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价值精选(十四篇)

儒家思想的价值精选篇1

【关键词】儒家教育思想 思政教育 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思想是我国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璀璨明珠，它经受了历史长河的考验与洗礼，依旧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熠熠生辉。对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来讲，通过对儒家思想精髓的科学认知与合理借鉴，对于思政教育时效性的提升极具现实意义，是新时期摆在思政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n题。

分析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现代价值，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文化传承性对于儒家思想价值的审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儒家思想的文化本性始终未发生改变，即通过文化来实现对人的“统治”。而现代思政教育衍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基于历史发展对儒家思想现实发展的审视。儒家思想在时代的变迁中饱受经济、政治、文化的洗礼，在一次次的磨砺中塑造了其鲜明的应变性与融合性，在历史的演进中，儒家思想始终承担着“吐故纳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与精髓所在。三是基于现实性对儒家思想价值的审视。就现实来看，部分企业以传统道德作为指导思想来谋求企业的更好发展，部分地区通过开展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和宣讲工作，提升了公民的素质，改善了社会风气。 儒家思想中值得借鉴与发扬的理论

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人的价值肯定与尊严的重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天地之行人为贵”是孔子的一句名言，他认为人的生命力是这世间上最宝贵和最具价值的。孟子基于孔子的理论，进一步强调了人的内在价值，内在价值即人的良知，是与生俱来的，而道德意识便是这一价值的内在表现。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而非禽兽，是因其具备了道德意识与做人的尊严。“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欲有甚于死者”两句名言便是对孟子“人本思想”的集中表现，第一句的意思是说人格尊严比生命更加的宝贵，第二句的意思是说人格的丧失比死亡更加的可怕，深刻地体现出对于人价值与尊严的肯定。中华民族在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行为模式与心理结构被赋予了鲜明的独特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重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人，学会自尊、自重和自爱，通过在道德修养上的不断完善，来实现对人的价值的开发与人的尊严的获得；二是尊重他人，将他人看作真正的人，通过对人的尊重、理解与关心，来体现出对他人人格的尊重。而这一思想如能够被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领悟，并运用于实际教学当中，便能够形成师生间良性的互动，这对于提升思政教育的教学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国家为重、民族为重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儒家思想整体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其中的“整体”指的是国家与民族，而“整体主义”则指的是个人需要服从国家与民族。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中对于“整体主义”的强调，才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有民族精神，即轻小我，重大我，顾全大局，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贾谊的名句“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之所以为世人所广为传颂，便是因为其对“国家为重，民族为重”这一民族精神的深刻解读。正是在“整体主义”的影响下，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仁人志士，他们乐于奉献，舍弃小我，而将生命意义体现在国家富强的建设之中，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国家与民族在经受无数次的内忧外患后不断地获得新生。而“整体主义”恰恰也是现代思政教育的目标所在，由此能够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思政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抛开传统文化来谈思政教育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对于儒家文化中优秀思想的发扬与传承，就成为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双重需要。

重义贵和的思想。在以往的义利之辩当中，重义轻利备受儒家学者推崇，但要想在生活实践中贯彻这一价值观，“贵和”思想就至关重要，其能够提供道德层面上的保障。所谓“贵和”，强调的是在矛盾处理中谦忍与恭敬的态度，在人际关系的协调上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在儒家思想的认知中，“和”并非是无原则的一味调和，而是一种亲和，受到道德制约是其典型特征。儒家思想中讲求的是“和而不同”，即强调的非同一，而是统一，且这种统一是具有差别性的。而“重义贵和”恰恰是儒家思想的价值追求，其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内容，对于现代思政教育的价值取向极具借鉴意义。 挖掘与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上述思想是儒家思想中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内容，其作为对庞大儒家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达，是现代思政教育能够借鉴的理论源头。在对儒家思想现代价值的挖掘与探索过程中，可依靠对儒家思想的理论借鉴，来支持现代思政教育原则的确立。

立己立人。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道德，核心是仁爱，“亲亲之爱”是其强调的重点内容，但显然，“亲亲之爱”绝非目的，而是由此作为基础来实现推己及人，“泛众爱”便是对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仁爱不仅体现在“亲亲之爱”，还体现在“立己立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意思就是人既要爱自己、立自己、达自己，还要爱他人、立他人、达他们，且对于自己厌恶的东西也不要强行施加于他人。对于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来讲，真正领会“立己立人”的含义，并将其作为自身工作的基本原则，带着饱满的热情，积极地投入到教育事业当中，必然会带来良好的成效。同时，教师的这种状态与承载的思想，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学生，这种超脱于课本、说教的教育形式，往往能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总的来讲，将“立己立人”的原则贯彻于现代思政教学当中，有利于师生间良性互动的形成，对于确保教学成果极具现实意义。

修己安人。“修己”在儒家思想中备受推崇，将其视作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前提。所谓“修己”即修养身心，从本质上说是长期同自己薄弱意志和恶习进行斗争的过程。古人圣贤，很多都将“修已”奉为一生的事情，为之孜孜不倦。对于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来讲，“修己”同样十分重要，“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便讲的是“修己”是“安人”的重要前提。思政教育工作者作为学生在思想政治上的传播者与引路人，首先要做的就应该是“正其身”，只有做到这点，才能够形成榜样的力量。而相应的，如果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不能做到“正其身”，那么其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就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讷于言、敏于行。儒家思想中“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便是对于“行”重要性的强调，告诫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少说大话、空话，多用实际的行动，这对于现代思政工作来讲亦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思政工作会给人一种相对空泛的感觉，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内容。面对这一现实情况，我们必须从自身找原因，来就现行工作方法进行有效的改进，而这一过程中，“讷于言、敏于行”便是极具借鉴价值的儒家思想。家庭生活中，父母言行一致、以身作则，通过与孩子的沟通与交流，来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学校中，教师应具备良好的品质素养，结合实际情况，来选择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如实地教学、网络教学、多媒体课堂等等，充分发挥学校这一思政教育主阵地的作用；社会中，思政工作者也需要采取生动、多样的宣传方式，适时通过榜样人物的影响来形成对学生较强的思想冲击，从而使社会教育的作用得以发挥。总的来说，现代思政教育只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摆脱僵化的教条与说教，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①李立国：《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当代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儒家思想的价值精选篇2

孔子的思想于我们而言，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信仰

人民论坛：2014年主席出席孔子诞辰2565年纪念大会并讲话，表明了中央领导及全社会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视。您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国正处于起步期、需要鼓励，还是尚处于低谷期、需要激发？

于丹：孔子的儒学和中国的关系应该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要看上个世纪和当前它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半部论语治天下”，中国人对于孔子思想的推崇是深入骨髓的。孔子的思想在今天看起来应该可以从两个角度去分析：一个角度是关系到整个宗法社会的秩序，这就是历代统治者都在倡导的国家和社会的综合治理；而另一个角度就是君子的修身养性。我们今天谈论孔子的思想，更多是放在个人修养这个角度。我们最近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大家也知道，中国人在整个20世纪，从“反右”到“”一直到“批林批孔”，可以说传统文化的血脉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一个全面的颠覆、斩断。而我们在整个价值观的废墟上还没有建立体系的时候，拜金大潮就进来了，所以我们在遭到物质主义袭击的时候，可以说人的精神故乡就更没有安顿了。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讨论孔子的思想，才能看到其今天为什么会受到空前的重视。

中国人在今天正好处于要向国际化靠拢的时期，但是还存在众多和国际不接轨的现实问题，存在众多的困惑。在今天怎么样去安身立命、找到中国人自己的话语表达方式，这显然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所以，从国家层面上的重视来讲，我认为它既不是说处于一个低谷去扶持，也不意味着它处于一个高潮去颂扬，准确地来说，这是一件接续中国文化血脉的事情。我看到出席国际儒联大会时，讲话的内容和精神，其实是非常心平气和地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国际文化中的一个位置、一个角度上来讨论的。我们既不能唯我独尊地认为只要有了孔子的思想，我们就万事大吉；也不能说，有了孔子的思想，我们今天先进的思想就全部抛弃，不按国际规则来做事情。我觉得现在应该用一种中国人自己的语法去进行国际语言的沟通。孔子的思想于我们而言，其实是以文化的信仰替代了宗教的信仰。你会看到，西方是有上帝的，它有自己的宗教，对于民族的凝聚力，有一种个人生命的安顿感；但是中国人的方式不是向西方式宗教里去追寻，而是回到我们的伦理秩序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融合于世界的一张通行证

人民论坛：儒家思想所构建的伦理秩序和文化逻辑对现代中国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于丹：首先，儒家思想的伦理起点是符合中国农耕文明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人原来所讲的家庭的安稳、“家和万事兴”，对于今天仍然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现在，大家会看到，我们算家庭财产的时候往往看的都是有形的财富数字，最忽略的就是家教和门风。现在多少人家里面物质生活非常富裕，但是孩子没有最基本的待人接物的礼仪。而这一点其实过去中国的农民都非常重视。这些东西，我们今天正在失去。我们越来越忽略中国家庭伦理的凝聚力，而这一点恰是孔子思想文化里的一个伦理起点。

第二点，对于我们很有现实价值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反腐为何查出这么多的贪官？这些贪官的行为为何如此地放纵？我们回头看中国过去“士大夫”的人格结构，他们都是在家修为，先做好一个“士”，然后再上朝去做“大夫”。中国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从“家”到“国”的，也就是说在家里要做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个人的自律操守，能够“君子日三省乎己”，然后上朝做大夫的时候，才有对于国家责任的担当。现在很多后来成为贪官的人，其实他在做官之前就缺少了君子的自律人格。我们今天都说，人要追求自由，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律”呢？我认为这是三个阶段：一个人如果能够自律的话，他会反省，他会知道自己的行为标准和有所不为的底线，他就用不着“他律”；如果是一个自律很差的人，那别人会批评你、议论你，“他律”如果能够得到警觉，然后回头来自律，那这也还不错；但最怕的是，“他律”都管不住的话，第三层就是法律，那就是国家层面、制度层面。到法律“说话”的时候，那就要进监狱、就要服刑了。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的人避开法律的制裁，那自律、他律、法律这三个层级就要往前推导。从自律开始是最好的，而中国的儒家文化讲的就是君子的自省和自律。这个对于人格建设、人格成长来说，非常重要。

第三点，对今天来讲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就是对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仁、义、礼、智、信这种核心价值是过去小孩子都要学的，而且小孩子应该是“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也就是说到学校去念书这个事，是“行有余力”最后的一个环节。前面要做到在家孝顺、出门言语谨慎、做事一定要守信用，而且心中要博爱大众，要有“信义”的认同。如果做到了这一切的话，他以后才可能担负得起“大任”，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不能现在想一想就说，我以后要当一个大富商，我要做上市公司的总裁，我要当大官……都想这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不从脚下做好自律，我们青少年的价值观就肯定要出问题。特别是现在中国绝大多数孩子还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在学校，只要学习好就是一切好，全家围绕着一个孩子的时间表来牺牲大人的个人发展、个人空间。孩子觉得一切天经地义，这样的孩子到了大学完全无法跟别人相处，要求别人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打转转，他又怎么会融入社会呢？

