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精选(十四篇)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精选篇1

【关键词】 城市化 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发展

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国内很多区域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同时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具体体现。在改革进程中，历史原因一直以来牵绊着经济的发展，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矛盾一直存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是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进而实现城乡良性互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解决我国各个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矛盾，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最为理想的选择是走城市化道路。同时，城市化的加快也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有利条件。

一、区域经济发展现状与城市化本质

1、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20世纪50年代，区域经济学为适应国际与各国内部地域分工深化的要求应时而生。它是针对当时国家之间、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的情况，从国民经济学中产生并逐渐壮大的一门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生产资源在一定空间（区域）优化配置和组合，以获得最大产出。虽然，生产资源是有限的，但有限的资源可以在区域内进行优化组合，并获得尽可能的产出。根据我国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区域经济学理论观点，可总结以下几点区域发展存在的现象。

（1）区域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在区域上不仅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而且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分化现象，各个区域发展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由分化现象导致了区域市场的分割，阻碍了全国整体市场的形成。

（2）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区域经济的差异是区域之间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变化的综合反映，也是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引起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导致一些突出问题解决起来极其棘手。

（3）城市化进程艰难前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为发展的主题，而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主线，城市化是结构变化的其中一个方面。由于诸如结构调整方式不合理等因素，城市化进程并不能平稳前行，时常遭受各方面的阻碍。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差异也给城市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2、城市化的本质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的实现，同时也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城市化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化首先表现为大批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同时，城市化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是高消费群体聚集所在。城市化使得大批低收入居民群体转变为高收入居民群体，因此城市化过程又是一个市场不断扩张、对投资者吸引力不断增强的过程。

城市化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使得原来从事传统低效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向从事现代高效的第二、第三产业，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转换。城市化是一个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农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农村和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二、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互动前行

作为区域经济学理论之一的“城市圈域经济理论”认为，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圈域经济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主流。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核心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城市化进程，以求区域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空间经济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主要向城市集中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城市对经济的集聚功能和扩散效应这两者在既定区域的发展平衡体现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内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和农村工业化的力量的主要动力是推动区域经济集聚和城市化。区域经济的集聚水平与扩散功能之间相对平衡发展的阶段轨迹特征由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良好互动直接决定。中国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制度是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那么，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在这种创新机制作用下，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前行。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表现为二者的相辅相成，即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城市化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可以通过人口、资源、资金等要素产生集聚效应，它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加速经济增长并同时促进区域和城市的快速经济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工业化仍然是城市化主要的直接动力。特别是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促使人口、劳动和资源等要素集聚，带来规模集聚经济效应，促使农村向城市扩散并发生转移，这是工业化带来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直接原因。地方政府为了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运用经济迅速增长所带来的财富，推动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由此促成城市化与经济之间就形成不断循环的互动推进。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循环、互动推进，为地方政府在更大的区域经济范围上争取到更大的竞争优势提供了支撑。区域经济学理论观点认为，不同区域所处的城市化进程阶段不尽相同，其促进城市经济等各方面发展的也不一样。然而，区域内和区域外经济的发展需要协同力量，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产业发展主体的不同甚至可能背道而驰极易导致区域发展失衡。城市化的加快可以解决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这些难题。

三、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

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城市化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诸多实践表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节奏并不完全同步，区域发展不平衡随之产生。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是促进成熟进程的最主要动力。为了缩小或者消除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城市化进程阻碍，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于经济发展同样会有一定的冲击。故此，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不容忽视。基于此，笔者提出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的相关建议。

1、发挥地方政府职能，制定适宜政策

城市化进程虽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但这一过程不能脱离社会主体的能动性而存在。各个区域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都要相适应的的政策。一项政策的制定并不都是既适宜经济发展又益于城市化进程的。此时，地方应当发挥其职能，根据区域总体利益进行调控，改进或者重新制定相关政策，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与城市化进程不相协调的问题和矛盾。

2、最大化区域内资源优势，提供前进动力

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区域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另外，其他诸多因素的协同作用导致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给城市化进程带来了阻碍。由于不可调和的因素的存在，一些区域没有吸收外部资源的能力，只能依靠本区域内资源发展。故此，区域应当努力促使区域内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才能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保障。

3、协调区域内外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功能上独立的，经济上一致的城市区域是城市化进程中区域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区域城市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依靠工业数量扩张带动城市化已经无法满足发展的需求，只有完善城市体系和增强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创造良好的发展大环境，进而才能保证城市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协调区域内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发展变的尤为重要。

4、坚持科学合理的理念，充分提供前瞻功能

运用科学合理的理念，协调新城区、建成区、老城区及经济开发区的发展，以及城区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各方面工作，提高城市化进程覆盖率和科学性，逐步完善城市化进程体系，促进城市化建设与管理的有序发展。研究科学合理的城市定位，从城市资源、环境、人口等多方面分析和研究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对策，提高城市化规划的科学性。

四、结束语

一个国家和区域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以经济的发展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才能使整体发展有条不紊。由于区域内或者区域间资源禀赋不尽相同，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之一。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城市化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工业化的进程，进而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了缩小了区域贫富差距，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城市化程度的提升引起了区域市场的趋同，这推动了我国统一经济市场的建立。故此，努力实现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在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的大环境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要求，同时，城市化进程也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本观念融合、渗透到城市化进程之中，才能使城市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人的需要达到和谐。

【参考文献】

[1] 王志凯：都市化战略下的城市转型与经济空间拓展[J].城市发展研究，2009（10）.

[2] 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 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4] 杨云彦：区域经济的结构与变迁[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精选篇2

关键词：重庆市；一圈两翼；经济区划；城市体系；区域协调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3-0154-05

一、引言：对重庆市区域发展空间结构相关研究的回顾

关于重庆市内区域发展空间结构的研究大多是重庆直辖以后开始的。初期的研究大多以“点-轴”发展理论为基础来对重庆全市的区域空间发展模式进行设想，较有代表性的如黄志亮(2001)提出的“X二”模式[1]等。

而后，随着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重庆市十五计划《构建三大经济区重点专题规划》(以下简称《三大经济区规划》)中把重庆全市划分为“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三大经济区，这是按照板块来对重庆全市进行经济区划分的一次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功。

尹虹潘(2003)较早提出了重庆“大都市经济圈”的概念，他认为未来“在重庆市内，有西部的‘大都市经济圈'、东北部的‘渝东北经济区'和东南部的‘渝东南经济区'新的三大经济区，一大两小，相互协调”，其中“大都市经济圈”的范围为《三大经济区规划》中“都市发达经济圈”9区、“渝西经济走廊”12区县市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涪陵和长寿两区，共计23区县市[2]；尹虹潘(2004a)[3]重申了尹虹潘(2003)的观点；尹虹潘(2004b)也指出重庆市以渝中区为中心存在由内而外三个层次的区域，“半小时圈”、“一小时圈”和“八小时区”，其中“一小时圈”的东部边界就在万盛区-南川市-涪陵区-长寿区一线[4]。

重庆市发改委规划处课题组(2004)提出了重庆市域内“点-圈-线”型生产力布局的基本思路，其中虽然侧重于对要素流向及通道的关注，但也明确提出了“‘主城一点'、‘环城一圈'，逐步实现‘点'和‘圈'的融合，形成‘重庆大都市圈'”的思路[5]；重庆市发改委规划处课题组(2005)又进行了以重庆为核心建设大都市区城市群的研究，提出“重庆大都市区”的概念，其范围也是包括长寿和涪陵以西的23个区县市[6]。

廖元和(2006)也做了重庆“大都市圈”发展战略的研究，但他所指的“大都市圈”是指的重庆主城9区的范围[7]。

《重庆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争取用10-15年时间，围绕主城特大城市，在大约一小时通勤半径范围内，逐步构建以主城特大城市为核心，若干大中小城市为支撑的重庆大都市区”。而后，在2006年底的全市经济工作会正式提出了“重庆一小时经济圈”的概念，全市整体为“一圈两翼”的格局。

那么重庆市 “一圈两翼”的空间发展模式进行发展是否合理呢?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二、对重庆市40个区县的简单聚类分析

重庆市下辖40个区县(自治县)，我们将每个区县(自治县)作为一个基本单元，选取40个基本单元2004年的主要经济指标(包括现价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区县级财政预算内收入、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进行聚类分析。数据标准化采用了标准差标准化法，即

本文使用了SPSS11.0软件来对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经过对多种聚类分析方法的对比，我们最终采用了层次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的最远距离聚类法(Furthest Neighbor)，相似性测度则采用平方欧氏距离(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和重庆市内各区县的具体情况，我们倾向于把40个区县分成5个类别(其中第5类又可以分为Ⅰ和Ⅱ两个子类)。聚类分析得到的树状图以及重庆全市40个区县的分类情况如图1所示。应该说，这个结果能够比较好地反映重庆市内各地区的发展现状。类别区县样本数1渝中区12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渝北区53大渡口区、双桥区、黔江区34北碚区、巴南区、璧山县、江津市、合川市、永川市、万州区、涪陵区、万寿区95Ⅰ万盛区、綦江县、潼南县、铜梁县、大足县、荣昌县、南川市、梁平县、垫江县9Ⅱ城口县、右都县、武隆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彭水县1322

图1：重庆市40个区县的聚类分析结果(2004年)

类别1～4以及类别5的子类Ⅰ都主要分布在重庆市的西部地区；而重庆市东北部和东南部大多数区县都属于类别5的子类Ⅱ，其他类别只有零星分布。

三、对重庆市内城市体系的分析

分析重庆市内的城市体系情况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县级以上的各城市的规模。本文采用城市人口数量来体现城市规模，这里所说的城市人口不是辖区意义上或户籍意义上的，而是经济意义上的，具体来说：地级以上城市(城区)的城市人口是指城市建成区的常住人口(不包括下辖乡镇的城镇人口)；县级城市的城市人口是指县或者县级市城关镇建成区的常住人口。这样的口径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重庆市内的城市体系现状；但是按照这样的口径，是没有现成统计数据可用的，因此只能根据经验和重庆市内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来进行估算。

首先，用各区县的辖区常住人口数乘以辖区城镇化率(这两个指标可以从《重庆统计年鉴-2005》获得[8])，得到40个区县的辖区城镇人口数。

然后，综合考虑上文聚类分析中对各区县的类别划分以及各区县的特点和历史沿革等因素，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估算40个区县的城市人口：

方法一：在重庆直辖前作为地级市以上城市(不包括未设为地级市的“地区”)的城区而存在的区(建成区内的区，郊区不在此列)，按以下公式估算

式中，U表示城市人口数量(仅为城区常住人口，不包括下辖乡镇的城镇人口)，u表示辖区总的城镇人口(包括城区和下辖乡镇的城镇人口)，λ为一个比率。

按照这种方法进行估算的区包括重庆主城老6区(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万州区、涪陵区；此外，双桥区由于设区时辖区范围划定的特殊性，也采用这种方法来估算。上述9个区λ的取值分别为：1.0、0.9、0.9、0.9、0.9、0.9、0.7、0.7、0.9。λ取值小于1的区是因为在这些区的辖区内，虽然大部分城镇人口都居住在地级以上城市的建成区内，但也还有少部分居住在建成区以外的小城镇。鉴于这个原因，我们根据经验，给重庆直辖前作为万县市和涪陵市城区的万州、涪陵两区λ取值为0.7，重庆主城老6区以及双桥区λ取值为0.9。

根据估算结果，重庆市内城市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有7个，分别是：重庆主城(9区)454.74万人、万州46.91万人、江津33.99万人、涪陵33.44万人、合川30.46万人、永川25.57万人、开县21.77万人。可以看出，重庆市内中等以上城市(20万人以上)主要分布在西部(占了7个之中的5个)，东北部仅有两个中等城市，而东南部尚没有超过10万人的城市。此外，重庆主城的首位度偏高，为9.7，全部32个县级以上城市不符合齐普夫的城市位序-规模规律(Zipf’s Law)[9]，这表明重庆主城不仅仅是重庆市内的中心城市，而应该是更大区域内的中心城市，我们猜想，如果把贵州省和川北、川东的主要城市都纳入分析的话就可以降低重庆主城的首位度，或许也会符合齐普夫的城市位序-规模分布规律，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详细分析。

我们尝试把重庆主城去掉之后，将余下的31个县级以上城市按人口规模排序，然后做出一条乘幂趋势线进行拟合，却发现基本符合Zipf维数为0.8225的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即

其中r是城市的位序，Pr是城市位序为r的城市人口规模的理论值，81.205是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理论值。从图2可以看出，31个城市中首位城市和次位城市的实际城市人口规模小于理论值，但后面各城市的人口规模都与理论值非常接近。图2：重庆市31个县级以上城市(不包括重庆主城)的位序-规模情况图(2004年)

四、重庆市“一圈两翼”模式的合理性分析

而重庆市东北部和东南部大多数区县都属于类别5的子类Ⅱ，其他类别只有零星分布(万州区属于类别4，黔江区属于类别3，垫江县和梁平县属于类别5的子类Ⅰ)，那么原则上应该把这两个地区划入同一个经济区。但考虑到经济联系紧密、通达顺畅的因素，或许按照地理位置把东北部和东南部各划为一个经济区更为合理。

综上所述，重庆市“一圈两翼”的区域空间划分总体是合理的。这三个板块的经济中心也是很明确的，经济区的中心理应是该区域内的主要城市或城市群，根据上文中我们对重庆市内县级以上城市的规模估算结果容易看出：一小时经济圈当然是以重庆主城为中心的，江津、涪陵、合川、永川是该区域内规模排位第2～5的4个城市，并且4个城市又恰好分别位于重庆主城的东西南北四方，因此可以考虑作为副中心(较大的卫星城)来建设；万州、开县、云阳是渝东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几个城市，并且三者相互邻近、又位于该地区的地理中心位置，可以考虑由三者共同组成的城市群来作为本地区的经济中心；渝东南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偏低，黔江区在其中略有优势，可以作为经济中心，但其经济实力有限，因此武隆、秀山等基础相对好一点的城市也应当发挥一定的带动作用。

五、小结与促进重庆市内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本文对重庆市40个区县进行了聚类分析，将各区县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又根据经验和市内各区县实际情况对全市县级以上的城市规模(人口规模)进行了估算；然后根据区县聚类以及城市体系的分析，认为重庆市“一圈两翼”空间发展模式总体是合理的。

但“一圈两翼”模式本质上是基于非均衡发展思路的产物，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区域协调的问题，因此本文也提出一些促进重庆市内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遵循区域经济规律，坚持非均衡发展道路。以一小时经济圈作为全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突破区域，确立全市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一小时经济圈的思路(但要注意解决好生产生活的用水问题，这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一小时经济圈的加速发展，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增强全市的总体经济实力、提升重庆作为特大中心城市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同时，适度扶持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主要对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支持，不能平均用力。

第二，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两条途径：一是引导并帮助落后区县(特别是生产生活条件较为艰苦的地区)的居民向一小时经济圈各区县、渝东北和渝东南的经济中心地区进行有序转移；二是随着全市总体经济实力和政府财力的增强，逐步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投入力度。

第三，从我们在上文估算出的全市县级以上城市的规模可以看出，重庆主城的首位度非常高(接近10)，与次位城市经济体量的落差过大，不利于重庆主城对下级城市的辐射带动。但根据我们对剔除重庆主城以外的31个城市的位序-规模分析，符合齐普夫规律，是基本合理的，因此除了加大力度扶持市内的一些城市做大规模之外，更应该与贵阳、南充、遂宁、广安、达州、泸州、遵义等周边城市形成联动，弥补市内城市体系断层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四，解决好产业与就业的“空间失配”(也称“空间不匹配”)问题[10]。现在布局于重庆主城区内的部分第二产业会因为主城区“退二进三”产业结构升级而逐渐迁出到一小时经济圈的14区县甚至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这就会引起劳动力居住区与产业分布区之间的“空间失配”。一是主城区内现有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如果所在企业外迁，那么他们的居住地是否随之外迁，外迁的相关费用又如何解决?二是主城区内还居住着不少原来就业于第二产业的失业人员，第二产业的大量外迁，使得他们居住的地区和能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地区发生空间上的分离，这势必会增加他们重新获得就业机会的搜寻成本和难度。

参考文献：

[1]黄志亮.重庆经济发展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2]尹虹潘.重庆市城乡建设与经济发展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3-5.

[3]尹虹潘.重庆市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发展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2-14.

[4]尹虹潘.关于重庆市未来区域发展空间结构的思考[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4(2)：47-49.

[5]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处课题组.重庆市域“点-圈-线”型生产力布局的基本思路[J].重庆经济，2004，(4)：11-13， 15

[6]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处课题组.以重庆为核心建设大都市区城市群研究[J].重庆经济，2005(11)：20-24.

[7]廖元和.重庆大都市圈发展战略[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6，(2)：1-3， 103.

