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通货膨胀；经济运行；劳动力成本

在通胀已成为经济运行主要矛盾的阶段，如果不做客观的量化分析，而是从一些表面现象出发，一味夸大通胀预期，有可能会对通胀推波助澜。这不仅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甚至会对冲宏观调控的积极效果。因此，有必要通过科学的量化分析，找出通胀的主要因素，找准政策着力点，降伏通胀“怪兽”。在当前影响通胀的诸因素中，劳动力价格上涨、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物价的影响被显著夸大了；而超发货币作为通胀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其影响也在逐步减弱；短期和结构性的食品价格上涨依然是当前通胀的主因。

一、工资涨15%物价会上升1.94%

实证观察表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物价上涨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比如：2003年至2009年我国职工工资年均增长高达14.8%，可是不同年份CPI涨跌互现，甚至在2009年东部沿海出现“用工荒”时，经济还处于通缩状态。

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在传导到最终消费品物价之前，要过“四道关”：

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价格传导系数”的过滤。农业劳动力成本对粮食价格的传导系数为41%，对蔬菜的传导系数为40%，对肉类的传导系数为10%，对食品的综合传导系数为27%；制造业工人工资对工业品价格的传导系数不超过10%；服务业工资对服务业价格的传导系数为21%—根据CPI的构成权重计算的工资成本综合传导系数不足20%。假定中国平均工资每年上涨15%，则对物价的推动最多为2.98%。其次，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缓解一部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考虑实际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每年15%的工资上涨对中国物价总水平的影响降低到2%左右。经过上述之后，假定我国劳动力价格平均上升15%，其传导到CPI总水平的影响为0.89%-2.98%，影响中值只有1.94%。当前阶段，不宜过分夸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

二、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低于预期

很多人都在谈论，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传导到中国的物价总水平上。可是为什么石油从十几美元上涨到140美元的时候，塑料等下游日用化工品价格没有同步上涨？在铁矿石价格上涨n倍之后，为什么汽车不但不涨价，反而价格下跌？铜价上涨n倍以后，为什么空调价格却保持稳定？

其原因与劳动力成本“四层过滤模型”一样：首先是进口依存度和原材料成本占比降低了成本价格传导系数；其次是新技术的采用、资本贡献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降低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再次是企业的利润弹性消化掉部分成本上涨；最后是流通环节的利润弹性过滤。

与劳动力的四层过滤不同的是，输入原材料的成本压力不是在一个企业消化，而是分摊到整个产业链消化。假定某产业纵向有10个产业链，在原材料价格上涨30%的冲击下，每个产业链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3%，或者每个产业链上的企业利润有3%的弹性挤压空间，就可以消化掉全部的原材料成本上涨压力。因此，同样幅度的价格上涨，输入原材料价格对物价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劳动力价格的影响。我们的测算表明，输入原材料价格平均上涨15%，对中国CPI的影响只有0.3%，远远低于市场预期。

三、超发货币究竟有多少进入实体经济

从货币供给结构来看，除了传统的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发放信贷之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外资流入、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的膨胀都成为货币创造的新方式。就如同30多年前哈耶克曾经说过的：“如今货币创造已经不是央行的专利，它就像人类社会的语言、道德、法律一样，可以自发的出现。”因此，传统的M2余额已经不能反映货币供给的全貌，急需被“社会融资总额”或“广义货币供给余额”替代。当然，变化更大的是货币需求结构。传统的实体经济交易性需求只是货币需求的一部分，新增的资产市场、资本市场的投资性和投机性货币需求越来越多，央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沉淀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我们的研究表明，经过四层吸收后，2010年中国实体经济的交易性货币只有34.8万亿元，单位GDP货币量虽然有明显增加，但增加幅度远远小于市场的预期。考虑到过剩货币首先要吸收过剩产能，然后才会表现为物价上涨，四层吸收后的单位GDP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要滞后两年时间。所以，除了央行和商业银行要管好“笼中虎”之外，适当引导资金流向对于当前以及未来的通胀管理也十分重要。比如，如果实体经济的资金适当流向股市，就有利于阶段性化解通胀压力。

四、控制食品价格是关键

统计数据表明，最近一个时期通胀的主因依然是食品价格上涨。在前期CPI涨幅高点11月份，食品价格贡献了3/4的物价涨幅，而同期的“民生核心CPI”则只有1.5%左右。 与2007年的“猪肉通胀”不同，2010年四季度以来的这一轮食品通胀，主要是“蔬菜通胀”，猪肉和粮价依然相对平稳。

篇2

关键词：物价波动；蝴蝶效应；劳动力转移；劳动者

在当今我国社会，人们谈得比较多的、最直观的话题恐怕莫过于相对的不可控的物价突发性的大幅波动。针对此问题，我国各级相关部门也做了大量的抑制物价波峰波谷式的短期互变工作，实施了许多措施。

马克思讲过，商品的价值在于凝结在其内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价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需与求关系的变动下，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可见，物价的变化，直观的来自于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变关系。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文化碰撞产生的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上述关系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此变化表现在物价短期不可调控性的大幅波动。据分析，其原因的显性基础本文认为是劳动力的转移。

一、劳动力大转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综合国力取得的了瞩目的成就。但是，其所附带的一些负面问题也随即而来，如：城乡差距的扩大、金字塔型的贫富结构等。因此，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缩小沿海地区与内陆的过大差距，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兴修了许多基础设施。如，通信、交通等。这些设施的成功运转为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积极的物质条件。但是，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农村传统思想与发达地区前卫潮流的碰撞。该碰撞，在本文看来正是限制劳动力回流的最大因素。

