.强化农村职业教育理念，完善文化传播功能的内容。农村文化具有自身的优势，在实践农村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深入了解现代乡村文化的根本内涵，弄清楚促进现代乡村文化变化的动因，准确把握农村职业教育的脉搏，深化农村教育的理念，整合和发展农村文化。农村职业教育的教育理念不同于普通的高等教育。首先农村职业教育主要的目的是培养掌握技能，会生产、甚至能自主创业的新农民，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村建设者新的素质要求。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改变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范式，同样也从根本上激发了农村这块土地的文化活力，使得作为农村职业教育主要对象的农民在接受新思想、使用新技术的同时，感受到现代文化带给他们的变化。农村职业教育“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根”，新农民的要求是掌握新知识、具有新观念、倡导新文化。农村职业教育应以文化传播作为实现教育目标的基本功能，具备这种教育理念之后，农村职业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就会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注重农民文化根源的培育。

    2.明确农村职业教育目的，创新文化传播功能的目标。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汹涌澎湃的科技浪潮和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使得我们应该紧密结合当代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新需求，树立和明确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目的。农村职业教育应以终身化、素质化、持续化、信息化和公平化为目的，而实现这个目的，职业教育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向农民传授一些生产技能和知识而已，而是应该通过农村职业教育这种长期的教育模式，改变农民的一些落后的生产观念，增强他们适应新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的能力。文化传播的功能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包括农村信息获取、知识传授和文化沉淀等等。在农村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农村的文化也产生了新的需求，农村的职业教育实施可以满足这种文化需求，文化传播功能的目标也会随着农村职业教育的目的而会有相应的调整，文化传播功能更加体现在对环境的适应性方面。在多种教学手段、传播工具运用的情况下，文化传播功能的创新就有了实践基础和支持系统，传播的有效性、长期性将可以得到长期的保障。

    3.深化农村职业教育创新，丰富文化传播功能的内涵。文化的传播主体是农民，文化的实践者也是农民，农村职业教育应该针对农民学习的需求，创新性地实施农村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当地农村的特点来选择职业教育的专业、教材和模式。首先农村职业教育要适应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需求变化科学的设置专业，要依托当地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围绕特色经济，建设适合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实用型专业。其次要结合专业建设，加强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要选用以培养技能性、实践性人才为目的的课程和教材。最后要根据实际需要，及时更新课程内容，把最新的知识内容融入课堂教学中，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能接受新文化、新知识，并且将新文化、新思想能适用于实践，形成个性鲜明的文化。

农业与传统文化精选篇7

有着“中国最美梯田”之称的浙江云和梯田，始建于明景泰三年即公元1452年。农人祖先们巧妙利用地形，根据不同的地形土质，依山势而筑，顺其自然，修堤筑埂，通过水笕沟渠，将水流引入梯级田畔。山水与耕地完美交融，流水不腐。梯田以水田、树木、竹林调节气候，保持四季的气温与湿度，建立起一个自我循环的生态环境，具有固化山体植被、保护水土流失之功。这种独特的灌溉系统，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使当地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

除了云和梯田农业系统之外，还有黑龙江抚远赫哲族鱼文化系统、广西隆安壮族“那文化”稻作文化系统、新疆奇台旱作农业系统等传统农业生态模式也被列为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这些传统农耕文化都遵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天人合一等朴素的农耕思想，在长期的农耕活动中，祖先们尊重生物多样性，并赋予了这些农耕系统以深刻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体现了“蚂蚁抬土”“愚公移山”一般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当下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各种传统农业系统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是保持中国文化魅力的关键、创新中国特色文化的重要资源。

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农业文化遗产则是世代传承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农业技术与知识体系，是传统农业系统中的精华。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以自然状态自生自灭者居多，若不重视保护难免濒危。”

在上世纪60年代，海南羊山地区原有野生荔枝母本群6万亩之多，形成了世界罕见的野生荔枝母本群，有130多品种，其中58个品种为优良品种，是中国乃至世界有名的荔枝种质资源库，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而自1990年至今，农民被利益驱使而砍伐荔枝木，改种或嫁接古荔枝。曾经随处可见的百年以上荔枝树，如今砍伐严重，羊山古荔枝群农业生态系统被人为严重地破坏了。

另一方面，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土地，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代相传的技能技艺，与农业相关的民俗、礼仪等面临着后继无人、断代消失的威胁。

为此，2012年3月农业部正式启动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并于2013年5月公布了首批19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至今已经公布了62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保护遗产名单。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国家行为”，正式列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日常工作，那些由祖先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最典型、最优秀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的保护。

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在世界前列，目前共有31个传统农业系统入选联合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单，中国有11个，居世界之首。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对工业化浪潮下农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

当前建立在以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基础上的现代化农业造成了农药残留和对土地以及水资源的危害，这使得农业生物多样性大大减少。

然而一些传统地区的传统农耕方式在适应气候变化、供给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环境、提供多种产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污染，其农业系统内部即可达到平衡，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保护好农业文化遗产，有利于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确保物种、粮食品种和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确保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为人类的永续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农业与传统文化精选篇8

一、深刻认识弘扬农耕文化和拓展农业功能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农业农村经济进入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阶段。长期以来依靠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力地力的我国农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瓶颈问题，资源环境刚性约束的弦绷得越来越紧，这就迫切需要从农业产业延伸、农业功能拓展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弘扬农耕文化，建设美丽乡村和美丽中国，正好与这样的大背景高度契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党的十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今年中央1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等文件都要求开发农业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要求我们紧紧围绕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就业增收、居民休闲消费的目标任务，以农耕文化为魂，以美丽田园为韵，以生态农业为基，以创新创造为径，以古朴村落为形，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与农耕文化、美丽乡村、生态文明、现代农业和农民创业创新融为一体，注重规范管理、内涵提升、公共服务、文化发掘和氛围营造，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二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依托。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中华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繁衍生息发展过程中，在长期追求美好的与和谐的事务的过程中，将很多事务也都美好化与和谐化了，所累积和沉淀下来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思想体系等，就是文化，正所谓以物化文，以文化人，以化成天下。我国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是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立足传承之根基。我们的先祖们世世代代凭借着独特而多样的自然条件和勤劳与智慧，创造了种类繁多、特色明显、经济与生态价值高度统一的传统农业生产生态生活系统。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独特的农业产品、丰富的生物资源，是经济与生态价值高度统一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在活态性、适应性、复合性、战略性、多功能性和濒危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特征。千岭万壑中鳞次栉比的梯田，烟波浩渺的古茶庄园，波光粼粼和谐共生的稻鱼系统，广袤无垠的草原游牧部落，孕育着自然美、生态美、人文美、和谐美。这些不仅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保障了百姓的生计，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也由此衍生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三是助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我国丰富的农耕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是各族劳动人民长久以来生产、生活实践的智慧结晶，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时至今日，我国农耕文化中的许多理念、思想和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在现代生活中仍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在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中仍起着潜移默化的支撑作用，在保护民族特色、传承文化传统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挖掘、保护、传承和利用我国农耕文化，挖掘农业文化遗产，对弘扬中华农业文化，增强国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是提升产业文化内涵的必然选择。把农耕文化作为丰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景观资源加以开发利用，能够增强产业发展后劲，提升产业发展层次，破解产业同质化问题，提高产业的趣味性和活力魅力实力，带动广大农民就业增收，实现在利用中传承和保护；能够横向拓展产业功能，纵向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走出产业支撑美丽乡村建设之路；可以走出顺应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顺应经济规律实现科学发展，顺应社会规律实现包容性发展的产业升级新路子。

近年来，我们不断弘扬农耕文化、拓展农业功能，不断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底，各类经营主体已经超过180万家，全国休闲农业的年接待人数达10亿人次，已经占到全国旅游业接待人次的一半以上，经营收入达3000亿元，带动3000万农民受益，均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今年以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仍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不少地方继续保持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已经成为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传承体，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成为“老乡”迈向全面小康的有效途径。

二、扎实推进农耕文化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产业形态和新型消费业态，已有农家乐、民俗村、休闲观光园、休闲农庄等多种形式。它的发展，进一步彰显了促进增收激活消费的经济功能、带动就业的社会功能、保护利用传承农耕文明的文化功能、美化乡村环境的生态功能、促进基层政权建设的政治功能等，促使大量的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民房变客房、劳动变运动、青山变金山、产品变商品，让闲置的土地流动起来，让闲暇的时间充实起来，让富余的劳动力活跃起来，日益成为服务居民、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保护生态、传承文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紧密结合，就可以融合地域景观特色、自然资源，区域农业特长优势及风土人情，衍生出多种形态业态，做出“农文旅”高度融合的好文章、大文章。

一要以农耕文化提升区域品牌。文化是太阳，品牌是影子，太阳有多高，影子就有多长，不做文化的品牌走不远，区域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和文化，是人们脑子里的记忆点和口口相传的故事传说。农耕文化与休闲农业资源的融合会形成更为古朴的文化特色，系统整合农业生产过程、农民劳动生活、农村风情风貌中的文化要素，将促进休闲农业与文化保护传承的良性互动，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融合。庆阳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活动区域，“周道之兴自此始”，也是周人的发祥地，拥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中华农耕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发展，是对农村风土人情、乡风乡貌、礼节习俗的保护和利用，是对悠久历史、中华精神的沿袭和传承。农业文化遗产、历史古村、特色民居等历史文化资源和景观资源的科学利用，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生产和实体艺术的传播，就会形成“农旅文”融合发展、延续农耕文化内涵、充分发挥精神文明财富的经济价值的新业态新格局。

二要以农耕文化开发农村资源。农村拥有文化、生态、特产、民俗民族特色等资源，通过农耕文化的渗透融合，就可以开拓农业农村资源利用新型模式和领域，带动观赏类农产品消费、餐饮住宿接待、交通运输、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的全面发展，在不增加农业资源的前提下实现单位面积的多功能产出，促进农民形成“一季两收、四季不断”的多元收入格局，使农民从务农变成农商旅并举，把资源转换为财产性收入，把传统观念变为现代化意识观念和生活习俗的熏陶，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经营、重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素质和乡风文明水平。比如江苏南京江宁区将13个村打造成13朵金花，通过各种文化体验、民间艺人表演等吸引城乡居民；四川成都邛崃文笔山村依托传统农业种植、酒文化体验、传统农耕文明与民俗文化展示、明清老村落打造了“中国酒村”每天接待1000多人游览，放眼望去、人气十足。