第四点就是改善现在的社会风气。我们现在的社会充满了“戾气”，人动不动就冲突、攻击，动不动就宣泄自己的不满，这说明中国的社会还需要完善，我们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建设的地方，但是心平气和才是制度建设的前提。人人都在发泄不满的话，这是一个好的生活状态吗？所以，儒家的思想主要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一个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我怕的是我自己无能，这是最主要的，别人不了解我，那又有什么呢？孔子的弟子向孔子请教，能否给一个字来化解生活的不如意，孔子说“恕”。宽容别人，然后才可以有一个好的社会关系。2014年汤一介先生去世的时候，我去送他，我当时特别感慨。汤先生彰显了一个世纪的沧桑，他们经历了多少常人想象不到的不公平。但是以我和汤先生的交往，无论公开场合还是私底下，他永远是儒雅、慈祥、一派端庄，我从没听过汤先生抱怨任何一个字。那真叫“不怨天，不尤人”。之所以能做到不抱怨、宽以待人，是因为他们把中国儒家精神渗透到骨髓里、流淌到行动中了。如果这个社会都有这点认同的话，那就不是自己忍着委屈让别人，而是心里真能理解别人，因为他把自己的心胸养宽了。

第五点，儒家思想是中国融合于社会、融合于世界的一张通行证。各国文化不是拿着别人的文化去做护照的，大家都是拿着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去贡献自己文明的核心价值。其实正像在国际上所讲的，我们要致力于对“仁义”、对“大同”、对我们核心价值的弘扬。我觉得这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融合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然后在全球范围内让它化合反应为一种有效的全球文化生态。现在有个现象，很多中国精英都去美国，很多孩子留学北美，我觉得美国现在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是我们肯定要学的；在制度层面上，也是有一些需要我们虚心求教的。但如果说全球文化就是美国最好，你怎样用两百多年的文化去说服你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完全连根斩尽自己去学习人家年轻的新文化。这就好像一个老人家，他的运动方式可以打打太极，全身的血脉都可以流通起来，但你现在让他去蹦极，那显然是不适合他的。文化这件事情，是需要注重“根性”的。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浓缩了西方上百年的文明进程，我们有自己的经济、社会治理方式，我们也有自己的文化语法。所以真想融入世界的话，要以一种不轻易挑剔、苛刻指责别人的方式，以一种虚心谦和的态度去理解、去融合，要抱着拿得起“真东西”的态度。完全的民族虚无主义就等于完全的狂妄自大。这两个极端其实都是毁我们自己的形象，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只有自己了解了儒家的核心价值，才有可能融合于当世。

中国文化的自觉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人民论坛：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于丹：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文化体系比较驳杂，文化自觉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渐生渐长中，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核心价值的优化及其时代性。所以，我们既不能斩断历史的血脉，又能在现行的制度情况下去完成核心价值的转化，这个过程就是自觉化的过程。

中国文化的自觉会一直在路上。因为中国的社会形态会经历不同的变化，百姓人心也有多元的需求。我们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百姓的文化信念一定是“和而不同”的。文化自觉这条路上，我们一直从自发走向自觉，但让自觉一下子到位是不现实的。我们的文化自觉首先取决于百姓人心认为自己老祖宗说的东西在当下还是有价值的，并且把这种价值有效地化入今天的个人生活，而且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向世界学习。完成这个过程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觉。

传统文化不仅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合，还要跟开放的多元文明融合

人民论坛：主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要善于借鉴外来多元的文明。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来充实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

于丹：近来，我总是在国外讲学。我去国外讲学，通常首先要让国外的学生们提问，以便了解他们想知道中国的哪些方面。在授课的过程中，我喜欢用一种比较的方式，比如中国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四合院，它是群体建筑，表现的是一种伦理的结构关系；而西方特别是西欧的很多建筑是哥特式的风格，它是一个单体建筑，是延展到天空的。再如，西方的芭蕾舞，往往是一个大托举，它会将人向天空伸展，要挣脱大地的羁绊；但是中国，无论昆曲、京剧、跑圆场、拉山膀、卧鱼、兰花指等，都是圆润的，是俯抱向大地的。通过这种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文明是大地的文明，而西方的文明是个体与天空的、神的联系。

西方人曾经问过我：“你们过节和我们过节有何区别？”我说：“你们的节庆，无论是圣诞节、感恩节等，很多都是有关神的，是从天上下来的，是个体对神、对天空的绝对地致敬。而我们的节日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我们过的是二十四节气，节序如流。”所以，中国人对于大地的认同就归结到我们的伦理上。所有的这些都是对文明的比较。我觉得文明不是固步自封的体系，它是在开放对话的语境中完成新的融合。弘扬传统文化，不是让我们的历史倒退去抱守自己的残缺，而是把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带到今天，不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合，还要跟开放的多元文明去进行融合。这种融合是在比较中承认差异，在差异中学习对方的优长，再让优长不止于简单的物理累积，而形成化合反应。这种化合反应就是“文而化之”。文化，在我的理解中是个动词，《周易》上也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化育人心、化生的过程一定是各种优秀文化的碰撞所生成的最新的文化生态。中国文化在理清自我价值时，有这种开放态度，其实就能在比较中承认优势并且催生一个新文化生态的形成。

责编/杨鹏峰 美编/于珊

【记者手记】

采访于丹教授时，她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马上飞往俄罗斯，即将要开启一次东西方文明碰撞与交融之旅。“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东、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一定是各种优秀文化碰撞并生成最新的文化生态的过程。她说，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从来都需要沟通和交流，交流需要桥梁，而她愿意成为这座桥梁。

儒家思想的价值精选篇3

论文关键词：和谐思想,内涵,现代价值,现代化

一、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涵

儒家的和谐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概括来讲，儒家和谐思想主要有天人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和谐三个层面。

(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首先表现为“天人合一”，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和谐整体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就是指人与自然界应该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表明万物生长都有它自身的运动规律，人与自然界是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才能实现天人和谐。孟子也主张保持生态平衡，反对向自然无限度地索取，尊重自然界的生息规律，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从上述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是人和谐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要实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状态，要求人们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以和善、友好的态度对待自然，反对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

(二)倡导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和为贵”思想

对于人际和谐的追求，儒家的“和为贵”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

“和”不仅成为了个人处事的基本策略，也成为了稳定社会的基本原则。“和为贵”的思想成为待人处事，管家治国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为了实现“人和”的价值目标，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孔子从义出发，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主张“见得思义”，在利益面前要经得起诱惑，不做损人利己这类不合乎“义”并有损“和”的事情，同时主张要守信义，重礼仪，这样才能构建起互相尊重，互相信任，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

(三)主张个人身心和谐发展，实现内圣外王的精神境界

先秦儒家认为“和为贵”的伦理思想要真正落实，就必须让每一个人的言行符合“仁”的规范，“和”的要求，人们只有从“修己”做起，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的。

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推崇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必须要以提高个体的自身修养为基础，以此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三、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物质文化生活极大提高，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文明也遭遇了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以及一些伦理道德的挑战。面对环境的恶化，人情的冷漠，社会的不稳定，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我们面对现实而深感困惑时，回溯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宝库，儒家“生生和谐”的人文境界早已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一）儒家和谐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儒家倡导的“和谐”代表了和谐有序的社会状态，对其中蕴含的积极的、进步的、精华的东西要予以新的解释，赋予其时代内涵，使其成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1）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处理人际关系，特别强调要有仁爱之心，要学会宽恕别人，尊重别人，信任别人，以此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能科学地理解儒家和谐思想中的用以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原则，用它整合现代社会及各种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不仅能够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得到弘扬，而且能使国家更加和谐和有序。

（2）有利于提高个人修养。儒家倡导人生以立德为本，立功、立言为用，主张重义轻利，注重人的气节，推崇浩然正气，提倡理想的人格，与现代人急功近利的状态相比，儒家的义利观则更有价值，值得借鉴。

（3）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儒家思想重民意，主张要富民、惠民，使人民安居乐业，这与我们今天倡导的“以人为本”思想相吻合。弘扬儒家思想，有利于净化人们的心灵，淳朴民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二）儒家和谐思想与生态危机

人们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譬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等。站在现代文明的新角度，重新审视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观，对于我们解决现代生态危机提供了有利的借鉴价值。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我们如下启示：

(1)人类应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要借鉴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人类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其他万物的利益，要尊重自然界的生态规律，不能过度索取，要尊重和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

(2)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始终视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主张“天人合一”，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当今时代，在“和谐”思想的指导下，要以平等、博爱的精神对待自然界，尊重一切生命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实现天地万物的和谐发展。

（三）儒家和谐思想与台湾问题

在民与国、国与国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主张“民胞物与”、“上善若水”、“四海之内皆兄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大一统”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之一，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基本社会理念和普遍的价值取向。

而“己所不欲，勿使于人”和“和为贵”的思想，是我们实现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重要依据。

（四）儒家和谐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顺应人性的自然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建立与调和；强调恒常的学习、反省，注重自内而外的内化作用以实现目标的精神；重视身体力行和实践表率作用，注重互助、互信和忠诚的责任和德性的道德理念”这是儒家管理文化所一直推崇的，它的很多内容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比如重“义”就是守法经营，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注重社会利益；“仁爱”就是要求我们要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实行人本管理…

儒家管理思想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的学问。

四、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我们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要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使儒家和谐思想真正实现现代化，真正融入我们的生活。

（一）对儒家和谐思想要学会扬弃。要实现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首先要学会学习和辨别，要吸取精华的部分，扬弃糟粕不适合现代思想的部分。

（二）实现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需要我们以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对待。“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思想体系，在其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总是能以非凡的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来丰富和完善自己…”因此，我们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儒家文化。

（三）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推进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

如果我们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长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去结合当代中国的实践，结合时代主题的变化，深入地发掘儒家和谐思想中的精髓，使其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那么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儒家和谐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几千年来，它一直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智慧，儒家和谐思想不仅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作用，它的很多思想对世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不仅拥有过去，而且应该拥有未来，唤醒我们自己的文化，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 孔丘.论语【M】.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2】 孟轲.孟子【M】.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3】 沈光.论中国古代儒家社会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M】.沈阳：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 王力.儒家社会和谐思想及其时代价值【D】.吉林：吉林出版社，2006

