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精选(十四篇)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精选篇1

[关键词] 学生与学校 民事 行政 法律关系

我国所有公办学校基本上都具有事业法人资格,只有民办学校的性质是“民办非企业”,而“民办非企业”完全是新形势下造就的一个“新生事物”。实践中,由于事业单位与相对的国家行政机关有着密切的、复杂的政策关系,调整事业单位的各种关系主要是依靠政策,其载体大多为政府文件。事业单位的调整必然依赖和受到政策的制约。因而,事业法人在实现、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方面,存在着与其他类型法人诸多不同与实际困难,这点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表现尤为突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规定:“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改进非义务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公平竞争。”“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由此可见,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研究与探讨,是当前不得不引起重视与研究的问题。

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学校法律地位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所有学校都属于事业单位的观点面临严峻挑战。虽然《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了“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但是该法同时也明确规定“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对教育服务市场开放的承诺之一就是对非义务教育,允许其他成员国来华合作办学,允许外方控股。根据我们在教育服务方面的承诺,我国非义务教育,将融入国际教育大环境中,直接参加教育的国际竞争。而义务教育、特殊教育、远程教育则由政府全额资助,不对外开放。

因此,我国的教育不仅迎来了大发展的良好机遇,也面临着激烈竞争。这必然促使我国的教育改革,树立新观念,建立新机制。

义务教育、特殊教育、远程教育既然由政府全额资助,不对外开放,那么可以继续作为事业单位,但非义务教育对外开放,参与教育的国际竞争,再作为事业单位则不妥。

因此,不同类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就应当有所不同。

二、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现状

《教育法》明确提出了学校具有八个方面的权利,同时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的,自批准设立或者登记注册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高等教育法》以《教育法》为基础,结合高等教育实际,确定了高校享有的办学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在政府与学校的管理关系中,学校在对内管理方面已经获得了相应的自。但在学校与市场“接口”的办学活动中,政府行政干预过强,市场机制不足,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制衡机制只是形式上的建立,实质上不可操作,缺乏依法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活力与能力。

针对学校法律地位的缺失的现实,教育部制定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但由于《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在法律体系中属于部门规章,存在着与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冲突、操作性差、人民法院审判时在适用上无拘束力等缺陷,其立章原意无法实现。《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仅仅解决了学校对学生不负有民法上的监护责任的问题。

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几种观点

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是人们在实施教育与被教育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社会关系。基于我国教育体制与立法现状,目前有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1.民事合同法律关系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所确立的教育关系仅仅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实际上存在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消费民事合同关系。

2.行政法律关系观点

这种观点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为行政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在职业学校与高校表现较为明显。

而事实上刚好相反,职业学校与高校均属非义务教育,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政府不予资助,对外开放,面向市场,参与教育国际竞争,非义务教育、民办教育的行政法律干预将逐渐被淡化。

而义务教育和特殊教育是不对外开放的,由政府全额资助,行政法律关系会更加浓厚。

3.双重法律关系观点

有学者通过对学校学生管理过程中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即部分为民事法律关系,部分为行政法律关系。

双重法律关系观点是基于民事合同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两观点的综合,即不完全赞同前面两种观点,也不完全排斥前面观点。

4.特别权力关系的观点

学校特别是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大陆法系公法学说中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行政法学界又提出了几种学说,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基础性关系和管理性关系。提出了对涉及到基础性关系的行为,应列入可诉;对于一般的管理关系,属于学校内部管理权,则不列入司法审查范围。

四、我国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定位

目前,我国的公立学校,是拥有一定“行政职权”的组织。学校作出的许多决定对于学生来说是具有强制性、确定力和执行力。

我国的学校和学生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分为:义务教育学校及其学生与非义务教育学校及其学生;公办学校及其学生与民办学校及其学生等。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与学校的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笔者认为非义务教育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民办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和义务教育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公办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应当分别考察。理由是:投资主体(举办者)不同、是否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不同。

1.非义务教育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民事合同法律关系

国家既然“鼓励非义务教育公平竞争”,无论是公办非义务教育学校还是民办非义务教育学校,作为独立的法人,依法提供教育产品;学生依法缴费,接受教育服务;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学校自由选择学生。

在学生安全方面,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学校对学生负有的是教育、管理、保护和告知责任,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民事责任上的过错责任。

人身损害赔偿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在学校责任和归责原则方面是一致,它表明学校未履行或部分未履行教育、管理、保护等方面的责任应当承担民事法律关系上的民事责任,行为过错的后果将直接引起民事责任的承担,此时学校与学生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

因此,对于学生人身安全能够引起人身损害赔偿的事件,以及学校、学生的财物的损毁、灭失、拖欠学费等债务纠纷,应当是民事法律关系。

2.义务教育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应当认定为行政法律关系

《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作……”由此可见,实施义务教育是政府的法定义务,是政府行为。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由政府全额资助,不对外开放,不参与国际教育竞争。学生就近入学、计算机随机派对,免除学杂费;学生和学都没有自由选择权。政府、学校、学生及其监护人必须为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提供条件,适龄儿童也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否则政府、学校、学生及其监护人应该是违反《义务教育法》的行为。

因此,笔者认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是依据《义务教育法》授权的行政主体。公办义务教育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

《义务教育法》还规定:“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可见,“社会组织和个人”只是为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鉴于此,政府应当禁止社会力量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已经举办的收归政府办学。

五、如何看待学校与学生之间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学校在行使依据法律赋予的管理权的过程中,学校与学生之间产生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即“特别权力关系”。但是权力与权利是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力是政治范畴,权利是法律范畴;权力是政治上的强制力,权利是法律赋予法律关系主体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权利主体一般是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权力主体则只能是国家机关。与权利相对应的是义务,与权力相对应的是责任。

因此,笔者认为“特别权力关系”并非法律关系,学校不可能享有“政治上强制力”的权力,只能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学校在行使法律赋予的管理权的过程中,与学生之间产生的这种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仍然是一种法律关系。我们不能一看到管理与被管理就认为是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固然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产生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但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并非都是行政法律关系,不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不能认定为行政法律关系。

为厘清各类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尽早制定《学校法》。不论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义务教育学校还是非义务教育学校均可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关系,有效地做到有法可依,从而更好地保障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能保证学校正常管理工作的运转,以及相应管理权的有效行使,全面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3]卢祖元,陆岸.高校与学生的双重法律关系.

[4]马怀德.公务法人问题研究.

[5]李静蓉,雷五明.论学校与学生的行政法律关系[J].湖北大学学报.

[6]褚宏启.论学校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J].教育理论与实践.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精选篇2

一 中小学义务的来源

依据一般法理，普通法律主体的义务有两个来源：法律和道德，但某些主体例如行政主体则遵循“法律无规定即为禁止的”原则行使权力，相应地其义务也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学校义务的来源和其法律地位密切相关，在法国，学校是作为公立公益机构存在的；在日本，学校的公务性也有明确规定，《日本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定“法律所承认的学校是具有公共性质，因此除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外，只有法律所规定的法人才能开办学校。”教育活动的公务性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中明确指出：“教育是有关一般公共利益的带根本性的事业，国家应把兴办教育视为一种责任”。在我国，中小学依其活动的主要内容而言，是国家实施教育职责的专门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我国法律、法规对教育的公务性也有相应规定：原国家教委《关于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指出：“实施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行为；我国普及义务教育以政府办学为主，主要依靠公办中小学校”。中小学依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行使权利应视为是行政主体的活动，学校作为行政主体与其他分担政府统治职责的行政主体相比，更多的体现为公益性，其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一种公务行为，但这种行为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目的是增进公益和提供服务的活动，也即是非权力性公务，这在我国法律规定中也有体现：其他行政主体，法律规定其行使的是“职权”；而教育法中则规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享有“权利”。中小学义务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本，《教育法》为核心包括《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教育法规。其中对中小学义务也有明确规定，这即有利于学校适当履行其义务，更益于受教育者权益的保护。

二、中小学义务的内容

义务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构成部分，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其范围也是大相径庭的，学生与中小学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确定学校义务的基础，学校是行政主体，也是行政相对人和民事主体，但在实践中往往是把学校的多重身份一元化为民事主体，而忽视了真正体现学校性质的行政主体的资格；法律关系的形成离不开相应的法律调整，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宪法有关教育的规定及相应教育法的调整形成的教育法律关系，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精选篇3

一 中小学义务的来源

依据一般法理,普通法律主体的义务有两个来源:法律和道德,但某些主体例如行政主体则遵循“法律无规定即为禁止的”原则行使权力,相应地其义务也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学校义务的来源和其法律地位密切相关,在法国,学校是作为公立公益机构存在的;在日本,学校的公务性也有明确规定,《日本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定“法律所承认的学校是具有公共性质,因此除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外,只有法律所规定的法人才能开办学校。”教育活动的公务性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中明确指出:“教育是有关一般公共利益的带根本性的事业,国家应把兴办教育视为一种责任”。在我国,中小学依其活动的主要内容而言,是国家实施教育职责的专门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我国法律、法规对教育的公务性也有相应规定:原国家教委《关于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指出:“实施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行为;我国普及义务教育以政府办学为主,主要依靠公办中小学校”。中小学依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行使权利应视为是行政主体的活动,学校作为行政主体与其他分担政府统治职责的行政主体相比,更多的体现为公益性,其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一种公务行为,但这种行为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目的是增进公益和提供服务的活动,也即是非权力性公务,这在我国法律规定中也有体现:其他行政主体,法律规定其行使的是“职权”;而教育法中则规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享有“权利”。中小学义务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本,《教育法》为核心包括《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教育法规。其中对中小学义务也有明确规定,这即有利于学校适当履行其义务,更益于受教育者权益的保护。

二、中小学义务的内容

义务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构成部分,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其范围也是大相径庭的,学生与中小学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确定学校义务的基础,学校是行政主体,也是行政相对人和民事主体,但在实践中往往是把学校的多重身份一元化为民事主体,而忽视了真正体现学校性质的行政主体的资格;法律关系的形成离不开相应的法律调整,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宪法有关教育的规定及相应教育法的调整形成的教育法律关系,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精选篇4

    一 中小学义务的来源

    依据一般法理,普通法律主体的义务有两个来源:法律和道德,但某些主体例如行政主体则遵循“法律无规定即为禁止的”原则行使权力,相应地其义务也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学校义务的来源和其法律地位密切相关,在法国,学校是作为公立公益机构存在的;在日本,学校的公务性也有明确规定,《日本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定“法律所承认的学校是具有公共性质,因此除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外,只有法律所规定的法人才能开办学校。”教育活动的公务性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中明确指出:“教育是有关一般公共利益的带根本性的事业,国家应把兴办教育视为一种责任”。在我国,中小学依其活动的主要内容而言,是国家实施教育职责的专门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我国法律、法规对教育的公务性也有相应规定:原国家教委《关于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指出:“实施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行为;我国普及义务教育以政府办学为主,主要依靠公办中小学校”。中小学依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行使权利应视为是行政主体的活动,学校作为行政主体与其他分担政府统治职责的行政主体相比,更多的体现为公益性,其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一种公务行为,但这种行为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其目的是增进公益和提供服务的活动,也即是非权力性公务,这在我国法律规定中也有体现:其他行政主体,法律规定其行使的是“职权”;而教育法中则规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享有“权利”。中小学义务以法律规定为主要来源。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本,《教育法》为核心包括《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教育法规。其中对中小学义务也有明确规定,这即有利于学校适当履行其义务,更益于受教育者权益的保护。

    二、中小学义务的内容

    义务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构成部分,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其范围也是大相径庭的,学生与中小学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确定学校义务的基础,学校是行政主体,也是行政相对人和民事主体,但在实践中往往是把学校的多重身份一元化为民事主体,而忽视了真正体现学校性质的行政主体的资格;法律关系的形成离不开相应的法律调整,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宪法有关教育的规定及相应教育法的调整形成的教育法律关系,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精选篇5

关键词：教师法律地位；现状；问题；明确

一、教师法律地位的涵义

教师的法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教师的社会地位，它是法律所确认的教师的社会地位，即以法律形式规定的教师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主要涉及教师的职业性质、权利与义务、教师与国家的关系、教师与学校的关系、权益保障等方面。

教师的法律地位是教师能否享有其合法权益的核心问题，然而，在我国法制发展和人事制度改革中，教师的法律地位一直没有明确，处于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因此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进一步明确教师的法律地位，有助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有助于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有助于理清现实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和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教师法律地位的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教师法律地位的现状

