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1 09:58:10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茶艺的特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声乐艺术与茶艺之间的内涵融合,并非一种艺术“替代”另一种艺术,实际上,是以共性认知的基础视角来对两种文化艺术所存在的客观共性进行分析。
1声乐艺术的多种内涵分析
声乐艺术作为艺术体系发展中,极为特殊的表现形式。通过使用人的声乐来进行音乐演唱与表达。声乐艺术通过依据声带,结合鼻腔、舌头等多个部位相配合,从而诠释出极具节奏感与内涵的声音内容。结合不同音色划分,主要有抒情类和戏剧类音色,不同的声音,其中所诠释的情感内涵,也完全不同,比如男高音往往能够诠释出一种积极、厚重的情感内涵。事实上,同一首声乐作品,演唱者不同,就会呈现出差异性效果。从这些声乐艺术的差异性表现看,其背后不仅仅是音乐技能之间的差异性,也与演唱者自身的乐感、理解力,甚至声乐艺术素养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在当前声乐艺术诠释过程中,其中所需要展示的内容中,除了要集中展现其演唱风格与技巧之外,更要侧重于情感理解与发自内心的认同。实际上,根据相关研究分析,我们看到声乐艺术在演唱与表演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声乐技巧的掌握,更要注重演唱者具备相应的艺术修养。所以,从艺术包容与情感启迪等多个角度出发,综合借鉴和汲取其他艺术的内涵,也将实现声乐艺术的更完善表达。
2茶艺文化的价值理念认知
根据我国茶文化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茶艺指的是在茶叶冲泡与饮茶过程中的具体技艺,在茶艺中,从泡茶,再到品茶,乃至多种艺术情感的融入,都诠释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在茶艺文化传播与发展进程中,主要从观看基础表演、品读茶文化内涵,乃至悟道等三个层次内涵。对于茶艺文化来说,其中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除了泡茶的器具、水等等,还有服饰、情感等多个美学内涵之间的深度融合,尤其是茶艺文化作为一种自我修养,其中逐渐融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实现茶文化的理性思考。对于声乐艺术来说,这是基于情感理解与文化认知背景下的艺术思维形式,茶艺同样如此。无论是茶艺的形成背景,还是其中所表现的情感思维,都是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情感流露。特别是我们能够从茶艺中体会到人们对茶文化的情感化理解,所以,在当前文化融合背景下,想要实现声乐艺术与茶艺文化之间的深度融合与全面传承,就必须构建一种基于融合共性基础的文化包容体系。
3声乐艺术与茶艺文化的共性特征
独特的文化环境,造就了具有自身美学理念和情感特色、艺术价值的艺术形式,声乐艺术与茶艺都是文化体系的艺术化表达。作为一种情感的诠释与流露,两者极具内涵的共性。就声乐艺术的发展历程看,该艺术正是时代文化与声乐艺术之间的合理融合。所以,在当前发展和认知该艺术时,要注重植根于我国文化氛围,通过融入合适的艺术理念,从而实现声乐艺术实践的最佳效果。声乐艺术与茶艺文化的共性在于两者都是文化体系的生动诠释,从唐朝出现茶文化到今天,千年发展造就了多种形态和内涵的茶文化,茶艺就是茶文化的创新性与艺术化展示。任何一种艺术,在发展与传递过程中,只有融入了文化内涵,秉承了具体的文化传递思维,才能真正意义上让两者艺术的优势,实现不断提升。对于声乐艺术与茶艺文化来说,其发展的关键动力,在于其中所诠释的文化优势,这也是两种艺术不断传承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品质。声乐艺术与茶艺文化的共性在于两者都是基于内部情感的艺术表达,想要实现其最佳展示,就必须综合考虑其中所诠释的情感理念,通过综合理解,从而实现艺术传递的最佳效果。