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诈骗法律法规精选(十四篇)

非法集资诈骗法律法规精选篇1

一、集资诈骗罪死刑保留质疑

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将原来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修改为：“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将刑法第二百条修改为：“单位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以上是现阶段我国刑法对集资诈骗罪的法律规定，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除集资诈骗罪以外的金融犯罪没有规定死刑的最高刑法。从立法上看，修改后的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不包括“第一百九十四金融票据诈骗、第一百九十五信用证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在金融犯罪领域内的死刑立法单独保留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限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政策倾向于废除或减少死刑立法。至于单独对集资诈骗罪设置死刑是否合理，笔者的观点是：集资诈骗罪不宜适用死刑。首先，集资诈骗罪与其他金融犯罪一样不属于暴力犯罪。集资诈骗罪属于图利性犯罪，其不具有暴力犯罪的危害性，其破坏性和社会危害性都相当有限。对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采取最严格的死刑刑罚，与我国刑事政策不相符。更重要的是虽然集资诈骗罪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诈骗、不诚信的行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集资诈骗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一种“利益换交换”关系，集资人以高额利润为条件诱导投资人投资，而投资人又期望高额回报。这正是集资诈骗人很容易得手的根源，作为投资人应该了解投资的一般风险，这是常识。投资人出于高额回报的报酬预期，愿意支付财产，其愿意支付财产的动机也有待考量。其次，对集资诈骗不适用死刑，是当今世界各国的通常做法。从世界立法来看，对集资诈骗罪不适用死刑是通常做法。当今世界各国对死刑是趋向于废除或限制。在一些保留死刑的国家，一般只对谋杀这种性质极其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并不适用死刑。我国已于1998年10月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该公约第6条规定，不得任意剥夺人的生命，并强调，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判处死刑。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是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一项重要责任，虽然在我国，目前不能实现完全废止死刑的限制，但是对于非暴力、不具有严重罪行的集资诈骗行为应当废止死刑限制，这是实现立法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的进程。法国刑法典中第313、312条规定对金融诈骗犯罪和普通诈骗罪都是最高处到7年监禁并科500万法郎罚金，而我国刑法规定集资诈骗罪可以适用死刑。参照各我国对集资诈骗罪的处罚实际上我国刑法是加重了对集资诈骗犯罪人的处罚。

二、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形态与死刑限制

集资诈骗犯罪的停止形态，“所谓故意犯罪过程中的停止形态，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由于主客观原因所发生的各种犯罪停止形态。”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按其停止下来时犯罪是否已经完成为标准，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犯罪的完成形态，即犯罪既遂，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未在中途停止下来而得以进行到终点，行为人完成了犯罪情形；二是犯罪未完成形态，即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居于中途停止下来，犯罪未进行到终点，行为人没有完成犯罪的情形。“在犯罪未完成的这一类型中，又可以根据犯罪停止下来的原因或其距离犯罪完成等情况的不同，进一步区分为犯罪的预备形态、未遂形态和终止形态。”既遂是指犯罪行为人已经达到了实施犯罪行为的目的，客观上造成客体的侵害，未遂指犯罪行为人已经着手犯罪，但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客观原因导致的犯罪未得逞的停止形态。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在本条规定中，明确了对集资诈骗犯罪人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情形是“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其中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数额特别巨大。第二，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这二者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不是一种选择结果，必须二者同时兼具才可以适用第一百九十九条的法律规定。因此，笔者认为，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形态无论是处在何种形态，只要不具备以上两个法定的条件，都不可以适用本条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适用死刑。

三、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与死刑限制

（一）数额认定与死刑限制

法定数额，对集资诈骗的数额规定，在刑法上有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区别，主要是衡量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以此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之一。但是，我国刑法并没有对法定构成本罪的数额做出规定，仅有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的第四十一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集资诈骗的，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也就是说刑法上并没有对第一百九十二条中数额较大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数额较大的法律规定只能参照《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个人进行资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当集资诈骗的数额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的规定的时，不能仅仅因为数额特别巨大就对犯罪人采取死刑的刑罚处罚，还必须考虑是否由于集资诈骗的行为直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这一点在下文中将继续论述。

（二）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理解

我们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使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这一点在法律层面也得到了体现。首先是由于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大于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形成强烈的反差时，人们在物质和生命的选择上就会选择生命而轻物质。这样一来，在物质高度发展或经济发达的地区，同一法律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所带来的社会破坏是不一致；在我国一直都有“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传统观念，从报应的角度来分析，对集资诈骗人无须进行死刑的处罚，只要对其进行自由刑罚和处以罚金就可以达到报应的目的。对集资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认识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如果仅仅以社会普遍认识和判断来作为评判其危害性或者以某些法官的观点来判断这其中的危害性，对于犯罪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同时也失去了罪行法定的意义，破坏了法律的存在的基础。因此，笔者认为，“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巨大的损失”只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大的可操作性。以此作为依据判处犯罪人死刑，很难体现罪行法定的法律原则。

四、集资诈骗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与死刑限制

（一）集资诈骗罪与非罪的认定

区别集资诈骗罪与非罪的关键在于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否采取了诈骗手段，以及集资数额是否达到了较大，对于数额较大，或者筹措资金时虽有某些虚假成分，但不是将集资款据为己有的非法集资行为，则不足以构成犯罪。

（二）集资诈骗罪与非罪的认定

集资诈骗的认定过程中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是对死刑限制的重要途径和法律适用准确性的要求。在实践中如果将非集资诈骗罪的案件认定为集资诈骗罪就有适用死刑的可能。因此，实践中严格区别此罪与彼罪非常重要。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容易与集资诈骗相混淆的几种金融犯罪，并且涉及数额特别巨大，社会影响特别严重的情形。其意义在于深刻认识各种金融犯罪构成与集资诈骗的区别，从而在实践中避免法律适用错误而导致误杀的情形。

1．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都是故意犯罪，都具有非法集资的性质。区别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要在于避免法律适用错位导致的死刑滥用。二者区别的关键在于:第一，集资诈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二，侵犯的客体不同。集资诈骗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即国家的集资管理制度与公私财产所有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存在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问题。

非法集资诈骗法律法规精选篇2

【摘要】集资诈骗罪是严重损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公民个人财产权益的犯罪，因此，准确的认定集资诈骗罪不仅有利于打击犯罪，还有利于保障人权。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一直存在着争论。从集资诈骗罪的概述、集资诈骗罪的认定和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废除问题，谈论我国刑法中的集资诈骗罪。

 

【关键词】集资诈骗罪；法律推定；事实推定；死刑

一、集资诈骗罪的概述

（一）集资诈骗罪的概念

关于集资诈骗罪的概念，在我国刑法理论界有着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集资诈骗罪是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使用诈骗的方法进行非法集资，且诈骗数额较大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集资诈骗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的规定，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非法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骗取集资贷款的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集资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非法集资，骗取集资款，数额较大的行为。第四种观点认为，集资诈骗罪是公司、企业、个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经批准，违反法律、法规，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向社会公众或者集体募集资金，且数额较大的行为。第五种观点认为，集资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行为。

 

通过比较上述五种观点，我们不难看出：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较第一种观点而言，其表述侧重于描述集资诈骗的方法；第四种观点较第一种观点而言，其表述侧重于对集资诈骗罪的主体的描述；第五种观点较第一种观点而言，二者表述近乎相同，不同处在于第五种观点规定了情节严重的行为，意图更加全面的对集资诈骗罪的情节进行规定。上述五种观点虽有差异，但存在共同点：首先，都认为集资诈骗罪的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次，都认为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诈骗的手段。再次，数额较大是衡量罪与非罪的标准。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对于集资诈骗罪概念的描述既符合刑法典对于该罪的规定，也对文义进行了学理上必要且合理的限定。

 

（二）集资诈骗罪的主要特征

1.广泛性、全民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集资逐渐成为热门术语。尤其是在直接融资市场的形成过程中，集资涉及的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集资领域的多样化体现在各个领域；参与集资的主体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企业不再是单一主体，政府也参与其中；集资的形式也是多样化，有内部股票、债券、等。

 

2.涉案数额的巨额性

由于集资方式的特殊性，导致集资诈骗罪所涉及的数额普遍过高，非法集资上亿元或者造成经济损失达到上亿元都是屡见不鲜的。集资诈骗罪涉案数额的巨额性还会引起其他经济犯罪，危害后果极其严重。

 

3.团体化

参与集资诈骗罪的人员总数众多，集团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其内部有着明确分工。

二、集资诈骗罪的认定

集资诈骗罪是严重损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公民个人财产权益的犯罪，因此，准确的认定集资诈骗罪不仅有利于打击犯罪，还有利于保障人权。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一直存在着争论，下面笔者将从构成要件的角度，对于集资诈骗罪的认定展开探讨。

 

（一）集资诈骗罪的客观方面的认定

从前面对于集资诈骗罪的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集资诈骗罪的客观方面体现在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而且数额较大的行为。而对于客观方面的认定存在着以下几点争议：

1.诈骗方法的认定

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集资诈骗罪在现实中的诈骗方法有着区别于传统诈骗方法的特殊之处。在集资行为中，有着一个称为“老鼠会”的形式，这种形式是通过依靠后来加入者的本金支付先行加入者的利息的方法来维持经营的，通过这种方式也使得加入者不断增多。在“老鼠会”中，加入者通常都会知道这种集资形式终究会出现崩溃，因此，这就不存在加入者有陷入错误意思的问题。而且为了高息，加入者再发展新加入者，使得加害者往往与受害者身份同一。“老鼠会”的行为人明知组织会破产，后加入者必然受到损失，但由于他们认为只要有后加入者的陆续加入会付给他们利息，他们就不会马上破产，从而继续着集资行为。笔者认为，行为人仍有欺诈的故意，构成集资诈骗罪。

 

2.非法集资的认定

合法集资主要包括：企业集资和个人集资。企业集资的方式有发行股票、发行债券、融资租赁等。合法集资具有以下特点：（1）回报合理性。即集资的利率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比要稍高，并且控制在合理的幅度内。（2）付息合法性。即非以本金支付利息，对于投资者的集资款，必须用于正当、合法的经营。（3）完全自愿性。即集资应是自愿行为，不得以任何力量进行强迫，尤其是行政力量。

 

非法集资的认定应依据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集资，骗取集资款。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的本质区别在于，集资诈骗罪有骗取集资款的行为，因此，对于非法集资的认定不应仅局限于诈骗方法。即使未使用诈骗方法，也可以认定为本罪。

 

3.数额的认定

非法集资诈骗法律法规精选篇3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扰乱国家正常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且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一）客体要件

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集资诈骗行为采取欺骗手段蒙骗社会公众，不仅造成投资者的经济损失，同时更干扰了金融机构储蓄、贷款等业务的正常进行，破坏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广大投资者对集资活动的过分谨慎，甚至对金融机构进行集资也可能产生不信任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二）客观要件

集资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实施了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行为人在客观方面应当符合必须有非法集资的行为。（1）集资的主体应当是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条件的公司或者其他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2）公司、企业聚集资金的目的。（3）公司、企业募集资金主要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或者融资租赁、联营、合资等方式进行，其中发行股票和债券是一种主要的集资方式。（4）公司、企业在资金市场上募集资金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

（三）主体要件

集资诈骗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集资诈骗罪。依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集资诈骗罪主体。

（四）主观要件

集资诈骗罪在主观上由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犯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将非法聚集的资金据为己有的目的。所谓据为己有，既包括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于非法集资的个人控制之下，也包括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于本单位的控制之下。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目的具体表现为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的所有权转归自己所有、或任意挥霍，或占有资金后携款潜逃等。

三、集资诈骗罪与其他罪的区别

（一）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

集资诈骗罪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诈骗罪，因此它既有一般诈骗罪所具有的共性，也具有一般诈骗罪所不具有的特殊性。两者区别主要是：（1）犯罪的对象不同。集资诈骗罪的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用以集资获利的资金，包括金钱与财物；但后罪即诈骗罪的对象则是特定的，即行为人是针对某一特定的人或单位去实施诈骗行为并获取其钱财。（2）客观行为的表现形式不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直接使被骗人交付财物的行为，被骗人交付财物既可以是为了投资营利，亦可以是购买某物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而言，集资诈骗罪行为是被包容的法条属特别法条，因此，对以诈骗方法骗取集资的，应当以集资诈骗罪定罪科刑。

（二）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非法集资的形式，二者的主要区别有：（1）侵犯的对象不同。集资诈骗罪的对象是他人用于集资获利所交付的集资款，既可以表现为资金，又可以表现为财物；后罪的对象则是公众的存款，它只能表现为金钱的形式，并且只能以存款人用于存款而获取一定利息的形式出现。（2）犯罪客观行为的表现方式不同。集资诈骗罪是以诈骗的方法高利放贷等生产或服务的经营活动。（3）侵犯的客体不同。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为双重客体，其既侵犯了国家有关集资的金融管理制度、而且亦会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可后罪侵犯的客体却是单一的，即为国家有关集资主要是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信贷管理制度。行为人出于营利之目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了经营，但由于经营不善或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了经营的亏损，即使无法给存款人还本付息，亦不能认定为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构成犯罪的，也只能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因此无法支付存款人的本息而造成存款人的经济损失，则作为一个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三）集资诈骗罪与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的区别

二罪都表现为非法集资，区别如下：（1）犯罪目的不同，后罪只是筹集资金用于公司设立或扩大再生产，对所筹资金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犯罪客体不同，后罪侵犯的是国家对股票和公司、企业债券的管理制度；（3）行为方式不同，后罪表现为行为人违反国家证券法律、法规，未经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批准而发行股票、债券，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弄虚作假现象；（4），数额、情节、后果要求不同，集资诈骗罪仅要求“数额较大”，后罪要求“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

（四）集资诈骗罪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的区别

二罪均属非法集资性犯罪，都包含欺诈因素。其界限如下：（1）犯罪目的不同，后罪行为人仅具有非法获得集资款的使用权，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2）犯罪客体不同，后罪客体为国家对公司股票，企业债券发行的管理制度和投资人的财产利益；（3）行为方式不同，集资诈骗罪表现为行为人采取包括欺诈发行股票、债券在内的各种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后罪表现为行为人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股票，企业债券募集中隐瞒重要事实或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债券；（4）犯罪主体不同，后罪是特殊主体，欺诈发行股票的行为主体只能是经批准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自然人或单位；欺诈发行公司、企业债券的行为主体是经批准的具有发行债券资格和条件的公司和企业的自然人和单位，具体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企业；（5）数额、情节、后果要求不同，后罪要求行为人具有发行股票、债券 “数额巨大、造成后果严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

四、集资诈骗罪的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非法集资诈骗法律法规精选篇4

一、集资诈骗罪的立法沿革

集资诈骗罪是随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历史是不能割裂的，我们要分析集资诈骗罪的立法沿革，“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1]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适用法律。