1.不是国家公务员。

1993年我国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公务员是指在国家行政机关中工作的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该规定显然把教师排除在公务员范围之外，且在现阶段我国对公务员的范围界定从严把握，严格按照单位的职能性质界定，学校不是行政机关，教师也就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此外，公务员的工作特性与教师也有一定差异：公务员要严格按照上级的指令从事，其任何职务行为都应有法律依据并严格遵照法定程序；而教师尤其是高校教师需要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发挥空间，以充分发挥教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将教师界定为公务员是不妥的。

2.不是与学校结成劳动合同关系的雇佣劳动者。

实行教师聘任制以来，一些学者认为聘任制下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这种观点既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又不符合教师职业的性质。我国《劳动法》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1994年6月23日）都指出现阶段尚难以将教师纳入调整范围。此外，《教师法》只规定了教师行政申诉救济制度，这仍然是将教师纳入传统的行政框架。基于这样的原因，在司法实践中才出现劳动仲裁委员会以教师聘任纠纷不属于劳工纠纷为由拒绝受理教师仲裁申请的现象。

3.“专业人员”不构成法律地位的完整表述。

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首次以国际组织官方文件的形式确认了教师职业的专业化性质，认为“教育工作应被视为专门职业。这种职业是一种要求教师具备经过严格并持续不断的研究才能获得并维持专业知识及专门技能的公共业务”。根据这个标准，国际劳工组织颁布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把教师列入“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工作者”的类别。我国基本上采用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分类，《教师法》第3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专业人员不是一个确切的法律术语，在法律上没有什么意义。虽然这种说法从立法上完整地表述了教师职业的社会性质，确认了教师社会地位的专业性和神圣性，有助于促进我国教师专业发展和提高师资质量，也符合教师专业化的国际趋势。但是，“专业人员”的定位并不能解决实践中的各种聘任法律纠纷，所以无法明确教师在各种教育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和责任。

（二）产生的问题

1.影响到教师实体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落实。

我国属于成文法传统的国家，从实体上看，我国教师权利的完善程度并不弱于西方国家，但实际上教师权益的实现程度却远远落后，其关键原因就是教师权益的程序保障薄弱，这与教师的法律身份不明确直接有关。因为我国法律对于教师法律地位不明确，所以教师在履行其教育教学义务和落实相关责任时也会不太明确，而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则决定了教师相应的权利会受到影响。

2.中小学教师的聘任制度缺乏监督和救济。

中小学教师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适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因为中小学教师不是国家公务员；同时，中小学教师又与一般的劳动者不同，教师与中小学校之间的合同纠纷不能适用《劳动法》。虽然教育领域实行了教师聘任制和校长负责制，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合同关系，教育行政部门或中小学校在教师的解聘方面随意性过大，其教师权益缺乏有效的保障。

3.中小学教师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教师的法律地位可以说是不确定的，教师模糊的法律地位导致了中小学教师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中小学教师职业具有专业性及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中小学教师的经济地位仍然偏低，表面上崇高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掩盖中小学教师是雇佣劳动者的事实，作为中小学教师生活重要来源的教师工资福利等得不到有效保障。由于中小学教师不是国家公务员，虽然《教师法》对教师工资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但是拖欠教师（特别是落后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工资在当前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与中小学教师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有一定的关系。

因此，我国公立中小学校教师的法律地位是当前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实践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诚如劳凯生教授所说:“教育改革是教育利益关系的重组与调整，它使教育领域内原有的社会关系发生深刻的性质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调整手段与变化了的新关系、新问题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和矛盾。我国公立学校教师的法律地位就是一个处在改革与变化中的复杂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教师的身份和法律地位，如何设置教师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处理政府、学校与教师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法律直接面对的一个问题。”

三、我国教师法律地位的明确

笔者认为，采用立法的形式明确教师的法律地位，是当前教育改革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但是，在现阶段的国情之下，有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有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加上历史和现实需要，还存在一定的代课教师。总体上来说，我国教师队伍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应当区别对待，适当保证公平，用立法来强化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一）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教师

笔者认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教师应当纳为国家公务员。义务教育属于纯公共产品，是国家的一种行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是代表国家在行使国家教育职能，而其中的教师理应是执行国家教育职能的工作人员，所以可以说，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教师应当是履行国家教育职能的公务员，其权利和福利待遇等应受到国家的保障。

把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教师纳为国家公务员，有助于义务教育的巩固和发展，有助于发挥义务教育的公共性，有助于保障教师的权利和提高其社会地位、工资、福利待遇，有助于加强对教师工作和职业道德的监督管理，提高教师素质。

（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教师

就当前来说，非义务教育阶段包括学前教育和高中、大学。那么，在这几个阶段的公立学校中，教师应当是什么样的法律地位？

笔者认为，非义务教育阶段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同时具有一定的私营性，所以可以认为非义务教育属于半公共产品，即国家也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同时也有私人、市场的成分。此时，国家并不是完全在履行国家职能，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与教师的关系就好比国企和职工的关系，是一种劳动法律关系，是一种聘用关系，即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教师是国家的雇员。

（三）民办学校的教师

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都有民办学校及其教师。因为民办教育具有很强的市场性，国家只是通过法律等方式进行引导和监督，而且目前国家对民办教育也没有财政支持，所以，笔者认为民办教师肯定不是国家公务员，也不应当纳入国家公务员，不管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非义务教育阶段。

那么，民办学校的教师具有怎样的法律地位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民办学校的教师生存和发展。在我国现阶段，单纯依靠政府办学，具有一定的困难，不能完全满足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需要。所以，政府是支持民办学校的发展的，只是需要进行引导和监督。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办学校教师在法律上，主要是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与学校的关系。

民办学校的教师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与教育主管机构的关系。笔者认为是一种外部的行政法律关系，其客体是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其内容是教育主管机构与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民办学校的教师与学校的关系，就是该教师与任教学校的关系，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聘用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相同。

（四）代课教师

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有些贫困落后地区缺乏教师，于是产生了一批代课教师。代课教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教师群体，他们也确实为当地的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教育改革的要求和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趋势，一些代课教师无法达到现代教育教学的要求，而面临被清退的危险。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实行严格的中小学教师聘任制和资格审查制度，在教师准入方面做出严格的规定，把中小学代课教师管理体制纳入法制化轨道。要严格控制中小学代课教师人数，保证代课教师队伍的质量。要通过进行严格的考试和考核，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择优聘用。要通过定编工作，确因岗位需要聘任的，必须从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中招聘，并与之签订有期限的聘任合同。要规范合同，实施合同管理。要把一部分素质低劣的代课教师清退出去，同时给代课教师中教学能力强的人提供进修、培训的机会，把达到中小学教师基本要求的代课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参考文献：

［1］贺彦芳.我国教师的法律地位问题探讨［J］.教育科学论坛：2010，（2）.

［2］申素平.对我国公立学校教师法律地位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08，（9）.

［3］孟卫青.我国公立中小学校教师法律地位的思考［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精选篇6

【关键词】教师 权利义务 法律上的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7-0198-01

法律的大厦是以权利义务为材料构筑起来的，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其独特的权利义务现象。从法律角度来看，教师的权利义务就是教师基于不同法律身份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义务，它体现着教师的法律地位。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对教师能够做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他人相应做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在实际教育教学工作中，每一位教师具体拥有怎样的权利义务，直接影响着他在教学活动中义务的履行和权利的享有。

我国用法律的形式对教师的权利义务加以界定，主要是199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从这两部法律来看，法律意义上的教师是指“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即在我国，教师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义务，如公民的政治权利、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等；二是作为教育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中有其特殊的权利义务。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教师权利义务的取得和履行与特定的资格和条件紧密相关。作为一个举世公认的崇高而严肃的职业，世界各国几乎都规定了公民只有经过严格的选择和考核，经过特殊和专门的训练，才能取得教师任职资格。我国同样如此。未取得教师资格而任职的或取得教师资格而未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中任职的，都不具有教师的权利义务。

第二，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教师权利义务的取得与履行只能在这种特定的活动过程中产生。在教育活动中，教师是生产者、劳动者，劳动的对象和产品是受教育的活生生的人，教师必须以自己的学识、才能、思想水平、道德品质对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来完成自己的生产活动，这就要求教师必须进行教育、教学活动。

第三，教师权利义务的取得与履行是由教育法律规范来设定的。一般公民的法定权利义务主要是由宪法和法律来设定的，而教师的权利义务是一种职业特定的权利义务，要求国家用专门的法律法规来加以设定。我国是通过《教育法》、《教师法》等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来进行设定的。

第四，教师权利义务带有一定的“公务”性质。当教师以教育者的身份出现时，其与职责相关的权利义务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国家和社会利益，这就使其带有了一定的“公务”性质，因此，教师必须履行法定的义务，不得随意放弃或转让。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精选篇7

关键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主体；法律权利与义务

作者简介：刘利（1981-），女，重庆合川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学；孙玉中（1977-），男，山东沂南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法。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存在的法律问题及解决措施研究”（课题编号：2014-GX-058），主持人：孙玉中。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31-0065-05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模式，是促进职业院校与企业行业无缝对接的桥梁，国家和职业院校皆把校企合作作为促进职教发展的抓手。但我国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关系在理论及实践领域还存在诸多争议，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各方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也分散凌乱，阻碍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顺利开展。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梳理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各方主体权利与义务，是推进职业教育法治化的应有之义。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以及学生之间发生的、围绕着职业人才培养的系统法律行为。确定校企合作主体的法律权利与义务，需要按照必要的法理梳理法律关系，查询真实有效的法律条文，明确界定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

一、法治范式下的校企合作规定及其主体

不同语境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涵义不同，在法治视阈下剖析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应当系统考证当前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职业教育领域中对校企合作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实践不同，从法律视角审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可以发现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ζ涔娣叮现存的立法内容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法》、国务院以及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规章以及政策文件中。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校企合作的规定

我国《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它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校企合作，但在19条规定了国家企事业单位参与教育事业的义务。《教育法》在第20条、47条规定了职业教育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鼓励企事业组织参与到学校的建设与管理中来，应当说这也是校企合作的内容之一。《职业教育法》是我国专门针对职业教育的最高层级的法律，该法认为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规定了国家各级部门、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该法在条文中规定了校企合作内容，要求企业不仅对所属员工实施各类职业培训提升工作技能，还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进行联合办学；要求职业院校在实施职业教育中要注重产教结合，加强与企业的联系与合作，甚至规定职业院校为了培养符合行业、企业需求的人才可以举办与职业教育有关的企业。尽管如此，校企合作内容规定仍然笼统模糊，具体权利与义务没有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47条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校企合作的责任，指明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应当加强产教合作，这也是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主体和内容的规定。

（二）国家政策对校企合作的规定

我国国家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概念，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且提出应当在法律层面规范校企合作。在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发展应当依靠企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应当通过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而实现。2006年《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文件中，强调校企合作应当建立在校企共赢的基础之上。2010年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开辟专章论述校企合作，并明确提出制定校企合作办学法规。由此可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已经被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予以保障。

（三）地方性法规及规章对校企合作的规定

不断加强和深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地方政府及职业院校在推进职业教育实践中面临的最重要课题。如何激发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是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深受缺乏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之困的地方政府最深刻地感受到了校企合作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第一部地方性校企合作法规是2008年由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之后，此类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行政公文纷纷出台，比如河南省、广西省、江西省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重庆市、深圳市、苏州市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意见”等等。

（四）校企合作主体

通过总结归纳国家法律、国家政策以及地方规范性文件等内容，可以看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事关职业教育的关键内容，它不仅仅是狭义上的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合作，而是由职业教育本质特征决定的从宏观到微观的职业教育模式，没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往往会脱离当前企业行业需求的实际，丧失职业教育的目的，偏离职业教育目标。在我国当前“大政府治理社会”背景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需要来自政府的规范性引导和具体资金政策支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能使职业院校长期处于“剃头挑子一头热”局面，对专业知识进行应用及转化的行业、企业不仅仅只是消费人才，更应当把行业企业实践知识和经验反哺职业教育，积极参与校企合作，承担起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职业院校应当放弃校企合作的盲目热情和对企业不予以配合的指责，努力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能够让参与企业在合作中真正受益，从而激发企业更大的参与热情。在校企合作中，职教学生应当戮力躬行，恪守践行职业道德，切实提升能力。综上所述，可以从宏观层面把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主体大体归结为四类，一是政府，二是行业企业，三是职业院校，四是职业院校的学生。上述四个主体不能脱离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二、校企合作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校企合作法律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教育法律法规在调整职业教育社会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校企合作主体之间的相互权利与义务关系。校企合作法律关系虽然也由校企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以及客体三要素构成，但因为校企合作法律关系主体具有多样性，他们之间教育活动属性各不相同，所以法律关系性质及其内容存在很大区别。

