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方向精选(十四篇)

伦理学研究方向精选篇1

关键词 环境伦理学 中国特色环境伦理学研究方法 整体导向 “难题”导向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1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1.1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

环境伦理学需要以开放的姿态面对整个生态系统。在整个地球上，大海被严重污染；大小湖泊被各种垃圾污染；热带雨林和其他原始森林被人类肆意砍伐。我们吃的蔬菜被浸透了农药；我们吃的肉是化学饲料催化出来的；我们吸的空气被高度污染；这是人类目前的生存现实。生命伦理学必须走向世界生命伦理学、地球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要担当如此责任，则必须要走出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采取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在过去，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大自然没有自身的价值，大自然只有利用价值，人类只顾人类的发展，忽视了自然的保护，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的认知前提是：“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人类有义务保护自然”。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强调：“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系统，人类和大自然相互依存，人类必须遵循大自然的基本发展规律”。人类的持续发展不仅有赖于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发展；依赖于物种的多样性生存；依赖于动植物和大江大河充满蓬勃朝气和活力。因此，环境伦理学需要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1.2以“难题”和“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

以“难题”或“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进展中，从根本上了颠覆以前的的关于理论与应用、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的传统认知。对“难题”的关注使得环境伦理学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环境伦理。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伦理学中对“难题”和“问题”的充分解决，既是世界环境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的浪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要创建的新颖的、顺应世界潮流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之中，但由于环境伦理学问题具有现实性，环境伦理学中在各国出现的“问题”与“难题”都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的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最有希望在这些“问题”和“难题”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环境伦理学体系，从而促进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1.3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

环境伦理学的学科发展起源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学者通过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从而引领了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环境伦理学的中国道路并不排斥西方的环境伦理学理论，相反，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优秀理论最易于从基础的视角上提供切近和进入中国环境伦理研究的路径。然而，仅仅依靠W习西方的环境伦理学来发展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是不够的，探索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需要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基础上，探索我们应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理念以及我们必须应对的中国的“难题”及“问题”。因此，对环境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言，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是至为重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学习西方的环境伦理理论，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伦理学。

2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方法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至关重要。通过对当前存在的生命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方法的整合，可以为以后学习和研究生命伦理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运用以整体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环境伦理学，打破了传统的环境伦理学以人为中心，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隔离的局面。只有运用整体导向的研究方法，才能让人的生命更加健康，地球生命更加和谐。以“问题”或“难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意图使环境伦理学通过对“难题”和“问题”进行分析、调查、治理，并提供指导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环境伦理学的学科研究。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两者并进的研究方法特别突出了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在研究进路上，学习西方和结合国情以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为基础来发展环境伦理学理论，通过重视理论框架的建构，进而提出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

参考文献

伦理学研究方向精选篇2

关键词：翻译伦理；译者主体性；译者伦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3-0068-02

翻译活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从最初的诗歌翻译到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等，都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完善。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翻译理论研究也随之建立并受到学者的关注。对于翻译活动的实质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从人本层面来看，最起码涉及三者的意向：作者、译者与读者，可能还涉及到赞助人、出版商或批评家的意向，所以译者实际上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伦理网中；二是从文本层面来看，译作与原作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翻译伦理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地指导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协调译作与原作之间因文化差异等因素引起的问题。西方的翻译伦理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翻译伦理相关的研究在西方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内最初开展研究并使翻译伦理受到关注的学者是吕俊教授，与翻译伦理相关的研究从2005年开始逐渐丰富起来。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翻译伦理研究成果呈多样化，有对概念界定、翻译模式、理论特点等方面的研究，还有许多理论应用研究。本文结合已有的翻译伦理研究成果，论述我国翻译伦理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力图为今后的翻译伦理研究提供更多的建议。

一、翻译伦理的概念界定清晰化

自从20世纪80年代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第一个提出“翻译伦理”的概念到现在大范围的研究翻译伦理问题，何为翻译伦理这一问题得到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国内学者也曾对翻译伦理的概念进行过反复的研究。王大智从“伦理”和“翻译”这两个概念来界定“翻译伦理”的指涉范围，明确了翻译伦理研究的研究对象。他提出“翻译伦理”就是翻译行为事实该如何规律以及翻译行为该如何规范，它既面向翻译行为也面向翻译行为的主体。方薇则认为西方翻译伦理还是一个尚无定论的开放性研究，国内却热衷于对“翻译伦理学”、“伦理学研究途径”的系统进行建构。她分析了“规范”、“价值”、“准则”等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国内翻译伦理研究的核心内容有明显的“规范”导向，很少在“价值”、“德性”等方面有所论述。最后认为“翻译伦理”不等于“伦理规范”，将道德哲学、德性伦理学相关资源引入来探索翻译中真正的道德价值，以此关照职业规范的制订才是“伦理学途径”翻译研究最具潜力的发展路向也正是这个研究视阈的缺乏导致“伦理学途径”翻译研究始终无法“正名”，并且缺乏广度和深度。这一理论的提出为国内翻译伦理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杨荣广等对翻译伦理进行了批评式的研究，他们认为翻译伦理研究经过不断地发展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仍存在概念界定不清、体系构建方面不够完善等问题。从以上描述来看，目前国内对翻译伦理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他们一致认为国内的翻译伦理研究已成为翻译研究的焦点之一，并且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笔者则倾向于认为翻译伦理既包含了个人伦理，翻译职业伦理，还包括了译者的伦理、读者的伦理、赞助人的伦理等。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译者的伦理问题。总之，理清了翻译伦理研究的基本概念、研究方向和类别之后以及这些伦理之间的关系才有利于翻译伦理研究更好地发展。