（一）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过程及其大致影响

从生物学上来讲，大自然中的生物都有趋利避害、选择更适合自我生存环境的非条件反射功能。作为生物的一员，人类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这个高级生物的选择，除了按照自然本能外，还基于本能、根据后天所习得之条件反射功能在进行情感纠葛、思维意向等复杂方面的综合后而做的选择。

第一，新兴资本的涌入。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许多外商纷纷到华投资建厂，看中的正是廉价的、大量的劳动力以及广大的消费者。外商的进入，对于本地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是，它带来了新的管理模式，生产设备；挑战的是，一些陈旧的工厂在它的影响下破产或被其收购。而对于打工者来说，良好的生活环境，现代化的工厂，可观的工资收入则是他们更愿意选择进入的直接原因。

第二，工作的地缘化。工作地缘化指的是，具有共同生活方式、血缘关系、心理认同和文化相近的人聚在一起工作。他们在吸收当地文化后的背景下，相对稳当的定居于当地的一种工作、生活模式。也即是所谓的“城中村”。在七八十年代，一个很流行的词叫“下海”，之后才叫打工。虽然二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在二三十年前，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对于山区的劳动者来说，出去工作似乎困难重重。不过，随着通信业的普遍化，交通设施的继续完善以及电脑网络的普及，出去打工早已不是什么难事。懂点电脑的人在网上找到工作信息，联系好后，约几个友人结伴便可出行。而最直接的外出务工方式则是先前在外的亲朋好友通过电话直接叫人过去。这就避免了欺诈、虚假信息等恶劣情况的发生。同时，这也正是“城中村”形成的前提、基础。在浙江等沿海发达省市，许多制造城内部的员工，以地域、籍贯等为纽带，相互结成“左邻右舍”出租于某一地点，形成了片状的小聚居。此聚居不仅住的是年轻的务工者，而且大人和小孩也都居于其中。说得形象一点，就是等同于他们把老家搬到了此处。或者可以说，此处“变成”了该地的“新农村”。只不过，他们没有土地而已。据调查，在几年前的金融风暴影响下，某沿海省份的劳动力供过于求，一些外出的务工者有返乡的计划，而另一些则是打算转移到其他发达省市。然而，大部分的务工者仍选择留在当地。因为，他们的“家、家人”在这儿。

第三，过大的城乡差异。城乡差异因素是工作的地缘化的发展。以前，一个人在外久了，总有落叶归根的情结，甚至不想离开家乡，因为感情在这儿。这是由于万水千山的阻隔造成的离别伤感。如今，条条大路通北京。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信早已淡化了远离的孤寂、凄凉。因此，在同等时间的花费、劳动力的消耗下，比起在老家，选择外出务工不但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且还可以学到许多新鲜的知识。同时，还能把自己的父母接过去一起生活。这就是工作的地缘化的大致结构；“城中村”的原型。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核心原因正是城乡的过大差异。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追求高物质水平的生活，但大部分实是如此。所以，此现象不难理解。这在谈到第二点的最后时就讲到了一些务工人员之所以不愿离开当地的原因正是“家、家人在这儿。”不过，这个不愿离开的前提则是无明显差别的“城乡”。关于城乡差异话题，大家已不陌生。国家也早已出台了许多政策来缩小过大的城乡差异，以改善、提高农村的生产、生活水准，挽回、再次吸引这些外出的劳动力“回家”。

第四，综合的性价比。综合的性价比可以说是前面三点的深化。其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物质的性价比；另一则是情感的性价比。物质的性价比主要体现在收支的比例上，这点不难把握。然而，对情感的性价比做规律性的探索则有推论上的困难。因为这涉及到独特的个人性格、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变向的价值观等非理性因素。而对这些因素进行非理性的规定，来自于其相对的不稳定。不过，从现实意义上来讲，对于他们而言，物质的性价比在综合的性价比的比重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这就是劳动力流动的最直接因素。

二、劳动力转移所引发的“蝴蝶效应”

作为混沌学范畴中的专有名词，蝴蝶效应在其流传的时间之中也相应的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虽说如此，其基本意义仍没有发生改变。它与马克思学说中的量变到质变以及万物普遍联系论有莫大联系。

（一）商品类的物价波动

商品类的物价波动表示的并非是所有商品的价格在可预见期内发生的大的变动。而是强调在特定环境中的某类商品在可预见性的价格估计中发生逆向式的价格变化。当然，这种变化用不可预见性来表示更贴切。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供需关系的比例变化直接作用着商品价格的走向。然而，由于受到市场滞后性的影响，商品生产者不能高效的预测市场上消费者对多数商品及其种类的选择以及厂商对商品研究、发展方向与对商品生产的数量的初步估计。于是，便引发了供需关系的局部失衡，导致了同类商品在不同时段、地域中的非微波式的价格变动。这种变动不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完全决定的。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许多知名的超大型企业都在发生着破产的申请保护、连年的巨额亏损以及被外资收购或入股的尴尬局面。这点，我想他们在若干年前是始料未及的。对于企业而言，谁能在技术上引领潮流；在商品数量上大范围铺货市场；在价格上更亲民则占据市场，赢得先发制人的绝对胜利。不过，对于价格变化微妙的农副产品而言，据调查所示，产品除了考虑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以及人工投入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外，还主要对市场、产地中的产品的生产、分布、历年需求、价格等因素做分析而进行相对科学化的生产、分配。从而，迎合市场。由此可知，商品类的物价波动与劳动力中的脑力劳动有密切联系，体现在审时度势。而从另一层面上来讲，脑力劳动的对象性转移也是造成物价波动的重要因素所在。