（一）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

按照《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可以与政府以平等身份发生民事法律关系。但作为教育行政法律关系的两个主体，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是行政主体，职业院校是行政相对人，应当服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规定，职业院校作为行政相对人可以拥有教育事业管理参与权、违法行政排除请求权和行政介入权等相关权利。

但职业院校又不是一般的社主体，因为它从事的教育事业是国家教育的一部分，职业院校根据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参与教育事业的管理权，行使着具体的教育管理权力，比如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管理师生、授予学历学位证书、对学生进行行政处罚等等，这些都是公权力，所以学校在国家授权范围内也具有行政主体地位。

（二）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

职业院校与企业其实属于不同性质的两个领域，也即教育与产业或者行业。职业教育跨越了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是一种职业跨职业与教育的活动，职业教育所强调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对跨界教育的最好诠释[1]。但是这两种不同的系统却因共同的目标或者利益而产生合作，这种共同的目标也即对双方能够实现共赢的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及应用等。职业院校与企业主要通过校企合作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双方的权利及义务，而他们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的前提是双方地位平等，意思表示真实，所以双方基于校企合作协议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职业院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根据各自在法律关系中地位的不同而分为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行政法律关系[2]。职业院校与学生之间可能会基于各自的人格利益而产生权利义务纠纷，也会基于宿舍床位租赁、书本代购、食堂食物买卖等等各种日常民事法律行为而产生民事法律关系。这类法律关系的特征之一就是双方主体都处于平等地位。所以根据《教育法》第42条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另外，职业院校按照法律规定从事职业教育行为，拥有招生权、学籍管理权、奖励和处分权以及颁发学业证书权等，而职业院校在从事此类行为时必须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也即学校必须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而不得越权行使此类权利，所以职业院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它的权力来源于国家的授权，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延伸。职业院校行使此类权利时，它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而学生则是被管理者，处于被动状态，是行政相对人，这种法律关系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和强制性，属于行政法律关系。

（四）企业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们在此探讨的主要是牵涉到学生到合作企业中顶岗实习的情况，如果校企合作项目只是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技术研发、转让等事项，将不会牵涉到学生。如果职业院校学生到合作企业中顶岗实习，他们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将直接决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虽然学生与顶岗实习企业之间关系存在诸多观点，但是从法律角度确认的双方关系却是衡量双方权利与义务的标准。1995年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309号文）认为学生在业余时间的勤工俭学不属于就业，与企业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性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也把顶岗实习的学生排除在劳动者之外，而认为学生顶岗实习是学生在校教育的一部分，只不过学校把教学的场所放在了企业，学生参加顶岗实习的目的则是为了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变为实践经验。所以他们仍然是学生身份，不能与企业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不具有劳动者身份，所以不应当享有劳动者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3]。

但是查阅200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国家文件可以发现，这些政策都把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进行职业人才培养作为其应当承担的一种法律义务。所以，校企合作企业接收学生顶岗实习应当是其与职业院校共同承担教育责任的义务，如果企业与顶岗实习学生基于平等民事主体地位发生法律行为，比如发生人身伤害事件，则双方之间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如果按照校企合作协议，职业院校把一部分教育管理行为委托给企业，企业也同意承担对顶岗实习学生的教育与管理义务，则职业院校与合作企业之间发生行政委托行为。虽然合作企业实际承担对顶岗实习学生的教育和管理行为，但是其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必须以职业院校的名义进行，并不发生职权职责、法律后果以及行政主体资格转移的效果。

三、法学实证分析中校企合作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一）法律层面

我国法律没有涉及到校企合作各方主体的明确权利和义务。但按照《宪法》19条规定，企业有权利与职业院校开展合作；按照《教育法》第20条、第47条规定，政府具有发展保障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义务，所以从国家政策方面鼓励和支持职业教育是政府应尽义务；上述法律条款也同时规定了行业企业参与职业院校教学、科研、技术开发与推广以及参与学校建设和管理的权利，同时这也是企业行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职业教育法》第6条明确规定了“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就业促进法》第47条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加强职业教育的义务，明确规定了职业院校加强校企合作的义务。

（二）国家政策层面

国家政策层面对于校企合作各方主体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变得比较具体。比如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规定了政府部门对职业教育进行规划、配置资源以及提供有力公共服务的义务；规定了教育部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职业教育的义务。明确要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建立职业教育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指出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进行校企合作的途径及方式。《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规定了学校和企业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组织联系制度的义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在发展职业教育中，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行业要发挥指导作用，企业有积极参与合作的义务。

（三）地方法规及部门规章层面

由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没有出台，各地方立法机构、国家部委以及地方政府根据职业教育发展需求对校企合作各方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200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中规定了企业在校企合作参与中的税收优惠，在一定条件下企业可以被免征营业税、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针对企业接受学生实习情况，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企业支付学生实习报酬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6]107号），如果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可以在所得税税前扣除。2007年《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税发[2007]42号）更是对这一优惠进行了细化。

2016年《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更加详细地规定了校企合作中学生实习的各方面权利义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措施鼓励企（事）业等单位接收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的义务；要求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指导与监督管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作。规定了职业院校在学生实习单位确定、实习管理、实习考核以及实习安全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规定了企业在实习管理、实习岗位设置、学生权利保障、顶岗实习报酬、实习指导以及纳税所得额扣除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学生参加顶岗实习、接受学校及企业管理与指导、劳动保障、责任保险与伤亡事故事项以及违约责任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较为完善地规范了校企合作中学生顶岗实习，经过实践和完善可上升为行政法规或者法律层面的法律文件。

在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方面，河南省、广西省、江西省、宁波市、重庆市、深圳市、苏州市等省市制定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意见”等。以2012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试行）》为例，它认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指职业院校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人才培养与职工培训、科技创新与技术服务、资源共享与共同发展等方面开展的合作。”认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政府、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业的共同责任。它分别对政府、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方面，规定企业有与“职业院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义务，企业甚至可以通过参股、入股等多种形式进行校企合作；要求企业接受教师实践；如果学生进行实习，企业应当给予适当报酬；鼓励企业向职业院校提供资助和捐赠；符合税收减免条件的，企业享受有关税收减免政策。

四、完善校企合作主体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建议

职业教育离不开校企合作，明确校企合作法律制度及各方主体权利与义务对职业教育发展十分重要。

（一）修订完善《职业教育法》，明_校企合作法律地位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它没有明确规定校企合作的责任主体，也没有全面规定校企合作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其在实践中操作难度较大。虽然当前该法已经在修订的路上，但需要加快进度。在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应当改变以往对校企合作的笼统概括性规定，明确校企合作制度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各级政府、行业协会、企业、院校以及职业院校学生对校企合作在法律层面的重视。

（二）制定专门的校企合作法，明确各方法律权利义务

依据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精神，应当尽快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作为《职业教育法》的下位法或者由国务院制定校企合作行政法规。在此法律或法规中，应当详细规定政府、行业、企业、学校以及学生个人作为职业教育法律关系主体所承担的权利及义务，以及违反法律义务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为政府、行业、企业、学校设定明晰且易于考核的指标性义务规定并辅以奖励性相关措施，对于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提供各类形式的奖励、补助或者政策优惠；而对参与校企合作不力的政府、行业以及企业进行实质性的处罚。另外，校企合作推进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企业参与内生动力不足，所以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中应当特别注重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双赢”性规定，且易于操作、易于实现，消除企业顾虑。

（三）健全顶岗实习生权益保障法律制度

职业教育要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为职教生创造良好教育环境，只有充满关怀、公正和包容性的职业教育育人环境才能培育出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劳动者。通过调研发现，当前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生面临身份尴尬、权益受损而不能得到救济、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等诸多问题，所以应当从顶岗实习生身份、保险待遇等方面完善法律规定，保护顶岗实习生权利，促进校企合作良性进行。

（四）规范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管理规定

校企合作水平高低以及效果好坏与职业院校本身关系重大。从法律层面明确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的具体职责与义务十分必要，比如要明确规定职业院校在机构设置、资金投入、人员配备、保险购买、实习指导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切实维护职业院校自身以及实习生的法律权益，给职业院校搭建顺畅的校企合作通道，同时施加校企合作管理压力，提升校企合作在培育职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促进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参考文献：

[1]姜大源.职业教育立法的跨界思考：基于德国经验的反思[J].教育发展研究，2009（19）：32.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精选篇8

关键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主体；法律权利与义务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模式，是促进职业院校与企业行业无缝对接的桥梁，国家和职业院校皆把校企合作作为促进职教发展的抓手。但我国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关系在理论及实践领域还存在诸多争议，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各方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也分散凌乱，阻碍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顺利开展。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梳理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各方主体权利与义务，是推进职业教育法治化的应有之义。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以及学生之间发生的、围绕着职业人才培养的系统法律行为。确定校企合作主体的法律权利与义务，需要按照必要的法理梳理法律关系，查询真实有效的法律条文，明确界定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

一、法治范式下的校企合作规定及其主体

不同语境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涵义不同，在法治视阈下剖析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应当系统考证当前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职业教育领域中对校企合作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实践不同，从法律视角审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可以发现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ζ涔娣叮现存的立法内容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法》、国务院以及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规章以及政策文件中。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校企合作的规定

我国《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它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校企合作，但在19条规定了国家企事业单位参与教育事业的义务。《教育法》在第20条、47条规定了职业教育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鼓励企事业组织参与到学校的建设与管理中来，应当说这也是校企合作的内容之一。《职业教育法》是我国专门针对职业教育的最高层级的法律，该法认为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规定了国家各级部门、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该法在条文中规定了校企合作内容，要求企业不仅对所属员工实施各类职业培训提升工作技能，还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进行联合办学；要求职业院校在实施职业教育中要注重产教结合，加强与企业的联系与合作，甚至规定职业院校为了培养符合行业、企业需求的人才可以举办与职业教育有关的企业。尽管如此，校企合作内容规定仍然笼统模糊，具体权利与义务没有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47条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校企合作的责任，指明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应当加强产教合作，这也是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主体和内容的规定。

（二）国家政策对校企合作的规定

我国国家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概念，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且提出应当在法律层面规范校企合作。在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发展应当依靠企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应当通过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而实现。2006年《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文件中，强调校企合作应当建立在校企共赢的基础之上。2010年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开辟专章论述校企合作，并明确提出制定校企合作办学法规。由此可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已经被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予以保障。

（三）地方性法规及规章对校企合作的规定

不断加强和深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地方政府及职业院校在推进职业教育实践中面临的最重要课题。如何激发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是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深受缺乏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之困的地方政府最深刻地感受到了校企合作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第一部地方性校企合作法规是2008年由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之后，此类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行政公文纷纷出台，比如河南省、广西省、江西省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重庆市、深圳市、苏州市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意见”等等。

（四）校企合作主体

通过总结归纳国家法律、国家政策以及地方规范性文件等内容，可以看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事关职业教育的关键内容，它不仅仅是狭义上的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合作，而是由职业教育本质特征决定的从宏观到微观的职业教育模式，没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往往会脱离当前企业行业需求的实际，丧失职业教育的目的，偏离职业教育目标。在我国当前“大政府治理社会”背景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需要来自政府的规范性引导和具体资金政策支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能使职业院校长期处于“剃头挑子一头热”局面，对专业知识进行应用及转化的行业、企业不仅仅只是消费人才，更应当把行业企业实践知识和经验反哺职业教育，积极参与校企合作，承担起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职业院校应当放弃校企合作的盲目热情和对企业不予以配合的指责，努力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能够让参与企业在合作中真正受益，从而激发企业更大的参与热情。在校企合作中，职教学生应当戮力躬行，恪守践行职业道德，切实提升能力。综上所述，可以从宏观层面把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主体大体归结为四类，一是政府，二是行业企业，三是职业院校，四是职业院校的学生。上述四个主体不能脱离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二、校企合作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校企合作法律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教育法律法规在调整职业教育社会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校企合作主体之间的相互权利与义务关系。校企合作法律关系虽然也由校企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以及客体三要素构成，但因为校企合作法律关系主体具有多样性，他们之间教育活动属性各不相同，所以法律关系性质及其内容存在很大区别。