三要以农耕文化增加城乡互动交流。促进绿色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都需要具有文化内涵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作为载体，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受过度开发，补充绿色景观和生态修复区域，促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开展，为城市居民提供亲近自然、体验农村生活的场所，也给农民带来了城市生活体验和文化体验，同时城里游客把先进理念和信息带到农村，使得城乡二元文化渐趋融合。比如贵州兴义市万峰林村就是充分利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山峰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打造出黔西南重要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吸引了大量城里人到来，当地的农民整体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得到大幅度提升。

四要以农耕文化增加产业业态。结合传统农耕文化，可以打造集农业生产、农耕体验、文化娱乐、教育展示于一体的休闲农业示范园，也可以打造依托林园、果园、花园、茶园而建的生态观光休闲农庄，可以发展“吃农家饭，尝农家菜、睡农家炕”的农家乐，可以烘托大型农业生产过程的时空景观，展现壮美自然风光和场面宏大的农事景观和文明渊源，让游客观赏景观、体验农耕文化。周祖农耕文化产业园景观创意、南梁红色旅游小镇、天富亿现代生态农业文化体验园等经营主体，香包、刺绣、山核桃等产品创意，苹果、杏系列，小杂粮系列等包装创意已很有名气，值得借鉴和推广。

三、大力提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平

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要始终坚持以农为本、促进增收，坚持多方融合、相互促进，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坚持规范管理、强化服务，坚持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坚持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到2020年，要实现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接待人次和营业收入不断提升；布局优化、类型丰富、功能完善、特色明显的格局基本形成；社会效益明显提高，从事休闲农业的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发展质量明显提高，服务水平较大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让广大城乡居民养眼、养胃、养肺、养心、养脑，为城乡居民提供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高品质休闲旅游体验。

第一，围绕优化布局，着力在丰富类型和融合集聚上实现重大提升。重点要在适宜地区布局，充分发挥各地区文化特色优势，促进多样化、个性化发展，特别是以传承农耕文化为核心，兼顾度假体验，建设具有科普、教育、示范以及传统农耕文化展示功能的休闲农园和美丽田园，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防止同质化发展、平面化竞争。

第二，围绕丰富内涵，着力在文化传承和创意设计上实现重大提升。注重农村文化资源挖掘，强化休闲农业经营场所的创意设计，推进农业与文化、科技、生态、旅游的融合，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休闲农业的文化软实力和持续竞争力。按照“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思路，加大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发掘，推动遗产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强农村文化遗迹和传统村落、传统民居的保护，发展具有文化内涵的休闲乡村，加快乡土民俗文化的推广、保护和延续。

第三，围绕增收脱贫，着力在产业升级和利益共享上实现重大提升。发展一批农家乐、小超市、小型采摘园等特色旅游到村到户项目，引导建立农民参与和利益共享机制，探索农民自组织、自激励、自就业的创业模式，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成为精准扶贫的有效形式，成为大众创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业的重要渠道。

第四，围绕提档升级，着力在人员素质和设施改善上实现重大提升。加大休闲农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充实一批规划设计、文化创意策划和市场营销人才，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传统民居保护修缮，鼓励发展特色民宿，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第五，围绕有序发展，着力在规范管理和生态保护上实现重大提升。加大标准的制定和宣贯力度，促进休闲农业规范有序发展；树立开发与保护并举的理念，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协调发展。

农业与传统文化精选篇9

关键词：稻鱼共生；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业文化；农业科技；青田县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18-4559-05

随着近几年一些世界组织对农业文化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农业科技遗产逐渐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几千年的农业经济发展历程中，农业文化作为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农业文化遗产是长期以来人们在农业知识与技术方面的智慧结晶，是国人的重要财富。

因此，中国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也应保护好农业文化遗产。而近些年中国发展现代农业在农业生产中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投入品如化肥、除草剂、催熟剂等，这对中国传统的崇尚自然、讲求天人合一的农业文化无疑产生了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紧迫的。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农业文化遗产概念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个人、团体、群体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知识技能、表现形式、表演、时间以及相关的文化场所、工艺品、实物以及工具等。

1.2 农业文化遗产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农业文化遗产是指通过与其周围环境长期协同进化以及动态适应下的农村所形成的具有明显特征的农业景观以及土地利用系统，而这种景观与系统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并且可以满足当地文化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对于地区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农业文化遗产在概念上是与世界文化遗产等同的，它除了一般的农业技术知识与文化外，还包括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以及传统农业景观。由于农业文化遗产受到关注的时间还不长，因此，为了保护全球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成立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该项目于2004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遴选出5个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中国的“稻鱼共生系统”就是其中之一[1]。

2 稻鱼共生系统

中国的稻鱼共生系统在全球已遴选出的五大农业文化遗产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而该系统在浙江省青田县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在中国有典型的代表意义，故本研究特选取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作为研究对象。

2.1 稻鱼共生系统的涵义

稻鱼共生系统也就是稻田养鱼，该系统属于典型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通过将鱼与水稻放在一个系统内，利用系统内部的生态协调机制，完善系统的功能。在这一系统功能下，不但可以利用稻田中的虫类、有害生物等为鱼类提供食物饵料发展鱼类养殖，还可通过鱼类活动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不仅可提高稻田废弃资源的利用率，还可以减少水稻被害虫为害的几率，降低水稻生产中的农药使用率，最终提高水稻生产效益，提高稻米质量[2]。

2.2 稻鱼共生系统的特点

成熟的稻鱼共生系统具有多种特点，如农业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和谐统一的“稻鱼共生”。

2.2.1 农业生物多样性 稻鱼共生系统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农业产业结构多样性；②农业利用景观多样性；③农田物种多样性；④遗传资源与遗传基因多样性。稻鱼共生系统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层次与类型示意图见图1[3]。

从图1可知，首先，稻鱼共生系统中的产业结构的多样性主要包括种植业多样性、庭院多样性以及渔业多样性三个方面；其次，利用景观多样性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景观多样性和农业生态模式多样性；第三，物种多样性主要表现为鱼种质、作物、杂草、天敌与害虫的多样性；第四，遗传资源与基因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作物种质的多样性以及鱼类种质的多样性两个方面。

2.2.2 文化多样性 稻田养鱼生态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古建筑文化。主要是指古庙、古亭、古桥、石垒房、祠堂等；第二，民间文艺。主要是“田鱼灯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民俗文化。该文化主要是指与该系统相关的诗词、民谣、谚语、民间传说、民间习俗等；第四，饮食文化。主要是指与稻田鱼类相关的加工制作方法、烹调技艺等；第五，耕作文化。主要是指与稻田耕作相关的农具以及生产知识等。

2.3 稻鱼共生系统的作用

稻鱼共生系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文化方面。稻鱼共生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文化，并且最终以饮食文化、民间文艺、风俗习惯、宗教礼仪等形式表现出来；第二，经济方面。稻鱼共生系统不但可以提高稻米的产量与质量，据统计，稻鱼共生系统中的稻米产量可较单一种植水稻系统提高5%～15%，此外，该系统还可节省劳力，降低生产成本；第三，社会方面。稻鱼共生系统不但可以增加当地居民的就业率，还可确保生物安全；第四，科研方面。稻鱼共生系统为全球首批5个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之一，并且农业文化遗产属于新兴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相关学者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方法、途径等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该系统还可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工作；第五，生态价值。从图2稻鱼共生系统示意图可以看出，稻鱼共生系统通过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达到了平衡状态[4]。

3 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

3.1 青田县发展稻鱼共生系统的历史

浙江省青田县推广稻鱼共生系统已有悠久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人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后，青田县稻田养鱼业逐渐得到了高度重视和快速发展，其发展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年之前，该阶段成为散养阶段。该阶段农户种植、养殖的技术水平都较低，采取粗放式养殖，稻、鱼产量也较低（图3）。从该图也可看出，1980年之前，浙江省青田县稻田养鱼面积、田鱼单位产量水平均较低；第二阶段为1981～2000年，该阶段为“五改”推广阶段，稻田养鱼系统被青田县政府作为短、平、快项目扶植，产量逐渐上升。这期间，青田县的稻田养鱼面积、总产量、单位产量均呈快速上升趋势；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今，青田县政府将稻田养鱼作为本地重点产业来进行扶植，稻田养鱼的产量进一步上升，到2010年，田鱼公顷产量高达557.10 kg[5]。

3.2 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保护现状

目前，青田县对于稻鱼共生系统的保护采取了很多措施，保护体系较为完善，图4为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相关保护组织机构图[6]。

从图4可知，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的保护组织主要包括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两大类。其中，县政府主要是提供相应的资金以及政策支持；县农业局主要是负责提供农业技术服务以及帮助农民开发农产品市场等；县旅游局主要是负责旅游项目的开发；县环保局主要是对稻田生态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县城建局主要是负责基础设施的建设；县文化局主要是负责传统稻田养鱼文化的研究与保护；而乡镇政府主要是协助上级做好相关的执行工作。

3.3 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存在的问题

虽然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近年来的发展比较迅速，但是其在管理、经济技术、环境以及文化等方面还是存在诸多问题。

3.3.1 管理方面 在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五方面的问题[7]。

1）管理机制不完善。目前，青田县对稻鱼共生系统生产的管理仍采取传统的管理手段，即自上而下的管理。因此，在制定决策时，管理者对于基层信息了解不全面，缺少群众基础，制定的决策不完善、针对性不强。此外，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反馈机制也不健全，个体农户甚至村民委员会都无法将自己的建议、意见等信息及时传递给政府部门，这就造成了群众无法参与管理，导致管理效率低下的情况。

2）管理部门职责不清。目前，负责稻鱼共生系统的管理部门较多，而且尽管部门多，即使部门间的职责有重叠，却仍然存在管理“真空”区域，比如县农业局与县水利局，都负责相关农业技术的推广，但是两个部门间缺少沟通，在进行技术信息传递时，会出现信息重叠或相互干扰等现象。

3）乡镇政府功能欠缺。目前青田县农民缺少自主经营权，乡镇政府部门对于农民生产的干预较多， 而且忽视了村民委员会的主观能动性等；更严重的是有时乡镇政府不能及时将上级部门的扶持资金下发，阻碍了农民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4）技术信息的传递机制不完善。目前，相关部门对于农民的培训办法主要为授课，而授课方式基本为“填鸭式”培训，缺少实践性的指导。这样就造成了虽然政府部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了技术培训，但是这种技术培训的推广方式并不能有的放矢地、有针对性地满足农民的知识技术需求。

5）劳动力的素质较低。目前青田县大部分年轻劳动力都选择了外出打工，因此留在家里的大部分为儿童及老人，这些人的知识水平都不高，导致在家组织生产的整体劳动力素质较低。这样，就会影响稻鱼共生系统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相应科技文化的继承、发展。