我国1979年刑法典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指导下制订的，当时我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金融市场，金融体制方面的立法极为缺乏，有关金融方面的刑法规范亦不健全，金融领域中发生的诈骗案件寥若晨星，立法者未予以特别关注，即使存在个别的金融诈骗案件亦是以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的。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金融体系的建立，金融市场的逐步放开，各种金融诈骗案件随之层出不穷，显示出极大的欺骗性、贪婪性和危害性的特点。例如，1989年至1994年无锡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非法集资案，以邓斌为首的犯罪分子采取联营合同等欺骗方法，非法敛财达32亿元之巨。立法者意识到金融诈骗罪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若仍以普通诈骗罪处罚，则没有凸显打击金融诈骗犯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颇有捉襟见肘之窘迫。考虑到金融诈骗犯罪客体的双重性、手段的特殊性、影响的广泛性和后果的严重性，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立法者旨在惩治伪造货币和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非法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维护金融秩序，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2]使集资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犯罪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刑法典，吸收了《决定》的基本内容，并作了适当的修改。对于集资诈骗罪，刑法典以三个条款即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规定了对自然人和单位犯罪的处罚。与《决定》相比，刑法典对集资诈骗罪作了如下修改：将本罪由行为犯改为结果（数额）犯，构成犯罪须以“数额较大”为要件；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由《决定》中死刑适用的法定限定条件“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修改为“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单位犯罪中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而不再适用死刑。

综上所述，集资诈骗罪的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粗疏到细密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我国刑法典对集资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法日臻成熟和完善。

二、集资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犯罪构成是刑事法律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3]这个有机整体，是一个具有多层结构的复杂社会系统，包括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四个基本子系统。犯罪构成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即法定的犯罪构成，它是定罪量刑的法律准绳。[4]按照犯罪构成理论，集资诈骗罪具有以下构成特征：

1.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实践中，要正确厘清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明确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借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单位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依法建立的合法存在的单位。

单位犯集资诈骗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单位意志的支配下，以单位的名义，为了单位的利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达到数额较大以上的行为。实践中常见的是行为人仅以单位名义非法集资，所骗取的公私财物全部或大部分被行为人中饱私囊，即使用于单位也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对此应按个人犯罪处理。

2.犯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目的，间接故意和过失均不构成本罪。有学者认为集资诈骗等金融诈骗罪亦可由间接故意构成。[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行为人违反有关国家金融管理法规，明知自己实施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将会导致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危害后果，并且希望这种危害后果发生，其所持心理态度只能是直接故意。

行为人对自已实施骗术能否将他人财产骗取到手则并无把握，但对他人陷入错误认识，交付财产则持积极追求的态度。犯罪目的是指行为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实现某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犯罪行为的性质在危害结果发生前并不确定，危害结果的发生也不是行为人追求的结果，因此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6]犯罪目的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对于一般故意犯罪而言，犯罪目的是选择要件；但在某些特定犯罪中，犯罪目的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之一。集资诈骗罪属于目的型犯罪，具有专业化和智能化的特点，犯罪目的即是犯罪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主观要件之一。

3.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既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其中，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为主要客体，公私财产所有权为次要客体。集资诈骗罪侵犯的是包括经济秩序和财产权益的双重客体。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7]金融的重要性要求国家通过金融规范有效控制金融市场，形成有序的良性状态：金融市场运行的稳定性；金融结构的均衡性；融资行为的有规则状态。[8]集资诈骗行为违反有关金融法规，擅自吸收公众存款和一些单位的公款，使大量社会资金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外循环，干扰了正常的金融业务，影响国家正常资金积聚和货币回笼，限制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削弱银行吸收存款能力，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具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由于集资诈骗罪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集资款为目的，实施诈骗一旦成功，即会给被害人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2002年4月20日由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庭审的兰州徐继兰、徐继峰集资诈骗案中，主犯徐继兰自1998年11月至2000年11月，擅自以甘肃永盛商贸有限公司和海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名义非法进行“证券交易”，秘密设立模拟股票交易的上线机房，并以提供电脑、融资等优惠条件，诱骗150余名被害人的近千万元人民币在该公司进行所谓“股票交易”。徐继兰以收取手续费、融资利息及强行平仓等非法手段，非法占人民币704万余元，案发后虽追缴部分赃款赃物，但仍造成400余万元的损失。

4.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以上的行为。集资可以按主体的不同区分为国家集资、单位集资和个人集资，因国家组织实施的集资一般不存在非法情况，故非法集资仅限于单位和个人。合法集资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个人、团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通过向社会公众发行有价证券，或者利用融资租赁、联营、合资、企业集资等方式，在资金市场上筹集所需资金。例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为了设立或者生产、经营的需要发行股票或者债券。从当前资金市场的情况分析，从事集资活动的主要是企业。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企业集资行为须符合四个条件：（1）集资主体是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其他依法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2）集资目的是为了用于公司、企业的设立或者用于生产和经营，而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其他非经营性支出；（3）集资途径主要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或者融资租赁、联营、合资等方式，其中发行股票或者债券是主要的集资方式；（4）集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按照公司法及其他有关募集资金的法律法规，严格依据法定的条件、方式、程序、期限、对象等进行。合法集资对国家建设、企业经营、投资者利益都有积极的作用。

参照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996年《解释》），“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只有非法集资活动才能构成集资诈骗罪。非法集资罪中行为人须采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参照1996年《解释》，“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

实践中，行为人经常采取的方法有：虚构经营业绩，伪装企业经营有方，效益良好；先期斥巨资（一般也是诈骗所得）收买新闻媒介，为企业提高社会知名度吹捧，制造名企业效应，罩上炫目光环；向社会公益事业投入赞助，大肆宣扬，塑造“形象”；租借高档办公设施，精心装潢，大张旗鼓搞各类庆典，展示公司“实力雄厚”；不惜用“糖衣炮弹”贿赂地方官员，谎称得到有关政府领导和部门同意，借以狐假虎威，显示有来头、有靠山；编造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企业或者企业计划，伪造有关批件，骗取社会公众信任；打着兴办“高精尖”高科技企业或者集体企业的幌子，以优厚的红利为诱饵；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方法多样化，充分利用投资者趋利心切的暴富心理和部分公众缺乏投资知识、盲目投资的心理，诱之以高额回报率，消除投资者的疑虑，使之失去应有的风险意识，甘愿投以重金。

三、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刑法典规定集资诈骗罪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即犯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将非法聚集的资金据为己有的目的。所谓据为己有，既包括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于非法集资的个人控制之下，也包括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于本单位的控制之下。[9]从立法技术角度分析，刑法规定某些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特定目的，“是用以特别指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从而在某些场合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10]在经济领域中，当事人之间为实现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对有关融资借贷等权利义务发生的争议在表现形式上与集资诈骗罪有一定的相似性，区分的关键在于认定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之目的。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可以认定其构成集资诈骗罪；否则，因不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即使发生财产无法返还，亦不能认定集资诈骗罪，宜按民事法律解决该经济纠纷。

在某些场合，又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标志。例如，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关键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活动，外人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深入其内心予以了解。而行为人归案后供认不讳者寡，绝大多数百般抵赖，企图逃避法律制裁。但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可以通过外化的客观行为表现出来，可以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特征，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司法推定。推定是英美法系所运用的一种证据制度，可分为三种：不可反驳的法律推定、可反驳的法律推定和事实的推定。若根据对某一其他事实的证明而可以认定推定事实的存在，该推定就是事实的推定。因为事实的推定往往是能够证明被告人心理状态的唯一手段，因而在刑事司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1]

参照1996年《解释》的规定，实践中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集资诈骗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9月20日至22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并于2001年1月21日下发《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1]8号），研究讨论了刑法修订以来审理金融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有关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对包括集资诈骗罪在内的金融诈骗罪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作了明确的规定：（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对于其他欺诈行为可以认为是指未将集资款按约定用途使用，而是将集资款用于个人还债，或者将集资款暗中挪归他人，以他人名义秘密投资，并对外宣称经营失败、破产等假象，无法返还集资款。

马克思说：“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是不正当的。”犯罪手段与犯罪目的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互相制约，手段从属于目的，是达到目的的工具；目的又依赖于手段，通过手段予以实现。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手段进行非法集资，结合以上所述的具体行为表现，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当然，由于是从行为人的外在行为表现来判断主观心理，是一种事实推定，只达到一定的盖然性，因此，必须相应地考虑行为人的反证，充分听取其辩解。以行为人行为时的全部事实及以后的相关性事实为依据，从一般人的角度出发，进行综合判断，认为行为人行为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可以初步认定该目的存在。若行为人放弃对此进行辩解和反证，即应认定其具有该目的；若行为人提出相关辩解和反证，但从一般人的角度分析，不合乎情理，违反常规的，则亦应认定其具有该目的；若行为人所提的辩解和反证在一般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则其反证成立，不能认定其具有该目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做是采取了一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虽不利于行为人，但却是适当的。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综合所有的因素，不能只注重某一方面，而不顾及其他，避免以偏概全，做到不枉不纵。

四、数额的认定

刑法典明确规定，构成集资诈骗罪须达到“数额较大”。诈骗数额，是指按一定标准计算的财产的数目，也就是货币或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物品的数目。[12]诈骗数额不仅是定罪的重要标准，也是量刑的主要依据。行为人实施集资诈骗的行为，并且得到投资者的集资款，数额较大，则构成犯罪既遂。行为人未得到集资款，或者数额未达到较大，凡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的，系犯罪未遂；凡是由行为人自动中止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系犯罪中止。实践中涉及到几种数额，即行骗数额、受骗损失数额和实骗数额。笔者试略作分析如下：

1、行骗数额，是指诈骗犯罪中行为人主观上预计诈骗的财物数额，即诈骗犯罪所指向的公私财物数额。行骗数额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按此数额进行定罪量刑，一般不会重罪轻判而放纵犯罪分子，但完全可能出现轻罪重判，以致于责之过苛，导致罪刑不相适应。毕竟，行骗数额仅是行为人主观上期望要侵害的数额，实际中因各种原因一般不会完全得逞，实际侵害的数额往往小于行骗数额。并且，很多行为人在诈骗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的诈骗数额，主观上是越多越好。故此行骗数额仅应作为一个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倘以此为定罪标准，会出现数额不明无法认定的尴尬局面。

2、受骗损失数额，是指被害人因诈骗分子的诈骗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间接损失是可能增长的潜在价值，尚需要通过其他活动才能进一步实现，不易计算，因而不宜认定，但可以作为量刑时的情节予以考虑。被害人的直接损失是比较容易确定计算的，应予以全部认定。

3、实骗数额，是指诈骗犯罪中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骗取的财物数额。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之前，司法实践中参照1996年《解释》，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数额时，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对于行为人为实施金融诈骗活动而支付的中介费、手续费、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均应计入金融诈骗的犯罪数额。但应当将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扣除。

一般情况下，实骗数额与被害人被骗后实际交出的财物数额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情形中，被害人交出的财物在到达诈骗行为人手中之前，在途中因管理不善等原因而损耗，或者因其他非归责于被害人的原因而导致诈骗行为人实际骗到手中的财物数额小于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数额。在这种情形下，若仍以实骗数额作为定罪的标准数额，则对这部分损耗数额无人承担责任，被害人通过其他途径挽回经济损失又不可能，所以，这样处理有轻纵犯罪分子，使其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亦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犯罪数额作为犯罪客观方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必须能够说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应该看行为人的行为给社会和他人造成的损害，而不是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所获取的利益”，“考察重点应是被害人而非犯罪人”。[13]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以被害人的受骗直接损失数额为定罪的标准数额更为科学合理，既对实施诈骗的行为人不枉不纵，亦充分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利益。“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统一，就是我国刑法的目的。”[14]这样，才能达到刑法的目的，司法实践中亦较容易把握和确认。

“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及“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标准，立法并无明确规定。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集资诈骗罪的追诉标准是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单位集资诈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参照1996年《解释》的有关规定，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结合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其他严重情节”可以指下列情形：集资诈骗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引起社会动荡；造成被骗个人或者单位巨大的经济损失；致使被骗企业严重亏损；诈骗数额较大并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致使投资者死亡、精神失常；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等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可以指下列情形：集资诈骗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引起社会巨大动荡；造成被骗个人或者单位特别巨大的经济损失；致使被骗企业破产；诈骗数额巨大并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致使多名投资者死亡、精神失常；诈骗用于救灾、防汛、优抚、扶贫、救济款物、军用物资等，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等等。集资诈骗罪可以适用死刑，但应坚持谦抑原则，从严掌握死刑，不能滥用，必须达到“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法定条件。对于“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如何认定，尚无明确司法解释，实践中应认定为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损失即有形损失，还应当包括无法量化的损失，如破坏国家的金融形象，严重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阻碍了国家金融政策的执行等等。[15]

在集资诈骗罪中，还有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连环诈骗现象，对此类诈骗的数额认定应充分考虑诈骗分子既有“骗”的一面，又有“还”的一面，其通过拆东补西的循环诈骗手段，使自己总是非法占有一笔数额较大以上的财物。实践中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这样，既充分考虑诈骗分子既骗又还的情况，又考虑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情况，比较公平合理。连环诈骗的次数及总数额，反映了诈骗分子诈骗活动的规模及社会危害程度，在量刑时应作为重要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五、集资诈骗罪与其他罪名的区别

1、与诈骗罪的区别

根据刑法典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以上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犯罪分子通过欺骗行为使被害人上当，从而让被害人“自愿”将财物交给犯罪分子，犯罪分子在精心设置的骗局掩盖下无偿攫取被害人的财物。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主观上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均采取欺诈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据为己有。诈骗罪中行为人所采用的手段多种多样，主要方式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而集资诈骗罪采取高息利诱等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的手段，行为方式单一。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侵犯客体不同，前者为公私财产所有权，是单一客体；后者不仅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一次要客体，还包括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这一主要客体，是复杂客体。对于侵犯的对象，集资诈骗罪针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较多的是诈骗集资款，一般不诈骗实物；诈骗罪诈骗对象一般是特定人员的钱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诈骗罪是普通的诈骗犯罪，集资诈骗罪是特殊的诈骗犯罪。集资诈骗罪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集资诈骗是诈骗中的一种，具有诈骗犯罪的所有特征，但集资诈骗是以非法集资为手段，又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二者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在法律适用上，应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只适用特别法。

2、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的区别

根据刑法典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是指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欺诈骗发行股票、债券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管理制度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亦为复杂客体。二罪的区别关键在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与集资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不同。前者表现为欺诈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的行为，即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的行为，达到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其他严重情节，才构成犯罪。后者表现为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达到数额较大构成犯罪。

3、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

非法集资诈骗法律法规精选篇5

第二作者：胡莹，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2012级经济法研究生。

第三作者：孟显芳，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2011级刑法学研究生。

摘要：随着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商机促使人们对资金的需求空前增大，众多投资者为了募集到充足的资金往往不择手段，各种非法集资的犯罪行为时常见诸报端。集资诈骗罪不仅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侵害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对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手段日新月异，导致在理论界乃至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认定还存在着较大争议。因此，笔者认为，厘清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对于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主客观方面