（一）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

按照《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可以与政府以平等身份发生民事法律关系。但作为教育行政法律关系的两个主体，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是行政主体，职业院校是行政相对人，应当服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规定，职业院校作为行政相对人可以拥有教育事业管理参与权、违法行政排除请求权和行政介入权等相关权利。

但职业院校又不是一般的社主体，因为它从事的教育事业是国家教育主权的一部分，职业院校根据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参与教育事业的管理权，行使着具体的教育管理权力，比如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管理师生、授予学历学位证书、对学生进行行政处罚等等，这些都是公权力，所以学校在国家授权范围内也具有行政主体地位。

（二）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

职业院校与企业其实属于不同性质的两个领域，也即教育与产业或者行业。职业教育跨越了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是一种职业跨职业与教育的活动，职业教育所强调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对跨界教育的最好诠释[1]。但是这两种不同的系统却因共同的目标或者利益而产生合作，这种共同的目标也即对双方能够实现共赢的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及应用等。职业院校与企业主要通过校企合作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双方的权利及义务，而他们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的前提是双方地位平等，意思表示真实，所以双方基于校企合作协议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职业院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根据各自在法律关系中地位的不同而分为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行政法律关系[2]。职业院校与学生之间可能会基于各自的人格利益而产生权利义务纠纷，也会基于宿舍床位租赁、书本代购、食堂食物买卖等等各种日常民事法律行为而产生民事法律关系。这类法律关系的特征之一就是双方主体都处于平等地位。所以根据《教育法》第42条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另外，职业院校按照法律规定从事职业教育行为，拥有招生权、学籍管理权、奖励和处分权以及颁发学业证书权等，而职业院校在从事此类行为时必须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也即学校必须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而不得越权行使此类权利，所以职业院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它的权力来源于国家的授权，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延伸。职业院校行使此类权利时，它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而学生则是被管理者，处于被动状态，是行政相对人，这种法律关系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和强制性，属于行政法律关系。

（四）企业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们在此探讨的主要是牵涉到学生到合作企业中顶岗实习的情况，如果校企合作项目只是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技术研发、转让等事项，将不会牵涉到学生。如果职业院校学生到合作企业中顶岗实习，他们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将直接决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虽然学生与顶岗实习企业之间关系存在诸多观点，但是从法律角度确认的双方关系却是衡量双方权利与义务的标准。1995年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309号文）认为学生在业余时间的勤工俭学不属于就业，与企业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性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也把顶岗实习的学生排除在劳动者之外，而认为学生顶岗实习是学生在校教育的一部分，只不过学校把教学的场所放在了企业，学生参加顶岗实习的目的则是为了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变为实践经验。所以他们仍然是学生身份，不能与企业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不具有劳动者身份，所以不应当享有劳动者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3]。

但是查阅200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国家文件可以发现，这些政策都把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进行职业人才培养作为其应当承担的一种法律义务。所以，校企合作企业接收学生顶岗实习应当是其与职业院校共同承担教育责任的义务，如果企业与顶岗实习学生基于平等民事主体地位发生法律行为，比如发生人身伤害事件，则双方之间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如果按照校企合作协议，职业院校把一部分教育管理行为委托给企业，企业也同意承担对顶岗实习学生的教育与管理义务，则职业院校与合作企业之间发生行政委托行为。虽然合作企业实际承担对顶岗实习学生的教育和管理行为，但是其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必须以职业院校的名义进行，并不发生职权职责、法律后果以及行政主体资格转移的效果。

三、法学实证分析中校企合作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一）法律层面

我国法律没有涉及到校企合作各方主体的明确权利和义务。但按照《宪法》19条规定，企业有权利与职业院校开展合作；按照《教育法》第20条、第47条规定，政府具有发展保障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义务，所以从国家政策方面鼓励和支持职业教育是政府应尽义务；上述法律条款也同时规定了行业企业参与职业院校教学、科研、技术开发与推广以及参与学校建设和管理的权利，同时这也是企业行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职业教育法》第6条明确规定了“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就业促进法》第47条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加强职业教育的义务，明确规定了职业院校加强校企合作的义务。

（二）国家政策层面

国家政策层面对于校企合作各方主体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变得比较具体。比如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规定了政府部门对职业教育进行规划、配置资源以及提供有力公共服务的义务；规定了教育部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职业教育的义务。明确要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建立职业教育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指出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进行校企合作的途径及方式。《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规定了学校和企业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组织联系制度的义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在发展职业教育中，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行业要发挥指导作用，企业有积极参与合作的义务。

（三）地方法规及部门规章层面

由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没有出台，各地方立法机构、国家部委以及地方政府根据职业教育发展需求对校企合作各方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200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中规定了企业在校企合作参与中的税收优惠，在一定条件下企业可以被免征营业税、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针对企业接受学生实习情况，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企业支付学生实习报酬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6]107号），如果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可以在所得税税前扣除。2007年《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税发[2007]42号）更是对这一优惠进行了细化。

2016年《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更加详细地规定了校企合作中学生实习的各方面权利义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措施鼓励企（事）业等单位接收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的义务；要求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指导与监督管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作。规定了职业院校在学生实习单位确定、实习管理、实习考核以及实习安全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规定了企业在实习管理、实习岗位设置、学生权利保障、顶岗实习报酬、实习指导以及纳税所得额扣除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学生参加顶岗实习、接受学校及企业管理与指导、劳动保障、责任保险与伤亡事故事项以及违约责任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较为完善地规范了校企合作中学生顶岗实习，经过实践和完善可上升为行政法规或者法律层面的法律文件。

在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方面，河南省、广西省、江西省、宁波市、重庆市、深圳市、苏州市等省市制定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意见”等。以2012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试行）》为例，它认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指职业院校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人才培养与职工培训、科技创新与技术服务、资源共享与共同发展等方面开展的合作。”认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政府、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业的共同责任。它分别对政府、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方面，规定企业有与“职业院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义务，企业甚至可以通过参股、入股等多种形式进行校企合作；要求企业接受教师实践；如果学生进行实习，企业应当给予适当报酬；鼓励企业向职业院校提供资助和捐赠；符合税收减免条件的，企业享受有关税收减免政策。

四、完善校企合作主体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建议

职业教育离不开校企合作，明确校企合作法律制度及各方主体权利与义务对职业教育发展十分重要。

（一）修订完善《职业教育法》，明_校企合作法律地位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它没有明确规定校企合作的责任主体，也没有全面规定校企合作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其在实践中操作难度较大。虽然当前该法已经在修订的路上，但需要加快进度。在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应当改变以往对校企合作的笼统概括性规定，明确校企合作制度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各级政府、行业协会、企业、院校以及职业院校学生对校企合作在法律层面的重视。

（二）制定专门的校企合作法，明确各方法律权利义务

依据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精神，应当尽快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作为《职业教育法》的下位法或者由国务院制定校企合作行政法规。在此法律或法规中，应当详细规定政府、行业、企业、学校以及学生个人作为职业教育法律关系主体所承担的权利及义务，以及违反法律义务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为政府、行业、企业、学校设定明晰且易于考核的指标性义务规定并辅以奖励性相关措施，对于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提供各类形式的奖励、补助或者政策优惠；而对参与校企合作不力的政府、行业以及企业进行实质性的处罚。另外，校企合作推进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企业参与内生动力不足，所以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中应当特别注重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双赢”性规定，且易于操作、易于实现，消除企业顾虑。

（三）健全顶岗实习生权益保障法律制度

职业教育要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为职教生创造良好教育环境，只有充满关怀、公正和包容性的职业教育育人环境才能培育出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劳动者。通过调研发现，当前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生面临身份尴尬、权益受损而不能得到救济、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等诸多问题，所以应当从顶岗实习生身份、保险待遇等方面完善法律规定，保护顶岗实习生权利，促进校企合作良性进行。

（四）规范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管理规定

校企合作水平高低以及效果好坏与职业院校本身关系重大。从法律层面明确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的具体职责与义务十分必要，比如要明确规定职业院校在机构设置、资金投入、人员配备、保险购买、实习指导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切实维护职业院校自身以及实习生的法律权益，给职业院校搭建顺畅的校企合作通道，同时施加校企合作管理压力，提升校企合作在培育职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促进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参考文献：

[1]姜大源.职业教育立法的跨界思考：基于德国经验的反思[J].教育发展研究，2009（19）：32.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精选篇9

1.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

所谓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就是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探索未来一定时期内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状况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发展的趋势，以揭示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发展对法律、法规的宏观要求，从而为立法机关提供有关立法规模、内容、方法等方面的信息，为制定最佳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方案服务。

具体地说，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应包括：

第一，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达到预测效果的程度，对社会需求满足的程度，以及在今后的可行性如何，测算出目前和今后在制订、修改、补充和废止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方面的任务。

第二，测算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理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制度、立法技术发生哪些变化，如何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适应和推动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的发展。

第三，揭示今后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的发展规律，使立法尽可能合乎规律。

2.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规划

所谓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规划，就是立法机关依据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提供的信息，而做出的关于具体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措施、步骤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目标的部署和安排。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规划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在于使立法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进行，从而使立法工作科学化、系统化。

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的意义

建国五十年多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工作相对滞后，仍存在诸多问题。如至今没有制定专门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单行法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预算法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因素很多，但缺乏科学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就成为必然。

1.只有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才能使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发挥其最佳社会控制效果

通过预测，了解现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的社会效果，通过立法规划组织和利用立法预测提供的信息，适时进行法规的立、改、废工作，从而使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在发挥社会作用方面达到理想化的程度。

2.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是实现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科学化、完善化的重要途径

由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目前还非常滞后，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中的许多关系又需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予以规范，这就要在全国教育的大背景下全面考虑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的内容、速度、层次等基本问题，既要尽可能避免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的重复、分散或者遗漏现象，限制不必要的立法活动；又要避免走一步看一步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格局。要达成上述目标，使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合乎规律，臻于科学化、完善化，唯有通过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这条途径。俄罗斯学者萨莫欣科曾将立法规划的作用归纳为：一是立法活动取得预定的社会效果；二是研究法律制定过程，并使立法工作致力于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法律文件；三是需要法律创制活动；四是各种机构有准备地参加法律创制工作；五是法律创制工作中的重复或分散现象；六是不同等级国家机关的工作计划一致起来；七是机构的工作同立法发展计划一致起来；八是法律创制工作中的匆忙现象，为高质量的工作创造条件，进行各种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调查研究和分析工作。

3.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可以调整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体系的内部结构

合理、科学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结构可以使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的整个体系更加稳定，和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协调一致。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可以将为数众多、内容和形式各异的种种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律规范，根据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层次和类型进行科学的分类，从而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自身的逻辑性，把它们组合成一个完整统一、和谐一致的整体。

三、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的原则

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要顺利进行，必须体现以下几条原则：

1.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从实际出发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我国立法工作中的体现，它也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个重要方面的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制建设，更加需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符合我国的国情，真实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保障和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为此，需要做到：

第一，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较低，文盲半文盲大量存在，人口素质极为低下(从总体而言)，而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又极不平衡，存在着农村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别，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者需要通过调查搞清这些差别有多大、性质如何，然后概括出其共性作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的依据。这些都是我们在制定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时必须考虑的实际情况。

第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必须兼顾需要和可能。要根据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积极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不断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既不能脱离客观实际，主观主义地为完备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制而随意立法，也不能在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和成熟的条件下消极等待，拖延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的时机和进程。因此，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工作必须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相适应，不失时机地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

2.遵循宪法及国家教育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一般要求原则

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立法法》第4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是指法律由国家统一制定、统一实施，在国家范围内对各地区、各部门和全体人民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制统一原则包括立法、司法、守法等方面。从立法上讲，法制统一原则表现为国家的立法权由国家权力机关行使，不允许各立其法、法出多门的现象存在，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同时，我国宪法确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就是要预测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制定、修改、废止哪些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以保障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发展方向，同时做出科学的规划来促使其实施。3.遵循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规律并符合农村义务教育自身的特点原则