二、翻译伦理的模式多元化

除了翻译伦理概念的研究，国内有不少学者关注了翻译伦理的模式研究。不同的翻译伦理研究模式意味着其代表的伦理思想不同，他们的理论基础、适用范围也会有所不同。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曾将翻译伦理模式分为四类：再现伦理（ehics of representation）、服务伦理（ethics of service）、交际伦理（ehics of communication）和规范伦理（norm-based ethics）。在随后的研究中，切斯特曼进一步完善了翻译伦理研究并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由此他提出译者要保证互为异己的各方达成最大程度上的跨文化合作（Chesterman，2001）。我国的翻译伦理模式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王莉娜针以切斯特曼的四种翻译伦理模式为基础，从伦理学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局限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力图为描述翻译学派提供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陈瑛在切斯特曼的四种翻译伦理模式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翻译伦理模式，即对等伦理模式（equivalence-based ethics）、功能伦理模式（function-based ethics）、对话伦理模式（ethics of dialogue）、规范伦理模式（norm-based ethics）和差异伦理模式（ethics of difference），旨在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发展方向（陈瑛，2008）。翻译伦理的不同模式提供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所以不论是哪种伦理模式，他们都给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研究理论和基础。孙致礼教授也在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五种翻译职责：再现原作、完成委托人的要求、符合目的语社会文化的规范、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以及恪守职业道德。由此可见，翻译伦理模式的研究也为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翻译伦理研究提供更多的研究空间。

伦理学研究方向精选篇3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伦理学；分支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52―04

一、翻译伦理学产生的背景及发展概况

纵观中西翻译学的发展，不难看出，翻译学经历了由散论到专论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主观体悟至客观归纳的过程，经历了从单一性到综合性的过程，到目前已经日益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随着翻译学的发展，随着翻译在文化交流、学术交流、政治经济往来、外交等领域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意识到翻译中的伦理问题。在西方，关于翻译伦理的研究已经有多部专著和多篇文章问世。在中国，关于“翻译伦理”和“翻译伦理学”研究也蔚然成风，如申迎丽、仝亚辉、王大智、唐培、吴建国、魏清光、于兰、杨俊峰等自2005年以来在学术期刊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笔者也进行了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针对伦理对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的影响撰写了专著；吕俊、王克明、杨洁、曾利沙等学者在其著作中提及“翻译伦理学”这一概念。随着翻译社会学的兴起，建立翻译伦理学是翻译学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有必要定义翻译伦理学，了解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确定其学科地位、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翻译伦理学的定义

西方译者在谈及翻译伦理学时，大多是指译者的责任问题(如忠实原文还是迎合译文读者)、翻译策略问题(如“异化”还是“归化”)、各种文体翻译的伦理问题以及对所译内容保密的问题，这些均没有超出“译者伦理”的范围。中国学者提出了“翻译伦理学”这一名词，尽管对其定义还不够详尽，但已试图对“翻译伦理”或“翻译伦理学”进行定义。如王大智认为：“翻译伦理就是翻译行为事实该如何规律以及翻译行为该如何规范，它既面向翻译行为全面向翻译行为的主体。翻译伦理研究不仅包括翻译的规范性研究，而且还包括对翻译规律或翻译现象的描述性研究。”

“伦理学”是有关善恶、义务的科学，是有关道德原则、道德评价和道德行为的科学。而“翻译”不仅包括了翻译活动本身，还包括了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批评等，翻译活动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翻译的动机、原文本的选择、翻译的策略、译者的责任感、译文的接受和传播等环节。所以，“翻译活动”是广义的，涉及译者、中间人、译语读者和社会等诸多要素，不仅包括了语言转换行为，更包括了语言转换之前的动机和准备工作、语言转换行为之后的结果，甚至是翻译出版和翻译管理等环节。翻译理论研究不仅包括了纯理论研究，更包括了上述翻译实践的诸多问题，还包括了对上述翻译活动诸多环节的批评。所以翻译伦理学应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上述诸多翻译问题，而不能仅限于译者的责任和义务的问题、翻译的策略问题等“译者伦理”问题。

综上所述，结合国内外对翻译学、伦理学的定义及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可以将“翻译伦理学”定义为：翻译伦理学就是关于翻译活动、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与翻译有关的一切行为的道德原则、道德评价的研究或伦理规范研究，是从伦理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问题。翻译伦理学可以说是研究伦理与翻译之间关系的理论体系，是翻译学系统中的一个分支，属于泛翻译学的领域，将翻译学的视线拓展到伦理道德领域，从伦理角度对翻译进行关注和研究。

三、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地位

(一)研究对象

翻译伦理学应该包括翻译理论研究伦理学、翻译活动伦理学、翻译批评伦理学和翻译教学伦理学。翻译理论伦理学涵盖翻译理论中的伦理关注和理论研究本身的伦理规范，而翻译活动伦理学则包括译者伦理、读者伦理和中间人(尤其是出版商)伦理，由于译者一般是翻译的主体，所以译者伦理又包括了原文本选择之伦理、对原文忠实之伦理、对读者负责之伦理、不同文体的翻译之伦理，中间人伦理包含翻译出版和管理之伦理，同时在原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等方面还涉及译者与中间人之间的关系。翻译批评则首先包括对译文本身的批评标准和规范，还包括对翻译出版的批评以及批评人本身的态度和方法。翻译教学伦理学则包括了翻译教学中教师伦理和学生伦理。为清楚起见，不妨将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用下图表示：关于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王克明指出：要研究在翻译活动和研究过程中优良道德的制定方法并讨论和研究实现翻译美德的具体途径，怎样才能让翻译活动与翻译研究的参与人员自觉表现出翻译美德等。杨洁、曾利沙在《论翻译伦理学研究范畴的拓展》一文中认为：从翻译伦理研究作为学科理论的系统建构层面看，国内外有关翻译伦理研究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即混淆了翻译伦理与译者伦理。翻译活动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涉及委托人、译者、读者、评论者、政府管理部门等多个主体因素，是在这些主体因素共同作用和相互协调中实现的。要建立有效的翻译伦理体系，必须拓宽研究维度，把翻译活动所涉各方都纳入翻译伦理学研究范畴。笼统地说，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伦理与翻译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学科地位

