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十四篇)

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篇1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教育体系；问题；困境；改革策略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12013）07-029-02

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到由规模扩张到精神内涵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系统呈现出层次不清、关联性不强等状况，成为阻碍现代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因此，我们必须要实现职业教育的改革。

一、职业教育发展及作用

（一）职业教育产生过程

现代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社会劳动者群体提升其劳动技能，进而提升他们的劳动效率，转变劳动者自身的生存状态，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最终目标。通常职业教育的主要作用对象是从事于社会岗位生产型劳动的劳动者群体。

最初形态的职业教育是占代传统作坊中的学徒制度，小学徒们在固定的时期内抓紧学习技能，并且在作坊中工作，实现工学一体化，从简单的工作到繁冗的工作，逐渐掌握熟练的工艺技能。而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在当今德国推崇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中依然还有一定内容的保留。随着当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工业文明替代了传统的手工生产作坊，而人们的劳动技能提升，社会岗位对劳动者群体的数量需求逐渐增加，过去的师徒关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劳动的需求，因此，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了。

（二）我国职业教育重要作用

1.为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随着物质性生产资料的增加与科学技术的提高，必然会需要劳动者具有更高的生产技能。而物质性的生产资料的提升过程具有商业性特点，并且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提升也属于社会过程，是当代社会职业教育发展的成果。

2.通过提升社会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来转变其生存状态。我国整体人口素质依然较低，劳动者由于缺少专业技能，只能从事薪水较低的简单劳动岗位。而通过现代职业教育，能够让较低素质的社会劳动者提升其劳动技能，进而让他们可以去从事相对复杂的劳动。一方面，可以转变他们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能够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来说，依然存在着一定差距。当前的研究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缺少较为科学的界定与划分，从具体方面来说：首先，对于西方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普遍采用“拿来主义”的原则，存在人云亦云的状况，并没有针对我国现状来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缺少这一领域的创新成果与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论点。其次，在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对使用典型教学案例不够重视，缺少系统性的分析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再次，对于某些基础性概念缺少必要认识，甚至会出现误区，例如，院校教育模式与方式之间的关系概念混淆不清，对于一些教育类研究文献中将职业教育模式混淆为教学方式的现象普遍存在。最后，许多教学方式研究的文章是通过理论性的研究学者共同完成，部分内容脱离了实际情况，使得教学研究成果与当前教育实际不符。

（二）重视知识理论，忽略职业教育

当前依旧存在着推崇知识理论文化教育，忽略职业技能训练的传统观念，而我国职业教育的定位与目标是培养出较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模式；而这种教育取向与传统教育观念是相悖的。由于受到传统“重视知识理论，忽略职业教育”的巨大影响，职业教育自身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被完全接受，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甚至会遭到歧视。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规模失调严重，导致人们缺乏理智地去选择普通教育。

（三）院校专业设置不合理

一些职业院校的招生专业只是集中于机械电子、计算机技术、艺术设计、会计管理、汽修等专业，然而涉及医学、畜牧业等专业几乎没有。职业院校这种专业设置方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变化进程，使得这些专业出现了饱和状态，而新的市场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部分职业院校之所以会出现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状况，就是因为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脱离，而根本出发点并没有针对市场实际需求，没有将学生就业问题作为院校专业设置的根本导向。

（四）现代职业教育育人目标定位存在误区

对于我国职业院校的广大生源，教书与育人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职业院校的学生在中学时期多数学生成绩不够理想。当进入到职业院校之后，应试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得部分学生显露出厌恶学习、违反校纪等多种问题。然而，教师们难以对学生们进行正确引导，甚至会抱怨这些学生很难教。而一般教师的说服教育难以起到效果，从严处罚学生又会导致他们产生抵触心理，甚至引起强烈抵抗。因此，如何实施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成才，成为职业院校教师们亟待解决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人才培养观念与心理学理论角度着手，充分认识与理解学生群体，就会发现每个学生都很有才，需要帮助他们成才，就要转变传统教育模式，从细微着手来规划学生们的职业生涯，可以说科学有效的职业教育对学生们的一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五）现代职业教育社会服务不足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主要是以全日制院校学生为主的，而对于社会人员的短期教育培训功能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在近几年，虽然我国政府提倡，院校有实际行动，但是由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没有完善建构，因此，依然带有明显的学习教育特征。

三、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策略探析

（一）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

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支相对稳定的职业教育研究队伍，其中要包括在职业教育一线的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群体。对于现代教育方式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要从教育改革的实际需求出发，将职业教育的专业建构、专业课程改革、专业教材建设等成果从理论转化成为实践工作，在实践工作中实现优化发展。教育部门可以定期开展类似于专家论坛的交流活动，为我国来自职业教育不同领域中的学者们进行交流讨论构建广阔的平台。

（二）摆正现代职业教育中文化课程的位置

专业课程与文化课程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扎实稳固的文化课程是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学生的基础，也是提升职业院校学生文化素质的基础。并且职业教育中的文化课程也面临着教育改革，需要通过专业课程整合、选修、必修等形式来组织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教师要根据学生个体兴趣、个性化发展与实际需求，来加强学生文化素养的教育，深入挖掘与开发他们的学习潜能。我们需要转变重视专业课程，忽略文化课程；注重专业技术培养，忽略文化基础课程教育；注重眼前就业，忽略自身未来发展的倾向；学生们要处理好职业教育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两者之间的关系，让职业院校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

（三）强化我国政府统筹，进而实现教育资源整合

通过实践表明，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场主导，而是要强化政府统筹功能实现健康发展。在现代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背景下，要想强化政府统筹工作需要一个好的载体——职业教育集团化的办学模式。现代职业教育集团需要由国内重点职业院校带头，引导其他团体机构、企业与其他院校参加，以专业化发展作为纽带，进而共同创建实训基地，以校企模式作为发展重点，提升整体办学水平。

（四）树立专业技能实用、劳动最光荣的思想观念

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篇2

[关键词]外部性 不同质劳动力 就业迁移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应该是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沿海地区一直存在着“民工潮”的现象，但是2004年，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却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而且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并且有向内陆扩展的趋势。从“民工潮”到“民工荒”，这是中国这个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民工荒”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民工工资太低；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使部分劳动力又流回农村；民工受到歧视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但事实上，这种“民工荒”现象是一种结构性失业：一方面企业招不到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民工处于失业状况。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早期，主要依靠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此时其劳动力市场几乎是一元的，而且不管是供过于求还是供小于求，都是可以慢慢回到均衡位置的。但是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这些地区必将向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产业发展，其对劳动力的要求在渐渐提高，其需要的不再是一般的劳动力，而是掌握一定技术和知识的人力资本，而民工本身却并没有也没有条件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事实上，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之间呈现出双因果关系，民工自身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其无法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比如教育和在职培训。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从人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而言，人力资本是呈现阶梯性的，不同等级的人力资本的供给曲线是不同的，同时，人力资本和一般劳动力的需求价格弹性也是不同的，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其需求曲线的形状，从而决定了其最终的不同的均衡状况。

这种结构性失衡的现象，对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当我国面临经济结构转型需要大量懂得一定技术和知识的产业工人时，我们的教育却极力从事高等教育的扩招而不是职业教育；我们怎样针对人力资本的不同层次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使我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实现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我们怎样寻找一种模式或是一种激励机制促使政府多把资金投资到与劳动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方面。

同时，“民工荒”这一现象也提醒了我们：劳动力是不同质的，而劳动力的不同质也最终导致了劳动力在供给方面的差异，而这一差异也最终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断层。本文主要想探讨劳动力不同质所引发的劳动力就业和迁移决策问题，所以本文中的模型在表现劳动力不同质问题时，往往采取了将劳动力区分为熟练技术劳动力与非熟练技术劳动力，或是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和拥有较低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做法，希望借此来描述不同性质劳动力的均衡状况。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在劳动力转移问题上的看法往往是生产要素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而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时就会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从而使得劳动力回流到不发达地区，对中国的劳动力转移而言，就应该是先“孔雀东南飞”，再“西北飞”，但是中国的现实并非如此，很多拥有高学历和技术的劳动力在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或是无法找到工作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留在沿海的发达地区，而并不愿意去西北地区就业。这一现象体现了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凝聚作用。以前我们在分析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时，更多地考虑了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事实上，资本和劳动之间除了替代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互补关系，即一个经济部门或地区的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和丰裕资本的积累足以产生一种互补性。其实，这一互补关系不仅仅体现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往往因为拥有丰裕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企业家精神等资源和因素而会对本地区的劳动力产生一个正的外部效应，使得劳动力尤其是拥有较高教育水平或是技术的劳动力，即使在现期工资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对未来的工资效用保持了一个较高的预期。而本文就是想在此思想基础上研究经济中的外部性或者说互补性对劳动者的诸如工作努力程度、对自身教育的投资以及迁移决策等选择行为的影响和作用。

对于一个想在城市中就业的劳动力供给者而言，其面对着众多的决策，其要选择是否在该城市中就业，同时也要选择改变影响自身就业状况的因素。在中国的现实的经济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所聚集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所拥有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

我们假定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的效用的大小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工资水平、其本身所受的教育水平、其所处地区其他劳动供给者所受的教育水平以及其所处的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用函数的形式表示就是：U=U(w, hi, h-i, a)。其中，w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hi,表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hi越大，其受教育的程度就越高；h-i表示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h-i越大，其他劳动供给者受教育的程度就越高；a表示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一个综合指标，是该地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投资环境、基础设施等因素的综合指数。我们假定这个效用函数是连续的，而且二阶可微。同时假定U/w>0；U/hi>0；U/a>0，也就是说，当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提高时，可以增加其自身的效用，同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对其自身的效用也有一定的正的外部性。

假设经济体有不同的经济区域，每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不相同，也就是说，不同经济区域的资本存量、投资环境、以及人力资本的存量都不相同，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用ai来描述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因为较发达区域拥有丰裕的资本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从而该地区的经济环境能够与该地区的劳动力产生很好的互补性，而且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产生的外部性也就越大，也就是说，对一个代表性劳动者而言，其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是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递增函数。

我们可以用2U(w,h,a)/hjai>0（i≠j）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状况通过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所产生的外部性。假设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在做有关自身教育投资的决策时，将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看成是既定的，那么代表性劳动者的就要求解以下形式的问题：

Max U(w, hi, h-i, a)

hi

hi=f(h-i, a)

即代表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对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反应函数，如果我们做出传统的假设，即代表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那么，对于任何(h-i, a)，存在一个特定的hi，如h*，可以解代表性劳动者的问题。隐函数定理意味着?h*(h-i, a)/h-i>0,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选择的受教育的程度是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的增函数。

当代表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受到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时，有关受教育程度的决策就会产生外部效应。这种由受教育程度的决策所产生外部效应是一种战略互补性，可能会引起多重纳什均衡。

让我们假设所有的劳动供给者都有相同的偏好，考虑对称的纳什均衡，设Z为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因此，h*(h-i)=Z。一个对称的纳什均衡h*(Z)=Z是不动点，即如果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Z，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也会选择Z的受教育程度。在下图中，三条坐标轴分别代表代表性劳动供给者的教育程度hi,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h-i,、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a。在hi和h-i,所决定的平面中，横轴为h-i，即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纵轴为h*，即给定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下，代表性劳动供给者所选择的最优受教育的程度。每个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必在0和hmax之间。我们知道，反应曲线h*(h-i)的斜率为正，图中画出了一个例子，反应曲线与45曲线的每一个交点是一个对称的纳什均衡点。在我们所画的图中，有三个纳什均衡点A,B,C，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受教育水平。由于均衡是对称的，我们可以用帕累托标准排序，从而看到哪一个均衡比其他的均衡要好一些。当然，这里也存在着非对称的均衡，但我们要说的一般结论是：当存在战略互补性是，可能存在多重均衡，而且其中的一些均衡比其他的均衡要好一些。

同时我们亦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劳动供给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我们前面已经假定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是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递增函数。所以我们亦要考虑到反应函数所带来的使得劳动供给者效用最大化时的情况，结果如下图图1所示：出现了多重均衡的现象。如图中所示,B均衡点对应B`均衡点.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上述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所聚集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所拥有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因为单个的劳动供给者的选择受到对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决策的预期的影响，同时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单个的劳动供给者的选择行为亦有影响。

我们怎样促使经济体从一个低的均衡点向一个高的均衡点移动呢，既然单个的劳动供给者的选择受到对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决策的预期的影响，那么如果我们政府能够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宣传力度，就可以影响到单个劳动供给者的决策。同时如果一个地区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比较充足亦会促进其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又会对该地区的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产生外部效应。

以上我们在分析劳动者的选择行为时并没有考虑到工资的变化对其决策的影响作用，事实上，随着劳动力的大量的涌入某一个经济区域，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很可能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从而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水平下降，此时，又会对劳动供给者的决策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其实市场上也会存在着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诸如资本之间的替代关系，当该地区的经济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或是技术密集型时，其势必会对劳动力的价格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事实上，资本和劳动之间既有替代性，又有互补性，在某种情况下，替代性大于互补性，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较大，则厂商的生产函数可能更接近CES生产函数的形式，当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城市部门的工资就会对城市的迁移劳动力的数量产生一个正的作用，此时就正如托达罗模型所示的结果；在另一种情况下，互补性大于替代性，此时即使资本对劳动有一定的替代性，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往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发达地区的资本和投资环境仍会对劳动者尤其是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或是掌握熟练技术的劳动力产生很大的外部效应，结果会使得这部分劳动力在工资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留在发达地区，因为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工资收入有较高的信心。

以上仅仅是狭义的看法，如果我们将发达地区的资本替换为该地区所拥有的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人力资本积累，那么上述结论仍有可能成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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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篇3