无论是声乐艺术,还是茶艺文化,其中所诠释的各种美学,乃至表达动作、旋律等等,都是基于情感理念的价值诠释。实际上,声乐艺术也是一种情感理解与思维认知,其中所向我们集中展示的是一种艺术理念,更是情感思维的人文认同,所以,充分探究艺术的融合共性,从而适应当前文化多元融合的时代诉求。茶艺与声乐艺术之间,存在诸多内涵的关联性与价值共性,这也为两者之间的内涵性融合与价值挖掘,提供了重要载体与平台。因此,及时更新文化理念,融入艺术思维,变革声乐艺术与茶艺文化之间的融合方法,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声乐艺术与茶艺文化之间的深度融合,从而也将茶艺文化的文化内涵与声乐艺术的情感性优势等等多种理念予以充分融合,这也符合、匹配当前文化交流与艺术碰撞的时代环境和要求。
4文化融合背景下声乐艺术与茶艺的融合传承机制
源自西方文化的声乐艺术化与基于茶文化的茶艺,两者尽管作为风格内涵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形态,尽管其表现形式和表现方式之间存在着差别,但是就本质上看,两者都是对音乐艺术和情感理解的深度诠释与包容,所以,这两种文化艺术,在未来一定能够以深度融合的方式,实现融合与传承。在现代茶艺文化中,选择声乐艺术融入其中,也能够实真正实现茶艺的时代创新,尤其是声乐艺术的情感色彩和价值内涵,都将诠释出最佳艺术展现。就文化融合的时代趋势看,不同文化体系在传播与融合过程中,都在冲突与交流之后,实现了内涵与形式的全面重塑。声乐艺术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艺术表达方式,其不仅有属于自身风格的艺术展示规律,也有着丰富特色的文化特征。比如自身的演唱风格、表达形式,乃至情感诠释等,都有属于该艺术的特色内涵,在声乐艺术全面融入我国之后,作为一种艺术表达载体,其为我国音乐艺术的传递与发展,提供了相关平台。但是,就文化融合这一时代趋势与背景看,在探究两者融合发展的传承机制时,不能盲目融合,要以理性和客观的视角,来对我国茶艺与西方的声乐艺术差异性,进行对比和认知,比如茶艺更多是一种多样艺术,演唱仅仅是其中的一种组成因素,服饰、器具、表演等等,都是该艺术的重要内容。而声乐艺术中,则更多以演唱为主,无论是声乐表达的情感方式,乃至声乐演唱技巧等等,都侧重于演唱技术。所以,想要真正意义上,实现茶艺与声乐艺术的融合与交流,应该坚持:首先,必须在深度理解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表演曲目,通过合理的曲目编排与内容改编,从而形成极为固定的音乐表演范式,特别是在进行具体艺术资源挖掘与整合的前提下,通过具体改编与理念融入,实现声乐艺术与茶艺的最佳融合与应用效果。茶艺表演中,可以使用声乐演唱方法来表演相关采茶戏曲目,通过丰富茶艺表演的情感渲染力和价值感知,从而提升茶艺表演的艺术合力。其次,要注重提高茶艺表演者自身的艺术水准和艺术认知能力,当茶艺表演者,深层次体会和感知声乐艺术所具备的艺术感染力与独特的情感思维,从而真正实现茶艺与声乐艺术的理想融入与借鉴。茶艺表演中,以茶艺的技巧展示为重要方式和载体,其中不仅融入了茶文化的价值内涵,更是通过巧妙借助辅助元素,从而实现了该艺术方式的生动表达与诠释。在茶艺艺术发展进程中,其中有着重要的音乐元素,音乐艺术让茶艺表演的内涵,得以全面丰富。最后,在茶艺表演过程中,所使用的声乐艺术,应该偏向相对柔和且自然。茶艺与声乐之间深度融合之间,让两者艺术,实现了生动诠释与立体化结合。客观的看,茶艺活动,更多是一种可观赏的柔性美学,结合声乐艺术的价值内涵和多种表达方式看,其中更需要确保艺术之间的匹配度。
5结语
将声乐艺术与茶艺相融合的过程,并非两种艺术的“盲目”性叠加,必须在优化内容选择的基础上,探究声乐艺术与茶艺之间的内涵共性,进而从艺术内容到表演风格,实现真正匹配。实际上,文化融合背景下,声乐与茶艺之间的融合,并不是简单的“1+1”,而是在寻找到艺术共性基础下的,文化借鉴与融合。
参考文献
[1]于晓燕.声乐作品中的审美通感———对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声乐套曲《春天》(Op43.No.2)的分析[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135-136.