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要符合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发展规律，要看到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特殊性，要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综合起来考虑。

因此，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首先要遵循农村义务教育发展规律和教育投资发展规律，才能在制定过程中将其在法律上具体化。实践证明，只有遵循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农村义务教育事业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必将遭受一定的损失或失败。对于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来说，正确反映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其本质的必然要求和表现，而利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则是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的重要使命。同时也要区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与一般教育法规的不同之处，在进行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时充分体现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规的特点。

4.保证重点全面安排原则

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要兼顾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同时应保证重点，先着手解决主要问题并以此协调其它方面。既要反对平均使用力量，又反对只盯着重点不顾一般的倾向，要将“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兼顾起来。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制定《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法》、《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预算条例》等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因此，我们在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的过程中，就要突出这几个重点，并以此促进其它有关的教育法规建设的开展。

5.统观全局，坚持法规的衔接配套和协调一致原则

在进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时，要有全局观点和发展观点，既从宏观上对立法的发展趋势做出整体性的预测，又从微观上对立法发展的各个局部有具体的认识；从法律体系上讲，既从纵向上研究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的衔接配套，又从横向上研究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既注意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以适应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发展需要，又要充分考虑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变化发展，对现有的教育法规适时进行修改，使立、改、废有机地结合起来。

【摘要】从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和立法规划概念入手，提出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的意义，最后探讨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的原则。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立法预测立法规划

参考文献：

[1]沈宗灵.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周旺生.立法学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3]陈立鹏，刘新丽.中国教育法律解读.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精选篇10

我们要认真学习、广泛宣传新《义务教育法》，切实抓好新《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实施工作。

一、认真学习、全面理解新《义务教育法》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从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和依法行政的高度，深刻认识新《义务教育法》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依法履行职责，遵守法律规定。

第一，新《义务教育法》明确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为在新的起点上更好地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党的**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使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义务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是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基础。因此，对义务教育必须高度重视，优先保障。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了义务教育的性质和培养目标，规定了义务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等主体的职责和义务，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为我国在新的起点上更好地实施义务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这对于进一步构建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全民族素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二，新《义务教育法》将素质教育上升为法律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义务教育的方针和目标，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大问题。多年来，素质教育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和成功经验，但也碰到不少阻力和问题。新《义务教育法》将素质教育上升为法律概念，规定要根据适龄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状况和实际情况，确定教学制度、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改革考试制度，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新《义务教育法》还对教育教学和教师予以专章规定，为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提供教育教学和师资保障。新《义务教育法》关于素质教育的一系列规定，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将为实现党的**大提出的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重大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新《义务教育法》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方向性要求确定下来，明确各级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为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法律保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新《义务教育法》针对我国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成熟政策、成功经验及存在的问题，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方向性要求确定下来，明确各级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并从师资流动、预算编制、设立专项资金等方面规定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措施。新《义务教育法》关于均衡发展的规定，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推动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切实办好每一所学校、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

第四，新《义务教育法》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为全面实施依法治教提供了法制基础。党的**大提出要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在本届任期内争取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务院**年提出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教育领域要加强立法工作，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体目标和要求相协调。从**年至今，已经颁布实施了《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7部专门的教育法律法规。其中一些制定时间比较早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比较好的法制保障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必要进行修订。这次修订《义务教育法》，针对义务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总结经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义务教育的新要求，具有较强的时代性、针对性、规范性和前瞻性，为教育的立法提供了典范。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不仅为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加强教育执法和监督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为提高义务教育法制建设的整体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切实抓好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

吴邦国委员长6月29日要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修改后的《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工作，将法律规定落到实处；总理7月2日要求教育部抓紧研究贯彻新《义务教育法》的具体方案和实施步骤。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吴邦国委员长和总理的指示，切实抓好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工作。

当前，要认真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坚持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新《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应当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法律的这些规定，明确了我国义务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对此应当深刻理解、切实落实。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改革教学制度，优化课程设置，降低课程难度，精简教学内容，提高教师素质，改进教学方法，减轻课业负担，将素质教育贯穿到义务教育阶段的全过程。要研究推进素质教育的具体措施，切实加强德育工作，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全面发展。

第二，切实推进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当前我国地区间、城乡间及区域内义务教育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不利于少年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个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新《义务教育法》充分地体现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理念。法律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法律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鼓励和支持城市教师和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地区、民族地区从事义务教育工作，并鼓励高校毕业生以志愿者方式到上述地区任教；县级人民政府编制预算，应当向农村地区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这些法律规定，是促进义务教育地区间、城乡间、学校间均衡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新时期推进义务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按照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把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第三，依法落实义务教育公共财政经费保障体制。经费保障是发展义务教育的基础。理顺义务教育财政经费保障机制，明确各级政府的投入职责，满足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需求，是解决当前义务教育发展中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新《义务教育法》总结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基本经验，结合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规定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其要点一是明确各级人民政府的分担机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二是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明确了责任主体。**年1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规定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分项目、按比例分担，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分担机制，到**年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为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奠定了经费保障的基础。但是落实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财政经费保障体制尚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今后，要根据法律的要求，不断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制。各级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义务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及时足额拨付，尤其要重点扶持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

第四，科学制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杂费规定的步骤。新《义务教育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第八章第**一条规定：“对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不收杂费的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不收学费、杂费有利于保障所有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特别是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以及其他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因贫困失学、辍学，促进义务教育的公平。**年国务院已作出决定，今明两年内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学杂费。最近，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也已宣布在城市对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深入调查，及时总结研究一些城市不收学杂费的好做法和遇到的新问题，科学制定城市义务教育不收学杂费的步骤，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义务教育不收学杂费的工作。

第五，加强管理与监督，尽快解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难、上学贵”问题。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学费、杂费的规定为尽快解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难、上学贵”问题提供了法律武器。就农村而言，明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家庭贫困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和寄宿生生活补助，农村儿童“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应该得到解决。新《义务教育法》明确作出了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等具体规定，为清理名目繁多的教育收费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遵守以上法律规定。还要贯彻落实好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随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居住等不同情况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规定。新《义务教育法》还规定了教育督导、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监督和统计公告等制度。各级政府要切实落实法律规定，把加强义务教育管理和监督制度建设工作落到实处，并加大投入力度和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力度，尽快解决“上学难、上学贵”问题。

第**，要做好学习宣传，为贯彻实施新《义务教育法》做好充分准备。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要带头学习好新《义务教育法》，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尽快研究制定新《义务教育法》配套法规、实施办法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具体办法等配套规定。要在全社会宣传新《义务教育法》，营造实施的良好舆论环境。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精选篇11

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史也将翻开崭新的一页。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对于保障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提高全民族素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广泛宣传《义务教育法》，切实抓好《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实施工作。

一、认真学习、全面理解新《义务教育法》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从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和依法行政的高度，深刻认识新《义务教育法》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依法履行职责，遵守法律规定。

第一，新《义务教育法》明确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为在新的起点上更好地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使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义务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是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基础。因此，对义务教育必须高度重视，优先保障。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了义务教育的性质和培养目标，规定了义务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等主体的职责和义务，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为我国在新的起点上更好地实施义务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这对于进一步构建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全民族素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二，新《义务教育法》将素质教育上升为法律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义务教育的方针和目标，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大问题。多年来，素质教育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和成功经验，但也碰到不少阻力和问题。新《义务教育法》将素质教育上升为法律概念，规定要根据适龄儿童、少年身心发展的状况和实际情况，确定教学制度、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改革考试制度，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新《义务教育法》还对教育教学和教师予以专章规定，为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提供教育教学和师资保障。新《义务教育法》关于素质教育的一系列规定，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将为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重大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新《义务教育法》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方向性要求确定下来，明确各级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为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法律保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新《义务教育法》针对我国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成熟政策、成功经验及存在的问题，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方向性要求确定下来，明确各级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并从师资流动、预算编制、设立专项资金等方面规定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措施。新《义务教育法》关于均衡发展的规定，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推动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切实办好每一所学校、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

第四，新《义务教育法》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为全面实施依法治教提供了法制基础。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到20__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在本届任期内争取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务院20__年提出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教育领域要加强立法工作，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体目标和要求相协调。从1980年至今，已经颁布实施了《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7部专门的教育法律法规。其中一些制定时间比较早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比较好的法制保障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必要进行修订。这次修订《义务教育法》，针对义务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总结经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义务教育的新要求，具有较强的时代性、针对性、规范性和前瞻性，为教育的立法提供了典范。新《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不仅为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加强教育执法和监督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为提高义务教育法制建设的整体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切实抓好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

吴邦国委员长6月29日要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修改后的《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工作，将法律规定落到实处；总理7月2日要求教育部抓紧研究贯彻《义务教育法》的具体方案和实施步骤。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吴邦国委员长和总理的指示，切实抓好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工作。

当前，要认真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坚持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新《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应当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法律的这些规定，明确了我国义务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对此应当深刻理解、切实落实。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改革教学制度，优化课程设置，降低课程难度，精简教学内容，提高教师素质，改进教学方法，减轻课业负担，将素质教育贯穿到义务教育阶段的全过程。要研究推进素质教育的具体措施，切实加强德育工作，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全面发展。

第二，切实推进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当前我国地区间、城乡间及区域内义务教育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不利于少年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个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新《义务教育法》充分地体现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理念。法律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法律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鼓励和支持城市教师和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地区、民族地区从事义务教育工作，并鼓励高校毕业生以志愿者方式到上述地区任教；县级人民政府编制预算，应当向农村地区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这些法律规定，是促进义务教育地区间、城乡间、学校间均衡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新时期推进义务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按照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把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第三，依法落实义务教育公共财政经费保障体制。经费保障是发展义务教育的基础。理顺义务教育财政经费保障机制，明确各级政府的投入职责，满足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需求，是解决当前义务教育发展中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新《义务教育法》总结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基本经验，结合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规定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其要点一是明确各级人民政府的分担机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二是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明确了责任主体。20__年1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规定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分项目、按比例分担，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分担机制，到20__年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为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奠定了经费保障的基础。但是落实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财政经费保障体制尚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今后，要根据法律的要求，不断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制。各级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义务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及时足额拨付，尤其要重点扶持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

第四，科学制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杂费规定的步骤。新《义务教育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第八章第六十一条规定：“对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不收杂费的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不收学费、杂费有利于保障所有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特别是保障农村地区、民族地区以及其他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因贫困失学、辍学，促进义务教育的公平。20__年国务院已作出决定，今明两年内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学杂费。最近，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也已宣布在城市对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深入调查，及时总结研究一些城市不收学杂费的好做法和遇到的新问题，科学制定城市义务教育不收学杂费的步骤，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义务教育不收学杂费的工作。

第五，加强管理与监督，尽快解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难、上学贵”问题。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学费、杂费的规定为尽快解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难、上学贵”问题提供了法律武器。就农村而言，明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家庭贫困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和寄宿生生活补助，农村儿童“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应该得到解决。新《义务教育法》明确作出了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等具体规定，为清理名目繁多的教育收费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遵守以上法律规定。还要贯彻落实好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残疾、随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居住等不同情况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规定。新《义务教育法》还规定了教育督导、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监督和统计公告等制度。各级政府要切实落实法律规定，把加强义务教育管理和监督制度建设工作落到实处，并加大投入力度和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力度，尽快解决“上学难、上学贵”问题。

第六，要做好学习宣传，为贯彻实施新《义务教育法》做好充分准备。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要带头学习好新《义务教育法》，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尽快研究制定新《义务教育法》配套法规、实施办法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具体办法等配套规定。要在全社会宣传新《义务教育法》，营造实施的良好舆论环境。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精选篇12

关键词：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学生管理

法律关系是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人们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而形成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由三要素组成，即参与法律关系的主体，构成法律关系内容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指向对象即法律关系的客体。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对象是在校大学生，管理的内容则涉及在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现行法律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理论界也没有统一的观点。随着高校管理法制化、收费制度和后勤社会化等一系列改革，以及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大学生状告母校的司法实践，高校与学生具体法律关系有待于厘清。本文将重点阐述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定位为民事契约与行政管理关系，这对于妥善处理当下司法实践中学校与学生权利纠纷、提高高校学生管理水平、改善高校育人环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理论学说

1.民事契约说

这种观点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所确立的教育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作为独立的事业型法人，享有办学自，依法享有自主招生、专业设置、招聘教师、奖惩学生、收支费用、管理国有及自有财产的权利；学生享有自主决定报