前言

2012年伊始，在法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引起极大轰动的事件莫过于因犯集资诈骗罪而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判决的吴英案了。该案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仅是因为该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更多地是引发了人们对全国普遍存在的民间借贷所面临困境的一种唏嘘。此案刚好在社会各界人士对民营企业发展前途以及民间借贷是非功过广泛关注、民间借贷纠纷频发的背景之下，由此引出一个引起无数人争议的话题：吴英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以及应否被判处死刑？因此，在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对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也即从集资诈骗罪的三大法律要素：吴英在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在集资过程中是否使用了诈骗的方法；其非法集资与否，进行了激烈的论辩。因为这三个看似简单的要素，决定了吴英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吴英案不是我们印象中所熟知的具有浓重的集资诈骗罪特点的鸡飞蛋打、民怨沸腾型的案件。但其以结果来倒推吴英的主观故意，以数额特别巨大来证明其集资诈骗的一审判决书对吴英向多位受害人募集资金的过程与数额娓娓道来，却对吴英是否采用诈骗的方法向受害人募集资金描述甚少，甚至一笔带过。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死刑判决以及裁定，则在舆论界引起了一场狂风暴雨。广大网名黯然伤神，众多学者慷慨激昂。民众对吴英被判处重刑感到疑惑和焦虑：其并未涉及他人的人身安全，为何却被判处死刑？众多法学专家则对吴英应被判处何种罪名和刑罚争论不已：吴英的集资行为到底应被判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对其适用死刑是否合适？这也是笔者写本文的目的之所在：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到底为何？

第一章集资诈骗罪的主体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集资诈骗罪的主体是指负有刑事责任，并实施了集资诈骗行为的“人”。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与大多数犯罪行为一样，这里的“人”包括理所当然地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两种犯罪主体类型。

一、自然人犯本罪

本罪是一般的犯罪主体，不需要自然人具有某种特殊的主体身份或资格。根据《刑法》的规定，并不需要该自然人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保险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人员，或者是证券内幕交易人员等金融犯罪自然人特殊主体，只要其具有刑法规定的犯罪主体资格即可，也即只要该自然人年满十六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便可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倘若该自然人在实施集资诈骗行为，且该行为达到集资诈骗罪的量刑标准时未年满十六周岁，则不将其行为作为集资诈骗罪处理，如有成年的教唆或者指示其实施该行为的自然人，则由该教唆或者指使者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二、对单位犯本罪的理解

根据2001年最高院出台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相关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的且违法收入归单位所有的犯罪为单位犯罪。单位可以构成集资诈骗罪的主体，对于这一点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无争议。但对于某些问题，不少学者之间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一） 关于单位的内设部门和分支机构能否构成本罪主体的争议

根据上述《纪要》的规定，如果单位的内设部门或者分支机构以自身名义实施了集资诈骗的犯罪行为，同时该内设部分或分支机构将获得的相关犯罪所得占为所有，依照《纪要》的规定，则应将此种这样的内设部门或者分支机构的行为将会被认定为单位犯罪，不能由于相关主体没有可执行标的，即该内设部门和分支机构无相应的可执行财产，就将此犯罪行为认定为自然人犯罪，不按照单位犯罪进行界定办理。同时，根据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单位的内设部门和分支机构的设立应以从事合法的经营活动为宗旨。如果设立内设部门和分支机构的目的是个人为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在单位成立后，以实施犯罪活动为主要目的而设立内设部门和分支机构，则应将其认定为自然人犯罪。

（二） 关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否成为本罪主体的争议

取款存款时金融机构的合理业务，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一种，其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以及办理取款业务均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其在揽储的过程，最主要的手段便是给储户相应的利息。为了更好地吸引储户，提升业绩，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吸收存款时也存在一定的变相抬高利息的行为，但对此种违规操作行为一般予以行政处罚，而不能将其认定为实施了“诈骗手段”，以集资诈骗罪论处。

但是，假设现在金融机构，就定做银行，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然后进行了吸收存款的业务，甚至是通过相关不正当手段来吸收存款，在其后，相关银行却不按照国家及行业规定对储户还本付息，而是将存储款据为己有，则完全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对其以集资诈骗罪论处。虽然目前这种情况尚未发生，但却出现了一小部分股份制、合作制的证券公司以及典当行等金融机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欺诈的手段向社会募集资金，但却不按照约定向投资者还本付息，而是将所募集资金侵吞或者用于个人挥霍的现象。对于此种行为，应将其定性为集资诈骗罪严厉打击，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集资诈骗罪的客体

一、理论界对本罪所侵犯客体的争议

关于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目前在刑法学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集资诈骗罪侵犯客体是公众财产的所有权以及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①。第二种观点认为，本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证券市场秩序，而公私财产所有权是次要客体②。第三种观点认为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具有双重属性，也即具有金融犯罪与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集资诈骗罪侵犯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另一方面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③。即，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秩序以及公私财产所有权。

二、 本罪侵犯的客体

笔者认同上述第三种观点，也即集资诈骗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该复杂客体的内容为国家的金融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原因如下：

根据我国《刑法》的章节排列来看，集资诈骗罪属于第二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中的第五节“金融诈骗罪”这一犯罪类别中。而根据我国当前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本章节的犯罪客体主要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也即我国的金融秩序，所以，集资诈骗罪必然侵犯了国家金融秩序这一犯罪客体。同时，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广大公私财产据为己有，必然也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上述第一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所侵犯客体的顺序颠倒，没有分清“国家金融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两个客体之间的主次关系；第二种观点对本罪侵犯客体范围的界定内延过窄，仅将其限制为证券市场的秩序，而忽视了国家的整个金融秩序，所以笔者认为其不妥。

第三章集资诈骗罪的主观方面

一、故意

笔者认为，集资诈骗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且该“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及过失都不能构成本罪的主观方面。因为根据《刑法》条文的规定，要构成本罪，需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所谓犯罪目的则是指犯罪人主观上具有的，但通过其实施的客观犯罪行为来体现的一种犯罪心理状态，犯罪目的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根据刑法总则的一般规定，我们可以推论出集资诈骗罪的故意内容为“明知自己实施的诈骗行为（也即自己非法集资的行为）将会发生破坏国家金融秩序和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双重危害结果，并且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此处行为人对该结果所持的心理状态，不能包含“放任”该结果的发生，因为行为人之所以实施集资诈骗行为，其主观目的必定是积极追求非法占有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结果发生，且这种结果还将侵犯国家的金融秩序④。同理，该心理状态亦不能包含轻信能够避免该危害结果的发生和未能预见该结果的发生，也即行为人在主观方面不可能存在过失。

二、 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

要认定行为人构成集资诈骗罪，必须认定其在主观上除具有直接故意外，还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众所周知，在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把握属于犯罪构成的主管要素，要对其予以直接认定是及其困难的。在不能取得行为人如实供述的前提下，只能结合行为人所实施的客观行为予以认定。

根据2010年12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0《解释》）的相关规定，要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需从八个方面予以认定⑤。相比于1996年12月最高院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96《解释》）的四种情形⑥，10《解释》有了较为显著的进步和发展。首先，不再只考虑非法集资的数额，而将“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的比例”作为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要根据。其次，在行为人实施非法集资的行为后，若将所筹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不论其返还与否，都视为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最后，新增了96《解释》所没有的三种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这与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手段日新月异不无关系。

第四章集资诈骗罪的客观方面

集资诈骗罪在客观方面须具备三个要素，即非法集资、使用诈骗方法和数额较大。

一、行为人应具有“非法集资”的行为

之所以称之为“非法集资”，是因为行为人向公众募集资金的手段不合法。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为人向公众募集资金，首先应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经过了有权机关的批准，并依照所批准的范围向公众募集资金。违反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便应将其认定为非法集资。

在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非法集资的方式便是行为人向公众许以高额回报（主要以高额利息作诱饵），并在未经有权机关的批准的情形下，向公众募集资金。此处需清楚区分出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行为。根据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对民间借贷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包括利率本数）的部分，应依法予以保护，对于超出部分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但对于这不受法律保护部分的利息，应否认定为非法集资，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 何为“使用诈骗方法”

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⑦。

在实践中，行为人采用的诈骗方法主要包括：（1）虚构集资用途，即行为人主要通过虚构客观上不存在的企业或者该企业确实存在，但却违反法律法规，通过虚构项目，向投资人许诺高额的回报，诱使其投资。（2）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此处主要是指行为人伪造科研成果或者专利证书等文件，让投资人对其能力在真实性陷入错误认识，从而蒙蔽投资者对其投资。（3）以高额回报率做诱饵：在高额的回报率面前，投资者往往丧失对事物的判断力，从而达到行为人的犯罪目的。

三、 “数额较大”的界定

根据《刑法》的规定，集资诈骗罪属于数额犯，只有达到集资诈骗的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方能将其认定为非法集资罪。对于自然人犯本罪，其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为10万元以上，而单位则上升到50万元以上。

根据上述10《解释》的规定，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简而言之，便是行为人在案发时，尚不能归还的数额便是行为人的诈骗数额。（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本文由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Supported by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Fund Project by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基金编号：13ycjj59 。

参考文献：

[1]李永升：《金融犯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2]刘宪权：《金融犯罪案例研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陈兴良：《论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认定》，载《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第1辑。

[4]高铭暄：《新兴经济犯罪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5]刘建：《资本市场安全与刑法规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张智辉，刘远：《金融犯罪与金融刑法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注解：

①刘建：《资本市场安全与刑法规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②高铭暄主编：《新兴经济犯罪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847页。

③陈兴良：《论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认定》，载《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第1辑，第61页。

④在实践中，行为人实施集资诈骗的主要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所有权，而非侵犯国家金融秩序。只是其在实施“非法占有公私财产所有权”的非法集资行为过程中，主要侵害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这也符合前文所论述的集资诈骗罪侵犯了复杂客体，主要是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其次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

⑤这八种情形包括：（1）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2）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3）携带集资款逃匿的；（4）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7）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8）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非法集资诈骗法律法规精选篇6

摘 要：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犯罪活动作出了明确的解释，这为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集资诈骗案件时提供了指导意见。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主观方面认定仍存在较大争议，尤其是该罪要求行为人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但何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其应如何认定？实践中没有统一标准，理论界亦无统一学说。

关键词：集资诈骗罪；主观方面；非法占有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内容

根据我国《刑法》192条之规定，构成集资诈骗罪，行为人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何理解“非法占有目的”的内容，对本罪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对“非法占有目的”内容的理解，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非法占有目的”的内容为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所筹集资金的“占有权”的目的。其集资的目的，是为了“暂时占有”筹集资金，而非“永久占有”筹集资金的所有权。其理由是，《刑法》将集资诈骗罪规定在第三章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而非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中，由此可见，本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秩序，而不是财产的所有权。

第二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所筹集资金的所有权，也即“永久占有”筹集资金。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是合理的。从刑法条文对“金融诈骗罪”一节来理解，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八种金融诈骗犯罪有的条文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有的没要求，但由于其均为诈骗罪家族内的犯罪，其与诈骗罪属于法条竞合的关系，因此，包括集资诈骗罪在内的所有的金融诈骗犯罪在主观上均应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即非法占有所诈骗财物的“所有权”。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以特定犯罪目的为犯罪主观构成要件的犯罪，必须要证明行为人在实施该犯罪行为时具有该目的。由于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自身内心的一种心理活动，这是他人无法捉摸的。大多数人在集资诈骗归案后均百般抵赖，妄图逃脱法律的制裁。笔者认为，非法占有目的虽然是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心理活动，但其会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反映出来，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结合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认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26日做出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列出了四种行为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意图。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包括集资诈骗罪在内的金融诈骗罪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作了明确的规定。201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一次明确了“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述司法解释对于认定集资后携款逃跑、挥霍，或者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认定较为容易，而对于除此之外的如诈骗后无法返还的，以及明知自己无偿还能力仍然大量集资等问题就显得很复杂，这也是在实践中认定的主要难点。

笔者认为，在认定行为人在实施集资行为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简单依照行为人的口供，而应其客观行为或者客观事实，查明以下几个事实来加以证明。

1.应查明行为集资的目的

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并不会平白无故地集资，而会以一个项目为集资缘由，这样方能获得他人信任，使集资顺利进行。此种情形下，便需要对行为人的“项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查明。若行为人的项目确实真实、合法，由于其资金有限才向他人集资，则不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有的行为人只是为了非法集资而虚设项目和单位，并以此为幌子骗取他人信任而集资；或者行为人将筹集资金用于违背自然规律的虚幻项目①，则应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应查明行为人对筹集资金的处置情况

行为人在取得集资款项后，根据其对筹集资金的处置情况，也可以推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为对筹集资金的运用，直接反应了行为人对筹集资金的主观心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如果行为人将筹集资金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应用于真实、合法的经营项目，则应排除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反之，应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该司法解释中第四条第一款中“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与“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的表述存在一定的冲突。如行为人筹集了100万资金，其只将60万元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根据第四条第一款，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根据后者表述，则应对其剩余的40万元以集资诈骗罪论处。

3.应查明行为人不能归还筹集资金的真实原因

当行为人因不能归还筹集资金而案发时，不能简单地仅因其不能归还的数额较大而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将其以集资诈骗罪论处。任何生产经营活动均存在一定的风险，如行为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尽责勤勉，且其主观上具有回报意图，但由于其生产经营过程中失误、经营不善或者受到金融危机等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其血本无归而无法归还筹集资金，则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综上所述，要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仅凭行为人的口供或者审判人员的主观臆断，而应结合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加以推定。否则，可能导致纵容犯罪或者扩大打击面的情形。（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注解

① 此种情形下，行为人所实施的违背法律、科学、实施的虚幻项目，由于其违反法律规定，将受到法律制裁；或者违背自然规律，无法取得预期回报，根本无法增值，也就无法使他人的到回报，因此，应认定其具有不回报的非法意图。

参考文献：

非法集资诈骗法律法规精选篇7

集资诈骗罪属于典型的涉众型犯罪，涉及人数多、社会影响大，其间蕴含较大的不安定因素，若处理不当将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近一段时期，在央行银根紧缩的背景下，集资诈骗呈现出高发态势，对社会治安稳定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忽视。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集资诈骗罪，仍存有争议。本文将通过分析该罪的构成要件及类似行为的比较，进一步厘清集资诈骗罪的司法认定问题。

一、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刑法理论上对“非法占有”的含义有多种理解，主要有“非法占有说”、“排除权利人意思说”、“非法所有说”、“意图改变所有权说”、“非法获利说”等[1]在此笔者不一一阐述。笔者认为该罪“非法占有为目的”应理解为“将他人财物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以所有人自居予以保存、使用、收益和处分”。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和《刑法》规定的精神，明确了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七种具体情形：(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的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然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事实在现实生活中形式多样，远不止于此，我们在认定“非法占有”的主观心态时还可以从以下四点来考察：

第一，动机上,看发起集资活动时行为人是否基于资金需要，并具有真实的集资项目。在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集资活动中，行为人多是因对现有企业存在扩大生产和经营发展的现实需要，有真实的项目，而对公众发起集资的。

第二，资金的用途上，看所募集的资金是否用于行为人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集资的本质就在于聚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等营利性活动，通过资本自身的增值在一定期限内偿付出资者本金及利息或其他回报。如果集资方根本就没有把资金投入任何可以投资盈利的实业活动，甚至将集资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家庭消费和私人挥霍，则可以视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第三，回报率上，看所承诺的投资回报是否符合一般商业活动规律。超出银行存款利率的高回报是集资活动强大的吸引力之所在，它吸引资金向着利润最大化的方向流动。正因如此，行为人才能迅速筹集到大量资金。虽不能一概而论的认为所有高额回报的承诺都是非法集资，但回报率有极限，即要与行为人所从事投资的经济活动相符合，否则将违背商业规律,无法实现。