[关键词] 同义词;个性特征;个性差异
同义词是词汇意义相同的一组词,共同的词汇意义和共同的概念对应性是同义词的本质特征[1]。我国著名的汉语词汇学家孙常叙先生也认为,内容相同而形式各异的词就是同义词[2]。本质特征是判断两个或几个词是否为同义词的充要条件,词汇的个性特征对于同义词的确定不起决定意义,但是,有些同义词凭借个性特征的不同而显示出自身存在的价值。本文想从同义词的个性特征的不同方面对同义词比较分析,希望对同义词的识别、应用及研究有所帮助。
但是,依照北京师范大学杨润陆老师的观点 ,褒义词和贬义词不能构成同义词,他认为两词词义中有对立成分,且一般不能运用于同一语境,就不能构成同义词,比如“打仗”和“战争”;而复旦大学胡裕树教授在主编的《现代汉语》中认为褒贬的不同属于同义词的“细微差别”——感彩的不同,例如“成果”和“后果”。褒贬义对同义词的影响,另文阐述。
杨振兰教授将词的个性特征概括为词的色彩特征,“色彩意义是客观对象的种种性质特点、形态特点、地方特点及词的运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倾向和格调的总和。”色彩意义可以分“形象色彩、感彩、时代色彩、风格色彩、外来色彩、民族色彩、地方色彩”等[3]。我们将重点关注同义词的情感特征、时代特征、地域特征等方面。
一、同义词的情感特征
老头子 老大爷
“敌人排长捣出一把票子,说: ‘老头子,不能亏你。你说哪里有八路军,指一下 ... ’李老汉心里暗暗吃了一惊,但是他还是稳堰堰的,脸色凝然不动,说: ...”( 杜鹏程, 《保卫延安》第 5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
“鲁立人激动地说:‘老大爷,这正是我想求您而不好意思开口的。这木筏有您掌舵,我就放心了。谁有酒?’勤务兵跑上来,递给鲁立人一个磕碰得凹凹凸凸的铁壶。...”(莫言《丰乳肥臀》第 260 页,作家出版社出版,1996年)
他们具有共同的内容“男性年长者”,但是各自带有的个性情感特征不一样,因此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意义,故而不能通用。
这类个性情感特征有别的同义词,有的在口气称呼上尊重轻重有别,有的在心态感情上亲疏有别,也有的在阶级爱憎上褒贬有别,例如:
丈人—岳父 妻子—老婆 老头子—老大爷
悲哀—悲伤 温和—温柔 失望—绝望
毁坏—破坏 消灭—歼灭 打算—企图
二、同义词的时代特征
火柴 洋火
“火柴”,是将氯酸钾蘸在火柴杆头上,红磷涂到纸条上贴到火柴盒两侧,制成的取火工具。一八八五年,经瑞典的伦塔斯脱路姆研究制造后,行销世界。
“洋火”,后,日本火柴大量涌入中国,许多商品当时被称为洋货,“洋火”之名就是由此而来。解放以后,我国火柴工业突飞猛进,“洋火”这一名称也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洋火”一词,尽管已经不用,但是作为带有深深时代烙印的特征,依然保留在汉语词汇里,因个性时代特征而存在。
这类带有时代特征的同义词,有的已经不用,也有的依然在使用,例如:
洋灰—水泥 洋柿—西红柿 洋房—别墅
洋油—煤油 洋铁—不锈钢 戏子—演员
臭老九—教师 跟班—秘书 相好—情人
三、同义词的地域特征
玉米 苞米 棒子
“玉米”是共同语词汇系统本来就有的词,“苞米”、“棒子”是北方方言中的词汇。这类由来源于方言的带方言色彩的词跟共同语词汇系统的词形成的同义词,它们的差别表现为带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中的地域色彩。再如:
肥皂—胰子 馒头—馍馍 游泳—凫水
知道—晓得 手段—把戏 脏—埋汰
什么—啥 结账—埋单 洗澡—冲凉
四、同义词的外来特征
苏打 纯碱
“苏打”是外来词,来源于外民族的语言里,“纯碱”是本民族语言自造的词。这类同义词里,带有明显的外来特征。再如:
氧化钙—生石灰 摩登—时髦 卡通—动画片
尼古丁—烟碱 比基尼—三点式 维他命—维生素
米—公尺 吉他—六弦琴 盘尼西林—青霉素
总之,概念对应性的相同(即内容相同)是同义词特征的内涵方面,情感特征、地域特征、时代特征等个性特征是同义词特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本质因素,但是对于同义词的个性特征的深入探讨,对于同义词在实际应用中有一定的意义,对于同义词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155.