[8]重庆市统计局.重庆统计年鉴-2005[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9]Zipf， G K.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M].New York： Addisionweley Press，1949.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精选篇3

关键词:城市规划;区域经济发展;“短寿建筑”;公众参与;相互影响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9-0113-02

引言

据国家统计局的新中国六十年系列报告之十公布的数据: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7.3%提高到2008年的45.6%,这表明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使得城市不断扩张和更新,在大量的城市建设实践过程中凸显出了诸多的问题,经济发展与城市规划、城市建筑相互之间的脱节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多处“年纪轻轻”的高楼被拆除,规划控制与单体建筑难以在质量上产生直接的对应关系,导致城市缺乏地方特色,缺乏高效合理的城市机能,这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短寿建筑”的现象

1.近年来出现的“短寿建筑”

2006年11月8日,坐落在卢浦大桥浦东段东侧的宝钢集团浦钢公司十六层办公大楼被爆破。浦钢大楼始建于1987年,是当时浦东地区第一高楼。

2007年1月6日,旅游名城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二十二层、67米高,设计寿命为一百年,有西子湖畔第一高楼之称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在仅仅走过它生命历程13年的时候,被爆破拆除。

2007年1月7日,曾经被作为海滨城市青岛标志性建筑之一的二十四层大楼铁道大厦,在爆破声中轰然倒下。

2009年11月30日,建于1996年,是一栋高八层,总面积为12000平方米的单体建筑北海富丽华大酒店副楼实行了爆破拆除,这是北海有史以来爆破的最大的单体建筑。

2009年12月15日,广西最高单体建筑柳江路2号二十二层公寓为广西最高单体建筑将进行爆破。

全国各地相继有多座“年纪轻轻”的第一高楼被拆除,几乎每次都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还不富裕,人均占有资源在全世界很低,经济建设必须坚持走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道路。即使是发达国家,有哪一个把造好没多久的建筑砸了?这种不断地拆楼盖楼的做法违背了科学发展观,严重损害人民利益。“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话令人深思。

2.造成“短寿建筑”的分析

将高楼的短寿解释为政府规划部门目光的短视和节约意识的匮乏固然没有错,城市建设要量力而行,有钱搞城市建设当然好,但要符合当地的经济能力。目前,大多数20世纪80年代初期建设的住房已面临着大量拆除的阶段,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GDP已连续多年地保持着10%左右的高增长速度,但国民财富的增加却远远地低于GDP增长速度的原因,我们在做大量的重复工作“建设―拆除―再建设”的过程,虽有GDP增长,却没有存量增长的原因。

资源的短缺是许多国家都在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问题,而建筑的重建拆除和建设,无疑是对资源的最大浪费,与中国建设节约型、可持续发展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许多国家在认真做长远规划,严把质量关,以确保建筑物长寿。比如在英国,不仅建筑质量受到高度重视,规划、设计也经过详细论证,其建筑平均寿命高达132年,居世界首位。中国目前的住宅建筑平均寿命仅为30年。相比之下,我们的建筑的平均寿命过短。

鉴于建筑的浪费愈演愈烈的现象,建议有关部门应该通过立法,对这一现象进行严格的限制和规范。一方面,当某一建筑物要被拆除的时候,政府必须举出详细的理由,以证明建筑物的拆除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然后再经过权威机构的论证和公开的听证程序,审核政府举出的理由是否属实和充分。另一方面,也要制定出严厉的惩戒条款,对违规肆意拆除建筑物的行为进行问责,让相关行政部门的人员为违规拆除行为付出高价成本。

二、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有规划专家认为,造成短寿建筑问题的根本在于城市规划的改变。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诱惑下,城市规划服从所谓的经济“大局”,缺乏科学性、前瞻性和持续性,存在着“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现象,领导一换,规划重来。拆还是建,往往只在于由潮流引领的价值取向,甚至在某些领导的一念之间。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建筑的拆除和建设,可以推动GDP的增长,同时,土地出让也能获取巨额收入。

城市规划是一门预测性的科学,它是根据城市需求制定的城市发展思路。因为其具有明显的预测性,所以并不能保证最终规划的结果十分准确到位,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于受到城市发展的大环境制约。在当前社会,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城市需求不断增长,在发展过程中也导致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冲突与矛盾。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2004年在《中国城市规划中的若干国情问题》一文中指出,当较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开始后,很多城市仓促规划,往往没有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而且常常因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变更而变更,没有用地方法律规范城市长远规划,规划的严肃性和长期性不够,使规划存在许多缺憾。一座建筑物的缺憾容易弥补,实在不可弥补,拆掉重建也能做到。

三、城市规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影响

1.区域经济发展为城市规划奠定坚实基础。同一区域的城市由于在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物流,交通,人才和科研等领域有着许多共同特点并相互依赖,所以区域经济的发展对该区域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是整个城市规划的龙头,起着先导、主导和引导作用。完善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关系到区域发展布局、产业发展布局、城乡发展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布局、资源有效开发和利用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布局。

2.城市规划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核心和动力源泉。城市规划建设作为一个扩大投资,推动消费,促进发展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活动。通过城市建设,可以带动房地业、建筑业、商业等十几个相关产业的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区域产业经济的影响上。城市规划可以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和布局,引导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在城市的空间结构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经济功能布局,使城市的经济环境更加适应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需要,确定城市建设的开发方针,统筹安排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选址和投资环境的选择,发挥城市整体投资利益,实现城市规模经济效益。二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城市规划通过设计新的城市空间模式,对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城市功能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城市规划在经济结构的空间深化调整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三是土地配置与价格。作为城市规划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城市土地使用规划可以根据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城市的未来发展目标为准则,科学地设计城市空间布局,合理地配置城市用地结构,有效地调控城市土地价格,提高土地集约化水平,保证区域经济在符合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得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四是就业问题。城市规划可以通过宏观地调控手段来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城市规划是政府行为,是一定区域政府引导和协调区域城市合理发展和布局规划,要考虑到城市发展的连续性,使区域经济发展和布局规划将更为准确。

四、如何利用两者的紧密关系促进区域经济与城市规划的协调发展

1.正确处理城市规划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城市规划科学合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搞好城市空间战略规划,就会促使人人节约城市建设的成本,提高城市的综合功能;否则,就会影响城市的功能发挥,降低城市建设的档次和品位,进而影响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交流联系,干扰区域经济的正常发展。

2.正确处理经营与管理的关系,坚持以城市经营带动城市管理。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规划管理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应该充分发挥城市规划管理的功能,简而言之,城市规划管理就是城市建设过程的协调者和组织者。一个城市建设的好坏与城市规划设计水平的高低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城市规划设计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在政府财力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要想加快城市规划和建设发展,必须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创新机制,走市场化之路,实现城市自我积累,自我增值的良性发展。

3.正确处理城市间合作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是城市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有句名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观,是我们区别、认识不同文化最直接的途径。

4.正确处理城市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和谐社会。公众参与就是在社会分层、公众需求多样化、利益集团介入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协调对策,它强调公众(市民)对城市规划管理过程的参与,实现城市空间的合理分配,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参与,是城市市民以帮助、评判等多种方式参与编制城市规划的任何一个过程,城市市民参与具有层次性,其最基本的层次是对规划的活动的舆论作用,最高级的层次为市民亲自参加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全过程,即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城市人民规划、人民建设和人民管理。

结语

城市规划是指对城市的空间和实体发展进行的预先考虑。其对象偏重于城市的物质形态部分,涉及城市中产业的区域布局、建筑物的区域布局、道路及运输设施的设置、城市工程的安排等。而区域经济是以不同的地域单元为基础,依照社会劳动的地域分工原则,在充分发挥本区域优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区域特色的地域性经济。区域经济是城市规划建设的基础,城市规划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条件,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使中国的城市乃至国家建设朝着有序、稳妥地方向不断的推进。

参考文献:

[1]白雪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

[2]陈锋.转型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转型[J].城市规划,2004,(28):9-20.

[3]陈为邦.城市规划应成为重要的公共政策[N].中国经济导报,2005-01-14.

[4]石楠.什么是城市规划[J].城市规划,2005,(11):24-25.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精选篇4

【论文摘要】在新时期城乡一体化建设大潮的推动下，城管执法工作的开拓性、创新性更显得尤为重要。城市的规模多大，城管执法的范围就有多大。城管工作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形象，通过对市容市貌的执法管理，为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为经济提供一个和谐的发展空间，直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新时期城乡一体化建设大潮的推动下，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城管工作，思路有新的突破，观念有新的改变，作风有新的表现，能力有新的提高。通过创建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形象，直接或间接地服务和服从于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1]

一、城市形象管理的重要性

（一）城乡一体化建设决定了城管的重要性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城市化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在区域中，城市的中心地位和主导性，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维护城市形象的城管工作，对于做好城市管理意义重大。

（二）城市的发展壮大决定了城管的重要性

城市的特点是人口密集，企业集中。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包括大量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居民的生活、学习、休息和娱乐活动，以及衣食住行，所有这些如果任其无序发展，那么城市马路再宽也要拥挤，城市建筑再好，也要被垃圾污染。城市三分建、七分管，维护城市发展和人们生活正常有序，就需要城管保证这一切有序进行，这就决定了城管工作的意义非常重大。

二、城市管理工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城市的发展要用国际化的标准来衡量，国力的竞争就是国家中心城市经济的竞争。环境是资本、是品牌、是生产力，优化城市管理体制和模式，充分发挥城市管理的作用，推动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良好的城市环境，就会吸引人、吸引资金。人流物流的增加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维护城市形象的城市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优美的城市环境，配套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吸引外来投资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是新时期我国城市管理的“主力军”，通过行政执法改善城区环境、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文明城市创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障碍物清理、维护本市形象、促进本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城管工作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栽下梧桐引来金凤凰，投资环境吸引企业来落户，增加居民的就业机会，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城管应该是构筑这个平台的得力人选。[2]

（一）提高使命感，促进经济发展

城市管理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一个大的范畴，我们都羡慕新加坡的城市文明，这个文明是靠严厉的执法得来的。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体现。”把城市管理同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品味、推动经济建设、促进区域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一个城市的建设，会投入巨额资金，这是社会上纳税人的血汗钱，维护好城市的建设，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贡献，是城管工作的历史使命，充分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以管好城市为己任，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

（二）规范执法，保护经济发展

城市管理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规划建设水平密切相关，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也只是城市管理的一个方面。确定正确的执法理念，为城市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城管工作是以“服务中心、服务大局、服务当地、服务群众”为工作目标，改变人们心目中城管“抢称、掀摊、追贩子、没收罚款”的不良形象，通过沟通讲解。让百姓理解并支持城管工作。切实为改善城市环境、维护市容秩序，打造一流投资环境。做到依法执法、规范执法、科学执法，数字化城管，以服务与人民和社会的心态做好城管工作，是保护区域经济发展的必须。[3]

（三）人性化执法，推动经济发展

2008年1月7日湖北天门市城管执法人员耍威风打死路人，触犯刑律被逮捕；2008年4月23日，南京市城管执法人员群殴市民事件；2009年3月11日，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城管执法局，滥用暴力，致使当事人受伤，引起市民众怒；这样的报道频频，与城管没有实现人性化执法有很大关系。执法必然涉及到处罚，处罚势必会带来抵触。怎样实行人性化执法，从而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呢？城管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以人为本、关心人、尊重人，强化公民法律意识，提高执法质量和效果。我们龙港镇作为全国第一座农民城正处在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的起步阶段，市容环卫设施相对滞后，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与人口素质和文明卫生习惯养成相对滞后的矛盾，给城管执法工作带来困难和挑战。人性化执法的深化和完善，是执法技巧、管理模式、服务方式等发生变化的外在体现。城管工作难点的违章建筑、占道经营、城市三乱、街巷卫生、渣土抛洒等。通过规范的人性化的城管执法，推动本市经济的发展。

结语

维护城市形象，促进经济发展，杜绝被各种“禁止、不准”束缚，该干的事没干好，该取缔的项目没有取缔的不作为；处理棘手问题和驾驭现场局势的能力弱，不按程序执法、导致矛盾激化的现象时有发生的乱作为，是目前我们城管执法的工作重点。

参考文献：

[1]张凤英.试论兰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系统运行体制改革[j].甘肃农业,2010(12).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精选篇5

关键词：中国城市区域；发展格局；改进策略

中图分类号：F10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2

区域的自然条件、人文社会和经济基础是影响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主要因素。根据对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对应的改进策略，来保证城市区域经济稳定、快速地发展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要素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经济发展高度成熟的标志，其本质上是某一区域内人类经济活动和聚集的中心。城市是区域内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中心城市、城镇体系和所在的整个区域构成了“城市区域”，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地域单元。以大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一体化的城市区域称之为“城市圈”，若干个“城市圈”组成“城市带”或“都市密集区”。

1.城市区域自然条件

城市的建立离不开人口，城市区域经济的发展更离不开人口的支持，同世界各地一样，我国的人口也多集中在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良好的区域，俯视全国，我国人口在国土空间上的分布存在较大的不均衡性。以大兴安岭-横断山脉为界，将全国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半部分高原、荒漠广布，人口稀疏，城市较少；东半部分平原、丘陵众多，农牧业发达，人口密集。

研究表明，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与自然条件存在着强烈的相关性，除此之外，各自然因素中的海拔高度、地貌、土地资源、植被还直接影响GDP。因此自然条件越好的区域，农业、工业发展程度越好，越适合人类的生产生活，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越快。

2.区域人文社会条件

研究表明，制约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文社会条件主要是人力资本、人均收入、资本形成、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制度因素等几个方面。对比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可以发现，在决定经济发展的各种主要人文社会条件上沿海地区的优势都遥遥领先于内陆地区，而且这种优势差距没有缩小的迹象。在影响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人文社会条件中，科学技术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其它人文社会条件发挥作用程度的大小、产生效益的高低，都与与科技创新有直接的关系，科技创新影响并制约其它动力功能的实现。同时也必须意识到，科技创新并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单一要素，它必须与其它人文社会条件相互作用才能产生推进经济发展的合力，发挥出各人文社会条件的最大功效。

3.城市区域产业基础

我国地大物博，各区域的优势基础产业也不相同，东南沿海地区在绝大多数工业行业上都具有优势，其中化纤制造业所占全国份额超过70%，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份额超过65%，纺织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办公机械制造业的份额超过60%，造纸业的份额也超过50%，其他产业所占份额多在40%-50%之间。

内陆地区的行业优势主要集中在煤炭开采业，但是其份额还没有达到40%，其他较沿海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有：食品加工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等。因此，地区的产业技术优势、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环境，也是划分城市经济区域的重要依据。

二、我国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分布

目前，我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人口正沿着乡村-小城镇-小城市-大中城市-大都市的路径逐步发展，在全国将形成若干大的区域经济带、城市群和城市圈。

根据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可将我国东部的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分成三大经济区域，以及组成这三大经济区域的次一级的九个经济区域，即：1.以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为核心的南方经济区域（其大部分相当于“泛珠三角”经济区，也可以称之为“泛珠江”经济区），次一级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闽台经济区与北部湾经济区；2.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为核心的长江（流域）经济区域，次一级为长三角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华中经济区）及长江上游经济区（主体为“成渝经济区”）；3.以环渤海经济区为核心的我国北方经济区域，次一级为大环渤海经济区（包括京津冀经济区、辽东半岛经济区、胶东半岛经济区、中原经济区等）、东北经济区（以哈大齐和长吉为核心）与西北经济区（以西安、兰州为核心）。这三大经济区域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运行过程也有一定差异，已形成各自不同的经济结构。

三、我国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改革策略

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呈现，沿海地区优于内陆地区，南方地区优于北方地区的特点，所以针对不同区域的发展形势需要不同的改革策略。

1.南方区域经济

根据南方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环境，应继续着力于以下几点：

（1）注重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源开发、重视教育、发展科技。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的升级转型。

（2）加强区内及区际经济联系，增强经济核心区的辐射能力。进一步推进泛珠三角经济技术合作，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的。

（3）推进产业结构与技术升级，大力发展电子计算机、生物制药、海洋工程、宇航工业、信息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4）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加快中国与东盟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努力成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和火车头。

2.长江区域经济

该区域今后应在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发展外向型经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吸引外来投资等方面进一步着力强化。同时，加快区域内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推进城市化，发展第三产业。用现代技术装备加工业，及时转换加工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3.北方区域经济

相比南方区域经济的发展，北方经济发展主要受制于，市场体系不健全，人民商品经济意识观念薄弱等问题。针对北方经济面临的实际问题，应加快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包括劳务市场、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生产资料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增强人民市场意识和商品经济观念，鼓励投资创业，加快资本积累。同时加大同俄罗斯等远东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的联系，积极引进先进的工业技术，增强本地区经济发展实力。

四、结语

总之，在我国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仍是首要问题，针对各城市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量身定制适合的改革策略，利用南方经济区域的地理优势、长江经济区域的资源优势、北方经济区域的政治文化优势，进行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做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园园.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及其机制研究[J].东北师范学，2015，（12）：23-24.

[2]年猛，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变化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2）：89-96.

[3]张学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新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J].科学发展，

2012（7）：64-78.

[4]姚鹏，孙久文，鞠晓颖.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回顾、现状与展望[J].区域经济评论，2015（5）：147-152.

[5]李汝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演变研究[J].东北师范大学，2015（12）：1-4.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精选篇6

关键词：极化效应；回程效应；诸侯经济；福利差别；行政区划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5-0005-05

一、问题的提出：中心城市房价上涨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

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的房价上涨过快主要是来自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重庆等。虽然2011年3月底各地先后公布了2011年房地产调控目标，但是实际效果有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6月份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价格下降的只有3个，绝大部分城市房价仍在上涨。

根源何在？当前，有关房价上涨过快的研究文献多如牛毛，本文不再一一回顾与评述。我们主要是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导致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产业与人口分布极不均衡的视角，探究大城市房价上涨的根源。

按照一般国际经验，现代化初期的进程也是城市化进程，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是一个必然趋势。由于极化效应，中心城市劳动效率更高，收入增长更快是吸引人们的根本因素，也是导致住房需求强劲的内在推动力。但在我国，中心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还不止于此。其背后还有区域经济非协调发展的制度性原因。其一是在现行体制下，各省（市）地方政府为了实现GDP高增长的目标，形成了相互竞争、各自为战的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为“诸侯经济”。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不惜与周边省份争夺资源，导致产业雷同、人口持续膨胀。政府过度干预使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相反，中心城市的发展更多地引发了回程效应，即资源进一步回归大城市，如京津地区对外地人员的吸引力。其次，区域内福利差异造成人口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市。所谓的福利差异是指由历史、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城乡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在收入、医疗、文化、娱乐、机会、视野、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这无疑进一步导致中心城市人口过快增长，而中小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对产业、人口的吸附力不强，两者相加就造成一个人所共知的普遍现象：人口流动偏向中心城市。而常住人口的持续增加又为中心城市房价的上涨提供了刚性需求。

本文立足于这个简明的表象，首先通过实证确认中心城市人口增加与房价增长的同步关系。其次，分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诱导下的中心城市人口持续膨胀的历史、制度和政策性根源，并以京津冀为例加以说明。国际经验表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问题属于宏观经济范畴，无法脱离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推动，因此我们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重新规划行政区域版图，使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相统一，确保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促使资源在区域内大、中、小城市之间合理流动，这才是解决我国高房价的终极出路。

二、中心城市人口增加与房价上升的同步关系

本文通过比较两次①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5个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结构进行分析。数据表明10年间样本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主要由外来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所引起，同时这10年也是中国城市房价高涨的10年，因而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与中心城市的房价增长是同步的。

表1为两次人口普查相关城市的人口数据，从人口的总量来看，2010年11月1日零时我国常住人口13.39亿人，比10年前第五次人口普查12.65亿人多了7 390万人，增长5.84%，年均增长0.57%。同时各地区人口增长的速度并不一致，呈现出大城市人口增长快，农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增长相对较慢的趋势。

从人口的结构来看，大城市外来人口持续增加，成为常住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省来京人员共计704.5万人②，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447.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4.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6%。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陡升至2010年的35.9%。和北京相似，从2000年到2010年间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增长159.08%，平均每年增加55.1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9.99%，与2000年相比，上海市常住人口增量中，有87.5%是外省来沪人员。