伦理学实际上是一门实践意义很强的学问，因为伦理学主要是关于道德的哲学，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实践或多或少与人的道德有关，所以，有人认为：“不管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脱离道德目的来谈伦理学是毫无意义的”。

翻译学的发展和伦理学的发展，使得翻译学与伦理学结合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同时，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技术文明的进步和物质的日益丰富，使得人们的欲望日渐膨胀，使得如何规范人们的各种行为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如此，如何规范翻译研究、翻译活动、翻译出版和翻译批评等行为，自然成为摆在翻译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翻译在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重要的媒介。翻译作为人类文化交流活动，当然也可以和伦理学结合，成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方面，成为翻译伦理学。翻译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等一样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但是，翻译伦理学使用伦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和解决翻译问题，其主体部分更多地涉及翻译，而不是伦理，所以翻译伦理学的主要部分是翻译学，次要部分是伦理学，是翻译学与伦理学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翻译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由于翻译伦理学研究是翻译问题，所以，翻译伦理学偏向翻译学更多一些，而偏向伦理学更少一些，这便是翻译伦理学的性质和学科定位所在。四、翻译伦理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翻译伦理学和众多其他学科一样，从实践中进行总结归纳，然后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因此处

于实践――理论――实践的无限循环反复之中。通过实践和归纳总结，翻译伦理学的内容将不断丰富，同时通过这些归纳总结，又会使得实践的水平稳步提高。翻译伦理学研究水平的高低关系到翻译学研究水平的高低，关系到翻译活动(尤其是翻译实践)水平的高低，关系到翻译批评的规范与否。归纳起来，翻译伦理学的意义对加强翻译学的建设、端正翻译学的研究学风和态度、规范翻译活动和翻译市场、提高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道德水准、发展应用伦理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可以说，翻译伦理学既有其理论意义又有其现实意义。

翻译伦理学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在于能够进一步完善翻译学，拓展其研究领域、丰富其内涵，规范其研究态度和作风。不管是纯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史的研究，还是对翻译活动和翻译批评的研究，都能够拓宽视野。翻译伦理学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还在于能够拓展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应用伦理学本来就是随着社会各个领域出现的很多重大问题或者说是危机问题而产生的，用来为社会的诸多领域提供伦理维度。所以说，用伦理的维度来研究翻译也是对应用伦理学的理论贡献，拓展了其研究的范围，可使其更好地得到应用，从而也能进一步用伦理学来指导人们的行为和实践。

翻译伦理学的实践意义，首先在于能够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规范翻译市场，使得译者和中间人在选择所要翻译的文本上进一步有章可循，有利于中间人和译者建立良好的职业操行。其次，在于可使译者在翻译策略上以伦理为依托，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尤其是在这两方面发生冲突时能够依照伦理进行取舍，使翻译更好地发挥传播文化的作用。再次，在于可以规范出版商对翻译作品的出版。有了翻译伦理的制约，出版商就会更多地考虑所出版的翻译作品是否符合读者的伦理接受，而不仅仅考虑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这样对精神文明的建设作用可见一斑。最后，在于能够推动优化翻译批评的标准和规范。有了伦理的参照，翻译批评者就会更加主动地对翻译作品做出评判，端正其批评的态度，规范其批评的方法，从而形成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循环。

总之，将伦理学纳入翻译学进行研究，建立翻译伦理学，符合时代和学术的潮流，一方面符合翻译学发展的大方向，另一方面又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构建和发展翻译伦理学是翻译界学者的一项崇高而又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翻译学者的一项光荣使命。

五、翻译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翻译伦理学不仅是翻译理论研究者的课题，还是翻译实践者和翻译批评者的理论依据，所以探讨翻译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至关重要。结合一般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翻译伦理学的性质，翻译伦理学的研究主要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一)综合和分析法

翻译伦理学的综合和分析研究法，一是指将翻译伦理学所包含的内容先通过剖析将其分解进行专门的考察研究，然后再把这些研究综合成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论述和理解或进行综合运用。即在研究翻译学与伦理学关系的时候，分别考察翻译的某一分支与伦理学的关系，然后进行综合归纳。二是先综合论述翻译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找出其中的规律，然后再将翻译学进行分割，分别论述翻译学所包含的内容与伦理学的关系。

(二)个案研究法

所谓个案研究法是指追踪研究某一个体或团体的行为的一种方法，包括对一个或几个案材料的收集、记录，并写出个案报告。翻译伦理学的个案研究方法可以是观察某一译者的翻译活动变化，访谈一位译者或译者团体或出版商，收集历史文件或通过问卷等研究某一个体的翻译活动或翻译出版活动，从中窥见翻译与伦理的关系。

(三)比较法

比较法分为横向比较法、纵向比较法、纵横结合比较法和理论与事实相比较的方法。用于翻译伦理学的比较法，可以是以上任何一种方法。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同一时期不同译者的翻译活动进行比较、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同一时期中西翻译理论进行比较、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同一时期不同读者群体对同一译本的接受与否等进行比较，均属于横向比较；而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伦理问题进行比较或对中国同一翻译高潮前后的翻译伦理问题进行比较属于纵向比较；同一时期不同译者或读者先后的变化比较则属于纵横结合的比较方法。当然，也可以使用理论和事实相比较的方法，比如抽象出翻译伦理学的某一规律，然后将之与某一译者个体、读者群体或某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进行对照。总之，比较法对拓展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大有裨益。

(四)调查研究法

调查研究一般通过问卷、访谈等方法了解调查对象的有关信息，然后对这些信息加以分析从而开展研究，可运用于描述性、解释性和探索性等研究当中。问卷或访谈的对象可以是多个个人，也可以是团体。

(五)文献法

所谓文献法，也就是历史文献法，就是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有关文献资料，从中获取与研究相关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和使用，从而达到研究的目的。翻译伦理学的文献研究方法，就是通读中外的翻译理论著作以及其他有关的文献，在此基础上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对这些资料做出恰当分析和使用。

以上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更多的时候可以相互结合，比如以某种方法为主，以某一方法为辅，不同的方法相结合可以使研究更详尽、更充实、更具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王大智，“翻译伦理”概念试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12).