[2]孙常叙.汉语词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27.
[关键词] 语言;翻译;特征差异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8-275-1
一、前言
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信息的载体。汉语和英语作为世界两大语言,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代表着中西不同的两种文化。在语言、文化、习惯、行为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说话习惯、行为看法有所不同。所以英汉互译时,一定要对英语和汉语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准确地把握英汉的语言特点及精神风貌,尽量把这种“特点”和“风貌”真实地反映到译文中。
二、语言特征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多种差异,许多情况之下成了英汉互译的极大障碍。认真研究语言差异和翻译对策,对提高翻译水平是大有帮助的。汉两种语言的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本文的重点放在“实用性”上,仅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主语的差异
英语注重句子的形式,强调每个句子都要有主语(祈使句等有时可以省略)。汉语强调句子的内在逻辑,不强调句子有无主语,只要能将主题说清楚即可。
【例1】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learn English well in the present era.
[译文] 在当今时代,学好英语极其重要。
[分析] 英语句用到了It 作形式主语的句子结构;汉语显然是一个无主句。
【例2】We should keep increasing and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so as to create a sound 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
[译文]要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分析]汉语句译为了无主句,意思表达很清楚。
(二)语态的差异
英语重物称,常采用无生命词汇作主语,所以英语中被动语态出现频繁,特别是信息性和理论性的文体使用被动结构的概率更高;汉语重人称,习惯用表示人或物的词汇作主语,大都采用主动语态的形式出现,被动形式用得很少,有时还可以用主动形式表被动含义。因此,在汉英互译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语态的转换,以使译文更加自然。
【例1】The peace talks were being held in Washington.
[译文] 和谈那时正在华盛顿举行。
[分析] 有些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时必须译成主动形式。
【例2】Misunderstandings can be reduced through more exchanges
[译文]多交流可以减少误解。
[分析]被动句译成汉语时译成主动形式,符合语言的特点。
(三)重点信息位置的差异
英语的句子主次分明,先把主要信息以“主谓宾”或“主系表”的基本结构突出地表达出来,而后再运用动词不定式、分词短语、从句、独立主格结构或其它语法手段来表现次要信息。因此,一般而言,英语句子的重点信息位于句子前半部分。汉语句子因汉语的谓语动词往往出现在句子的后半部分,所以,一般而言,汉语句子的重点信息位于句子的后半部分。
【例1】We should be casual when we stay with these students.
[译文] 和这些同学在一起我们应随便一些。。
【例2】We cannot accept his findings without tangible evidence.
[译文]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不能接受他的发现。
[分析]以上两个例句说明了英汉两种语言重点信息的位置存在差异。
(四)静态与动态的差异
英语中动词使用频率低于汉语。英语在表达意义时,喜欢使用静态词汇因而叙述呈静态倾向,如名词(抽象名词)、介词短语、形容词等来表示动作意义;而汉语则多使用动态词汇因而叙述呈动态倾向。
【例1】That would be the confirmation that it was in general use.
[译文] 这将证明它的使用是十分普遍的。
[分析] 以上两个例句的翻译很好地说明了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性选择上的这一特点。
【例2】Mr.Smith was a nonsmoker and a teetotaler.