（二）劳动力长期的相对富集与绝对缺乏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比较丰富。不过，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劳动力正发生着商品类的聚集与贫乏。言商品类，是因为它是劳动力流动的显现牵引。在前文已初步谈到了劳动力转移的大致原因。因此，通过对商品类的价格变化的现象的把握，可以直观的看到劳动力的聚集区与贫乏区。而且，这种聚集与贫乏是长期的。这点，在谈转移原因一节已讲明。就目前国内形势来看，大部分的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都聚集在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以富士康为例，每一分厂所吸纳的劳动力少则几万，多则十几、几十万。其主要从事电子、加工及制造业等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工种。此工作相对于山区落后的、粗放型的农副产业来说，是具有明显优势的。虽然这一优势的明显不一定表现在收支的性价比上。这与劳动力的产生、成长和成熟以及劳动者的观念、想法有一定的直接关系。因此，“农民工”一词应运而生。而此现象的出现奠定、加速了城镇化。同时，相对的富集必然导致部分地区劳动力的绝对缺乏。所以，综合来看，这种现象是长期的，可能具有周期性。

（三）二者之间的互辨关系

在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中，人起着决定的、重要的作用。劳动者除了生产商品，还消费商品，这就是劳动者的特殊所在。而这一特殊正是蝴蝶效应的次明显标志。次明显，意味着它相对的不易被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初或者说在九十年代初期的边远山区，农副产品价格相对稳定，适合大多数消费者。然而，电子产品的高昂价格使许多人难以承受。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劳动力的加大转移，这一现象正发生着部分的颠倒。如，一条河里的鱼的单价高过微波炉；一头猪的价格抵得过一台大尺寸的中端液晶电视。这并非夸张，实是如此。而这表明的正是劳动力转移所引发的连锁反应。A地劳动力流动到B地，势必使A地劳动力急剧缺乏，B的劳动力剧增。而B地劳动力的剧增并没有因为劳动力的大幅递增而发生劳动力价值的贬低。也即是工资的大波动下降。相反，B地劳动力的大增，扩大了B地的消费，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在矛盾中优化了当地的经济结构。这是因为，B地的生产是世界性的，所以，劳动力的转移，为世界、人类作了贡献。但是，对于A地来说，情况就不那么乐观。A地的物价并没有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相应的降低，相反，呈增高趋势。当然，不是每个地区、每种商品都如此。商品价格的上浮与成本有关，而每一成本之中，均含有占据重要地位的劳动力。以猪饲料为例，价格走高，势必引起猪肉价格上涨。猪肉价格上涨必然导致劳动者（消费者）工资的增加。而增加工资往往是工厂吸引劳动力的最常用办法。由此，生产商品的成本必然增加。当然，还有原材料和不同性质的商品所消耗的时间差异。而这原材料及农产品的生产者却大部分的由农民转变成为“工人”，造成了劳动力的分配不均。这个现象就是这么一个既明白又不明白的圈。说明白，是因为它看得见。说不明白，是因为摸不着它的内部规律。

篇3

[关键词] 委托工资法 投入产出率 工资

一、随着2001年加入WTO，中国的对外贸易呈现了级数增长的态势，并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贸易在商品交换的同时带动要素跨部门、国界流动，改变贸易格局和比较优势，作为一个典型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在我国的进出口中占极大份额，贸易对我国劳动力要素收入的影响尤其是对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成为关系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变化以及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通过委托工资回归法建模，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对贸易影响本国工业部门劳动力工资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建模

1.本文采用委托工资回归法的思路来分析贸易和工资收入的关系，并测度中国的贸易对不同教育水平工人工资的影响。首先，建立产品价格和要素收入之间的回归方程。在Leamer(1998)方程基础上，为了突出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之间的联系同时消除价格和资本之间的随机效应，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加入回归方程中，得到本文方程如下：

(1)

其中，表示每单位J产品资本的使用量，表示资本回报率的变化比例，为常数项，表示产品价格的变化率，表示要素回报率的变化率，表示在产品j中要素i的贡献率()通常用要素i在收入中的份额表示，是误差项。需要注意的是要素价格在式子中是参数，而要素价格的变动才是被估计量。方程右边的变量表示行业要素收入份额，给定最初的要素价格它就决定于该产业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可见产业产品价格变动的技术原因是外生决定的。比例变化的测量由基期的产品价格和产出以及基期的要素价格和要素供给量决定，而这些数据相对于现期价格都是外生变量。本文的实证检验中包含了三种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这样本文就可以依据方程将产品的价格变动对要素的收入份额进行回归，并用回归系数表示商品价格变化所引致的要素价格变动的比例，从而测量特定时期的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变化。考虑到资本项专业化（specification of capital）变化、方程右边变量的误差导致价格变化的趋势以及在本文的方程中疏忽的变量例如：通货膨胀、利润以及生产技术变化等本文保留了常数项。

其次，贸易对工资收入影响模型。本文用贸易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其它变量不变进行回归，得到相应的参数来表示贸易对于要素价格的影响，文中用（出口额－进口额）/国内消费额来表示贸易因素。

2.数据选取和说明

(1)数据的分类。本文依据国际工业分类标准（ISIC，第3版）、OECD（1986）按照技术水平划分的标准产业分组和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标准将工业划分为高技术产业（HT）、中高技术产业（MHT）、中低技术产业（MLT）和低技术产业（LT）四大类。同时按照《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将劳动力根据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划分为：大学及其以上水平，中学水平（包括高中和初中以及职业技术学校），小学水平，以体现劳动力技术水平状况。