第四，行为上，看集资款到期后集资行为人是否有积极筹措资金并还本付息的表现。现实中，集资诈骗行为人往往不但没有积极运作资金进行正当营利活动的行为，反而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迟延办法，或者隐匿转移财产，或者干脆携款外逃。

终上所论，在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司法实践中，要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避免两种倾向：其一是单纯根据不能归还的结果判断“非法占有为目的”存在的客观归罪，其二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没有深入探究事实真相抓住行为的本质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能仅根据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借条”或“还款协议”等，就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的真实存在。

二、“使用诈骗方法”是否为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

依照刑法第192条对集资诈骗罪的表述，可以这样推论：即行为人所使用的方法行为在于采用了隐瞒真相或者虚构事实的诈骗方法，而其目的却落脚到了“非法集资”。实践中，大多数非法集资案件也均使用了欺诈方法，如虚假注册资本，虚构资金用途等。让人容易理解成此罪是打击“使用诈骗方法”的非法集资行为。笔者认为,除了刑法明确规定以诈骗手段为构成要件的罪名外，其余非法集资犯罪并不以“使用诈骗方法” 为前提。理由如下：

第一、在一些情形中，“使用诈骗方法”会使刑事证明陷入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按目前罪状表述，必须证明集资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的行为。但是实践中经常出现罪犯并未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情形，既未对其主体资格虚构，也未虚构集资款用途，而仅抛出高息诱饵，出资人也明知这一事实，此时，如何认定其刑法理论上的“诈骗方法”？因此，在特定情况下，在非法集资的手段限定为“使用诈骗方法”，会带来不必要的刑事证明困难，并为罪犯规避法律寻找辩护提供了借口，也不利于更好地惩治事后故意行为。

第二、有利于更好地惩治事后故意行为。集资诈骗与普通诈骗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一般诈骗是事前故意，即事先预谋、策划，以获得他人财物为唯一目的，得款后往往立即潜逃，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一目了然；而集资诈骗更多的是事中、事后故意，集资活动的开始限于规模和罪犯的谨慎性，往往无法判断其故意内容，随着集资金额的增加，罪犯对集资款才表现出挥霍、任意处分的行为，事后（中）故意性更明显。

第三、从司法解释的精神看，本罪是以保护集资款为直接目的，打击的是非法占有集资款的行为，将“集资款”作为本罪司法中需重点认定的内容。[2]

三、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的界限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法人相互之间以信用为基础调剂小额资金余缺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法律不仅不予禁止，甚至还规定允许借款人收取一定的利息。1992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同类利率的四倍（包括利息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判断是否属于民间借贷纠纷的关键在于：一看借贷目的。民间借贷的目的多是为了生活、生产经营暂时性资金短缺，而集资诈骗的目的是侵吞投资者的投资款。借贷行为人可能在借贷行为中有一些欺骗成分存在，但只要不具有非法占有所得款项的目的，就不构成犯罪。二看回报率的高低。一般情况下，集资诈骗行为人都会抛出高额回报以吸引众多人进行出资，其承诺的利息远高出银行同期存款利率。

四、集资诈骗与合法集资行为的界限

第一，集资行为人的目的，即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集资行为绝无合法可言。第二，行为人集资的方法，也即看行为人是否采用欺骗的方法，即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如虚构集资用途或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骗取他人的信任，取得资金等。第三，行为人的集资活动是否经过合法审批。合法集资是经国家有关管理部门批准的。第四，行为人履行集资承诺的能力和诚意。集资诈骗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承诺的诚意，通常在客观上没有实际的履行行为。第五，集资行为人违约后的态度。合法集资行为人违约

后一般不会故意逃避责任。

五、集资诈骗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

根据刑法第176 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其与集资诈骗罪具有较多的相似之处：犯罪主体都是一般主体；客观方面都是非法募集公众资金的行为；都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等。[3]两者的区分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犯罪目的不同。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主观上通过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认定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应该是从行为人的行为和结果中判断。集资诈骗罪的目的是“非法占有”，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目的。一般认为是为了获得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或者是出于抢占市场、将非法吸收来的存款高利转贷出去、进行证券投资等以谋取不法利润为目的，而没有非法占有公众存款的目的。所以两者的关键在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行为人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并无非法占有存款或公众资金的目的，但在将公众存款吸收到手后，产生了将该笔存款或资金非法占有目的的，应当如何处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应以侵占罪论处。也有观点认为，此时，行为人的行为己由原来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转化为集资诈骗，应以集资诈骗罪论处。这种以行为人后来的主观心理状态逆推其以前行为性质的观点违反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第二，犯罪客观方面不同。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有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集资诈骗的犯罪行为人必须使用诈骗的方法，即必须使用隐瞒真相、虚构事实、使人产生错误认识的方法，才能构成犯罪，使用诈骗方法是其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不具有吸收公众存款的资格的情形下，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二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有权批准的国家机关的批准，通过投资、集资入股，成立各种名目的基金会等形式或者名义，面向社会，吸收公众资金，从而达到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尽管规避了“吸收公众存款”形式，但同样是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具有同样的实质。因此，无论行为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只要实施其中行为之一的，即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须用诈骗方法，不以使用诈骗方法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之一，无论行为人是否对存款人掩盖其行为的非法性，都不影响该罪的成立。如若使用欺诈方式，仅仅是行为人为达到其犯罪目的而中间采取的环节性辅助行为，在行为人承诺归还存款本息上，绝对没有诈骗存款人，否则就不能以该罪论处，因而其欺诈性因素并不决定罪质。

第三，犯罪类型不同。集资诈骗罪是结果犯，本罪的既遂不仅要求非法集资这一行为，而且要求骗取集资款这一现实的物质性结果出现。集资诈骗罪必须以行为人非法集资的数额达到法定的“较大”标准为条件，否则，只能当作一般违法行为处理。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行为犯，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且达到一定程度即构成本罪。

[1] 马克昌：《论金融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人民检察》20__年第1期。

非法集资诈骗法律法规精选篇8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在现代社会，资金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不可缺少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而生产者、经营者自有资金极为有限，因此间社会筹集资金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金融活动。与此同时，一些名为集资、实为诈骗的犯罪行为也开始滋生、蔓延。这种集资诈骗行为采取欺骗手段蒙骗社会公众，不仅造成投资者的经济损失，同时更干扰了金融机构储蓄、贷款等业务的正常进行，破坏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广大投资者对集资活动的过份谨慎，甚至对金融机构进行集资也可能产生不信任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实施了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本罪行为人在客观方面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必须有非法集资的行为。所谓集资，是指自然人或者法人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募集资金或者集中资金的行为。依法进行的集资主要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个人、团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通过问社会、公众发行有价证券或者利用融资租赁、联营、合资、企业集资等方式在资金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为了设立或者生产、经营的需要。而发行股票和债券。从当前资金市场的情况看，从事集资活动的主要是企业。一般来说，企业的集资行为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集资的主体应当是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条件的公司或者其他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

   

    （2）公司、企业聚集资金的目的，是为了用于公司、企业的设立或者公司、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不得用于弥补公司、企业的亏损和其他非经营性开支。

    （3）公司、企业募集资金主要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或者融资租赁、联营、合资等方式进行，其中发行股票和债券是一种主要的集资方式。

    （4）公司、企业在资金市场上募集资金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就是说公司、企业在资金市场上募集资金的行为必须按照公司法及其他有关募集资金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按照法定的方式、程序、条件、期限、募集的对象等‘行，违反法律规定募集资金的行为是不允许的。

所谓非法集资，是指公司、企业、个人或其他组织未经批准。违反法律、法规，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向社会公众或者集体募集资金的行为，是构成本罪的行为实质所在。

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1）集资后携带集资款潜逃的；

    （2）未将集资款按约定用途使用，而是擅自挥霍、滥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4）向集资者允诺到期支付超过银行同期最高浮动利率50@0以上的高回报率的。

2、集资是通过使用诈骗方法实施的。所谓使用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谎言，捏造或者隐瞒事实真相，骗取他人的资金的行为。在实践中，犯罪分子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行为主要是利用公众缺乏投资知识、盲目进行投资的心理，钻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纷繁复杂、投资法制不健全的空子进行的。如有的行为人谎称其集资得到政府领导和有关主管部门同意，有时甚至伪造有关批件，以骗取社会公众信任；有的大肆登载虚假广告，引起社会公众投资盈利心理；有的打着举办集体企业或发展高科技的幌子，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优厚的红利为诱饵；有的虚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企业或企业计划。只要行为人采用了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的方法进行集资的，均属于使用欺骗方法非法集资行为。

3、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否则，不构成犯罪。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依本节第200条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主体。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上由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犯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将非法聚集的资金据为己有的目的。所谓据为己有，既包括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于非法集资的个人控制之下，也包括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于本单位的控制之下。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目的具体表现为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的所有权转归自己所有、或任意挥霍，或占有资金后携款潜逃等。

二、认定

（一）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

1、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无此目的，其行为属于一般的集资借贷。即使行为人为获得集资款而行意夸大了回报集资的条件，而且集资后因经营管理不善或市场因素变化等原因造成亏损而无力偿付集资本息并引起纠纷的，也只能按债务纠纷处理，而不能以犯罪论处。

2、集资诈骗的数额大小。如果数额不大的，不应认定构成犯罪。

（二）区分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集资诈骗罪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诈骗罪，因此它既有一般诈骗罪所具有的共性，也具有一般诈骗罪所不具有的特殊性。两者区别主要是：

1、犯罪的对象不同。本罪的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用以集资获利的资金，包括金钱与财物；但后罪即诈骗罪的对象则是特定的，即行为人是针对某一特定的人或单位去实施诈骗行为并获取其钱财。

2、客观行为的表现形式不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直接使被骗人交付财物的行为，被骗人交付财物既可以是为了投资营利，亦可以是购买某物或借给欺骗人；但本罪不仅要使用诈骗方法即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而且还是以聚集资金的名义进行的，被骗人交付钱财是认为所交付的资金是集资而营利，而没有其他意图。这样，本罪客观行为不仅要有诈骗的方法，而且还要有非法集资的行为，诈骗方法实施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他人用以集资的钱财，而不是他种用途的财物。当然，从诈骗行为的本质来讲，其应当包括诈骗他人集资的行为在内。这样就使得本罪行为为诈骗罪的行为所包容，形成两者之间的包容与被包容的法条竞合的关系，根据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没有特别规定的，应当依照特别法条定罪量刑。对于本罪与诈骗罪而言，本罪行为是被包容的法条属特别法条，因此，对以诈骗方法骗取集资的，应当以本罪定罪科刑。

（三）本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非法集资的形式，二者的主要区别有：

l、侵犯的对象不同。本罪的对象是他人用于集资获利所交付的集资款，既可以表现为资金，又可以表现为财物；后罪的对象则是公众的存款，它只能表现为金钱的形式，并且只能以存款人用于存款而获取一定利息的形式出现。

2、犯罪客观行为的表现方式不同。本罪是以诈骗的方法去非法聚集资金，表现为诈骗方法与非法集资两种行为的统一。诈骗行为属于方法行为，其是为非法集资这一目的行为服务的；后罪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以存款的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虽可采用欺骗的方法进行，但不是必备的条件之一。

3、犯罪的目的不同。本罪的目的是为了将所非法募集到的集资资金据为己有，即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目的是为了营利，其不具有占有的目的意图。如果出于占有的故意采取以存款的形式骗取他人存款的，则不构成其罪，而应构成本罪。为了营利，是指将所聚集的资金用于一些诸如生产投资、高利放贷等生产或服务的经营活动。4、侵犯的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双重客体，其既侵犯了国家有关集资的金融管理制度、而且亦会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可后罪侵犯的客体却是单一的，即为国家有关集资主要是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信贷管理制度。行为人出于营利之目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了经营，但由于经营不善或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了经营的亏损，即使无法给存款人还本付息，亦不能认定为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构成犯罪的，也只能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因此无法支付存款人的本息而造成存款人的经济损失，则作为一个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四）本罪与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的界限

本罪的诈骗方法亦可以通过欺诈或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等行为来实现，其关键区别在于目的不同。如果不是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出于作法牟取经济利润的目的，应以后者等定罪，如果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则应以本罪定罪科刑。

三、处罚

l、根据本条、第l99条规定、犯集资诈骗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l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犯集资诈骗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l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犯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非法集资诈骗法律法规精选篇9

关键词： 金融犯罪，诈骗罪，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银行业、证券保险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级 银行机构已由原来的“钱库”职能，逐步转化为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杠杆”。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各种金融、信贷、证券机构应运而生。过去主要的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整的职能，已逐步由金融机构来承担。然而在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加重，金融机构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器和稳定器的同时，围绕金融活动的各种经济犯罪也在不断增加。为了有效地打击和制止犯罪，保障社会主义金融秩序，保障《保险法》、《银行法》、《票据法》等法规的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7年3月14日审议通过的新刑法，增加了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本文就金融诈骗罪的有关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一、金融诈骗罪的概念及特征

我国的金融诈骗罪，是指在金融活动中违反金融法规，进行欺诈，严重破坏社会主义金融秩序、致使国家、社会或公民的利益遭受重大危害的行为。金融诈骗罪与其他刑事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的基本特征。（1）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切犯罪行为，之所以要被界定为犯罪，首先是因为严重的危害了社会。金融诈骗罪所危害的是国家的金融秩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担负着调整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使命，金融秩序如果遭到破坏，对我 国市场经济来说，无疑等于釜底抽薪。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会从根本上被动摇，进而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我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会付之东流。（2）刑事违法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必要前提，但并不是所有具备刑事文化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因为犯罪行为在严重的上社会危害性之外，还应当具备刑事违法性的特征。刑事违法性是指违反刑法规范，具体到金融诈骗罪，不仅严重违反了《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等金融法规，也直接触犯了刑法，是严重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统一。（3）应受刑事处罚性。犯罪与刑罚具有必然的联系，刑法法规对于犯罪的调整手段即刑事处罚。同对待其他刑事犯罪一样，刑事处罚将依法适用于金融诈骗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与法人。

金融诈骗罪除了具备一般刑事犯罪的基本的特征外，金融诈骗罪具有很强的第一行业特征。金融诈骗罪发生在金融活动中 ，几乎在金融行为的各个领域，如货币、证券、信贷、票据、保险等，都有金融诈骗罪的发生。第二欺诈性。各种金融诈骗罪尽管变化多端，表现各异，但其本质上都离不开一个“骗”字。第三复杂性。金融诈骗罪属于智力型犯罪。犯罪人除了利用金融方面的知识之外，还利用高技术、高科技作案。作案手段、方式较一般刑事犯罪更为复杂。

二、金融诈骗罪的构成

在犯罪构成要件方面，金融诈骗也和其他刑事犯罪一样，由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四个要件构成，四个要件缺一不可。

1、金融诈骗罪的主体。金容诈骗罪的主体较一般犯罪的主体要复杂些，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我国刑法中大部分金融诈骗罪都是有一般主体构成，例如贷款、集资诈骗罪等。任何自然人，只要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都可以构成这类犯罪。在金融诈骗罪的个罪中，只有保险诈骗罪的主体是由特殊主体构成，即必须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且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修订后的刑法在三个条文中规定了单位犯罪，它们分别是第192条，金融票据诈骗罪、第193条，集资诈骗罪，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