[译文]史密斯先生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分析]英译汉时常需要把英语名词,特别是抽象名词转化成汉语动词。
(五)句法结构简单与复杂的差异
在句法结构上,英语讲究语法外形的完整,而汉语则侧重于表意,不追求外形的完整性。我们在汉译英时,常常要将汉语的几个意义片段用不同的关联词按照英语的语法关系将它们连结为并列句或复合句;而英译汉时,则需要将从属或修饰关系的英语句子,再根据时间的先后、逻辑的顺序、意思的主次把长句分切成若干个意义片段,用结构紧凑的汉语短句,层次清楚地依次译出。
【例】I believe equally that i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that Asian should increasingly unite and speak with a common voice.
[译文]我同样认为,亚洲应该更加团结,应该用共同的声音说话,这是符合全世界利益的。
三、结语
在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交际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差异。为了做好翻译,关键在于要不断探索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并分析其原因,把握两种语言不同的用语习惯,从而避免产生误解,提高翻译质量。
参考文献:
[1]宋天锡.英汉互译实用教程(第5版)[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9.
关键词: 问话 控制 顺应
一、引言
关于交叉询问的研究,目前较多关注的是问者使用的策略,如王汉辉等人的《浅析庭审中的诱导性发问》从策略出发,对诱导性询问形式的研究;伯明翰大学Mark R.Kebbell等人在The Direct and Cross-Examination of Complaints and Defendants I Rape Trials一文中,讨论研究了在对案的审理中不同的问话分别对证人证词精确性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及此特定语境下提出问题的策略。本文旨在通过对语料的定性研究,揭示交叉询问中的问话类型选择及分布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体特征。
二、交叉询问的语言特征
任何有效的语言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它既受到社会情境的制约又受到具体交际环境的制约。交叉询问,作为司法语言的一种具体形式,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变体。下面我们先从语域、话语意旨、话语方式等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一下交叉询问语言的特征:
(1)语域:在法庭审判中,审判长控制整个会话结构,指定说话人话题。发问者(公诉人和律师)在获得发问权后,指定发问内容、长度,控制整个话轮。被告或证人处于被审判地位,在社会地位以及在法庭审判这个具体语境中的作用方面,都低于公诉人和律师。
(2)话语意旨:发问者交叉询问的最终目的在于暴露对方证人证言的不足和矛盾之处,使对方证人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证言。
(3)话语方式:口头表达是交叉询问进行的方式。
三、交叉询问中的问话语言特征
语境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在不同的语境下,同一问话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获取信息,表示怀疑、肯定、否定等评价意义。正如Verscheuren在1999年出版的《语用学的理解》一书中提出的顺应理论中谈到的,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进行选择的过程。交叉询问的语言特征亦是顺应语境因素的结果。
1交叉询问中问话的分类
(1)宽式开放型问话:给予了答话者较大的表述自己思想的自由。
如:他对你提出抢钱的态度是怎样的。
(2)窄式开放型问话:索要的信息内容具体。
如:是谁提出了抢劫沙坪店的那个想法。
(3)选择问话:问话提出了两个预定选项。
如:你与张某在石狮和在云南时你们俩用钱是张君向你借或者你借给张君。
(4)正反问话和是非问话:本质上来说也是选择问。
如:他去看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你们有一个明确的抢劫计划。
(5)附加问话:带有很强的胁迫性,看起来像质问回答者。
如:你在家里训练过她撬锁,还有从那个盘子里面用很快的速度取首饰是不是?
(6)陈述发问:带有很强的胁迫性。
如:你跟秦直碧共同抢劫沙坪坝金店之后,你所让秦直碧做的每一件事,你都会明确地地告诉她,你不顾忌她?