过去的事实也验证了上述说法，人口的增加与城市房价具有趋同性。表2中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中心城市房价的数据选自中国指数研究院中房住宅指数，该修正指数是以2000年12月北京市商品房价格为基期值1 000点，各城市在报告期内的平均价格与基期值相比较，从而计算出各城市在报告期内中房住宅指数值，属于定基指数。修正后的中房价格指数是以月度为单位向外公布的，考虑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选取5个部级中心城市基期和报告期12月份的中房指数作为年末数据，用以衡量样本时期的住宅价格。

10年来，伴随着中国一线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房价也随之飙升。表2所列城市2010年底与2000年相比，房价指数平均每年增长9.29%，楼市增长不可谓不猛烈。北京市房价增长最快，年均增长11.61%，增长相对较慢的广州市10年间房价也增长了85.89%，平均每年增长6.40%。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人口与房价虽然增长的速度不同，但具有相同的变化方向。10年里中心城市人口的膨胀伴随着房价的攀升，而人口的波动是与这些年来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密不可分的。作为三大城市群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区域的楼市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其余地区，究其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是一方面，但外来居民住房需求旺盛无疑是推动这些区域房价猛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控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与控制人口向中心城市过度聚集是分不开的，区域内人口的流动受到内在制度性因素的影响。

三、“诸侯经济”形态与中心城市人口的增长

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曾经阐述过一段精辟的思想：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索取经验，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诺斯启示我们，观察一切制度现象都离不开历史维度，而所有变革的前提也都离不开对现行制度弊端的形成的历史性反思。

回溯历史，上个世纪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经济结构与前苏联中央政府一统天下极端模式有很大的区别，六、七十年代我国各省市先后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即所谓“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包括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部分省市都独自建立洗衣机、冰箱、彩电等家庭消费品产业，由于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发展，而后的市场调节机制促使各地只能发挥资源的比较优势，逐步使地方性“大而全”、“小而全”工业体系解体。这无疑是市场经济带来有效的社会分工的结果。

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变革跟不上市场分工深化的要求，导致在新的一轮产业升级阶段，市场机制形成的自动分工机制被地方政府强大的行政力量所扭曲。因为，在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实际上形成了以追求GDP为核心的目标函数，环境污染、人口密度和交通堵塞等影响本地居民福利的问题统统被置于次要性目标。相应地，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必然表现为非合作博弈特征，即相互竞争与排斥的力量大于合作的力量。因为GDP的大小取决于本地的产业的数量和规模，区域合作意味着区域内各省市之间必须进行产业分工和调整，在短期内就可能导致一方GDP受损，另一方GDP增多，因而违背了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这就是“诸侯经济”的根本特征。

对此，王健等人在2004年就指出：“因行政区划分割而形成的行政壁垒对区域经济形成了一种刚性约束，产生了一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行政区经济现象。这是一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

为实现GDP最大化，地方政府人为地设置了诸多行政壁垒，包括采取隐蔽的地方保护主义，限制外地企业产品进入本地，保护和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等措施，特别是在招商引资中竞相降低门槛，大大地削弱了区域内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以往相关的文献对此做过大量的研究。

各自为战的“诸侯经济”导致各省市区产业雷同且相互竞争现象严重，彭代彦、杜德军利用2010年全国最新的普查数据计算出各省市工业结构相似系数，指出：“相似系数在0.7以上的有广西、河南、江西、湖北、辽宁、广东、浙江、湖南，陕西、山东、安徽、四川、福建、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17个省市区，其中后14个省市区在0.8以上，占50%，而天津、上海和江苏甚至高达0.9以上。表明这些省市与全国的平均产业结构高度相似。”

京津冀就是一个典型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相互竞争而不是分工合作，导致产业雷同。张子麟、武建奇（2007）指出“在京津冀地区内，由于合作观念的缺乏、行政边界的阻隔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壁垒和特殊的财政、金融、投资体制等方面的制度障碍，在争取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产业趋同现象，京津两市尤为严重，其占工业产值半数的行业几乎完全相同。”在他们各自的“十二五”规划中，三地都有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医药业、新能源、新材料等。三地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资源得不到整合。如北京和天津都不断扩建航空港，天津与河北竞相扩大出海港口的吞吐能力。在京津冀地区开发区建设布局中，以发展工业为主的开发区遍地开花。天津滨海新区成为部级开发区后，河北唐山也开始计划申报部级开发区。他们为了争夺客源，竞相在土地使用、税费、市场准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降低门槛，结果造成资源的流失和优势的相互抵消，无序竞争使得各类开发区整体规模都不大，开发区中产业分布的指向性和集中性均不明显，各类企业分布在众多的开发区中，而没有形成相关产业集群。

地方政府不仅具有强势诱导和推进本地GDP增长的内在动力，还可以动用手中的强大的行政资源实现这一目标。今天，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变革尚未完成，地方政府始终没有完全进入“守夜人”的角色，而是从过去执行上级经济计划命令的配角转而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角，有人对此称之为地方政府行为“公司化”，即不断追求本地GDP的数量从而为官员本身带来利益最大化。1978年，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改革后，打破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一体化的利益制度模式，特别是1994年出台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得到不断加强。首先是他们掌控着地方自然资源与制度资源的配置权，诸如土地、税收等；其次是地方政府投资市场强劲，不仅可以利用外资和国内信贷发展地方产业，还可以组织大型的控股集团发展地方经济。中心城市也不例外，为了实现GDP增长的需要，他们有意愿强烈地阻碍传统产业向外进行有序的梯度转移。

基于地方产业规模扩大的需要，在京津冀区域内，北京、天津自然要利用自己的先天优势，吸收人才、资金等要素壮大自己，因而产业越做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河北则无力阻碍和约束资源向这两个大都市流动，特别是高端人才随着京津产业同构与竞争不断，必然流向两大都会。以北京为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常住人口中，每3个人中就有1个是外地来京人员。与此同时，2010年北京市完成住房竣工面积还是较高的年份，达到200万平米，但这样的供给又如何能满足每年新增40万人口的需要？房价焉能不涨！

四、福利差异诱导下的中心城市人口的增长

人员流动不仅是随着产业走，也是随着福利走的。从一般意义上说，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必然导致其经济效率、福利水平高于中小城市。我们所说的福利是广义意义上的有形和无形的福利，除了工资收入差别之外，就业机会、医疗和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也必然影响到居民个人效用的总体水平。今天，有关城乡福利差异的研究颇多，但是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异方面的文献几乎为空白。众所周知，今天几乎没人愿意把户口从大城市迁徙到中小城市。还有，全球绝无仅有的另一个事实是，北京户口的地下交易价格已达18万之多，尽管价格不菲，很多人还是趋之若鹜，这些足以说明福利对人员流动的吸引力。根据2011年5月18日《世界经济导报》报道，因户籍制度的差异，城乡收入差距达33万元，而大城市达到50万元以上。

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与我国几十年来实行的“举国体制”下的战略选择息息相关。其一，福利差别起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计划经济。新中国初期出于追赶现代化的历史目标，我们追随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把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核心战略。因而形成优先发展城市的相关思路，即生活资料供应、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财政投资等集中于城市，特别是重工业集中的大城市。迄今为止，“举国体制”造成的公共福利资源分配不均状况尚未得到改善，不仅强化了本地居民对此的依赖，还大大加强了对外地居民的吸引力。

其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大城市依旧受到历史机缘发展的惠顾。1980年至今，由于我国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战略和其后的城市化进程这两项任务，使国家财政进一步向分布在沿海的大都市倾斜。首先是重点发展广州和深圳为龙头的珠三角地区，其后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今天政策又开始向京津为龙头的环渤海地区倾斜。中央对这些城市的发展都投入了大量财力。北京作为首都始终受到特殊的照顾，从2001年开始到北京奥运会结束这7年多时间，中央财政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总投入达到数千亿元③。

其三，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造成中小城市发展缓慢。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权力开始向上移，而地方的事权则向下移。地方承担75%的财政支出而财政收入仅占45%。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导致地方政府发展建设困难重重，特别是各级政府的权力也代表着公共财政分配的权力。政府财力重点向大城市倾斜，大城市、中心城市得到更多公共财政的支持，而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非但很少得到财政支持，甚至还要为大城市的发展间接输送资金。财力往往被上级政府汲取用于发展更具形象意义的中心城市。这种财政资源配套上面的倾斜政策，必然造成大城市畸形发展，而中小城市的广阔空间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和发挥。

古人言：物极必反。今天中心城市房价快速上涨是对其优势惯性的一种反向抑制。这意味着只有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发展中小城市，才可能真正解决大城市人口集中导致高房价的痼疾。

五、问题的解决：建立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相统一的行政格局

实现城市房价回归于合理水平，区域内人口和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经验证明，即使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区域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规划和参与。一是制定相关配套的法案，如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出台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二是建立相关机构，如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建立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委员会”等，而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目前，我国学术界也有人呼吁在高层或地方之间建立京津冀区域合作的协调机制。但核心障碍在于，中国与西方的体制不同，我国地方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取决于省（市）政府的行政首脑而非地方人大。因官员任期有限，所以短期内没人愿意承担因本地产业结构调整带来GDP下降的责任。因此，基于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中的强势地位、特点和作用，在现行体制下不妨根据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通过扩大、重组行政区域，使新的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相统一。以京津冀区域为例，可以建立统一的中央行政大区，即将区域内原有的省（市）之间影响一体化进程的种种利益冲突的矛盾通过内部化的方式加以解决。

这样做一是可以减少地方政府间合作的谈判成本；二是区域内产业可以统一规划，避免产业的重复与恶性竞争；三是资源合理流动的行政障碍会自动取消，确保要素、商品、服务、人口、信息等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四是可以加速本地产业的重组以提高规模经济。

按照国际经验，中心城市应该以发展高端服务业诸如信息、金融、贸易和产业研发等为主，而中小城市则围绕着大城市发展专业制造业。北京可以借鉴新加坡总部经济的发展模式，大力吸引全球、全国各大公司的总部或地区性总部，以此带动产业升级。并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而天津则应该在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高端制造业方面有所作为，河北作为京津腹地则应该是以传统制造业为核心，通过接收京津传统产业成为区域内主要产业的制造业基地。

但还需要四个条件才可能实现上述目标。其一，决策者观念的转变。今天普遍流行的观念是，城市越大，现代化程度就越高。追求城市的大就成了许多执政者的核心理念。其实不然，以德国为例，中小城市占到76%，而一百万人的城市仅有三座。在今天，发展城市的专业特色、文化特色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美国的底特律、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等无不是以专业分工特色而取胜的。

其二，地方政府职能必须转变。这意味着以GDP为考核目标的制度体系必须打破，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新制定考核目标，逐步使地方政府的角色从“经济人”转向“守夜人”，让市场自动发挥要素的配置机制。

其三，财政分配均等化的转变。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逐步实现财政分配均等化，确保中小城市的财政资源不被剥夺。此外，中央政府还应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投入，以补偿这些年的亏欠。只有中小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文化教育水平不断得到改善，才可能接续中心城市产业的有序转移。

其四，大城市发展思路的转变。中心城市必须努力成为创新型城市，才可能自觉加速对传统产业的转移。我们注意到，京津这样的中心城市之所以把持着传统产业不放手，不仅和GDP短期效应相关，也是和他们自身创新能力不足分不开的。因此中心城市的发展应着眼于高端创新才是其根本出路。

只有完成上述变革，各类要素才可能在大、中、小城市之间自由流动与配置，区域经济才可能得到均衡发展。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中、小城市的空间吸附能力，最终形成合理的人口布局，这也是治理我国高房价的长期有效策略之一。

注释：

①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截止时点为2000年11月1日零时，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截止时点为2010年11月1日零时。

②文中人口数据均来自相关城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告，经笔者整理计算而得。

③北京市发改委奥运经济高级顾问黄为2008年3月28日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总投入将达到5 200亿元，其中大部分为中央政府投资。

参考文献：

[1]安虎森，等.新区域经济学[M].北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2]【英】阿姆斯特朗，泰勒.区域经济学与区域政策（第三版）[M].刘乃全，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

[3]欧阳峣，王良健.区域经济学的演变、体系及前沿问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5.

[4]王健，鲍静，刘小康，王佃利.“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4，（3）.

[5]彭代彦，杜德军.从经普看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趋同的影响[J].中国统计，2010，（12）.

[6]张子麟，武建奇.京津冀地区产业协作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方向[J].经济与管理，2007，（2）.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ing of Housing Price in

Central City and Regional Imbalance Development

——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Outlet of Integration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Li Rui， Ji Xiaojiang， Liu Likun

（Hebei Finance University，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rade， Baoding 071051， China）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精选篇7

摘要：近十年来，我国中心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滞后息息相关。一是区域内各自为战的“诸侯经济”形态和以gdp为政绩考核的行政制度双重约束下，中心城市更多地是利用自身优势单向度地吸附区域周边的人力与资本而缺少参与区域合作的动力；二是区域内的“福利差异”导致中心城市拥有诸多优于中小城市的福利待遇吸引外来人员，两者相加引起人口过度集中。因此，只有使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相统一，将区域内原有的省（市）间影响一体化进程的种种利益矛盾通过内部化的方式加以解决，才能实现产业与人口的合理流动，进而发挥中小城市的空间优势，最终减缓中心城市房价过高的问题。

关键词：极化效应；回程效应；诸侯经济；福利差别；行政区划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5-0005-05

一、问题的提出：中心城市房价上涨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

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的房价上涨过快主要是来自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重庆等。虽然2011年3月底各地先后公布了2011年房地产调控目标，但是实际效果有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6月份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价格下降的只有3个，绝大部分城市房价仍在上涨。

根源何在？当前，有关房价上涨过快的研究文献多如牛毛，本文不再一一回顾与评述。我们主要是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导致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产业与人口分布极不均衡的视角，探究大城市房价上涨的根源。

按照一般国际经验，现代化初期的进程也是城市化进程，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是一个必然趋势。由于极化效应，中心城市劳动效率更高，收入增长更快是吸引人们的根本因素，也是导致住房需求强劲的内在推动力。但在我国，中心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还不止于此。其背后还有区域经济非协调发展的制度性原因。其一是在现行体制下，各省（市）地方政府为了实现gdp高增长的目标，形成了相互竞争、各自为战的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为“诸侯经济”。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不惜与周边省份争夺资源，导致产业雷同、人口持续膨胀。政府过度干预使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相反，中心城市的发展更多地引发了回程效应，即资源进一步回归大城市，如京津地区对外地人员的吸引力。其次，区域内福利差异造成人口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市。所谓的福利差异是指由历史、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城乡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在收入、医疗、文化、娱乐、机会、视野、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这无疑进一步导致中心城市人口过快增长，而中小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对产业、人口的吸附力不强，两者相加就造成一个人所共知的普遍现象：人口流动偏向中心城市。而常住人口的持续增加又为中心城市房价的上涨提供了刚性需求。

本文立足于这个简明的表象，首先通过实证确认中心城市人口增加与房价增长的同步关系。其次，分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诱导下的中心城市人口持续膨胀的历史、制度和政策性根源，并以京津冀为例加以说明。国际经验表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问题属于宏观经济范畴，无法脱离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推动，因此我们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重新规划行政区域版图，使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相统一，确保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促使资源在区域内大、中、小城市之间合理流动，这才是解决我国高房价的终极出路。

二、中心城市人口增加与房价上升的同步关系

本文通过比较两次①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5个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结构进行分析。数据表明10年间样本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主要由外来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所引起，同时这10年也是中国城市房价高涨的10年，因而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与中心城市的房价增长是同步的。

表1为两次人口普查相关城市的人口数据，从人口的总量来看，2010年11月1日零时我国常住人口13.39亿人，比10年前第五次人口普查12.65亿人多了7 390万人，增长5.84%，年均增长0.57%。同时各地区人口增长的速度并不一致，呈现出大城市人口增长快，农村和中小城镇人口增长相对较慢的趋势。

从人口的结构来看，大城市外来人口持续增加，成为常住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省来京人员共计704.5万人②，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447.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4.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6%。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陡升至2010年的35.9%。和北京相似，从2000年到2010年间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增长159.08%，平均每年增加55.1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9.99%，与2000年相比，上海市常住人口增量中，有87.5%是外省来沪人员。

过去的事实也验证了上述说法，人口的增加与城市房价具有趋同性。表2中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中心城市房价的数据选自中国指数研究院中房住宅指数，该修正指数是以2000年12月北京市商品房价格为基期值1 000点，各城市在报告期内的平均价格与基期值相比较，从而计算出各城市在报告期内中房住宅指数值，属于定基指数。修正后的中房价格指数是以月度为单位向外公布的，考虑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选取5个部级中心城市基期和报告期12月份的中房指数作为年末数据，用以衡量样本时期的住宅价格。

10年来，伴随着中国一线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房价也随之飙升。表2所列城市2010年底与2000年相比，房价指数平均每年增长9.29%，楼市增长不可谓不猛烈。北京市房价增长最快，年均增长11.61%，增长相对较慢的广州市10年间房价也增长了85.89%，平均每年增长6.40%。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人口与房价虽然增长的速度不同，但具有相同的变化方向。10年里中心城市人口的膨胀伴随着房价的攀升，而人口的波动是与这些年来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密不可分的。作为三大城市群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区域的楼市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其余地区，究其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是一方面，但外来居民住房需求旺盛无疑是推动这些区域房价猛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控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与控制人口向中心城市过度聚集是分不开的，区域内人口的流动受到内在制度性因素的影响。

三、“诸侯经济”形态与中心城市人口的增长

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曾经阐述过一段精辟的思想：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索取经验，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诺斯启示我们，观察一切制度现象都离不开历史维度，而所有变革的前提也都离不开对现行制度弊端的形成的历史性反思。

 

回溯历史，上个世纪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经济结构与前苏联中央政府一统天下极端模式有很大的区别，六、七十年代我国各省市先后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即所谓“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包括在上个世纪80年

代大部分省市都独自建立洗衣机、冰箱、彩电等家庭消费品产业，由于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发展，而后的市场调节机制促使各地只能发挥资源的比较优势，逐步使地方性“大而全”、“小而全”工业体系解体。这无疑是市场经济带来有效的社会分工的结果。

 

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变革跟不上市场分工深化的要求，导致在新的一轮产业升级阶段，市场机制形成的自动分工机制被地方政府强大的行政力量所扭曲。因为，在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实际上形成了以追求gdp为核心的目标函数，环境污染、人口密度和交通堵塞等影响本地居民福利的问题统统被置于次要性目标。相应地，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必然表现为非合作博弈特征，即相互竞争与排斥的力量大于合作的力量。因为gdp的大小取决于本地的产业的数量和规模，区域合作意味着区域内各省市之间必须进行产业分工和调整，在短期内就可能导致一方gdp受损，另一方gdp增多，因而违背了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这就是“诸侯经济”的根本特征。