[2]王克明，翻译与伦理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5).

[3]杨洁，曾利沙，论翻译伦理学研究范畴的拓展[J].外国语，2010，(9).

[4]梯利，伦理学导论[M].何意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杨英法，文化图强正相宜―兼论邯郸市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径[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伦理学研究方向精选篇4

关键词：恢复气候；重建生境；气候正义；生境利益；协作减排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1-0017-15

气候引来伦理关注，不在于气候变化，而在于气候失律及其造成的日益恶化的生态后果。为此，笔者尝试这方面的思考，首先撰写了《气候伦理：恢复失律气候的社会方法》，考察气候失律如何造成灾疫失律，论证气候伦理何以可能构成人类恢复气候的社会方法；其次通过《气候伦理研究的依据与视野》，辨析“气候变化”概念，澄清“气候争论”误识，论证并确立“气候失律”这一气候伦理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考察气候伦理研究的客观依据，展示气候伦理研究的基本视野。本文是在前两文的基础上，比较气候伦理研究与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灾疫伦理学的区别，明晰气候伦理研究的范围，并尝试构建气候伦理研究的学科话语，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性规范的应有疆界和话语平台。

一、气候伦理的学科指向

以气候失律为认知出发点，围绕如何恢复失律的气候而展开深入的伦理检讨与实践方案设计，抛弃感觉经验描述方式，走理性规范探索的学科化道路，来构建气候伦理学。

构建气候伦理学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从其研究的特定对象看，气候伦理学应该属于一门新型的综合性应用人文科学。

（一）气候伦理学是新型的应用人文科学

气候伦理学的“新型”性，首先指气候被意识和关注而得以进入伦理学的研究视域，也指它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其诞生展示了完全不同的新视野、新理念、新认知、新方法，这种新视野、新理念、新认知、新方法承载了当代人类存在和生存所萌发的新向往、新追求，并最终需要创建一套新的话语方式予以表达，以引导当代人类生存朝生态理性方向展开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

气候伦理学关注气候失律，是为解决灾疫失律这一世界性难题，实现生境重建，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社会、地球生命、自然”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气候伦理研究探讨的主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恢复失律的气候，重建气候生境；二是探索创建人类生态幸福的宇观方法。气候伦理学之所以最终要以人的生态幸福为主题，是因为人与生命世界相连，人与自然宇宙相通，人与过去和未来相依相生，人与群或他者不得分离。人作为世界性存在者的历史与现实，使得气候伦理学的人文价值取向，既是古典意义的，也是当代意义的，更具有指向未来的前瞻性。因而，气候伦理学的人文特质，既呈现出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又为人类在新的存在条件下追求人与自然相统一以及人与生命世界相协调提供新的路径与方法。

（二）气候伦理学是综合性的新型人文科学

基于如上“人文”要求，气候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人文科学，必然是综合性的。

气候伦理学的综合性，首先表现为认知视野的综合，它必须超越性地统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资源，形成一种全景视域的整合视野。具体地讲，气候伦理学必须在考察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律动规律、生成法则和人类社会的律动规律、生变法则，以及人性敞开的可能性趋向的前提下，寻求三者的共生曲线，找到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人类社会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最终法则、依据、公理、方法，这是气候伦理学为陷入灾疫之难的当代人类提供其谋求解决之道的绝对前提。

气候伦理学的综合性，还表现为对学科的综合化。从研究对象及其关注重心的角度来看，气象学、气候学的研究对象是气候，主题是气候变化，重心是气候变化的自然动力；而气候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气候失律，主题是如何恢复失律的气候。其关注重心有二：一是揭示导致气候失律的复杂机理和人类因素；二是探求恢复失律气候的人类之道。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使气候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型的人文科学，不仅获得了应用的性质定位，还获得了跨越学科的整合功能。

客观地看，气候失律既是自然现象，也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恢复失律的气候，不仅要遵循自然之道，更需要重构人类方式，包括存在方式、生存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等，所以，气候伦理学不仅要充分运用自然科学，如气候学、气象学、物候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学、地球科学、宇宙学等学科资源和方法，更要整合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公共政策、国际政策、财政学、福利社会学、灾害学、疫病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灾疫伦理学、环境哲学等学科资源。所以，气候伦理学是一门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三大领域进行多元科际整合的大综合的应用人文科学。

二、气候伦理的学科特征

要全面彰显气候伦理学的学科特征，需分析与其相近的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灾疫伦理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一）气候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区别

伦理学研究方向精选篇5

关键词：科技伦理学；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伦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26

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在带给人类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伦理问题，科技伦理学研究日益成为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科技伦理学究竟研究什么？对此，学术界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不尽相同。武汉理工大学潘建红教授的新著《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架构，充分展现了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进一步丰富了科技伦理学的理论体系。该著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的冲突及理论纷争入手，着重研究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历史溯源、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应然诉求以及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路径等重大问题。该著的出版在科技伦理研究领域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一、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科技伦理学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既是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也是职业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看，科技伦理学旨在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揭示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建构科技进步与伦理建设的互动机制[1]。《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正是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系统分析，强调科技与伦理互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力求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架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