    一、文献综述

    个人教育回报率是衡量居民教育投资回报水平的基本工具(孙志军，2004)。Zhao等(2002)比较了中国1978和1993年两个时间点个人教育回报率情况，认为相对1978年，1993年的个人教育回报率在明显增长；赖德胜(1998)研究显示1995年中国教育收益率比1988年有着大幅提高；Zhang(2005)和李实(2003)分别对1988—2001年和1990—1999年个人教育回报率进行研究，得出了回报率逐年提高的相同结论；陈晓宇等(2003)选择了1991年、1995年和2000年三个时点数据，发现同样的增长态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2005)针对2000年以后的个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显示，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收益率达到13％，超过10％左右的世界平均值(Psacharopoulos, 2004)，2004年更是高达18.9％，其他如宁光杰(2009)、罗楚亮(2007)等研究得出的高等教育收益率相对稍低一些，但所有结论一致显示中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还在持续增长且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总之，国内外研究均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个人教育回报率①要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后逐步提高，到上世纪90年代末基本赶上国际平均水平，新世纪以来回报率持续向上增长，目前已经明显超过世界平均值。

    已有研究主要从市场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两个角度解释中国教育回报率持续增加的原因。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改革越深入，以教育经历和工作经验为主体的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越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收入货币化改革和自由劳动力市场逐渐发育成熟，劳动力配置由以前缺乏竞争性和流动性的“国家分配”刚性体制机制进化到个人自由选择职业和市场自由调配相结合的新模式，收入作为劳动力流动“指挥棒”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教育经历又是劳动力能够实现流动的重要凭借，劳动市场的打开自然而然会推高教育回报率。

    从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上分析，传统上劳动力就业方向基本都是“国字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作为最大雇主的国家人力管理部门对体制内的工资待遇有着较为严格的控制和平衡(刘精明，2006)，市场形成过程中，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国有改制企业快速成长并成为就业市场增长的绝对主力，为实现自身发展，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主动为高素质劳动力提供较高的薪酬待遇，从而带动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价值提高(Zhao, 2002)。因此，在市场机制得到更好贯彻的非公经济部门、市场化改革步伐更快的东部地区，教育收益率明显要高(Wei, 1999)。

    市场因素能够很好地解释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整体回报率的增长现象，相对而言，针对高等教育教育回报率的增长还没有很好的解释。有人认为，中国受高等教育比例较小是导致高等教育回报率比世界其他国家高的重要原因(Benjamin, 2000)，然而，相对于大学生寥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拥有更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规模的2000年以后的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回报率要更高，说明人数多寡并不是决定回报率高低的关键性因素；也有人认为近年来知识更新频率加快，科技因素快速渗透到社会生产并发挥主要作用(孙百才，2005)，一方面保证了高等教育回报率要高于其他教育层次的回报率，另一方面也使得早先毕业的大学生要比新近毕业大学生在知识上处于弱势，造成高等教育回报率偏高现实，这种观点在纵向上较好地回应了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率递增现象，但是在横向上对于科技更为发达而回报率相对偏低的美国和西欧，中国如此之高的回报率依然令人费解。

    尤其结合1998年以来中国教育大规模扩张的背景，已有解释更加显得单薄和难以令人信服。根据市场供求法则，供大于求则价格降低，供小于求则价格升高，劳动力市场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供给的增加会拉低劳动力价值。Ahluwalia(1976)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有可能难以承受教育扩展的冲击，高等教育大众化会使得个人教育收益率的降低。Psacharopoulos(2004)发现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平均教育明瑟收益率比20世纪90年代初降低了0.6个百分点，研究者在排除宏观经济等原因后(该时间段世界各国经济呈现明显增长)，将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各国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状况联系，认为教育供给的提高是导致教育收益率轻微下降的重要原因。Tsai(2008)研究也表明，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工业化经济发展速度相当迅速，但在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两者作用相互相抵，使得台湾的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在此期间基本保持不变。

    就我国情况而言，从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使得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供给迅速增加，高等学校每年招生人数从1998年100万人增加到2008年招生600余万人，在校生规模从350万人增加到近3000万人，从供给端看，高学历人才从数量上已经不“金贵”。当然，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不断提速，经济社会的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又是在大大增加。也就是说，2000年之后，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增加了大学生供给会导致高等教育回报降低，同期经济快速增长使得社会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增加又会促使此类劳动力价值提升，然而，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到底是大学生的供给超过了经济发展需要导致大学生贬值，还是说经济增长包含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大于高等教育供给使得大学生升值，纯粹从逻辑上很难推断出具体结论。

    实际数据显示，我国从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使得高等教育迅速从“精英模式”过渡到“大众化”阶段，短时间内大量学生走出大学校门的同时，囿于经济发展模式落后和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没有做好吸纳突如其来、庞大的新增高学历劳动力群体的准备，应届大学毕业生未能就业人数飙升，如图1，2002年 过后，应届大学毕业生未就业人数从每年不足40万快速增长到2008年近20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不能就业(非累计数字)，年增长率始终在20％以上。(数据来源：梁冬梅，高校大学生就业的现状及对策，人口学刊，2009. 6)

    

    图1 2000年—2008年大学毕业生当年未就业人数和增长率

    因此，新世纪大学生就业状况实际已发生深刻变化，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既有研究的可比性基础，因为无论是上世纪80、90年代，还是在西方国家，没有发生如此之大比例和规模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情况，现有研究只是把目光投向那些已经获得工作机会的大学毕业生身上，所得出的高等教育回报率极有可能存在偏差。所以本文主要基于目前国内最为权威的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常规方法对不同时期大学毕业生教育回报率进行验证研究，同时引入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毕业后未能就业”规模激增现实因素予以对比，以期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30年来中国个人高等教育回报率变化情况。

    二、方法与数据

    (一)方法设计

    明瑟方程基本的表达方式为：

    

    其中，ln w是指个人收入的对数，Sch表示教育年限，Exp表示工龄，ε为误差项。系数β就是个人教育回报率，因为方程没有涉及教育成本，所以该方程求得的回报率并没有考虑成本因素。

    在模型的实际应用中，考虑到变LUNwen. dylw.net 量遗漏、选择偏差、异质性等问题，一般学者会加入一些变量和控制变量，本文为了更为集中地讨论问题，仅采用最基本模型②。另外，公式(1)中的教育年限是连续变量，β代表平均教育收益率，为更方便地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反映教育的阶段性特征并有利于相互印证比较，我们借鉴李实等(2003)使用的方法，该方法也被大量文献所采用，将公式(1)改写为：

    

    (二)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共同完成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06年项目(CGSS2006)，该年共获得了10151个样本(家庭)相关情况，有1220个样本具有高等教育经历，其中经筛选后符合要求的样本有7348个，具有高等教育学历样本为824个。

    相关变量的处理方式为：受教育年限、收入等在调查问卷中直接体现；工龄的计算方式为当前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再减去7(默认7岁是普通公民开始接受小学教育的平均年龄)；在教育层次上，分为小学及以下学历、中等教育学历和高等教育学历三种。

    本研究采用出生同期群方法来比较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2000年之后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回报率情况，按照我国正常的学制年限安排(即设定23岁是个人从大学毕业的平均年龄)，3个同期群分别为：第一个同期群(C1)涵盖1957年到1966年出生的受访对象，以研究上世纪80年代情况；第二个同期群(C2)涵盖1967年到1976年出生的受访对象，以研究上世纪90年代情况；1977年后出生的公民归为第三个同期群(C3)，以研究2000年以后教育回报率变化情况。

    三、分析与讨论

    已有研究对于不同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按照同样标准，只研究那些进入社会获得工作并领取报酬的样本，而舍弃掉没有找到工作没有领取固定报酬的样本，这样就有一个潜在假设：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处于一个长期的稳态过程，无需考虑更多因素就可以将不同时期毕业的大学生进行比较，当代大学生与10年前乃至20年前在获得职业机会上没有变化。这个假设会怎样影响高等教育回报率，本部分使用同样数据同一模型，分别在不考虑大学生就业变化的常规假设前提和引入大学生“毕业后未能就业”因素条件下进行比较分析。

    (一)常规处理得出的分析结果

    在大学生就业状况处于“稳态”假设前提下，为得到不同年代大学毕业生“价值”数量变化，可利用公式(2)得到个人教育收益率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不难发现，在同一时点，相对于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就业者(参照系)，中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教育回报率呈先增后减，而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教育回报率不断升高，从相对系数高137％到高158.9％，增加了20个百分点。这表明，相对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劳动力，大学生是在持续“升值”。严格来说，这个推论不能直接得出大学生本身“升值”的结论，因为这里高等教育系数只是一个相对系数，有可能不同年代出生的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劳动力工作报酬有较大差异，比较的参照系(小学及以下学历劳动者)发生重大变化则会导致相反的结论，因此必须要对总体情况加以考虑。

    

    表2是根据公式(1)得到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不同时间区段出生的就业者回报率同样呈上升趋势，也就是说总体来看教育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年为单位的个人教育经历含金量越来越高。

    

    结合上文分教育层次的估计结果，可以认为新近毕业的大学生收入要比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生收入要高，大学生在持续“升值”。这个结果与李实(2003)、陈晓宇(2000)等研究结论完全一致。

    (二)考虑未就业大学生的分析结果

    西方发达国家在跨期或者跨区比较研究时使用大学生就业稳态假设是合理的，西方社会在人口、教育、经济等方面都处于平稳状态，大学生毕业后顺利就业比例长期来看基本保持稳定。而综合我国2000年、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06年《中国劳动统计数据》进行比较，我国1999年、2001年2006年城镇失业率分别为3.1％、3.6％、4.1％，与此同时大学文凭失业者占失业总人口的比例从1999年的4.7％、2001年的6.1％上升到2006年12.6％，具有大学文凭失业者中因为“毕业后未找到工作”原因人口比例从1999年的4.9％、2001年的37.2％增加到2006年的47.6％。因此，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都在发生快速变动，大学生就业稳态假设有欠合理，面对不断膨胀的毕业后未能就业的大学生群体的既有现实，已有研究显然难以反映整体情况。

    CGSS2006问卷中专门设置了就业状况的调查选项，使得我们能够将大学生毕业后无法就业的情况从其他样本中分离出来，从而能够考虑2000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C3)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的实际情况，将毕业后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不含处于失业状态的大学毕业生)纳入回归模型，这样就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不同时期毕业的大学生价值变化。

    将CGSS2006数据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放入样本中进行回归，设定他们的年收入为10元(近似无收入)，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高等教育经历劳动力收入对数相对小学及以下学 历劳动力收入对数从表1的158.9％下降到121.9％，不及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教育回报。表4显示，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也因为考虑了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原因，年教育收益率大幅下降，不及前两个期间的年教育收益率。

    

    图3直观表明，用一般的教育回报率计算办法，高等教育相对收益率和个人平均收益率都在不断增长，然而，在考虑大学生就业状况因素条件下，以低学历层次劳动力为参考，收益率最高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其次为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收益率最低为新世纪大学毕业生；就个人平均教育回报率而言，新世纪新生劳动力(1977年以后出生)教育回报率最低，上世纪90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1957—1966年出生)的就业者回报率最高。三者次序之所以发生变化，根本原因在于一般研究仅仅把已经在寻职大潮中成功“上岸”的大学生们计算入样本中，忽略了越来越大比例的大学毕业生依然还在失业的苦海里艰难挣扎，如果将两者合并计算，结果发生变化是容易理解的。所以，新世纪大学生价值在“明升暗降”。

    

    (a)高等教育相对收益率变化

    

    (b)个人平均收益率变化

    图3　考虑就业状况对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对比图

    另外，明瑟估算方法并不反映和包括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仅仅对大学生“产出”部分进行考量，而我国高等教育近十几年来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大学生学费成本、生活成本、求职成本在不同程度增加。如果考虑这些成本变化因素，高等教育的“性价比”可能愈显低下。所以，目前“读书无用论”再次被人们频频提起，原因并不是民众对高等教育作用的否定，因为对于那些能够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多年的教育投入是值得的，“读书无用论”适用对象是目前毕业后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岗位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大学生群体。

    四、结论与建议

    现有大量研究显示中国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持续增长，2000年过后更是赶超世界平均水平。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06(CGSS2006)数据进行分析，将未就业样本数据包含到明瑟估值模型当中并将结果与传统分析结果相比较。发现在不考虑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条件下，新世纪大学毕业生回报率最高，大学生“升值”明显。然而，在加入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样本状况下，2000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回报率大幅下降，比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学生教育回报率都要低，新世纪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在发生着快速“贬值”。

    结果说明，现有的大量研究没有考虑我国新世纪大学生就业状况已经与改革开放初期有了根本性变化，并假设了我国大学生就业状况与世界其他国家大学生就业状况类似的研究前提，导致现有研究普遍高估了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LUNwen. dylw.net 造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大幅增加、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相对发达国家更高的两个研究“假象”。本文是对既有研究方法和结论的一个纠正和补充。

    本研究的意义还在于，有学者以中国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不断增高之表面现象作为国家进一步提高大学学费、减少高等教育投入的重要依据和理由，认为普通家庭及个人教育投入回报预期明显，有意愿承担更为高昂、更高比例的大学生学费负担。且不讨论公益的、具有外部性的高等教育事业是否应该通过民间不断投入方式来实现发展，仅从教育回报来说，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现阶段还是需要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更多关注以及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更多投入，更多地关注和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

    ［收稿日期］2012-03-14

    注释：

    ①1个人教育回报率与个人高等教育回报率并不是一个概念。大多数国家基础教育回报率＞高等教育回报率＞中等教育回报率，而中国数据显示(李实，2003)我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中等教育回报率＞初等教育回报率，个人教育回报率介于中间。由于部分文献没有专门对高等教育回报率进行研究，为口径对比方便，本文某些段落采用个人教育回报率数字而没有用个人高等教育回报率，这种口径变化不会影响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篇4