（2）数据来源和说明。产品价格、工人工资和消费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贸易数据来自《海关统计年鉴》；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收入份额本文根据统计年鉴的投入产出表（1987，1992，1997，2002年），结合部门产值计算得到。产业产出、产品价格指数、分产业的工资收入样本数据和劳动力供给的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cei.gov.cn/default.aspx?tab=157）。相关说明：第一，本文模型中的工资水平采用的是职工平均工资，且从1998年开始为在岗平均工资数据。第二，在计算要素收入份额时，按照投入产出表并采用索洛残差法（具体估算方法参见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计算。第三，在计算价格的变动率时，本文以1987年的价格作为基期，工资变动率和资本价格变动同样以1987年作为基期。文中的产业产品价格我们根据产业划分取其平均值并经过了价格指数的平减。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1.行业劳动力工资变动与产品价格变动关系回归结果。在回归结果中，用capital表示资本，LX表示具有小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LZ表示具有中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LD表示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结果如表1：

注：***表示通过1％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5％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10％的统计检验

由表1的结果可知，LX、LZ、LD在四个产业中业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资本和常数项也通过了统计检验。(1)在四个产业中，只有具有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工资变动与价格变化呈反方向变化，其他两类劳动力工资均与价格变化同方向。(2)小学水平劳动力工资对于MLT产业的价格变动反映最为明显，中学水平劳动力工资收入变动在MLT产业变化最灵敏，大学及其以上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变动对LT产业的价格反映最为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在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劳动力创造的附加值相对比重较大导致。(3)在高技术产业，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产业价格变动最为明显，这也表明在高科技产业中更多的集中了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力，且该类产业的价格变动对于技术水平高的劳动力工资有更为显著的影响，这也符合斯图尔帕－萨缪尔森理论中关于一个行业中价格上升，那么该行业密集使用的要素价格就上升的描述。(4)在HTH产业中，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回归系数最大，说明在该产业中具有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扩大了与低教育与中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本文还发现对于中低技术产业中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价格的变动反应尤其突出，明显大于其他三个产业，这可能是由于在依据技术水平进行的产业划分中，中低技术产业中聚集了大量的采掘类行业，而我国现阶段采掘类行业的从业人员大都为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力。

2.行业贸易因素变动对不同劳动力工资变动影响的回归结果。这里本文用（出口额－进口额）/国内消费额表示贸易因素然后利用方程对贸易影响劳动力工资变化进行研究，结果如表2：

注：***表示通过1％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5％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10％的统计检验

由表2的结果可知，参数都通过了统计检验。

(1)在四个产业中，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工资变动均与贸易变化呈反方向变化；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与产业贸易变化在高技术和中高技术产业呈同方向变化，在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业中呈反方向变化;小学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变化均与产业贸易变化呈同方向变化。

(2)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对于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变动反应最为明显，中学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于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变化反应最为灵敏，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中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变动反应最为明显。出现在低技术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水平劳动力工资与贸易变动呈反方向可能是由于在我国的贸易结构中我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口的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这符合国际贸易理论中出口增加将增加该行业密集使用要素的价格而降低进口行业密集使用的要素的价格的描述。

(3)低技术产业中，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贸易变动反应系数与中低技术产业的系数符号相同，但数值明显小于后者，且在低技术行业三类劳动力的回归系数都明显小于其它三类产业。这说明我国低技术产业的贸易对于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不大，也可以说明我国的贸易品不主要集中于文中划分的低技术产业。

(4)小学水平劳动力在高技术水平产业中的工资增长最快，说明在高技术产业中具有小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其他两类劳动力的收入差距缩小的最快。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收入在中高技术产业中的回归系数最大，也即在中高技术产业中的高技术水平劳动力更快的扩大了他与其它两类劳动力的收入差距。

四、结论及建议

1.结论

本文利用委托工资法对中国1987年～2006年鉴对外贸易与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贸易的变化不仅影响不同产业之间的劳动力工资收入，而且也影响了不同技术水平劳动力在同一产业中的工资收入。在四个产业中，贸易因素对具有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影响始终是正向的；对具有中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影响始终是反方向的；对于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影响在高技术水平和中高技术水平产业中是正向的，在中低技术水平和低技术水平产业中是反方向的。此外，在高技术产业和中高技术产业中，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具有中高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在中低技术产业中，具有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中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后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对于低技术水平产业，具有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中高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同时高教育水平和中等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但是缩小幅度要比中低技术水平产业要低。

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来源于我国自身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资源禀赋。我国属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也大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且我国的贸易大都集中于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东盟国家，自身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贸易结构，所以现阶段我国的贸易仍以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此外，由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可以通过提高一国的专业化水平，促进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

2.政策建议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贸易的发展对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变化有重要影响，且对于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之间影响效果有不平衡性。现在正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时刻，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大幅下滑外需严重不足，这对于多年依靠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贸易的我国无疑是一次重大考验，而外贸企业又是保证国内劳动力收入和就业的关键领域。为此，政府应一方面应该继续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贸易格局的多元化，以便得到更加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克服贸易对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也应当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树立品牌意识，加大科技研发和相关成果转化，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及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此外，还应继续建立和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体系，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效果，还富于民这样才有可能扩大居民购买了进一步拉动国内需求。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加强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职能，趋利避害在推动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的同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的配套措施，劳动者也应该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努力提高自身技术水平。总之，在注重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的同时平衡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繁荣。

参考文献

[1]Baldwin.R， Cain.G. Shifts in relative U.S.A wages: the role of trade， techology and factor endowmen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0

[2]Jones. R.W. The structure of simp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篇4

关键词：加工贸易；河南；郑州；劳动力价格；运输成本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5-0007-02

一、影响加工贸易的主要因素及2010年前河南省相关情况

（一）主要影响因素

1.加工贸易的定义

加工贸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13号）的定义，是指“经营企业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以下简称料件），经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加工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它能够在东道国取得更大的成本优势，其中影响东道国成本优势的因素很多，包括劳动力价格、运输成本、经济开放度、政策优惠产业配套能力等，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归纳。