3.3.2 经济技术方面 经济技术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8]。

1）技术粗放。青田县当前的稻鱼共生生产主要是以过去积累的经验为主，缺少相关理论文化知识的指导。主要表现为：①养殖时间短。目前青田县稻鱼共生一般是在水稻插秧后1周放养鱼苗，在收稻时捕鱼，稻鱼共生期较短；②饵料不足。传统的稻鱼共生系统中，不进行人工饵料的投放，但是由于天然饵料数量有限，尤其是随着鱼体的生长，以及水稻的生长，杂草量以及浮游生物量已经无法满足田鱼生长的需求；③鱼苗规格小。传统的稻鱼共生系统中，主要是放养小规格鱼种，甚至有的农户直接放养鱼苗，这就使得田鱼成活率低、生长缓慢；④放养密度低。在该系统中，养鱼种的每公顷田放养10 500～22 500尾，而养食用鱼的，每公顷只放1 500～2 250尾，放养密度较低。

2）生产规模小，品种单一。青田县目前稻鱼共生模式主要是依靠农民进行养殖，因此，稻田养鱼一般面积都较小且稻田比较分散，生产规模较小。另外，青田地区稻田养鱼主要是养鲤鱼，这主要是因为鲤鱼品种比较温顺，较少逃逸，比较适合在稻田环境中生长。而长期以来鲤鱼的近亲繁殖造成了品种种性的退化，生长也较缓慢，严重影响了产量的提高。

3）受现代农业技术的影响。近几年，现代农业技术对于传统农业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稻鱼共生系统方面主要表现为：①外来物种的威胁。目前传统的常规稻大部分被高产的杂交水稻所代替，鲤鱼也大部分被更高产的新品种所代替，这就使得传统的稻鱼共生系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②养殖技术的选择，传统的稻田养鱼不用人工喂养，而是通过其系统内部生物间的相互作用维持生态平衡，在这种养殖模式下生产的鱼具有品质高、口味好而产量稍低的特点。现代的养殖技术为了提高产量，喂养了大量饲料，这样养的鱼品质不如传统的好，但产量高；③为了提高水稻的产量，农药、化肥被大量使用，但由于这些化学品的投入使用，破坏了稻鱼共生系统的和谐，使得产鱼量出现下降。

3.3.3 环境方面 在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世界首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青田县的知名度逐渐上升。因此，青田县的旅游行业也逐步得到了发展，很多地区开始进行旅游相关产业的投入建设，如建立餐饮酒店、娱乐设施等，这些均使得生态环境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此外，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多，环境污染问题也会日益凸现出来，再加上化肥、农药的使用，也对当地环境造成了破坏[9]。

3.3.4 文化方面 随着青田县旅游产业的发展以及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传统的稻鱼共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影响。①稻田养鱼面积降低，从图3可以看出，1999年青田县的稻田养鱼面积达到了6 600 hm2，但是到了2010年，却减少到了只有2 000 hm2左右。②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了传统的对环境无害的杀虫、除草工具被闲置；③祠堂无人管理。青田县的祠堂、庙宇目前处于空置阶段，无人看管，造成了文化遗产资源的闲置浪费；④民间艺术被忽视、遗忘，目前，青田县传统的文艺活动如百鸟灯、龙舟、鱼灯舞等逐渐被人们淡忘[10]，面临失传的危险。

4 传统农业科技的继承与利用措施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针对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现存的问题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4.1 管理方面

1）改变管理模式。由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缺少群众的参与，因此应加以改变，实行参与式的管理办法。参与式管理就是鼓励当地居民参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提高群众的参与度，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让他们主动参与到稻鱼共生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同时，还要提高当地居民对于稻鱼共生技术的利用效率，提高稻鱼产量，实现稻鱼共生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

2）设立专门的稻鱼共生农业文化遗产的管理部门。改变当前多头管理的形式，克服其弊端，建议设立专门的农业文化遗产管理部门来负责管理与保护工作。

3）明确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根据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要求，稻鱼共生农业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的职能应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制定规章制度，保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的顺利进行；调查并记录当地生态环境生物资源，进行环境监测工作，保护当地生态；对居民进行技术培训，并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病虫害治理以及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对策等；积极扶持科研工作，提供条件及资金支持；开发生态旅游项目，在不影响青田县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生态旅游项目。同时，还可以进行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的开发，进一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农民的收入；积极宣传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高社会公众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关注度[11]。

4.2 资金技术方面

1）资金保障。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保护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首先，作为公益项目，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主要由政府部门提供，上到国家下到乡镇，各级政府部门都需要为农业文化遗产提供资金支持；其次，农业文化遗产可以进行产品的生产，比如水稻、田鱼等，这些均有助于农民及政府部门获取收益，政府可将这些收益转变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另外，青田县也算是“侨乡”，可充分利用海外资源这一优势，拓宽融资渠道；最后，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生态补偿为突破口，将生态效益推向市场。

2）普及稻田养鱼技术。该技术不但可使水稻产量提高，还可利用稻田中的水体、浮游生物、害虫等来养殖鱼类，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该生态系统还可减少使用化肥、农药等，减轻对环境的污染，且鱼的品质更好，效益更高。

3）多开展学术交流。多引进利用国内外先进的科技，抓住青田县稻鱼共生获评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这一有利契机，寻求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合作和资金支持，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研究。

4.3 环境方面

主要是对青田县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与开发。发展生态旅游，在保证对生态环境无害的前提下，进行旅游项目的开发，提高当地旅游收入。发展生态旅游及观赏农业能大幅提高青田县的知名度，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对生态旅游的合理开发不但可使当地居民形成有意识地保护稻鱼共生系统的自觉性，还能提高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实现双赢。第二，通过开发生态旅游项目，可吸引投资，减轻青田县筹措生态建设资金的困难程度。第三，通过开发生态旅游项目，可广泛宣传当地的农业文化遗产，有利于稻鱼共生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

4.4 文化方面

主要体现为对农业科技文化的传承，建议设立专门的农业科技文化传播机构，负责农业科技的继承与开发利用。应建立农业科技文化的推广体系和高效的信息反馈系统。另外，逐步提高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建立全方位的文化传播体系，对一些传统的与稻鱼共生相关的农业文化如鱼灯、采茶灯等民俗活动，传统农机具、稻鱼文化等进行挖掘、宣传，结合华侨文化等，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文化活动。

5 小结

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属于自然遗产的一部分，因此，对作为全球首批五个重要文化遗产之一的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来说，既要保证农业技术的继承与利用，还应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本研究通过分析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在管理、资金技术、环境和文化方面的改进建议。

参考文献：

[1] 闵庆文，张 丹，孙业红.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途径与近期主要任务——“中国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试点项目启动暨学术研讨会”综述[J]. 古今农业，2009（2）：116-120.

[2] 夏如兵，王思明.中国传统稻鱼共生系统的历史分析——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J]. 中国农学通报，2009（5）：87-98.

[3] 张 丹，刘某承，闵庆文，等.稻鱼共生系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比较——以浙江省青田县和贵州省从江县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6）：20-36.

[4] 游修龄.稻田养鱼——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之一[J]. 农业考古，2006（4）：36-40.

[5] 刘某承，张 丹，李文华.稻田养鱼与常规稻田耕作模式的综合效益比较研究——以浙江省青田县为例[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0（1）：164-169.

[6] 孙业红，闵庆文，成升魁.“稻鱼共生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研究[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08（4）：991-994.

[7] 闵庆文，孙业红，Frank van Schoubroeck，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浙田稻鱼共生系统项目实施框架[J]. 资源科学，2009（1）：10-20.

[8] 马 萧，张 蓉.通过发展旅游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学探析——以浙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2011（2）：936-938.

[9] 杨雯雯.浙江省青田县龙现村“稻鱼共生系统”的传承与保护[J]. 学理论，2012（33）：144-146.

农业与传统文化精选篇10

[关键词]农村社会文化传统 文化结构 结构功能 农业演变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耕有其田”，调动了农民压抑已久的积极性，农业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农民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而得到解决。然而我们注意到，第一次大转折的后期发生了问题才导致了第二次转折即农村改革的开始，第二次大转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关注的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两次转折后期所发生的问题，都与制度相关，性质显然各不相同，但其问题内部的根源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具有同一性，那么研究两次大转折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原因与结果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决策参考。

20世纪德国着名的社会活动家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新视角。韦伯毕其一生学术生涯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曾经最早孕育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他的答案是：中国是儒教社会，儒教与资本主义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是新教国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1] 。韦伯的理论尽管有很多争议，但他毕竟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按照韦伯的视角，当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曲折的演变历史是否与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有某种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农业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民问题。研究农业，首先必须研究农民。而要研究农民就必须了解农民的文化传统。在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联手将一些符合他们理想的主张，变成“政策”或“制度”，强加于农民，结果由于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发展规划的失败，而他们往往把这种失败归因于农民的不合作。事实上，正如美国着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谈到制度在国家间移植时所指出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既然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诠释这种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且能把它的影响单独提出来，甚至提出如何通过影响文化演变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学者来说是一种责任。

二、关于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其作用的解读

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脱胎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其本质是农业文化。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也是城市文化，贯穿和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是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而在社会日益工业化的今天，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发源地－农村和农业文化的主体――农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集合不仅界定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的区别－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儒教为主导的伦理社会中；也界定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区别――城市社会近代以来经常发生的文化革新运动对儒教传统文化进行较大程度的革新和改造；还界定了农民阶层同其他界层的区别――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土地收成在于“天”，同在儒教背景下，农民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内化在农民意识深层，又显现在社会生活的表层。

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内涵非常宽泛，但并不是所有文化传统质数都能够对农业演变发生实质性影响。小农意识被认为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文化品格，有人指出“小农意识”的核心是保守主义、狭隘功利主义和封闭主义，它是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 。依笔者看来，小农意识并不是正统的意识形态如儒教所支持或支撑的对象，也不是农民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只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策略，它是中国农民在农业社会制度、技术和资源约束下长期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小农意识”也会迅速改变。看看今天中国农民，尤其是东部开放地区的农民，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小农意识”在他们身上正在土崩瓦解。所以从根本上说，小农意识并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

中国农村今天所感受作为历史沉重包袱的还有臣民意识、听天由命、抱残守缺、不求进取、封闭意识等等，它们是传统文化遗存中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沉渣和糟粕，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淘汰，自然它们也能不归入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主体。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强列的民族自尊心，有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自强精神，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在诞生阶段就逐渐形成，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且是我们民族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的“永恒传统”。它们是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呢？答案显然易见，我们只要稍做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传统在其它文明国家也都存在，并不是中国农民所独有，所以它们不足以界定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特征。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主体应该是那些融入中国农民血脉，不可轻易改变的东西如“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乡土关系观”等等，它们反映了中国农民意识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乡村，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劲生命力。事实证明，能够对中国农业演变发挥有效作用的文化传统也是正是它们。