2、金融诈骗罪的客体。金融诈骗罪的客体大多是单一客体，如贷款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罪的客体，如集资诈骗罪，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了出资人的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制度。

3、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方面。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有直接故意，具有获取钱财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才构成犯罪，而过失不能成为金融诈骗罪的罪过形式，也就是说过失不可能构成犯罪。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后的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要有两个条文：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其他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没有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4、金融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诈骗数额较大的行为。金融诈骗罪的行为都是以作为方式上实施的，都是以“骗”为其实资内容的。“骗”是描述金融诈骗犯罪现象的结论，也是解释诈骗犯罪原因的起点。

三、金融诈骗罪的种类及其认定

金融诈骗罪是一类犯罪的总称。为了在司法实践中便于区分金融诈骗罪各罪之间的界线，正确地定罪量刑，更好地突出各罪的特征。据修订后的刑法中有关金融诈骗罪的规定，我国现行的金融诈骗罪可以分为以下七个罪：第192条，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使用诈骗罪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3条，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4条，金融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行为。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是指利用伪造、作废或冒用他人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的方法进行诈骗，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7条，证券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它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8条，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办法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

为了准确打击金融诈骗罪，在司法工作中做到不枉不纵，必须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金融诈骗罪概念是区分犯罪与非罪的总标准，而金融诈骗罪的构成特征是区分金融诈骗罪与其他刑事犯罪标准却是看是否符合金融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既侵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罪与非罪可以从以下几中情况说明：（1）从行为方式看罪与非罪。在金融诈骗罪中，特定的行为方法是其构成特征的必要条件。例如，集资诈骗罪必须是“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情节严重的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2）从行为主体看罪与非罪。有的金融诈骗罪是由特殊主体构成，非特定的人不能构成。例如，保险诈骗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必须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且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成为犯罪主体。（3）从行为人是否有特定目的看罪与非罪。金融诈骗罪都是以特定目的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如贷款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中都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不能构成金融诈骗罪。（4）从犯罪情节是否严重看罪与非罪。修订后的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了犯罪的定义，其中还规定了“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而在金融诈骗罪中，在认定情节是否严重，是否构成犯罪，明确规定“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才会处以刑罚。

各种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是相同的，都是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它门之间的界限主要表现在客观形式方面。行为是任何犯罪构成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行为方式、特点的差异也是各种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要不同点。例如，信用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的界限也主要是行为的方式不同。信用证是指开证银行应进口商的开证申请人的请求，开给受益人的一种在其具备了约定的条件以后，即可得到由开证银行或支付银行支付约定的金额的保证付款的凭证。信用卡是银行或者信用卡公司发给用户用于购买商品、取得服务或者提取现金的信用品凭证。利用信用证诈骗的危害性往往大一些。

金融诈骗罪与其他经济犯罪的界限主要是看侵犯的客体。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虽然都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且都采用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但前者侵犯的客体是投资者的公私财物所有权。例如，长城公司集资诈骗案中，虽然身沈太福也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骗钱，但他打出的旗子是集资，即以集资作幌子，行诈骗之实，其后果主要是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区别金融诈骗罪中的重罪预防轻罪的界限，有利于准确量刑。只有在定罪正确的基础上进而量刑适，才能使罪行相适应原则得到最终贯彻。金融诈骗罪的重罪、轻罪区别，主要反映在犯罪数额问题上，其次反映在犯罪情节方面。犯罪数额是区别金融诈骗罪中重罪与轻罪界限的主要依据。刑法中关于金融诈骗罪的条文对数额做了明确规定。例如，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条文规定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种标准，同时还规定了“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两种标准；不同标准处以不同的法定刑。

四、金融诈骗罪产生的原因

我国当前正处于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推通过政府经济体制正在逐渐为由市场进行资源基础配置的新经济体制所取代。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内金融市场一度出现了混乱和无序，金融违法、违规现象丛生，金融诈骗罪突出，严重地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秩序，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金融改革滞后，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市场缺乏公开性、规范性。（2）金融法制建设缓慢，金融市场无法可依的现象普遍。（3）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的金融诈骗罪防范能力薄弱。（4）惩治金融诈骗罪的刑事司法工作滞后，打击力度不够。

五、预防金融犯罪的对策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传动带，是市场经济的“造血机”，一旦犯罪活动渗入，危害十分严重。因此，必须重视金融诈骗罪的预防。

（一）宏观预防对策

1、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转换金融机构职能。我国一度出现的金融秩序混乱、金融市场失范、金融犯罪活动激增，其深层原因在于金融改革滞后，金融体制陈旧。因此，首先，积极转换人民银行职能，真正发挥其执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督的作用，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其次，加强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造，实现商业银行的灵活经营、规范运作；再次，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业的有序、公平竞争。

2、加快金融法制建设，依法规范金融市场。一方面要加强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宣传力度，提高各级执法机关的执法水平；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执法监督工作，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检查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加大对于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从而建立起强有力的法律规范，使金融市场活动法律化。

3、加强金融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金融意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之初所出现的紊乱和无序，金融犯罪的高发律，正是在人们模糊、脆弱，甚至错误的金融意识的诱导和推动下发生的。因此，加强金融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金融意识刻不容缓，积极正确地引导人们参与金融市场，以市场来教育人们促使人们形成健全的投资意识、风险意识和其他金融意识。

（二）微观预防对策

金融诈骗罪是有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宏观预防对策只能从总量上控制金融诈骗罪的增长率，而卓有成效的减少、杜绝金融诈骗罪必须同时加强微观预防。

1、建立金融机构的内部制约、防范机制。这种机制可以通过健全金融组织机构，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审计、监察、纪检、保卫等专门的内部监督职能部门；加强金融机构领导人员的防范意识；改革用人制度、严把进人关等途径形成。

2、识别犯罪手段，加强技术防范。针对金融诈骗中犯罪分子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智力方法，运用有关的技术防伪，技术监控、技术鉴定、技术查询识别手段和方法，在犯罪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及时阻止犯罪。

3、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金融市场监管是指金融监管职能部门、社会监督机构以及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对金融市场实施的监督和管理，其中金融职能部门监管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法律建设进程的加快，全民金融意识的提高，我国的金融诈骗罪在宏观总量上得到控制。金融市场的不段壮大，金融市场的日益激烈，使金融犯罪领域随之扩大，犯罪类型增加，犯罪手段翻新。因此，与金融诈骗罪作有效斗争，必须同时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相配合，在金融监管中预防犯罪、消灭犯罪。

（三）特殊预防对策

严厉打击、惩罚犯罪是遏制犯罪的极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在犯罪猖獗之时尤其如此。着种特殊预防措施是通过惩罚教育已犯者，警戒有犯罪倾向的未犯者，从而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

1、提高司法机关金融诈骗罪的侦察、起诉和审判能力。金融诈骗是一种新型犯罪，而且都是智力型和技术型的犯罪，许多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实施犯罪。侦察、起诉、审判机关必须相应提高对金融诈骗罪的侦察、起诉、审判能力，加强相关的业务培训，从而揭露犯罪、惩治犯罪。

2、建立金融招诈骗案举报制度。金融诈骗罪作案隐蔽、痕迹鲜少，司法机关不易察觉。建立举报制度，可以帮助司法机关获取线索，发现案源，捕获犯罪人，彻底惩治金融诈骗罪。

3、从严执法。金融诈骗罪危害巨大，唯有从严从重打击，才能威慑罪犯，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作用。为此，要坚决纠正侦察、起诉、审判工作中“以情代法”、“以权代法”“以罚代刑”等违法现象，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司法监督清除司法腐败，切实做到从严执法。起到震慑犯罪，减少犯罪，从而杜绝犯罪效果和目的。

参考书目：

1陈兴良主编的《中国刑法全书》（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非法集资诈骗法律法规精选篇10

[关键词]非法集资诈骗 概念 成因 治理办法

近年来，非法集资诈骗案件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上不断曝光，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涉及干家万户，给所在地政府及公检法司部门带来了极大地工作量，同时也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涉及金额之大、涉及受害者之多，都呈上升趋势。非法集资诈骗方面的经济犯罪已成为危害国家经济秩序、金融秩序的重灾区，它直接危害和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非法集资诈骗主要形式为：以地下集资、共同开发某项有高额回报的产业，扰乱金融秩序，使社会闲置资金流入非法集资，供集资人“使用”，然后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先以资金链为维系，让高额回报吸引更多地投人者，尔后，高额回报得益者广泛宣传，吸引更多地投资者，介绍着以“传销者”的身份再出现，从中汲取“回扣”，高额回报和高额回扣诱使更多地投入者参加；最后，资金链突然断掉，先期的高额投资回报者后期以“介绍者”身份出现获取高额回报和回扣者突然隐身，造成社会上众多热情投资者变成非法集资的受害人。大量的资金流人非法集资者手中，大肆挥霍，有的甚至流向国外，直接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造成了众多的群体上访治安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一、非法集资诈骗的概念

集资、非法集资、非法集资诈骗，本是一个不周延的概念。集资是中性的，只要集资是为公众事业，有正当管理、使用并不高于银行利率，且不违背国家金融政策，并无过错。而非法集资即为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的非法活动，应在打击严惩之列。非法集资诈骗涵盖了非法集资和诈骗两个内涵。前者是形式上的并带有欺骗性的集资，在集资之前隐藏了集资的真实意图。按一般的投资来测算，集资者支付给被集资者的利润即回报是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几倍甚至数十倍，打着种植某物、养殖某物有暴利的提示，使一些金融知识少且自己手中又有一部分闲资正无处投入增值的民众找到了一条“致富路”。实际上，当他们一人圈套，往往是血本无归。即非法集资在前，诈骗在后，前者与后者互为因果。非法集资诈骗有五种形态：一是隐秘；--是神秘化；三是一旦东窗事发，主谋者携款逃匿；四是家族同伙为核心层；五是培训“领头羊”，用“回报典型”引起注意，吸引不明真相的投资者，维持资金链。有学者认为，这种非法集资诈骗类型的经济犯罪，从一开始就以诈骗为目的，可归于涉众类经济犯罪。这种犯罪比一般性经济犯罪更有危害性，因为它大面积的引发了集体上访事件，给国家带来不安定的因素，损害了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和谐与幸福。

二、非法集资诈骗的成因、表现及问题

有学者认为，非法集资诈骗可划归为涉众型经济犯罪之范畴。因为一般它是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非法集资诈骗是发生在经济运行领域里经常出现的案例，此种经济犯罪一般发生在偏远和经济欠发达、信息相对闭塞的地区。因为民众知识偏低、信息不灵、政策不明，容易偏听偏信，一有亲友、同学、朋友的鼓动，很容易“随大流”，上非法集资诈骗者的当。于是，此种现象在乡村往往产生“引领”和“带动”效应，他们的致富“现身说法”极具鼓动性和感召力。

非法集资诈骗者之所以在前期容易成功得手，大致因为以上所述，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六点：一是轻信型；二是贪婪型；三是有“领头羊”；四是高回报示范；五是早期“投资人”的确得到高额回报；六是资金链到了一定时期一定断，且无可挽回，因为窟窿越来越大。

案例1：安徽省阜阳市的亿源公司。他们是以种植、深加工出口火龙果为诱饵的非法集资诈骗活动。首先是注册公司、宣传、请领导剪彩、让知名人士表述这个产品及其系列在国内外市场上是如何有“钱途”；继而有入当场疯狂入股，并有意作出控制人股的股金；过一段时期举行分红汇报会，让获得高额回报者“现身说法”，同时开新闻会，让媒体炒作。一时形成轰动效应，将火龙果炒的烫手。然后再出高招，从集资分红，到购买红龙果生产基地，多少万元为一单位订购一亩火龙果，这一亩火龙果今后的收入全为投入者所有。夸大种植面积、企业高科技含量、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虚构土地使用年限、虚构经营项目、隐瞒产品数量不足等，造成亿源总公司前景好、效益大、投资有保障等假象。自2003年2月至2007年4月，阜阳亿源共非法募集资金3.8亿多元，资金链断了之后，1.7亿元资金不知去向，众多受害者血本无归，欲哭无泪。

案例2：安徽省亳州市“兴邦”特大非法集资案。该案非法集资涉案金额38亿多元，波及27个省区市的+万多人。兴邦公司引种某品种仙人掌后，在没有具体产品生产项目的情况下，以投资仙人掌、房地产开发等为名义，支付高额业务提成，组织、鼓动各地专营店及业务员非法集资，以高利返还为诱饵。通过夸大产品功效、虚构资金用途、隐瞒亏损真相、编造经营业绩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诈骗集资款。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以下问题存在并需要界定与解决：一是遇到的问题认定困难，难以认定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类案件的定性涉及到刑法与民法、经济法、行政法之间的关系。由于现实中经常存在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具有操作性，故需要在实践中慢摸索。

二是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非法集资诈骗案件往往是一案多种行为交织在一起，给行为性质的评价带来困难。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集资诈骗往往容易混淆，二者都有故意非法募集资金的性质，但处罚差较大，集资诈骗罪大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定性不准，犯罪嫌疑人很容易逃脱集资诈骗罪的处罚，或者虽然受到了刑罚处罚，但犯罪嫌疑人仍能以轻刑换取巨额经济利益。

三是犯罪数额认定取证困难。非法集资诈骗罪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对犯罪数额的准确把握。涉案人员由于涉及人员多、资金项目繁杂，内部管理混乱。此类案件涉案人有成千上万，加之受害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损失数额，甚至部分受骗人员不主动报案、甚至不肯承认自己受骗，幻想犯罪嫌疑人能“出来”还钱，这些都给案件的处理带来很大的困难。

四是资产追缴和处置困难。非法集资诈骗案件为涉众型经济犯罪，在此类案件中，资金款项无法追回的主要情形包括：一是犯罪嫌疑人多以现金方式转移赃款，导致追缴赃款线索中断。二是金融机构与公安机关、工商管理部门基本数据资源不共享，出现大量以虚假身份证和虚假营业执照开立的存款账户，导致追缴赃款线索中断。三是按照现有的诉讼程序，对于大宗的库存货物，及犯罪嫌疑入兴建的厂房、工程项目等资产，公安、检察机关均无权查封，不能有效控制。另外，该类犯罪除造成投资群众巨额经济损失外，还通常遗留巨额债务，给赃款追缴带来更大的困难。例如，在安徽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先后在海南等地大量投资房地产建设，并拖欠

巨额工程项目费用。按照法律规定，因正常房产销售和工程建设所形成的债务，应当以查扣的资产优先清偿。这样无疑会造成用于投资群众损失清退的资产减少，引起受害群众的多次上访，甚至出现辱骂殴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过激行为。

三、非法集资诈骗的治理策略

非法集资诈骗涉众广、资金量大，易引发，故管理部门诸如公安等单位处理过程较为复杂，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应采取积极地联动措施，长期坚持“打防并举”的方针，教育公民，宣传金融政策，学法普法，告诫人们识非法集资诈骗者的面目，对“领头羊”、“诱人羊”进行打击。