2.加工贸易的影响因素

（1）劳动力价格。加工贸易的主要内容是加工装配，当前该工作环节主要依靠人力，劳动力成本是加工贸易的主要成本，因此劳动力价格是影响加工贸易的最主要因素。

（2）运输成本。加工贸易经历原料进口及成品出口两个环节，两环节涉及运输成本及运输时间问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是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发展中仅次于劳动力优势的发展要素”，因此运输成本因素非常重要。

（3）通关效率。加工贸易不可避免要涉及海关监管，进而产生通关效率问题。“加工贸易产品具有市场变化迅速、产品更新率高、交货周期短、客户需求紧的特点，因此对通关效率要求较高”，故而通关效率也是影响加工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

（4）优惠政策。加工贸易利润附加值比较低，一般都需要东道国地方政府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特别是在以上影响因素大体相同情况下，优惠政策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河南省的情况

1.劳动力价格优势不明显

河南省拥有充沛的劳动力，1998年河南省就业人口达到5000万，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达58.9%；2010年河南省就业人口6042万，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达44.9%。第一产业里庞大的就业群是最可靠的劳动力来源。充沛的劳动力供给压低了河南省的劳动力价格，2000年、2009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平均工资是15692元和37101元，而河南省是7997元和27120元。河南省在劳动力价格方面存在优势，但差距并不是太大，很难抵消河南省在其他方面的劣势。

2.运输成本较高

由于发展加工贸易原料进口及成品出口大都需要通过海港，河南省地处内陆，省会郑州距离较近的出海口青岛港有八百多公里，经铁路、公路转海运存在运费高、时间长等问题，航空运输又过于昂贵，因此河南省在运输成本方面存在很大劣势。

3.通关效率不高

2010年之前，由于河南省国际贸易规模较小，郑州海关发展相对缓慢，河南省也没有一家专门的保税区，导致通关效率并不高，影响了河南省加工贸易的发展。

4.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在2010年之前河南省政府及各地方政府也大力支持发展加工贸易，但是由于自身经济实力有限，支持力度主要体现在优惠政策方面，在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并不大，并且河南省自身还存在交通因素、核心城市规模等方面问题，这使得河南省的优惠政策很难对外资产生吸引力。

二、2010年后河南省相关因素的变化

2010年以来，随着形势的变化，河南省的相关影响因素出现了相对改善，从而也改善了河南省发展加工贸易的条件，导致富士康及其他外资企业纷纷在河南省投资发展加工贸易。

（一）中国东部劳动力价格过高，河南省优势开始凸显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中国各地区劳动力价格水平差距加大。2005年、2010年、2014年河南省外资企业平均工资分别是15437元、29620元和39721元，同期全国外资企业平均工资是23625元、41739元和69826元，其中2014年江苏、广东地区达到63846元和58926元，河南省劳动力价格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绝对差距被进一步拉大。长期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工资水平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当东部沿海地区工资水平高到足以抵消其运输成本优势时，河南省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就开始凸显。

（二）运输成本方面

2010年前后，郑州市在物流交通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成就，这些成就进一步降低了发展加工贸易的运输成本。其中，郑州市航空物流、跨洲铁路物流的改善尤为明显：2007年郑州市开始建设郑州航空港，2010年后其作用开始初步发挥，郑州航空港一个半小时航程内覆盖中国2/3的主要城市和3/5的人口，货邮吞吐量增速居中国大陆大型机场首位；与此同时，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布局的高铁网正在加快建设，高速公路通车里程5830公里，所有县城均可20分钟内上高速公路，陆空对接、多式联运、内捷外畅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日趋完善，货物集疏的物流成本和时效成本进一步下降。

（三）通关效率得到提高

2010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2012年7月孟州保税中心也批准建立，2014年年底南阳卧龙保税区也批准建立。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出口加工区、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等集中布局，口岸功能不断完善，各类园区与航空港联动机制开始建立，通关便捷化程度较高，这使得河南省的通关效率得到大大提高。

（四）政府支持力度加大

随着河南省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河南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增长， 2008年河南省财政总收入达到2293.7亿元，此后连年飞速增长，2014年达到4094.78亿元。财政收入的增加，增强了河南省招商引资的能力和对外资优惠的力度，政府发展加工贸易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例如为引进富士康项目，河南省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快速完成了厂房改建、机电到位、设备进场、设备调试、人员入驻等系统工程，把服务做到了极致；河南省花费上亿元的财政补贴为富士康解决用工荒，为其代工的苹果手机等产品补贴运费达到10亿元，这些大的财政补贴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三、当前河南省发展加工贸易的新形势及未来发展思路

（一）面临的新形势

1.世界经济增长趋势放缓，出口需求萎缩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距今虽已有七年多，但是世界经济复苏依旧艰难曲折，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经济都进入了低速增长阶段。伴随着世界经济的放缓，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也进一步下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世界经济黄皮书：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2015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将不会超过3.0%，2016年全球贸易预计在3.5%左右，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已成“新常态”。全球经济放缓及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必将对世界贸易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未来河南省加工贸易的发展。

2.国际直接投资增速放缓，各地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竞争加剧

河南省要进一步发展加工贸易，就必须进一步吸引外资，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考虑到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具有大量技术熟练的劳动力，未来流入中国的FDI还会持续增长。但由于中国劳动力价格上升较快，甚至已经高于东南亚部分国家，因此外资已经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产业转移，这势必会影响未来中国及河南省吸引FDI。另外，中国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也在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发展加工贸易，各地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竞争正在加剧。

3.河南省自身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看，河南省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价格持续上升、运输成本难以继续降低和过分依赖富士康等方面。