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什么是文化结构？按照费孝通教授对文化层次的理解，文化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在这几个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生产条件等；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精神层次主要是指价值观念的层次 。笔者认为，费教授的文化三层次概念，已经形成了“文化结构”的框架。文化结构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它的功能则有优劣之分。文化结构合理，是指其内在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关系中，内部各质数自洽，在这种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积极能量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反之，文化结构各部分相互抵触或排斥，文化质数的负面能量尽性发挥，这种文化结构的功能便处于劣等状态。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的的引入，农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农村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不同功能效果。

三、 促进传统文化结构自洽使土地改革与农业初级合作获得成功

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农业的新纪元。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合并计算大约占全国耕地的60－70%，而他们的人口仅占全国10%上下 。新中国“土地改革”将10%的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平等地分配给90%以上的无土地农民家庭，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将改革前多占资源的家庭拉下来，将原来少占或没有资源的家庭提上去，使资源的占有平均化。这正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思想传统，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渴望的“平均地田”的理想获得实现，90%的农民的积极性获得释放，农业生产短期内迅速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48.5%，年平均递增14.1%；粮食增长44.8%，年平均增长13.1%，是近代农业史上的少有“黄金”期。

事实上，世界上消灭或限制封建地主经济以实现农业革新有几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英国式的道路，消灭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大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的租佃农场制，让绝大多数农民成为租佃农场的工人；二是美国式的道路，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小农经营逐渐演变成农场主雇佣工人经营；三是普鲁士式道路，让封建地主经济通过自身改良来逐渐演变，地主庄园改为雇用工人，按照农场经营方式组织生产。这几种方式都是西方国家走过的成功道路，但它们在中国却难以走得通。

中国农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思想是中国农民对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反叛，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补偿心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等财产的拥有权历来都是与强权联系在一起的，既不通过世袭，也不通过市场，土地所有权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更替，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但底层农民始终没有土地拥有权，农民对这种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是觉醒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把“均平”、“均贫富”、“均田”等做为旗帜，反映了农民阶层对“平等地权”的向往，在长期的不平等社会中孕育出了平等、平均的思想传统。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发展经济，必须考虑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寻找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动力源，西方社会所走的上述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动力源。新中国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广大农民，这种 “平均地分配”制度，与农民的“平均思想”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从而维护了农村文化结构的自洽性，使结构中这种重要文化质素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形成农业生产的动力。

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价值观也是促使“土地改革“成功的文化因素。家庭价值观是中国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在中华儒学的倡导下，历经数千年颠扑不破。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社会的构成元素，而家庭对个人而言，则是基本的利益团体，也是必须为之服务的对象。在家庭内部，每个成员都会自觉地努力为家庭争光，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义务是终身的责任，家庭内部结构稳固。所以，如果将家庭看成一种组织，那么任何其它组织都不可能比它有更强的凝聚力，因而若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其家庭成员的劳动监督成本几近为零，这是其它生产组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具有家庭价值观的中国比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更适宜于农业小生产家庭经营。

土改后，有些农户因生产资料不足或缺乏技术，独立生产出现困难，为了发展生产走“组织起来，互助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在必行。同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领导人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寄希望于合作社。中国农村的传统合作形式是以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地缘关系的邻里。这种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具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色的“乡土关系”。中国的古语“远亲不如近邻”、同姓之间“500年前是一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乡土关系”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土地改革以后的互助合作形式即互助组和初级社，释放了“乡土关系”这种农村传统文化结构中重要质数的能量。

互助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形式。在生产资料仍然私有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只是在劳动上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换工互助，其所得产品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互交换使用中，除相互抵消的部分外，不抵部分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给以补偿 。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股份进行分配。这时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仍保留私有权，年终按生产资料的股份取得一定的报酬；全社劳动力统一由社里调配使用，社员按完成劳动日数取得报酬 。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作为农业合作制的初期，农业合作的规模小，合作组织成员基本上是亲朋邻里。这一时期，农民自发地结合起来，或亲戚、或邻居、或关系密切者相联合，户数不等，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有牛的帮没有牛的耕地，有车的帮没有车的灌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产量显着增加，出现了“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现象。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符合农民的愿望，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国农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农业互助合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发挥某种助长作用。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互助组、初级社的政策导向都没有对农业传统文化结构形成强列冲击，相反，这些措施协调了文化内部结构，促使其内部质素的自洽和统一，使其中所蕴含的积极能量充分释放，形成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

四、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制度失败源于农业组织形式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

然而，新中国并没有在以农民家庭利益为中心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发展下去，而是在合作化过程中违背合作经济的原则，做出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严重背离。合作经济快速发成集体经济――高级社。在高级社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部为合作社所有，总收入中社员消费部分按劳动日分配，彻底消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1955年以后，因为强大的政治推动和行政干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互助组由714.7万个减至85万个，初级社由63.3万个减至21.6万个，而高级社由原来的500个猛增至544000个。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高级社开始全面升级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将有生命力的家庭劳动方式加以破除，把家庭劳动方式视作封建农民家庭经济或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把它当成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的劳动方式，认为家庭劳动具有小生产先天软弱性，与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格格不入，而集体劳动无条件地优越于家庭劳动，劳动规模愈大，社会主义成分愈多，劳动方式愈先进。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农业家庭劳动方式一直处于萎缩和濒于消亡状态。为了在器物层次上达成与新的组织形式相一致，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大型农业机械，明确要求农业的机械化“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试图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接着，新中国又试图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进行改造，为了使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念与新的制度和政策相适应，在施实新制度新政策的同时，不断地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期达到改变农民价值观念的目的。然而，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的教育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传统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积淀于农民的血脉里，在大多数农民身上，文化传统顽固地延续着，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中国家庭价值观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即“集体主义”和“自私自利”。集体主义是在家族主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的作用范围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家族内部或乡土关系内部。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形式也只是在危机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存理性。而长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族主义使得中国农民对家族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不大尊重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的人和集团的利益，而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倾向。

初级社在短期内快速向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过渡，实行大集体经营，将农民所占有的牲畜和大农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管理，以集体劳动方式取代家庭劳动方式。同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使得农民错误地认为集体利益是“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因此“偷懒”成为农民一种理性行为。正如人们描述社员们的那样“田间劳动看日头，撑锄头、坐田头，出工不出力，浪工窝工”。当偷懒行为没有得到惩罚的时候，“偷懒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集体灾难便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由农业衰退导致的严重饥荒被认为造成了近三千万人口死亡 。此次农业危机并没有使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既不完全退回去，又不得不有所改变，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事实证明，这种体制是失败的 。中国农业一直徘徊不前，粮食严重短缺，直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有633公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公斤。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从以上不难看出，“高级社”、“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的文化结构是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结构的第二层即组织形式是外来的，非传统的，而第三层次即农民的价值观念的根基仍然是传统的。观念要体现为制度和机构，制度和机构的功能就是履行对价值观念的承诺。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农村制度和机构即组织形式与农民的传统价值不能统一，因而不能履行对农民价值观的承诺，农村文化的整体结构由于外来文化的不合理参与变得不自洽。这种文化结构作用下的农业经济自然不可能获得很好的发展。

五、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本质是促使农业组织形式回归到传统价值

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生产方式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准的降低或停滞，为了自救，中国少数地区的农民开始冒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最为着名的是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小岗村农民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事实证明了这种理性选择的活力，从而最终被最高领导层认可。1978年中共中央着手农村改革，虽然在最初的几年在观念和行政上对分田到户仍有种种限制，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胫而走，在短短两年内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确立了农民家庭在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生产记录，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近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29%。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占42.20%[10] 。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一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粮食来源很大部分依赖进口的局面。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村文化结构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使其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器物水平相适应，从而使中国农村文化结构再一次实现自洽。农民由于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进入市场，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以取代身份关系，文化传统各种质数的能量很快便释放了出来。

随着承包制的深入，家庭农场、家庭养殖场、家庭加工厂、家庭林场、家庭服务业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使古老的“小而全”的家庭经营方式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走上了小而专的商品生产道路，推动了农业生产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化和并向着广泛的协作和全面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方向发展，使中国农业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同时，以“乡土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也耦合成了一个整体。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保持着凝聚力，而且与现代商业市场规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村民们以家族亲属关系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社会经济网络。外出经商打工的农民也倾向于与亲戚和同乡打交道，进行市场信息交流和商业合作。但是，“乡土关系”的运行已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讲究互利和有限度，而不是传统社会的道德互助。很显然，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此时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农民能够将它们与经济理性结合起来，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创造了一种适合农民社会自身文化的现代家庭经济发展方式。

六、农业新问题的出现与传统价值观改造

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新的限制因素。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文化结构在“器物”层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得传统的组织形式和传统价值观念都有些不适应，从而又出现了新的一轮文化结构内部的不统一，不自洽。

今天的农民不满足于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农业生产的衡量指标不仅仅是“产量”，更重要的是经济效益即收入，因此农民不得不关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农业技术或农业生产条件，二是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民要想从农业中获得好的收益，就必须应用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市场上得心应手。但由于新技术的使用成本太高，小规模家庭农业接受农业新技术能力弱，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与创新步覆维艰，农业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单个家庭在市场这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十分陌生的领域中无异于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风险高悬，往往手足无措。因而，为了共同的利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多方合作显得尤其重要。上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后的“互助组”解决了那个时代单个农户经营能力弱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今天，农户之间、农户与外界之间同样要进行合作，才能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合作直到90年代中期也没有形成，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民收入下降，形成了今天中国高层和学者广泛关注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合作不能形成并不说明中国农民“乡土关系”之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已经消失，而是“乡土关系” 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合作已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今天的合作不同于50年代，那时农民主要合作方式是劳动力互补、劳动工具互补，合作对象是熟人，而今天更多的是技术上和经营上的，“合作”行为往往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长期的“乡土关系”交往使得中国农民不擅长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因此农民尽管有合作的意愿，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合作，去找谁合作。

很显然，从本质上看，今天的农业问题是由于文化结构中“器物”层次快速发展，而第二层次即“组织形式”却没有相应跟上，而“组织形式”受“农民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而引起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层次上不自洽，不协调。