【5】 郑杭.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M】吉林：吉林出版社，2003

儒家思想的价值精选篇4

关键词：儒家；德治思想；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283-02

0 前言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主要内容我们可称之为德治思想。作为传统思想，儒家的德治思想不仅因其主导了中国封建社会而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它植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值得我们去关注。事实上，先秦儒学德治思想在后来的发展中己经被歪曲了，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内容做深刻系统的研究，我们才能真正掌握儒家思想的本意。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中许多的精华都因为在专制政治制度下，缺乏制度保障并没有发挥作用，反而被封建统治者歪曲以达到愚弄百姓，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而在民主制度下实行德治不但不会导致人治，而且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对现代社会发展产生重大意义。这也是我们现在要重新审视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意所在。

1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容丰富，但其主要的内容精髓是不变的，这里从德制、德政和德行三个方面加以系统阐述。

1.1 德制

任何统治阶级为了保障自己的思想能够顺利的实施，传承下去，都必须把它贯穿于一套完整的制度中来保证其实施。而先秦儒家的德制最初起源于“礼”。“礼”最早见于《尚书》之中，这里所说的礼只是分别等级的礼节而已。“礼”最早只是在祭神活动中存在，在古代，祭神是政治的一部分了，因此祭神的礼仪就被政治化了。这样，礼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礼仪、礼节，而慢慢的演化成一种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礼节逐渐的被完善，演绎为一套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政治法则。从此以后，礼就可以被看做是为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的而制定的一套完整的制度了，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1.2 德政

（1）“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思想是在孔子的《论语》为政篇第二中提出来的。原文是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是在继承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思想以及春秋时期的德治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强调各级的政府官员首先要有道德，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化和教育百姓。统治者的道德品质不仅关系到社会的风气，还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重要的影响。

（2）“以德化民，仁政爱民”。

这些思想的提出是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的。孔子鲜明地提出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仁爱”学说。孔子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的基础，爱民就是要爱百姓，这事仁政的基本内容。另外，孟子也提出了“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进而得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点。不管是民贵君轻，还是修己以按百姓，都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

（3）“尚贤弃奸”。

通过提拔社会上优秀的人才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的权利，并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行，这事许多政治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统治者能否有效地治理国家，关键是能否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十分重视贤才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如果没有贤才的辅佐，即使圣贤之君也难以成事。荀子在怎样选人如何用人问题上发展了孔孟的思想。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是，荀子首先提出了“德才兼备”这一选人用人的重要原则。最重要的是他说：“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因此，任人唯贤也是儒家治国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

（4）治国之道，贵在修身。

重视统治者自身的修养，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一大特点。儒家认为修养的目的在于：一是完善自身，养成理想人格，即儒家之所谓“内圣”、二是通过修身达到治国平天下，即儒家之所谓“外王”，孔子认为，要建立和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应该通过领导者的“正身”作用去影响、感化百姓。把君主的道德修养与天下人的行止紧密联系在一起。荀子认为，国君是一国之中至高无上的领导者，国君的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个人对老百姓的巨大影响和对国家政治的巨大决定作用。统治者只有具备了这些“内圣”的条件，“外王”才有了内在的基础。

1.3 德行

德主刑辅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运用的外在表现，是实现德治的重要手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德礼与刑罚相互依存，相互补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只有两者兼备才能营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儒家总认为刑罚是德育的辅助手段，其作用在于促成德治，所以被后人归结为“刑者德之辅气又称“德主刑辅”。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中并非没有法的位置，但并没有忽视法功能的存在，也并不是说要全部以道德代替法。强调的是首先要以德来教化百姓，而必要时辅之以法律制裁，矫正那些超越法律界限的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统治者必须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才能使天下太平。但是，儒家讲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有主次之分，道德是主要的，法治只能是德治的辅助。“德主刑辅”思想的基本精神可以归结为：以德治为主，刑罚为辅；以德去刑，以刑促德。

2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实质

从以上的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家的思想实质是想通过道德来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全国上下都以道德作为最高标准。另外先秦儒家还肯定道德上的人格平等，承认人人都有人格上的尊严。先秦儒家还坚持儒家道统，把仁义礼智信构成的儒家道统视为高于政权的真理，以此制约君权。

不管在当时的生活中道德到底起到了多少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不管这种道德至上的思想在当时是多么地不切实际，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儒家的出发点是好的，都是要治理好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治国方略的实施都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但是儒家德治思想产生时的社会就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人治现实影响着儒家德治思想的真正实现，并且使德治思想在专制现实下表现为人治。统治者利用儒家的思想来愚弄百姓，儒家德治的思想在这种现实下被扭曲而变成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因此，应该说专制社会原本就是个“人治”社会，而不是说因为德治思想而变成了人治社会。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治背景，使得真正的儒家德治思想并没有真正实现，而且其中有价值的思想观念还遭到扼杀与扭曲。可见，德治在专制制度下表现为人治，不是德治思想本身的问题，而是人治制度的结果。

3 儒家“德治”思想的借鉴价值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再加上儒家思想中有不少空想的色彩，他们的“德治”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今天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辩证的对其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科学合理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正是对德治传统的批判性继承。由此可见，儒家“德治”思想对今后我国的治国之道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以民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敬德保民”，“以德配天”，还是“民无信不立”，“民贵君轻”，“修己以安百姓”，这些重视百姓的重要思想，虽与今天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他们的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正是当代我们可借鉴的重要的政治资源。先秦儒家就注重以人为本，我们现在的以人为本正是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老百姓永远是执政党统治的基础。

（2）德主刑辅的德治精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德主刑辅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德刑并施才能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道德与法律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规范机制和秩序体系，从道德本身来看，道德是人性的一种本质规定，是社会发展和人性完善的价值目标。就社会行为控制而言，道德主“内”，法律主“外”；道德治“本”，法律治“标”。儒家这些“德治”思想在历史的许多时期，曾起到过积极的社会管理效力，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反过来说，儒家“德治”，强调道德的作用是正确的，但过分将其夸大，以至于排斥其他手段的价值是不对的。法治和德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中，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抓法治建设不是反对和排斥道德建设，抓道德建设也不是反对和排斥法治建设，而是法治和德治齐抓共管，使法治和德治协调配合，以更好地调整社会关系。

（3）传统德治提倡任人惟贤的选官任官标准，要求“尊贤使人，俊杰在位”，主张除贪官、去污吏、反腐败、革流弊。这种观点表明了传统德治在人才选拔中的价值取向。好的制度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固然很重要，但是制度并不能自行，必须有人来执行，因此在再完善的制度体系中，人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对我们的今天的公务员选拔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要严格干部选拔中的道德标准，强化对干部的道德教育和约束，培育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充分表明，社会风气的好坏，政治是否清明，社会是否稳定，这与干部队伍是否具有健康向上的道德风气是紧密相关的。干部做得好，以身作则，就会起到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否则“其身不正，何以正人”整个社会道德风气就会下降。

儒家德治思想中有很多合理的成分，只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德治思想并不能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实现。但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时，就要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去取精华，弃其糟粕，把儒家思想的精髓运用到新时期的治国之道中，对传统的德治思想进行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1］王军.论语诠译［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刘俊田，林松.四书诠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3］北京大学《荀子》注译组.荀子新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79.

儒家思想的价值精选篇5

关键词：儒家；德治思想；现代价值

0 前言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主要内容我们可称之为德治思想。作为传统思想，儒家的德治思想不仅因其主导了中国封建社会而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它植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值得我们去关注。事实上，先秦儒学德治思想在后来的发展中己经被歪曲了，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内容做深刻系统的研究，我们才能真正掌握儒家思想的本意。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中许多的精华都因为在专制政治制度下，缺乏制度保障并没有发挥作用，反而被封建统治者歪曲以达到愚弄百姓，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而在民主制度下实行德治不但不会导致人治，而且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对现代社会发展产生重大意义。这也是我们现在要重新审视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意所在。

1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容丰富，但其主要的内容精髓是不变的，这里从德制、德政和德行三个方面加以系统阐述。

1.1 德制

任何统治阶级为了保障自己的思想能够顺利的实施，传承下去，都必须把它贯穿于一套完整的制度中来保证其实施。而先秦儒家的德制最初起源于“礼”。“礼”最早见于《尚书》之中，这里所说的礼只是分别等级的礼节而已。“礼”最早只是在祭神活动中存在，在古代，祭神是政治的一部分了，因此祭神的礼仪就被政治化了。这样，礼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礼仪、礼节，而慢慢的演化成一种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礼节逐渐的被完善，演绎为一套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政治法则。从此以后，礼就可以被看做是为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的而制定的一套完整的制度了，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1.2 德政

（1）“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思想是在孔子的《论语》为政篇第二中提出来的。原文是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是在继承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思想以及春秋时期的德治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强调各级的政府官员首先要有道德，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化和教育百姓。统治者的道德品质不仅关系到社会的风气，还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重要的影响。

（2）“以德化民，仁政爱民”。

这些思想的提出是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的。孔子鲜明地提出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仁爱”学说。孔子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的基础，爱民就是要爱百姓，这事仁政的基本内容。另外，孟子也提出了“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进而得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点。不管是民贵君轻，还是修己以按百姓，都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

（3）“尚贤弃奸”。

通过提拔社会上优秀的人才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的权利，并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行，这事许多政治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统治者能否有效地治理国家，关键是能否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十分重视贤才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如果没有贤才的辅佐，即使圣贤之君也难以成事。荀子在怎样选人如何用人问题上发展了孔孟的思想。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是，荀子首先提出了“德才兼备”这一选人用人的重要原则。最重要的是他说：“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因此，任人唯贤也是儒家治国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

（4）治国之道，贵在修身。

重视统治者自身的修养，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一大特点。儒家认为修养的目的在于：一是完善自身，养成理想人格，即儒家之所谓“内圣”、二是通过修身达到治国平天下，即儒家之所谓“外王”，孔子认为，要建立和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应该通过领导者的“正身”作用去影响、感化百姓。把君主的道德修养与天下人的行止紧密联系在一起。荀子认为，国君是一国之中至高无上的领导者，国君的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个人对老百姓的巨大影响和对国家政治的巨大决定作用。统治者只有具备了这些“内圣”的条件，“外王”才有了内在的基础。

1.3 德行

德主刑辅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运用的外在表现，是实现德治的重要手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德礼与刑罚相互依存，相互补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只有两者兼备才能营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儒家总认为刑罚是德育的辅助手段，其作用在于促成德治，所以被后人归结为“刑者德之辅气又称“德主刑辅”。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中并非没有法的位置，但并没有忽视法功能的存在，也并不是说要全部以道德代替法。强调的是首先要以德来教化百姓，而必要时辅之以法律制裁，矫正那些超越法律界限的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统治者必须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才能使天下太平。但是，儒家讲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有主次之分，道德是主要的，法治只能是德治的辅助。“德主刑辅”思想的基本精神可以归结为：以德治为主，刑罚为辅；以德去刑，以刑促德。

2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实质

从以上的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家的思想实质是想通过道德来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全国上下都以道德作为最高标准。另外先秦儒家还肯定道德上的人格平等，承认人人都有人格上的尊严。先秦儒家还坚持儒家道统，把仁义礼智信构成的儒家道统视为高于政权的真理，以此制约君权。