第一，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法律法规，解决法律空白，正确认定罪与非罪。准确把握民间借贷、经济纠纷、民事违约等行为与刑事犯罪的罪限。正确区分此罪与彼罪，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罪，其区分往往集中在主观目的上。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案件的性质作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在司法解释出台前，各地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对非法集资诈骗犯罪相关罪名的犯罪数额、情节等定罪量刑标准的研究，确定具体标准，指导和规范办案。

第二，建立应急机制，稳准狠打击非法集资者，避免发生。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给人民群众的财产造巨大损失，容易引发闹访、群访事件，严重威胁社会和谐稳定。此类犯罪案件一旦引发，要快速反应，上报上级单位，依法妥善处置，按照“讲究政策、区分性质、教育疏导、依法办事、打击犯罪、积极稳妥”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挽回人民群众的经济损失。将接待群体上访转化为集中取证，快速平息事件。

第三，建立办案协作机制，发挥整体优势。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共同加强对非法集资诈骗犯罪的监管。金融机构对大额资金的流向及动态应随时掌握、及时监控，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相关的公安机关反映。工商部门对注册成立的公司应严格审查并经常关注其运营情况、资产状况和资金流向等情况。对虚假注册、违规经营的公司，在其尚处于初始阶段时，工商行政执法部门就应及时予以取缔。公安部门要建立多警种协同作战的打击经济犯罪组织网络，与刑侦、治安、技侦、网监等警种建立广泛的情报信息交联机制，构建大范围多层次的经济安全防范网络。一是要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密切与各地公安机关的协调配合，按照违法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共同追查嫌疑人，提高办案效率。二是要主动加强与基层派出所协作，充分发挥派出所“情况熟、信息灵”的优势，通过多种手段及时发现控制此类犯罪情况。三是要重视与刑侦、网监等部门的侦查优势，加强同类型案件的梳理串并和信息碰撞，形成打击合力。

第四，宣传国家的金融政策，提高公民的金融知识水平，宣传非法集资的害处，宣传国家、政府组织集资与个人集资的区与风险，宣传非法集资的后果与案例，用典型的非法集资诈骗案例，让集资者看到血淋淋的后果，从前者教训中清醒。政府除向民众宣传办理金融行业开办的投资业务外，也要给当地的闲散资金找一些合法的投资渠道，让民众的资金流向合法的渠道，让闲置的资金有安全的投资渠道，让民众从合法的投资中获得利益。

第五，加强预警宣传，充分发挥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作用，适时宣传打击非法集资诈骗犯罪的法律法规，通报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活动的新手段和新特点，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方向，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公众对非法集资诈骗的识能力，让非法集资诈骗者无立足之地。

四、结论

打击非法集资诈骗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从宣传政策人手，深入基层，教育民众，尤其是偏远落后的地区及此类案件的高发区，要经常巡回宣传国家的金融政策，用典型说法。同时，政府除向民众宣传办理金融行业开办的投资业务外，也要给当地的闲散资金找一些合法的投资渠道，以保障公民的利益，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Z]，明电[2007]34号

非法集资诈骗法律法规精选篇11

【内容提要】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必要要件，根据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易导致客观归罪，所以，认定行为人这一主观心态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关键词】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非法占用/司法推定

一、关于金融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的争论

目前，对此问题学术界和实务部门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刑法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应当以此为要件；没有明确规定的，无需也不应以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构成要件。其主要理由是：(1)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我国刑法第192条和第193条写明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在其他金融诈骗罪条文中未写明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不是立法的疏漏。相反立法者的本意是否定其他金融诈骗罪要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各该罪的构成要件。(2)虽然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但不能用普遍诈骗犯罪的主观特征来套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特征，我国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一章中，表明了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而不是财产所有权。(3)从司法实践角度看，不将主观目的限定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有利于打击金融诈骗活动维护国家的正常金融秩序的。（注：这几点理由可参见罗欣：《关于金融诈骗罪的两个问题》，《法律研究》2000年第9期；顾晓宁：《简析票据诈骗罪的主观要件》，《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第1期，第35页。）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不是所有金融诈骗罪主观方面的必备条件，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一般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但部分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不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件，这主要取决于刑法的具体规定。如从刑法第198条对保险诈骗罪的文字规定可推断出投保人骗取保险金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占用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无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要件，如刑法第195条第（三）款规定“骗取信用证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实践中无论是非法占有目的还是非法占用目的的信用证诈骗行为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主要理由是：(1)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与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并不完全等义。我国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包括骗取财物型诈骗和虚假陈述型欺诈两种情形。骗取财物型诈骗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虚假陈述型欺诈则不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2)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我国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侧重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如果要求所有金融诈骗罪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则对于占用型的金融诈骗行为就不能以犯罪论处，这不符合立法精神。（注：卢勤忠：《金融诈骗罪中的主观内容分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24～26页。）

第三种观点认为：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因此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理由是：(1)不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是目的犯。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派生出来的，既然是诈骗，行为人当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罪之所以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为了与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高利转贷罪划清界限，而其余金融诈骗罪对非法占有目的不作规定，是因为“不言自明”的，对这些犯罪，条文都使用了“诈骗活动”一词，表明了非法占有目的。(3)对于在法条上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罪，并非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这种欺诈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注：陈兴良：《论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认定》，《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第1辑，第62页；孙军工主编：《金融诈骗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2000年9月20日至22日召开）纪要也明确指出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应当看到，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不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这样在我国刑法典规定的多种金融诈骗罪中，就只有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以及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其犯罪成立的主观要件。这种观点受到大多数学者的否定。第二种观点从法条的具体规定入手想理清各个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但也是不易合立法原意的。第三种观点虽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看似与第一、第二种观点相对立，并且也成为代表学界和实务界主流的观点，但其认为法条所规定的各种客观欺诈行为本身就已表明了行为人具有该主观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不需去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可通过司法推定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行为人可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其实还是肯定了非法占有目的不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

我们认为，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使实施了刑法条文所规定的行为，也不能构成金融诈骗罪，这既是遵循立法原意的要求，也是对刑法进行科学、合理的文义、语法、体系解释所应得出的必然结论。笔者主张，在认定金融诈骗罪时，除了考察行为人客观上具有金融欺诈行为以外，还必须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即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

二、非法占有目的是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条件——刑法法理的分析

金融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这是由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所体现的内在关系所决定的，符合我国的刑法理论；同时这也是我们对刑法进行科学、合理的文义、语法、体系解释所应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刑法对金融诈骗罪主观方面的规定是立法功利主义的体现。

（一）非法占有目的作为金融诈骗罪的要件是由包容型法条竞合的特征所决定的

为了准确理解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的关系，有必要分析一下诈骗罪的立法方式。我国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一种诈骗罪，这与当时的诈骗行为方式的单一性，与立法者对诈骗行为的认识不足以及“宁粗勿细”的立法指导思想具有密切关系。随着诈骗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人们对诈骗行为方式认识的不断深入，现行刑法除了规定诈骗罪（刑法第266条，又有人将之称为普通诈骗罪）之外，还规定了合同诈骗罪（刑法第224条）以及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用专节规定了金融诈骗八种犯罪。这种立法方式可称之为“堵漏型立法”，即对于某种多发性且在行为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犯罪，立法者尽可能明确而详尽地列举其某种具体的犯罪构成，形成一个罪行系列，同时又规定该罪的一般犯罪构成，以涵盖那些已明确列举的具体犯罪构成之外的其他需要予以刑法规制的行为。由此分析，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和其他条文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并非平等并列的关系，诈骗罪与其他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两者具有包容关系。而决定这种包容关系存在的原因是“诈骗”这一因素，因为，无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无不具有“诈骗”这一内在因素或特征。包容型法条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为一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整体上包涵了另一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为其中外延小的法条所评价的犯罪行为，从逻辑上必然能够为另一外延大的法条所评价。（注：陈兴良：《法条竞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正是因为这一点，笔者认为，金融诈骗行为首先应符合普通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诈骗罪是一种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因此其主观本质特征就必然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金融诈骗罪作为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形式，必然兼具金融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既然金融犯罪具有财产犯罪的性质，其主观上就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可否认，金融诈骗行为具有易发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往往数额巨大，一旦得逞会给社会经济秩序构成较大破坏），刑法对其专节规定是因为刑法在保护正常的财产关系的同时侧重于保护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但是由于我们不能否认金融诈骗所具有的财产犯罪性质，因而也就不能否认金融诈骗罪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二）刑法对非法占有目的这一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条件未作规定是立法技术在刑法立法中的运用

刑法之所以对大部分金融诈骗罪在法条上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是立法的疏漏，而是立法技术在刑法制定中的运用，是立法功利主义的体现。法律是以其极少数的条文，网罗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应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们有无所适从之叹。（注：林纪东：《法学通论》，中国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1953年版，转引自张明楷：《保险诈骗罪的基本问题探究》，《法学》2001年第1期。）我们知道，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虽然在盗窃罪、诈骗罪的条文中未得到体现，但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认为，盗窃罪、诈骗罪的主观要件包括非法占有目的。（注：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659、664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00、906页；等等。）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就很难将盗窃罪和一般的盗用行为、诈骗罪和一般的欺诈行为相区别。对此，司法实务界均予以认可而并无异议。这说明，刑法虽然实质上要求某犯罪之构成须具备某种要件，但可能因为该要件众所周知，出于立法的简洁性而对之未进行规定，这种要素实际上就是刑法理论上所讲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因而，在一些刑法明确需要非法占有目的，又不至于出现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场合，刑法分则条文往往并不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但此时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亦如规定于条文中的构成要件要素一样对认定犯罪起决定作用。

既然非法占有目的是盗窃罪、诈骗罪以及金融诈骗罪的不成文构成要件，那么刑法为什么对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又明文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对于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来说，如果立法上不明文规定和限定非法占有目的，则仅从其行为方式来看往往难以将其与刑法中的其他类似行为的犯罪区分开来。集资诈骗罪，其特点是以非法集资的方式进行，可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176条）的行为方式也可用非法集资的方式进行。因此如果在集资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集资诈骗罪，如果虽然是非法集资，并在集资过程中采用了虚假的方法，但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则只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不能构成集资诈骗罪。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成为区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至于贷款诈骗罪，其行为特点是在贷款过程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贷款。但是在贷款过程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也符合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高利转贷罪（刑法第175条）的行为方式。在行为方式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贷款诈骗罪；如果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只具有转贷牟利目的，则构成高利转贷罪。因此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成为区分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的关键。其他六种金融诈骗罪在刑法中则不存在上述两种犯罪的行为方式相同但由于主观目的的差别而出现易混淆的情况。

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同于民法的非法占有，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应该理解为非法所有。有学者提出金融领域内采用欺诈手段的非法占用行为也可构成金融诈骗罪，我们认为这混淆了金融诈骗与金融欺诈的界限，所谓“占用型金融诈骗”在本质上应归属于金融欺诈行为。而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我们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财产所有权犯罪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在很多情况下直接决定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划分。我们这里在讨论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必须首先弄清楚这一概念的含义。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为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使财物脱离其合法所有人或者占有人的控制而由自己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心理状态。刑法教科书对非法占有目的的阐释是，“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注：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644页。）这种观点精确地概括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指出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在于获取公私财物，其内在的科学性受到学术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广泛认同。（注：马克昌教授也指出，“……将不法占有理解为不法所有，才是各种金融诈骗罪中‘以不法占有为目的’的真正含义”。参见马克昌：《金融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人民检察》2001年第1期，第6页。）

正因为如此，在理解非法占有目的时，我们应注意把刑法上的非法占有和民法上的非法占有加以区别。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中的“占有”与民法上作为所有权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是不能等同起来的，这里的非法占有和非法所有在实际理解上是相通的。因为财产犯罪的主观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但事实上没有一个诈骗犯仅仅满足于占有，现实中每个诈骗犯都企图使某些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完全地为己所有，任意支配。同时应将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与非法占用区别开来。占用并非占有。非法占有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全部权能，而非法占用只侵犯了财产使用权。在刑法上，占有他人财物与占用他人财物的行为性质是有区别的。例如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区分，就在于前者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而后者仅仅为了非法使用公款。

（二）占用型金融诈骗不能构成金融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提出占用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无需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要件。并指出刑法第195条第（三）款的规定“骗取信用证的”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且法律上不要求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本文的上一部分我们已就所有的金融诈骗罪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进行了说明。这里想进一步就信用证诈骗和信用证欺诈的问题作一分析。

在实践中，行为人为了顺利获取银行贷款，常采取相互勾结的方式，分别以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名义，由前者向银行开立根本无交易基础的空信用证，然后，再由后者持之向银行申请贷款，并在贷款到期之前设法予以偿还。这种行为，单从客观方面看，完全符合贷款诈骗罪的特征，但根据刑法第193条的规定，因行为人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无法以该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利用这贷款进行高利转贷的话，还可构成刑法第175条所规定的高利转贷罪，但如果行为人只是占用该贷款临时周转，则不能以犯罪论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信用证诈骗罪不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观点，该种情况可以信用证诈骗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种结论应该说是有违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前文笔者已经论及，从刑法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进行分别规定，可得出金融诈骗罪都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认为部分金融诈骗罪不需该目的，那么它所危害的仅仅是金融管理秩序，根本谈不上对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立法者完全可以把该类犯罪放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这一节，根本用不着专节规定金融诈骗罪。

我们认为，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关键。上述所谓的占用型金融诈骗行为在本质上应归属于金融欺诈的范畴。金融欺诈是民事欺诈的一种，方法可以是虚假陈述，以假乱真，也可以是消极沉默，不透露真情。虚假陈述型金融欺诈的行为除了少部分由于其所具有的严重已达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由刑法对其进行规制，如无非法占有目的的非法集资也就是占用型非法集资，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余大多数金融欺诈行为由于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只是利用欺诈的方法骗取资金，在一段时间内供自己使用，属于一种民事欺诈，所侵犯的主要是资金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仅可作为民事侵权行为处理。正如司法实践中，有些人利用伪造、变造、作废的金融票据作抵押，骗取银行的贷款，供自己使用或进行其他牟利活动，在获利后再归还银行的贷款，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用”资金，而不是为了“非法占有”资金，因此我们不能对其以票据诈骗罪进行定罪处罚，而应该按一般金融违法行为处理。

四、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上文对于非法占有目的必须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说明。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上的心理活动，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证明呢？我们认为在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一）对司法推定的认识