关键词：重庆市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现状；问题探讨

一、引言

劳动力资源是指能够从事各类工作的人口，它是劳动力人口数量和其平均质量的乘积。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的当今时代，对人力资源的定义一样强调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因此探讨一个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的现状，分析阻碍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的因素，关键在于研究该地区的内外部环境与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因此本课题既要考虑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也要考虑它的质量。以下主要从这两方面展开探讨重庆市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相关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为重庆地区的农村人力资源发展提供建设性的理论研究资料。

二、重庆农村人力资源发展面临的现状

（一）重庆农村人口数量大

根据重庆市2011年统计年鉴可以得到重庆市2009和2010年的常住人口分别为3275.61万人和3303.45万人，而其中农村口分别是2326.92万人和2196.45万人，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达到了71.04%、66.49%。重庆市作为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其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比重最大，就2010年的比例为66.49%，而仅次于重庆的天津直辖市，农村人口占其总人口数的比重仅仅是36.14%，北京和上海的这一比重最小仅在10%左右，而重庆农村人口比例比全国平均农村人口比例36.86%还高出将近3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重庆市的人口城镇化率在四大直辖市中是最低的，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的平均水平，突出了重庆面临的农村人口基数大的现状。

（二）重庆农村人口转移就业数量大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农村人口走出农村向其他产业谋求发展机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农村人口中的青壮年和文化素质较高的人以及具有一定技术能力的人普遍选择外出工作，由此造成的就是现存农村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且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和技术水平较低。

三、重庆农村人力资源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重庆农村高等专业教育水平偏低

在对2010年的重庆市各类高校学生总人数中接受农业专业教育学生数量的数据调查分析如下，其中，重庆市在校的高等院校学生总人数为565868人，而就读于农学的学生人数为9540人，所占的比例是1.69%；而2010年全国的高等院校在校生的总人数为1482680人，其中就读于农学专业的学生人数是43033人，所占的比例是2.90%。据此可知，重庆市接受农业高等专业教育人才的普及率还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这个缺陷在亟需农业专业人才的重庆地区显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这是重庆市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重庆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缺乏

重庆市作为一个典型的高海拔的多山多石的喀斯特地貌型山区，造成地理位置优势出现级差化，其中，平地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给教育事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建设条件，而高山地区由于所处的不利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由此出现了地区经济发展一边倒，教育事业发展一旁倾的分布状况。根据2010年重庆各区县教育和文化机构数量分布状况如表1所示：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从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查证到一小时经济圈第一产业的就业率为44.0%，渝东北翼为56.8%，而渝东南翼的为70.0%。而从以上数据对比分析看出渝东南翼作为农业的主要发展地区所占的教育资源相对于其他的地区还是较低，存在着教育资源地区分配不均衡的明显事实。教育资源是促进教育发展的基础，资源分布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的发展。作为教育水平亟需提高的农村人口分布地区受限于教育资源的缺乏则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从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成了农村人力资源发展面临的问题。

（三）科学文化水平影响重庆农村人口就业转移

农村人口科学文化水平偏低已成普遍现状，而劳动力丰富的农村地区人口由于在农村发展的局限性只能选择转移就业，寻找在其他行业的发展机会。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造成外出就业的农村人口选择的就业面较窄，特别是在对科学文化水平要求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率较低。根据可查询数据知2009年重庆就业人口有1668.83万，其中，有950.95万农村人口，而就业于第一产业的有666.61万，第二产业有100.19万，第三产业有184.15万。但随着教育资金的逐年增加，重庆市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口受教育水平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得到了改善，农村人口就业于对科学文化水平要求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的人数则不断地上升。由此可知，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对选择转移就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农村人口转移就业产业的人数对比，进一步看出科学文化水平对农村人口选择就业的影响。

四、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的对策

（一）提高农村人口的科技文化水平

1.加大教育资金投入，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的受教育范围太窄这一弱点得到了缓解，农民的基础教育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当前农村的基础教育还具有一定的薄弱性，比如教育的知识水平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教育的基础设施落后，教师的知识水平有限等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教育发展存在滞后性，从而影响学生接受先进知识的进度。因此，促进农村教学水平提高，优化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已成必然，而这个过程需要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以实现目标。

投入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经费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施；第一，改善学生学习环境，完善教学设施。良好的学习环境为学生营造高效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保持学生轻松愉悦的学习状态，从而进一步提升学生接受知识的效率。而完善先进的教学设施又可以培养出与时俱进的现代化学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二，强化农村师资队伍建设，缩小城乡师资力量差距。

2.完善升学考试制度提高农村学生的升学率

根据2010年重庆市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分析，重庆市劳动力中城乡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存在一定的差距。数据分析如图1所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重庆市城镇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普遍集中在初中以上，而乡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大部分集中在初中及小学以下。从中可以了解到乡村劳动人口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甚至在高中这一文化阶段城镇是乡村的5倍。总体对比是，城镇劳动力文化水平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比例是33.3%，而乡村的这个比例仅仅只有4.1%，数据的比较凸显出乡村人口在文化水平上具有明显的弱点。

（二）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

1.统筹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实行城镇和乡村的就业统筹，维持地区较低的失业率，实现城乡劳动者充分就业是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在执行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同时充分考虑就地转移的需要，对内转移就业要不断拓宽当地的转移空间。首先，在农村劳动力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将剩余劳动力往当地县城和各个乡镇工业园区转移。转移的方式可以是政府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于当地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以个体或者私营经济为主体，以强化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扶持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副业产业诞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当地的第二产业转移。其次，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服务，吸引在外地事业有成者回家创业。一方面，为当地劳动力市场提供更丰富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出劳动者对外地城市就业的冲击，同时，回流的优质人力资源又可以降低农村人力资本的外溢规模。

2.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管理服务中心

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劳动力一直处于自由转移的模式，这种模式增加了剩余劳动力就业难、合法权益保障难、收入低以及医疗保险落实难等弊端，缺乏一种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有效监管的管理服务机构，因此在农村设立劳动力转移管理服务中心将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收集整理劳动力市场的劳务需求信息，并向外公布就业岗位的信息要求。其次，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指明就业于不同行业应进行的相应技术培训。再次，记录劳动力转移的相关信息，以规划和监测管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况；再次，为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劳务用工合法权益保障服务，如提醒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签订劳务用工合同，购买五险一金等规范性的必备保险金，提供劳务纠纷处理等权益保障服务。最后，为农民工提供综合服务，可以根据以往收集的个人就业信息帮助农民工分析个人适合从事的行业，以减少个人的就业盲目性。

五、结论

农村人力资源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在现代化的新农村建设道路上将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和采取的一系列支持措施则是推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关键。

参考文献：

1.董克用.人力资源管理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篇5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转移；职业化教育；农业就业；非农就业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迈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也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化解三农问题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减少为数众多的农民，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进程意义至关重要。对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已不少，蔡昉认为，通过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了就业，对于农村增收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潘文卿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向转移，不仅是中国经济全方位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本文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于以疏导农民就业途径为切入，发展农民职业化教育，使农民本身具有转移的能力，从而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城镇化，推动农村发展。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总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客观存在的人多地少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富余。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还会日趋增大。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得不到及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势必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的振兴、社会的稳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提及我国的贫困问题人们往往归因于我国人口太多。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人均耕地面积并不算很少。2005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0．099公顷，是日本的2．9倍和韩国的2．8倍，甚至比英国高出4％。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却远远低于这些国家。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下，一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的比重更在4％以下。而我国农业人口比重高达57．01％，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我国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18公顷，而日本为1．5公顷，韩国为0．7公顷，英国为10．8公顷，分别是我国的8．6、3．9和60倍。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大量农民的劳动属于“剩余劳动”（即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从而使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仅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远远低于我国工业和其他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这就是我国农民贫困的真正根源。因此，将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中转移出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我国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使农民收入成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这是其他增收措施（如减免农民税费等）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村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以及副业结构，还可以发展壮大农村二三产业，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升级。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现阶段由于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土地过少，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使用量只有6．4台，而日本为470．8台，韩国为103．7台，美国为27．1台，德国为87．2台，法国为69．2台，英国为84．5台；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收割机使用量只有1．6台，而日本为248．7台，韩国为49．4台，美国为3．7台，德国为11．4台，法国为6台，英国为7．9台。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农业集约化程度上的巨大差异是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密切相关的。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出去，现代农业技术才能推广，我国农业才能真正实现集约化和现代化。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进入城市，成为潜在的城市居民。城镇作为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乡镇企业、文化、科学、教育、娱乐业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可以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供优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务及人才、技术支持，而成为“准城市居民”的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恰恰为城镇的发展和工业化提供了生产力，促进了城镇的消费、交通、建筑、服务业等，加快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二、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及成因

（一）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

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截至2005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6 212万人，占42．99％；乡村人口74 544万人，占57．01％；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表明全国15～64岁之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15％。由于农村人口政策的现状以及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生活水平较低等原因，农村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在15～64岁之间的比例不会低于70．15％的平均水平；又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在一些农村地区并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加上近年来农民收入下降，辍学儿童增多，他们一般在14～15岁就开始参加农业劳动，甚至外出打工，因此，这么算来，农村的劳动总人口应不低于53 000万人。而我国土地共有1．27亿hm2的耕地，根据农业部相关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在农村现有生产力的生产规模条件下，只能为1．5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农村5．3亿的劳动力中，有接近3．8亿属于非农业的剩余劳动力，除去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很大。但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的状况来看，适合市场需求满足工商业发展的劳动力不足，而既无技术、又不符合用工单位需求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因此，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属于低水平、结构性剩余。据统计，2005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64％，小学程度的占18．08％，初中程度的占59．68％，高中程度的占13．9％，中专程度的占4．89％，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就更少，仅占1．81％。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7年。可见，我国的农村人力资源质量较低，这也就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消化”。总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教育程度低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的主要指标。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城市为10年），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4．83亿，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7．72％。全国约有8 500万文盲和半文盲。近几年，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大力发展农村各项教育，农村劳动力文化基础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离现实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2．技能水平低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通过技术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有0．13％，有技术特长的仅占10．6％，而高达85％以上的农民不具备专业技能，不具备现代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极大地阻碍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身体素质不高

由于经济贫困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营养、卫生、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条件较差，90％左右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农民身体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农民的健康状况更不乐观。

4．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弱

我国农村劳动者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以及长期受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的影响，缺乏现代经营和管理的知识，经营管理能力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未能得到预期的收益。有些农民办的小企业，由于缺乏经营管理能力，造成经营管理不善、资源浪费、效益不高。这种状况阻碍了农村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现阶段阻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而无法顺利“消化”，且综合素质较低，与其自身的特点和其所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多年以来的各种限制性的制度束缚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1．土地制度

土地是农民家庭的重要财产，当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向城市永久迁移时，失去土地承包权的风险会降低他向城市永久迁移的意愿。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我国的土地政策历来对土地交易有严格的限制。近十多年来，这些限制开始逐步放松，因为农村经济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2002年，对《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修改后，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限制大为减少，该法为保护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提供了法律依据。

2．户籍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分割制度把个人束缚在固定的狭隘的地域范围内，在狭隘的地域范围内人们又被固定在特定的“单位”里，从而将农民世世代代限制在土地上，隔离在城市之外。户口制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加速，国家逐渐放松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限制。但是，对于想进城市并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村人，障碍依然存在。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还必须向所在城市交纳各种各样的费用，如暂住费、计划生育费和城市增容费等。没有城市户口，这些流动人口就不能或很难得到所在城市或单位提供的许多福利，如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优惠等，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就会远远高于城市本地人。可以说，现行的户籍制度使永久移居城市的交易成本很高，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3．教育体制

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是有差别的。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政府没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致许多农村居民无法享有这一权利或履行这一义务。城镇中小学属于国家办的学校，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而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就大体上是“民办义务教育”，即除了公办教师的工资是由中央和当地政府支付以外，其他都是农民自己掏钱支持办教育。因此，在农民收入极低的现实条件下，农村教育投入和可以使用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国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上的不平等。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远高于农村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然处于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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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层次，城镇企事业单位中的就业人员享受着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将农村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相当部分社会保障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斥在外，从而导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严重落后于城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风险也在不断提高，土地保障并不能承担农民抵御生活风险的全部负担，尤其是无法抗拒来自于市场经济的高费用风险。因此，在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前农村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需要的，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成功实现转移的制度依托。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对土地和家庭保障的替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永远无法真正离开土地成为城市居民。

三、深化职业教育，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无论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还是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从最根本上讲，都离不开农民的知识化。知识化的农民首先要求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包括文化基础知识、现代科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等。针对我国国情，农村职业教育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将农民职业教育区分进行：进行农业就业职业教育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两种。首先理清农村所需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关系，使潜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显现，进而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逐渐划清农村劳动力与非农村界限。

（一）农业就业职业教育

1．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农村职业教育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农民对农村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坚决摈弃对职业教育鄙薄的旧观念，确立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应有地位。而政府在农民职业教育中应该起到主导者的作用。

2．要明确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民知识化服务的目标，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现存的农村中年成年劳动力，在这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开展农民培训的许多优势。因为这部分人有比较优势：已经完全投身农业，有一定的农业从业经验，且具备接受新知识再学习的能力。因此，培训的这部分人员会是现阶段传统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于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的培训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利用“政府＋学校＋农民”的三结合体系，其中政府主导筹资监督，结合学校师资力量，对适合的劳动力对象进行农村现阶段主要种植业技术的职业教育。

3．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培养未来新型农民中的作用。这一途径主要是针对未来的农村潜在劳动力而言的，在这一过程中，目前最为重要的是要从观念上消除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偏见，从制度上保证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同时，针对农业从业潜在劳动力这部分“新鲜血液”，要将他们打造成建设新农村的新型农民，向我们将来的农业产业要效益。在这方面，职业学校要在发挥其特色和优势，依据当地的人力资源，地理环境进行专业设置和师资配备，突出农业科教优势园林园艺、花卉、蔬菜无土栽培等经济农业为主，结合种植业，办出农民职业教育的“新农”特色。