不可否认，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理想与幸福的生活，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日趋紧张，科技与伦理的冲突日益凸显。正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如今，科学技术发展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正如作者所说：“迅速发展的科技与相对滞后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互动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革命性的、可能为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引发伦理道德的突出问题与巨大恐慌；另一方面，人类不能禁止某些新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因为，这样可能会使人类丧失美好未来的机遇。”[3]2如何使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规避这些伦理问题，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时代性课题，更是科技伦理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加强科技伦理学研究，寻求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规律，建构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就显得尤其重要而迫切。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伦理忧患的时代，怎样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发展能否取得“双赢”的效果？人类应该如何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尺度，努力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这些问题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中找到了答案。

客观地说，在国内外的科技伦理学研究中，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相对薄弱，资料比较零散，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对于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研究不多，很少有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在该著中，作者直面问题，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诠释，深入探讨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而提出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应然诉求。在作者看来：“一方面，通过对科学技术运行中的伦理分析，有助于对科技人员与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使科技运行合理化，实现真与善的统一，最终使人的行为趋于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对伦理的科学技术成分分析，能为伦理建设寻找合理依托。”[3]62

总之，科技发展对伦理具有正向作用，伦理对科技发展也具有正向作用，科技与伦理互动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现代科技与伦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时时处在一种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之中。科技进步促进伦理建设，并为伦理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伦理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现代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毫无疑问，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机制，不仅是对现代科技与伦理关系研究内容的拓展，更是一种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

学术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重视多�W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同一个问题。当然，不同学科知识发展、交叉的结果是同一个问题可以用不同学科知识来解释，但解释的结果却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种现象提示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客观事物，全面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才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研究也是这样，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可否认，科技与伦理互动具有必然性，但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时空发展，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表现则不尽相同。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为把握科技与伦理的互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立足历史视野与现实发展，强调问题导向和实践架构，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着力跨学科综合研究，从而科学把握了科技与伦理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嬗变以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该著既强调吸收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又注意从文化学、人类学以及系统科学等多学科视野探讨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基础、规律及诉求。例如，从文化学维度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进行文化考量，把科技与伦理的矛盾看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内在矛盾之一，揭示科学技术与人性之间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凸显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又如，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看作一个系统，“通过对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关系研究，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关联，明确科技与伦理之�g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强调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应然诉求”[3]5。

纵观全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努力交叉融合多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多层面重新审视科技与伦理关系问题，在高科技的辉煌与伦理忧患并存的时代，寻找科技与伦理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实践对策，从而“描绘出现代形态的科技与伦理相互作用的宏伟画卷，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热点问题及争论的焦点问题提供了一部可参考的范本”[3]4-5。

三、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不仅表现在静态的相互联系，也表现在动态的相互作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就是要揭示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机理，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该著既注重学理层面的探讨，又针对现实，强调问题的针对性，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提出应对之策，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论进行了系统建构。具体而言，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该著正是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切中时代脉搏，深入分析关于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理论纷争，探寻走出困境、解决问题的实践途径，从而突破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究式纯逻辑推演模式。

二是清晰的历史脉搏。把科技与伦理的逻辑关系放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动态考察，揭示二者互动的抑扬轨迹，重点探究科技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把握其内在的规律性，从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历史脉搏。

三是系统的理论阐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性与伦理的反思性的互动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相关性；从多维视角认识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可能性，阐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原则、基础及当代意义，从而深化了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认识和理解。正如拉特利所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造成越来越多的需要提出新规范的行情，而且还使新的行为更加合理、有效。”[5]

伦理学研究方向精选篇6

关键词：教师;专业伦理;文献法

在对教师专业伦理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学者和专家主要集中认为伦理是社会所规范的人与人相处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在这里，我比较认同步社民和叶澜老师的定义。步社民认为，对于教师而言，专业伦理主要靠教师的道德自律来实现①。叶澜老师认为教师专业伦理是指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共同拥有和必须遵守的、有利于促进教育者自身和受教育者全面健康发展的、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专业精神和专业规范的总和，是社会价值和专业价值的具体体现。它包括由专业价值观、事业心、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组成的专业精神，以及有关教师与教育事业、与受教育者、与其他教师及教师集体、与家长及其他相关人员等关系的专业规范②。

一、教师伦理压力形成条件的研究

在对教师伦理压力形成条件的研究中，胡锋吉和季旭峰在论教师的伦理压力的文章中谈到，客观的刺激或情境是教师伦理压力形成的条件，这种情境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两难问题，另一类是冲突。面对两难问题，教师的行为选择实际上代表了他自己的道德发展水平，面对冲突问题。教师的行为选择则代表了他自己对教师角色伦理特征的理解。总之，教师必须意识到自己在面对一些教学问题时，需要作出某种程度的调整。

二、教师专业伦理规范的探究

对教师专业伦理规范的探究也是重中之重，何颖在对中美高校教师专业伦理规范的比较研究中指出，比较完善的教师专业伦理规范通常包括师德理想、师德原则、师德规则三个层面。其中，师德理想体现教育专业至善至美的道德境界，具有激励功能;师德原则是指导教师职业行为的准则和依据，具有指导功能;师德规则是对教师职业行为的最低要求，具有约束功能。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教师专业伦理的规范的制定必须以保障学生的发展利益为根本。要体现教师专业的“专业性，要凸显教育“服务”理念。现实性和前瞻性相结合。