有学者在肯定金融诈骗罪主观上都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下，提出在金融诈骗罪中，如果刑法条文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则其客观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这种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因而无需推定（证明）。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其实是变相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是除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以外的六个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上文我们已经分析过，行为人通过诈骗方法非法获取资金，可以区分为非法占有和非法占用，如果行为人获利后马上归还资金，则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实施了刑法未明文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诈骗罪中所规定的客观行为，而且造成较大数额资金不能归还的，我们仍然不能据此就认定行为人这客观行为已表明了行为人主观上必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而构成金融诈骗罪。例如，利用骗取的信用证进行融资的行为，行为人骗取资金的目的是为了从事某种经营活动，待获利后还钱，这是以欺骗的方法，暂时获得资金的使用权。其中无非法占有目的，也是可以得到证明的，比如，已定还款计划，正在筹措资金准备还款等。如果按照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客观行为就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这很可能会导致客观归罪。我们认为，在认定诈骗罪非法占有这一主观目的上，无论刑法上对该目的进行规定还是未对之进行规定的标准都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如何认定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呢？应该说，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是一种主观上的心理活动，但它并非是脱离客观外在活动而存在的。对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早在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就有提及。《解释》指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在“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在肯定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列举了认定金融诈骗罪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几种情形。随后最高院刑一庭一负责同志在对该座谈会所作的综述中提出，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中的主观目的是有所不同的。金融诈骗犯罪客观表现上有别于普通诈骗罪，主要表现为将资金的非法处置和滥用。主观目的既可以是实际占有，也可以是骗用或者获取其他不法经济利益。因此，对具有特定情形的行为，应当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概括了以下11种情形可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以支付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的方式非法获取资金，并由此造成大部分资金不能返还的；(2)将资金大部分用于弥补亏空、归还债务的；(3)没有经营、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4)将资金大量用于挥霍、行贿、赠与的；(5)将资金用于高风险营利活动造成亏损的；(6)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7)携资金潜逃的；(8)抽逃、转移、隐匿资金，有条件归还而拒不归还的；(9)隐匿、销毁财务帐目或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10)为继续骗取资金，将资金用于亏损或不营利的生产经营项目的；(11)其他非法占有资金的行为。（注：高憬宏：《审理金融犯罪案件的若干问题——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综述》，《法律适用》2000年第11期。）很多学者也提出，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应该通过客观行为推定其主观目的。在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中，刑法条文明确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因而这种非法占有目的就需要专门加以证明，而这种证明的重要方法就是通过客观事实加以推定。（注：陈兴良：《论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认定》，《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有论者在其专著列举了八种情形的贷款诈骗行为可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注：鲜铁可：《金融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上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国研究还并不是很深入的司法推定问题。

上述司法解释、会议纪要或学者提出的从一些“无法返还”、“拒不返还”的事实来推定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一种由果溯因的反推思维模式。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推定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在非法占有目的这个“因”与未返还这个“果”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如果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必然导致未返还的结果；但仅根据没返还的事实并不一定得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亦即非法占有目的只是未返还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因为未返还完全有可能是非法占有目的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也就是没有排除其他可能。在没有排除其他可能而根据一些客观事实尤其是未返还的事实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势必会陷入客观归罪的泥潭。行为人将骗取来的资金从事高风险营利活动没有造成亏损就是一种非法占用资金的行为，如果造成亏损就推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难道不是一种依结果定罪的典型表现形式吗？

我们认为，在根据客观行为推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唯一的情况下，运用司法推定是可行的。也即根据司法推定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但是在以上所列举的情形中，由于不能排除民事金融欺诈的存在，强调司法推定的运用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这最终导致与他们所坚持的所有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何况司法推定对法官法律素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在我国当今的司法人员素质总体上还不高、理论界对司法推定研究也是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强调司法推定的运用会使法官们在审理金融诈骗案件时只注意那些教条化的客观事实，而忽视了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考察和判断，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总之，笔者认为，上述主张以客观行为必然推出非法占有目的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否认了非法占有目的是部分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二）主客观相统一——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模式

非法集资诈骗法律法规精选篇12

[关 键 词]金融诈骗，非法占有目的，利用处分说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中金融诈骗犯罪是指从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至二百条规定的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等八个罪名。自刑法修订以来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争论十分激烈，争议焦点集中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以及对“非法占有目的”内涵的理解等两个问题。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尽管法律条文中只有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其他金融诈骗犯罪没有此种目的的规定，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主张金融诈骗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犯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的看法，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且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可。[1]

而后一个问题，由于学者对“非法占有”理解上仍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司法实践在证明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问题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比如，行为人用欺骗手段获取金融机构资金后任意支配使用，其目的是非法占用还是非法所有；刑法中“非法占有”是否包括非法占用的行为方式，往往成为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由于受到传统诈骗犯罪构成模式――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备“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特征的影响，致使法院在审理金融诈骗犯罪时面对控辩双方对法律的理解分歧巨大、对抗空前激烈的情况下，无法及时、准确判决，以致有些明显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重大案件却因行为人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不齐备（或被认为不齐备），司法机关只能以不构成犯罪、不符合起诉条件处理或宣告其无罪，放纵了犯罪分子。因而，分析我国当前金融诈骗犯罪的现实情况，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界定我国金融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观点论争及缘起

（一）观点的论争

在我国，关于“非法占有”的内涵众说纷纭，主要有“排除权利说”、“利用处分说”、“非法控制说”以及“非法获利说”等，其中对刑事司法影响较大的是“排除权利说”和“利用处分说”。

1、排除权利说（或称非法所有说）。该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者行使所有权的内容，由行为人自己作为财物所有者而行动的意思。台湾学者赵琛认为：“意图不法所有，指欲不法领得其物，排除他人对物之监督权，而行使其所有权内容之意思而言，换言之，行为人之主观上有于法律上取得所有权之故意。”[2]在大陆，刑法教科书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解释为“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3]这也是在我国刑法学界占据主流的观点。

2、利用处分说。该说认为借鉴民法上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的划分，刑法上的所谓非法占有就是指上述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具体而言，就是按照财物经济的用法利用、处分的意思。持该说的论者认为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既可以是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也可以是通过非法控制以骗用、获取其他不法利益。

（二）争议的缘起

原因之一：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罪关系之争

一般认为，刑法中的金融诈骗犯罪是由普通诈骗犯罪派生而来的，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各有不同的主张。

持普通诈骗犯罪与金融诈骗犯罪包容关系的论者认为，随着诈骗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人们对诈骗行为方式的认识也日趋深入，在97年刑法修订时，除将1979年刑法中诈骗罪（在新修订的刑法中，为与其他诈骗犯罪区别，学界称之为普通诈骗犯罪）继续保留之外，还在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用专门一节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8个罪名以及以及在第24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这种立法方式可称之为成为“堵截型立法”，即对于某种多发性且在行为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犯罪，立法者尽可能明确而详尽地列举其某种具体的犯罪构成，以涵盖那些已明确列举的具体犯罪构成以外的其他需要予以刑法规制的行为。由此分析，该论者主张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犯罪与其他条文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犯罪之间并非平等并列的关系，而是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两者具有明显的包容关系。由于在刑法理论中，包容型法条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为一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整体上包含了另一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为其中外延小的法条所评价的犯罪行为，从逻辑上必然能够为另一外延大的法条所评价。基于此，该论者认为金融犯罪作为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别犯罪，必然兼具金融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4]

但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主张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并列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立法者之所以将金融诈骗犯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并非仅仅因为其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所致，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金融诈骗犯罪而要保护的客体与普通诈骗犯罪的差异，金融诈骗犯罪保护的客体主要是国家金融运行秩序的安全。在亲眼目睹东南亚金融风暴对东南亚各国经济的沉重打击后，世界各国普遍强化了本国在金融领域的安全措施，在经济上将刑法上的防御战线往前推移的已成为大势所趋，而我国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修订刑法的，因此，金融诈骗犯罪侵犯的客体自然不能为普通诈骗之构成拘束之。意图将金融资金据为己有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固然可以构成犯罪，那些只想从骗得的金融资金中获取利益的行为人虽不具有明显的非法所有目的，但因其行为的欺骗性目的的占用性，也应构成金融诈骗犯罪。

原因之二：“占有”的内涵之争

在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财产犯罪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直接决定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划分。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上，传统观点认为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中的“占有”与民法上作为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是不能等同起来的，民法意义上的“占有”仅仅是指对物的直接控制，而刑法意义上的所谓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使财物脱离其合法所有人或者持有人的控制而由自己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主观目的。简言之，就是行为人意图获得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但也有学者提出，基于法制统一原则，刑法中的“占有”应与民法中的“占有”为同一概念，其外延也应当相同。他们并以我国刑法规定予以论证，指出刑法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中第三项规定了“骗取信用证”的行为，在实践中行为人主观意图无论是“非法所有”还是“非法占用”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5]

笔者认为，以上争论不仅反映出学界对金融诈骗犯罪理解的差异（如对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究竟是包容关系还是并列关系以及金融诈骗犯罪侧重保护的是金融管理秩序还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困惑），而且也折射出主张传统诈骗犯罪构成模式的思维与主张金融欺诈行为犯罪化观点的冲突。

三、司法实践的做法

近年来，面对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的金融诈骗案件因为认识上的分歧不能定罪或随意定罪的现象屡屡发生。由于拘泥于对“非法占有目的”传统意义上的理解，要求诉讼中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其结果无非只能是以行为人的行为推定其主观目的，抑或罪与非罪取决于行为人“运气”的好坏，导致判定犯罪失去了客观标准。[6]为此，最高审判机关尝试采用司法推定方法，通过列举若干行为表现方式以此推定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早在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就有提及，将行为人具有下列行为的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致使集资款违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2000年9月长沙会议形成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肯定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础上，列举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几种情形，据此，实务部门的专家将其细化为以下十一种：（1）以支付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的方式非法获取资金，并由此造成大部分资金不能返还的；（2）将资金大部分用于弥补亏空，归还债务的；（3）将至今大量用于挥霍、行贿、赠与的；（5）将资金用于高风险营利活动造成亏损的；（6）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7）携带资金潜逃的；（8）抽逃、转移、隐匿资金，有条件归还而拒不归还的；（9）隐匿、销毁财务帐目或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10）为继续骗取资金，将资金用于亏损或不盈利的生产项目的；（11）其他非法占有资金的行为。

学界对上述规定评价褒贬兼有。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应当说，这些情形对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是非常关键的，其认定的标准是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但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又不能不怀疑其公正性，抛开司法存在的种种腐败现象，仅就我国当今司法人员素质的整体不高，学界对此类犯罪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纪要’极可能导致法官们在审理金融诈骗案件时只注意那些教条化的客观事实，而忽视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考察和判断。”[7]我们认为，学界的担忧是客观、实事求是的，它向司法部门提出了关于如何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难题的思考；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分析“纪要”的内容，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从上述规定中看出行为人主观上意图获得财物所有权的情形有之，行为人欲非法占用财物以获得财产上的利益的情形亦有之。比如，“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人就不一定具有“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物所有权”的主观目的，如走私犯为大规模走私向银行骗贷，其走私成功后，即将贷款悉数归还，其并不想将银行资金据为己有，而只是非法的控制、使用。按照这种分析，上述十一种情形中，至少第（1）、（2）、（5）、（6）、（10）、（11）的规定金融诈骗犯罪行为表现中包含了行为人非法占用的主观目的。

四、解决的思路

我们认为，要解决金融诈骗犯罪主观目的内涵的争议，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延展思维向度：

一是以传统的诈骗犯罪构成模式即目的犯模式来套用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无法满足保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

传统的诈骗犯罪构成模式主要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其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维护市场交易以外的财产的安全，而并非以整个社会市场交易安全为保护对象。而金融诈骗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却与此不同，它以保护国家金融秩序交易安全为己任。如果我们可以将法律对权利主体市场交易外个人所有的财产安全的保护，看作是法律对“静态”财产权利的保护的话；那么市场主体的交易安全的保护，就可以看作是法律对“动态”财产权利的保护。由此，我们认为刑法中的普通诈骗犯罪承担着保护权利人“静态”财产权利的任务，而金融诈骗犯罪则主要起着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的功能。对此，从现时域外立法的情况来看，也反映出这一特征，以贷款诈骗罪为例，英美法系国家对贷款诈骗罪的处罚并不限于不法所有的情形，实际上行为人既可以是具有不法所有的意图，也可以是骗取财产上的利益。在英国，刑法理论认为，当用欺诈手段获得一笔贷款时，贷款诈骗罪即已成立，因为在这笔交易中，所贷出的钱的所有权已经转移到借款人的手中，尽管借款人以后可能偿还这笔贷款，但犯罪已经成立。[8]无独有偶，大陆法系国家通说也认为，当行为人是骗取财产三的利益时，不要求主观上具有不法所有的意图，仍然成立诈骗犯罪。[9]

因而，我们认为随着我国金融活动的日益频繁，对社会的影响日渐重要，与此相适应，法律不再仅仅是从侵权法角度关注交易结果的公平性，而应当更加注重从法律行为制度上亦即交易过程上来保证交易的安全。在此指导下，刑法理论理应突破原有传统观念的束缚，考虑刑法在经济方面的防御战线往前推进，以有效遏制愈演愈烈的金融诈骗犯罪。

二是金融诈骗犯罪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不能认为普通诈骗之犯罪构成“放之四海而皆准”。

关于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之间的关系而言，存在包容关系论和并列关系论之争（上文已有阐述）。我们认为就立法先后而言，刑法中的金融诈骗犯罪是由普通诈骗犯罪派生而来，其基本特征自然应与普通诈骗犯罪相似；但来源于普通诈骗犯罪并非意味着与其完全等同，事实上，立法者之所以将金融诈骗犯罪从普通诈骗犯罪中分离出来，是因为其侵犯的客体、行为方式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具体来说，行为人意图将金融资金据为己有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固然可以构成犯罪，只想从骗得的金融资金中获取利益的行为人虽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因其行为的欺骗性目的的占用性，也应构成金融诈骗犯罪。[10]

我们认为金融诈骗犯罪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的涵义应当采纳“利用处分说”，理由在于：

第一，行为人以非法获得公私财产所有权为目的的金融诈骗行为符合金融诈骗犯罪构成，同样的，不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金融欺诈行为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金融诈骗犯罪中极少有行为人赤裸裸地将金融资金直接据为己有，多数是通过所谓的违规融资、资金周转等借口为之。如果固执坚持必须证明行为具有非法所有的主观目的，其后果无非有二：要么某些明显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重大案件因行为人行为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不齐备（或认为不齐备）而放纵犯罪者；要么在司法实践中作出与理论主张相悖的判例。[11] 为此，已经有学者指出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中主观目的是有所不同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客观表现也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主要表现为将资金非法处置和滥用。主观目的既可以是实际占有，也可以是骗用或者获取不法利益。[12]

第二，是适应有效应对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金融诈骗犯罪是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新型犯罪类型，自1995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金融犯罪案件上升的幅度远远高于其他经济犯罪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上升的幅度，成为重大案件唯一只增不减、有起无落的犯罪类型。[13]尤其是在加入WTO以后，我国将逐步开放银行、证券、外汇等市场，面临新旧体制的转轨，这些领域往往因为制度不够健全、操作不够规范、从业人员素质不能及时适应新金融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受到金融诈骗犯罪的侵害，为此，更需要刑法的体系为保护金融资产安全编织起一张严密的法网。在金融诈骗犯罪构成要件中采纳“非法占有说”，不仅有利于预防、打击金融诈骗犯罪，而且还有利于及时挽回经济损失，维护国家金融领域的安全。

第三，当前经济全球化早已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领域内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和重要，而作为我国防范金融诈骗犯罪的法律规范也不可能固步自封，而应当密切注意其他国家的立法情况。近年来，为了适应对经济犯罪作出积极反映，提升刑法在抗制经济犯罪效能的需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金融诈骗犯罪立法规定中，不仅将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行为作为犯罪予以打击，而且对包括不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欺诈行为也列为犯罪予以制裁。对此，我国刑事立法应当跟踪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新的发展趋势，完善立法、加强司法，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安全，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注释：

[1] 2000年9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座谈会明确指出，金融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2] 马克昌：“论金融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人民检察》2001年第1期。

[3] 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4页。

[4] 参见刘宪权、卢勤忠：《金融犯罪理论专题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537页。

[5] 徐新励、沈丙友：“金融诈骗犯罪主观目的的诉讼证明困境与出路论”，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10卷。

[6] 比如司法实践中，有的行为人采用金融诈欺手段骗取金融机构资金，进行风险经营，若经营成功后将资金返还的，则一般认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不构成犯罪；若经营失败不能返还的，则一般以金融诈骗犯罪处理。这种“唯后果论”的做法不仅使得犯罪判定失去了客观标准，而且也不利于保障金融安全。

[7] 吴亿萍：“论金融诈骗罪的特点及法律完善”，载《河北法学》第20卷第5期

[8] [英]特纳：《肯尼刑法原理》，王国庆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92～393页。

[9]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1999年版，第637页。

[10] 同[5].