4．推进农民职业化和就业准入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设工作，对于农民职业教育也是意义重大。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新形势下，通过执行就业准入制度， 促使农村人口有意识地参加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

现阶段，一方面，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且逐年增加，而另一方面，各地企业对各等级技工的需求量增加，而全国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严重短缺，从而出现有些企业高薪难聘一位高级技术人才的现象。劳动力市场需要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技工的需求占54．4％。全国性的“技工荒”和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告诉我们，技工短缺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指明了新的出路。而且从长远看，农村非农就业的职业培训才是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完成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当然，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并非那么容易，但是加大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确实是我们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可行切入点。

1．充分认识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一直以来，我们只是一味的强调农村建设、农业的发展，政府也在不断加大财政支出，而效果却不明显。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农村负担太重，用仅有的一点农业效益加上一点点政府补贴在养活绝对超员的农村劳动力。那就如同一个成年人背着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总是希望有力气多干活，于是，给他多吃饭，补营养，而效果甚微。问题是他的力气在有负担的情况下已经达到极限。怎么才能效率最高？很简单那就是让孩子从背上下来，帮他干活！一方面，他有了更多的力气，而且有孩子帮他；同时，孩子也会成长的更快。也就是资源充分利用的概念。现阶段对于我国已经是不得不给农业现代化发展减负时候了，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它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进而关系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基于这种战略高度的认识，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服务力度。

2．明确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与对象，突出自身特色。这里，主要是针对大部分潜在劳动力，未能继续完成学业深造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强，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是将来成功走出农村，完成转移的主要部分。我们经常会见到初高中生刚毕业就投入到第二三产业中去，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会由于没有专业知识而再次回到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这给农村、农业又造成了负担。针对这种现象，对他们进行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就显的格外重要。一方面，坚持常规学历教育，招收初中、高中、中专和职高的毕业生进行2－3年的系统学习，使他们具备中、高级技工的基本素质，适应“蓝领”、“灰领”或者“银领”工作岗位要求，能够大胆地走出去；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短期技术培训，取消年龄和文化基础的限制，对现有劳动力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或现代农业技术。只有双管齐下，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培训，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要始终以就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适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来设置专业和开设课程。根据当地剩余劳动力资源的特点和劳动力稀缺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情况，切实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3．整顿就业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当前，必须加大《职业教育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有关生产和就业的法律的执法力度。落实包括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内的各项劳动制度，强制从业者履行接受职前教育或培训的义务，强制用工单位履行按照职业分类安排就业并培训职工的义务，保证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和信用，维持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落实劳动保障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合理工资报酬、劳动保护和防护、失业保险、工伤抚恤、休息等）。这些举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非农就业的难度，但将从根本上提高职业教育的收益率，改变农民工素质低下、地位低下、待遇低下的“城市二等公民”形象，从而极大地刺激农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目前，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存在程度不同的闲置，一旦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上涨，职业教育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也将大幅度增长，从整体上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服务技能和技术水平。

四、结语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对我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抓住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进行农民职业化教育，对富余劳动力进行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职业分流，最终达到剩余劳动力的安全、合理转移。这必将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灵芝．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2004，（7）．

[2] 朱巧玲．转移的思路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3，（1）．

[3] 聂传定．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就业与新农村建设[J]．台湾农业探索，2006，（3）．

[4] 焦必方，毛作文．农民非农就业的意义、现状及措施[J]．上海农村经济，2005，（10）．

[5] 刘纯阳．农民教育问题初探[J]．农业技术经济，1999，（4）．

[6] 陈遇春，朱宏斌，刘彬让．当前我国农民职业教育供给的基本特征及存在问题[J]．中国农业教育，2004，（5）．

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篇6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我国青少年包括高校大学生在体格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身体素质与身体机能与过去相比却呈明显下降趋势。当代大学生在身高、体重、胸围等体格特征上的明显改善，显然是饮食状况与生活环境优化的结果；但体能素质尤其是作为衡量体能素质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耐力素质，呈明显下降趋势却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见表一）

1.生产力解放所带来的体力劳动的减少

城乡学生在家庭和社会中能够从事的体力劳动内容及劳动强度已明显减少，身体锻炼减少，学生的耐力素质自然下降。

2.学校体育在教育改革进程中，在教学内容中速度、力量等项目锻炼逐渐偏多，耐力性项目锻炼渐渐减少

由于速度力量性项目可以更方便地寓于游戏、比赛、竞技中、项目内容趣味性浓，对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而耐力性项目大多内容简单，枯燥乏味，学生练习的积极性自然不高。

3.学校锻炼场地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学生的耐力性项目的训练

扩招之后学校人数规模上了一个新台阶，学校的体育场馆与体育设施并没有随学生倍数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按照国家教育部“每200人一块篮球场地、每300人一块排球场地、每1200人一块足球场地，人均占有体育场地3平方米”的规定标准计算，我国目前大多数高校的体育场地和设施都十分不足，严重限制了学生体育运动。

4.现代家庭教育对学生体能锻炼意识培养的忽视

当代大学生基本上出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属于独生子女一代，在家中被视为掌上明珠，有的家长甚至给孩子立下“刀不准用，电不准碰，火不准动”的三不准规定，怕伤着、累着，更怕干一些家务而影响学习成绩。缺少劳动锻炼，缺乏劳动观念，当代学生不仅在身体素质方面普遍较差，而且在个性发中也有意志品质薄弱的特点，畏惧困难，讨厌劳动，不爱运动训练。

5.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对体能锻炼的轻视

在素质教育提出十多年后的今天，当代中小学教育仍基本保持应试教育模式，其核心部分“考试制度”就像教育界中的一个指挥棒，又像一把标尺，学生文化课成绩的高低决定了学生的“好”与“坏”，老师水平的“高”与“低”和学校的档次，家长、老师、学校都不重视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培养。在这种背景下学校优质教育就成了一句空话，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就不可能实现。

6.中小学与高校在教育体制上的反差不利于学生体能锻炼意识的自主培养

我国中小学教育体制与大学体制大相径庭。中小学对学生的管理往往过多，学生习惯在教师指导指示下从事各项活动，造成大部分学生的独立行为与独立意识较差，思想依赖性较强。而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又往往过少，学生一下子拥有了从未拥有过的大片自由空间。就像一个究光蛋摇身变成一个百万富翁，一部分意志薄弱、自律性不强的叛逆主义者开始“挥金如土”，放纵自我，逃课上网、逛街、在寝室睡大觉；另一部保守主义者手里攥着大把“钞票”不知该如何“花销”，对自己的生活缺少统筹安排。

二、培养大学生

体能锻炼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对策

根据调查研究显示，学生拥有的闲暇时间总量与体育运动量之间并没有对应关系，但体育运动量却与大学生信息获取量有相对应的关系。随着信息获取量的增加，学生的月内平均体育运动量也相应增加，二者基本成正比关系。大学生对体育信息量接受状况与其体育锻炼阶段相关。调查显示，学生所处的锻炼阶段越高所自主接受的体育信息量也越多，二者亦成正比关系。从中可见校园体育信息环境对体育锻炼有一定影响。

大学生体育锻炼心理感受的相关调查分析。在对我国2004年部分高校在校大学生以“体育锻炼各个阶段与心理感受间的关系”为内容的调查中，我们对处于不同锻炼阶段的大学生参加锻炼后的感受状况进行了测验。（见表二）

结果表明，锻炼后的心理感受得分与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阶段之间存在相关，随着阶段的变化，锻炼后的心理感受有上升趋势。据此推论，锻炼后的良好心理感受程度，可以作为预测大学生进行闲暇体育锻炼量的指标。因此，如何使大学生在锻炼后有愉悦感受应该受到重视，特别是在指导大学生选择锻炼项目、锻炼内容、锻炼形式、锻炼负荷、锻炼强度时，应以能否在锻炼后产生愉悦感受作为重要的依据。

三、高校体育与学生管理工作应加强

对学生体能锻炼的督促管理与组织

首先，高等学校在学生教育中，应当加强体育教育宣传。通过营造良好体育信息传播环境，增强学生对体育锻炼的认识与理解，让学生养成自觉自愿锻炼的习惯与行为。

其次，学校对学生体育锻炼要进行有效管理。学校要有组织地定期对每个学生的健康状况、身体素质与锻炼情况做详细了解、检测与记录，并建立个人身体素质档案，安排人员针对每个学生的身体状况与锻炼效果进行跟踪指导，还要把学生体能状态信息及时反馈到本人，学生可根据提供信息自主安排运动方式与运动量，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让学生通过连续体育运动获得身心快乐和身体机能提高的成就感。

第三，对不爱锻炼和没有养成良好锻炼习惯的学生要进行有效组织，绝对不能放任自流。学校应注意在组织形式中增加各种各样的竞赛活动，也可以适当给学生提供一些体力劳动实践机会，比如校园内与社区中的义务劳动，植树或扫除等，不仅可以锻炼学生体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劳动热情。

第四，高校要增加在体育设施上的投资，为学生提供足够的运动器材和运动场所。

最后，要针对大学生的运动兴趣与运动特点，一方面在体育授课方式与内容上要做出有效调整，提高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与兴趣；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组织时要选择适合学生身体状况的运动项目，如果运动项目选择不好，在运动中身体与心理上受到损伤与伤害，就不可能产生愉悦感受，其身体锻炼积极性必然受挫，对学生终身体育行为将有很大影响。

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篇7

[论文摘要]本文详细阐述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的现状，剖析了形成当前现状的原因，并指出只有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才能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就是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数量充足，但其质量却并不令人乐观，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必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奥德·舒尔茨通过对美国半个世纪经济增长的研究指出：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1]。这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而人力资源的贡献率却逐渐上升；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更多地表现在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各方面条件受到限制，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不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时，指出“农民素质的提高是新农村发展的灵魂。”必须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大部分农民处于较低文化水平层次，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具体为六个字“一大、六低、一弱”。 

“一大”是指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我国农村中有近5亿劳动力。据专家推算，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条件下，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2]。也就是说，在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有3.5亿属于富余劳动力。我国农业资源相对匮乏，庞大的农业大军与有限的耕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 

“六低”是指农村劳动力思想素质低、文化素质低、科技素质低、经营管理素质低、身体素质低、劳动生产率低。 

（一）思想素质低。我国农村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小农意识浓厚，思想保守，满足于现状和眼前利益，缺乏较强的成就动机，对新观念、新技术、新事物反应冷淡，商品意识淡薄，缺乏经营观念。 

（二）文化素质低。在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占20%，小学占40%，初中占29.5%，高中占10%，大专以上仅占0.4%。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79年，而美国农民大部分是从州立农学院毕业的；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专文化；德国6.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日本农民中5%是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占74.8%[3]。另外，受到妇女生理条件的限制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致使妇女及其家庭无法正确认识妇女教育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妇女劳动生产能力，有利于提高妇女的人力资本，从而造成了农村妇女劳动力素质不高，更低于男性劳动力素质。全国从业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男性从业人员占83.9%，女性从业人员则占88.1%。2000年我国男女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分别为51.63%和48.37%，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高3.26个百分点，以农村总人口8.0739亿人计算，女性人口应为3.9亿多[4]。几近半数的农村女性，无疑是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支柱，她们的素质状况，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整个素质水平。总之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将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三）科技素质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95%以上的人基本上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不具备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初级技术要求。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可谓是“科盲”。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有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术，3.2%掌握农业技术[5]。我国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不足20%，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四）经营管理素质低。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多半停留在传统耕作水平上，生产方式简单，劳动手段陈旧，经营管理粗放。他们不计劳动资料成本和劳动力投入成本，不讲投入产出效益，不会合理配置劳动资源，调整生产结构，无法预测市场变化。从事乡镇企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尽管其经营管理素质优于种植业的农民，但绝大多数人的经营管理并非自觉意识下的行为，仍是一种凭直觉经验的，带有相当程度盲目性行为。 

（五）身体素质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比较落后，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较低，基本上是只能解决温饱问题，食物构成和食物营养简单，因而身体素质较差。特别是山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刚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的营养不良，饮食结构不合理。农村卫生保健条件差，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农民的需要。加上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问题，人口生育质量低下。据统计农村残疾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6%，弱智儿童占人口的15%。农村劳动力中还有少数人格不健全、有心理疾病等患者[5]。 

（六）劳动生产率低。劳动生产率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与社会创造力的总标志。《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显示：1997-1999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316美元，仅相于日本的1.03%，韩国的2.58%，巴西的7.35%，约为印度的80%。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以及高层次文化程度人员比重过低，必将影响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给我国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及城镇化进程带来严重制约。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成因分析 

1．观念较落后。长期以来制约着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除了经济落后、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落后的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主观的因素，即观念上的落后，在农村地区，目前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民风习俗，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民风相当纯朴，人们经常是夜不闭户。由于其教育条件差，农民本身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奋斗的目标或眼光短浅，还处在小富即安的状态，部分农民宗族观念、家长观念盛行，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相当严重，并且过分强调客观条件的不足，缺乏主观的追求。尤其在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农村中多数人未真正摆正读书与挣钱的位置，没有树立起以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以高素质形成再就业竞争力的观念。主要表现在：一是认为多读书不划算；二是不读书照样能挣钱。 

2．投入不足。政府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不过20%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目前全国义务教育投人中，乡镇负担78%，县级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6]，财权与事权极不相称。在投入规模方面，政府投入农村教育的经费十分有限。从总量上来看，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偏低。2002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3.76%，比上年的13.31%增长了0.45个百分点，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3.17%，仍未达到1996年国家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支出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的水平”的目标。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国1949年3.3%的水平，明显低于中等收人国家4.48%的平均值，更低于高收人国家5.66%的平均值[7]。 

3．体制不适应。对于文化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农民已有一定认识，对提高自身素质也有迫切要求。但是目前的农村教育体系和农业科技的供求现状却使农民无法有效提高自身科技素质，难以完成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从整个农村教育体系来看，农村“三教”(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分割或残缺，农村教育脱离实际，使得农民素质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农村教育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城市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城市基础教育没有任何区别，从学生的学习目的到学校的培养目标都是一样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农民、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而是为了高考应试。与农民直接相关的农村职业教育也脱离农村实际，“升学无希望，打工无出路，回乡无技术，致富无门路”是学生普遍面临的困境。真正能为农村服务的成人教育又面临诸多问题而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4．管理不完善。整个中国的农村教育系统，过去都是由教育部门条条管理，农村县镇(乡)村需要农技、农业产品加工及经营管理初级专门人才，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农民，但不能按农村的这些需求去改革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结构、课程、内容与方法，以提高农民及其子女的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素质，这不仅制约农业现代化，也阻碍农民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以及海外劳务输出。 

5．劳动力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劳动就业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劳动力输出不断增加，一部分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或其他行业，农村优质劳动力资源外流现象严重，导致了农村务农劳动力整体素质的进一步下降。劳动力的转移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农村的留守大军中，女性和老龄人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沉淀下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更低，结构更不合理。 

总之，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新农民，广大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素质不提高，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温家宝总理也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因此，我们只有面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剖析成因，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把农村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力量。 

 

参考文献 

[1]冯菊香，提高农民素质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j].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6，(9)：69-70. 