三、教师教学行为中的伦理缺失现象的研究

蔡亚平和钟振国在教师教学行为中的伦理缺失现象分析中指出，当代教师不具备专业伦理和专业共同体的观念，教学沟通上比较专断，缺乏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教学方法上强调效率，剥夺了学生的主体性。教学评价上注重分数，忽视学生发展的整体性。教学管理上注重控制，缺乏人性化关照。这些现象，都是导致目前教师专业伦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原因，同时也与教师责任的模糊和缺失有关。因此，1、更新教师的专业伦理观念;2、重视教师专业伦理教育的一体化，就尤为重要。

四、教师专业伦理研究的进展和反思。

1、教师专业伦理的两个转换和四个取向

教师专业伦理的进展包括两个转换和四个取向，张宁娟在国外教师伦理研究新进展中，提出当代教师从身份伦理向职业伦理转换，充分考虑了教育教学工作的特殊性，形成有别于其它专业或职业的特殊伦理规范;从经验范式到理论范式的转换，即在过去单纯归纳的方法基础上，借助理论的指导作用，通过演绎的方法去建立相应的伦理规范。因此，就我国而言，当前的教师专业伦理建设，应当接受伦理学、专业学、社会学等理论的指导，在教师专业伦理建设中应当突出专业”和“服务两个核心理念。

程亮在当代教师伦理研究的三种取向一文中阐释教师专业伦理的四个取向分别为：1、专业取向：2、规范取向3、实践、跨学科取向4、实践取向。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四种取向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推进教师伦理研究和建设，但也都存在某些方面的限制;其次，四者并非彼此孤立相互排斥，相反在很多研究中，它们往往是彼此纠结，相互交叠。从我国教师发展的水平来看，可以建立一种整合的教师伦理研究范式。提升教师的实践理性，避免简单盲从或生搬硬套，也许这正是教师伦理研究的意义所在③。

2、我国教师专业伦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实践困境

就目前我国教师专业伦理领域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以梳理，为教育领域内的工作者及其研究者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首先，在理论研究领域，我们仍需要对教师“职业伦理或道德”与“专业伦理或道德”做进一步的概念辨析与论证工作。其次，在充分结合西方研究经验的同时，也应该依靠我国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经验，形成本土特色的教师专业伦理理念。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教育学界的关注，更需要其他领域如伦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许多相关“专业”领域研究人员的参与。再次，在深入的理论探讨尚无法很快达成一致结论的情况下，可以试着先在实践领域里做起来，或者可以借鉴其他行业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些准则或规范来推动教师专业伦理准则的发展。最后，关于这方面的比较研究尤其需要加强，在文化上同根同源的我国港台地区的理念与实践经验也值得深入研究和对比。

总之，依照目前的教育形式分析，我国在今后的教师专业伦理建设中应该轻制度和规范，重信念和心灵培养;轻教师的正规学习，重教师的非正规学习;轻个体经验成长，重学习发展共同体文化建设;轻政治化，重专业化;轻约束，重激励。我们应该更多的用科学理性与艺术直觉结合的系统论方法分析教师专业伦理，教师专业最高伦理目标是在实质上促进教育对象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恪守规范本身。

参考文献：

[1]步社民.专业伦理与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成长，2013：15-16

[2]孙峰.教师专业伦理的价值选择.时评

[3]叶澜.创建上海中小学新兴师资队伍决策性研究总结报告[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1）：1-9

[4]徐浩斌.关于幼儿教师专业伦理建设的思考[J].教师发展，中国教育学刊，2012.05

[5]于龙.教师专业化视野中的伦理标准建构[J].教育科学论坛，2007（3）.

注解：

①孙峰.教师专业伦理的价值选择.时评

伦理学研究方向精选篇7

关键词：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 王丙珍 鄂伦春

鄂伦春族是我国北方性格鲜明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源远流长的繁衍生息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审美文化。鄂伦春族文学就是这种地域民族文化的感性显现与审美凝聚。包括两种媒介形式：一种是形式多样的古代口头文学，另一种是富于个性的当代书面文学，二者先后构成了鄂伦春族的审美文化主体，与该民族的生活文化紧密结合，生动地记录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生死歌哭与理想愿望，不仅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璀璨夺目的审美价值。如果说创作与研究构成了每种文学均衡发展的两翼的话，那么，面对琳琅满目、积淀丰厚的鄂伦春族文学创作，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相对薄弱与理论贫乏赫然彰显，这种不对称局面不仅不利于文学创作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反而严重制约鄂伦春族文学走出地域、走向全国的脚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丙珍等人新近出版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一书就显得格外重要，该书以“整合”性的研究视域、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扎实的文献积累，对鄂伦春族文学的“历史、现实、人性有着独特洞悉与关怀”[1]，将鄂伦春族文学研究提高到新水平，并为今后研究提供良好的学术范式。

一、“整合”性的研究视阈

首先，著者持有历史的、宏观的研究范式。《鄂伦春族文学研究》一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其浓郁的历史感与宏观构架。可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加以把握。从纵向上看，该书用较大篇幅梳理了鄂伦春族、鄂伦春族文学与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能够全面、系统地向读者呈现鄂伦春整个民族与文化的整体面貌，包括历史缘起、阶段特征与演进过程等，为本书问题提出与目标设定提供详尽背景材料。从横向上看，注重从多层面、多侧面、多角度开掘鄂伦春族文学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著者依次分析鄂伦春族文学的民族精神、传统习俗文化、文化、人生哲理、生态文化、审美精神等多个向度，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由文化和生命统摄的多层次互动的纵横交错的网络之中，让整个研究呈现出立体、有机、辩证的可贵品格。此外，这种关注横向联系的研究意图还表现在从全球化高度对这种少数民族文学所做的文化关怀与未来展望。对鄂伦春族文学而言，这是一个关乎未来命运的生死攸关的话题，作者不吝笔墨对这个向度上的跨文化认同问题给予富于建设性的探讨，并对全球化视域下民族文学创新与发展提出宝贵建议。