考学校及专业类别、缴费上学、接受高校服务和受教育的权利。学校与学生的行为受合同的调整。学生报到注册取得学籍即表明作出接受学校的教育、管理和服务，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缴费上学的承诺。学校接收学生入学，表明学校按要约邀请―招生简章上的说明履行自己的要约，提供优质的教育教学服务，使学生圆满完成学业。双方依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违反合同，学生不履行遵守校纪校规的义务，则学校按法律、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行使权利给学生以处分，学生承担违约责任。反之，学校不履行义务，构成违约，则学生行使权利，如请求权、申诉权甚至使用诉讼权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2.行政法律关系说

这种观念认为，高校和大学生双方关系是行政管理关系。高校作为教育者，是法律授权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29 条的规定，教育者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高校具备行政主体的资格。

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是与把高校定位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种关系的界定认为，高校的行政法律地位体现在：

（1）高校作为行政主体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具有同教育行政机关相同的行政主体地位。

（2）高校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权，并由其本身就行使的职权行为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把高校里的教育管理关系确定为行政法律关系有利于学生受教育权的保护。将双方的关系界定为行政法律关系意味着在学校行使教育管理权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受依法行政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的制约，当双方发生纠纷时，在一定条件下学生可以按照行政诉讼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受教育权，而行政诉讼中的诉讼原则、证据原则等都可以为事实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的保护。

3.双重法律关系说

很多学者通过对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过程中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双重关系，即部分为民事法律关系，部分为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如前文所述，高校作为事业法人，提供各种教学和生活设施，学生可自主选择使用，高校与学生之间是平等性特征的教育民事关系，如果因此侵犯学生的民事权利，学生完全有权直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司法救济。行政法律关系是因为高校基于法律授权而行使一定职权，在处理行政事务中与学生发生行政法律关系。这些行政法律关系不能全部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否则将会妨碍高校正常的工作秩序，所以只能是部分行政法律关系排斥司法审查，部分通过司法救济获得救济。

4.特别权力关系说

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大陆法系公法学说中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这一理论始于19世纪末的德国，其主要内容是：国家和公共团体是行政主体，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在一定的范围内，对相对人享有概括的命令强制权力，而另一方面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在法律救济上，排除司法救济途径。这一理论为学校获得对学生概括的支配权力提供了依据，但是在这种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支配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严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

一是学生承担各种义务的不确定性。高校往往出于主观的评价，在实现教育目的之内，可以为学生设定各种义务。二是学校可以以内部规则的方式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对这种限制学生只能承受，不能获得司法救济。这样的结果，虽然强调了高校的自，避免外部过多地干预办学自和学术自由，但违反了行政法治原则，必然给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带来更大的不公。

况且，学校与学生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在德国，行政法学界继而又提出了几种学说，其中较有影响的一种学说，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基础性关系和管理性关系，也就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区分为基础性关系和管理性关系。对涉及到基础性关系的决定，如入学许可、学校毕业分配、参加考试许可、博士学位授予、退学或开除、留级、拒发毕业证书等，均认为是可诉。对于一般的管理关系，如学术研究、成绩评定、服装仪饰规定、宿舍管理规定等，均认为属于行政规定，则不列入司法审查范围。

二、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厘清界定

笔者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定义为双重法律关系，因为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教学、后勤和管理方面。就教学和管理而言，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管理关系分为两种：内部管理性质的校务行为和公共管理性质的行政行为，这两种行为中高校分别行使自主管理者和行政主体的职能。

学生入学后，成为高等学校的行政相对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高等学校基于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学生履行教育义务和管理职责。在报名注册、学籍管理、纪律处分、证书发放、财产管理等方面，高等学校可以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依照自己的判断，以学校名义对学生决定和命令，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保障这些命令和决定的实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学生作为行政相对人，必须接受和服从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这样的前提下，高校与学生构成了一种以权力服务为基本原则、以行政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特别关系，这种关系符合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特征，因此，它属于不平等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

高等学校的学生，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依法具有民事主体法律地位。《民法通则》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高等学校的学生年龄一般都在18周岁以上，是法律上的成年人，入校时经过了严格的体检，一般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辨别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法享有与高校平等的民事主体法律地位。

这样我们可以推断，在教育管理工作中，高校与学生也存在民事关系。近年来学生因不满学校的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对学校提讼的情形屡见不鲜。实际上，学校收受学费，就应该保证所提供教育服务的质量，教育服务有瑕疵就应该承担违约资任。所以说，教学行政管理中又蕴含了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

从民法角度看，当高等学校把教育作为一种特殊“产品”投向社会，学生通过报考和招生录取进入高校后，就自愿与高校达成教育共识。双方会因教育权、经费使用权、财产权、人身权（人格权和身份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在共同意思表达的基础上，构成某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如果把录取通知书视为买卖特殊“产品”的要约，那么学生的交费和高校的收费行为，就可以视为双方对买卖特殊“产品”要约的承诺。在接下来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高校必须为学生提供教育、饮食、住宿、图书资料查阅、仪器设施设备利用等一系列的服务；学生也必须遵守行为规范，好好学习。这就是高校与学生之间客观存在的民事法律事实。高校与学生基于这种民事法律事实所构成的以平等有偿为原则、以财产流转为内容的特殊契约关系，就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

三、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厘清的重要意义

分析证明，高等学校与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客观上构成了性质不同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两种法律关系对主体的权利义务设定不同。高等学校与学生虽然同为教育主体，但在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因各自所处的法律地位不同，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同。因此，厘清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界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提升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水平，构建和谐校园，有着重要意义。

1.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厘清有助于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法律关系是受法律调整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的性质决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清晰界定，可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处于行政法律关系中时，高校依法履行教育者身份，履行教育者职责，学生按照法律法规、以及高校相关文件，履行学生义务，遵守学校规定；处于民事法律关系中时，高校作为契约一方，应保证在学生管理、后勤服务、教育质量等方面达到约定标准，认真履行职责，学生在自身合法权利受侵时，可依法提起相应诉求。

2.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厘清有助于理想信念教育的开展

高校管理中应体现法治精神和人文关怀。学校管理的价值取向，必须高扬教育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服务于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在高校管理工作中坚持法治精神，厘清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可以促使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认知和贯彻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和维护人的权利的意识，是高校管理工作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辅导员明确自身所处的身份地位，了解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之后，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同时提升对工作性质、师生关系的正确认知。

3.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厘清有助于学生管理工作实现有序化

学生工作者只有在明确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之后，才能使管理权力的运行实现程序化、规范化。从实体意义上来说，法律关系的清晰对于学生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发挥了引导性作用，制定相关规定时，能有效遵守人性化、法制化的原则，才能建立有效的激励、竞争和约束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依法接受监督”。学校章程是学校自主发展、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基本依据，也是教育法制体系的延伸和组成部分，对学校内部机构活动具有确定的规范性。“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法律规定，明确了学校管理权的行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不断推进规范管理，维护正常的管理秩序和规范的管理操作程序。

4.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厘清有助于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必须依法进行，这是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当程序是高校依法治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程序合法是高校依法治校过程中遵循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坚持正当程序原则，是管理行为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保证。通过正当程序控制管理过程，规范权力的运行秩序，避免管理过程中的无序性、偶然性和随意性，从而保证管理过程的合法性和高效性。学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对违纪学生做出处罚时，必须具有符合法治精神的严格程序，诸如程序、调查程序、做出处罚建议程序、辩解和申诉程序、听证程序、做出处罚决定程序、具体实施处罚程序等。处分学生涉及退学、开除等事项时，应当实行公开的咨询、听证、答辩程序，必须给予学生异议权和异议期限，允许学生提出复议。

总体来说，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高等学校在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后勤服务活动中，与学生构成了不同性质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厘清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界定高校与学生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对加强高校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实现学生管理工作有序化、加快高校的法制化进程，实现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文明的法治校园，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建明.论厘清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对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意义[J].高等教育研究，2010（5）：30-34

[2]苏万寿.学校对受教育者实施处分的性质与法律救济[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1999，（3）

[3]于亨利.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法律关系探析[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34-36

[4]卢祖元，陆岸.高校与学生的双重法律关系[J].苏州大学学报，2001，（4）

[5]孙曼曼.论高校多重身份的具体范围及行为时的法律问题[J].西安科技大学学报，2011（6）：153―155

[6]昌兵.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法制化研究[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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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精选篇13

[关键词] 受教育权 立法保护 行政保护 司法保护

一、引 言

教育对于人、社会和国家不可或缺，教育的基本作用即在于保证受教育主体享有他们为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在现代社会，教育既是公民个人人格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培育作为民主政治具体承担者的健全公民的重要途径；受教育权是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受教育是人得以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前提。受教育权与生存权密切相关，在韩国、日本等国甚至被视为生存权的组成要素，是保障公民在现代社会中正常、体面地生存的权利，是公民在受教育方面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自由，并可要求国家或他人为其受教育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并履行一定义务的权利，是公民其他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1]荷兰宪法学者马尔赛文和唐对142部民族国家的成文宪法所作的一项比较研究得出：54.4%的宪法规定了受教育权利和实施义务教育；22.5%的宪法规定了参加文化生活，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23.9%的宪法规定了教育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权利。WWw.133229.COM[2]这还不包括如美、德等教育地方分权制国家在州宪法中所作的教育规定。由此可见，受教育权属于人权谱系应该没有疑义。

应该指出的是，受教育权作为一种积极的权利主要是在20世纪以来福利国家出现的背景下兴起的。[3]由于教育文化人权不但具有自由权之性质，通常也必须透过国家积极的作为才得以实现，因此多属于社会权之范畴。正是由于受教育权的社会权利属性，也即它是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的宪法表现，在有些国家，受教育权被认为是国家给予公民的一种福利、利益和好处，是国家的恩德和赏赐。因此，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承认这一基本权利，也不是所有国家的宪法都规定这一权利。规定受教育权为基本权利的国家主要是那些倡导平等价值的社会法治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诸多国际人权规范，如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第2款的规定。根据《公约》的规定，对于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国家负有包括尊重、保护、促进和给付几个方面在内的重要法律义务。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也对受教育权予以了明确的规定。根据国际法原理，人权保障的义务主要是由民族国家承担的。因此，平等地保护受教育权是联合国各成员国和国际人权公约缔约国义不容辞的国家义务和国际责任。

受教育权作为一项经济社会权利，其实现的程度最终决定于社会发展的水平，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受教育权充分实现的根本性保障。国家的义务首先在于尽最大可能地采取行动以发展社会经济，并使其对受教育权的实际保障水平不低于其真实能力所应当达到的保障水平，使教育的发展同步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义务能力的发展。然后再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受教育权的具体保护，受教育权的立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可以称作事前保护，司法保护则可以称作受教育权的事后保护。[4]

二、受教育权的立法保护

首先，立法机关负有制定切实完善的受教育权法律体系的义务。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这一权利的具体实现需要立法机关设定标准、实施的方法、遭受侵犯的救济，否则，受教育权的实现程度将大打折扣。具体而言，教育机构如何设立；经费的划拨与使用；师资的构成和资格的认定；学生的入学要求、考试等均须立法机关予以立法规范。没有立法机关制定具体法律，受教育权就无从变为现实。正因为此，各国宪法在明确规定受教育权的同时，还明确规定了立法机关的立法职责。如著名的《魏玛宪法》第10条即规定：“联邦对于宗教团体之权利及义务，学校制度，包括高等学校制度及学术图书馆制度等得以立法手续规定其章则。”《意大利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共和国颁布教育方面的一般规范，并设立各种与各级国立学校。”[5]

考察建国以来我国所颁布的四部宪法可以得知，尽管对于有关教育条款的具体规定不同，但都有“公民具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样的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46条第1款将受教育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保证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的充分实现，我国还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分别规定了教育的相关制度及实施各层次教育的不同的要求和措施，从 1980 年中国第一部教育法规《学位条例》诞生以来，20 多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并颁布了《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教育行政法规，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了近 200 项部门规章，省级人大、政府制定了 100多项地方性教育法规和规章。教育法律体系从无到有，日益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宪法原则为基本依据，《教育法》为基本法，包括教育法律、法规、规章三个层次的教育法律基本框架，使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有法可依，也为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体系。同时，有关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制度等法律规定，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推动了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和保障。但由于起步较晚，与那些法律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相比，我国有关受教育权的教育立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离法治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在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上也存在着针对性不强、不系统和不够具体的问题。如成人教育、民办教育和终生教育等教育形式的法律地位、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基本保障制度及措施、法律责任等重要问题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受教育者的程序性权利、法律救济等也有待于进一步充实。[6]