[2]王凤山、阎国庆、任国岩，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2005，(3)：60-62 

[3]李水山，现阶段农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解决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3，(15)：6-9 

[4]李苏英，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问题探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14-17 

[5]卢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劳动力素质关系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8-30 

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篇8

关键词　劳动者选择　生命周期理论　中国劳动力市场现状

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与非均衡是由供求双方共同决定的，相对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更多的是由劳动者本人的行为决定，劳动者在衡量成本和收益之后，做出选择，包括是否选择工作，以及选择工作或是选择教育。

劳动者如选择教育，此时其身份是纯消费者和为未来投资教育的投资者，劳动者如选择职业，赚取报酬，其身份为消费者和储蓄者，为当期生活与未来生活做储备。劳动者在当时当地所做出的选择，无不是比较当期成本、当期收益，未来成本、未来收益后的选择。劳动者的选择会受到其在整个生命周期的规划所影响。

一、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与永久收入消费理论的借鉴

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弗里德曼(M.Friedman)提出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有一个关于消费者行为的微观经济理论，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两种假说的前提为：首先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其次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

上述两种假说都体现了一个基本思想：单个消费者是前向预期决策者，有几点是相同的：第一，消费不只同现期收入相关，而是以一生或永久的收入作为消费决策的依据；第二，一次性暂时收入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很小；第三，当政府想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只是临时性的，则消费并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效果。而两者的区别在于，生命周期假说偏重对储蓄动机的分析，从而提出以财富作为消费函数的变量的重要理由；而永久收入假说则偏重于个人如何预测自己未来收入问题(高鸿业，2004)。

人在社会上有多种角色，因经济学中研究的偏重方向不一样，人既可以是消费者又可以是劳动者，成为消费者的前提必先成为劳动者，劳动者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会做出各种选择，选择工作或是选择教育，选择教育的方向和内容，选择工作的类型和职业方向。本文认为人作为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的选择，类似于生命周期假设和永久收入假设中消费者的选择，类比之后，本文认为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的选择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劳动者选择不只同当期选择时的自身情况和所处环境有关，他的选择会结合当期的实际情况，并以一生的职业发展方向作为其决策的依据。

第二，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对教育和工作的选择与其年龄阶段有很高的相关性，理性劳动者通常会选择在合适的年龄进行合适的选择，接受教育的年龄阶段比较固定，即接受小学至大学教育的年龄阶段是相对固定的。除接受教育的其他阶段，劳动者选择工作，其工作的时间包括工作、寻找工作以及失业的时间。

第三，由于劳动者做选择时，会站在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基础上考虑，以整个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所有劳动者当期选择也受其对未来预期的影响。“尽管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未来的收益不如等量的当前收益更有价值，但是心理学家用看重当前(pre―sent-oriented)以此来描述那些对未来的事情或结果不是非常在意的人。看重当前者就是指那些用很高的贴现率(r)来对未来的收益加以折现的人。”(伊兰伯格，史密斯，2007)看重当前和看重未来预期的劳动者都会以整个生命周期的规划为前提，所不同的是其贴现率不同。

第四，劳动者生命周期的两个重要的选择，教育与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具有替代效应。劳动者生命周期的生存和工作的的总时间是确定的，按60岁退休计，劳动者将在这60年中去分配其教育与工作的时间，选择受教育必定会损失工作的时间，反之亦然，所以教育与工作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第五，劳动者在生命周期中有三种身份的共存和转变，这三种身份分别是消费者，储蓄者和投资者。劳动者的消费是现期的支出，包括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储蓄来源于现期收入，为未来考虑而作的储备，未来可以得到确定收益；投资来源于现期收入，也是为未来考虑做的决定，未来得到的收益不确定。教育属于投资，接受教育的预期不一定与未来的真实情况相符合。

第六，短期社会的教育与职业变动引起劳动者选择时的教育与就业方向变动较小，劳动者将会受长期变动趋势的影响。

二、生命周期理论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应用

在我国学历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包括：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大专(大学专科)、大本(大学本科)、第二学士学位班、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我国自1986年开始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的特点。照目前看来，由于义务教育的年龄段限制，且初中毕业者选择相对较多，中国劳动者生命周期中第一个重要的选择时间为初中毕业时(约15―16岁)，初中毕业后有三种选择，即第一，直接工作，第二，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教育及各种短期职业培训等。它为社会输出初、中级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第三，继续上高中，为日后接受高等教育做准备。

劳动者第二个重要的选择时间为高中毕业时(约18―19岁)，高中毕业后有两种选择，即第一，工作；第二，参加高考，高考分流后，选择读大专／高职，或读大学本科。

在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这两个选择时段中，劳动者的选择不仅决定了自身未来的发展前途，当无数劳动者的选择具有相同的指向性时，其职业选择也集合为了社会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现今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民工荒”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相关原因有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本文认为从劳动力供给方面出发，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这些问题与劳动者生命周期的选择有关，这两个时段的选择将决定劳动者未来生命周期的职业规划和发展。本文将讨论在劳动者做出选择时，是什么影响劳动者的选择，以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如何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而在现期做出选择。

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时，劳动者如选择投资教育，则是纯消费者，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的，要继续学业，教育和生活的费用由父母负担，劳动者的选择是自身和父母所组成家庭的联合决策所决定的。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性，在基础

设施建设，劳动者收入、消费方面，城市和农村都存在较大差距，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的收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作为劳动者在进行生命周期的教育和就业选择时，面临的自身状况和对未来的预期是有很大区别的，这将直接导致其选择的不同。

(一)关于农村居民的选择

据统计，农村人口从90年代起虽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一直比城镇人口高，2006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44％(注1)。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上。而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农村大学生比例三十年来下降一半(数据来源：广州日报，2009-01-23)。从以上数据可以判断，上世纪80年代，占全国总人口八成的农村人口拥有占当时全国大学生总数三成以上的农村大学生，而到了2006年，占全国人口近六成的农村人口只拥有占全国大学生总数不到两成的农村大学生。按比例来说，农村大学生数量下降的比例快于农村人口下降的比例。

是什么让农村大学生数量下降了呢?

如图1所示，16岁是初中毕业生的年龄，如选择读高中，考大学是其最终选择，22岁大学毕业，其间有六年的时间，选择读大学后，其成本包括六年间放弃的工资性报酬以及生活费、学费。这六年中劳动者是纯消费者，其与父母的家庭为劳动者共同进行教育投资。而教育投资的费用来源于其家庭中父母当期收入和之前的储蓄，如教育投资的费用等于或大于此家庭中的收入和储蓄，此家庭将负债，生活肯定会难以为继，基于对未来劳动者受高等教育后整个生命周期中收入的起点和增速较高，此家庭会选择负债进行教育投资。

但目前的问题如图一所示，工资性报酬流B代表初中毕业后直接工作的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工资性报酬流A代表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报酬，工资性报酬流C代表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报酬(大学生与农民工工资待遇出现趋同趋势(注2))。从图1可以看出，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选择读大学的成本没变，某种程度讲可能是增加的，而总收益确在下降，由之前的收益1与收益2之和降到了现在的收益2，这意味着现今一个农村家庭为孩子受高等教育所进行的投资，与以往相比，劳动者会在生命周期中用更长的时间去偿还，这会使家庭所承受负担加重，其心理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以上分析显示农村居民选择读大学的比例下降了，他们一般会接受收益较小，负担较轻的选择，义务教育之后即初中毕业后直接工作。统计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点，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二)关于城镇居民的选择

自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多，呈大幅上升的趋势，就业率自2007年开始呈下降趋势，基本形成供大于需的局面。研究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2006年1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的一项调查研究结果)。农村大学生比例的降低，城镇大学生比例相应升高，为什么在大学生越来越多，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城镇居民的适龄劳动者中选择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也越来越多。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0年7月通过民意中国网和互动百科网，对1718名公众的在线调查显示，80.1％的人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明显的学历门槛。求职招聘、评定职称和职位晋升，成为学历门槛最明显三大领域。在上市公司中，公司高管是高收入人群，统计数据显示：公司高管本科以上学历占到了七成以上，高层管理人员学历与月薪成正比(注3)。劳动者对高学历的预期是有根据的，高学历的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晋升的机会更多，更有可能得到更高的边际收益。

如图1所示，相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城镇家庭的整体收入较高，投资教育对家庭负担较轻，虽然大学生就业状况不如之前，但在职业生涯中，投资高等教育比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的边际收益会越来越高。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分析，城镇居民在投资教育的负担相对较轻的情况下，出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会更多的选择接受高等教育。

(三)关于“民工荒”、“公务员热”问题的生命周期分析

从生命周期理论的角度来看，“民工荒”、“公务员热”与劳动者对工作的稳定性诉求与未来工作能力下降后能享受到的福利政策相关。“民工荒”并不是劳动力供求市场中静态的供不应求，从劳动者的角度讲，未进行进一步的高等教育投资，导致其职业生涯中连续的工资性报酬的增长率较低，而且职位升迁的机会不多，加之农民工社会保险覆盖面较小，农民工的工作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在有工作能力期间，选择其当期收益最大的工作。农民工的这种工作不稳定也导致了其选择的随机性更大和其选择的稳定性更低，受当前政策和经济环境影响也更大。当政府取消农业税，农民的农业性收入提高后，当农民有了一定积累可以自己创业时，即当农民有了多种选择可以维持生存和生活时，企业的不稳定工作和低社会保障功能对他们来说吸引力自然就降低了。

“公务员热”中报考公务员的大部分是大学生及以上学历，最近几年，政府为提高公务员素质，学历在职务晋升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公务员在职业生涯中工作稳定，福利待遇高，退休后享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养老保险。在生命周期中的工作和退休阶段，公务员这个职业对高学历劳动者都很有吸引力。

三、从劳动者选择的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的政策建议

在劳动者选择的生命周期理论中，每个劳动者及家庭都是根据一生的全部预期决定其选择的，即每个劳动者及家庭在每一时点上的教育和职业决策都反映了该劳动者及家庭希望在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达到的理想分布，以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的企图。

劳动者的整个生命周期由受教育、工作与退休三个连续的阶段组成，每个阶段的目标都是使本阶段达到理想状态，此阶段理想状态为下一阶段的开始做最佳的准备，并以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为目的，其受教育阶段为消费和投资教育阶段，工作阶段为消费和为未来储蓄阶段，退休阶段为纯消费阶段。国家政策的制定不应只具有短期有效性，应根据劳动者的生命周期选择更

有针对性和连续性。

第一，要缩小城乡差距，在劳动者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即在接受教育的阶段，使农村人口能获得更加平等的机会，首先应加快城镇化进程，让进城的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险，解决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有更多的收入用于自身的发展和后代的教育。加快城镇化进程，让更多进城农民工的后代能享受到与城市孩子相同的教育资源，让他们在面对未来的选择时可以更多样化，渐渐摆脱单一的打工的局面。

第二，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有赖于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是国家发展的趋势，国家应做好产业结构调整，让更多的企业需要高素质人才，让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有用武之地。

第三，让学历具有更加完备的信号功能，学历成为真正具有代表劳动者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资格证书。

第四，让每个劳动者在职业岗位上都能预见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晋升的机会，让就业体系成为良性循环的体系，如果让大量劳动者随时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下，即低学历低技能低保障劳动者的存在，很容易在某一阶段爆发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

第五，中国已进入并将长期处于人口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生存和生活不只依靠国家的对他们的医疗保险盒社会保险，最重要的是能让这部分人口在工作阶段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和国家经济的增长积累合理的财富，国家应在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健全投资市场上下功夫，特别是具有垄断性质的上市公司占据国家优质资源，具有长期增长稳定，收益率高的特点，应拿出更多的财富在二级市场上与投资者分享，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注释：

1　2000年每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三个以上居住在城镇，农村人口比重已经从二十年前的80％以上减少到不足70％。国家统计局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6年底中国大陆城镇人口为5.77亿，农村人口为7.37亿。农村人口仍占56％。

2　中国社科院的《2009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称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和有经验的青年农民工的抢手，两者工资待遇有趋同的趋势。

3　《2005中国企业竞争力监测报告》指出：公司高管本科以上学历的占到71.85％，其中受过本科教育的高管占总人数39.3％，拥有研究生学历和博士学历的高管则分别占总人数的25.43％、7.13％。《中国证券报》公布的一份关于1999年度中国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学历结构的调查分析报告调查显示：高层管理人员学历与月薪成正比，硕士以上学历的管理人员比大学学历段高，平均在1.28万元到1.4万元人民币，大学与大专学历的月薪差距不明显。在1.13―1.3万元人民币之间。除董事会外，学士学历与专业文凭以下学历人员的月薪也有较大差距。

参考文献

莫迪利亚尼：《莫迪利亚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

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篇9

1994年10月中旬.在南京东南大学举行的,由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中国产学合作教育协会、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部级重点课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研究和实验”课题组(高教系统)共同发起组织的,由东南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承办的“全国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学术研讨会”是推动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与实践的重要会议。本文就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有关理论问题作论文综述如下.