 

对此，王健等人在2004年就指出：“因行政区划分割而形成的行政壁垒对区域经济形成了一种刚性约束，产生了一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行政区经济现象。这是一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

 

为实现gdp最大化，地方政府人为地设置了诸多行政壁垒，包括采取隐蔽的地方保护主义，限制外地企业产品进入本地，保护和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等措施，特别是在招商引资中竞相降低门槛，大大地削弱了区域内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以往相关的文献对此做过大量的研究。

 

各自为战的“诸侯经济”导致各省市区产业雷同且相互竞争现象严重，彭代彦、杜德军利用2010年全国最新的普查数据计算出各省市工业结构相似系数，指出：“相似系数在0.7以上的有广西、河南、江西、湖北、辽宁、广东、浙江、湖南，陕西、山东、安徽、四川、福建、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17个省市区，其中后14个省市区在0.8以上，占50%，而天津、上海和江苏甚至高达0.9以上。表明这些省市与全国的平均产业结构高度相似。”

 

京津冀就是一个典型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相互竞争而不是分工合作，导致产业雷同。张子麟、武建奇（2007）指出“在京津冀地区内，由于合作观念的缺乏、行政边界的阻隔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壁垒和特殊的财政、金融、投资体制等方面的制度障碍，在争取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产业趋同现象，京津两市尤为严重，其占工业产值半数的行业几乎完全相同。”在他们各自的“十二五”规划中，三地都有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医药业、新能源、新材料等。三地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资源得不到整合。如北京和天津都不断扩建航空港，天津与河北竞相扩大出海港口的吞吐能力。在京津冀地区开发区建设布局中，以发展工业为主的开发区遍地开花。天津滨海新区成为部级开发区后，河北唐山也开始计划申报部级开发区。他们为了争夺客源，竞相在土地使用、税费、市场准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降低门槛，结果造成资源的流失和优势的相互抵消，无序竞争使得各类开发区整体规模都不大，开发区中产业分布的指向性和集中性均不明显，各类企业分布在众多的开发区中，而没有形成相关产业集群。

 

地方政府不仅具有强势诱导和推进本地gdp增长的内在动力，还可以动用手中的强大的行政资源实现这一目标。今天，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变革尚未完成，地方政府始终没有完全进入“守夜人”的角色，而是从过去执行上级经济计划命令的配角转而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角，有人对此称之为地方政府行为“公司化”，即不断追求本地gdp的数量从而为官员本身带来利益最大化。1978年，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改革后，打破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一体化的利益制度模式，特别是1994年出台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得到不断加强。首先是他们掌控着地方自然资源与制度资源的配置权，诸如土地、税收等；其次是地方政府投资市场强劲，不仅可以利用外资和国内信贷发展地方产业，还可以组织大型的控股集团发展地方经济。中心城市也不例外，为了实现gdp增长的需要，他们有意愿强烈地阻碍传统产业向外进行有序的梯度转移。

 

基于地方产业规模扩大的需要，在京津冀区域内，北京、天津自然要利用自己的先天优势，吸收人才、资金等要素壮大自己，因而产业越做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河北则无力阻碍和约束资源向这两个大都市流动，特别是高端人才随着京津产业同构与竞争不断，必然流向两大都会。以北京为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常住人口中，每3个人中就有1个是外地来京人员。与此同时，2010年北京市完成住房竣工面积还是较高的年份，达到200万平米，但这样的供给又如何能满足每年新增40万人口的需要？房价焉能不涨！

 

四、福利差异诱导下的中心城市人口的增长

人员流动不仅是随着产业走，也是随着福利走的。从一般意义上说，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必然导致其经济效率、福利水平高于中小城市。我们所说的福利是广义意义上的有形和无形的福利，除了工资收入差别之外，就业机会、医疗和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也必然影响到居民个人效用的总体水平。今天，有关城乡福利差异的研究颇多，但是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异方面的文献几乎为空白。众所周知，今天几乎没人愿意把户口从大城市迁徙到中小城市。还有，全球绝无仅有的另一个事实是，北京户口的地下交易价格已达18万之多，尽管价格不菲，很多人还是趋之若鹜，这些足以说明福利对人员流动的吸引力。根据2011年5月18日《世界经济导报》报道，因户籍制度的差异，城乡收入差距达33万元，而大城市达到50万元以上。

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与我国几十年来实行的“举国体制”下的战略选择息息相关。其一，福利差别起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计划经济。新中国初期出于追赶现代化的历史目标，我们追随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把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核心战略。因而形成优先发展城市的相关思路，即生活资料供应、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财政投资等集中于城市，特别是重工业集中的大城市。迄今为止，“举国体制”造成的公共福利资源分配不均状况尚未得到改善，不仅强化了本地居民对此的依赖，还大大加强了对外地居民的吸引力。

 

其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大城市依旧受到历史机缘发展的惠顾。1980年至今，由于我国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战略和其后的城市化进程这两项任务，使国家财政进一步向分布在沿海的大都市倾斜。首先是重点发展广州和深圳为龙头的珠三角地区，其后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今天政策又开始向京津为龙头的环渤海地区倾斜。中央对这些城市的发展都投入了大量财力。北京作为首都始终受到特殊的照顾，从2001年开始到北京奥运会结束这7年多时间，中央财政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总投入达到数千亿元③。

 

其三，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造成中小城市发展缓慢。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权力开始向上移，而地方的事权则向下移。地方承担75%的财政支出而财政收入仅占45%。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导致地方政府发展建设困难重重，特别是各级政府的

权力也代表着公共财政分配的权力。政府财力重点向大城市倾斜，大城市、中心城市得到更多公共财政的支持，而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非但很少得到财政支持，甚至还要为大城市的发展间接输送资金。财力往往被上级政府汲取用于发展更具形象意义的中心城市。这种财政资源配套上面的倾斜政策，必然造成大城市畸形发展，而中小城市的广阔空间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和发挥。

 

古人言：物极必反。今天中心城市房价快速上涨是对其优势惯性的一种反向抑制。这意味着只有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发展中小城市，才可能真正解决大城市人口集中导致高房价的痼疾。

 

五、问题的解决：建立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相统一的行政格局

实现城市房价回归于合理水平，区域内人口和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经验证明，即使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区域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规划和参与。一是制定相关配套的法案，如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出台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二是建立相关机构，如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建立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委员会”等，而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目前，我国学术界也有人呼吁在高层或地方之间建立京津冀区域合作的协调机制。但核心障碍在于，中国与西方的体制不同，我国地方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取决于省（市）政府的行政首脑而非地方人大。因官员任期有限，所以短期内没人愿意承担因本地产业结构调整带来gdp下降的责任。因此，基于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中的强势地位、特点和作用，在现行体制下不妨根据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通过扩大、重组行政区域，使新的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相统一。以京津冀区域为例，可以建立统一的中央行政大区，即将区域内原有的省（市）之间影响一体化进程的种种利益冲突的矛盾通过内部化的方式加以解决。

 

这样做一是可以减少地方政府间合作的谈判成本；二是区域内产业可以统一规划，避免产业的重复与恶性竞争；三是资源合理流动的行政障碍会自动取消，确保要素、商品、服务、人口、信息等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四是可以加速本地产业的重组以提高规模经济。

 

按照国际经验，中心城市应该以发展高端服务业诸如信息、金融、贸易和产业研发等为主，而中小城市则围绕着大城市发展专业制造业。北京可以借鉴新加坡总部经济的发展模式，大力吸引全球、全国各大公司的总部或地区性总部，以此带动产业升级。并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而天津则应该在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高端制造业方面有所作为，河北作为京津腹地则应该是以传统制造业为核心，通过接收京津传统产业成为区域内主要产业的制造业基地。

 

但还需要四个条件才可能实现上述目标。其一，决策者观念的转变。今天普遍流行的观念是，城市越大，现代化程度就越高。追求城市的大就成了许多执政者的核心理念。其实不然，以德国为例，中小城市占到76%，而一百万人的城市仅有三座。在今天，发展城市的专业特色、文化特色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美国的底特律、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等无不是以专业分工特色而取胜的。

 

其二，地方政府职能必须转变。这意味着以gdp为考核目标的制度体系必须打破，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新制定考核目标，逐步使地方政府的角色从“经济人”转向“守夜人”，让市场自动发挥要素的配置机制。

 

其三，财政分配均等化的转变。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逐步实现财政分配均等化，确保中小城市的财政资源不被剥夺。此外，中央政府还应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投入，以补偿这些年的亏欠。只有中小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文化教育水平不断得到改善，才可能接续中心城市产业的有序转移。

 

其四，大城市发展思路的转变。中心城市必须努力成为创新型城市，才可能自觉加速对传统产业的转移。我们注意到，京津这样的中心城市之所以把持着传统产业不放手，不仅和gdp短期效应相关，也是和他们自身创新能力不足分不开的。因此中心城市的发展应着眼于高端创新才是其根本出路。

 

只有完成上述变革，各类要素才可能在大、中、小城市之间自由流动与配置，区域经济才可能得到均衡发展。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中、小城市的空间吸附能力，最终形成合理的人口布局，这也是治理我国高房价的长期有效策略之一。

 

注释：

①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截止时点为2000年11月1日零时，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截止时点为2010年11月1日零时。

②文中人口数据均来自相关城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告，经笔者整理计算而得。

③北京市发改委奥运经济高级顾问黄为2008年3月28日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总投入将达到5 200亿元，其中大部分为中央政府投资。

 

参考文献：

[1]安虎森，等.新区域经济学[m].北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2]【英】阿姆斯特朗，泰勒.区域经济学与区域政策（第三版）[m].刘乃全，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

[3]欧阳峣，王良健.区域经济学的演变、体系及前沿问题[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5.

[4]王健，鲍静，刘小康，王佃利.“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4，（3）.

[5]彭代彦，杜德军.从经普看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趋同的影响[j].中国统计，2010，（12）.

[6]张子麟，武建奇.京津冀地区产业协作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方向[j].经济与管理，2007，（2）.

责任编辑、校对：张 云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ing of housing price in

central city and regional imbalance development

——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outlet of integration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li rui， ji xiaojiang， liu likun

（hebei finance university，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rade， baoding 07105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en years from 2000 to 2010， fast rise of the price of the house in central cities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lag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under the dual restriction of self-side economy and local gdp assessment system for government performance， central city usually utilize its own superiorities in the attraction to the human and capital in peripheral areas and they lack of motivation in participating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entral cities have more attracting welfare treatment than small urban because of welfare disparity in intra-region， which impel excessive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only by making economic division consistent to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soling interest contradiction among cities in intra-region which may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by the way of internalization that can realize the rational flow of industry and population. by let small cities give full play in the space superiority， that can against population pressure and the problem of high housing price for central cities.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精选篇8

论文摘要：本文以江苏扬州水休闲产业与宁镇扬经济板块为例，从扬州城内水休闲产业的发展对策、宁（南京）镇（江）扬（州）联动发展的优势及缺失性分析、宁镇扬水休闲旅游的开发战略与模式三方面进行思考，旨在探讨城市水休闲产业与区域经济板块联动发展的对策。

旅游产业是从事旅游活动的经济产业，是企业性质的经营行业。旅游业对游客的服务主要集中在吃、住、行、游、购、娱六个方面。在满足游客这些要求的同时，从事诸如饭店、宾馆、商店、车船的旅游行业也获得了盈利。可以认为旅游业的从业人员和收入的增量都是由旅游者的直接消费引起的，为了满足游客的直接消费，旅游直接影响的行业又带动了相当一批其他行业的发展。然而，从旅游产业结构看，旅游直接关联的行业中，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中发展不平衡。从对gdp的贡献度而言，游、购、娱三个方面的贡献度最大，然而这些方面仍然是扬州“水文化”旅游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城区河道沿岸的生态绿化配置、商业旅游型建筑、广场娱乐设备和休闲疗养设施项目极其匮乏，旅游商品缺乏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这些都影响了整个滨水地带旅游活动的综合产出效应。

扬州城内水休闲产业的发展对策

（一）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优势，构建“水文化”休闲格局

积极做好水文化休闲设施及经营场合的系统整合工作，让水休闲营业场所和旅游景点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在扬州城区水域沿岸的商业设施建设上突出旅游休闲功能，招商模式充分考虑游客的其他旅游消费需求，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消费模式。城区游览水域的休闲设施布局除突出质量意识外，还要注重扬州当地的水文化特色。因而，水休闲产业与“水文化”旅游的充分融合既要按照常规的发展模式，搞好城市休闲广场、水文化特色商贸中心、体育健身场馆等文化、保健、娱乐设施的建设和休闲社区的建设规划，更要发挥滨水居民生活设施在旅游产业中的效应。此外，要更好地促进城市“水文化”旅游与水休闲产业间的有机协调，如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放开水文化休闲市场的准入条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投资水文化休闲产业，开发水休闲资源，兴办水文化休闲企业，充分利用扬州人居大环境和民间资本活跃的优势，大力吸引民资进入水休闲领域，扩大休闲产业的对外开放，同时通过引进投资和发挥知名品牌的示范效应，提升扬州休闲产业的档次。

（二）完善水休闲产业体系，延长休闲产业链

集合城区水域的要素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休闲旅游，以拓展旅游领域，增强旅游吸引力，这样也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传统产业优势的发挥。除旅游和餐饮消费外，文化、商务、娱乐休闲等相关旅游享受的需求会大大增加，这也要求旅游接待地适时建设相关场所、完善旅游服务形式。因此，集中力量保护性开发高知名度的景区景点，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增强核心竞争力；开发一批具有扬州地方特色和水文化价值的旅游纪念品和商品，完善一批有地方特色、适应当代人消费观念与潮流的娱乐休闲设施和产品；培养新时代高素质、业务能力强的旅游从业人员，是今后水休闲旅游业发展的重点。此外，旅游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应该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协调发展，扬州城区水域的关联产业间要实现良性互动，除了在数量结构上要协调，更要在层次结构上协调，还要加强旅游景点同旅行社、饭店、餐饮、交通等行业的衔接，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三）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高“水文化”旅游核心竞争力

完善交通站点与水域景点的互通联系工程，规划开设区域旅游专线；在交通枢纽及旅游景区景点协调好停车场所，根据淡旺季变换更替停车场地的规模及费用；设定区域级旅游集散网络自驾旅游租赁服务网络，提倡快捷型联网售票模式；建议加强游客信息服务中心、停车场、道路标识系统、通讯、休闲娱乐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并不断完善水域景区景点的服务设施，比如建立双语指示标志体系等。树立大旅游的产业集群意识，摈弃旅游收入等同于景点门票收入的错误观念；着眼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加强城区滨水地带各种休闲设施的建设，促进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提高居民居住、游客旅游的满意度，增强城区水域在周边乃至全国旅游市场的竞争力，从而形成错位竞争优势，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扬州体验水上休闲旅游。

宁镇扬联动发展的优势及缺失性分析

（一）联动发展优势分析

宁镇扬三市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融合南京“博爱之都”的沧桑、镇江“城市山林”的雄奇、扬州“淮左名郡”的秀雅，宁镇扬具备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优越条件。可在借鉴长江三峡、环太湖、环渤海等地区旅游合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地域限制、突破体制障碍，以长江、运河、大桥为纽带，推动建立三地旅游协调机构，成立宁镇扬旅游行业协会，联合编制区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联手强化合作营销、联手推出主题线路、联手打造旅游交易会、联手共建信息平台、联手推出服务承诺、联手统一旅游交通标识，建立要素配置、旅游信息、旅游交通、市场营销、行业管理一体化，实现区域内的无障碍旅游和无缝隙服务，共同放大宁镇扬名城效应。同时，主动开放扬州对宁镇两地居民的旅游年票，促进宁镇扬三地早日实现旅游年票同城待遇。

（二）联动发展缺失性分析

政府间的合作相对较少；区域内尚未考虑到中长期规划，而且缺少产业的融合性；区域旅游合作缺乏鲜明的整体形象设计，尚未形成板块内旅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旅游资源特色各异，但规划缺乏整体性，开发缺乏合理，不仅产品不够丰富，而且资源旅游特色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品牌形象不够鲜明，旅游产品开发不到位。因此，在未来的宁镇扬经济板块水休闲旅游产业整合中，宁镇扬区域要充分利用空间上的整体性、文化上的同源性和资源上的互补性，尽快利用现有的水文化旅游资源设计出更全面的水休闲旅游产品，创新水休闲旅游产品组合，规划精品旅游路线，营造鲜明城市水文化旅游形象。

宁镇扬水休闲旅游的开发战略与模式

（一）优化宁镇扬区域水环境整治工程

编制与实施区域供水水源保护规划，科学划定和调整饮用水源地保护区，严格控制水源地有机毒物等污染物排放，集中整治威胁饮用水源安全的污染，维护生态平衡，确保城乡饮用水安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共同提升区域河流环境质量，加强区域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坚持厂网并举、管网先行，加快区域规模化、集约型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创新环境保护政策与制度。推进环保协同执法，建立健全保障宁镇扬经济板块生态安全的监管体系；按照建设沿江生态风光带的要求，积极推进宁镇扬三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一体化；通过在区域共同政策实施中采取税收、统计转移、项目投资等形式对可能带来的地方利益损失进行补偿。

（二）合理化开发国内外水文化休闲旅游客源市场

1.针对性的对国内外客源市场进行调研，同时根据国内外客源的差异性心理特征细分客源市场。宁镇扬沿江地区的旅游城市可进行联动开发，对国内外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和三级市场三个层次的入境旅游目标市场进行有针对性地调研，同时明确并选择合理的旅游宣传促销方式和推广相应的旅游产品，在稳定一级客源目标市场的同时，努力开发二级和三级市场，做到“主次性开发”、“前后性到位”和“同步性完善”。

2.丰富旅游产品，最大程度的满足国内外客源市场的多元化心理需求。首先，从整个宁镇扬地区的入境旅游市场来看，观光休闲和会议商务在宁镇扬入境旅游目的中占有主导地位，其中观光型休闲旅游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由此应着重开发其多元化参与性休闲旅游活动。此外，要不断开发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来满足不同客源地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如滩涂观光、宗教文化游、美食旅游、考古旅游、度假旅游、商务旅游、工业旅游等。要根据不同级别市场中客源的心理需求，不断推陈出新，开发能满足国内外不同客源需求的特色水域休闲旅游产品。