在劳动力价格方面，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10年后进入缓慢增长通道，一直在千分之五上下波动，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并且河南省还面临着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劳动力继续向服务业转移问题，这意味着未来流入制造业的劳动力绝对增长率会下降，导致劳动力价格会持续上涨。在交通方面，河南省改善的主要是航空和陆路运输方面，远离出海口的先天性劣势无法改变，这就影响了河南省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在加工贸易的主体方面，河南省过分依赖富士康所属企业，其中2015年富士康所属企业进出口占全省总出口的比重达到67.5%，贡献率为114.3%。由于过分依赖富士康一家公司，导致河南省贸易进出口“快也富士康，慢也富士康”，影响了河南省国际贸易的正常健康发展。

（二）河南省进一步发展加工贸易的思路

随着国际贸易增长速度的放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调整，国际加工贸易厂商会更加注重劳动力较为便宜、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地区，河南省在劳动力价格及数量方面的优势会日益突出，因此这对河南省来说机遇大于挑战，河南省应该抓住当前世界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的时机，继续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当前河南省加工贸易得到了巨大发展，证明河南省正确利用自身因素的改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思路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而当前存在的过分依赖富士康的问题，其实是河南省自身实力不足、无法完整地引进产业链导致的，是河南省发展加工贸易初步阶段的必然现象，并不能说明原来发展思路是错误的。

河南省要继续从改善影响加工贸易的因素出发，扬长避短，吸引外资向河南进行产业转移。为此，河南省首先要注重自身现有本土产业发展情况，树立引进完整的产业链观念，发展“一头向内，一头向外”的加工贸易模式，通过这种方式直接降低进口原料带来的运输成本；其次，要针对河南省距离出海口较远，航空运输、铁路运输较为发达特点，选择合理的产业进行招商引资；再次，要注重产业升级，着力发展利润附加值大、技术含量高的加工贸易产业，注重高起点；最后，注重职业教育，从整体上提高河南省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不单纯依赖低工资优势。

参考文献：

[1] 潘 悦.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政策趋向分析[J].学术研究，2001（5）.

篇5

Key words： house price difference;livability;labor mobility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集聚。但是，城市的高房价成为这些在城市打工但不能成为真正市民的一个重要的障碍[1]。劳动力集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而高房价作为必要的生活成本，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力。在“买房置地，有房才有家”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很多中国居民家庭背上沉重的按揭贷款。虽有了住房，但是由于房屋的不可移动，因此固化了劳动力的分布，制约了劳动力在城市间的合理流动。劳动力要素的有效流动，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基础。高房价成为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障碍，进而制约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的商品房整体销售价格持续上涨。四个一线城市更是涨幅惊人，房价年均增幅超过10%。房价的持续上涨引发广泛的“逃离北上广”的讨论。众多学者都支持房价是抑制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分散力，但是，从我国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可以看出，城市依然是吸引劳动力的重要集聚地。虽然一线及热点城市的高房价是大家的共识，且在户籍制度等严格管控方式下，但是常住人口仍然持续攀升[2]。在房价上涨速度远超工资增长速度的情况下，除了房价，还有什么因素与房价共同影响劳动力的城市选择决策呢？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把“建设和谐宜居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宜居性城市上升到战略高度。目前关于宜居性与宜居性城市的定义仍未统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基本理念，一个城市应当满足以下四个方面要求：一是保证居民人身财产的安全，不发生大的灾难性事件;二是提供健康的环境，良好的医疗条件;三是在交通设施方面，能够提供快捷舒适安全的出行方式;四是提供舒适、便利的生活条件。进一步的研究增加了城市的宜居性应包含可持续性[3]。开展宜居性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主要有，城市人居环境理论、生态城市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谐社会理论、安全城市理論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理论。很多学者都认为，对城市宜居性的内涵理解还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根据马期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处在不同需求阶段的居民，对于城市的宜居性有着不同的定义与要求，随着需求层次的提高，对城市宜居性的要求也会不断提升。从最初的保证基本生活的吃穿住行，发展到环境友好、和谐、可持续，因此城市宜居性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原理，当经济水平提高，人们在满足基本衣食住行的条件后，更加重视城市的生态环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在进行城市选择时，越来越关注城市应具备居民个人发展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人文条件等。

宜居性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城市内部的社区、单个城市、城市群。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单个城市的宜居性。梳理国内外文献，众多学者对城市宜居性的内涵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七个方面[4]：一是健康性，能够远离污染，不能用绿地和新鲜空气换高工资;二是安全性，具备完善的防灾预警系统，完善的法治秩序;三是自然宜人性，有绿地、可接近的水域等：四是包容性，尊重历史和文化;五是生活便利性，公共服务设施健全，医疗、教育、购物等生活设施齐全;六是交通通达性，道路系统完善，通行便利;七是发展性，为个人的就业学习提供发展机会。

1  房价、城市宜居性与工资的内生性关系

为什么不同的城市的房价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最初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公共服务水平，后续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展，不仅包含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水平，还包含气候、环境、就业率、个人发展机会等。

1.1 蒂布特模型

Tiebout[5]较早关注人口流动与当地公共品供给关系，并提出了著名的蒂布特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具有消費者和投票者双重身份的理性经济人，会根据个人偏好，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下，在获得公共服务带来的收益和税负及居住成本支出之间进行权衡。之后，Oates[6]通过实证检验证明，在税负不变的情况下，房价与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正相关。国内的学者基于中国的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通过实证发现地方公共支出对房价有促进作用，但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1.2 空间无套利理论