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该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研究方法多样性与跨学科性。任何文学现象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网络与文化系统之中，相比于其他文化形式，文学具有更强的文化包容性，它以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姿态显示自身的卓越存在。从理论上说，文学研究没有一套自身专属的批评方法，本身就是跨学科的，作为文学研究之一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自然概莫能外。然而，作为一种具有更多历史原生态与人类本真性的民族文化类型，鄂伦春民族具有异常鲜明的习俗、宗教、生态、生存、性格等特征，所以，跨学科性不仅构成鄂伦春族文学创作，而且构成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在这个方面，作者自觉地认识到，以往研究“多以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叙事学的记述和文化研究为主，少有与文化哲学、中国文学史、文艺美学、生态审美文化相结合的高层次理论研究”[2]。基于上述理论反思及力图完整把握研究对象精神维度的学术努力，著者将自己推向一个更开放、更多元的文化视野，不仅需要研究者熟稔大量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知识，更需要具有熟练驾驭多种批评方法的研究能力，而这无疑已作为本书的一个写作优点得到深入贯彻，尤其在把握“地域理念和现代意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3]等方面有着更精彩的呈现。

三、扎实的文献积累

该书是一部资料性极强的论著。几位著者均是该领域颇为资深的学者与专家，具有扎实的文化功底与厚实的学术积累，治学态度极为严谨，有着千淘万漉、精益求精的学术苛求，在史料、素材积累与处理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姑且不论以史料见长的相关章节，如“鄂伦春族概况”、“鄂伦春族文学及研究述评”、“鄂伦春民族精神的历史渊源”，单就评析鄂伦春族文学某一精神维度的章节而言，文献、文本、文化三元互证的特征也是异常鲜明的。如阐述“鄂伦春族文学与鄂伦春族精神”的章节中，为了从作品角度证明鄂伦春民族具有勇敢精神、自由精神、无私精神与热爱自然精神等品质，作者提及近三十部传奇与故事，并以细读方式重点研讨了其中十余部，使其结论显得雄辩有力、水到渠成。又如“鄂伦春族文学与传统习俗文化”一章，著者辟出专节详细讨论了“民族语言与口头文学”、“姓氏起源与取名习俗”、“衣食住行的民间风俗”、“社交礼仪与伦理道德”、“：远古的幻想”，所论之处无不知识密集、资料宏富、引证翔实、考证精微、新意迭出。如谈到狩猎民族在出行方面的发明创造时，不仅一一列举了水上、雪上、陆地上林林总总的交通工具，还辅以史料、民俗、神话和传说等文化内容，凡此种种，无不大大增强论述的生动性与趣味性，收到良好的解说效果。

综上所述，《鄂伦春族文学研究》是一部知识丰富、论证谨严、史料翔实、视野开阔、方法创新、观念前卫的优秀学术著作，不仅从整体上勾勒了鄂伦春族文学的发展线索与精神维度，而且从文本、个案等微观层面对之做出了细致解读，特别是著者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从多个层面解析鄂伦春族文学精神维度的理论诉求，使该向度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达到新水平，为进一步相关研究拓展领域。

参考文献：

[1]黄大军.历史与现实的变奏――莫言剧作论[J].戏剧文学，2014（6）.

[2]王丙珍，关小云，关红英.鄂伦春族文学研究[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33.

伦理学研究方向精选篇8

关键词：环境伦理学；中国；实践性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038-05

基金项目：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0XZX0011)

作者简介：李广义（1973-），男，山东郓城人，哲学博士，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自上个世纪80、90年代环境伦理学在中国“落户”以来，关于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与争议就相伴而行。在研究领域，受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影响，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价值与自然权利、环境正义等方面；在争议领域，结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主要围绕定义、范围、资源等方面展开。近几年来，关于中国环境伦理学缺乏实践性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强烈，认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移植痕迹明显，缺少“自产”与“创造”；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理论曲高和寡，缺少“问题意识”与“实践取向”。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实际以及环境伦理学研究日臻完善的背景，学者们也开始反思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缺憾，关于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性研究越来越得到学术与政策的双重重视。对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性进行研究，客观地指出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所存在的诸多不足，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实践”的缺场与遮蔽给环境伦理学带来的尴尬与困境，意义与价值重大。

一、环境伦理学实践性的哲学底蕴

认识与实践是哲学的两个重要范畴，“实践出真知”道出了认识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实践是人生的代名词，它具有“实行”、“践履”、“行动”等含义，追求“知行合一”是中国人生哲学的至高境界。在西方哲学史上，实践是自由的同义语，属于道德伦理活动，最有代表性的是康德的实践理性，认为在实践理性的指引下，人的意志得以规范，从而达到自由意志的境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的范畴首先是社会历史观的范畴，其次才是一般哲学的范畴。”[1]（P326）离开社会性的物质存在这个历史舞台，实践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实践在人类生活中的根本地位，实践的观点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从这个角度看，环境伦理学研究应该是“实践理智”的，即从经验性的社会性物质存在中寻求适度的普遍性。

100多年来，在“科技至上”观念的支配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颠覆式变化：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大气污染、水资源匮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物种丧失等等。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背后是自然恶化的沉重代价！科学技术的控制征服大大超出了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更令人担忧的是，以自然蜕变为代价的经济不正常繁荣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反而“立刻造成了一种富足的幻想，为个人提供了自由的空间，让他们以为有了汽车、信息网络等等，他们就能摆脱一切控制”[2]（P89）。这种“富足的幻想”日益暴露出人们无限膨胀的物质贪欲！环境伦理学正是基于全球环境日益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背景而出现的，把道德关怀的领域扩展至人与自然之间，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伦理、价值体系，以彻底（或部分）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伦理判断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指导实践。”[3]（P2）所以，环境伦理学是一门寻求解决方法的实践之学，其目的是为了提升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从而在实践中落实环境保护行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认识―实践”的一般规律，环境伦理学来自于实践，理所当然应回归实践，指导实践，关注社会发展，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的唯一出路。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模式，环境伦理学才不至于“抽象地、孤立地理解自然”。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性是合生态规律性与价值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它既是实践的哲学，又是哲学的实践，它在理论与实践两大谱系及其相互关系中回应环境道德哲学的奠基性难题。”[4]（P59）