基于全国人大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加之宪法上确立的法律保留制度，全国人大在人权保障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只有在全国人大的立法形成公民的具体权利后，才能为公民基本权利得到较为全面的保障提供一个前提条件。[7]在时下我国宪法尚未进入司法适应层面的情况下，全国人大的积极立法对人权保障更是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当然，如前文所述，立法机关对于立法事项享有自由裁量权，立法机关在有责任制定促进社会权利实现的法律的同时，也构成了自身的立法裁量权。也就是说，全国人大是否制定法律、何时制定法律及制定怎样的法律主要在它自身的掌控之中，由自己审时度势，自主定夺。[8]其他主体只能采取一定的形式和程序，对全国人大作道德上的督促，使之产生立法上的动因。[9]关于公民能否根据受教育权等社会权利的性质而享有直接的立法请求权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论题。早期各国一般都持“否定说”，认为受教育权条款科处立法者的是纯粹的政治上、道德上的义务，而非法律上的义务，故公民不能据此享有具体的请求权。后来兴起的“肯定说”摒弃了“否定说”，认为社会权的规定是宪法对立法者的“宪法委托”，其性质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公民甚至可据此请求法院进行救济。但同时也承认公民的请求权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且须谨慎行使，而违宪审查机构即便认定立法不作为违宪，也需要对立法权给予充分与必要的尊重，以保证立法权的相对独立的品格，贯彻法治国家的宗旨。[10]

其次，立法机关还须理顺现有的涉及到受教育权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进行及时清理，做好衔接工作，以保证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协调性。根据社会形势，及时审核已有的教育法律法规，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教育法律，按照法定程序修改已与现实不适应的部分，废除已经阻碍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部分；审核不同级别的教育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协调性，避免立法的重复和上下位法的冲突与抵触。即便做到了有法可依，也要十分注意诸多相关法律之间是否协调和统一，不能出现一个行为或事件适应这部法律或这个法律条款是一种结果，而适应另一种法律或另一个法律条款却得出差距很大的结果这种奇怪现象。

再次，立法机关还需强化法律监督机制，这本身即是权力机关的职权与职责——尤其是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我国更是如此。教育法律法规的监督是依法治教、真正落实公民受教育权的有力保障。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通过教育法律监督，一方面能够减少或避免执法、司法人员的主观性、任意性，另一方面能保护受教育权在遭受不法侵犯时得到有效救济。然而，我国在教育法律监督方面，不管是立法、执法和司法，还是受教育权的实现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我国的法律监督尚有待于健全和完善。在立法阶段，通过法律监督，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专门的职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保证宪法在整个规范性文件体系中的最高权威。另外，保证立法机关制定的教育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高于同一级别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对于行政机关制定的教育规范性文件而言，通过法律监督保证上级机关制定的文件效力高于下级制定的文件效力。事实上，我国许多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对于宪法和法律的违反即便是一目了然，相应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没有进行过违宪和违法性审查，这就使得教育法律规范没有统一性和权威性。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教育法律监督工作。

三、受教育权的行政保护

教育行政是国家行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教育事务和社会公共教育事务进行的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控。受教育权的行政保护首先意味着政府应当建立和组织起符合现代教育特征的各种形式与层次的教育，提供足够的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投入充足的教育经费。其次，政府应主动采取措施消除在获得和享有教育方面所存在的各种歧视与不平等，公平分配各种教育资源，教育条件和机会应该在法律和事实上毫无歧视地提供给所有的人，特别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教育费用应使所有的人都能负担得起，对于经济困难的学生，政府有义务给予资助。[11]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大致上可以分为抽象教育行政行为与具体教育行政行为两类。抽象教育行政行为是指教育行政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的过程中，针对非特定对象而制定规章等具有普遍约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如教育立法、教育法规及教育政策等具有宏观性、指导性意义的教育行政行为都属于此类行为。具体教育行政行为则指教育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委托组织等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法行使职权，针对特定对象和特定事物所实施的影响教育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一次性法律行为。我们可以分类来对其进行阐述。

第一，行政立法措施，也就是抽象教育行政行为，是指教育行政机关为实施法律而制定和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在抽象教育行政行为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务院制定了几十部教育行政法规，并对建国以来制定的数百件教育行政法规进行了整理和汇编工作。国务院各部委以及省级人民政府也制定了一大批有关教育的政府规章，从而大大丰富了教育法的内容。

第二，行政执法措施，也就是具体教育行政行为，是指教育行政机关为实施法律和行政法规、规章而规定和采取的行政措施。主要包括：教育经费管理措施、教学工作管理措施、教育事业计划管理措施、高校招生与选拔工作管理措施、高校学位授予工作、管理措施等内容。在受教育权的保障和落实方面，我国政府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具体来说，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和工作，有步骤地发展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教育层次序列，逐步确立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国家还通过采取设立奖学金、贷学金和勤工助学基金等措施，来进一步帮助经济困难的高校学生完成学业。[12]

第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受理公民对侵害其受教育权的行为要求行政复议的申请。我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九）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对比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受案范围中只列举了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并没有把受教育权列入其中，《行政复议法》在这一点上无疑是个很大的进步。

第四，受理行政申诉的行为，行政机关应当接受公民对侵害其受教育权的行为要求处理的申请。《教育法》作为我国教育的基本立法，确立了申诉作为受教育权的救济途径。申诉是指受教育者在其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时，依照《教育法》和其他法律规定，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请求处理的制度。然而，我国的学生申诉制度还处在起步阶段，需要不断加以完善。《教育法》只规定了申诉主体、申诉范围，而对申诉期限、申诉管辖、申诉受理程序的规定还不够明确，因此申诉制度应该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充分发挥申诉对受教育权救济的作用。

由此可见，我国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行政主体包括国务院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公立学校等。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手段和方式，是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行政措施决定，举办各类学校或对各类学校予以资助，保护社会其他组织的办学权，裁判教育领域相关纠纷等。从行政机关在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责任来看，一方面，行政机关有责任自己创造条件来为公民实现受教育权提供条件和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当行政机关自身能力有限时，也可以利用社会力量来增加公民实现受教育权的保障。

四、受教育权的司法保护

基本权利的实现不仅需要立法的具体化、行政机关的尊重和保护，也需要司法救济的最终保障。教育法律救济的起因在于教育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违法、不当行政行为或行政不作为。违法、不当行政行为主要是行政管理活动违犯了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而行政不作为则主要是违犯了基本权利要求国家积极提供保护义务的功能。此时，针对这些违法、不当行政行为和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恰好体现出司法权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司法对公民权利的救济一直被作为法治国家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民能够通过司法救济保障自身基本权利的实现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根据侵犯受教育权产生的责任的不同，可以把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分为民事诉讼救济、行政诉讼救济和刑事诉讼救济三种。

第一，民事诉讼救济：当公民的受教育权遭到行政机关和公立学校以外的其他平等主体的侵犯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予以救济保障。《教育法》第四十二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适用于对受教育权的民事诉讼的救济。事实上，受教育者为得到救济往往通过民事诉讼以民事权利保护之名，求受教育权保护之实。那么民事诉讼能否真正有效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呢？答案是不能令人乐观的。在民事纠纷中往往只能以赔偿结案，受教育权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如开除在籍大学生仅以赔偿是无法弥补学生由于受教育权的侵害而带来的损失的，而且如果当事人以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民事诉讼往往被法院以“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从而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因此，我们要努力探索以改进这种状况。

第二，行政诉讼救济：从《教育法》中寻找受教育权的法律依据，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逐渐成为共识，实践中也已出现相应的案例。[13]但《行政诉讼法》上的规定将行政诉讼的范围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范围，换句话说，对于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权利（比如受教育权）受到侵犯的，能否提起诉讼便要取决于其他法律法规的单独授权。这样，行政诉讼的范围就被限缩了：即使公民的受教育权、政治权利、劳动权等受到行政机关的违法侵害，公民也无法依据《行政诉讼法》提起诉讼，而只能寻求特别法或其他途径的救济。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必须扩展行政诉讼的范围，将受教育权等权利也包括在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之列。同时建议全国人大适时地修改《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政府应当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规违背《义务教育法》的，应当进行司法审查；对地方政府违背义务教育义务和责任的，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14]健全和完善这些法律在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不留法律真空；完善程序，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第三，刑事诉讼救济：应该承认的是，我国现行刑法没有打击侵害受教育权的专门条款，致使在刑事法领域针对受教育权的保护还存在着很多空白区域。这样，在受教育权受到国家权力严重侵害时就缺乏完善的司法救济渠道，即便起诉到法院，在严格遵循大陆法系传统的我国司法界，也大都会因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最终不了了之。因此，笔者建议在合适的时候对现行刑法增设专门的条款，以打击严重侵害受教育权的犯罪行为，保护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15]

在穷尽前述法律救济的前提下，倘若受到侵犯的基本权利依然不能有效的获得救济，则直接适用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当在情理之中。[16]众所周知，对于基本权利的保障大致可分为绝对保障和相对保障两种模式，我国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后者。在普通法律不能对基本权利提供有效救济的情况下，为了使被侵犯的基本权利有司法救济渠道，必须通过宪法诉讼或违宪审查机制来救济。宪法诉讼是实现保护基本权利的“最后和最高”的救济方式，缺少宪法制度上的人权保护注定是不完整的。在西方国家，作为社会权一种的受教育权走过了“方针条款论”、“宪法委托论”、“制度保障论”和“公法权利论”的阶段，我国受教育权在借鉴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理应赋予受教育权的具体性权利的性质。近年来的几个案例[17]则明显昭示着我国受教育权的保障正朝着“公法权利”的方向发展。当然，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力度，在受理案件的条件上应该严格限制，以防操之过急。

五、延伸层面：受教育权的国际法保护

在欧洲，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出现之前，教育主要是父母和教会来操作、进行的。后来，教育才被纳入公共事业。到19世纪，有关于国家的教育义务和责任被纳入到国内权利法案。二战之后通过的世界性或区域性的人权公约也大都对其予以肯定。前文已经指出，受教育权在二战后为多数国际人权公约所青睐，由此使得受教育权的国家保护义务从单纯的国内法层面扩展、延伸到了国际法层面，成为受国际人权法保护的一项重要权利。受教育权的国家保护体系也就相应地呈现为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双重保护。由于民族国家在时下依然是保护人权的主要政治实体，故任何一个缔约国都必须承认和接受按照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方式来履行保护人权的职责，否则就无法在国际人权关系中立足。[18]

一些人权要求国家的积极作为，即国家有义务以其当前可供利用的资源，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才能达成这些权利的实现和享有，这就为国家设立了保障和促进这些人权的义务。与绝大部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相对应的义务都属于此类，如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6条第1款的规定，缔约国有义务“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切事务上对妇女的歧视”，这也即是为国家设立了保障和促进的积极义务。[19]受教育权即属于此类权利，根据国际法，受教育权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因此就要求国家提供足够的教育条件和设施，以保护受教育权的完整实现。

世界民族国家在批准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后，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或职责呢？联合国防止歧视与保护少数人小组委员会前主席埃德先生的观点可以说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国家义务主要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国家有尊重个人依据公约规定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的义务；二是国家有义务保护个人依据国际人权文件所享有的各项自由和权利；三是国家有义务为个人享有国际人权所规定的自由和权利提供各种机会；四是国家有义务为个人享有国际人权文件所享有的各种自由和权利提供直接的保障。[20]在国际人权法上，国家不仅要承担保证受教育者依法接受现存的各类受教育权利的义务，还应承担按照其接受的国际人权法的要求建立适应个人全面发展所需的完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的义务。因此，国内法中保护受教育者接受完整的教育——即受教育权的结构的完整性，已是国际人权法中受教育权内容的自有之义。但是，对于已经接受《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有关受教育权的国际宣言和行动纲领——特别是批准或加入保护受教育权的国际公约的国家而言，其承担义务的范围还必须扩大到保障国内受教育权体系的完整性，即按照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积极广泛地创造国内条件开办各类教育，以满足公民的受教育之需。[21]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关于受教育权的第13号一般性意见确认了缔约国的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是“至少确认《公约》阐明的各项权利的落实，包括基础教育的落实达到最低限度的基本水平”。这项核心义务的内容是：保障在不歧视的基础上进入公立教育机构学习的权利，确保教育与第13条第1款规定的目标相一致；依照第13条第2款（甲）项的规定，为人人提供初等教育；通过并执行一项国家教育战略，该战略包括提供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确保在不受国家或第三方干涉的前提下自由选择教育机构，但此类机构必须符合“最低限度教育标准”。