要使农业获得新的发展，必须使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洽和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种力量可以利用，第一种力量是来自农民自身的内力，即农民自身的创造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基于农民自身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制度层次的文化变迁最能使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结构实现自洽，所以鼓励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显得特别重要。今天的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身觉醒，自觉摒弃清除传统农民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实现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超越，在利用好“乡土关系”的同时，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摒弃那种“淡漠家族以外的人”的传统，树立起竞争意识，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如科学观念、法制观念，让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共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种力量是来自政府或其它方面的外力或外在文化形式的加入。政府和其它外力的作用方向应该是为农民的创新实践提供服务和方便，在资金、技术、信息、公共物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在推动“合作经验交流”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农民合作”创造政策、法律和制度环境，而不能直接包办农民的组织合作形式，强行组织农民进行某种合作。

七、结束语

中国当代农业的演变史，从本质上看，就是中国农村文化结构的演变史。中国当代农业的两次转折的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具有同一性质，都是文化结构出现了不自洽，前者是由于外来文化质数的不合理引入，造成了组织层次超越了价值观层次和器物层次，导致农村文化结构不自洽；后者是由于器物层次的快速发展，价值观层次和组织层落于器物层次，导致文化结构的不自洽。

很显然，在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是由政策、制度、价值观、习俗等文化质素所构成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政府干预农业的最有效途径是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农村文化传统基础上，使农村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由不自洽走向自洽，由低层次上的统一走向新的高层次上的统一，而决不是对外来某种或某几种文化质素的简单地照搬。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文化角度看，就是使文化传统结构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质数的洗礼，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内在质数的统一，并使传统结构的每一质素的积极能量都能获得释放，消极能量受到抑制。农村文化结构变化的量变积累将会导致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由“农业文明”走向代表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

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如何用力？外力的作用点应该在哪个层次？作用于器物层次、组织层次还是价值观层次？中国当代农业发展史已经证明，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能促使文化结构处于自洽和内在统一状态，可以在三个层次中任何一个层次着力，或同时着力。不过，让生产力尽速发展即在器物层次上着力应该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就会改变。改变了的文化结构反过来又会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合理的文化建设可以加快文化结构的合理演变。可以预言，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将在这种农村文化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Study on the Effect of Farmers，Cultural Tradition on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Agriculture

Abstract: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rural socie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China’s agricultural evolution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20 century. The author suppose a theory about culture structur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China’s farmers’ way of thinking ,values and other cultural elements o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uses the theory to analyze the change in agriculture from 1949 to 2000.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government shoul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reach a success in policy and system arrangement.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rural society cultural structure structural function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agriculture

注释

[1] 马克斯·韦伯：《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美）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等：《文化的重要作用》　新华出版社，2001。

余恩海：《中国农民的理性》，　《社会科学论坛》，2002，12期。

〈战略与管理〉，　2003，1期。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20页

王思明：〈 中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　«古今农业»　，1997年第4期

王思明：《中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　«古今农业»　，1997年第4期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1页

农业与传统文化精选篇11

[关键词]农村社会文化传统 文化结构 结构功能 农业演变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运动，使广大农民“耕有其田”，调动了农民压抑已久的积极性，农业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农民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而得到解决。然而我们注意到，第一次大转折的后期发生了问题才导致了第二次转折即农村改革的开始，第二次大转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关注的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两次转折后期所发生的问题，都与制度相关，性质显然各不相同，但其问题内部的根源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具有同一性，那么研究两次大转折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原因与结果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决策参考。

20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新视角。韦伯毕其一生学术生涯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曾经最早孕育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他的答案是：中国是儒教社会，儒教与资本主义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是新教国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1] 。韦伯的理论尽管有很多争议，但他毕竟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按照韦伯的视角，当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曲折的演变历史是否与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有某种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农业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民问题。研究农业，首先必须研究农民。而要研究农民就必须了解农民的文化传统。在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联手将一些符合他们理想的主张，变成“政策”或“制度”，强加于农民，结果由于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发展规划的失败，而他们往往把这种失败归因于农民的不合作。事实上，正如美国著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谈到制度在国家间移植时所指出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2]

既然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诠释这种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且能把它的影响单独提出来，甚至提出如何通过影响文化演变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学者来说是一种责任。

二、关于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其作用的解读

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脱胎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其本质是农业文化。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也是城市文化，贯穿和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是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而在社会日益工业化的今天，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发源地－农村和农业文化的主体??农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集合不仅界定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的区别－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儒教为主导的伦理社会中；也界定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区别??城市社会近代以来经常发生的文化革新运动对儒教传统文化进行较大程度的革新和改造；还界定了农民阶层同其他界层的区别??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土地收成在于“天”，同在儒教背景下，农民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内化在农民意识深层，又显现在社会生活的表层。

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内涵非常宽泛，但并不是所有文化传统质数都能够对农业演变发生实质性影响。小农意识被认为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文化品格，有人指出“小农意识”的核心是保守主义、狭隘功利主义和封闭主义，它是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3] 。依笔者看来，小农意识并不是正统的意识形态如儒教所支持或支撑的对象，也不是农民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只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策略，它是中国农民在农业社会制度、技术和资源约束下长期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小农意识”也会迅速改变。看看今天中国农民，尤其是东部开放地区的农民，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小农意识”在他们身上正在土崩瓦解。所以从根本上说，小农意识并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

中国农村今天所感受作为历史沉重包袱的还有臣民意识、听天由命、抱残守缺、不求进取、封闭意识等等，它们是传统文化遗存中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沉渣和糟粕，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淘汰，自然它们也能不归入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主体。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强列的民族自尊心，有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自强精神，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在诞生阶段就逐渐形成，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且是我们民族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的“永恒传统”。它们是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呢？答案显然易见，我们只要稍做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传统在其它文明国家也都存在，并不是中国农民所独有，所以它们不足以界定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特征。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主体应该是那些融入中国农民血脉，不可轻易改变的东西如“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乡土关系观”等等，它们反映了中国农民意识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乡村，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劲生命力。事实证明，能够对中国农业演变发挥有效作用的文化传统也是正是它们。

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什么是文化结构？按照费孝通教授对文化层次的理解，文化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在这几个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生产条件等；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精神层次主要是指价值观念的层次[4] 。笔者认为，费教授的文化三层次概念，已经形成了“文化结构”的框架。文化结构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它的功能则有优劣之分。文化结构合理，是指其内在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关系中，内部各质数自洽，在这种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积极能量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反之，文化结构各部分相互抵触或排斥，文化质数的负面能量尽性发挥，这种文化结构的功能便处于劣等状态。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的的引入，农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农村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不同功能效果。

三、 促进传统文化结构自洽使与农业初级合作获得成功

1949年运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农业的新纪元。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合并计算大约占全国耕地的60－70%，而他们的人口仅占全国10%上下[5] 。新中国“”将10%的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平等地分配给90%以上的无土地农民家庭，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将改革前多占资源的家庭拉下来，将原来少占或没有资源的家庭提上去，使资源的占有平均化。这正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思想传统，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渴望的“平均地田”的理想获得实现，90%的农民的积极性获得释放，农业生产短期内迅速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48.5%，年平均递增14.1%；粮食增长44.8%，年平均增长13.1%，是近代农业史上的少有“黄金”期。

事实上，世界上消灭或限制封建地主经济以实现农业革新有几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英国式的道路，消灭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大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的租佃农场制，让绝大多数农民成为租佃农场的工人；二是美国式的道路，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小农经营逐渐演变成农场主雇佣工人经营；三是普鲁士式道路，让封建地主经济通过自身改良来逐渐演变，地主庄园改为雇用工人，按照农场经营方式组织生产。这几种方式都是西方国家走过的成功道路，但它们在中国却难以走得通。

中国农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思想是中国农民对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反叛，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补偿心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等财产的拥有权历来都是与强权联系在一起的，既不通过世袭，也不通过市场，土地所有权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更替，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但底层农民始终没有土地拥有权，农民对这种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是觉醒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把“均平”、“均贫富”、“均田”等做为旗帜，反映了农民阶层对“平等地权”的向往，在长期的不平等社会中孕育出了平等、平均的思想传统。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发展经济，必须考虑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寻找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动力源，西方社会所走的上述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动力源。新中国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广大农民，这种 “平均地分配”制度，与农民的“平均思想”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从而维护了农村文化结构的自洽性，使结构中这种重要文化质素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形成农业生产的动力。

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价值观也是促使““成功的文化因素。家庭价值观是中国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在中华儒学的倡导下，历经数千年颠扑不破。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社会的构成元素，而家庭对个人而言，则是基本的利益团体，也是必须为之服务的对象。在家庭内部，每个成员都会自觉地努力为家庭争光，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义务是终身的责任，家庭内部结构稳固。所以，如果将家庭看成一种组织，那么任何其它组织都不可能比它有更强的凝聚力，因而若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其家庭成员的劳动监督成本几近为零，这是其它生产组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具有家庭价值观的中国比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更适宜于农业小生产家庭经营。

后，有些农户因生产资料不足或缺乏技术，独立生产出现困难，为了发展生产走“组织起来，互助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在必行。同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领导人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寄希望于合作社。中国农村的传统合作形式是以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地缘关系的邻里。这种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具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色的“乡土关系”。中国的古语“远亲不如近邻”、同姓之间“500年前是一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乡土关系”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以后的互助合作形式即互助组和初级社，释放了“乡土关系”这种农村传统文化结构中重要质数的能量。

互助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形式。在生产资料仍然私有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只是在劳动上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换工互助，其所得产品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互交换使用中，除相互抵消的部分外，不抵部分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给以补偿[6] 。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股份进行分配。这时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仍保留私有权，年终按生产资料的股份取得一定的报酬；全社劳动力统一由社里调配使用，社员按完成劳动日数取得报酬[7] 。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作为农业合作制的初期，农业合作的规模小，合作组织成员基本上是亲朋邻里。这一时期，农民自发地结合起来，或亲戚、或邻居、或关系密切者相联合，户数不等，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有牛的帮没有牛的耕地，有车的帮没有车的灌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产量显著增加，出现了“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现象。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符合农民的愿望，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国农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农业互助合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发挥某种助长作用。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运动和互助组、初级社的政策导向都没有对农业传统文化结构形成强列冲击，相反，这些措施协调了文化内部结构，促使其内部质素的自洽和统一，使其中所蕴含的积极能量充分释放，形成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