3.友好联络国外客源地的旅行商和媒介人士，鼓励全员促销和内部促销以拓宽销售渠道。宁镇扬地区的旅游部门应同国外旅行商及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邀请其做考察旅游并认真做好海外记者和旅行商的接待服务工作，借助媒体和旅行商的力量来开发市场，从而不断拓展宁镇扬地区水休闲旅游产品的销售渠道。此外，开创区域联合促销，并鼓励全员促销和内部促销——旅游相关部门应重视对宁镇扬地区的旅游从业人员和居民进行旅游宣传教育，做好“内部营销”和旅游企业内推销工作，使广大旅游从业人员和当地居民能树立起宣传促销的意识和观念，掌握相应知识和技巧，并形成随时随地进行品牌宣传促销的行为习惯。

4.重视宁镇扬地区对国内外客源的接待工作，完善旅游软硬件设施的建设。宁镇扬地区水休闲旅游要在国内外客源市场中树立形象与品牌，除了积极主动地向外拓展外，另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完善自己的旅游软硬件建设——做好一条线的“流程服务”，要求直接提供旅游服务的单位、设施与以间接方式参与旅游服务过程的单位、设施总体平衡；建立健全宁镇扬地区的规章制度和服务规范标准，提高区域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力求为国外游客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的保证是配套齐全的旅游设施，这要求我们在注重软环境的同时，完善设施以更好地开拓国内外客源市场。

（三）创新开发水文化休闲旅游的战略模式

1.创新“网络”战略模式。完善“交通网络”建设——京杭大运河和长江汽渡沟通着宁镇扬地区，润扬大桥的通车更使两地区间的交通变得更为便利。沪宁高速公路、沪宁铁路、312国道、宁启铁路、宁通高速公路、宁通一级公路等不仅沟通了宁镇和宁扬，而且使宁镇扬三地区融合成了一个整体化的交通网络。此外，南京禄口机场是宁镇扬共同的航空港、常州机场成为镇江与扬州的后备机场、沪宁高速铁路的筹建等更将宁镇扬三市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发展区域旅游创造了极为优越的交通条件。优化“互联网络”建设——首先，完善旅游网站关于“宁镇扬区域水休闲旅游”专栏，提高信息更新速度，开辟区域论坛及俱乐部专栏，用“多语言模式”组织国内外旅游爱好者参与讨论，同时也应设立反馈栏目以让旅游部门直观地了解宁镇扬地区水文化旅游品牌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并进行相应的修补及改进措施；其次，应邀国内外知名旅游网站的合作，制定适当的旅游网站合作推广计划，统筹安排宁镇扬地区水文化旅游的宣传促销信息的传播，“宁镇扬区域水休闲旅游”旅游形象的塑造、网上口碑、网上舆论的控制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全方位提高宁镇扬区域水休闲旅游品牌的全球知名度和享誉度。最后，要吸纳国内外著名区域规划理念，使宁镇扬区域的水休闲旅游规划与整个区域中的城市空间发展、项目建设、行业发展、产业动向等紧密结合，同时规划要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要符合市场动态深度分析宁镇扬沿江区域旅游的走向和增长空间。

2.创新“多元化融资”战略模式。宁镇扬区域水休闲旅游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保障，投资体系应实行多元化进程。首先，树立运营区域的宏观理念，结合市场机制及财政手段盘活存量土地，深化水休闲旅游资源的建设工作；其次，依靠民主决策，引导区域居民通过专题事项讨论来增加投入；再次，通过有效开发区域水休闲旅游资源筹集建设资金，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区域旅游事业建设，包括水域空间资源的有偿开发、堤岸绿化经营权的拍卖、广告经营权的出让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另外，利用诸如南京国际梅花节、镇江金山文化旅游节、扬州“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等节庆活动推广，发挥宁镇扬水文化休闲品牌效应，同时改革区域投融资体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体系，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资本投入到宁镇扬水文化休闲旅游资源开发项目中来；最后，鼓励个人和组织通过海内外良好的商业联系，积极介绍和宣传宁镇扬地区水文化旅游投资的市场机会和前景，区域政府或协会组织对于积极招商引资的人士和组织根据资金到位的比例予以重奖。

3.创新“营销管理”战略模式。区域营销管理中政府始终处于指导地位。现阶段，政府合作仍停留在表面阶段，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工作。比如，涉及不同行政区域的宁镇扬水休闲旅游联合营销，其城市旅游联合营销的模式、组织结构、实现机制等的构建。宁镇扬水文化休闲旅游联合营销政策的制定、联合营销策略的组织与协调等方面都与宁镇扬相关政府推动分不开。政府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势在必行，它也是整个宁镇扬旅游圈发展的前提所在。此外，作为权威的政府机构，宏观的战略眼光必不可少：首先，应从战略的角度认清联合营销的重要性，并能逐步建立宁镇扬地区水文化休闲旅游联合营销机制；其次，以宁镇扬水文化休闲旅游品牌为契机，促进旅游联合营销与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发展并建立相互信任机制，以便今后更广义、更深入的合作；再次，抓住机遇，利用2008奥运、2010世博会加强国际营销，在重要的国外客源市场上树立区域国际形象；最后，应注重宁镇扬地区联合营销人才的培养，加强区域内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

4.创新“区域政府管理”战略模式。通过近年来召开的宁镇扬区域旅游合作年会，宁镇扬地区开始筹谋在政府主导下成立一个专门的区域旅游管理机构，主要承担区域内资源开发整合、景区规划设计、产品市场营销等工作。区域管理机构的组建将会推动宁镇扬城际旅游直通车的开通，同时保证宁镇扬地区旅游景点的年票互惠。此外，宁镇扬区域城市联手进行境内外旅游宣传促销，其中境内主攻武汉、重庆、成都、安徽市场，境外主攻日韩、东盟五国市场，依托省旅游局完善欧美市场等等。宁镇扬区域城市达成共识，将共同强势推进区域旅游市场一体化、资源开发一体化、旅游配套服务一体化和组织架构一体化，实现无障碍旅游和无间隙服务，以此来推动宁镇扬地区水休闲旅游产业的系统规划与发展。

参考文献：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精选篇9

（1武汉城市职业学院财经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2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4）

摘 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高等职业院校的重要职能，也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要求。湖北高职院校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在总结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基础上，着力探索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发展途经。

关键词 ：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8．002

*基金项目：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湖北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4G587）；武汉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项目编号：2013A041）。

作者简介：李慧（1981-），女，武汉城市职业学院财经学院讲师，华中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李萍（1987－），女，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经济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收稿日期：2015－01－20

我国高职院校的基本职能经历了由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到社会服务的过程。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高职院校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形势下，如何发挥高职院校优势，使之充分发挥推动湖北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作用，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1 湖北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

近年来，湖北省高职院校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围绕富强湖北、创新湖北、法治湖北、文明湖北、幸福湖北建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断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和建设力度。

第一，初步建立了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和产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体系。《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2013年度报告》显示，2012－2013学年度，湖北省共有独立设置高职高专院校55所，包括3所公办高等专科学校，41所公办高等职业学校，11所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其中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4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5所，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6所）。湖北省独立设置高职高专院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达到44．83万人。

第二，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湖北省实施职业教育“319工程”，开展职教园区建设，组建各种层次、不同行业的职业教育联盟，建立职业教育技能大赛制度，实施“楚天技能名师”计划，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校企结合、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第三，围绕节能环保、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国率先实施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支持高等职业院校与其对应的行业、企业联合开展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第四，充分发挥湖北高职院校技术优势，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或行业产业提供具体直接的技术创新、咨询、推广和服务。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湖北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明显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湖北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湖北省高职院校在区域经济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级政府、产业界等方面的重视，也做出了许多成绩，但与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相比仍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实际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高职教育设置专业缺乏前瞻性，与社会需求脱节

目前，许多高职院校没有意识到社会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办学理念落后，缺乏市场的前瞻性，在设置专业时考虑市场需求不足，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结构不相适应。被重复设置的“热门专业”，就业情况并不理想，而不少区域经济发展真正需要的专业人才又十分匮乏。以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为例，按“质量、结构、规模、效益”的评价要素来看，学校专业设置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从人才培养质量上，尚不能体现“高”；从结构上看，武汉市重点发展的产业对应的专业还不具规模，如动漫、文化创意；与武汉市千亿产业对应的专业仅有汽车；从总体规模上看已经具备，但存在均衡性问题；从效益上看部分专业的规模效应还未体现，学校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也是湖北省高职院校的共性问题。由“十二五”期间湖北省高技能紧缺人才需求调研报告可知，到2015年，湖北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00万人。与2008年相比，7年之内增加52．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7．5万人。2020年，高技能人才达到25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31％以上。由表1可知，面向第一产业的专业数、专业点数、在校生数较少，第一产业科技人才严重短缺；由表2、表3可知，面向“十二五”期间要大力发展的纺织、食品、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的专业、专业点数及在校生数偏少，面向新材料等产业的专业几乎还是空白。

2．2 教师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

客观来说，高职院校教师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不足，一方面，他们的科技开发能力不如普通本科院校教师，专业技术攻关能力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大多数高职教师，缺乏企业工作经历，其专业业务工作的实践经验相比一般企业从业人员十分匮乏，课堂讲授与企业生产实践不能很好的结合。这些问题既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又使得教师开展的社会服务与企业的要求不对接，服务效果不够理想。

2．3 服务能力建设层次不深入，服务内容和形式有待拓宽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建设层次不深入，服务的内容还比较单一，还只停留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为企业开展员工培训，面向社会开展职业资格培训、认定和考证工作上，缺乏针对企业的生产实际需要的科技研究与开发。

3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探索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是武汉市属高职院校，前身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学校办学条件良好，设施先进，建有校内实训基地120个，校外实训基地166个，馆藏图书121万余册，现代化信息网络覆盖全校。学校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师德高尚的师资队伍，教职工840余人，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学校设有学前教育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与电气自动化学院、汽车技术与服务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财经学院等12个二级学院，招生专业涵盖12个专业大类，制造、文教、土建、财经、电子信息、旅游、艺术设计7个大类为我校重点建设与发展专业大类。在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学校一直注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探索，鼓励和支持广大师生走出校园、服务社会，在服务中形成优势，创建特色校园文化品牌，才能提高学校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从而获得生存的基础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3．1 明确办学理念，树立服务意识

办学理念是学校的灵魂，先进的办学理念对内是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是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高职教育要牢固树立以服务为宗旨的理念，要进一步明确办学方向，调整专业设置，制定培养目标，紧紧跟上产业发展步伐，承担起经济发展中技能型人才保障任务。学校坚持“五个三”的办学理念：“面向现代城市化、城市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三个面向），坚持“城市导向、区域导向、市场导向”（三个导向），瞄准“新兴产业、新兴行业、新兴职业”（三个方向），实施“高技能教育、通识教育、养成教育”（三种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造就“能工巧匠、岗位专家、行业大师”（三种层次人才），实现内涵式发展、跨越式发展与差异化发展。2014年，学校进一步确定了“服务经济结构调整，面向市场紧扣产业设专业；服务职业人才培养，依托行业深挖内涵建专业；服务国计民生工程，政行企校四方合作兴专业”的总体思路。专业结构布局以土建、教育类专业为特色（行业、企业背景），以机械、汽车、电子类专业为骨干（区域经济重点产业），以财经、文创、管理、服务、传媒类专业为重点（生产、生活类服务行业）。

3．2 以“订单培养”等形式为企业提供高技能人才

学校积极探索“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与用人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签订用人订单，通过“工学交替”的方式分别在学校和用人单位进行教学、实训，学生毕业后直接到用人单位就业的培养模式，实现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高度、密切的合作。如汽车技术与服务学院与长安福特公司合作，在校区内建设实训基地，校企双方联合开发课程、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编写教材，共同举办“长安福特订单班”。机械工程与电气自动化学院与世界500强企业“科达集团”合作，校企双方共同开发适合企业需要的教材，开设“新型墙体材料制造生产副厂长”订单班，学生毕业后将成为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订单式培养，该校机电学院焊接专业毕业生月薪超过6 000元，打破了高职毕业生拿不到高薪水的成见；学前教育专业、初等教育类专业的毕业生生均6个岗位，还未毕业就被用人单位一抢而空。汽车类、建工类、机械类等专业近年来就业满意度高，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3．3 精心打造职教集团，积极构建区域校企交流平台

学校与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紧密联系。截至目前，该校已成立和加入了五个职教集团，政、校、企合作全方位展开，与近300个世界500强企业、国家知名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引入行业企业标准合作开发与设计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实训教程、实训手册；聘请企业行业技术人员兼职教学；接纳学生实习、就业。企业因其成熟的文化、先进的技术设备、完善的企业管理、较强的就业岗位储备，成为学校校企合作的可靠战略伙伴。如，该校学前教育学院以武汉学前教育职教集团为依托，通过各级专家评估并获批承担《湖北省学前教育专业技能高考》组考资格。

3．4 发挥各二级学院特色专业比较优势，面向社会服务城市

学校是教育部命名的“师范教育先进学校”，学前教育学院和初等教育学院发挥“师范教育”优势，为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基础教育人才，现武汉市小学、幼儿教育界的名师、骨干教师80％以上都是该校的毕业生，其中不乏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学校汽车学院、机电学院及电信学院承担“市职业技能实训基地”项目，基地主要承担汽车维修工、模具设计师、数控车工、维修电工等7 个工种中高级职业技能实训及鉴定基地工作。职业网球学院、外事外语学院积极服务WTA顶级赛事。赛前，网球学院承接了此次活动600 多名志愿者的培训，全院师生全程参与、成功策划并实施培训方案。电信学院智能楼宇专业师生共同走进“部级城市住宅试点优秀小区”常青花园社区，对社区高标准道路、水电和现代化的电子监控管理系统进行调研，并帮助维修社区监控系统；参与社区信息采集工作，帮助社区工作人员建立信息查询网站系统，实现社区智能化管理；义务为社区开办电脑培训班，为大家讲解计算机及网络基本知识与基本操作，充分发挥技术专长为城市社区提供服务。

3．5 打造“双师型”教学队伍，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为增强教师服务行业、企业、社会能力，学校着力打造“双师型”教学队伍，每年外派120多名教师到企业锻炼，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实践能力。同时邀请行业、企业的“能工巧匠”、“技术能手”走进课堂，并为行业大师成立“服务大师工作站”，请他们定时到实习基地，手把手教学生学习技能。教师实践能力的提高更好地促进了他们自身的社会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的提高，同时也拓展了社会服务领域。

3．6 学校教师主动参与企业各类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项目

学校注重以项目为纽带，积极开展科技开发和技术服务。通过科技开发，既服务了区域经济，也锻炼了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企业服务能力、技术指导能力、项目研发能力。机电学院与武汉交科港口机械工程研究所签订技术服务合同负责张家港保税码头汽车滚装物流系统规划分析项目。建工学院与新八建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合作签订协议，为对方制定武汉网球中心看台测量定位施工方案，所编制的《武汉网球中心看台测量定位质量》QC 成果获得湖北省建设工程一等奖、全国建设工程二等奖。财经学院教师担任上海库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市场调研项目的项目经理。创艺学院教师参与武汉体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WTA 赛事策划、组织管理和平台宣传工作。汽车学院教师参与武汉市泽邦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展了骐铃系列车型车辆及部件的设计开发、售后技术文件（维修手册、零件图册、使用说明书）的编撰。机电学院教师参与焊接技术专业教师、科玛公司人员共同开发“焊接教学训练模拟器”软件。酒店学院教师为多家知名酒店提供技术培训和咨询。学校还承担了工作室项目。如，建筑工程学院的“造价工作室”承接工程造价项目。酒店管理的“中国服务大师（湖北）工作站”为酒店行业提供营销咨询、开业策划、人员培训、技术指导、经营分析、管理顾问、餐饮连锁推广等服务；为专业学生提供职业技能考证、酒店兼职、实践教学等服务。学校一直支持各学院、各专业教师积极依托“产学研”项目服务地方，2014年度，学校有7项“产学研”项目获武汉市教育局立项。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已进入全新的发展时代，追求生源扩张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历史，内涵发展、品牌构建、凸显特色、不断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已成为现代高职院校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现实趋势下，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将进一步增强竞争意识，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服务中寻求发展的新机遇，在服务中提升学校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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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史晓英．高职院校提高服务区域经济建设能力的途径探讨［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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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慧．高职院校服务湖北经济发展的思考［J］．科技创业月刊，2013（11）

5 王霞．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建设的途径与方法［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13）

6 付义朝．湖北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湖北社会科学，2010（6）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精选篇10

根据经济区的同质性和集聚性特征，区域经济可分为同质性经济区和异质性经济区或极化性经济区(陈秀山、张可云，2003)。随后，同质性和极化(集聚)性两种基本方法被许多国家在对经济区进行划分时采用。两相比较而言，以同质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区发展更具有竞争性(孙红玲，2012)，而以集聚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区发展则更需要加强以区域互补和合作为重要内容的区域合作。(一)同质性划分思想同质性划分强调的是区域经济发展内部的一致性和外部的差异性。同质经济区依据区域之间的某一种或某一类经济活动、经济要素、经济问题等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进行划分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国民经济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是采用同质区域方法进行划分的同质区域经济。同质经济区的“匀质”特征具有相对性。例如，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中国国民经济可以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区域);在具体区划实践中，也按照发达程度将经济区域划分为发达经济区域和欠发达经济区域。在中国国民经济的区域经济板块划分中，纵向划分的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被广泛接受，国家分别针对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制定了不同的区域经济政策，并产生良好政策效应，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同质区域的划分方法，在认识经济区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特点时，忽视了经济区域内实际存在的异质性，不能完全反映出区域的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联系性和内聚性。而且划分时往往照顾到省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及地理空间连续性(杨开忠，姜玲，2010)。如果舍弃区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去关注区域内的差异性，那么区域内的经济板块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以我国西部地区为例，从整体上讲这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区域，属于同质区域。但事实上，西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地理条件也是有较大空间差异的，有发展水平较高、集聚程度较强的城市经济板块，也有发展水平较低且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经济板块。因而，对同质经济区的“匀质区域”特征的理解不能绝对化。(二)集聚性划分思想极化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内在经济功能联系的经济区，是由若干互补性强的异质区域构成、在功能上联系紧密的经济集聚区。极化经济区是以在某种区域的共同利益和集团意识基础上所形成的内聚力作用而形成的，由经济中心、经济网络和经济腹地等要素构成(刘本盛，2009)，对这种区域进行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组成极化区各部分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因此，它强调的是区域内事物的相互联系性和内聚力，它所反映的是一种结构(郝寿义，安虎森，1999):极化经济区的区域内各组成部分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即不同行业按其内在的相关性共占同一区位而相邻、相互影响，以至共同发展，具有一种在共同利益或系统基础上形成的内聚力。极化经济区具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空间过程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从空间状态来看，则表现为生产要素流动所形成的经济集聚核心和经济扩散点(聂华林、王成勇，2006)。极化经济区形成的关键机制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主体的自组织行为过程中形成的空间相互作用。综上所述，两种经济区划分思想都具有各自的适用性和合理性，应根据国民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需求来确定。经济区划不是目的，而仅是识别特定经济区域、制定相应的差异化区域政策的必要手段，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发展目标的战略需要而加以调整。