一、现代社会杂件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含理论有新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有新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的厉以贤教授指出,邓小母同志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观点有:第一,重新肯定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根本途径。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内容上、方法上要不断有新的发展。北京科技大学柏士兴、中国矿业大学吴松元、无锡轻工业学院许惠农等人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当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状,从我国经济科技和教育的现实出发,阐明了如何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指明了“教劳结合”是社会两大部门之间的有机结合,否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一思想值得我们深思。

如何看待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提出并坚持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个普遍真理,它反映了现代大生产情况下理论联系实际、人的认识论、人的身心发展等客观规律,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因而应该发展地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对于世界上任何社会制度下的教育都是适用的,而非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所独有。北京师范大学厉以贤教授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什么说是时代普遍的规律,提出三个观察视角:1.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大量运用到现代生产中去;2.长期形成的教育棋式脱离生活和劳动,要改变这种状况.广义上讲,是把教育和社会生活结合起来,3.培养的人最终总要走上劳动岗位,因此要强调教育与劳动的结合。对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价值和目标,他认为不仅有教育价值,而且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变化价值。它们是:1.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和目标.2.经济的价值和目标。首要的是为了促使教育树度更加适应经济需要。其经济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向社会输送合格的劳动力.3.社会的经济价值和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在劳动中的集体观念和应在社会上提倡的价值观。中国矿业大学沈通生从现代社会发展状况出发进行具体分析后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发展应理解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两个独立过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中介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结合,具体包括5个方面.1.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结合;2.双向性结合,既包括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包括生产劳动与教育教学的结合;3.教育教学过程与生产劳动过程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有机结合;屯结合的内容包括德育、智育、体育、技术教育诸方面;5.结合的基本点也体现在学习者与劳动者具体人身上的全面发展。

二、新形势下的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

相当普遍的看法是: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是在新形势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在高等教育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大庆石油学院段克东教授分析指出这种相结合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在社会发展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等教育与生产、科研三个系统的结合。第二层次,高校在人才培养、生产和科研方面与社会上的企业和科研单位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第三层次,在校内的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服务)三项工作的结合。第四层次,在教学过程中,以课堂教学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实践)三种要素的结合。大连理工大学谢秉智、张秀萍的论文指出,新形势下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表现在三个方面:1.表现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和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社会生产综合体系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上;2.表现在现代大学的社会职能转变上和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上;3.表现在高级专门人才培养过程的实际需要和发展趋势上。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冀生研究员也指出,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反映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即:1.在办学思想上,通过这种相结合把高等教育和国民经济紧密结合起来;2.在办学模式上,把高等学校和社会紧密联系起来;3.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这种相结合才能培养出高质量人才。河海大学胡连元认为,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在我国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础是:1.这种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基本原则邝.这种相结合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3.这种相结合符合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内在要求,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的必然要求;4.这种相结合是世界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5.这种相结合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科学决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客观要求。

三、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1.本质与内涵

吉林省教委主任陈漠开教授对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本质的基本看法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矛盾统一,是现代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矛盾之统一。沈通生、吴松元、柏士兴、许惠农在他们的论文中概括了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内涵:(l)现代教育过程与现代生产劳动过程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有机结合;(2)是以教育为出发点,以教育活动过程和活动规律为主的,生产劳动作为教育的结合对象,着重为实现教育的基本目标任务提供条件和保证;(3)这种相结合是不同范畴的劳动概念的有机结合,教育劳动的生产性是这种相结合的纽带和桥梁;(4)这种相结合是一个多层次的结合,多内容的结合,其劳动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劳动;(5)这种相结合是指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结合,即这种相结合还表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6)这种相结合的教育内容,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等诸方面、德育也应包括其中;(”这种相结合的基本点应该体现在受教育者具体人身上,使之接受全面发展的教育,朝着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

2.基本特征

陈漠开教授在论文中具体分析了基本特征可分为4点:1.整体性。教劳结合是项复杂的教育系统工程。作为系统,它是一个统一有机整林,具有整体性。在这个整体中,规律交叉,目标一致,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形成整体优势。在整体目标和整体效益中,实现各自特定的利益和追求。2.双重性。各自的发展规律使相结合具有科学性。这种科学性无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创造的反映客观规律的有益经验.但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相结合不可能不反映出各自的生产关系和由它决定的教育的阶级性,使之具有社会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施相结合既要重视其科学性一面,又要重视其社会性一面,实现二者的统一。3.多样性。广阔领域,多彩的实践,千差万别的条件,不同的利益追求,使教产研相结合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不能不日益多样化。4.时代性。教产研相结合植根于时代的土壤,不能不反映时代的脉搏、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3.功能

陈漠开教授提出了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他指出它具有改造社会或促进社会进步的政治功能,提高社会生产的经济功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育人功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造社会”的内涵发生质的变化,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涵义表现为;一是促进教育制度的改革,二是促进知识分子同工农的结合,三是促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逐步消灭。它不仅可以使教育事业的发展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教育培养的人才适应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而且通过师生参加物质生产劳动,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科学技术问题,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推动生产发展。它不但能使受教育者的智力和体力得到充分发展,而且会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使他们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结合点和结合模式

沈通生教授指出,科学技术是教产研相结合的有效结合点,教产研相结合只能是以科学技术为纽带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结合。现代生产劳动过程的基础是现代科技,而现代高等教育内容的中心或者说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科学研究则直接参与现代科技知识创造和发展,因此科学技术把现代生产和现代高等教育及科学研究联系结合起来。一些同志从另外角度看待此问题,提出“中介”的说法,如清华大学陈智等。陈漠开教授认为,将科学技术看作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中介”更为恰当,因为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人,其本身包含科学技术.而现代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也需要科学技术,三者的结合是通过科学技术作为中介来实现的。陈漠开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不仅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生产力的效率和质量,而且决定产品结构、生产组织结构、劳动方式,产业结构,左右生产发展方向,对教育,它则制约教育思想、教育体系,办学模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手段,是科学技术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现代生产联系了起来,并成为其共同的基础。在总体上科学技术是相结合的中介。关于高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结合模式,陈漠开教授从性质上分析,认为可分成三种:1.事业适应型模式。•解决的是客观上的问题,这种模式要求整个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协调发展,形成良性循环。2.办学合作型模式。它由两种亚模式构成:其一是教育与科研、生产(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是高等教育办学的基本途径。这种结合,是由社会发展中以经济建设中心,教育、科研、生产三个领域,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以育人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社会服务)三项职能,在教学过程中以培养目标为中心,教育与科研和生产(社会实践)三种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教育系统工程.其二是产学合作教育。这是学校和产业部门按照工学结合的教学计划共同培养人才的一种办学模式。对高等教育来说,它又是教育与科研、生产(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过程结合型模式。这是把科学研究、生产实践引进教学过程的一种模式.

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篇10

关键词：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思想；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214-02

一、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思想

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是前苏联当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活动实践家，其劳动和劳动教育思想在他的整个教育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接受了马卡连科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如果不是劳动教育，那是不可想象的”这一观点，因此他认为：没有劳动的教育，至少是片面的教育；劳动与教育绝对不可分；劳动是全部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推动和促进人类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劳动教育是他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既十分重视劳动的作用，也非常重视劳动教育的重大意义。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劳动的意义。他认为：劳动首先表明人在外在世界发生作用，进而改变自然界，改变周围世界。在改变自然界、周围世界的过程中，人对它们有了认识，与此同时，外在自然界、周围世界又反作用于人主体自身，使人主体也可能都得到改变，从而认识自己。主体认识自然界、改变自然界的过程，也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改变世界的过程，而认识自己就是改变自我，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的过程，即改变或提高自身的精神状态，就是说人通过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对世界的认识越深刻，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他自己在精神上得到了满足，感到幸福愉快；反之，对社会的贡献越大，精神上就越感到满足、愉悦，劳动便越成为一种自我需要，更愿意为人类作出无私的贡献，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使自然、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二）劳动教育的目的和任务。他明确指出：实施劳动教育，必须完成两个方面的最基本的目的即劳动的社会目的、思想目的。

劳动的社会目的，是通过劳动和通过劳动教育，一定为社会创造财富（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即劳动能带来经济价值。同时通过劳动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素质，发挥学生的各种才能。

劳动的思想目的，指通过劳动、劳动教育改变人的思想面貌，丰富、充实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人的道德素养及与之相关的审美情操，培养创造性的劳动态度，不仅把劳动看成生活之必需，而且使它成为人们一种生活享受和生活乐趣，劳动成为人们幸福和快乐的源泉。他认为：劳动教育的任务有两个方面：

1.使学生掌握熟练而完善的从事实际劳动和创造物质财富的本领。

2.要培养学生喜欢劳动、热爱劳动的情怀，激发他们的劳动意愿。只有在唤起他们热爱劳动、愿意劳动、渴求劳动的情感时，才有可能产生对劳动的积极、自觉的态度。

（三）创造性劳动：是其劳动、劳动教育理论的精髓。内容为：

1.创造性劳动要用足够的知识、充实的智慧、精练的才干去丰富劳动内容，完善劳动过程，提高劳动效率。

2.创造性劳动也要用新技术取代传统劳动程式，用机械代替单纯体力劳动，以此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

3.创造性劳动还要手脑并用，手脑结合，使劳动者在精神上得到提高。

总之，他的创造性劳动的内容的确非常丰富，也非常新颖，它是劳动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劳动教育理论的精髓所在。

（四）劳动教育的意义。劳动教育在他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劳动是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基础。在他看来，教育的任务还在于通过劳动要在学生心灵深处树立起为社会、为人民、为他人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崇高的道德品质，树立愿意为他人创造幸福生活的崇高思想和情操[1]39。

二、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

20世纪30、40年代以及50年代最初几年，由于过于强调劳动者知识化，而普通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为高校输送合格的人才，50年代中期后，中学生数量急剧增加，而高校招生计划非常有限，而成千上万的中学生一是没有就业的思想准备，二是没有相关的就业技能，致使大批中学生到处游荡，成为游手好闲之徒，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很多家长、学生都鄙视劳动，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是一种耻辱，许多人不愿做普通工农劳动者。在此背景下，他提出了个性全面和谐发展思想，其核心就是“把青年培养成为积极的、能切实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劳动者’”[2]424，这样劳动教育思想便应运而生。

三、他的劳动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启示

他的劳动教育思想不仅仅是获得劳动的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劳动的情感、创造性劳动的精神，今天对于我们的农村职业教育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培养热爱劳动的情怀，形成一种良好的劳动习惯，牢固树立终身服务三农的意识，坚定职教信念。

首先，我们应该加强对我们的农村职业中学、普通中学职高班的学生进行教育。第一,我们应抬起头来做人，应该树立起自己的自信心，职高生并不低人一等，在竞争残酷的年代，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广阔的农村可以发挥我们的才能、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第二，要培养热爱农村、热爱劳动的感情，牢固树立终身扎根农村、服务农村的意识，要有一种稳定的职业心理，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都能成才，只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行行都可以出状元，人人都可以成为行家里手；第三，当前，农村急需各种应用性、技能型的人才，那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热诚欢迎各位有志之士来此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其次，我们应该摒弃一些传统落后观念的影响，给我们各位家长洗洗脑，而实现却令人担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儒家文化的观念，早已走入千家万户”[3]29，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深入骨髓，“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而广大的农民习惯于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教育，轻视农业，鄙视劳动的思想还大有市场，农业发展缓慢，农民生活艰苦，这是目前的现实问题，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农民增收作出重要贡献的专家、学者、致富能人；同时加大农业科普知识的宣传力度，利用各种媒介加以宣传；还要教育人们牢固树立一种观念：种田并不可耻，并大有作为；学农并不意味着没有前途。

2.农村职业教育应该是平民教育、全民教育。当时，苏霍姆林斯基是针对升学与就业的问题而提出对所有中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以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他论述了劳动创造性与学习好现代科学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只有让学生在热爱劳动的思想基础上热爱科学，并掌握充足的知识、技能、技术基础，才能谈得上热爱劳动和发挥劳动的创造精神”[2]436-437。今天，我们农村职业教育对象应该是全民教育，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同时将技能培训与文化知识的补习有机结合，使学习者既能学习文化知识，又能获得生活、生产的实际本领。

3.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他说：“劳动教育应有明确的目的性、多样性、经常化、持续性、弹力性诸要求”。[2]437我们从中应受到一些启发，首先应明确我们农村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用得上、留得住、能吃苦的技能型、应用性的人才。

其次，农村职业教育的宗旨是：服务三农。那么相关课程的设置应该符合当前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培训、城市化的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要求，而教学内容应该紧密结合当前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的实际情况，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解决他们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他们生产、生活中最需要什么，而相关的教学内容就尽量应该教什么，以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使他们能够不断懂科学、用科学，真正做到既能增产又能增收，同时必须持之以恒，经常化，而不是一时热血沸腾或者应付检查就做一下，应该作为一种制度坚持下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农业的快速、健康的发展。

再次，教学模式应该针对成人的特点，尊重成人学习的规律，可以仿照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教学模式，学校与养殖场、种植场、粮食加工车间等生产基地紧密结合，学校负责理论知识的传授，企业则负责学生的实习、实践教学，这样来共同培养人才；同时要尽量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力求新颖、有趣、灵活，可以采用现场教学、案例教学等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时间应尽量安排在农闲时候，集中培训与个别教学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不断增强其职业的适应性[3]28-29。

结束语

今天，三农问题是一个触及很多“肉食者”神经的敏感问题。因为它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把三农问题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且也采取了一系列惠农的政策、措施，使农民逐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同时每年党中央、国务院都要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以唤起全党、全国人民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也会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政策，这对于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稳定、农民的增收均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农民普遍缺乏文化知识，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增产不增收；种粮成本不断攀升，农民种粮积极性锐减，摞荒现象十分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农民抗灾害的能力缺乏；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加大，导致辛勤耕作的农民心态不平，弃农经商或者外出打工的人数不断上升。总之，粮食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三农问题要想彻底解决，非一日之功，是一场持久战，限于国力，就目前而言，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就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这对于解决当地劳动力就地转移、提高农民素质、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均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杨跃.试比较我国颜元和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思想[J].新疆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5）.