根据城市经济学的空间无套利理论，劳动力在进行区域选择时，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减去住房成本的差被城市的宜居性所补偿，即空间对劳动力是无差异的。在城市内部的空间模型中，如果某个区位有特别的好处，那么一定存在着特别的坏处两相抵消，例如市中心的高房价被短距离的通勤所抵消。在跨城市的空间模型中，高收入为高房价或者较低的便利性所抵消。Roback[7]基于空间无套利理论，构建了特征性定价理论，得出城市宜居性的价值体现在城市住房价格中，也就是说城市的住房价格不仅包含了自身属性如建筑结构、装修等，还包含了城市的宜居性。Glaser et al.[8]在Rosen&Roback的基础上通过把房地产开发商、劳动力、城市宜居性纳入一个统一模型中，从理论上论证了住房价格、劳动力实际工资、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间存在内生性，城市的宜居性补偿了城市住房价格和劳动力实际工资之间的差异。后来的学者多基于Rosen-Roback模型，展开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发现气候、医疗条件、犯罪率、教育资源、就业前景等都是城市宜居性的具体内容。Rapport发现居民在进行迁移选择时偏好好的气候环境，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好的气候显著增加城市人口密度，也就是说，城市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气候有利于促进人口的集聚。Berger et al.[9]利用城市住房价格和工资方程，检验转型经济中俄罗斯住房市场、劳动力市场、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劳动力实际工资与住房价格的差异可以被体现城市正宜居性的医疗条件、好气候，以及体现城市负宜居性的城市犯罪率、种族矛盾带来的不稳定所解释。通过建立体现消费者不同偏好的住房价格特征模型，实证发现，大城市存在诸如多样性的商品与服务、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正宜居性，同时也存在着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负宜居性;一方面，正宜居性可以部分抵消负宜居性，另一方面，城市负宜居性可以通过城市的现代化管理加以解决，因此大城市的宜居性对人口流入有很强的吸引力。后续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居民在进行城市选择时，大城市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匹配的婚姻市场等对劳动力的流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坏的宜居性如通勤成本、污染等对劳动力流入的负向抑制作用有限。部分学者基于劳动力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劳动技能水平不同的劳动者对宜居性的偏好程度不同，相比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来说，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更偏好大城市因集聚而带来的知识外溢性、更好的个人发展空间。

国内学者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检验工资、房价、城市宜居性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好的宜居性对人口流入有较强的吸引力。踪家峰[10]在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Rosen-Roback模型逻辑推演基础上，基于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高的名义工资补偿了高房价，高的城市宜居性补偿了低的城市房价调整工资，高的城市宜居性是促使人们奔向北上广等大城市的主要原因，从而利用中国的数据支持了房价、工资、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间的内生关系。张波等（2006）提出城市价值包含城市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三个层面的内容，并通过实证发现沈阳市商品住宅价格空间分布特征与沈阳市行政规划空间的各区价值的高低吻合。任宏等（2007）构建了经济实力和生活质量的12个二级指标，从时间视角的研究发现，房价中城市价值的附加值占比越来越大。陆云龙等（2009）认为住房的价值不仅凝聚了抽象的人类劳动，更重要的一部分是来源于城市价值的转移。郑思齐[11]采用中国35个城市的数据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确对城市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支付意愿，宜居性特征越好的城市，房价水平越高。之后，利用中国84个城市的上万个微观家庭样本研究发现，住房成本的均衡水平与城市的正宜居性正相关，与城市的负宜居性特征负相关;对于技能水平不同的劳动群体，高技能劳动力愿意为居住在拥有更高人力资本，更多绿化面积、道路容量和更少拥堵的城市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12]。

综合国内外研究，学者们普遍支持房价、工资和城市宜居性之间存在内生性关系。

2  扩展模型：植入住房部门与城市宜居性

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中，早已将城市宜居性作为影响劳动力效用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基于Krugman提出的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CP模型），把住房部门和城市宜居性同时植入核心-边缘模型，探究房价、城市宜居性影响劳动力的流动，进而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机理。假设经济体只包含北部城市和南部城市，广义工业部门和住房部门，劳动力可以在两个城市间自由流动，广义工业品城市内交易无成本，城市间交易存在冰山成本，住房不可移动。劳动力通过合理配置自身的收入，消费可贸易的广义工业品、不可贸易的住房以及享有所在城市的宜居性，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劳动力效用最大化函数采取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约束条件为 ，其中，U表示北部城市劳动力的效用函数，？兹表示北部城市的宜居性，CM表示北部城市劳动力所消费的广义差异化的工业品数量指数，CH表示北部城市劳动力消费的住房数量。PM、PH分别对应北部城市广义工业品组合价格和住房价格，μ为劳动力在广义工业品上的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W为北部城市劳动力的收入。

最优化后北部城市代表性劳动力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引入工业品价格指数，得到广义工业品价格指数为：

其中，W*是南部城市劳动力的收入，sn表示北部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占经济系统整个劳动力数量的比重，T为广义工业品在两个城市间贸易的广义运输成本，且T>1。

将（3）式代入（2）式，得到包含城市宜居性的代表性劳动力的间接效用函数：

其中， 采取类似的推理方式，可以求出南部城市代表性勞动力间接效用函数：

其中？兹*表示南部城市的宜居性， 表示北部城市的房价。根据长期均衡条件下，劳动力在城市间流动的决策准则是相对效用的高低，将（4）除以（5），得到相对效用函数为：

将公式（8）式代入（6）并对等式两边求对数，得到：

对 进一步应用泰勒级数展开后化简，则公式（9）变为：

从长期均衡的角度来分析，达到长期均衡时的条件一般是两种状态，一是劳动力在两个城市的效用水平相同，二是所有的劳动力都集聚在一个城市。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是第一种状态，即劳动力在两个城市的效用水平相同，也就是说相对效用水平为1，即U=V/V*=1，因此ln U=0。将公式（10）变形后得到如下形式：

等式左边是北部城市劳动力数量与南部城市劳动力数量的比值。因为 ，所以， 可以发现由劳动力效用决定的两个城市的相对就业人数与相对房价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反向关联，但是与城市相对宜居性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联，这是本文在高波等[13]研究基础上的边际贡献。