二、中国国民经济的空间结构特征

在生产要素区域流动基础上，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关联日益深化，区际经济联系模式也不断演化，形成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最终表现为经济空间结构的规律性特征。考察我国国民经济空间结构特征，可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中形成的联动模式加以识别，进而为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制定奠定基础。城市经济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空间(李郇，徐现祥，2011)，选择城市经济作为考察基本空间单位，分别从人均GDP、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及区域发展度等4个指标加以分析(如图1－4所示)，国民经济空间结构呈现人口、经济等的空间分布具有相似性与规律性，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呈现出空间组团化趋势。第一，三大极核区域已经形成。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与环渤海城市群已经成长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三个核心“牵引空间”，不仅是经济重心区域，也是要素集聚中心、经济集聚中心与创新中心，是牵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动力核”。第二，核心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已逐渐显现。区域联动发展过程中，距离衰减效应显现，临近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快于距离稍远区域。随着极核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的产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过程形成的产业扩散日益加强，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引领各区域经济板块式演进。这一产业升级过程与区域比较优势变化相协同，从而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林毅夫，2012)。这一过程更多依赖的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关联关系基础之上的。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成为推动空间联系及相互作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经济自组织机制的宏观表现是区际发展的空间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尤其在一国内部，区域的相互作用强度日益增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空间相互作用在空间取向、强度变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规律性。由于区域主体消费者及企业，其空间流动的规模往往受到一定约束条件的限制，如空间距离、转移成本、适应成本、政策引力等等，在其空间取向、转移规模上往往具有一定的空间特征，形成毗邻效应，即空间位置靠近的区域之间更易于成为相互作用的方向，相互作用的强度往往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这就是很多学者由实证研究得出的“距离衰减率”。获取经济相互依赖和增长传递在一经济系统内运行的渠道，最好的方式是研究跨区组织的空间结构(Pred，1976)，如企业跨区域组织生产行为的空间结构等。第三，依托重要交通干线，形成经济扩散通道。通过城市群内部交通网络连通整个城市群，通过城市群间网络连通全国(程前昌，2013)，形成以城市群为发展核心，沿交通干线溢出格局，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有效融合。中国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又一典型特征是城市群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无论是沿海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还是中部的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等，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牵引空间”，在人口、经济集聚力日益提高的同时，其规模效应产生的增长极作用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战略核心作用。城市群经济区是城市经济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形式。城市群中的每一个城市通过生产、流通方面的协作和合作，形成城市经济板块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城市经济一体化运行机制。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城市群经济区的内在经济联系得到增强，尤其是城市群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制度创新不断取得突破，从而不断深化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例如，长三角经济区中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内在经济联系的强化，推动着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就是城市群经济区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形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例证。通过重要的交通干线连接作用，构成城市间、城市群间空间经济联系的要素流通道基础，如横向的新亚欧大陆桥快速交通束(主要由铁路、高速公路构成)、长江快速交通束及纵向的京沪、京广、京九快速交通束等形成的网络化、现代化交通体系，在我国沿海－内陆城市群间形成有力的空间经济联系基础，为增长传递的实现提供了通道，也为空间协调发展的实现提供了支撑。综上所述，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特征已呈现出区域城市化、城市集群化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制定相应区域经济空间管治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

在国民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特征考察基础上，调整区域规划战略思想，破除行政区域经济发展思维的制约，以区域联动发展为纽带，遵循集聚性经济区划思想，重塑中国经济区划，将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为“三大泛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泛珠三角经济区与泛环渤海经济区，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泛经济区是经济区的特殊形式，是具有极核区及其经济腹地区的区域板块。中国国民经济已经或正在形成“泛珠三角”(泛珠江三角洲)、“泛环渤海”和“泛长三角”(泛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等，这些泛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中国区域规划与管治向着更广域化的方向发展(方创琳，2007)。泛经济区极核区与其经济腹地的内在联系日益增强，区域合作及其一体化发展的程度日益加深，区域治理、区域政府等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日益拓展。从这种意义上说，泛经济区是具有内在的经济区性质和“宽泛”外延特征的极化经济区。按照区域经济的横向集聚性或异质性划分要求，中国国民经济中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是极核区，三大极核区各自的极化和辐射区是经济腹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与其各自的经济腹地构成泛珠三角区、泛长三角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因此，“三大泛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的三大极化经济区。(一)“三大泛经济区”的空间范围界定(见图5)珠三角经济区率先提出建立极化经济区即构建“泛珠三角‘9+2’模式”的战略设想。泛珠三角经济区由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等14个城市经济板块为经济极核区，以厦、漳、泉等福建沿海岸城市经济板块为副中心，极化和辐射带动粤、闽、琼、桂、湘(部分城市)、赣(部分城市)、黔、滇等珠江流域经济带的省、市、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经济板块组成。泛长三角经济区由长三角经济区及其经济腹地区组成。以“22城市”、“一市两省”内涵的长三角为极核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牵引”着长三角经济腹地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化。以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主要为陇海－兰新经济带)为“动力轴”，极化和辐射的苏、浙、皖、豫、鄂、湘(部分城市)、赣(部分城市)、渝、川、陕(部分城市)、甘、青、藏、新等省(市、区)域经济板块组成(朱舜，2009)，具有“一极两带”空间结构的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举足轻重的极化经济区之一。泛环渤海经济区，即以环渤海城市群为区域经济中心并连接黄河下游区域和华北、东北平原腹地的经济区，主要包括京、津、辽、鲁、冀、晋、陕(部分城市)、吉、黑、蒙、宁等省(市、县)域经济区，形成以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大连等构成的环渤海城市群为增长极的大扇形经济区板块。从整体上看，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的现有人口、经济规模和政府财力都接近，因而无论是总量指标还是人均指标，“三大泛经济区”基本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孙红玲，2005)。概括地说，极化经济区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类型。发展程度不同的增长极总是极化和辐射着一定的经济腹地。因此，从空间经济意义上看，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区域经济不具有同质经济区的特征;从内在经济联系看，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区域经济板块是快速发展的极化经济区，因而“三大泛经济区”由具有极化经济区特征的极核经济区及其经济腹地组成。(二)“三大泛经济区”划分意义1.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特征相协调。“三大泛经济区”的形成是区域经济空间关联与相互依赖的结果，以三大核心区域港口群及区际快速交通网络形成的要素流为物质基础，在核心区与腹地区间形成紧密的空间经济联系，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推动着核心区与腹地区间的极化与辐射作用的发挥，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显示出明显的极化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梯度特征，从整体层面来看，一方面存在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腹地和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以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西安以西部分及与之相连接的青藏铁路和高速公路等基础交通束形成的经济带及其极化和辐射区域)。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还不具有长三角经济腹地的特征。随着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的快速发展，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与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系必然增强。长三角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系与日俱增，形成极化－腹地区，即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长三角经济腹地不是具有长三角经济区性质和特征的经济区，而是受“一极两带”极化和辐射的经济腹地。另一方面，长三角经济腹地中有类似长三角经济区性质和特征的经济区，例如，皖江、环鄱阳湖、长株潭、武汉、成渝、东陇海(淮海经济区)、中原、西安等城市群，是次一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核心区域。泛珠三角与泛渤海经济区亦具有类似层次特征，形成多极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2.与劳动力等要素空间关联模式相协调。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空间流动取向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交通便捷度、社会资本等，中国目前已基本形成要素流动的板块化，表现为三大泛经济区内部、在不同发展阶段城乡间、城市群间形成较密集的劳动力流、资本流、商品流、资源流、技术扩散等，要素空间配置模式不断随经济发展演化，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的自组织过程，且不断自我强化。以劳动力流动为例，皖、豫、鄂、湘、川等人口流出构成中，相当比例流向长三角经济区，而长三角经济区的资本、技术等要素也成为推动经济腹地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不但反映了现实中要素空间关联模式，而且通过区划与合作网络的协同，为各区域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集成奠定了基础。3.行政区域经济与经济区域经济的有机融合。“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在保持市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基础上，充分考虑城市经济辐射形成的集聚区特征，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经济区划的基本单位，实现行政区域经济与经济区域经济的有机融合。“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并不追求省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而是以城市经济发展空间关联模式作为识别基础。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与竞争，日益表现为城市及城市群竞争力之比较。城市经济活力的增强、经济实力的提升，推动行政区域经济下较固化的行政等级系统管理模式不断演化，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一过程正是经济区域经济不断形成发展的过程，将有力破除行政区划刚性约束作用产生的消极影响。4.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耦合。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具有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可以使中、西部拥有内在联系的东部沿海城市群极核区。三大泛经济区的经济腹地也是东部沿海城市群极核区空间结构扩展的必然要求。区域经济板块的内在经济联系的加强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而推动经济腹地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和落户，使“三农”问题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得到解决。以城市群协同发展为战略取向的“三大泛经济区”内部，在集聚与扩散机制作用下，形成空间关联基础上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关系，在城乡间、城市间、城市群之间，以及由城市群空间关联形成的区域间，不断深化一体化进程，同时也是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化耦合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群之间横向合作联系的加强，更有利于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避免低水平竞争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三)“三大泛经济区”与“三大经济地带”的比较中国国民经济纵向划分的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和横向划分的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泛环渤海三大泛经济区在空间结构、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1.经济区空间结构差异。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由各自起龙头作用的经济极核区和广阔的经济腹地构成，是有内在经济联系和协调发展机制的极化经济区。从整体上看，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同质经济区特征十分明显，与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的空间结构差异十分显著。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从整体上看属于异质经济区，各经济区内部表现为异质性或集聚性;东、中、西部经济地带内部表现为同质性。这就说明，在纵向划分的三大经济地带的同一个大经济地带板块内，经济同质性就意味着更多的竞争，而异质经济要素和资源的互补性又不在同一个大经济地带;在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空间结构中，由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的异质性和互补性是在同一个大经济区板块内，因而有利于协调经济极核区与经济腹地的分工与合作，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的基础上，推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指向优化方向演化。2.协同发展机制差异。同质经济区的三大经济地带缺失增强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区域经济核心实力主要表现为产业规模优势、企业群体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而这些优势又取决于区域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程度和范围。同质经济区的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割裂了东部沿海区域资本、技术优势与中、西部自然资源、劳动力优势的互补关系，造成东部资本、技术要素和中、西部自然资源、劳动力要素空间异质特征难以协同，环境资源利益补偿机制缺失，核心城市群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不利于区域经济整合(张子云、于武、杨柏，2007)，难以保证经济要素高效使用和升级换代，使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并没有实现缩小区域差距的政策预期。三大泛经济区的经济本质是具有拓展横向经济分工与合作内在联系的经济区，具有人流、物流、资本流等内在联系机制，一体化运行从而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提升区域经济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的“驱动力”，具备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三大泛经济区中的东部经济极核区拥有广阔经济腹地，不仅使经济腹地能更好地接受沿海经济极核区的辐射和带动，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要素的有序流动，沿海城市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和腹地空间，从而使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沿海大城市群得到更大发展。

四、政策启示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精选篇11

[关键词]区域经济分析；山东半岛城市群；京津冀鲁一体化；“京石济三角形”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1-0007-06

Abstract：Circum-Bohai-Sea region depends on two metropolises of Beijing and Tianjin. On the basis of“dual-core” pulling “multi-core”， by relying on the perfect traffic network， “Beijing-Shijiazhuang-Jinan triangle”can be built within the scope of Beijing， Tianjin， Hebei and Shandong provinces， and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Shandong can be realized in this way. But many adverse factors in Shandong peninsula restrict the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Shandong region， which include： urban dispersion and regional center not formed， underdevelopment of the small cities in the hinterland， lack of inter-provincial co-consciousnes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between cities. To realize the large area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Shandong which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Bohai-ring region，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urban system and “three-city chain” and “four-city group”. “Three-city chain” includes “coastal city chain”“Bao-Qing city chain” and “Shi-Ji city chain”； “Four-city group” includes “Shijiazhuang city group”“Jinan city group”“Qingdao city group”and“Weifang city group”.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ic analysis； Shandong peninsula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Shandong；“Beijing-Shijiazhuang-Jinan economic triangle”

一、环渤海视域下京津冀鲁一体化发展优势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以京津两个大都市为核心，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并列成为我国的三大城市群。在城市化进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很多专家对京津冀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提出了富有见地的思路。京津冀的一体化发展进程自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将思路拓宽一些，将京津冀放在环渤海区域中考虑，京津冀发展的空间就会更加广阔。这就需要在京津冀鲁的合作问题上做文章，推动冀鲁在京津的影响下，都能够做到借力发展，构建山东半岛创新型城市圈[1]，环渤海区域的发展状况也因此能得到整体提升。

（一）通过“双核”拉动“多核”发展

京津冀鲁四个行政区域在很多方面具备一体化发展的条件。京津冀鲁区域内京津两个直辖市扮演着“双核”的角色[2]，两个直辖市不但是京津冀鲁的中心，也是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在未来城市化进程中，依托京津“双核”的城市体系，将京津冀鲁紧密整合为与长三角、珠三角并列的城市群，三大城市群分别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依托“京石济三角形”实现大区域整合

“京石济三角形”即北京、石家庄和济南构成的三角形，相对于京津保三角形、京津石三角形而言，“京石济三角形”包括了京津以及冀南和鲁南地区，“三角形”面积更大，位于京津冀鲁区位的中心，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都形成了各自的子城市团，彼此之间能够相互呼应。“京石济三角形”是跨多个行政区划的大尺度区域整合，为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创造条件。“京石济三角形”将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城市群、中原城市群连接在了一起。

（三）完善的交通网络体系

在“京石济三角形”中，“京石边”“京济边”以及“石济边”都有方便的交通线路连接，“京石边”通过京广线相连接。“京济边”有两条线相连接：其一是“北京―廊坊―天津―沧州―德州―济南”；其二是“北京―霸州―衡水―德州―济南”。该区域内除了有方便的铁路交通外，还有城际高速公路。完善的交通网络使得区域内的核心城市以及更多的中小城市能够形成紧密的互补合作关系，对京津冀鲁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山东半岛城市群空间布局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城市分散且未形成区域中心

山东半岛是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展沿海经济与腹地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根据区域经济学原理，一般而言，中心城市位于区域中心是比较理想的状况，这样就能够对腹地形成均匀辐射，以“各向同性”方式向腹地各个方向发展。但是分析山东半岛的城市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在17个设区市中，烟台、威海、青岛、日照分布在沿海，由潍坊、淄博、莱芜、泰安、济宁、枣庄、临沂以及如上几个沿海城市围成的区域，没有中等城市。城市分布严重不均匀，使得山东半岛的鲁中与鲁东的大部分地区没有区域经济增长点。上述城市除了青岛外，由于城市影响力不够，不能对更大的腹地产生较强的辐射作用，于是在小城市之间就形成了大面积的“空白区”（如图1），“空白区”与周围的小城市之间形成了较大的发展差距。

（二）腹地内小城市发展程度低

山东半岛的17个设区市中，除了青岛、济南两个副省级行政中心能够对较大区域产生经济影响外，其他的设区市一般没有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子城市群”。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城市是区域经济的中心，但是只有在区域内形成大中小不同等级的中心地，高级别的城市才能够对腹地产生经济影响。由于很多设区市没有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子城市群”，这些中等城市对腹地的带动作用就会非常小，城市与腹地之间就很难形成一体化发展的局面。小城市发展程度低，城市彼此之间就不能进行有效整合，城市之间没有受到城市影响或者受到城市影响力很弱的区域（空白区）就会很大。充分发展小城市，才能够建立起核心城市与腹地之间的关系，使核心城市与腹地之间得到互动发展。

（三）缺乏省际合作意识

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城市分布状态是：西多东少、北多南少、四周多中间少。城市的这种分布状态要求强化四周与中心的联系，平衡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用西部带动东部，用周边带动中间，通过强化河北省的南端与山东省的联系，将京津的经济影响力疏解到山东，促进鲁西的发展，然后再逐渐地向鲁中和鲁东扩展。山东半岛是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强化与其他省域的合作，才能够实现优势互补。但是目前冀鲁之间并没有形成融合发展状态，在济南和鲁西也没有形成跨省的一体化的城市发展格局。省域之间各自为战，合作意识不强，使得山东省在环渤海区域内不能凸显。再加上区域内各个方向上没有形成互补发展局面，沿海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并没有形成区域经济竞争优势。

（四）城市间缺乏整合

从图1可以看出，济南和青岛作为山东半岛的两个副省级行政中心，分别位于鲁西和鲁东，由于两个城市相隔较远，并且在二者之间没有形成城市链，所以鲁西与鲁东之间没有形成一体化发展格局，如果二者之间的淄博和潍坊得到强化发展，通过淄博和潍坊就能够将青岛和济南链接在一起，这条线向西扩展到聊城，就能够在东西方向上将鲁东与鲁西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图1可以看出，在鲁东北、鲁东南、鲁西南、鲁西北地区没有形成区域性的“子城市核心”。只是在鲁西地区形成了以济南为核心的城市体系，根据各个区域的城市发展基础，在鲁东北应该构建“烟台―威海城市子团”，在鲁东南构建“枣庄―临沂城市子团”，在鲁西南和鲁西北分别强化菏泽与德州的发展，四个“子团”与“济南―青岛”呼应，这样就能够实现“子团”之间的互动，在整个山东半岛实现城市整合，区域经济得到均匀发展。

三、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城市群扩展的理论分析

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模式包括同心圆模式、走廊模式、镶嵌模式，不同情况下城市的发展轨迹也会有较大差别。

（一）城市影响力以同心圆方式均匀扩展

同心圆模式即以城市为中心向空间逐渐扩展，城市的影响力随着距离而逐渐衰减，在没有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城市在各个方向上均匀发展，对腹地的影响也是均匀的。主城市的小城市也相对均匀分布。小城市在发展势力逐渐得以强化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以小城市为依托的子城市团，在整个腹地内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城市体系。如图2所示，中心城市的影响力逐渐扩展，对周围腹地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于是在腹地一定范围会形成次级城市，与主城市相呼应。图2中，A是区域的核心城市，在A逐渐扩展中形成了B1、B2、B3、B4等几个次级中心城市，随着每个次级中心城市实力逐渐扩大，在次级中心城市的周围又形成了诸多小城市B11、B12、B13，B21、B22、B23，……以此类推。小城市发展越完善，A的辐射力就会越强，区域内城市发展的整合力就会越强，A的影响区域就会越大，在类似A级别的城市之间就越能够产生较好的互动，彼此都能够成为对方发展的条件。