四、高级社和制度失败源于农业组织形式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

然而，新中国并没有在以农民家庭利益为中心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发展下去，而是在合作化过程中违背合作经济的原则，做出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严重背离。合作经济快速发成集体经济??高级社。在高级社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部为合作社所有，总收入中社员消费部分按劳动日分配，彻底消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1955年以后，因为强大的政治推动和行政干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互助组由714.7万个减至85万个，初级社由63.3万个减至21.6万个，而高级社由原来的500个猛增至544000个。1958年“”运动开始后，高级社开始全面升级为，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将有生命力的家庭劳动方式加以破除，把家庭劳动方式视作封建农民家庭经济或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把它当成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的劳动方式，认为家庭劳动具有小生产先天软弱性，与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格格不入，而集体劳动无条件地优越于家庭劳动，劳动规模愈大，社会主义成分愈多，劳动方式愈先进。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农业家庭劳动方式一直处于萎缩和濒于消亡状态。为了在器物层次上达成与新的组织形式相一致，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大型农业机械，明确要求农业的机械化“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试图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接着，新中国又试图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进行改造，为了使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念与新的制度和政策相适应，在施实新制度新政策的同时，不断地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期达到改变农民价值观念的目的。然而，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的教育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传统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积淀于农民的血脉里，在大多数农民身上，文化传统顽固地延续着，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中国家庭价值观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即“集体主义”和“自私自利”。集体主义是在家族主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的作用范围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家族内部或乡土关系内部。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形式也只是在危机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存理性。而长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族主义使得中国农民对家族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不大尊重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的人和集团的利益，而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倾向。

初级社在短期内快速向高级社和过渡，实行大集体经营，将农民所占有的牲畜和大农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管理，以集体劳动方式取代家庭劳动方式。同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使得农民错误地认为集体利益是“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因此“偷懒”成为农民一种理。正如人们描述社员们的那样“田间劳动看日头，撑锄头、坐田头，出工不出力，浪工窝工”。当偷懒行为没有得到惩罚的时候，“偷懒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集体灾难便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由农业衰退导致的严重饥荒被认为造成了近三千万人口死亡[8] 。此次农业危机并没有使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既不完全退回去，又不得不有所改变，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事实证明，这种体制是失败的[9] 。中国农业一直徘徊不前，粮食严重短缺，直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有633公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公斤。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从以上不难看出，“高级社”、“”时期，中国农村的文化结构是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结构的第二层即组织形式是外来的，非传统的，而第三层次即农民的价值观念的根基仍然是传统的。观念要体现为制度和机构，制度和机构的功能就是履行对价值观念的承诺。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农村制度和机构即组织形式与农民的传统价值不能统一，因而不能履行对农民价值观的承诺，农村文化的整体结构由于外来文化的不合理参与变得不自洽。这种文化结构作用下的农业经济自然不可能获得很好的发展。

五、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本质是促使农业组织形式回归到传统价值

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准的降低或停滞，为了自救，中国少数地区的农民开始冒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最为著名的是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小岗村农民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事实证明了这种理性选择的活力，从而最终被最高领导层认可。1978年中共中央着手农村改革，虽然在最初的几年在观念和行政上对分田到户仍有种种限制，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胫而走，在短短两年内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确立了农民家庭在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生产记录，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近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29%。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占42.20%[10] 。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一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粮食来源很大部分依赖进口的局面。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村文化结构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使其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器物水平相适应，从而使中国农村文化结构再一次实现自洽。农民由于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进入市场，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以取代身份关系，文化传统各种质数的能量很快便释放了出来。

随着承包制的深入，家庭农场、家庭养殖场、家庭加工厂、家庭林场、家庭服务业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使古老的“小而全”的家庭经营方式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走上了小而专的商品生产道路，推动了农业生产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化和并向着广泛的协作和全面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方向发展，使中国农业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同时，以“乡土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也耦合成了一个整体。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保持着凝聚力，而且与现代商业市场规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村民们以家族亲属关系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社会经济网络。外出经商打工的农民也倾向于与亲戚和同乡打交道，进行市场信息交流和商业合作。但是，“乡土关系”的运行已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讲究互利和有限度，而不是传统社会的道德互助。很显然，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此时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农民能够将它们与经济理性结合起来，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创造了一种适合农民社会自身文化的现代家庭经济发展方式。

六、农业新问题的出现与传统价值观改造

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新的限制因素。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文化结构在“器物”层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得传统的组织形式和传统价值观念都有些不适应，从而又出现了新的一轮文化结构内部的不统一，不自洽。

今天的农民不满足于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农业生产的衡量指标不仅仅是“产量”，更重要的是经济效益即收入，因此农民不得不关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农业技术或农业生产条件，二是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民要想从农业中获得好的收益，就必须应用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市场上得心应手。但由于新技术的使用成本太高，小规模家庭农业接受农业新技术能力弱，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与创新步覆维艰，农业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单个家庭在市场这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十分陌生的领域中无异于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风险高悬，往往手足无措。因而，为了共同的利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多方合作显得尤其重要。上世纪50年代，后的“互助组”解决了那个时代单个农户经营能力弱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今天，农户之间、农户与外界之间同样要进行合作，才能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合作直到90年代中期也没有形成，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民收入下降，形成了今天中国高层和学者广泛关注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合作不能形成并不说明中国农民“乡土关系”之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已经消失，而是“乡土关系” 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合作已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今天的合作不同于50年代，那时农民主要合作方式是劳动力互补、劳动工具互补，合作对象是熟人，而今天更多的是技术上和经营上的，“合作”行为往往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长期的“乡土关系”交往使得中国农民不擅长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因此农民尽管有合作的意愿，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合作，去找谁合作。

很显然，从本质上看，今天的农业问题是由于文化结构中“器物”层次快速发展，而第二层次即“组织形式”却没有相应跟上，而“组织形式”受“农民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而引起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层次上不自洽，不协调。

要使农业获得新的发展，必须使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洽和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种力量可以利用，第一种力量是来自农民自身的内力，即农民自身的创造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基于农民自身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制度层次的文化变迁最能使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结构实现自洽，所以鼓励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显得特别重要。今天的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身觉醒，自觉摒弃清除传统农民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实现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超越，在利用好“乡土关系”的同时，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摒弃那种“淡漠家族以外的人”的传统，树立起竞争意识，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如科学观念、法制观念，让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共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种力量是来自政府或其它方面的外力或外在文化形式的加入。政府和其它外力的作用方向应该是为农民的创新实践提供服务和方便，在资金、技术、信息、公共物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在推动“合作经验交流”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农民合作”创造政策、法律和制度环境，而不能直接包办农民的组织合作形式，强行组织农民进行某种合作。

七、结束语

中国当代农业的演变史，从本质上看，就是中国农村文化结构的演变史。中国当代农业的两次转折的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具有同一性质，都是文化结构出现了不自洽，前者是由于外来文化质数的不合理引入，造成了组织层次超越了价值观层次和器物层次，导致农村文化结构不自洽；后者是由于器物层次的快速发展，价值观层次和组织层落于器物层次，导致文化结构的不自洽。

很显然，在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是由政策、制度、价值观、习俗等文化质素所构成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政府干预农业的最有效途径是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农村文化传统基础上，使农村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由不自洽走向自洽，由低层次上的统一走向新的高层次上的统一，而决不是对外来某种或某几种文化质素的简单地照搬。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文化角度看，就是使文化传统结构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质数的洗礼，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内在质数的统一，并使传统结构的每一质素的积极能量都能获得释放，消极能量受到抑制。农村文化结构变化的量变积累将会导致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由“农业文明”走向代表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

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如何用力？外力的作用点应该在哪个层次？作用于器物层次、组织层次还是价值观层次？中国当代农业发展史已经证明，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能促使文化结构处于自洽和内在统一状态，可以在三个层次中任何一个层次着力，或同时着力。不过，让生产力尽速发展即在器物层次上着力应该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就会改变。改变了的文化结构反过来又会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合理的文化建设可以加快文化结构的合理演变。可以预言，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将在这种农村文化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Study on the Effect of Farmers，Cultural Tradition on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Agriculture

Abstract: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rural socie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China’s agricultural evolution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20 century. The author suppose a theory about culture structur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China’s farmers’ way of thinking ,values and other cultural elements o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uses the theory to analyze the change in agriculture from 1949 to 2000.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government shoul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reach a success in policy and system arrangement.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in rural society cultural structure structural function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a， agriculture

注释

[1] 马克斯·韦伯：《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 （美）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等：《文化的重要作用》　新华出版社，2001。

[3] 　余恩海：《中国农民的理性》，　《社会科学论坛》，2002，12期。

[4] 　〈战略与管理〉，　2003，1期。

[5]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20页

[6] 王思明：〈 中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　«古今农业»　，1997年第4期

[7] 王思明：《中美农业合作经济发展比较》　«古今农业»　，1997年第4期

[8]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1页

农业与传统文化精选篇12

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虽然我国农民的文化生活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农村文化建设也呈现较快较好的发展态势，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本体”文化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文化建设在剔除糟粕的同时也忘记了对地区特色文化的继承，从而出现了与“本体”文化相对的文化问题。

（一）“伪城市化”现象

“伪城市化”是指在城市化的现代文明冲击下，农村人口向往城市文明不断涌入城市，农村地区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活动等各个方面出现各种模仿城市的现象。由于受特殊的地域、经济及文化传统的制约，农村缺少城市化的基础，这一特殊的发展现象并不能适应农村社会的发展需求，它既是城市文化影响的产物，更是农村文化建设不注重其本体及自身独特性的结果。我国的农村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熏陶下保留着许多优良的文化因素，但是这些传统文化因素或是被现代文化所侵蚀，或是被打着传统的幌子进行着现代改造。城市发展推动城市文明的不断外扩，对乡村文化产生冲击，乡村开始效仿城市的生活模式，其中电视文化影响巨大。然而农村的社会形态及法治水平并没有达到城市的标准，其特殊的结构状态也制约着其完全城市化。但是这却没有影响农村人口极力进入城市，寻求城市生活方式，打着城市文化的幌子忽视农村原有的生活与传统的方式。这种“伪城市化”的文化状态随处可见，如电视文化、半现代式的婚礼、城市买房等等。一方面工业生产的发展吸引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导致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另一方面城市建设促使工业生产逐渐向农村迁移，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对于兴办工业，农村地区趋之若鹜。乡村文化在工业生产的影响下趋向于工业文明，却又无法舍弃耕地的束缚，出现交织于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劳动力，这种“伪工业化”的文化现象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传统型人才遭到遗弃，农业人才流失，农业生产弱化。而同时，为了适应城市化发展进程，缓解城市压力，政府大力推行城镇化。城镇快速发展却没有相应的公共设施与文化底蕴做支撑。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类似于城市，区别于农村，而没有独立的城镇化标准。“伪城市化”所带来的是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的消失，劳动力外流，传统型人才遭遗弃。在没有城市化生活条件下，农村文化生活变得单一，导致低俗文化如、迷信等现象复苏。