我国政府于1997年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批准。2001年6月27日，《公约》正式对我国生效。签署《公约》意味着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不仅是国家的国内法义务，而且成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相比，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需要大量投资，国家因而承担的是积极的义务，即确认和提高的义务。《公约》是否能够实施好，最终取决于各国政府为履行其国际法律义务所采取的措施。《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应用一切适当方法，尤其包括用立法方法，逐渐达到本公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经社文委员会在其一般意见中指出：“除了立法之外，可被认为是适当的措施中还包括，为根据国家法律制度属于司法范围的权利提供司法补救办法。”《公约》规定的大多数权利要真正实现，在许多情况下必须进行立法。在缔约国现行法律不符合公约的规定时，缔约国有修订国内法律使之与《公约》相符的义务。由于《公约》没有国际上的个人申诉程序，国家的司法补救办法对其中某些权利的实施便愈发重要。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也承诺，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要按照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履行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22]实际上，上述“一切适当方法”应该还包括行政的方法这一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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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苏林琴：《作为人权的受教育权研究》，载劳凯声主编：《教育法制评论》第三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161页。

[3] 有关受教育权变迁的历史，请参阅周志宏：《学习权序论》，载《当代公法新论——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上册）， 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89—197页。

[4] 有关受教育权国家保护义务的前提性的高阶命题——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的论说，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本人硕士学位论文的第一部分，拟发表于《当代法学》2007年第2期。在逻辑上，后者是先于受教育权的国家保护义务这个命题的。

[5] 这也即所谓的“宪法委托”，是指宪法在其条文内，仅为原则性规定，而委托其他国家机关（尤其是立法者）之特定的、细节性的行为来予以贯彻。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6] 参见秦奥蕾、张禹：《论受教育权的宪法效力——以基本权利的实现为视角》，载劳凯声主编：《教育法制评论》第三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秦前红、叶海波：《论立法在人权保障中的地位——基于法律保留的视角》，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2期。

[8] 参见郑贤君：《论公民受教育权的宪法属性》，载劳凯声主编：《教育法制评论》第二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9] 徐振东：《对基本权利的侵害与救济》，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1期。

[10] 参见[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2—75页；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146页。

[11] 参见苗连营：《公民受教育权实现中的国家责任》，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2] 详请参阅杨成铭：《受教育权的促进和保护》，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230页；吴遵民、黄欣：《新编教育法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9页。

[13] 如“刘某诉区教委侵犯受教育权”案、“张佳诉城北区教委”案、“市高教办不作为”案，案情分别参阅王延卫：《教委不作为侵犯儿童受教育权是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刘长财：《小学乱收借读费能否对教委提起行政诉讼》，载《人民司法》1995年第10期。

[14] 参见高一飞、李湘芬：《免费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

[15] 杨成铭教授也持此主张，参见杨成铭：《受教育权的促进和保护》，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16] 参见杨静、魏迪：《论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的效力——一个比较法的视角》，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6期。

[17] 如1995年武汉市武昌区法院裁判的全国首例受教育权行政诉讼案——武汉大学附中初中毕业生状告母校侵犯其受教育权案。

[18] 参见莫纪宏主编：《全球化与宪政》，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5页。

[19] 参见孙世彦：《论国际人权法下国家的义务》，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

[20] [英] a·埃德：《人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载刘海年主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7页。实际上，他所说的四项义务基本上可以化约为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所要求的国家的尊重和保护两项义务。

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精选篇14

［关键词］义务教育 法律地位 教师流动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3－0012－02

我国是世界上的教育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群体，一直以来我们都说“穷国办大教育”，并且要办公平的教育，要办惠及全国人民的教育，要通过教育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有学上，国家花大力气通过财政拨款在边远山村建立起了很多的小学、中学，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失学，建立起公平的受教育环境。

但是边远的山村、城镇毕竟不像大城市的环境，经济发达，科技进步。近几年，尽管有了国家的扶持与拨款建立起了很多的小学、中学，使得孩子们有明亮的课堂和宽阔的操场，一切硬件设施都达到了标准，但是惟独缺老师，好的老师都走了。老师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没有老师的学校就是一座没有灵魂的躯壳，完全失去了办学校的意义。在边远的山村城镇，因为缺少老师，出现了所谓的“代课教师”。农村的老师留不住，他们都呈现一种单向流动的现象，只流出，不流入。因为这样，农村的老师越来越少。教师的这种流动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这也就是本文所想解决的义务教育教师流动局限性的问题。

这种现象出现在我国颁布了公务员制度、《教师法》以后。公务员法颁布后明确规定了何为公务员，将教师排除在公务员之外。教师法中明确指出：“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这是第一次从法律上确认了教师的社会地位以及专业性和神圣性。这两者颁布后，教师的地位有了法律依据，教师是专业人员，不是公务员，从而教师具有自由选择权。

而在公务员制度、《教师法》颁布以前，按照我国的人事管理制度，教师职业并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与执行国家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调配教师资源，不存在教师资源的不均衡发展，也没有中国农村公共教育制度的危机。

一切的改变都在于公务员制度、《教师法》的颁布。然而《教师法》中所说的专业人员并不是确切的法律术语，在法律上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要解决好农村公共教育的危机，就要进一步解决好义务教育教师的法律地位和身份问题。

一、我国教师的法律地位

教师的法律地位问题直接关系到教师的管理问题，关系到由谁调控，是市场还是政府。

（一）对我国教师法律地位的认识

教师的法律地位就是通过立法确立的教师的职业地位。在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以前，教师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使用同一类人事管理制度，因此，教师的法律地位与公务员有很大的相似之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把原先的“国家工作人员”中的一部分，即“国家机关中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这一部分人员分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着教师的法律地位和身份问题。1993年我国通过的《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从法律上确立了教师的专业人员地位。但“专业人员”一词在词条中的解释为专业技术人员，并不是确切的法律术语，并不能成为法律解释，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意义。

（二）义务教育教师的法律地位和身份

义务教育教师法律地位根据《教师法》的解释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但义务教育有不同于非义务教育的地方，我国的义务教育是由国家举办，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所兴办的普及的学校教育。兴办义务教育是国家的职责，也是国家公共事务的一项。确切地说兴办义务教育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义务教育提供了公共服务，所以义务教育教师的服务具有国家公益性。从广义的国家公务员的意义上理解，义务教育教师也应是国家公务员，只不过是专业公务员。

二、义务教育教师流动的局限性

农村教师的单向流动严重，只出不进，形成农村师资流失严重，更大程度上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现象。这种情况我认为是义务教育教师的法律地位和身份没有得到很好的确定造成的。

（一）义务教育师资存在的现象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离城市较为偏远的农村山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较为落后，由此在经济落后的地区教育也形成了一种跟不上的局面。由于经济落后，致使农村的学校留不住老师。尤其是近年来，农村教师流动呈一边倒的局面，只出不进。他们大部分流向城镇的学校，流向重点学校。导致农村师资在数量上的短缺和质量上的下滑。有数据显示，2001年度，山东省农村中学调入专任教师4276人，调出6185人；农村小学调入专任教师13721人，调出18259人。两者合计，2001年度山东省农村中小学专任教师减少6447人。山东省如此，全国又将如何？

（二）“专业人员”的定位与义务教育教师流动的局限性

山东省乃至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出现此类现象的原因，很多的文章都有分析，并大部分归结为教师的待遇问题，教师的工作环境、压力问题，教师的自身发展问题等等。客观地看，确实有这几方面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这些都不是主要根源。这个问题是伴随着公务员制度和《教师法》出台后产生的。在公务员制度和《教师法》出台以前，按照我国的人事管理制度，教师职业并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与执行国家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调配教师资源，不存在教师资源的不均衡发展。

所以，对于教师的定位问题成了解决义务教育教师单向流动的关键。当我们在《教师法》中规定教师为专业人员的时候，也就对教师的自由选择权取消了限制。无论义务教育的教师选择哪所学校就职，都是教师个人的自由。国家和社会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安排教师的去向。根据人们大部分都是“经济人”的假设，义务教育的教师会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也就是今天义务教育教师单向流动的局面。

（三）教师的专业人员定位，解决了什么又忽视了什么

当公务员制度与《教师法》颁布后，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行政上直接干预教师流动的现象，依靠市场调节，使得教师能够自由流动，从而形成了优胜劣汰，竞争上岗的局面。

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更大问题，义务教育教师能否完全依靠市场调节而摆脱政府干预达到满意的效果。事实胜于雄辩，今天的情况表明了对义务教育教师的专业人员定位使之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是行不通的。

一方面，义务教育作为国家的公共教育，具有公益性的一面，需要政府对其进行管理和制约，所以义务教育的教师应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由国家统一管理。

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转型期。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存在，不管是计划经济或是市场经济，只要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没有消失，何以在具有公益的义务教育上将教师的地位和身份一下子摆脱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脱离了国家控制。

三、义务教育教师的法律地位保障教师的合理流动，进而促进教育公平

针对义务教育教师不合理的流动现象，我们也推行了“教师轮岗”和“免费师范生”的政策，这些制度化的政策虽然可以从一方面缓解农村教师数量的短缺和质量的下滑，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单向流动问题，并且因为教师的专业人员定位，使得我们这些制度化、政策化的行政干预进行教师资源配置没有法律依据。

我国正在建设法制化国家，一切都需要依法治国。所以在面对我国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结构，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们需要对义务教育教师有一个合理的法律定位和身份。

（一）“教师轮岗”和“免费师范生”政策只能缓解，不能解决

对于农村义务教育师资的匮乏，我们制定了“教师轮岗”的制度，本意是良好的，希望将名校教师轮岗到师资薄弱的农村学校，补充农村学校师资，带动学校师资的质量和水平。但是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成了教师换地方，换岗位，上一两年课就走人的走过场，更甚至是为了评优、评先、评职称而报名轮岗的。这样的“教师轮岗”是我们希望的吗？

再说“免费师范生”这一政策，就是鼓励刚毕业的师范生能够到农村去，补充农村的师资短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农村去，在教学上，他们是缺乏经验的新人，也需要跟随老教师的指导，不断学习积累教学经验。如果我们单纯地依靠免费师范生，无疑是将薄弱的师资配置到薄弱的农村教育中去，根本无法解决农村薄弱的教育。

（二）合理的教师地位和身份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对于如何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师资匮乏，教师不合理流动的现象，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教师的法律地位和身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教师的法律身份主要有以下的几种类型：一是教师是公务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公立中小学教师都是国家、地方公务员，由国家税收支付工资，并由国家统一调配。二是公立中小学教师是公务雇员，以英、美为代表。三是教师虽不是公务员，但享有公法地位。四是教师是私人雇员。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以及教育领域内目前出现的情况，将义务教育教师归为公务雇员的身份，有利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公务雇员兼具公务员和雇员的特征，一方面，教师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任用，执行国家法律规定的教育公务，另一方面，教师和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签订聘用合同，合同中约定除教育教学等国家立法规定之外的工作条件。通过对义务教育教师公务雇员法律身份的确定，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村师资匮乏，教育发展城乡不平衡的局面。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对管理下的人事关系进行调动，充分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能，弥补农村义务教育教师不合理流动的问题。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校长朱清时所说的，“要实现教育公平，就要实现教师资源合理分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合理配置更是重中之重。为了鼓励优秀教师服务农村贫困地区，必须把中小学教师转变为具有国家公务员身份一样的公务人员。同时结合教师本身的专业特点，将中小学教师定位为公务雇员这样的身份是最为合适的。

【参考文献】

[1]陈丽君.对教师职业的法律地位探讨[J].考试周刊,2009年,第51期.

[2]劳凯声,蔡金花.教师法律地位的历史沿革及改革走向[J].中国教育学刊,2009年9月.

[3]朱海文,邓霞.论教师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J].文山学院学报,2010年6月,第23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