[2]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外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3]杨跃.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启示[J].新疆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1，（3）.

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篇11

在全国教育大会提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现代教育应当重视的重点，对于社会主义接班人、建设者的培養十分重要，因此教育建设应当做到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新时期下，现代大学生往往缺乏劳动意识，其原因在于现代大学教育侧重于理论知识，忽略了劳动精神的培养，同时受家庭教育影响，很多家长从小溺爱孩子，大学生自小养成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坏习惯，这种习惯也许会随着年岁增长淡化，但很难完全消失，代表大学生缺乏劳动精神。5月1日-5月4日对系部教师及17级、18级、19级学生分别开展劳动教育相关调查，得出以下结论;

一、目前大学生劳动观念现状

当前我校大学生均为95后学生，大部分学生处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状态中，从小学到大学，劳动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比较陌生。另外，目前我们的德育工作中也缺乏此类教育环节。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劳动以及社会实践的学时数比例远远低于在校总学时数。在学生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良习惯：

1、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不尊重校内保洁及勤工俭学学生劳动成果。在学校中随处可见教室墙壁、书桌上的脚印和乱涂乱画的痕迹。随处可见的纸屑、垃圾，食堂里剩饭剩菜成堆。很多学生无视父母辛苦，在消费上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互相攀比。

2、劳动观念和劳动意识淡薄。很多大学生在学校组织的劳动活动中偷懒耍滑，一些必要的劳动比如个人清洁卫生也不愿意做，有的甚至在校期间没有打扫过寝室教室卫生，很少清洗自己的衣服和被褥，假期回家不愿意帮助家人分担家务，劳动意识淡漠，表现在学习上就是好逸恶劳，旷课违纪甚至考试时弄虚作假。

二、原因分析

1、从家庭层面来看，独生子女政策及学业竞争压力，导致劳动在家庭教育中被忽视，学生在家里基本不参与家务劳动，家长也不主张孩子参与劳动锻炼。家长往往只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只要努力学习，什么都不用干。

2、从学校层面来看，没有开设劳动教育相关课程，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培养较少。

3、从社会层面来看，学生在社会大环境影响下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存在一些错误的思想，部分学生受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影响。一部分学生认为混张文凭只需拿到好分数，不需要有积极的劳动意识。学生之间的竞争也只是分数的竞争，没有人会对劳动的积极性进行竞争。同时受某些不劳而获错误思想的影响，导致出现看不起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现象。

三、学生对劳动教育的意义的认识

通过调查，学生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时代背景、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有所了解但了解不深入。学生普遍认为劳动教育有利于培养一个人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适应环境的能力，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感恩意识，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自己的责任心，对于参与社会竞争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对于学校劳动教育开展的建议

1、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从小事入手，认真对待日常生活中水滴石穿的养成教育，入情入理地达到教育目的，帮助自我管理能力差、艰苦奋斗精神淡薄的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树立克勤克俭、奋发向上、开拓进取、严谨踏实的艰苦奋斗作风。倡导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

2、加强劳动方面的教育。首先，加强劳动观念教育。劳动观念作为人们对劳动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人们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通过参加适当的体力劳动，树立科学的劳动观念，端正劳动态度，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为弘扬中华民族热爱劳动的优良传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其次，进行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劳动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 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直接创造者。国和民是密不可分的，爱国必爱民，爱民必爱国，这是爱国主义的基本涵义。再次，进行劳动技能教育。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对大学生进行必要的劳动技能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劳动技能教育不仅要通过劳动理论课教育，而且要参加适当的劳动，使大学生学会各种劳动的实际操作规程，以保证劳动的安全和劳动的质量。

3、积极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意志和品格

劳动教育应符合学生发展特点，激发学生劳动热情。开展形式应多样化，通过社区义务劳动、三下乡活动、社会调查、参观访问、军训、勤工助学等活动，让学生广泛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在实践中培养劳动观念和热爱劳动人民的真正感情，培养全面人才，使大学生具有艰苦奋斗精神和健康向上的素质，锻炼大学生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意志品格。例如结合专业特点进行发明创造，实践操作，装扮校园，利用学校资源，开展结合社区义诊等活动。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校园卫生保洁和绿化美化，普及校园种植。开辟专门区域种植花草树木或农作物，让班级、学生认领绿植或“责任田”，予以精心呵护。大力开展与劳动有关的兴趣小组、社团、俱乐部活动，进行手工制作、班务整理、室内装饰、勤工俭学等实践活动。广泛组织以劳动教育为主题的班团队会、劳模报告会、手工技能展示，提高学生劳动意识。重视每一次劳动成果，可在班级举行成果展示，激发大家劳动热情、创造火花，体验活动乐趣。

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篇12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就业能力；对策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02

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分析

本文在对南京和东台两地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基础上，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了刘俊彦主编的《新生代――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主要探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问题所在。

（一）工作期望值高与工作情绪低共存

被调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有过大专及以上学历经历的占15.47%，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41%，初中学历的占29.3%，相比较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学历上具有明显优势，可以明显看出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是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增长的重要原因。也因此，他们对于工作有更高的期望值。不过，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学历“门槛效应”（即学历越高越能进入高端劳动力市场）的产生，新生代农民工不具有学历竞争优势，在工作中表现出较低的工作情绪反应。此外，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艰苦朴素的生活经历，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付出的努力程度较低，采访中有人甚至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工作心理。

（二）被动择业，就业信心低，处于城乡边缘状态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约有34%的人换过3到4份工作，10%的人换过超过5份工作。针对这种择业的频繁性，大部分人表示，无论从学历还是工作技术需求，自己都越来越不能符合市场需要。被动的择业导致他们就业信心低。在被问及是否愿意回到农村时，大部分人表示不愿意。约有68%的人表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他们即使回到农村，也很难生存。而且农村大部分人都往城市工作，只剩下老人及儿童，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他们更不愿回到农村。一方面在城市很难找到好工作，一方面又不甘心回农村务农，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城乡工作的边缘状态，受到双重排斥。

（三）工作耐受力低

80后90后是生活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代，尽管生在农民家庭，新生代农民工较之传统农民工缺乏生活困苦的磨练。68%的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难以锻炼出传统农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建筑行业为例，建筑行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其技术含量低、劳动力需求大，往往成为农民工首选行业。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采访中发现，换过3份以上工作的人群中有人表示，建筑行业太苦太累，自己读过一定的书，希望通过进一步技能培训寻求更好的发展契机，从而告别单一的体力劳动工作。

（四）工作受挫力低

受挫力是现在家庭教育中探讨较多的一个话题，它反映的问题与耐受力不同，是指一个人在逆境中的精神状态反映。传统农民工出生在改革开放前期，经历过中国社会的困难时期，精神受挫力一般都比较强。但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改革开放之后，处于物质条件相对殷实的时代，精神受挫力明显弱于传统农民工。尤其随着计划生育的实行，独生子女家庭数量不断增加，独生子女因家庭过分宠爱，难以培养出较强的受挫力，在工作中容易表现出受不住批评等现象。

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因素

（一）学历、专业技能

劳动力市场里学历的“门槛效应”将新生代农民工拒之千里，从调查数据显示，有过大专及以上学历经历的仅占15.47%，这与当下超出50%的高等教育受教率有着巨大差异。因此，从文化知识方面提升就业能力的可行性很大。但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经济环境、教育成本等因素，通过中等教育或者职业技术教育的途径能够更好的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从近年来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的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率来看，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中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途径，能够获取更大的投资收益价值。

1962年Arrow在著名的《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一书中提出了“干中学”效应。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顾名思义，就是边干边学，在工作中积累经验，不断学习，提升工作能力。Arrow的研究结果表示：一项投资的干中学效应越大，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技能，早已被挡在就业门槛外，所以实现“干中学”的主要途径是企业的技能培训。结合Arrow的研究结果，为了增加企业经济效益，企业技能培训不可或缺。根据《新生代――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62.8%的人表示愿意接受文化知识、专业技能的培训。尽管现在企业技能培训的范围不断扩大，但还是有很多企业表示担心培养的人才会出现最终外流现象。因此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人才控制机制很有必要。

（二）家庭教育

从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出的工作耐受力低、工作受挫力低的现象，可以看出家庭教育的作用。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出生的家庭里，父母长期在外打工，采访中有人声称自己从小就是留守儿童，家庭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使得这部分人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此外，由于经济水平的改善和家人的宠溺等因素导致，让大部分人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心理状态上也常常表现出懒散的习性，无法承受住较大的工作压力。保证家庭的完整性、锻炼耐受力和受挫力，家庭教育承担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人际关系

如表1所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渠道主要依靠“自己找”和“亲戚朋友、同乡介绍”，可以看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工作单位的渠道还是主要依靠身边的人际关系。因此，目前的就业形势下，加强人际关系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就业能力中不可或缺的“软实力”。

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篇13

一、知识失业的成因

一是供给需求结构不对称，造成结构性失业；二是知识劳动力通常把失业当作对获得好工作的一项“投资”，从而造成等待性失业；三是过度教育与知识相互促进，引发教育投资的“逆选择”行为，导致“逆选择”失业；四是我国高等教育深化造成的替代性失业。

1.知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结构错位，造成结构性失业。 我国的高等教育是政府主导，而不是市场主导，这导致一些专业设置调整严重滞后，偏离了市场需求，甚至一些大学生进校后学的就是过剩专业，这部分学生毕业后即使不失业，所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知识劳动力所学专业供给和需求结构的错位，导致市场不认可时，势必造成结构性失业。供给和需求结构错位不仅表现在专业设置上，也体现在教育质量上。我国近年来，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入学人数大幅度增长，但教学资源的增长却未能赶上学生数量的增长，从而降低了教育质量，致使出现“研究生本科化，本科生专科化”的学生数量与质量的替代问题，造成供给的质量与需求的质量不符，于是出现降格录用的人才“高消费”低报酬问题，倘若高学历劳动力不愿俯就，就会导致比较广泛的知识失业。

2.失业作为“投资”，造成等待性失业。经济学家E.S.Phelps(1970)等提出了“工作寻访”（Job Search）理论模型,从信息不完全的角度讨论了劳动者不断并持续寻找工作的必要性：失业对劳动者来说也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越多，找到好工作的可能性越大。 进入本世纪的存量知识劳动力，大部分为独生子女，他们大都具有较优厚的家庭经济背景，因此他们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更有兴趣进行这种“失业投资”，从而表现出更长的失业期限和更高的失业率，原因首先是高学历劳动力的“失业投资”有较高的预期回报，即找到好工作而且被好工作接受的概率比低学历劳动力要大得多；其次由于高学历劳动力通常比低学历劳动力的经济背景好，他们比低学历劳动力更能够承受长期失业的损失；第三高学历劳动力为其人力资本所做得投入远比低学历劳动力的要大，如果随便接受一份不太理想的工作，既不能达到回收其人力资本投资的目标，也没有达到优厚就业岗位的预期，同时身处不理想的工作岗位这一状态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所以高学历劳动力通常会从职业生涯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随随便便就接受某份工作，从而导致他们较长的等待性失业。

3.教育投资“逆选择”行为，造成“逆选择”失业。在本专科毕业生当中，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继续深造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较难就业，不得已而选择继续深造，比如我国许多本科生考研、专科生毕业继续升本科，就是因为找不到自己认为理想的工作，因为对他们来说工作不理想毕业就是意味着失业，这一现象就是教育投资中的“逆选择”现象。知识失业可能推动“逆选择”行为，而“逆选择”行为的加剧也将使得知识失业更为严重。

4.高等教育深化，造成替代性失业。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并存着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即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知识劳动力因传统部门报酬低工作环境差而不愿俯就，而涌入现代部门求职，现代部门由于职位有限，因此用人部门就倾向于雇佣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去做原来由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所做的工作，这种情况称为教育深化，由于教育深化现象的出现，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和高消费，产生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之间就业层次的替代现象，致使大部分专科生出现“毕业即失业”的怪现象。又由于目前大部分毕业生属于八十年代的独生子女，包括家长在内的择业观念不愿在传统部门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部分专科学历层次的人才失业率就会明显提高。

二、治理知识失业的对策

1.深化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使高校的教育模式与社会需要相适应。许多高学历青年的失业原因，隐含于高等教育系统本身，因此要使高学历人员充分就业，一是适当调整扩招规模，使教育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在扩招带来资源紧张的形势下，进行资源整合、加大经费投入、引进民间力量以提高教育质量不失为可行的选择。二是改革应试教育体系，培养创新人才，改革高校的学科结构及培养模式，高校的学科结构及培养模式应当具有前瞻性，其课程体系设置、教学内容与方式应当与社会需要相适应，要将重要发展领域、地区和行业作为人才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有侧重地使知识能有效地被配置到这些领域、地区和行业，客观上调整人才资源的地区差异和布局，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三是重视能力培养。在注重学历提高的同时,更要注重技能的提高,把学历教育与技能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培养更多具备操作性和应用性的人才；四是严格教育质量要求和文凭颁发程序，对不合格的学校予以降级或停办，严厉打击文凭做假，保证教育的有效性。