可见，城市间相对房价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劳动力选择在不同的城市居住其住房成本的高低，在工资保持不变或者工资上涨速度低于房价上涨速度时，由于预算约束，促使劳动力流向房价低的城市。但是，除了工资、房价外，城市宜居性也是一个影响劳动力效用水平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在选择就业城市时，越来越重视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包含在人文环境中的公共服务水平、集聚产生的知识外溢、就业的发展空间对劳动有很大的吸引力;包含空气、水等质量的生态环境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城市宜居性的相对提高，对高房价起到一定的抚平效应。这可以解释我国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虽然房价很高，但仍然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的现象。因此，在分析高房价对劳动力流动作用效果时，要考虑城市宜居性对高房价的抚平效应。

3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房价、城市宜居性与劳动力流动

3.1 新经济地理视角下的房价与劳动力流动

对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展开了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新经济地理学CP模型通过本地市场效应、生活指数效应、市场拥挤效应从理论上阐述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以及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假设经济系统只有两个区域，北部和南部;两个部门，即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两种劳动力，工人和农民。广义工业品在区域内交易无成本，在区域间交易存在冰山成本;农产品在区域内和区域间交易均无成本;农民不可以流动，工人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由于随机的外部干扰，假设工人向南部集聚，就会扩大南部市场规模;由于广义工业品在区域间贸易存在冰山成本，因此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下向市场规模大的南部集聚，产生本地市场效应。企业在南部的集聚，增加了差异化产品的种类，降低了广义工业品的价格指数，在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降低了南部市场的生活成本指数;在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人在外部干扰消失的情况下，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下进一步向南部集聚，加大南部市场规模。南部市场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强化本地市场效应，吸引企业的集聚;而企业的集聚，进一步降低南部的广义工业品的价格指数，生活成本指数效应增强，吸引更多工人集聚。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指数效应互相作用，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新经济地理学CP模型在解释劳动力流动时的欠缺在于没有考虑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住房因素。Helpman将住房部门植入CP模型，取代了农业部门，构建了krugman-Helpman模型。该模型中，在外部干扰作用下，工人向北部集聚将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吸引企业集聚的本地市场效应，二是在住房供给受限的情况下，推高住房价格，产生住房拥挤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增加差异化产品的种类，降低广义工业品价格指数，但是住房拥挤效应推高房价，因此北部市场的完全价格指数的升降由广义工业品价格指数和住房价格共同决定。Helpman由此得出，偏好多样性差异化产品的工人留大城市但是需要忍受高房价，不能忍受高房价工人则搬到房价低的中小城市。Helpman通过构建krugman-Helpman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房价与工人流动之间的关系。后来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结论。而且后续学者的研究发现，适宜的气候、好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设施、更匹配的工作机会也是吸引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

3.2 城市经济学视角下的劳动力空间均衡

空间无套利理论是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根据空间无套利均衡理论，空间位置对劳动力是无差异的，因此从长期均衡视角来看，劳动力的工资和空间位置的便利性，再扣除房价后，每个区位对劳动力是无差异的。Rosen&Roback基于空间无套利理论，构建了特征性定价理论，得出城市住房价格中隐含了城市宜居性，也就是说城市的住房价格不仅包含了自身属性如建筑结构、装修、楼层、朝向等，还包含了城市的宜居性。Glaser在Rosen&Roback的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劳动力、厂商、住房部门的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城市宜居性、住房数量、其他产品数量的基础上构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在这个模型中，城市宜居性、房价、劳动力工资三者之间存在内生性关系，房价与实际工资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城市的宜居性上。我国学者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发现居民对高的城市质量有显著的支付意愿、城市房价与宜居性正相关。

3.3 将城市宜居性植入CP模型

基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城市宜居性是影响消费者效用的重要影响因素，忽略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可能是有偏的。因此，将城市宜居性植入CP模型，发现由劳动力效用函数决定的两个城市的相对就业人数与相对房价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反向关联，但是与城市相对宜居性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联。也就是说，高的城市宜居性有助于劳动力的流入，对高房价有抚平效应，即高房价对劳动力的流入的抑制作用部分被城市高宜居性所抵消。高宜居性，一方面提高了適于居住的环境和良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隐含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发展空间，对劳动力的流入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在工资等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房价持续上涨，推高住房支出占比，高房价是劳动力集聚的重要分散力。根据消费者效用函数，高宜居性通过提高劳动力效用水平，因而对高房价有抚平效应，是城市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一种重要集聚力。

4  政策建议

城市宜居性的提高，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效用水平，对高房价有抚平效应，可以吸引劳动力的流入，促进产业集聚。城市宜居性水平的高低将影响聚集力和分散力的大小，进而改变均衡结果。在工资和房价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边缘区可能凭借提高城市宜居性吸引劳动力的流入，引发产业集聚，核心区也可能因为城市宜居性的下降而导致劳动力的流失和产业过度转移。随着交通运输和贸易成本的下降，“广义运输成本”逐渐接近成本临界点，劳动力更加重视充分的、均等化的公共资源配置。而在我国城市建设与公共资源的配置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规模越大，级别越高，越容易获得大量的公共资源配置，越能集聚人口。因此，加强中小城市宜居性的建设是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改变城市劳动力供给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的重要手段。

4.1 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公共服务供给角度，要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推动城市群内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城市在教育、医疗、文化、就业发展机会等方面明显优于中小城市，这种公共资源分配非均等化是大型城市房价过度上涨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取消对大型城市的倾斜与优惠政策，是解决大城市房价持续上涨的一个重要举措。改变过去各种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型城市的配置结构，将公共资源合理布局，形成网络型城市群。以劳动力集聚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形成集聚经济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