（二）乡村人际生活方式利益化

我国传统农村是基于农耕文明小集体聚居的熟人社会，社会交往是一种基于互信、互助的模式。在农业生产中，根据家庭劳动力的不同，会对需要帮助的邻里亲戚进行生产上的支持，其补偿方式是自身需要时他人给予的同等帮助。在社会生活中，婚丧嫁娶中的互帮互助也尤为明显，一家有事，四方来帮。在没有特定法律规范的前提下，乡村的人际生活是以道德规范为约束的，一是诚信，在S村，邻里亲戚间借钱或买卖赊账一般口头约定在秋收后或春节前偿还，如到时无法还清会主动解释原因并再次约定时间；二是孝道，崇尚先祖，尊重长辈，赡养老人；三是重礼节，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关系，逢特殊节日会以特殊礼品相送，表达诚挚的情感。如S村仍保留着结婚“下书子”习俗，即“下帖子”。专门的“红人”带着男方家准备的各种礼品，如面、红绳、红花、麻饼、染红的花生、枣子、红纸包的鲜鱼和鲜肉等，由男方的同辈兄长一同送往女方家，女方拿走部分东西，剩下再由男方带回。结婚当天，女方嫁入男方家时，女方会在一个装着米的小红桶内藏着鸡蛋，寓意子孙满堂，并在床上撒上花生、莲子、红枣来表示早生贵子。但是传统人际方式并不能满足当今农村对利益的追求，乡村人际生活方式变得利益化。传统结婚习俗中的美好寓意在很多村民眼中变成了累赘，简单的礼金更能满足其对物质的需求。原先互助式的农业生产关系改为现金式的雇佣关系，S村的水稻种植大户就十分头疼农忙时节雇佣问题，村里能干的人越来越少，费用一年比一年高，因为都是认识的人工作偷懒又不好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大量人口外流，留守老人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照顾孩子，就S村来看，很少有子女会定期给父母生活费用，更别说回家探望。在S村的传统习俗中，长辈必须给第一次来拜年的孩子送上新碗和新筷子，表示对孩子成长的关怀，而现在这种传统礼节都被现金红包所取代。

（三）传统民间文化逐渐消失

传统民间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各种民间技艺演化汇集而成，做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反映出农村地区思想文化风貌和观念形态特质。但是，自中国的文化革新以来，传统民间文化一直被认为是“落后”和“封建迷信”的代表，以庙会、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祭祖仪式、民间信仰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传统民间文化被完全的曲解，并遭受当代主流文化形态的排挤。虽然近年来国家对于新农村文化建设方面较为重视，但是“即使是《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也只是把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放在首位，而对于如何实现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则缺乏具体战略和推进措施”。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传统民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大多以当地的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对传统的传承与革新。在经济目的驱使下，开发者任意开发民间文化资源，却没有形成系统正规的文化产业链。长此以往，传统民间文化也只能在市场经济下枯竭或被篡改。同时，民间传统文化往往具有地域性，很多传统技艺由少数“能人”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然而，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农村主要人口选择外出务工或者定居城市，致使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后继无人，而对城市及商业文化的向往也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传承不感兴趣。S村的梁大爷，一直以编竹制品为生，是当地有名的“篾匠”，现在老人因年纪太大无法继续工作，也无人再愿意跟他学习这门手艺。

（四）传统乡规民约失效

农村以村落、村社形态聚居，相互间又较为分散，导致其对外闭合的状态，从而形成了自己同一的文化认同和文化秩序，起着社会约束的作用，一旦有个体打破或是违反这一习惯，所受到的必然是群体的指责或处罚。这一文化认同由村落全体成员议定通过或在生产生活中自然形成，以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被尊为乡规民约，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为其基本框架，包含着忠顺孝悌、仁爱互助、重义轻利、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精神。乡规民约体现了村落全体人员的意志，维护村落整体利益，对于维持广大农村区域的秩序，保障中国传统社会的正常运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冲击，农民受利益及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驱使，逐渐脱离原来的村社环境。而农村传统的生活环境与生产方式也发生改变，传统乡规民约无法控制变迁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无法以传统习惯来应对周围发生的事。传统理念无法在村民生活中发挥其作用，其所带来的结果便是对传统的遗弃，包括乡村传统中优良的文化精华，取而代之的是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和背离社会伦理道德的现象，出现许多不务农业、、不守信用、不事父母的人。S村的张家祠堂在社会主义改造后就被翻新成小学，成文的乡规族规随之被破坏，家规祖训随着宗族观念的减退也被村民遗忘。乡村传统的优良道德正在逐渐丧失，功利主义、遗弃老人、厚葬薄养、鄙视劳动、厌恶乡土等背离传统的现象随处可见。

二、新农村“本体”文化建设

农村的“本体”文化是农村文化的根本，是农村文化保持其独特性的源泉。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加强农村地区的“本体”文化建设，更能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丰富农村文化的多样性。

（一）以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空间

“伪城市化”现象的蔓延一方面是由于城市文化的侵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不到位、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缺乏所带来的文化娱乐形式单一。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退缩，对于村庄秩序的维护、促进农民合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十分不利的。因而，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建设，提高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主动性，才能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空间。S村的村民对于政府组织的戏剧演出有着强烈的兴趣，每次观看演出的村民络绎不绝，住的较远地区的村民会特意骑车赶去观看。而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茶余饭后便会讨论戏剧的内容以及下次演出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得出，农民对于政府推行的公共文化服务还是抱以非常积极的态度。但是公共文化设施在村里还是相当缺乏，S村一方面没有现代化的幼儿园、图书室、文化服务点，另一方面传统祠堂被重建成小学，稻场被屋舍占据，也没有了曾经“看大戏”的晚间集体活动。所以，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要完善现代化的文化基础设施，如幼儿园、图书馆、文化学习站、农业科学服务站以及休闲娱乐广场等。S村目前以住房开发为基础，以公路边的池塘为点，建设了大型的休闲式公园广场，从而为当地村民闲暇时光提供了去处。同时，应发挥传统公共场所和集体活动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重要作用。S村以水稻种植为基础，恢复大型的稻场既有利于农业生产，又能为农村提供集体活动的场所。

（二）以农民为本体的文化主体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此为文化本体的人文精神融合着每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思想本源，推崇道德至上，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存价值。因而，古代学者便萌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把民做为治世之本。我国的传统农民在独特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审美，对文化的诉求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建设。因而，在新农村“本体”文化建设中就要从农民独特的文化需求出发，把农民作为文化建设的本体，一是加强农民自身的文化建设，其次充分发挥农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同时注重传统民间技艺农民群体的发展，通过农民的文化建设，最终实现文化服务农民的目的。农村以农民的聚居而形成，农民与农村的发展息息相关，农民素质的提高能够为农村文化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文化的发展又为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提供了外在可能的环境。因而，新农村文化建设首先要培养具备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和革新能力的新式农民，促进农民的文化自觉。农民既是民间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民间文化的传承者。农民内在文化自觉及文化素质的提高，促使农民在文化建设中积极的探索，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成为新农村文化的参与主体，从而更好更快的推动农村“本体”文化建设的步伐。农民提高自身素质及发挥主动性，才能真正发挥民间“艺术家”、“科学家”等人才的骨干力量，促进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培养和激励“乡土艺术家”是传承民间文化、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农民在积极的投身农村文化活动、促进农村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丰富了自身的文化生活。做为农村文化载体的农民，随着文化自觉的提高、主体性的发挥及文化生活的丰富，对于各种文化的侵袭就具有了自主的鉴别能力，在各种伪文化中坚持“本体”文化的发展。

（三）以民风民俗为本体文化建设，彰显农村地区文化个性

传统民间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农村民风民俗文化资源的集中体现，也是农村文化的源头。农村民风民俗文化资源丰富，包括乡村歌谣俚语、人物风情、故事神话、技艺经验、衣着饮食、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是农村文化的本源，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个体独特性。农村民风民俗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价值所在，而且在现代经济体制下还蕴含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因而，把农村当地的民风民俗这一本体文化作为当地特色个性文化加以突出建设，能够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发扬文化精神价值，促进农村地区的个性化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新局面。地方特色经济中凝聚的是该地区民众传承相沿的民俗文化精髓，民俗文化是农村经济的无形资产。因此，与现代化相结合，有意识地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进行现代化改造，深入发掘其经济价值，发展当地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产业，能够促进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提供经济基础，又能促进民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S村周边盛产小型竹子，以其为原料的竹篮竹筐工艺，本身就是非常实用的生活用品，在当下十分注重健康生态的社会环境下，有着很大的市场空间，更能凸显S村的文化个性。

（四）重建乡规民约的伦理道德范式

最早的蓝田吕氏乡约包含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个方面，其后的乡规民约也主要表现这几个方面，都是农村文化的本体精神所在，也是现代农村必需弘扬的。现代化的农村，因经济发展的要求，大多以经济建设为主。在经济利益的趋使下，现实利益的冲击对农村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是最大的。S村目前处于新农村建设的迅速发展时期，村民的交往方式趋向于利益化，乡规民约也于社会变迁中消失。因而重建乡规民约伦理道德范式，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在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建立符合农村当地的乡规民约，以道德教育为范式，通过多种形式的道德教育宣传，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开展富有乡村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全面提高农民的道德素质。同时，把传统乡规民约与现代法治相结合，教育引导农民学习现代法治精神，增强法治观念，推动以法治村和以德治村的双向发展。最后，“孝文化是农业文明社会的道德结晶，是源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虽然“传统的农耕文明正在消失。农村已不是往昔的农村，乡野的环境、屋舍、器物，都换了旧日模样”，但是“孝”文化仍然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是在农耕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本体”文化，是重要的社会伦理道德。现代农业文明建设要充分挖掘农耕文明的现实价值，把“孝”作为本体文化，从而完善农村的道德体制，使得除政府的养老外，能够“老有所养”。所以，传统道德范式不仅存在于文献典籍、庙堂宗祠中，也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人文和社会整合价值，能够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精神基础和社会保障。