2.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增加知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提高知识劳动的就业供给能力,增加知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是消除知识失业的重要措施。对于我国来说，目前仍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业产业结构仍是以传统农业为主，而随着现代农业发展，会需要大批的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知识劳动者去开拓和创业，因为知识劳动者会成为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的直接动力，投入同样多的物资资源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出，可以运用管理的知识和技能，使自然资源与生产力要素获得合理配置，可以改变劳动者和结构，促使劳动力使用的更加合理，进而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近年来国家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并给予政策的优惠，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良好的客观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从事农业创业的知识劳动力以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坚信会对我国解决知识失业问题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3.转变知识劳动者的就业观念，鼓励自主创业。鼓励有能力的劳动者自主创业的关键在于政府领导、社会引导，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业氛围。知识劳动者是社会的精英,鼓励他们自主创业,引导他们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创业,对于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推动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以及扩大当地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迫切需要在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政策上给予扶持，因为人力资源开发不仅包括供给层面(提高质量)，更包括需求层面(创造需求)和制度层面(激励和人力资本结构的供求匹配)，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放开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打破地区分割状况、行业分割状况以及城乡分割状况，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采取切实的措施降低知识劳动力就业的成本。

当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精选篇14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数量为2.74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己占总量的70 %，逾1.90亿人。仅在广东省，农民工的数量己突破2 700万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64 %，数量己逾1 700万人。新生代农民工弥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建设，已逐渐成为支撑城市工业化发展的中坚力量。 

对于大部分劳动时间较长、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良好的健康状况是其获得市场收入并在城市中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健康对其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普遍较差，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其中不利工作环境的作用更加突出（俞林伟，2016）。而且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时间和工作时间的延长，健康风险逐步积累，导致健康状况变差甚至疾病发生的概率大大提高。调查显示，流动时间为“5～10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况变好的发生比要比流动时间不足 1 年的新生代农民工低37.7%，流动时间为“10年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况变好的发生比要比流动时间不足1年的新生代农民工低 68.7%（和红、任迪，2014）。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四 周 患 病 率 已达28.9%（蒋远胜、申志伟，2008）。同时，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各种社会排斥，无法合理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制度，这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况维持的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均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加强对该群体的健康投资，提高其身体健康水平，对于增加其劳动力市场供给，提高其劳动力市场收入具有重要作用。 

二、健康影响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理论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于健康与劳动力市场表现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健康对劳动力市场参与、就业、收入以及工作时间影响等方面。 

健康与劳动力市场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可溯及健康人力资本理论研究。Mushkin（1962）指出，健康和教育同等重要，健康不仅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增加他们的劳动时间。Schultz （1964）认为，健康可以影响人们的期望寿命、力量、精力和持久力。在其他条件相等时，教育等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取决于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在此基础上，Palloni & Arias（2003）、Jasso et al.（2004）等学者提出流动人口的“移民健康效应”，对健康与劳动力市场参与作了较好的诠释，即因为移民筛选机制及移民自选择，健康状况不好的移民可能发生回流，而健康状况较好者则会发生移民行为。McDonald（2004）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强调良好的健康水平有利于提高人们参与工作的概率。Pilar & Tong（2010）等人在研究健康质量对劳动力市场退出的影响时，强调遭受健康冲击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将下降，有些劳动者由于无法适应高强度的体力工作而被迫退出劳动市场。国内研究也显示，健康对劳动力的市场参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健康水平较高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概率，同时健康水平较低的男性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也较高（解垩，2011；刘生龙、李军；2012）。而健康水平每提高一个等级，农村劳动力参与工作的可能性将会增加3.48个百分点（刘生龙，2008）。 

在研究健康收入效应方面，国外学者更多关注身高、体重、卡路里摄入量等健康变量对农业劳动者收入的影响。营养状况的改善不仅能够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增加他们的劳动时间，健康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Thomas & Strauss，1997；Huffman & Orazem，2007；Vogl，2014）。同以上观点基本一致，Dave（2006）认为，健康状况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劳动收入，而Sahn（2014）的研究也表明，健康对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家庭的收入状况的影响十分重要，因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强度大，对健康状况的依赖性强。国内学者更多采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或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面板数据对健康收入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健康对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十分明显，健康不良对收入有负面影响，健康不良的人收入比健康状况良好的人少（于大川，2015）。个人健康是决定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从健康的经济回报率来看，农村人口要高于城市人口、女性群体要高于男性群体（刘国恩，2004）。外出打工人员从事更多的是高強度的体力劳动，只有健康状况好的人才能获得高收入（候风云，2004；秦立建，2012）；营养健康水平与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存在正相关关系（王志刚，2009）；健康状况与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正相关，健康状况越差，参加工作的概率越低，收入越低，健康水平下降造成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明显降低（张川川，2011）。 

健康会对劳动者劳动时间产生直接影响。Grossman（1972）指出，健康与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健康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减少生病时间，增加“劳动供给时间”。Thomas（2006）表明，健康水平的提高会使男性增加参与工作的时间；García Gómez（2010）认为健康会成为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阻碍因素，从而对劳动时间产生较大影响。国内学者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健康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影响。田艳芳（2011）研究结果显示，健康水平较差的劳动者会适当减少工作时间，而健康水平每降低一个级别，男性的劳动时间降低6.48小时，女性劳动时间则降低4.12小时。秦立建等（2015）研究发现，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劳动供给时间，健康状况较差者比健康状况较好者显著减少了18.9%的劳动供给时间，一年将会减少21天的工作时间。于大川（2013）通过研究健康与农户劳动力供给的关系，发现不同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供给是不同的，健康良好的家庭成员会产出更多的劳动时间。

   尽管以上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但现有研究在测量指标选择上，大多只采用较单一的指标进行分析，从而无法反映个体健康对其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综合影响。因此，针对当前研究的不足，本文力图同时将收入与工作时间作为两个主要测量指标，通过对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健康及劳动力市场表现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健康状况与上述两个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这无疑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促进政策的制定具有参考作用。 

三、数据与变量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 在此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不同学者提出了个体健康的系列测量指标，如身高、身体质量指数（BMI）、热量和营养素摄入量、疾病情况、自评健康状况（SRH）、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等（Strauss，1997；李树森，2010；田艳芳，2011）。据此，本文采用的健康测量指标主要包括BMI指数，四周患病率和自评健康状况，并由此展开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与劳动时间的分析。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于广东金融学院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系在2016年7～9月期间进行的“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的问卷调查，调查范围涉及广州、佛山、深圳、东莞、潮州等20多个地级市，调查内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信息、工作情况、生活习惯、健康状况以及医疗保险情况等多个方面。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69份，其中有效问卷335份，无效问卷34份，有效回收率为91%。 

（二）受访者基本情况 

统计表明，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第一，在性别方面，男性占46.9%，女性占53.1%，男女被调查者的比例较为均衡；第二，在婚姻状况方面，未婚者占多数为62.4%，已婚者仅占37.6%；第三，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高中或中专，共占68%，其次是本科以上的教育程度，占15.8%，而小学的教育程度的只有2.4%，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知识水平也逐渐提高；第四，接受过职业培训和没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数基本持平，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正不断认识到培训的重要意义，希望通过知识和技能来提高自身价值；第五，在工作岗位上，普通工人岗的人数最多，占38.8%，其次是其他类岗位的，占27.2%，但管理岗位和技术岗位的也各有17%，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已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工作，而是逐渐向技术和管理类岗位发展，当然，这也与他们逐渐提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关（见表1）。 

（三）变量说明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以工资收入和劳动时间作为变量；自变量为健康，选取身体质量指数（BMI）、四周患病率和自评健康作为测量指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培训和工作经历等。其中，工资收入为被调查者的月工资收入；身体质量指数（BMI）=体重（kg）/身高^2（m）；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5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5；职业培训也为虚拟变量，参加过职业培训的为1，反之为0；工作经验=年龄-入学年龄（7岁）-受教育年限（见表2）。 

从表2分析数据体现了总体样本中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在月收入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3 748.70元，而广州市2015年的月平均工资为4 986元，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比广州市平均收入水平低。在年龄方面，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4.74岁，总体年龄偏小。教育程度均值为3.06，所以他们的平均学历为高中或中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知识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另外，自评健康的均值较高，代表其健康状况较好，这与他们的年龄普遍较低有关。另一方面，虽然他们的年龄较低，但是他们的工作经验却比较长，达到平均5.95年。在每周工作小时数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工作时间为53.14小时，比劳动法规定的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相差将近10小时，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加班现象比较普遍，这与他们主要从事的建筑业、手工业等行业性质有关。BMI指数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测量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亚洲人BMI指数的合理范围为18.5～22.9，而本次调查的BMI指数约为20.67，说明他们基本处于正常的身体质量水平，但略为偏低。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 

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的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自评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有显著性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p=0.019）。结果显示，自评健康的估计系数为377.891，符号为正，这一结果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每提高1个等级，其月工資收入将会增加377.891元。自评健康虽然是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但它与个人的客观健康结果密切相关，如患病率、死亡率等。一般认为，个体的自评健康状况越高，其个人的健康状况趋向良好生活自理能力也越好，所以主观的自我评价与客观存在的指标之间也存在相关性，它能够反映健康的心理和主观方面，积极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将对健康产生促进作用，也将对收入起到积极作用。 

四周患病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具有显著性负向影响，估计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p=0.031），结果显示，四周患病率的估计系数为388.886，符号为负，这意味着四周患病率每提高1个等级，会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减少388.886元。这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医疗费用水平越来越高，“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户籍原因，在医疗方面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一些企业更是很少为农民工购买甚至没有为其购买医疗保险，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缺乏购买医疗保险的意识和健康投资的观念，而患病将会使人们的工作时间减少以及工作效率有所降低，并且他们一般从事计件或者计时工资制。所以，当新生代农民工患病时，一方面他们要面对较大数额的自费医疗费用，一方面又因为疾病导致工作时间减少从而减少工资收入，这些都会使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大大下降。

    从表3还可以看到，BMI指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但从回归系数的符号（为正）上看，BMI指数的提高有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BMI指数每上升1个点，则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将增加27.603元。从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被调查者BMI指数的均值为20.678，属于正常区间，但略微偏低。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普通岗位上工作，其所在的行业又集中在建筑业等对体力有较高要求的行业，很显然，在这些行业和工作岗位上，身体素质的强弱与其收入水平直接相关，BMI指数的提高意味着身体素质的增强，这将有利于帮助他们获取更高的收入。 

（二）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影响 

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影响的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自评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p=0.026）。结果显示，自评健康的回归系数为0.447，且符号为正，这意味着自评健康状况每提高1个等级，新生代农民工的周工作时间将增加0.447小时。自评健康状况是个体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得出的，当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身的健康状况较好或者非常好时，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会选择增加工作时间以期获得更多的收入，相反，当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时，则会选择减少工作时间。 

四周患病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影响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p=0.033），回归结果显示，四周患病率的估计系数为3.183，符号为负，这说明四周患病率每提高1个等级，新生代农民工的周工作时间将减少3.183个小时。与其他的慢性病和亚健康不同，四周患病率作为近一个月内患生理疾病的频率，假如患病不止一次或者比较严重时将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当月的工作时间，造成其工作时间减少，但是，如果这些疾病不是太严重，身体状态尚且允许的话，劳动者会更多的选择适当地减少工作时间，而不是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与田艳芳（2011）的研究观点一致。 

此外，BMI指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影响不显著。由表2描述性统计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BMI指数的均值为20.678，处于正常的区间范围内，这些条件都比较符合他们从事的偏体力工作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所以他们能承受的工作时间也比较相似，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BMI指数对工作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四周患病率對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以及工作时间影响显著，四周患病率的提高会显著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从而降低其收入水平；第二，自评健康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和工作时间都有显著影响，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劳动时间越长，工资收入也越高；第三，BMI指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工作时间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作用；第四，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影响，对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和工作时间都有显著的正效应，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有显著影响，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职业培训以及工作经验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和工作时间的影响时间都不显著。 

（二）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清晰地表明了健康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显著影响作用，尤其表现为对工作时间和工资收入的影响方面。因此，要想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提升其劳动力市场表现，可以从改善其健康水平入手。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健康意识 

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职业安全、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等健康问题，这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及社会的发展都非常不利，所以，提高他们的健康意识非常重要。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可以通过开讲座以及运用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方式加强对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改善健康状况的宣传及教育，帮助他们真正意识到健康的影响，确立起正确的健康观念和健康投资意识。由于分析结果中显示体育锻炼、睡眠时间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产生显著影响，所以，政府、社会和企业还应该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生活作息习惯。 

2.完善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近年来，虽然乡村地区医疗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都有所增加，促进城乡医疗资源合理配置也是医疗改革的重要方面，但是，当前我国医疗资源分配和投资依然非常偏重于城镇地区，绝大多数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在每千人口的医疗卫生人员数量方面，城市地区为7.97人，而农村地区仅有3.18人，所以，各级政府应加强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投资，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建立新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利用法律对现有医疗资源进行整合，根据卫生院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客观情况，坚持重心下移、政策倾斜，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改造就医环境，添置现金的医疗设备；另外，政府还应该尽快加大农民工购买医疗保险的比例，加大新农保的报销比例。目前，农民工中参加医疗保险的仅占农民工总数的20%，农民工的健康保障明显严重缺乏，而本次调查研究结果也表明，四周患病率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显著，所以加快推进医疗资源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十分必要。 

3.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居住条件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政府应该增加相关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地方常出现缺乏安全的饮用水和有效的垃圾处理设备，虫害鼠害、通风不良等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对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居住地的饮用水进行定期检测，确保他们能饮用安全合格的水源；应该注意垃圾处理问题，合理规划垃圾处理厂的地址，购置垃圾处理装置，及时派有关环卫工人来对虫、鼠等进行治理和捕杀，通过对他们集中居住的社区的物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来改善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和健康水平。其次，社会和政府还应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心理咨询场所，及时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帮助他们形成更健康的心态，从而促进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最后，企业还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环境和条件，严格按照法律和安全生产有关规定进行生产作业，从而加强对农民工的劳动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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