不管在当时的生活中道德到底起到了多少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不管这种道德至上的思想在当时是多么地不切实际，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儒家的出发点是好的，都是要治理好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治国方略的实施都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但是儒家德治思想产生时的社会就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人治现实影响着儒家德治思想的真正实现，并且使德治思想在专制现实下表现为人治。统治者利用儒家的思想来愚弄百姓，儒家德治的思想在这种现实下被扭曲而变成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因此，应该说专制社会原本就是个“人治”社会，而不是说因为德治思想而变成了人治社会。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治背景，使得真正的儒家德治思想并没有真正实现，而且其中有价值的思想观念还遭到扼杀与扭曲。可见，德治在专制制度下表现为人治，不是德治思想本身的问题，而是人治制度的结果。

3 儒家“德治”思想的借鉴价值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再加上儒家思想中有不少空想的色彩，他们的“德治”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今天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辩证的对其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科学合理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正是对德治传统的批判性继承。由此可见，儒家“德治”思想对今后我国的治国之道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以民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敬德保民”，“以德配天”，还是“民无信不立”，“民贵君轻”，“修己以安百姓”，这些重视百姓的重要思想，虽与今天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他们的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正是当代我们可借鉴的重要的政治资源。先秦儒家就注重以人为本，我们现在的以人为本正是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老百姓永远是执政党统治的基础。

（2）德主刑辅的德治精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德主刑辅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德刑并施才能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道德与法律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规范机制和秩序体系，从道德本身来看，道德是人性的一种本质规定，是社会发展和人性完善的价值目标。就社会行为控制而言，道德主“内”，法律主“外”；道德治“本”，法律治“标”。儒家这些“德治”思想在历史的许多时期，曾起到过积极的社会管理效力，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反过来说，儒家“德治”，强调道德的作用是正确的，但过分将其夸大，以至于排斥其他手段的价值是不对的。法治和德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中，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抓法治建设不是反对和排斥道德建设，抓道德建设也不是反对和排斥法治建设，而是法治和德治齐抓共管，使法治和德治协调配合，以更好地调整社会关系。

（3）传统德治提倡任人惟贤的选官任官标准，要求“尊贤使人，俊杰在位”，主张除贪官、去污吏、反腐败、革流弊。这种观点表明了传统德治在人才选拔中的价值取向。好的制度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固然很重要，但是制度并不能自行，必须有人来执行，因此在再完善的制度体系中，人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对我们的今天的公务员选拔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要严格干部选拔中的道德标准，强化对干部的道德教育和约束，培育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充分表明，社会风气的好坏，政治是否清明，社会是否稳定，这与干部队伍是否具有健康向上的道德风气是紧密相关的。干部做得好，以身作则，就会起到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否则“其身不正，何以正人”整个社会道德风气就会下降。

儒家德治思想中有很多合理的成分，只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德治思想并不能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实现。但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时，就要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去取精华，弃其糟粕，把儒家思想的精髓运用到新时期的治国之道中，对传统的德治思想进行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1］王军.论语诠译［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刘俊田，林松.四书诠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3］北京大学《荀子》注译组.荀子新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79.

儒家思想的价值精选篇6

【关键词】儒家伦理 当代社会 普世价值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忠恕之道”奠定普世伦理之基

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强调的是一种“忠恕之道”，具有深刻的普世性内涵。同时，“忠恕之道”包含的平等、宽容及理性等精神，也给当今社会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借鉴。

首先，儒家的普世伦理价值观彰显了一种宽容的精神气度。儒家的“宽容精神”强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道德个体应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这同时也展现出了“恕”的价值。“恕”与“宽”往往紧密衔接，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做到平等容人，懂得同情与关爱，儒家的“仁爱”也将宽容作为“爱”的第一要义。“忠恕之道”展现的宽容精神是创建普世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多元的世界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虽然价值观各异，但都积淀着深厚的历史内涵，表达着不同的时代诉求。如果不尊重其特殊性，就不能达成对普世伦理价值观的认同。同时，在各民族获得普世伦理价值观共识的进程中，应始终坚持以一种包容开明的态度去明确自身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其次，儒家的普世伦理价值观突出平等的精神。虽然人和人在经济、宗教、文化、政治等方面存在差别，但是从人性上来讲，却依然存在着相通之处。当前，全球一体化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而一体化需要通过科学的秩序来逐步实现。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差别较大，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现象。倘若能在普世伦理上达成一致，各国就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国家，不以霸权的姿态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别人。

最后，儒家的普世伦理价值观表现出一种理性思维。道德与理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若每个人只关注自身利益而忽略他人，必将引起矛盾和冲突。所以，应当运用理性思维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此才有利于形成社会与人的良性互动。儒家不断强调通过“诚敬”来审视个体的私欲，以求内心修为和外部伦理规范相一致，这样才能在处理事务时，真正做到公平、公正。

努力探索“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将人和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展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一思想既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也尊重了自然规律。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对自身能力的认可。从全世界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让人们陷入了工业文明所引发的悖论中。但是从人类文化的发展情况来看，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程。在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时，要注重发挥个体的价值，提高创新能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融。在谈及人、自然及社会间的关系时，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整体性价值角度出发，构建和谐有序的国际关系，积极推动人类社会交往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

在努力思考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仅需要认识自然、创建人类生态伦理关系，同时也需要去关爱自然，实现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宋代的程颢曾在《定性书》中提出：“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而用智，往往容易被蒙蔽双眼，以致于利欲熏心，难有远见。儒家伦理并不反对用智，但是反对“自私用智”，即反对人们为了追寻局部利益、眼前利益，而不考虑整体与长远利益。儒家在反对“自私用智”的同时，也强调崇尚“德”。德本身是一种无私的情感，是至正的理性。目前，科学协调和破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应该倡导整体性原则，依靠“德”去管控“智”，强调理性的重要性。

追求“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与利益上的冲突难以避免。每一个国家都应在确保自身效益最优的前提下，做好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工作，谋求自身的长远发展。儒家也曾提出过“异质文化”方面的具体问题，旨在维护文化的多元性。儒家针对文化并存的状态，表现出宽容与开放的态度，将“和而不同”作为其理论根据，尊重差别、突出和谐。实际上，将这一理念运用到人类文化的发展中，是在认可差异的同时，突出多元化的一面。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也倡导以宽容的态度去包容其他民族的文化，积极开展对话，汇聚共识，消解分歧，实现人类文明的和谐共荣。将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作为科学处置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准则，将有利于消除文明的冲突，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特点及发展历史，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在当前的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传承并推广中华文化，将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圈的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讲，文化形态实现持久发展的关键是拥有内在的精神和个性，能够展现文化的独特价值。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其中高度凝聚的哲学思考和先进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蕴。中华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要依靠我们做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转型，肩负起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让传统文化再次熠熠生辉。

在对话与整合中打造当代儒家伦理文化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文化的全球化也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在当代社会与科技快速发展的局面下，人员交流、信息交换已非常便捷，可以说，当代社会是流通性的国际社会。

文化的发展是全球意识与民族意识交流的结果，通过中西融通、互为体用，采用开放的姿态，结合我国实际去吸收有价值的文化精华，展现时代精神。我们不仅要立足本国，也要放眼世界，开创新的文化局面，展开不同文化圈的充分对话。文化整合本身是跨越国度的对话，我们既要立足当代，也要穿越历史的隧道，去和传统理念展开深层次的对话。同时，也要积极清除中西对话的阻力，大力探索不同文化的内涵，为其创造和谐的对话语境。全面开展文化对话，需要将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作为起点，深入了解历史，才能对其进行正确的定位。传统价值理念是社会、民族的指示器，只有对传统价值理念展开全面透视，才能寻找到文化之源。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同文化间的交往要注重“和而不同”，才符合文化多元的具体要求。科学处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通过对话与交往，形成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共识，不断加快推进文化交流的健康稳步发展。在当代中国，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等，也正在经历从冲突到对话的整合过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念已经深深融入到当代儒家的伦理文化之中，成为影响当今社会的重要思想。

儒家的伦理道德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秩序与规则，展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状况，并客观存在于现实社会中，表现出创造性、包容性与普遍性，拥有持久的活力。在当代社会宣扬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将有助于我们缔造一个和谐、宽容的新时代。

（作者单位：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①郭明俊：《论儒家价值观的普世意义及其普世化的可能方式》，《理论导刊》，2009年第2期。

②蒋国保：《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3期。

③崔雪茹：《儒家伦理成为普世伦理的可能性因素及路径》，《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6月。

儒家思想的价值精选篇7

关键词： 儒家 教育思想 现代价值

儒家教育思想从孔子、孟子首创，又经董仲舒、朱熹等人的改造，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教育乃至文化。在历史上，儒家教育思想以其特有的价值取向在形塑汉民族民族性格、心理特质和文化方面影响至深至远。今天，儒家教育思想所包含的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思想和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对当下的教育改革仍然具有巨大的借鉴价值。

一、儒家教育思想中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代价值

儒家教育思想中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虽然不能把这种人文精神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相提并论，但正是这种“入世的”、“人本的”教育思想引导中国文明摆脱宗教迷信的桎梏，迎来了重教兴学的阳光，开启了华夏历史文化的辉煌画卷。儒家教育思想中人文主义精神包含忧患意识、乐道精神、和合精神、人本精神及笃行精神，这些在培育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民族性格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时至今日，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对于我们当下的教育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大工业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也迅猛发展起来，从而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即改善了人的生活，也扩大了人的视野，提高了人的认识。但是，科学技术在帮助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一方面，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及环境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人类，如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等。这些都体现了人类人文生态和环境生态的双重滑落，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其真理标准的地位，使人们认为只有科学技术才是正确的、可信的，以致造成了片面的泛科学主义。这些，都是与科学技术在发展中凸显出的异化现象有关。

科技异化实质是人的生存的异化。本来，人类发展科学技术是以人为目的的，主要是为了增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使自然界更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却出现了有悖于人类初衷的情况，即科学技术正在给人类的生存造成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这就是说，“科技这种人的创造物变成了统治人、压抑人的一种异己性力量，它不但不是‘为我’的，反而是‘反我’的。”①正如费尔巴哈所言：“主体所产生的对象物、客体，不仅同主体本身相脱离，成为主体的异在，而且反客为主，反过来束缚、支配乃至压抑主体。”②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既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又破坏了人类的生活环境，异化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既增强了人类掌握世界的能力，又使人类无力控制自然。