（二）沿着交通走廊形成串珠状城市

交通线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之间有了便利的交通，联系就会变得更加紧密，交通线也就成为了城市之间相互影响的发展轴。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交通线的变化不但影响着城市之间的联系，而且影响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城市都是首先产生在交通最为方便的地方，重要交通线的交汇处更有利于城市发展。如图3，城市C在1和2两条重要交通线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在东西南北的各方向上分别有CE1和CE2、CW1和CW2、CS1和CS2、CN1和CN2等城市，在没有3影响的情况下，C向四个方向均匀发展，在有了3后，城市开始沿着“东北―西南”方向发展，城市的空间开始由正圆形发展成为椭圆形。由于3的影响，城市C偏离了原来发展的主导方向。沿着交通线会形成城市走廊，交通线的级别不同，串珠状城市的发展密度也会有差异，城市的空间会沿着重要交通线方向延伸。串珠状城市链在邻近的大城市之间建立互动联系，中心城市之间的交通线附近的腹地也逐渐发展起来。图3中的3实际上就是城市C的扰动因素，在3的影响下，城市C沿着箭头方向的发展速度会高于其他方向。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交通线在城市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就需要合理布局交通线，用交通线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让城市体系由串珠状发展演变为放射状发展，以带动更广泛区域的发展。

（三）不均匀发展状态下的镶嵌构造

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由于经济要素在区域内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在某些区位上就会成为资源富集区，而另外一些地方就会成为资源稀疏区，城市在前一种区位上会有较高的发展速度，在后一种区位上会有较低的发展速度，于是在整个区域内，城市腹地的城市化会表现为快慢相间状况，即在整个区域表现为较快的发展速度的时候，某些区域会表现为较慢，或者在整个区域表现为较慢的速度时，某些区域会表现为较快。由于腹地内城市发展不均匀，如果沿着一个方向看去，城市发展会存在忽快忽慢的问题。如图4所示，O是中心城市所在的地方，OA、OB和OC是从中心城市出发的三个不同级别的交通线，OA的级别最高，OC的级别最低，因城市的发展状态与交通线存在较大关系，如图中所示，在交通线之间，城市发展速度由OA向OC方向即沿着A2C2、A3C3……等弧线方向降低。在交通线上，城市发展速度沿着OA和OC的方向降低，城市在向腹地扩展过程中以“摊大饼”方式均匀扩展，腹地内的城市化速度也是均匀变化的，图中越是靠近扇形区域圆心位置的区域，城市发展速度越高，越是远离扇形地中心，城市发展速度越低，扇形地靠近右下角的区域，城市发展速度最低。但是这种状态也会由于一些扰动因素而发生变化，如果OC交通线的级别提高，并且在C3C4段的城市发展动因得到了强化，交通线OC在C3C4段的城市化速度会得到提升（与OC的C3C4段相比较OB的B3B4段发展速度相对降低），则在OA与OC之间的环状阴影区域内，城市的发展速度就会出现“快―慢―快”的状况，腹地内的城市发展呈现斑块状的不均匀发展状态。

三、京津冀鲁一体化视域下山东半岛城市体系构建

京津冀鲁四个行政区划在地域上紧密衔接，如图5所示，在该区域中有四个省级行政中心：北京、天津、石家庄和济南。京津两个直辖市是区域中心，两个直辖市与石家庄、济南围成的区域是京津冀鲁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区域。在该区域内有京津保、京津石、津石济三个三角形，依托城市之间的互动，通过京津石三角形与津石济之间相互影响，将大都市的辐射力扩展到济南，进而辐射到山东半岛。济南位于山东半岛的西侧，没有位于该区域的地理中心位置，所以区域经济的空间联系上，济南除了要在全域内发挥行政中心职能的同时，还应该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起到引领作用，这就要在接受京津石三角形的空间影响的同时，还要接受来自沿海城市链的影响，通过构建行政副中心的方式，构建“济南―淄博―潍坊―青岛”城市链，将山东半岛的西部与东部紧密连接起来。山东半岛城市群目前已经形成“济南―青岛”双核心结构[3]，这种格局就能够通过“两边”（济南是西边，青岛是东边）促进“中间”（青岛与济南之间的部分），在很大程度能够促进山东半岛从东西两个方向均衡发展。

（一）构建三条城市链

1.沿海城市链

山东半岛位于环渤海地区，图5展示了从唐山到青岛之间的环渤海区域，依托丰富的港口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从而发展沿海城市带。“东营―莱州―蓬莱―烟台―威海―荣成―乳山―海阳―青岛―日照”，在这个沿海城市带中，东营、烟台和青岛是核心，三个中等城市将山东半岛的海岸线平均分配，东营是距离京津最近的沿海城市，在城市发展策略上，要强化“向北发展”的策略，通过沧州与廊坊实现区域融合发展，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逐渐扩大影响力。以烟台为中心，附近有蓬莱、威海、龙口、招远、栖霞、文登、荣成、乳山等小城市，在完善交通网络的基础上，以烟台为中心尽快构建起“烟台―威海”“双核城市子团”，以该“双核团”形成“蓬莱―龙口―招远―栖霞―乳山―文登―荣成”城市圈，强化“双核团”与腹地之间的互动，带动更加广泛的腹地的发展。青岛是山东半岛的东侧中心，与西侧的济南呼应，拉动山东半岛全域发展。以青岛为中心形成“双层城市环”：第一层是“胶南―胶州―即墨”；第二层是“日照―诸城―高密―平度―莱西―莱阳―海阳”，以青岛为核心带动更大的腹地发展。

2.保青城市链

“保青城市带”（保定―青岛）将“保定―沧州―滨州―潍坊―青岛”连在一起，这是一条跨行政区划的城市带。保定与京津之间形成了“京津保三角”，在疏解京津功能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保定目前推行的城市空间发展政策是“城市向北、对接京津”。目前京津保的同城化交通系统初步完成，在京津保范围内逐渐形成半小时城市圈，京津保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将会有更多的资源整合在一起，保定在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京津大都市的拥挤发展状态也会得到舒缓。保定的西部是山区，城市发展方向的理想选择应该是向东，在“大保定”发展战略下，在保定与沧州、滨州、潍坊和青岛之间建立起城市链，在该城市链上，通过西部的大都市（京津）拉动和东部的沿海城市（青岛）拉动，中间区域就能够得到快速发展。该条城市链上沧州和滨州分别位于河北省和山东省辖区，两个城市谋求融合发展，就需要在“软区划”方面实现对接，进而对区域经济资源的流向产生影响。潍坊位于济南与青岛之间，与淄博合在一起，在连接济南和青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石济城市链

从图5可以看出，石家庄与济南在空间上临近，中间有河北省的衡水和山东省的德州两个中等城市，石家庄、济南与天津在区域上形成了“津石济三角形”。最近几年石家庄的发展速度很快，在“大石家庄”的发展思路下，石家庄逐渐向东和向北发展，衡水在“大石家庄”发展战略中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逐渐成为石家庄向东发展的重要“次级中心城市”。衡水发展速度加快后，对于拉动德州发展进而在济南与石家庄之间建立紧密的区域经济联系具有重要作用。“石济城市带”实际上是将“京津石三角”的影响力向东延展进而实现京津冀鲁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城市链。河北省与山东省都是环渤海地区的重要省份，通过这条城市链能够将河北省南部与山东省南部连接在一起，在石家庄与济南之间实现互动。“石济城市链”与“沿海城市链”“保青城市链”相比较，虽然是三条城市链中最短的，但将两个省会城市连接在了一起。

（二）构建四个城市团

京津冀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关键在于让核心城市首先进行一体化发展。为此需要在京津“双核”城市体系的影响下，在冀南、鲁南、鲁中和鲁东地区构建彼此呼应的四个城市团。

1.石家庄城市团

石家庄城市团位于河北省中南部，是“京津石三角”的一部分，与京津两个大的直辖市相呼应。如图6所示，石家庄城市团分为两个层次，正定和鹿泉是“石家庄城市团”的核心层，两个小城市已经成为石家庄的近域卫星城，形成“一城二星”的格局，在这个“核心团”的带动下，周边更多的小城市得到发展，形成“一城多星”的“大石家庄”结构，“核心团”带动井陉、平山、灵寿、新乐、无极、藁城、栾城、元氏和赵县的发展。“大石家庄”的影响向东逐渐扩展到衡水，与德州建立紧密联系。

2.济南城市团

根据图5，以济南为中心建立济南城市团，济南周围的小城市包括德州、聊城、泰安、莱芜以及淄博等，可以与济南联动发展。从图5可以看出，济南城市团不但能够与石家庄城市团呼应，使冀南和鲁西地区得到融合发展，促进冀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且与鲁东的青岛城市团呼应，使得山东在东西两个方向得到均衡发展。济南要强化向德州和淄博两个方向发展，这样就能够与西部的衡水和东部的潍坊逐渐融合起来。

3.青岛城市团

青岛位于山东省的东端，与济南城市团呼应，在山东省的东部扮演着重要角色。青岛城市团由青岛与即墨、胶州两个小城市组成核心区域，向东向北形成城市团的区域，该区域由高密、平度、莱西、莱阳、海阳等组成。与前文谈及的三条城市链相联系，青岛作为鲁东的重要的核心城市，通过三条“城市子链”将鲁东地区的南部与北部连接起来（见图7）。

第一条即“青岛―海阳―乳山―荣成”，将鲁东东部沿海地区串在一起，利用港口优势逐渐发展成鲁东东部沿海的小城市链；第二条即“青岛―莱西―莱阳―栖霞―烟台”，将鲁东中部地区串联在一起，建立“青岛城市团”与“烟台―威海”子团之间的联系，逐步形成鲁东中部小城市子链；第三条即“青岛―胶州―高密―平度―莱州―招远―龙口―蓬莱”，将鲁东西部地区的南部与北部连接起来。三条城市子链使得鲁东地区的城市联系成为网格状，使得青岛在鲁东地区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在鲁东的北部逐步形成“烟台―威海―文登”小城市团，成为鲁东地区青岛以外的区域经济发展次级中心。

4.潍坊城市团

潍坊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在沟通淄博与青岛的过程中起着重要角色。如图8所示，以潍坊为中心，逐步与寿光、昌乐、安丘和昌邑等小城市构建“潍坊城市团”，向东与青岛城市团呼应，向西与淄博城市团呼应。在潍坊城市团与淄博之间形成“东营―广饶―青州―临朐”城市链，在潍坊城市团与青岛之间形成“莱州―平度―胶州―高密”城市链。潍坊城市团在连接鲁东与鲁西的过程中起着桥梁作用。“潍坊城市团”将“青岛城市团”“济南城市团”紧密连接在一起，同时也将“沿海城市链”“保青城市链”“石济城市链”融合在一起。但是目前潍坊的城市影响力还不够，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需要通过行政力量，着力打造潍坊这个区域经济中心。潍坊是风筝的发祥地，被誉为“世界风筝之都”“中国画都”，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影响力。以文化产业为支撑，拉动潍坊周边更多小城市的发展，使得潍坊在拉动整个山东半岛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隋映辉.城市创新：山东半岛“城市创新圈”及其构建[J].山东经济，2004（9）：85-88.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精选篇12

关键词：城市物流；区域经济；绿色物流；物流信息平台

城市物流是指为城市服务的物流，它服务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对于以区域物流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物流和以企业物流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物流而言，城市物流属于在区域物流和企业物流中起到衔接作用的中观物流。现代城市物流具有先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技术特征，它不仅是城市内商品集散、消费的载体，是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乃至与其它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桥梁，更是国家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随着自由贸易壁垒的逐渐消除，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现代城市物流对商品的高效集散作用日益显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更不容忽视。整合社会资源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发展生产力，促进产业结构合理调整与升级成为现代城市物流发展追求的根本目标。但是，多年来我国物流界对区域物流和企业物流研究较多，而城市物流却一直在物流研究的边缘徘徊。起点低、技术落后、缺乏统一组织管理、资源利用率不高、物流效率低下并且加剧了城市交通拥堵及环境污染，这些成为了目前国内城市物流的通病。充分认识城市物流发展的重要性，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对策，才能使我国城市物流发展较好地适应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

1　现代城市物流的规划实施应着眼于经济区域范畴

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行政区域的划分是刚性的，区域间有着明确具体的界限，且具有相对长期的稳定性，由不同的独立行政主体负责管理区域内部事务。经济区域的划分是柔性的，区域间无明确具体界限，一个经济区域可能由多个行政区域组成。区域的结构、组织和发展水平，是许多行政主体决策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每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鲜明的特点。经济发展空间的组合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关系到其中每个行政区域的自身发展。为加快发展城市物流，2002年全国有30多个中心城市已制定或正在制定物流发展规划。从目前已制定的城市物流规划中可以看出，规划者对于城市物流的发展理念与运作模式，尤其是系统整合以及物流市场开拓等物流核心理念尚缺乏统一的认识，对于物流服务所包含的内容和相关影响因素在考虑上也有所不同，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从行政区域范畴规划城市物流发展的倾向。当然，城市物流如果按照行政区域进行规划实施，便于当地政府协调、支持和管理，也有利于“保护”本地的物流企业。但是，强化了行政干预力量，往往会违背市场规律的作用，制约物流的市场化运作，从而导致城市物流发展异化于合理化方向。发展现代城市物流不等同于每个城市都建立自己的物流中心或物流园区，单一的城市物流中心不仅只能在局部范围内起作用，运作效率和效益有限，而且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只有在经济区域范围内规划和建立城市物流中心网络体系，才能为物流合理化创造条件，有利于商贸的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城市物流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脱离区域经济发展环境来研究城市物流。在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对现代城市物流展开研究，不仅仅要研究城市物流的功能和模式，更重要的是研究城市物流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城市物流的发展着眼于经济区域范畴，一方面，有利于政府部门清醒地认识本地物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实施过程中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具体情况和客观条件，确保城市物流按既定目标方向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本地城市物流的发展纳入区域经济发展的轨道，还可以从整个区域物流网络系统角度优化、整合物流资源，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为本地工商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更好的物流环境，加大商品运输、销售的辐射范围，增强企业在商业竞争中的优势。从而促进本地与区域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共同发展。

2　现代城市物流应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地域空间内由各种生产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和模式，即一个特定自然、社会地域中各种经济类型的总称。区域经济是在相应区域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环境条件下，人流、商流和资本流等各种要素经规模化聚合形成的经济。区域是城市的基础，城市是区域的核心。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区域化。目前，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具有区域发展特点的九大城市经济区，如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北京为核心的环渤海湾地区等。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城市和区域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城市物流的发展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受所在区域经济发展制约。区域经济对城市物流起着导向和带动作用，是城市物流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服务对象，其特征、功能和优势影响着城市物流的发展；城市物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经济起着支撑和促进作用。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城市不仅是所在区域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区域的商品集散地。现代城市物流的显现和发展是社会经济分工与城市化的产物，它以城市为依托，服务于区域经济的需要。从促进城市物流与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协调发展出发，城市物流发展必须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资源条件，其产业形态必须与区域经济形态相适应。与区域经济的紧密结合是现代城市物流参与区域合作，甚至是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方面。城市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把握现代城市物流的发展空间与环境，更好地认识现代城市物流产生与发展的规律，研究和提出发展现代城市物流的对策与建议，这对促进现代城市物流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8年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十五城市物流协会联席会议暨城市物流协会发展座谈会上，与会代表们一致呼吁：城市物流协会应担负起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分割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建设合作共赢的区域性的物流通道和物流运作平台的历史责任，共同谋划、积极推进城市物流的广泛合作，为构建开放、统一、有序的全国物流市场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3　现代城市物流应引入绿色物流的理念和机制

绿色物流是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减少资源消耗为目标，利用先进物流技术来规划和实施运输、仓储、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包装等物流活动，形成一种环境共生型的物流管理系统。绿色物流由正向物流和逆向物流共同组成，它将过去物流与消费形成的单项直线型关系改变为环保型的物流、消费循环系统；其中，正向物流由原材料到产品再到消费者的物流过程组成，逆向物流由商品的回收再利用过程组成。绿色物流最初是由国外学者关于以智能交通和电子商务手段减少环境污染、优化城市交通的理论衍生而来，一经提出就普遍受到专家、学者和物流从业人员的关注，随后绿色供应链、生态供应链、逆向物流的理论应运而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绿色 物流的理论体系。在减少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日益成为世界性共识的今天，物流业不仅要将遵守环保法规视为己任，更要将社会效益与企业经济效益同等看待。事实上，实施绿色物流并不等同于物流成本的增加。在综合考虑经济、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前提下，通过运用先进的管理和信息技术，提高城市内物流系统合理化水平。在大幅度降低物流经营成本的同时，降低物流活动对城市能源消耗和环境的负面影响，使物流经营活动同步于城市经济发展，才是现代城市物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绿色物流的实施离不开先进科技的支撑，但更为关键的是物流从业人员绿色环保理念的树立和政府相关机制的建立。纵观世界范围内绿色物流起步早、发展快的城市，都有政府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政府在推动绿色物流发展方面推行的机制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追加投入以促进环保事业的发展；二是组织力量监督环保工作的开展；三是制定专门政策和法令来引导物流企业的环保行为。城市物流的投资大、资金回流周期长、对城市基础设施依赖性较强，需要政府在改善城市运输状况、土地使用、投资贷款、市场经营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良好的物流政策有利于社会资源的高效整合从而牵引和促进城市物流的健康发展。过去，由于宏观层面上的物流发展战略尚未成型，许多城市对于绿色物流的理念与运作模式未形成统一认识，对于绿色物流的内涵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因此，不少城市在物流绿色化政策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明确、不完善的地方。因此，在着力推行绿色物流理念的同时，还需不断完善政府相关配套机制，制定绿色物流法规，推行绿色物流发展战略，对城市物流系统目标、物流基础设施和城市物流活动宏观管理等进行研究、改进与调整，努力实现城市物流系统的整体最优化、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和对环境损害的最低化。在大力推行绿色物流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政府对物流的管理水平。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精选篇13

关键词:长株潭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行政区划调整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是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而行政区划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株潭城市群处于我国京广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的结合部，区位和交通条件优越，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但事实证明，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没能摆脱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适当调整行政区划，促进长株潭城市群更快更好地发展乃当务之急。

一、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现阶段，在我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以行政区为界而展开的。行政区划的设置和变更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行政区域内进行的，必然受到行政区内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权力、发展战略和政策等影响。行政区划作为国家划分和配置地方各级政府职能的基础，从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影响着资源开发、工业布局、城市发展等方面的战略选择和规划制定，成为促进或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趋势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当行政区划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时，就会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否则，就会产生所谓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即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行政区经济”现象将导致行政分割的矛盾很大，进而导致区域经济无法实现一盘棋式的共同发展。