[11] 宣东：“牟其中案的法理分析”，载《法制日报》，2000年8月27日。

非法集资诈骗法律法规精选篇13

[关键词]金融诈骗 非法占有目的 利用处分说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中金融诈骗犯罪是指从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至二百条规定的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等八个罪名。自刑法修订以来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争论十分激烈，争议焦点集中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以及对“非法占有目的”内涵的理解等两个问题。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尽管法律条文中只有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其他金融诈骗犯罪没有此种目的的规定，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主张金融诈骗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犯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的看法，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且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可。[1]而后一个问题，由于学者对“非法占有”理解上仍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司法实践在证明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问题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比如，行为人用欺骗手段获取金融机构资金后任意支配使用，其目的是非法占用还是非法所有；刑法中“非法占有”是否包括非法占用的行为方式，往往成为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由于受到传统诈骗犯罪构成模式??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备“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特征的影响，致使法院在审理金融诈骗犯罪时面对控辩双方对法律的理解分歧巨大、对抗空前激烈的情况下，无法及时、准确判决，以致有些明显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重大案件却因行为人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不齐备（或被认为不齐备），司法机关只能以不构成犯罪、不符合条件处理或宣告其无罪，放纵了犯罪分子。因而，分析我国当前金融诈骗犯罪的现实情况，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界定我国金融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观点论争及缘起

（一）观点的论争

在我国，关于“非法占有”的内涵众说纷纭，主要有“排除权利说”、“利用处分说”、“非法控制说”以及“非法获利说”等，其中对刑事司法影响较大的是“排除权利说”和“利用处分说”。

1、排除权利说（或称非法所有说）。该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者行使所有权的内容，由行为人自己作为财物所有者而行动的意思。台湾学者赵琛认为：“意图不法所有，指欲不法领得其物，排除他人对物之监督权，而行使其所有权内容之意思而言，换言之，行为人之主观上有于法律上取得所有权之故意。”[2]在大陆，刑法教科书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解释为“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3]这也是在我国刑法学界占据主流的观点。

2、利用处分说。该说认为借鉴民法上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的划分，刑法上的所谓非法占有就是指上述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具体而言，就是按照财物经济的用法利用、处分的意思。持该说的论者认为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既可以是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也可以是通过非法控制以骗用、获取其他不法利益。

（二）争议的缘起

原因之一：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罪关系之争

一般认为，刑法中的金融诈骗犯罪是由普通诈骗犯罪派生而来的，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各有不同的主张。

持普通诈骗犯罪与金融诈骗犯罪包容关系的论者认为，随着诈骗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人们对诈骗行为方式的认识也日趋深入，在97年刑法修订时，除将1979年刑法中诈骗罪（在新修订的刑法中，为与其他诈骗犯罪区别，学界称之为普通诈骗犯罪）继续保留之外，还在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用专门一节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8个罪名以及以及在第24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这种立法方式可称之为成为“堵截型立法”，即对于某种多发性且在行为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犯罪，立法者尽可能明确而详尽地列举其某种具体的犯罪构成，以涵盖那些已明确列举的具体犯罪构成以外的其他需要予以刑法规制的行为。由此分析，该论者主张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犯罪与其他条文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犯罪之间并非平等并列的关系，而是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两者具有明显的包容关系。由于在刑法理论中，包容型法条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为一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整体上包含了另一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为其中外延小的法条所评价的犯罪行为，从逻辑上必然能够为另一外延大的法条所评价。基于此，该论者认为金融犯罪作为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别犯罪，必然兼具金融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4]

但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主张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并列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立法者之所以将金融诈骗犯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并非仅仅因为其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所致，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金融诈骗犯罪而要保护的客体与普通诈骗犯罪的差异，金融诈骗犯罪保护的客体主要是国家金融运行秩序的安全。在亲眼目睹东南亚金融风暴对东南亚各国经济的沉重打击后，世界各国普遍强化了本国在金融领域的安全措施，在经济上将刑法上的防御战线往前推移的已成为大势所趋，而我国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修订刑法的，因此，金融诈骗犯罪侵犯的客体自然不能为普通诈骗之构成拘束之。意图将金融资金据为己有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固然可以构成犯罪，那些只想从骗得的金融资金中获取利益的行为人虽不具有明显的非法所有目的，但因其行为的欺骗性目的的占用性，也应构成金融诈骗犯罪。

原因之二：“占有”的内涵之争

在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财产犯罪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直接决定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划分。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上，传统观点认为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中的“占有”与民法上作为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是不能等同起来的，民法意义上的“占有”仅仅是指对物的直接控制，而刑法意义上的所谓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使财物脱离其合法所有人或者持有人的控制而由自己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主观目的。简言之，就是行为人意图获得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但也有学者提出，基于法制统一原则，刑法中的“占有”应与民法中的“占有”为同一概念，其外延也应当相同。他们并以我国刑法规定予以论证，指出刑法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中第三项规定了“骗取信用证”的行为，在实践中行为人主观意图无论是“非法所有”还是“非法占用”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5]

笔者认为，以上争论不仅反映出学界对金融诈骗犯罪理解的差异（如对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究竟是包容关系还是并列关系以及金融诈骗犯罪侧重保护的是金融管理秩序还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困惑），而且也折射出主张传统诈骗犯罪构成模式的思维与主张金融欺诈行为犯罪化观点的冲突。

三、司法实践的做法

近年来，面对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的金融诈骗案件因为认识上的分歧不能定罪或随意定罪的现象屡屡发生。由于拘泥于对“非法占有目的”传统意义上的理解，要求诉讼中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其结果无非只能是以行为人的行为推定其主观目的，抑或罪与非罪取决于行为人“运气”的好坏，导致判定犯罪失去了客观标准。[6]为此，最高审判机关尝试采用司法推定方法，通过列举若干行为表现方式以此推定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早在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就有提及，将行为人具有下列行为的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致使集资款违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2000年9月长沙会议形成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肯定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础上，列举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几种情形，据此，实务部门的专家将其细化为以下十一种：（1）以支付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的方式非法获取资金，并由此造成大部分资金不能返还的；（2）将资金大部分用于弥补亏空，归还债务的；（3）将至今大量用于挥霍、行贿、赠与的；（5）将资金用于高风险营利活动造成亏损的；（6）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7）携带资金潜逃的；（8）抽逃、转移、隐匿资金，有条件归还而拒不归还的；（9）隐匿、销毁财务帐目或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10）为继续骗取资金，将资金用于亏损或不盈利的生产项目的；（11）其他非法占有资金的行为。

学界对上述规定评价褒贬兼有。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应当说，这些情形对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是非常关键的，其认定的标准是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但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又不能不怀疑其公正性，抛开司法存在的种种腐败现象，仅就我国当今司法人员素质的整体不高，学界对此类犯罪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纪要’极可能导致法官们在审理金融诈骗案件时只注意那些教条化的客观事实，而忽视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考察和判断。”[7]我们认为，学界的担忧是客观、实事求是的，它向司法部门提出了关于如何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难题的思考；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分析“纪要”的内容，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从上述规定中看出行为人主观上意图获得财物所有权的情形有之，行为人欲非法占用财物以获得财产上的利益的情形亦有之。比如，“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人就不一定具有“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物所有权”的主观目的，如走私犯为大规模走私向银行骗贷，其走私成功后，即将贷款悉数归还，其并不想将银行资金据为己有，而只是非法的控制、使用。按照这种分析，上述十一种情形中，至少第（1）、（2）、（5）、（6）、（10）、（11）的规定金融诈骗犯罪行为表现中包含了行为人非法占用的主观目的。

四、解决的思路

我们认为，要解决金融诈骗犯罪主观目的内涵的争议，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延展思维向度：

一是以传统的诈骗犯罪构成模式即目的犯模式来套用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无法满足保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

传统的诈骗犯罪构成模式主要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其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维护市场交易以外的财产的安全，而并非以整个社会市场交易安全为保护对象。而金融诈骗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却与此不同，它以保护国家金融秩序交易安全为己任。如果我们可以将法律对权利主体市场交易外个人所有的财产安全的保护，看作是法律对“静态”财产权利的保护的话；那么市场主体的交易安全的保护，就可以看作是法律对“动态”财产权利的保护。由此，我们认为刑法中的普通诈骗犯罪承担着保护权利人“静态”财产权利的任务，而金融诈骗犯罪则主要起着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的功能。对此，从现时域外立法的情况来看，也反映出这一特征，以贷款诈骗罪为例，英美法系国家对贷款诈骗罪的处罚并不限于不法所有的情形，实际上行为人既可以是具有不法所有的意图，也可以是骗取财产上的利益。在英国，刑法理论认为，当用欺诈手段获得一笔贷款时，贷款诈骗罪即已成立，因为在这笔交易中，所贷出的钱的所有权已经转移到借款人的手中，尽管借款人以后可能偿还这笔贷款，但犯罪已经成立。[8]无独有偶，大陆法系国家通说也认为，当行为人是骗取财产三的利益时，不要求主观上具有不法所有的意图，仍然成立诈骗犯罪。[9]

因而，我们认为随着我国金融活动的日益频繁，对社会的影响日渐重要，与此相适应，法律不再仅仅是从侵权法角度关注交易结果的公平性，而应当更加注重从法律行为制度上亦即交易过程上来保证交易的安全。在此指导下，刑法理论理应突破原有传统观念的束缚，考虑刑法在经济方面的防御战线往前推进，以有效遏制愈演愈烈的金融诈骗犯罪。

二是金融诈骗犯罪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不能认为普通诈骗之犯罪构成“放之四海而皆准”。

关于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之间的关系而言，存在包容关系论和并列关系论之争（上文已有阐述）。我们认为就立法先后而言，刑法中的金融诈骗犯罪是由普通诈骗犯罪派生而来，其基本特征自然应与普通诈骗犯罪相似；但来源于普通诈骗犯罪并非意味着与其完全等同，事实上，立法者之所以将金融诈骗犯罪从普通诈骗犯罪中分离出来，是因为其侵犯的客体、行为方式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具体来说，行为人意图将金融资金据为己有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固然可以构成犯罪，只想从骗得的金融资金中获取利益的行为人虽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因其行为的欺骗性目的的占用性，也应构成金融诈骗犯罪。[10]

我们认为金融诈骗犯罪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的涵义应当采纳“利用处分说”，理由在于：第一，行为人以非法获得公私财产所有权为目的的金融诈骗行为符合金融诈骗犯罪构成，同样的，不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金融欺诈行为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金融诈骗犯罪中极少有行为人裸地将金融资金直接据为己有，多数是通过所谓的违规融资、资金周转等借口为之。如果固执坚持必须证明行为具有非法所有的主观目的，其后果无非有二：要么某些明显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重大案件因行为人行为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不齐备（或认为不齐备）而放纵犯罪者；要么在司法实践中作出与理论主张相悖的判例。[11] 为此，已经有学者指出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中主观目的是有所不同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客观表现也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主要表现为将资金非法处置和滥用。主观目的既可以是实际占有，也可以是骗用或者获取不法利益。[12]第二，是适应有效应对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金融诈骗犯罪是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新型犯罪类型，自1995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金融犯罪案件上升的幅度远远高于其他经济犯罪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上升的幅度，成为重大案件唯一只增不减、有起无落的犯罪类型。[13]尤其是在加入WTO以后，我国将逐步开放银行、证券、外汇等市场，面临新旧体制的转轨，这些领域往往因为制度不够健全、操作不够规范、从业人员素质不能及时适应新金融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受到金融诈骗犯罪的侵害，为此，更需要刑法的体系为保护金融资产安全编织起一张严密的法网。在金融诈骗犯罪构成要件中采纳“非法占有说”，不仅有利于预防、打击金融诈骗犯罪，而且还有利于及时挽回经济损失，维护国家金融领域的安全。第三，当前经济全球化早已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领域内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和重要，而作为我国防范金融诈骗犯罪的法律规范也不可能固步自封，而应当密切注意其他国家的立法情况。近年来，为了适应对经济犯罪作出积极反映，提升刑法在抗制经济犯罪效能的需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金融诈骗犯罪立法规定中，不仅将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行为作为犯罪予以打击，而且对包括不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欺诈行为也列为犯罪予以制裁。对此，我国刑事立法应当跟踪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新的发展趋势，完善立法、加强司法，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安全，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10] 同[5]。

[11] 宣东：“牟其中案的法理分析”，载《法制日报》，2000年8月27日。

非法集资诈骗法律法规精选篇14

一、案情

涂某自2000年开始，至2006年因，输光积蓄并有透支信用卡、贷款等，自2008年4月至2009年10月间以搞工程投标，需要保证金为借口，并许以高额利息，出具借条的方法，在漳州市芗城区朱某某、郑某某家里多次共骗取朱某某、郑某某、林某某、黄某某等4人现金人民币916.2万元，用于、支付利息及上夜总会挥霍，尔后，于2009年10月9日手机关机，潜逃外地 。至2014年5月13日至漳州市公安局芗城分局投案。

二、分歧意见

对于本案的定性，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涂某以搞工程投标，需要保证金为子，并许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吸收多人存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应当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涂某是为了骗取更多的资金，以搞工程投标，需要保证金为子，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行诈骗，而被害人之所以出借现金，也是出于投资蠃利的目的，两者相互相成，从而完成了非法集资的过程，其行为应当构成集资诈骗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涂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并许以高息，出具借条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未向社会公开的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构成集资诈骗罪。其构成要件是：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2、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3、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构成本罪的主体。4、主观方面由直接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目的。即犯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将非法聚集的资金据为己有的目的。

据上分析，集资诈骗与一般诈骗虽均有“诈骗”行为，司法实践中也常常出现界定模糊的情形，但是细致分析，不难发现，客体和客观方面是区分二罪的关键所在。

本案被害人朱某某、郑某某、林某某、黄某某陈述无法证明犯罪嫌疑人涂某是在社会上公开募集资金的，因此现有证据仅能够证明涂某采取的是诈骗熟人的作案方式，即直接找被害人本人，以搞工程投标，需要保证金为借口，并许以高额利息，出具借条的方法，从朱某某、郑某某、林某某、黄某某那骗取916.2万元人民币，予以非法占有，犯罪嫌疑人涂某在诈骗时，不是以非法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为手段，犯罪嫌疑人涂某明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非法集资”行为的界定，不具有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因此，该案应以诈骗罪定罪为妥。

综上，涂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作者通讯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检察院，福建 漳州 363000）（上接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