造成这种局面，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现代教育模式中人文教育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现代教育模式主要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以班级课堂教学为主，是一种程序式、技术性的专业教育模式，这种模式特别适合理工科知识的灌输与传授，故科学技术得以广泛传播和发展，但是这种教育模式对于人文精神的培育却是无益的。近人张君劢早就说过：近来的大学，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里面只讲知识，而不讲做人。差不多教师只是卖知识，学生只是买知识。毕业以后，等于交易已成。③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人文精神的缺失是当然的事情。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现代教育带来现代人的成功，日益成功的现代人由此变得傲慢，日渐满足于当下教育给予的成功，不再追溯教育的根源，从而远离本原性的教育。日渐祛魅的现代教育，在现代知识与技术的关照下，越来越成为远离德性的训练场域，成了人在现代知识背景下的自我设计、加工、改造的效率工厂。”④所以，在现代教育模式下，应呼唤人文教育的回归。

二、儒家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的现代价值

儒家的教育家们重视道德教育，从孔子到朱熹，概不例外。他们所确立的道德教育思想即树立了个体人格完善的德育目标，又追求外在道德规范与内在心理欲求的统一，同时也强调道德情感培养的德育过程和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今天，儒家的这些道德教育思想仍然是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有目共睹，当今社会一些人中确实出现了“失德”现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道德滑坡”。本来道德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以爱国、守法、明理、诚信、诚实、助人为乐等基本内容，被人们认可并身体力行，然而，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我为中心”的自私功利思想等有了市场，且正影响着年轻一代。诸如近几年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说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有鉴于此，到儒家教育智慧中挖掘有益的成分，不失为明智之举。儒家教育思想在道德教育方面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

（一）就德育目标来说，要保持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德育目标是受教育者在品德形成方面所要达到的总体规格要求，亦即德育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或结果的质量标准。它是德育工作的出发点，不仅决定了德育的内容、形式和方法，而且制约德育工作的基本过程。德育目际往往体现为理想人格的设计与塑造。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其设定的德育目标，强调“学为圣贤”，这是一个超越性的远大目标，能让人感受到强大的牵引力和感召力；同时又建构了“士——君子”这一由低到高具有层次性的现实性人格目标，能让人感到切实可行，从而实现了德育目标的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虽然在儒家德育实践中，存在德育目标要求过高、脱离实际等缺憾，但在他们看来，能否成为圣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为圣贤”可以不同程度地提升道德人格。

现实的学校道德教育在目前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越来越趋向于现实功利的取向，把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作为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致使一些人完全沦为一种毫无理想与信仰的“经济动物”。其实，道德教育具有高于现实社会的特性，超越现实的道德理想教育是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因此，现实的德育务必要重视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和构建，用道德理想引导和培育学生，促使他们去追求更高尚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现实的学校德育也不能说就没有道德理想，它也设计了一套德育目标，比如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等，但是，这种德育目标的设定只注意到了方向性而忽视了现实性，严重脱离现实，导致学校德育的“假、大、空”的弊端。因此，今天的道德教育也应该建构一个由低到高具有层次性的现实性人格目标，有利于人们逐次攀登，逐步提升人格。

（二）就德育过程来说，应实现主体性与规范性的统一。

主体性德育是教育者通过引导启发受教育者内在的德育要求，以培养创设相应的德育环境，调动和激发人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以促进人的品德发展，培养主体性人格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具有自我管理和自我完善的能力，成为德育活动和自我发展的主体。培养主体性人格是当代德育发展的趋势。儒家学者主张“为己之学”，强调道德教育要与个人的道德修养相结合，注重发挥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主动性，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反观我国目前德育现状，我们会发现更多的是规范性的德育方式，即教师对学生行为规范的灌输和学生对行为规范的诵记和奉行。这种德育忽视学生自我的内心反省、自求自得，不重视学生的自我道德修养，结果严重地影响了道德教育的效果，致使相当多的学生对思想道德教育产生了排斥和逆反心理。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汲取儒家追求外在道德规范与内在心理欲求的统一的德育传统，把启发学生的道德自觉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使之与道德教育的规范性相互补充。儒家追求外在道德规范与内在心理欲求的统一的德育传统的启示，即把道德作为人的内在需要，把受教育者当做成长着的思想道德主体来培养，不断提高和充分尊重学生的道德主体地位，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受教育者的内在精神之中，实现由被动接受教育向主动参与教育的转变。

三、儒家教育思想中教学方法的现代价值

儒家的教育家们在教育实践中，逐渐探索出许多教育教学的方法，如学思结合、克己自省、慎独、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极大地丰富了儒家教育思想。我国这些传统教学方法，对今天的教育实践同样具有巨大的意义。

传统教学方法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传统教学方法中，教与学是一致的。教的方法主要源于学的方法。因此，古代教学方法研究的重点是学的方面，也就是学生学习与修养的方法。其次，传统教学方法具有自发性、个别化和非制度化等特点。所谓自发性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发地设计教学的，具有教师个体的特征。所谓个别化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是针对学生个体而进行，并非针对学生群体。所谓非制度化是指教学没有形成系统的组织制度，学生就地而学，就师而学，不像现代教育有固定的年级制度可供学生攀升。其次，传统教学方法由于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学生的学习与修养上，因此其方法的基础就是诵记。中国传统教学方法在中国实行两千年之久，可以说是行之有效的。

可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教育理论也随着欧风美雨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教学理论造成巨大影响，使之发生了许多变化。从清朝末年开始，到“中华民国”，我国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以西方近现代思想为基本特征的教育体系。建国以后，我国以前苏联的教育模式为借鉴对象，建立起以班级教育为基础的现代教育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教学方式方法被排挤，几近乎绝迹。现代教学模式固然有自己的特点。其一，“教”与“学”分离，教学研究成为“教”法的研究。其二，教学对象由学生个体转向班集体。其三，教学方法由经验形态向科学形态转化。现代教学方法的形成与探索，固然是一种进步，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成绩显著。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教学方法并非完美，也需要完善。从此意义上说，儒家传统教学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儒家教学方法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儒家教学理论把教学概况为“学”、“思”、“行”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环节，《中庸》又进一步把它具体化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步骤。这里，无论是学、思、行或是学、问、思、辩、行，都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的学习过程，体现了儒家对教学规律的认识。因此，孔子以来的教育家总是由学论教，强调教的方法要从学的方法出发而达到教与学的统一，强调教、学的一致，强调知、行的合一，以此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这种对教学规律的认识具有启迪作用。

（二）现代教学模式以班集体为教学单位，根据年龄、认知水平把几十个学生编为一班，教师的授课针对班集体进行。这种教学组织方式固然具有许多优点，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学生的个体性差异。每个学生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由于学生的智力、心理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所生活的家族及社会环境的不同，认知水平及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上都存在着不同的差异，因而他们获知的效率具有不同步性。这是客观的事实。因此，针对学生个体施以不同教育的传统因材施教法就显得特别重要。

（三）儒家的教育家们对教师的个人修养问题也有精到的见解。在这方面，他们特别重视的是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种强调教师的“身教”作用的思想对今天的为师者仍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⑤因此，儒家传统教育思想是现代教教育思想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到儒家教育思想宝库中挖掘一些有利的资源，比如以上所言人文主义精神，道德教育思想，以及教学方法，对我们当今教育的改革该大有裨益。

注释：

①史少伯.功利主义与科技异化.理论学刊，2008（6）.

②侯才.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哲学研究，2001（10）.

③张君劢.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成立.新民月报，1935，VOL1，（7-8）.

④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2）：106.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9.

参考文献：

[1]喻本伐等.中国教育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皮连生主编.教育心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3]李如密著.儒家教育理论及其现代价值.北京：中华书局，2011.

儒家思想的价值精选篇8

【关键词】 新儒家；儒学；当代价值

近现代狭义新儒家以儒学作为或安身立命，或治国理政的根源，各有其不同的主张。以“新儒家家”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者，无论其“体用不二”的仁心本体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人生价值论，“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论，抑或“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的科学发展论，还是融合康德与孔孟陆王心学的哲学诠释，都致力于以儒学的精神，探寻当代社会发展的问题和人的价值，使中国走上“中体西用”并日渐强大的道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传播，新儒学思想也随之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将中国传统儒学与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的更科学的道路，在当今转型期的中国更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一、新儒学为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经济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首要指标，中国自建国以来终于摆脱“一穷二白”的局面，经历改革开放逐渐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更是树立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1984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15.2%，之后均保持高速增长。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得到了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由此带来的产业发展不均衡、环境破坏等问题都在不断凸显。

新儒家提倡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是一种平稳的、和谐的，将副作用降到最低的模式。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转型期，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注重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对目前而言比从前粗犷的经济发展模式更为重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遗留问题也亟待经济发展速度的降低和调整来解决。虽然按新儒家的中庸思想和以和为贵的思想不可能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在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腾飞并且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的情况下，新儒家提出的经济发展理念是最符合中国国情和最能解决目前问题的方案和理论落脚点。

二、新儒学为中国民主法制进程的发展提供理论渊源

解放前中国从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与儒家思想授予人们的“尊卑有别”的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密不可分。但儒家思想中是提倡民主的，孔子的“为仁由己”的自由观念涵盖了中西各种自由观念。康君毅大力弘扬民主观念，但是他指出，由于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局限于道德领域，未能进展到公民人格和社会组织层面，因此中国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牟宗三也赞成民主法治。他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是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之处，儒家以“仁”为中心的内圣是无法开出民主科学法制的外王的。现在的外王（民主），直推是不行的，必须由内圣曲折一下，转出知性，才能实现民主和法制。

儒家的传统思想是限于道德层面的民主，与西方启蒙运动后复兴的民主建立的民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但道德的民主却能推动制度的民主。民主是公平与正义，法制是约束与尊崇，新儒家提出的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觉解是民主的最高层面的体现，西方的民主制度为中国的道德觉解提供了基础和实现的路径，而只有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觉解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相结合，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的纷争，最终实现没有诉讼的理想社会。”[1]

三、新儒学有助于公民树立“底线”思维

在讲话中提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底线思维，即是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要善于思考，认真计算风险，估算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底线思维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态度，能够提供继续前进所必须的那份坦然。”[2]做事情之前绝不能盲目，不能头脑发热，要冷静地思考做事的风险和后果以及可能出现的突况。即使遭遇到失败和挫折，也不能一蹶不振，应坦然面对失败，运用反思和总结以继续前行。

儒学提倡“三思而后行”，认为做事情要进行系统地思考之后，做事情才会少出错，避免不必要的错误，更要多与他人交流心得体会从而启发自己的观点。而当面对人生困境或挫折时更是“君子坦荡荡”，就是面对人生的一份淡定和从容。新儒家更是主张“天人合一”，人不仅是自然界的人，社会中的人，更是宇宙中的人，一切都是“应然”，即使面对再大的困境，也只是宇宙不起眼的一瞬，是天理使然，既然不可更改，就要坦然接受。