行政区划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行政建制的撤设、行政区的规模等级、行政区范围的合理性及行政中心的设置等影响着区域自然资源的开发、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配置、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从而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纵向权力结构确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集权或分权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与调控能力，影响着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二是政府产业、财税、金融、投融资等政策，反映政府在一定时期的经济意图，体现政府基本政策倾向，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并对经济运行进行有效干预，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和区域经济发展，都将产生很强的导向乃至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三是地方政府为履行政府职能，在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组织、管理、调控区域经济的具体政府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区域经济活动，作用于区域资源配置，对区域优势发挥和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更为直接、突出、独特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在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下，受制于施政范围限制和经济利益驱动的地方政府，在对涉及到跨行政区，涉及区际利益关系的一些矛盾与问题处理上，能否着眼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采取相互合作、因势利导的理性行为方式，将会对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成长、发育、发展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此外，行政区划等级不同，地方政府在行政体制中地位不同，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的职能大小，对区域经济发挥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二、长株潭地区现行行政区划不适应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面积2.8万平方公里，2006年人口1 300万，经济总量2 818亿元，分别占湖南全省的13.3%、19.2%、37.6%，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公里，结构紧凑。

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地区发展目标被定为形成长株潭三市空间布局合理、功能健全、基础设施完备和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共存共生、要素市场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的高效率、高品质的多中心型城市群地区。目前，长株潭城市群整体经济虽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但大量事实表明，长株潭区域经济仍然在按行政区经济规律运行。行政区经济界限如同一堵看不见的墙对长株潭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产生着刚性制约。随着长株潭一体化的步伐越来越快，跨区域的需求就越来越多，而长株潭地区的行政区划却越来越无法满足其需求。

1.现有的市管县体制与生产力布局的变化及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不相适应，妨碍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首先要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而现行市管县体制却越来越成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市管县体制是在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对于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城乡合作，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等诸多方面都有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该体制下的市县矛盾、区县矛盾日益突出。许多市视县为附属行政单位，要求县的经济发展从属于市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导致了这两个利益主体的经济发展冲突，使市管县演变成为市压县或市刮县。在市管县体制背景下，市的发展偏向于中心城市而轻视所管辖的县(市)，不仅没有带动县(市)经济发展，反而使其发展受到压抑。例如，株洲市所辖南部的茶陵县、炎陵县距离株洲市实在太远，不仅没有带动其发展，推动城乡耦合，反而要为其中心城市株洲发展提供资源，限制了自身发展。

2.城镇型政区数量小，规模不大，集聚辐射功能较弱，影响区域经济的资源整合

城镇型政区是一个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科技及文化活动的最基本单元。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城镇型行政区划建制在整个行政区划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而城镇型行政区划空间的不足正严重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 这就迫切要求在城镇化进程中对政区设置做出适当的调整。城镇作为经济的中心，集聚了比较高的能量，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向四周放射其能量，这也是由城镇经济活动的本质决定的:城镇发展必须以周边地区为腹地，为其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周边地区需要借助城镇核心区的经济辐射，带动和影响当地产业的发展，实现与城镇对接，从而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长株潭城镇体系受自然、历史、政治、经济、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但在职能结构、规模结构、空间布局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1)城镇型政区数量偏小，规模不大。长株潭地区现有大城市仅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三个，且三市市区人口、面积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对区域城镇的影响是以“极化效应”为主，辐射和带动力不强。长株潭地区现设乡镇数量为293个，远低于国内发达地区水平。(2)市辖区结构不甚合理，特别是新区(郊区)和县城偏小。市中心区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密集，造成诸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行等一系列问题;而新区(郊区)和县城发展缓慢，规模偏小，功能单一，没有形成明显的集聚规模，尤其缺少中等城镇这一重要环节作为地域辐射中心，城镇体系尚待完善。(3)各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较弱，各城镇职能结构趋同，城镇之间的联系松散，缺乏合理的分工和协作。由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市中心区的服务功能较差，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力较弱，市域内各城镇职能雷同，外向型经济不发达，缺少互补性。(4)城镇化水平低，地域差异较大。株洲所辖四县一市中除株洲县城镇化水平较高外，炎陵、茶陵、醴陵和攸县的城镇化水平都很低。全市城镇密度和城镇化水平在地域分布上也存在着明显差异，靠近市中心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边缘地带。(5)有些市辖区范围狭小，管理幅度较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和产业的快速集聚，中心城市城区的发展空间基本饱和，人口过密的状况逐渐严重，经济建设项目和社会发展项目缺乏布局空间，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导致长株潭地区行政分割现象比较突出，生产要素很难在区内自由流动、配置和整合，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

3.乡镇行政区划不合理，行政管理成本大，制约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长株潭地区部分地方乡、镇政府规模虽小，可公务员动辄上百人，可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成为行政重负。这样的状况不便于管理，而且机构繁多，严重影响了办事的效率，对经济发展也很不利。乡镇政府职能过宽、机构臃肿、支出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据统计，目前长株潭地区共有乡镇数量293个，乡镇平均人口数量约为16 587人。一方面，这样的基层行政建制规模在现今“行政区经济”作用下，受到了行政区划体制的限制，农村生产要素难以按照市场需求进行有效配置，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利用。在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时，往往各搞一套，无法统筹规划、集中建设，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不利于农村城镇化的推进，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乡镇的班子委员会一个也不能少，导致官民比例偏高，造成基层行政管理机构的管理能力和有限资源的巨大浪费，加大了行政管理成本。

三、长株潭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建议

为了适应长株潭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需要，我们必须在遵循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一般规律与原则的前提下，结合长株潭地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长株潭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措施。

1.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实施省直辖县，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区域特点和区划结构，对我国行政区划层次与管理幅度有科学的认识，应该以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作为突破口，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城市建设和农村发展。出于实际考虑，长株潭城市群实施省直辖县的具体步骤为:首先，认真总结并推广浙江和湖北等地“扩权强县”、“留利农村”的经验，结合行政审批制度、从扩大县财权、事权、人事权入手，逐步弱化地级市干预县级政府公共事务的行政能力。其次，认真总结海南省“小政府，大社会”以及省直辖县市和设置重庆直辖市的经验，并根据自然地形与周围省级政区调整，逐步形成省——县——乡三级制。最后，根据宪法规定，长株潭地区的12个县(市)除长沙县、望城县、株洲县、醴陵市、湘潭县、湘乡市外的6个县(市)归湖南省管，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不辖县(市)。

2.调整不合理的城镇型政区设置及其布局，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长株潭地区的城镇型政区设置及其布局，应当逐步形成以长沙、株洲、湘潭为核心和中心结点的放射性城镇布局，以三纵两横(即一主两次两辅)的“冉”字型结构支撑起整个区域的城镇发展空间。长株潭地区城镇将形成省域中心城市组群——区域中心城市组群——重点镇——一般建制镇四级结构。根据这个设想，特提出以下具体建议:(1)根据自身特点，以区域资源开发最优化为前提，依据地域分工原则，积极扶持主城区(含新区、镇)的发展，培育小城镇，建立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逐步由“点”开发向“轴”开发过渡，最终向网络化推进，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区域均衡发展，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优势产业群和城市群，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支撑点和依托地。(2)以市域主城区(含新区)为核心，以县城(含县级市)为次级中心，以市域城镇为片区乡镇地区中心，形成主城区(含新区)——县城(含县级市——建制镇三级结构，带动广大乡镇，加速城乡一体化，提高城市化水平。

在实行省直辖县、县脱离地级市管辖之后，必须预留中心城市发展空间，适当扩大市辖区范围，调整原有市辖区格局，使其能够满足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人居环境建设等对空间的需求，吸纳更多的外部要素，增强城市发展的能量;同时可以有效地整合资源，形成合理的内部分工，优化内部功能分区、提高城市空间的利用效率，进而促进中心城市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3.合理扩大乡镇规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乡镇撤并，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乡镇经济发展。由于科技的进步、交通通讯的发达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行政区域的管辖幅度可以增大一些，管辖下一级行政区的数量可以增加一些，管理机构则可以精简一些。“撤并乡镇”有利于精简机构，减少乡镇行政人员和财政开支，降低管理成本，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乡镇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优化小城镇体系，促进小城镇建设，从而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可以尽可能地减轻国家负担并让农民富裕起来。设立乡镇的标准应较1984年民政部的设镇标准有所改变，具体来说合并后的乡镇总人口应在5—8万为宜，面积应在100平方公里以上。长株潭地区乡镇调整完全能够达到该标准或者适当超过该标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充分尊重乡镇的历史沿革和当地居民多年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不能搞一刀切。乡镇撤并以后，要严肃编制管理，按一类乡镇39名、二类乡镇37名、三类乡镇32名定编，实行“一人一编一卡”，同时为了增强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在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中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减少社会动荡，应采取相关措施，多渠道分流富余人员。

参考文献:

[1]常黎.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河南省案例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陈秀山，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侯景新，肖金成.行政区划与区域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李金龙，张素敏.区域经济发展视角下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划[J].桂海论丛.2007，(11).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精选篇14

关键词:长株潭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行政区划调整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是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而行政区划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株潭城市群处于我国京广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的结合部,区位和交通条件优越,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但事实证明,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没能摆脱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适当调整行政区划,促进长株潭城市群更快更好地发展乃当务之急。

一、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现阶段,在我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以行政区为界而展开的。行政区划的设置和变更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行政区域内进行的,必然受到行政区内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权力、发展战略和政策等影响。行政区划作为国家划分和配置地方各级政府职能的基础,从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影响着资源开发、工业布局、城市发展等方面的战略选择和规划制定,成为促进或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趋势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当行政区划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时,就会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否则,就会产生所谓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即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行政区经济”现象将导致行政分割的矛盾很大,进而导致区域经济无法实现一盘棋式的共同发展。

行政区划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行政建制的撤设、行政区的规模等级、行政区范围的合理性及行政中心的设置等影响着区域自然资源的开发、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配置、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从而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纵向权力结构确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集权或分权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与调控能力,影响着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二是政府产业、财税、金融、投融资等政策,反映政府在一定时期的经济意图,体现政府基本政策倾向,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并对经济运行进行有效干预,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和区域经济发展,都将产生很强的导向乃至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三是地方政府为履行政府职能,在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组织、管理、调控区域经济的具体政府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区域经济活动,作用于区域资源配置,对区域优势发挥和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更为直接、突出、独特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在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下,受制于施政范围限制和经济利益驱动的地方政府,在对涉及到跨行政区,涉及区际利益关系的一些矛盾与问题处理上,能否着眼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采取相互合作、因势利导的理性行为方式,将会对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成长、发育、发展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此外,行政区划等级不同,地方政府在行政体制中地位不同,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的职能大小,对区域经济发挥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二、长株潭地区现行行政区划不适应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面积2.8万平方公里,2006年人口1 300万,经济总量2 818亿元,分别占湖南全省的13.3%、19.2%、37.6%,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公里,结构紧凑。

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地区发展目标被定为形成长株潭三市空间布局合理、功能健全、基础设施完备和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共存共生、要素市场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的高效率、高品质的多中心型城市群地区。目前,长株潭城市群整体经济虽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但大量事实表明,长株潭区域经济仍然在按行政区经济规律运行。行政区经济界限如同一堵看不见的墙对长株潭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产生着刚性制约。随着长株潭一体化的步伐越来越快,跨区域的需求就越来越多,而长株潭地区的行政区划却越来越无法满足其需求。

1.现有的市管县体制与生产力布局的变化及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不相适应,妨碍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首先要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而现行市管县体制却越来越成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市管县体制是在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对于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城乡合作,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等诸多方面都有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该体制下的市县矛盾、区县矛盾日益突出。许多市视县为附属行政单位,要求县的经济发展从属于市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导致了这两个利益主体的经济发展冲突,使市管县演变成为市压县或市刮县。在市管县体制背景下,市的发展偏向于中心城市而轻视所管辖的县(市),不仅没有带动县(市)经济发展,反而使其发展受到压抑。例如,株洲市所辖南部的茶陵县、炎陵县距离株洲市实在太远,不仅没有带动其发展,推动城乡耦合,反而要为其中心城市株洲发展提供资源,限制了自身发展。

2.城镇型政区数量小,规模不大,集聚辐射功能较弱,影响区域经济的资源整合

城镇型政区是一个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科技及文化活动的最基本单元。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城镇型行政区划建制在整个行政区划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而城镇型行政区划空间的不足正严重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 这就迫切要求在城镇化进程中对政区设置做出适当的调整。城镇作为经济的中心,集聚了比较高的能量,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向四周放射其能量,这也是由城镇经济活动的本质决定的:城镇发展必须以周边地区为腹地,为其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周边地区需要借助城镇核心区的经济辐射,带动和影响当地产业的发展,实现与城镇对接,从而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长株潭城镇体系受自然、历史、政治、经济、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但在职能结构、规模结构、空间布局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1)城镇型政区数量偏小,规模不大。长株潭地区现有大城市仅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三个,且三市市区人口、面积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对区域城镇的影响是以“极化效应”为主,辐射和带动力不强。长株潭地区现设乡镇数量为293个,远低于国内发达地区水平。(2)市辖区结构不甚合理,特别是新区(郊区)和县城偏小。市中心区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密集,造成诸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行等一系列问题;而新区(郊区)和县城发展缓慢,规模偏小,功能单一,没有形成明显的集聚规模,尤其缺少中等城镇这一重要环节作为地域辐射中心,城镇体系尚待完善。(3)各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较弱,各城镇职能结构趋同,城镇之间的联系松散,缺乏合理的分工和协作。由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市中心区的服务功能较差,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力较弱,市域内各城镇职能雷同,外向型经济不发达,缺少互补性。(4)城镇化水平低,地域差异较大。株洲所辖四县一市中除株洲县城镇化水平较高外,炎陵、茶陵、醴陵和攸县的城镇化水平都很低。全市城镇密度和城镇化水平在地域分布上也存在着明显差异,靠近市中心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边缘地带。(5)有些市辖区范围狭小,管理幅度较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和产业的快速集聚,中心城市城区的发展空间基本饱和,人口过密的状况逐渐严重,经济建设项目和社会发展项目缺乏布局空间,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导致长株潭地区行政分割现象比较突出,生产要素很难在区内自由流动、配置和整合,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

3.乡镇行政区划不合理,行政管理成本大,制约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长株潭地区部分地方乡、镇政府规模虽小,可公务员动辄上百人,可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成为行政重负。这样的状况不便于管理,而且机构繁多,严重影响了办事的效率,对经济发展也很不利。乡镇政府职能过宽、机构臃肿、支出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据统计,目前长株潭地区共有乡镇数量293个,乡镇平均人口数量约为16 587人。一方面,这样的基层行政建制规模在现今“行政区经济”作用下,受到了行政区划体制的限制,农村生产要素难以按照市场需求进行有效配置,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利用。在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时,往往各搞一套,无法统筹规划、集中建设,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不利于农村城镇化的推进,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乡镇的班子委员会一个也不能少,导致官民比例偏高,造成基层行政管理机构的管理能力和有限资源的巨大浪费,加大了行政管理成本。

三、长株潭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建议

为了适应长株潭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需要,我们必须在遵循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一般规律与原则的前提下,结合长株潭地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长株潭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措施。

1.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实施省直辖县,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区域特点和区划结构,对我国行政区划层次与管理幅度有科学的认识,应该以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作为突破口,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城市建设和农村发展。出于实际考虑,长株潭城市群实施省直辖县的具体步骤为:首先,认真总结并推广浙江和湖北等地“扩权强县”、“留利农村”的经验,结合行政审批制度、从扩大县财权、事权、人事权入手,逐步弱化地级市干预县级政府公共事务的行政能力。其次,认真总结海南省“小政府,大社会”以及省直辖县市和设置重庆直辖市的经验,并根据自然地形与周围省级政区调整,逐步形成省——县——乡三级制。最后,根据宪法规定,长株潭地区的12个县(市)除长沙县、望城县、株洲县、醴陵市、湘潭县、湘乡市外的6个县(市)归湖南省管,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不辖县(市)。

2.调整不合理的城镇型政区设置及其布局,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长株潭地区的城镇型政区设置及其布局,应当逐步形成以长沙、株洲、湘潭为核心和中心结点的放射性城镇布局,以三纵两横(即一主两次两辅)的“冉”字型结构支撑起整个区域的城镇发展空间。长株潭地区城镇将形成省域中心城市组群——区域中心城市组群——重点镇——一般建制镇四级结构。根据这个设想,特提出以下具体建议:(1)根据自身特点,以区域资源开发最优化为前提,依据地域分工原则,积极扶持主城区(含新区、镇)的发展,培育小城镇,建立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逐步由“点”开发向“轴”开发过渡,最终向网络化推进,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区域均衡发展,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优势产业群和城市群,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支撑点和依托地。(2)以市域主城区(含新区)为核心,以县城(含县级市)为次级中心,以市域城镇为片区乡镇地区中心,形成主城区(含新区)——县城(含县级市——建制镇三级结构,带动广大乡镇,加速城乡一体化,提高城市化水平。

在实行省直辖县、县脱离地级市管辖之后,必须预留中心城市发展空间,适当扩大市辖区范围,调整原有市辖区格局,使其能够满足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人居环境建设等对空间的需求,吸纳更多的外部要素,增强城市发展的能量;同时可以有效地整合资源,形成合理的内部分工,优化内部功能分区、提高城市空间的利用效率,进而促进中心城市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3.合理扩大乡镇规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乡镇撤并,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乡镇经济发展。由于科技的进步、交通通讯的发达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行政区域的管辖幅度可以增大一些,管辖下一级行政区的数量可以增加一些,管理机构则可以精简一些。“撤并乡镇”有利于精简机构,减少乡镇行政人员和财政开支,降低管理成本,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乡镇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优化小城镇体系,促进小城镇建设,从而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可以尽可能地减轻国家负担并让农民富裕起来。设立乡镇的标准应较1984年民政部的设镇标准有所改变,具体来说合并后的乡镇总人口应在5—8万为宜,面积应在100平方公里以上。长株潭地区乡镇调整完全能够达到该标准或者适当超过该标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充分尊重乡镇的历史沿革和当地居民多年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不能搞一刀切。乡镇撤并以后,要严肃编制管理,按一类乡镇39名、二类乡镇37名、三类乡镇32名定编,实行“一人一编一卡”,同时为了增强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在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中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减少社会动荡,应采取相关措施,多渠道分流富余人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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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秀山,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侯景新,肖金成.行政区划与区域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