除了宽式问话以外,其它类型的问话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控制性,或暗示答话人如何作答、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左右答话人迫使答话人做出某种回答。
2交叉询问中问话的分布特点
表中的数据显示:
(1)在整个交叉询问过程中,控制型发问所占比例远远大于非控制型问话。可见,交叉询问中,问答双方的目的是相冲突的,不合作的。为了构建对方有力的实施框架,顺应发问的目的,顺应问话人在庭审过程中的职责,顺应问答双方的合作关系,问话人有必要选择控制性的语言,以问“作”答。
(2)比较律师和公诉人发问时交叉询问中问句的分布情况,我们看到律师进行的交叉询问中,控制型问话所占比例(85.8%)大于公诉人发问时同类问话的比例(73.5%)。虽然两者的发问在整体上都是侧重选择控制型问话,但相比较而言律师语言表现出更强的策略性和控制性。这一特点是由律师和公诉人在社会地位、询问目的两方面的区别造成的。
四、结论
交叉询问是法庭审判过程中,进行法庭调查最有力、有效的武器。发问者通过问话类型的选择,巧妙地顺应其在法庭审理中的职能、其自身的特点,如社会地位以及被问话人的特点,适当控制答话人的答话方向,看似简单的无心的问话,映射出的是发问者顺应的语境因素的不同特点(社会世界、心理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人对问话类型的选择与规划,使交叉询问的语言成为了一种有着其独特魅力的语言形式。
参考文献:
[1]廖美珍.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弗兰西斯・威尔斯.交叉询问的艺术[Z].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
【关键词】新生儿;抗感染免疫;临床观察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3.07.209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7-3685-02
新生儿的抗感染免疫系统与成年人的免疫系统相比,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因为新生儿刚出生不久,机体未接触过外界的病原微生物,未能及时产生对应的抗体,但母体内的免疫物质,可以有效保护新生儿的安全[1]。因此,新生儿感染时,单个核细胞、中性粒细胞的检测值会明显升高。我院对119例新生儿患者进行了观察分析,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我院2009年11月――2011年11月间收入的119例新生儿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早产儿86例,足月儿33例,其中败血症患儿16例,细菌性肺炎患儿59例,细菌性脑膜炎患儿15例,尿路感染患儿29例。主要临床特征为发烧、体温偏低等。无呼吸、吃奶量减少等症状,血氧饱和度、血小板数目、高胆红素血症等指标正常[2]。新生儿出生25-42周,平均33.5周。
1.2治疗方法测定119例患儿的mRNA、MyD88、MD-2、TLR2,TLR4的数值并对外周血含有的单核细胞与中性粒细胞中的蛋白以及阳性百分比进行分析。对比分析感染的新生儿与非感染的新生儿中性粒细胞的数目等各项数据。以此判定新生儿的抗感染免疫特征。
1.3统计学分析记录新生儿患儿的各项数据,使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采用卡方、t对所得数据检验,若P
2结果
16例败血症患儿的血培养结果全部为阳性,致病菌主要为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对59例细菌性肺炎患儿的呼吸道分泌物进行培养,结果呈阳性的有29例,主要致病菌为克雷伯菌。对29例尿路感染患儿的中段尿液进行培养,结果呈阳性的有12例,主要致病菌为克雷伯菌。15例细菌性脑膜炎患者的脑脊液检测结果显示,呈阳性的有3例,主要致病菌为大肠杆菌。检测指标,见表1。
3讨论
新生儿发生感染时,各免疫细胞的检测数据值都会出现明显上升,感染败血症的患儿的表现尤其明显。G+菌感染的患儿的主要表现为TLR2数值显著增高,G-菌感染的患儿主要表现为TLR4数值显著增高。表明这两组免疫细胞均在新生儿的抗感染免疫机制中发挥了作用。在临床上,新生儿感染时,中性粒细胞CD64的检测表现出明显的增高趋势,此现象对新生儿的感染的诊断有积极的作用。新生儿血清中的免疫球蛋白中绝大部分是通过胎盘从母体中获得的IgG。妊娠期间母体的免疫状态、胎盘状况、孕母妊高征、糖尿病等情况均可对胎盘运转IgG的过程造成影响,使新生儿对感染性疾病的耐受力下降。故而孕妇本身应该注意自身身体状况,时刻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况能使新生儿感染的机率降到最低[3]。
总而言之,我院研究的119例新生的抗感染免疫特征今后治疗新生儿感染提供理论依据和临床实验基础。掌握新生儿的抗感染免疫特征,有助于临床上对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对感染的防治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忻海康,雷磊.试论中西医对小儿免疫的认识[J].安徽中医临床杂志,1995,21(2):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