四、新儒W可以提升公民的哲学素养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哲学的民族，任何一个民众的行为方式和交流方式都可以充满哲学意味，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无论是高居庙堂的决策者还是流连市井的平民，都是哲学的忠实信徒，每一个中国人都乐于并长于反思自己的人生，并提问自己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哲学的起点。“反思……把人生作为思考的对象。有关人生的学说、有关宇宙的学说以及有关知识的学说，都是由这样的思考中产生的。”[3]哲学是令人智慧的学科，其他的所有学科都在哲学的思考范围内，哲学能指导包括自然学科的所有学科的发展，而其他学科的发展又能反过来补充哲学。

新儒学学者不仅是儒学的研究者，也是儒学理论的实践者，更是一个个永远在路上的思想者。冯友兰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像西方世界曾经被宗教所统治，中国民众也不像西方人民那样笃信宗教和神灵，是因为中国民众太热爱哲学，完全不需要将人生的意义寄托于宗教和神灵上，他们只会笃信宗教并为之践行，任何虚无缥缈的主张“出世哲学”的宗教都不是对人生和价值的正确引导。然而儒学以礼义廉耻的道德标准树立的人生观，不仅是对人生的引导与纠正，也是对中国民众哲学喜好的满足。

五、新儒学对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做出突出贡献

新儒学的最大价值，仍旧是致力于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物质发展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精神文明建设却显然做得还远远不够，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大到瘦肉精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小到当前网络传播很广的碰瓷、地铁吃凤爪，透露出来的都是小到公民个人，大到社会整体的道德滑坡现象。政府即使设立更多监管部门、出台更多相关法案，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下策，治本之方仍旧是公民整体道德素质的提高，从根源上杜绝这些社会现象的产生。

新儒家大力宣扬儒学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在转型期的中国尤为可贵。不忠，政府部门阳奉阴违；不孝，父子相残，妻离子散；不仁，社会纵容恶习滋生；不爱，老人跌倒无人搀扶；不知礼，学生公然打骂教师；不义，群众围观歹徒行凶；不廉，官员搜刮民脂民膏，坐拥无数企业；不知耻，越道德底线，触法律的红线。社会上有太多道德败坏的现象，新儒家大力宣扬的道德观念是杜绝这些现象的良药，更需要教育部门从幼儿时期对学生教育的配合，和社会各界对道德观念的宣传和起码的敬畏之心，做到标本兼治。

新儒学虽然也有一些不当的观点，如蒋庆主张恢复古代礼制，用礼制来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建中国儒教，将中国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但如冯友兰、熊十力、唐君毅等更多新儒家学者将中外文化结合，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植根于中国的儒学为理论基础，去粗取精，辩证吸收外国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去伪存真，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并能为人民所接受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蒋庆.政治儒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3.211.

[2] 百度百科.底线思维.http：///link？url=d2JdtIuP1Inl7Aj4TDGXAW6i1Cb9McSFKxio4mMXgii6yIW98EPnIXDD8NyKPPLyQgyIyqr19O0N2CMs7lTIyK.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9.2.

儒家思想的价值精选篇9

一、 研究目的和意义

1.1研究目的。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单单影响着我国国民的为人品质，也为我国的经济及国民素质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文化价值。儒家思想甚至远传海外，进一步宣扬了我国声望，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到现在为止，东亚诸国也都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国家的重要思想文化，将儒家文化当作重要的思想教育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课改的逐步实施，政府和学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在逐步加强，如何将儒家文化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是所有大专院校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1.2研究意义。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价值对我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将儒家思想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1]，不仅仅能够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也能够让学生充分了解和认知儒家思想，便于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儒家思想当中的教育思想符合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在突出高校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能够使学生将儒家思想和当今的社会发展相融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使学生知行合一。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二、 儒家思想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它形成于先秦时期。孔子继承了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和宗法制度，孔子所提出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思想，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孔子的教学过程中，具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的说法，这表明孔子的思想极具代表性，拥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并且其所撰写的《尚书》《周易》等书籍也成为了儒家文化中最初的经典典籍。

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开始分裂开来，其中以孟子和荀子的观点最被世人所赞扬，他们提出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两种思想来通过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人性的探讨，而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了帮助汉武帝统一封建社会，他就将“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又融入进儒家学说中。这使儒家思想在帮助人们建设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开始禁锢人们的思想。

宋朝时期的儒家文化经过了张载和二程的发展，开始形成理学，南宋时期的朱熹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理念相融合，理学观点发展到顶峰，而明代的王夫之则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念。多种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使儒家思想一直被传承并发展下来。

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一） 高校思想教育所获得发展

1.1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历来重视的工作重心，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高校课程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一个地位逐步巩固和加强的作用[2]，而且伴随着种中央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工作等文件的下发，表现了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这对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

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的政治教育工作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方针，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教育会议的开展，提出了“育人为本”和“德育为先”等教育理念，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2高校思想教育师资力量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被中央和学校高度重视，两者开始加大对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投入。学校开始建立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实功底和教学能力突出的专业师资队伍，这些教师都是通过有关部门和学校的重重考核才确定下来的，这种高校的师资力量能够提升学校的教育水平，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保障。同时党中央也开始将党和团组织在高校中普遍传播和建立，这种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思想工作的建立有助于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品质建设，定期在校园内开展思想政治品质的宣传和定期发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宣传页和书册。

（二） 高校思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思想教育太过限制于书本和一些空洞的说教，这种课堂上的政治思想教育一般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即便拥有教学系统的理论学说也无法将其真正的刻入学生的脑海中。而且高校思想教育的教学手段过于单一，教学方式陈旧，教师和学生在施教和学习过程中也缺少哦相对的激情。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学生在学习思想教育建设这些主流文化时容易产生抵触心理，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效果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下开始只注重短期内的经济交易而不重视自身的思想道德品质，学生也受其影响，认为思想道德建设没有金钱重要。这种风气的形成也表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在逐渐的缺失。

四、 儒家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4.1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校园文化活动。儒家思想能够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高校应当加强对儒家文化思想的重视，经常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政治思想教育，让学生在课堂上接受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的同时也要通过自身的亲身经历，将文化与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让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儒家思想对自身的影响。

4.2汲取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于“德行”的培养，儒家思想注重个人的内在德行，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相符合，将儒家思想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能够让学生对自身的思想教育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改变，也可以将儒家思想通过高校这一大平台进行传播和发展[3]，对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弘扬。

儒家思想的价值精选篇10

关键词：天人合一;价值;致用;理想

儒家所谈的天人合一强调人必须与天相认同、相协调。“无论在汉儒那里或宋儒那里，无论‘天’作为‘气’的自然或作为‘理’的精神，虽然没有完全去掉那原有的主宰、命运含义，但这种含义确乎极大地褪色了。汉儒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论和宋儒的心性理气的本体论从内外两个方面阻碍了‘天’向人格神的宗教方向的发展。” 从这一总结来看，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更多的是带有自然哲学味道而非宗教神学之类的东西，在他们那里没有那种宗教式的虔诚皈依，作为核心部分的是那种由天所代表、所指称的道或理或说规律，而他们所提倡的正是人要与天道合一，这样人类才能够吉祥。

我认为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直接地归结为“下学上达”，即下学人之道，尽其善尽其美，以达致天之道，使人的所作所为都能与天之德性相合，而达到圣人之境，按照圣人的标准为人处事。“天人合一”不应仅仅是一种理念性的思想，而更应该是一种实践，也就是说“天人合一”或“下学上达”更应该是一个过程，以及过程的结果――“合一”或“上达”。言价值，重在致用。言现代，则应关注现今时代的特点。现在来谈“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意义，显然应以现时社会之现状来看，人们的生活与生产实践与“天人合一”有怎样的出入，以及人们又应该如何去纠偏归正，合于大道。

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可以说全球相继都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况。为了发展，你争我夺，甚至拼抢厮杀。其结果无非是各有伤损，某些物质或资源之占有发生了转移。而其目的也总是逃脱不掉满足人们感官的或心理的刺激性需求。这种刺激性需求就是人们过乎其本然的欲望。人与天本无间。天人之流通贯彻，初无间隔。然而，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天人两分的局面。从现代人的作为上看，常能见到的是一种躁动与乖戾，而那天与人所共同本有的明德与仁爱已是难得觅见。看看人类对地球的狂挖滥采，似乎他们的所在已不是地球一般;看看现代工业的乱排乱放，似乎人们的生存已不再需凭藉水土之滋润;看看那快速增长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名录，似乎只有当人独存于地球后才罢手;看看全球化背景下人类自身内部的种种悲剧的不断上演，似乎恐怖事件、核威慑是人们习以为常而且需要时不时上演的电影一般……

人类，如何使自身不断增长的知识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保持平衡？如何平衡知识和智慧正成为非常紧迫的问题，以致爱因斯坦警告，人类的未来取决于这种平衡的结果。 而我认为这种“平衡得好”，从儒学来看应该就是“天人合一”思想所指引的实践境界。并且，“天人合一”思想也为解决现代社会发展与如何发展的问题提供了方法。按照儒学话语，便是实现天人合一的方法。儒学认为天与人本然上是合一的、相通的，只是由于人之私欲而使天人相隔而有异。那么，为了达致“天人合一”，应当“存天理，灭人欲”。从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出发，解决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应当“灭人欲”。当然这种欲望是指“私欲”，而非指为人类共同利益之所需所求。那么这种人类共同利益又是什么呢？我认为，人类共同利益也可称为天人共同利益，是一种无人天之别、无人他对立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的利益才能从根本上、永恒地对人类有益。人类共同利益不是个体的人的需求的简单组合。比如，每个个人都欲取象牙以制筷，那么人类这个整体似乎也有这个意愿。而这不可视为人类共同利益，因为这只是个体私欲的简单相加，未曾加入圣人之心怀，未曾顾及天之生发大德。再来看“天人合一”，这是一种境界，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境界，而是圣人之境界。达致此境界，需人之修养功夫，由一般之人到君子终到圣人之境。这看来也是一种功利欲求，似乎也应予以消灭。如此认为的话，便是忽视了“公”与“私”的区分。求“天人合一”，求圣人之境，其发心是为公的，是视天下为一家，其修养功夫也是去尔我之分、去人我之别的。因此，现代工业与科技文明的发展之路，应体认圣人之廓然大公的“天人合一”的姿态与境界，灭人之私欲，弘天地生发大德，仁民爱物。

儒家思想的价值精选篇11

关键词：儒家；德育思想；道德教育；现代价值

近几年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国学热，这种现象所折射出来的是中国文化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一块瑰宝，一朵奇葩，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上始终散发着灿烂的光芒。

儒家文化的焦点主要聚集在其道德教育上，在儒家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道德教育占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体现了儒家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儒家的德育思想十分丰富、系统，尤其是孔子在这方面的诸多贡献，对此进行深入的挖掘有助于我们的统治者古为今用，为更好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参考价值。