三、总结

农业与传统文化精选篇13

张玉香强调，弘扬传统农耕文化，首先传统农耕文化要为培育新型农民服务，在“育农”上发挥作用。建设现代农业必须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要发挥好我国传统乡村文化的道德精华、传统农业科技的优良遗产以及传统农商的职业操守在新型农民培养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作用，塑造农民高尚道德情操，构建安定和谐的新农村；同时要注重我国优良农业传统，如施用有机肥、种植绿肥的用地养地理念、“种必杂五种”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理念、传统农商“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及“扶困济贫、乐善好施”道德操守在“育农”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其次，传统农耕文化要为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服务，在“乐农”上发挥作用。当前广大农民的求知、求乐、求新、求美的精神需求日益增强，倡导农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既要大力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增加适应“三农”需要的文化书籍出版发行，同时也要注重弘扬我国农村的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娱乐方式，通过开发农村传统文化产品，农民自编自演，自娱自乐，激励农民的自强精神，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审美情趣和道德境界，在促进农村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传统农耕文化要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服务，在“富农”上发挥作用。各地发展一村一品，“一品”不能只局限在农产品，也不能局限在加工品，还应包括农民艺术产品、农业旅游产品以及农村传统技艺产品等，有条件的乡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精品或拳头产品，努力把传统文化资源转变成农村文化产业的生产力；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通过文化创意，把农耕活动、文化艺术、农业技术、农产品开发以及市场需求有机连接起来，形成良性互动的产业价值体系，从而拓展农业功能，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第四，传统农业文化要为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服务，在“强农”上发挥作用。我国传统农业能够实现几千年的持续发展，是我们的祖先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摆正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在现代农业建设中要大力倡导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的生产方式，努力推动现代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农业与传统文化精选篇14

关键词：全域旅游；农业旅游；开发模式；太原

一、全域旅游的内涵分析

全域旅游是在一定的旅游区域内，将区域的旅游产业作为优势产业，通过综合开发旅游区域内的旅游资源来带动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区域产业融合、协调式发展。

（一）以挖掘区域内各种旅游要素的价值为核心

充分发掘旅游资源，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规划，对区域内的自然环境、生态农业、人文产业、传统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等旅游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以生态农业环境开发为基础，来满足人们休闲农业旅游的需求，将旅游消费置于优美的生态环境之中，使消费者的旅游体验感得到满足。在全域旅游背景下，通过生态环境的建设、资源的利用等来提高旅游开发水平，利用全域旅游生态的发展来对区域的旅游产品、服务进行包装，以改变区域旅游的服务质量，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实现地方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创新。

（二）实现区域产业的融合发展

打破旅游业与农业生产销售之间的壁垒，利用休闲农业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在旅游业的带动下来实现区域内各产业的联动增值，这是促进全域旅游发展，实现旅游业与农业、农业加工企业、第三产业有效融合的关键。以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带动区域总体经济的发展，是促进现代农业向休闲化、体验化、个性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区域农业的发展为载体，将区域其他产业有机结合，实现区域全产业链的延伸，将区域旅游产业形成一个完善的、功能齐全的现代旅游生态链，进而能够有效地促进全域农业旅游的发展。

（三）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

全域农业旅游的发展应该以满足消费者的休闲、娱乐、体验，以农村生态环境作为农业旅游的基础，根据消费者的偏好设置相应的农业旅游服务项目。因此，农业旅游的发展需要综合分析消费者的情况，对消费者群体进行定位，设置的旅游组合项目要符合消费者各年龄段的喜好，让消费者在旅游体验的过程中，真正地感受到现代化农业生产的魅力〔1〕。同时，还要对旅游产品的综合要素条件进行分析，在传统旅游的基础上，添加农业旅游休闲的“商、养、学、闲、情、奇”的体验，实现农业旅游体验的全覆盖，以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四）组合营销的特征

全域旅游的农业发展强调农产品的组合营销，强调季节性的时域开发，需要在旅游产品的组合上进行深挖，提升旅游产品的影响力，将所在区域内所有的农业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形成组合式的旅游套餐模式，运用差异化的营销策略，使得整个区域形成一个根据消费者的偏好、选择等不同特征的多样化生态旅游环境，针对不同的市场与季节时令推出不同的旅游产品，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旅游品牌，能够有效地调动消费者参与农业休闲旅游的积极性，最终实现农业旅游的营销与市场覆盖，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2〕。

二、太原农业旅游开发模式

在全域旅游背景下，太原休闲农业旅游的发展主要以欣赏农业风景、体验农村生活与文化为主，结合区域特征走不同的旅游开发模式。

（一）农业发展+旅游休闲结合模式

太原属于历史文化名城，将太原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以及现代农业结合在一起，形成农业发展+旅游休闲的发展模式，可以促进太原农业经济与旅游经济的发展。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将农产品的深层次加工、特色农业产品的生产及旅游产品的销售等植入到休闲旅游活动中，同时还可将文化创意、生态疗养、亲子教育等融合到全域旅游活动中，实现多种农业产业的聚集，创新农业旅游项目，拓宽农业旅游产业发展的渠道〔3〕。太原宇文生态农业园充分利用区域的生态环境，建立现代都市型的生态农业园区、观赏荷花池、农耕体验中心、水果玉米基地、火龙果采摘园、葡萄采摘园、农家博物馆、青少年农业教育基地等农业旅游休闲活动，让消费者通过亲自采摘，参与到农事会的互动中，体验到休闲农业的魅力，重点打造太原生态农业旅游休闲品牌。

（二）农业旅游休闲度假发展模式

当前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乡村生态环境优美，绿色的空间、清新的空气、纯朴的乡土风情，结合区域周围的田园景观、农业生产与太原独有的特色文化，建设一些旅游休闲设施，为城市消费者提供休闲、娱乐、度假、健身等活动，形成新的农业旅游发展业态。旅游休闲度假村、旅游休闲农庄，为消费者提供田园采摘、健身休闲、餐饮娱乐设施，同时了解农业发展历史、农业科技知识、农业种植科学技术等内容〔4〕。太原市形成了以中隐山为中心的农业旅游度假服务场所，提升了乡村农业旅游的功能与品位，特别是在一些度假区域的采摘园、农家乐和新农牛肉等农业产品，促进了休闲农庄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前来度假、休闲、健身、体验农业旅游服务。

（三）传统古村落的旅游休闲发展模式

传统的古村镇宅院建筑蕴含丰富的文化底蕴，将新农村的建设与传统古村落的保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古村落为依托，新建农业旅游景点，开发古村落旅游资源。太原历史悠久，有许多古村落、古镇，目前，利用古村落、古民居开展观光旅游、传统民族村寨观光旅游、古镇建筑观光旅游与度假、新村风貌观光旅游等已经成了当前太原农业旅游的重要模式之一。这种模式能够对太原的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形成农业发展与传统古村落发展相结合，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够促进传统文化旅游品牌的形成。太原市清徐县充分利用传统古村落开展旅游休闲，依托古村落的自然生态、田园景观、民俗文化，以“绿色、休闲、参与、体验”为主题，建立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古村落农业旅游景点，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农业休闲旅游品牌〔5〕。

（四）民俗风情与回归自然的发展模式

太原不仅具有广泛的文化资源，还具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例如晋源是“桐叶封弟”和“三家分晋”的肇始地，同时晋源的森林覆盖率达25.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5.15%，十分有利于开发农业休闲旅游产业。民俗风情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以农村风土人情、民俗文化作为农业旅游开发的起点，开展农耕文化观光旅游、民俗文化旅游活动，观看农村的民间技艺、节庆活动等，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文化旅游体验。多数游客到乡村旅游的目标是体验民俗风情、追求民间知识、欣赏田园风光，并通过参与农耕文化活动、地方特色文化节活动、品尝原生态的食品等来体验回归大自然的感觉。因此，民俗风情、回归大自然的旅游活动一直是农业旅游发展的重头戏。这对乡村农业旅游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利用民俗风情而开展节庆活动，认识区域民俗文化的内涵，真正领略农村文化的魅力。

三、全域旅游背景下太原农业旅游发展的促进策略

在全域旅游背景下，太原农业旅游开发要因地制宜，深挖内涵，结合太原市经济发展的要求，大力宣传太原农业旅游的优势与品牌，结合消费者的不同特征，为消费者量身定做合理的旅游项目，打造区域旅游品牌特色。

（一）加强宣传，提升旅游区域的品牌知名度

全域背景下对太原农业旅游进行开发，为消费者提供多元、优质、高效的旅游体验服务，在消费者群体中形成良好的口碑，同时还需要利用多种宣传途径对农业休闲旅游进行宣传，并通过农业旅游的品牌形成，对消费者产生影响。例如可以采用海报、宣传画等进行宣传，利用消费者追求健康、休闲、娱乐、健身的心理，扩大旅游区域的影响力。同时还可以利用社会化媒体、新媒体、网络对农业旅游的优势、特征、健身、休闲等进行宣传。游客在旅游时，利用新媒体拍摄自己在景区旅游体验的场景，发送到朋友圈中，对农业旅游景区也是一种宣传。景区利用新媒体将旅游的优惠组合、时令性的文化娱乐活动等通过新媒体进行推送，以便于消费者及时发现农业旅游的信息。

（二）加大扶持力度，促进农业旅游的发展

太原的水利、农业、林业十分发达，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各个农业旅游区域之间的互动，形成服务联盟，积极鼓励一些企业投资区域的农业发展建设，并整合太原的传统古村落、古镇等文化旅游区域资源，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旅游区域，将传统的古村落、古镇等文化因素与田园娱乐、湿地公园、农业生产融合在一起，让消费者在欣赏传统古村落文化的同时，还能参与到田园娱乐文化氛围中，体验农业生产的过程，感受到旅游区域的优美风光与原生态农业的魅力。太原全域旅游背景下的农业旅游应该积极借鉴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培育太原农业旅游企业，扩大农业旅游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游信息管理平台，积极引导企业充分利用区域优势，建设原生态的旅游体验区域，全方位的发展生态农业。打造集农业景观、农耕体验、文化创意、农耕休闲、科普教育、农品展销、农业科技应用及互联网农业于一体休闲农业旅游。

（三）融合旅游资源，打造精品项目

在太原农业旅游资源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全区域农业旅游资源的统一规划，联合多个旅游景点，打造农业旅游的精品项目，使得整个区域的农业旅游发展能够联动起来，例如可以将小店区旅游休闲度假区、尖草坪区旅游度假区、万柏林区沉湖湿地旅游区的核心农业旅游区域与周边的农业旅游景点联合在一起，形成黄金旅游线路，形成精品旅游项目，还可以将太原区域的古村落、古镇等文化旅游区域与农业生产、田园娱乐等联合在一起，形成农业旅游与田园风光相结合的旅游区域，来太原参加农业休闲的消费者有90%以上的消费者希望通过采摘新鲜农作物、水果来体验农产品生产与销售的过程，来感受农家生产的乐趣。例如将晋祠园林、国家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以文化与休闲相结合的旅游项目，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旅游精品项目，提升太原区域内的农业旅游的品位与形象，进而促进农业旅游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