第一，儒家德育思想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提出了立志有恒，并把追求修养目标的超越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使其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孔子不断地激励他的弟子要立志、言志，在他的激励下许多弟子都早早树立了自己的志向，比如冉求有志于使民富足。这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意义重大，它向我们强调了做人要注重树立自己的人格理想，德育教育的中心就是教会人们怎样做人，这就要求我们要树立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现今，大学生中有一部分人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放逐理想、鄙视崇高的思潮，这是现代德育教育应重视的问题。高尚的理想可以激发一个人的上进心和创造力，可以启迪一个人做应该做的事情，不去做一些无意义的事。坚定的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是奋斗的动力，是前进的坐标。没有信念就没有精神，一个人的信念决定一个人怎样活着，有什么样的信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信念混乱必然带来认识上的糊涂，以致迷失方向，步入歧途。所以，在德育教育中儒家的超越性教育有重要的意义。理想信念教育不是空话大话，它解决的是人生的终极意义问题。在有限的人生中，怎样获得一种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的境界，这确实事关重大。

第二，儒家思想教导我们要“爱人”，正所谓“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德育思想中“仁”的核心，儒家所提倡的“仁”的思想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问，也是做人的最高准则。人都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所以人一定是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因此，当我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时特别需要这种“爱人”的精神。

一个人自爱就会有自尊心、羞耻心、责任心和自信心。这样就会懂规则，有教养，才能被社会接纳。当我们在和他人相处时，要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推己及人，互相体谅和理解，这样才能很好的与人相处；当我们在处理与社会的关系时要有一颗宽恕之心。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各行各业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是在竞争基础上合作，在合作基础上竞争，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在竞争与合作中我们更需要有一颗宽恕之心，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如一位企业家感言：“小赢靠智，大赢靠德。”如果一个人的个人修养很高，那他自己一定会感到身心和谐，如果他有一颗宽恕之心，那么他和他人相处便会使整个群体和谐，如果人人都有这种“爱人”的精神，那么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便不再是一个难题，而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建立起来的社会。

第三，儒家德育思想要求我们要不断地克己内省，“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这些儒家言论正是对此要求的最好诠释。儒家要求人们要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经常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克欲制情，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从而达到“安仁”、“执礼”的目的。这个在现代社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人们只有对日常行为不断的反省才能够不断地发现自己存在的不足然后予以改进，最后才能不断地进步，走向更高的境界。

近期新闻媒体一直报道的好几起幼儿园凶杀案，我们可以从案件本身发现一共同的原因，即所有的作案者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病态心理，他们对整个社会充满仇视，对生活近乎绝望。或许他们在社会确实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又或者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不可逾越的困难，但是他们都没有认真的审视自己，审视自己的内心。或许一些问题真的是社会所导致的，但我们要明白社会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诉诸于自己的内心，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经常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断地改正错误，最终求得内心的一种平衡，获得感情上的慰藉。无论什么事情都有其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一定不要采取极端的做法，那样就害人又害己。

第四，儒家认为单纯依靠刑罚和行政手段来治理社会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使国家得到治理，社会得以安定，根本途径是通过道德教育。因此孔子提倡“德治”，主张以德治国。孔子还认为要对百姓民众“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实行“德治”，这样既能使百姓“有耻”，具有道德自律和道德自觉，又能使百姓“且格”，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地遵礼守法，诚心从善，也就是通过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达到国泰民安的政治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道德教育对于维护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也是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很多一直掩盖的社会矛盾在这个时候都显露出来，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的，给正常安定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政府除了采用刑罚这个强有力的手段之外，还需要借助于道德教育，或许道德教育在消除这些的源头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道德教育有助于培养人民的道德自觉，提高其道德水平，让人们学会自觉地约束自己不符合道德的行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少的发生频率，从而实现很好的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目前我国正在大力进行道德建设，要想使道德建设卓有成效，就必须从儒家德育思想中汲取其精华，加以吸收改造并指导道德建设的实践，这样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是历史的产物，但同时也是经历了历史呈现给中华民族的思想成果。它作为中国文化之“根”的主体，已经根植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当中。因此，如何处理时展与这个“根”的关系，成为不同时代道德建设的一个共同课题。在今天道德教育的实践中，合理地汲取其资源，保证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它的“承接性”，无疑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要遵循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同时，还应发现和汲取其道德教育思想的合理成分，从他们的教育方法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儒家德育思想的内涵十分的丰富，它这种以家庭为基础，以社会“礼”为准则的道德环境氛围，对人们的道德养成起到了无形的教育和引导作用，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儒家的道德信念。而且儒家德育思想中有很多的内容在今天看来仍不会过时，有些反而在今天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这些都对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儒家思想的价值精选篇12

【关键词】儒家 法学思想 当代价值

儒家法思想的法理学意义

儒家法思想中的仁、义及其现代法理学意义。有国外学者认为，“在中国所有的道德哲学家中，孔子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孔子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超越人的自私心理，提倡对于他人应有“仁爱”精神的思想，不论在中国的法律思想史上，还有在整个世界法律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

最能表达“仁”的含义是“爱人”，“爱人”是孔子处理人事关系的基本原则，但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孔子的“仁者爱人”虽然有“泛爱众”“博施”的因素，“但不是平等地爱一切人，其带有深刻的宗法等级制烙印，从而使孔子的‘仁’表现出明显的宗法性、等级性、强制性”。但其当代意义也是显著的，仅从法理学角度，我们可以将“仁”的思想进一步推及至罪犯，重新思考罪犯的一些权利，对罪犯应当实行人道主义。

儒家的“见利思义”思想，即倡导人们在见到有利可图的事情时，首先要想到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凡符合道义的利益可以考虑，但不符合道义的利益要自觉舍弃。君子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应把履行道德义务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如果“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应以“义”为上。

春秋决狱、德育及其现代法理学意义。一方面，春秋决狱与道德法律化。在立法上，儒家主张把道德法律化，这是儒家法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荀子即强调礼为“法之枢要”，又讲“非礼无法”，这是说不合儒家道德原则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可见荀子认为“礼”在“法”之上，“礼”的道德观念是“法”的灵魂和宗旨。到了汉代，董仲舒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直接主张“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是指在遇到义关伦常而现行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虽有明文规定但却有碍伦常时，便用儒家经典《春秋》所载有关事例和其中体现的道德原则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另一方面，德育乃和谐社会之本。孔子十分重视道德在整个社会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把道德生活看成是高于政治、法律、教育、艺术、宗教等其他一切活动的因素，主张用道德统治其他活动。将德育思想直接引入现代立法与司法工作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新修订的《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简直就是直接将中国的传统美德写入法律的。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德育传统，把道德的思想暗含入现代法律，有利于法律的普及和公民的接受。毕竟道德已经扎根于群众达数千年之久，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借助德育之功，行普法之实，是一个明智之举。

中庸与公平、正义、和谐。自古以来，法律追求公平、正义，这与儒家法思想中提倡的“中庸”、“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孔子以“中庸”为“至德”：“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不过它也具有法学意义，其早已被纳入到古代法律思想中。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中罚”、“刑中”都是讲的公正中直、不枉不纵、无罪无罚的意思。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之后，“中庸”对古代刑事立法、司法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渐渐地，“中庸”成为是儒家论法和法律的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这极大地提高了“中庸”在儒家法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以至影响到今天。在今天的立法中，在法理学研究上，到处可见“中庸”的指导思想，甚至有必要有意识将“中庸”的思想纳入法理学研究中，在立法司法中进行指导。

“中庸”的另一个基本含义是“和”。《论语》的“和为贵”，“过犹不及”等等论述都阐发了中庸的这一含义。中庸之道包含“权”和“时”两个范畴，“权”是通权达变，讲不违背原则的灵活性；“时”是审时度势，依据原则变通处置。“时”，《中庸》称“时中”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权”、“时”既要求有坚定的原则立场，又要求有预测，把握时势的尖锐洞察力和应变能力。

儒家法思想对部门法的现代意义

慎刑：儒家法思想对刑法的意义。儒家法的思想在经历了中华法系灭亡以后，又奇迹般地在现代法理学界复苏过来。在刑法学界，儒家法的“慎刑”思想得到极大的体现，有不少学者并为此找到理论根据，充分论证刑法的道德化，呼吁在刑法立法中应该贯彻“慎刑”的思想，其表现形式主要由“去刑罚化”和“废除死刑”为代表。

在研究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文献中，有一派是主张法律与道德是交叉融合的。在刑法学界正兴起一种“融合论”的学说，该学说强调刑法与道德之间的融合性，刑法具有道德内涵和基础，刑法也具有道德性，“刑法的目的就在于强调推行伦理观点即唤醒道德主义”，并且其道德性可以证明刑法的正当性，还可以排除乱用刑法。这一理论的根源正是西方的自然法学派思想和中国的儒家法思想。

该潮流中的极端例子是“废除死刑”的呼吁。不过恐怕慎刑如儒家者，也不会赞同废除死刑的，有学者说：“废除死刑是必然，但在今天的中国为时尚早。”笔者也认为儒家的慎刑是刑法道德化、轻刑法化的思想来源，但绝对不是废除死刑的思想来源，废除死刑恐怕还是国外发达国家发明的舶来物。

儒商：儒家法思想对民商经济法的意义。中国自古就有“儒商”的说法，这是古代儒家思想对人们经济活动及立法上的实际影响的一种反映。在今天，也应该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扬儒商的精神。同时，为了保证市场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和谐，应当在民商经济法中贯彻儒家法的思想。

市场经济的“谋利”需要儒家的道义。人所共知，走向市场，其直接的动机就是“谋利”，这也就是说，人们经商都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运作，到市场上去谋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无可非议。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谋利益又不能不受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的约束。这就要求市场经营者正确处理道德与金钱的关系，在经营中不能赚黑钱，不图不义之财。儒家思想要求人们见到财时，要用道德作为衡量标尺，符合道义的财利来取，不符合道义的不取。这一道德思想，对于人们正确处理义与利或道德与金钱的关系有指导的意义。

市场经济需要“以人为本”。在市场经营中，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在工厂生产中，要努力地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真正符合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在经营中，应当本着自己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销售低劣的商品，不卖冒牌货，更不能推销有毒的食品。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才能不断推进这一经济制度的顺利发展。

无讼：儒家法思想对诉讼程序法的意义。儒家法思想中的“无讼”思想至今影响深远。它对于现代民间调节的影响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它是当今民间调节的思想来源和形成的历史基础之一。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听诉，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诉乎！”孔子一贯倡导“息讼”、“贱讼”，这一思想影响了几千年的古代法律思想，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现代西方国家提倡庭外和解、辩诉交易等与之有类似性，这种实践操作模式的形成如一位国外学者所分析：“法官的功能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成本来提供最高质量的正义。”我国提倡的调节、和解等也与之相关。总而言之，现代诉讼法中追求的节省诉讼成本的思想与儒家法的“无讼”有着某种关联性和一致性。

我国古代实现了“法律的儒家化”（瞿同祖语），因此也具备了民间调节、和解的基础。影片《真水无香》提倡的宋鱼水精神也在体现这里，还有解放区的马锡武审判方式。《真水无香》后来成为全国公演、全体法官学习的影片，可见调节在我国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因此受到赞扬和鼓励。一些法院甚至对于案件进行量化规定，要求调节的案子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

此外，国外兴起和提倡的恢复性司法与“无讼”也有若干关联。所谓恢复性司法，是指在调解人帮助下，受害人和罪犯及酌情包括受犯罪影响的任何其他个人或社会成员，共同积极参与解决由犯罪造成的问题的程序的总称，恢复性司法程序是排除了审判权主体参与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它不同于传统的司法程序的概念，它是一种民间性和准司法性的程序。恢复性司法程序通常包括调解、调和、会商和共同确定责任等。

小结

在儒家思想复兴的今天，儒家法思想应该受到重视，并且应该让儒家法思想在现代法学界获得一定程度上的重生，如同西方自然法学派在现代的一度复生。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儒家法的思想传统，而且儒家思想在中国法制史上产生深远影响，有学者称为“法律儒家化”，笔者深为赞同。儒家法思想还应该在现代法学界得到新的解释、学习、运用，并继续影响作用于现代法学，为现代人的生活服务，为构建现代法制社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儒家法思想还可以与国外的一些法律思潮相结合，让儒家法思想在世界法学发展历程中发挥作用。希望在今后立法、司法中，应适当输入儒家法思想，为建立和谐法制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儒家思想的价值精选篇13

（1）《易传》的成书年代不晚于孔子说。持此观点者以郭沂为代表。郭沂在《〈易传〉成书与性质若干观点平议》2一文中利用排除法对《易传》作于战国后的几种观点进行否定后，得出了“《易传》的时代不可能晚于孔子”的结论。（2）春秋末期说。此说为传统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易传》为司马迁所作。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3汉班固也说：“文王……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4王充也认为：“孔子作《彖》、《象》、《系辞》。”5班固、王充所持观点乃据司马迁而来，自古及今持此观点者大有人在，其行文方式也大致雷同，成为中国古代最流行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但据研究者研究成果显示，《易传》中记载叙述的一些内容显然晚于孔子时代，传经者只是为了论证作为儒家经典的《易传》的权威性而把其著作权归之于孔子而已。从司马迁的话语中，并不能得出《易传》为孔子所作的结论，而事实是，现存最早明确说孔子作《易传》的文献不是司马迁等人，而是纬书《周易乾凿度》：“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读，五十究《易》作《十翼》。”由于该书为伪书，故其所言并不可据信。后人多不注意该书的存在，故把司马迁模棱两可的话当作了孔子作《易传》的依据。（3）《易传》非孔子所作。在宋以前，没有人怀疑《易传》为孔子所作。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宋欧阳修。欧阳修认为，《易传》的思想内容颇有相抵牾之处，“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易》字当系笔误），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6。假如《易传》真为孔子所作，那么其思想应前后一以贯之，不应有言外之辞。故欧阳修得出结论说，《系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7但欧阳修还是做了保留，认为《彖》、《象》为孔子所作。到了清代，崔述在总结前人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对孔子作《易传》之说进行了全盘否定，指出不仅《系辞》而下非孔子所作，《象》、《彖》等也非孔子所作，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观点。他的理由是：“孟子之于《春秋》也，尝屡言之，而无一言及于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不遗余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8当代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也持相同看法。9（4）战国初期与战国中期说。刘大钧先生通过深入的研究和详密的考证，将《易传》各篇文字与老庄、思孟的传世著作相比勘，认定“《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写成”；“《易大传》之《彖》《象》《文言》为思孟学派所整理、润色，《系辞》中亦有思孟学的内容”，10把《易传》的成书时间限定在了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5）战国中期与战国晚期说。持此观点者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张先生曾批评将《易传》成书限定在秦汉之间的说法是“疑古过勇”，经过缜密论证，张先生指出“《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著作”。11（6）秦汉时期说。此说以李镜池先生为代表。据李镜池先生在《易传探源》一文中指出，《易传》七种十篇皆成书于秦以后，“《彖》《象》二《传》大概作于秦汉间，《系辞》、《文言》则作于史迁之后、昭宣之前。"李先生用大量论据论证了自己的观点。12

（1）认为《易传》与思孟学派有关，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这一观点认为，《易传》非一人一时之作，其各篇章之间亦有先后早晚之分，但从《易传》内容的思想倾向看，《易传》的创作年代在思孟学派的形成和兴盛时期，其为思孟时期的作品则是可以肯定的。（2）认为《易传》与荀学有关，成书时间在荀子之后甚或更晚。如郭沫若先生说：“两者（指《荀子·大略》和《彖下传》）之相类似是很明显的。……《易传》显明地是把荀子的话更展开了。它把他的见解由君臣父子的人伦问题扩展到了天地万物的宇宙观上去了”，“《系辞传》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也明明受了荀子的影响，从思想系统上可以见到它们的关系。”13李泽厚先生也说：“《易传》讲了许多人类历史和宇宙事物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从整体上说，它更近于荀而不近于孟”，14“（《易传》的思想）就总体实质言，……与荀子无神论思想接近。《易传》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与荀子神道设想的思想便完全一致。”15（3）《易传》属于道家学派的作品。陈鼓应先生通过对马王堆出土帛书《黄帝四经》、帛书《系辞》与易传的比较研究，通过老庄思想与易传的比较研究，通过稷下道家、黄老学派与易传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易传》属于道家学派作品的观点，打破了千百年来学术界形成的传统看法。16

以上所列《易传》成书时代、学派归属等问题自唐宋以来至今已经争论了一千多年，尽管20世纪以来已经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易经》、《易传》，学者们通过比较研究，否定了一些传统的观点，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可以说，在更新更多更有价值的史料文献发现之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还将长期进行下去。笔者在此只是依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得出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易传》各个篇章的写作年代有早有晚当无争议，其基本部分约成书于战国中后期或秦汉之际，也就是说，其中，《系辞》、《说卦》的基本内容约形成于战国中后期，而《彖》、《象》、《文言》、《序卦》、《杂卦》等可能是秦汉之际或汉初的作品，是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观，在大量吸收和借鉴道家思想及阴阳家思想的基础上，把它们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纳入儒家思想的体系中去，以建构儒家形而上本体思想体系为目的的儒家思想学说，从而达到为儒家思想寻求一种形而上的本体论依据。

《易传》吸收和借鉴了道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观点，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在更高的层次上建构了儒家的天道观17和人道观。

自殷商以来，对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到战国末期，经过荀子对天所做的自然性回归，思想家们已经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如何寻求天道之规律以更好地为人类自身服务这一轨道上来。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最早提出了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8“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9“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0老子构建了中国早期的宇宙生成图式。《易传》在借鉴老子自然哲学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宇宙生成理论，初步揭示了宇宙万物何以生成的根据。《易传》关于宇宙生成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彖传》、《系辞传》、《序卦传》诸篇中。“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21“天地之大德曰生”，22“天地絪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23“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24《易传》所说的“万物”是“天地交感”的结果，“天”或“天地”是《易传》的最高范畴，万物乃天地交感之结果，否定了神创造万物、主宰万物的观点。除此之外，《易传》还提出了一个与天并列的太极概念来阐释宇宙万物的生化过程，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25这种宇宙衍生模式与老子对宇宙衍生的态度在运思取向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太极这时成为产生万物的总根源，并且提出阴阳的互动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体现。反映出这一思想注重以自然本身的面目来探讨天地之道，从而得出天地万物的生长变化都是自然界自身运动发展的结果，为后来《易传》之人道观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形而上依据。

儒家思想的价值精选篇14

[关键词]儒家管理思想　三纲八条目　现代价值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影响和指导了几千年，在社会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对此，孔子及其以后的儒家大师均作过深刻的阐述。尤其体现在被后世誉为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道德作用及其与治国平天下关系的“德治主义”大成的《大学》之中，而《大学》又集中体现在“三纲八条目”上。“三纲八条目”所阐述的儒家管理以德治为目标，通过“修身(身修)和“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治)两条途径具体实施的。

首先是“修身”。“修身”被儒家看作是进行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没有“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就无从谈起。这里主要是指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修养。此外，结合“三纲”和孔孟等儒家大师这方面的有关论述，“修身”实际上包含三层意思：其一，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其二，强调教化的重要性。其三，强调统治者个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其次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修身”所要达到的目的。《大学》视家为国之根本，认为家庭道德是国家治安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根本。它明确规定：“教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事使众也”。

第三是“贵和”与“中庸”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贵和”原则是人在实施“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仁爱”原则涉及处理家庭、家族、社会和国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应遵循的又一重要原则。儒家对此非常重视。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理不如人和”。中国人历来以中庸为美德，为人处事讲究不偏不倚，赞赏性格内向、城府深，反对旗帜鲜明，态度明朗，言辞锋利。“中庸”思维又称中和、中行、中道，也就是均衡，这种“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渗透到政治文化之中，就成为人们评价管理和参与管理的一项重要标准。

二、儒家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国，其影响范围十分广泛，以中国为发源地，以日本为直射点，以东亚为辐射面。

首先，儒家管理思想对日本经营管理方式的影响。日本虽然与中国一衣带水，属于不同的国家，但同处儒家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是通过官方和民间渠道而传入。日本圣德太子当政时所制定的《十六条宪法》，就明确把儒家伦理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发展到明治维新。在“二战”以后，日本在经济腾飞中更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的经营管理思想，无论是直接用儒家的条款来表达，还是用其他的形式来反映，都不同程度地蕴函着儒家文化的管理思想。

其次，儒家管理思想对新加坡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新加坡由一个亚州落后的国家一举变成经济发达的国家，从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分析，主要与坚持了儒家价值观取向的企业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新加坡的企业文化注重“培养家庭价值核心观”。

第三，儒家管理对中国经营管理方式的影响。中国作为儒家文化之发源地，儒家文化对经营管理影响的程序和范围，是日本、东亚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以全面质量管理为例，它是我国曾经实行的一种管理方法则把市场调查、开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联系起来，对产品的数量、质量、成本、交货期、后期服务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的系统管理。它是系统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合理运用，促进了企业的生存发展。它与儒家文化的整体观有着惊人的类似，虽然前者远比后者精致的多，但二者有相似的出发点，都是从对象的整体性出发着眼于大系统的协调运行。由于受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国经营管理思想出现了一种新的观念即管理的协和观。这种协和观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均衡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一致”。

三、正确认识儒家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儒家管理思想极其对经营管理的现代价值，是理论界探讨“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怎样待儒家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第一，辩证地看待儒家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思想对经营管理的现代价值，体现在日本、东亚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上。但是，对企业管理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儒家宣传的“重商轻农”思想，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重道轻器”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言义不言利”思想不利于调动广大企业职工的内在驱动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