大多数学者认为，环境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应用伦理学根植于实践哲学的传统，在运用理论解决道德实际问题上具有创新性与优越性。首先，应用伦理学是哲学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其次，应用伦理学直接关注现实的具体道德问题；最后，应用伦理学特别关注那些在大众和社会各界明显有争议的道德问题。总之，应用伦理学的应用不是工程技术上的操作性应用，也不是纯粹的“案例分析”式的应用，而是批判性、反思性的应用。应用伦理学不能割断与道德形而上学的思想联系，不能放弃对一般方法的研究。[5]（P144）由此我们说，环境伦理学的实践不是一般意义上具体操作性的实践，它兼具有道德哲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双重特征。“一种实践的内在的善或目的就在于那种活动进行和完成的出色和优秀，即它进行和完成得合乎德性或具有德性。”[6]（P54）学者们虽然对环境伦理学的实践“维度”与“路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大相径庭，但基本上认可环境伦理学在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精神，即：我们分析研究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性，其目的就是期望通过环境保护实践的多元化获得实践生活的善，并由此极大地丰富和完善我们的德性和人生。

二、中国环境伦理学实践性研究的主要表现

在环境伦理学实践性得到学术界重视后，人们纷纷把环境伦理学研究的视野转向社会热点，“实践”逐渐成为“生态（环境）伦理学新的理论增长点” [7]（P1）。笔者认为，目前关于中国环境伦理学实践性方面的研究可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

（一）环境伦理学走向现实生活，倡导绿色消费

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需要从环境中摄取物质能量，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人们都希望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希望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少些噪音与污染，多些绿化与安静。动物只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人具有改造环境的能动性。所以，人们的生活方式将直接影响环境质量的好坏，其中，价值观是指导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的主观因素。在西方“消费至上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的大众消费观念曾一度沦为“攀比”与“奢侈”。21世纪是一个“人类生态学时代”，人们面临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在环境伦理所倡导的自然价值观指导下，人们开始选择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绿色消费”方式，它成为消费生活的一种时尚，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是人们生存方式的一场革命。“绿色消费作为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观念及其实践，是与人类经济、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相一致的。它所倡导的消费方式、消费理念、消费结构，不仅符合自然本性，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也有助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8]（P298）从此，绿色食品、绿色家庭、绿色技术、生态时装、生态旅游、低碳生活等成为时髦话语，绿色产品逐渐渗透和占据市场，有“绿色标志”的产品日益得到人们的青睐与信任。当绿色价值观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伦理标准时，环境伦理学的实践已完成了他律到自律的转变，新的生活质量观念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伦理学走向环境保护，呼吁深层次环保

走向环境保护是环境伦理学的重要使命，这不仅仅是因为环境日益遭到严重破坏，而且还有环保部门执法“尴尬”、执法不力的严重现状。在道德与法律的天平上，制约环境破坏的力量已渐渐向道德手段倾斜，大众舆论的威力使中国的环境保护走向深层次：环境保护不能仅停留在“头疼治头脚疼治脚”上，而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生态良心的养成和生态道德境界的提升上，惟有如此，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才有希望。环境伦理使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对环境科学的认识和把握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人们开始以强烈的伦理信念、实践理智和自觉行动承担起保护家园的重任。中国的城市、农村已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环保行动中，为了自己，也为了子孙，此为代际公平或代际正义。环境伦理倡导社区参与式的环境保护模式，呼吁社区成员以志愿者的身份，对社区环境进行共同捍卫，形成社区环境建设的共同行动。虽是“草根性行动”，但收效明显。实践证明，“环境保护管理的根本，在于生活方式从‘小我’向‘公德’的转变，在于个人环境伦理的建立，在于整个社会形成爱护环境公德。”[9]（P7-11）21世纪的环保是大众的环保,提升群众整体性环境道德意识是深层次环保的主导方向。

（三）环境伦理学走向河流与水利工程，建立工程伦理责任

近20年，我国水电开发得到迅猛发展，不仅开发河流的数量增加，而且对许多河流进行梯级开发,充分利用了水资源的潜力,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能源。水利开发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和目前还难以预测的环境影响，所以应该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根本点，而这恰恰是过去进行水利开发中所忽视的。从环境伦理的角度对河流与水利工程开发（主要是所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思考，有助于从观念上更新开发者与决策者的环境伦理关怀意识，增强工程伦理责任，以更加冷静、成熟的思路进行河流与水利工程开发，以避免或减少开发对周边环境系统的破坏与损伤。环境伦理坚持“以开发促治理,以治理保开发”的生态环境建设方针，处理好人口、资源、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坚持发展经济、安置移民与保护生态环境机相协调的原则，将河流与水利工程开发区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平衡与稳定放在首位，“倡导‘生态工程’理念，即符合科学发展观、整体生态观和普遍伦理观的工程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工程。”[10]（P122）环境伦理学走向河流与水利工程，将进一步促进我国水利水电事业的“绿色化”。

（四）环境伦理学走向各类学校，实施环境道德教育与绿色校园建设

环境道德教育是一种新的学校道德教育方式，它比人际道德教育更进一步，其核心理念是加强“生态智慧”与“生态人格”的培养，立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规范，引导学生养成理解生命、关爱生命的道德习惯，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它“是根据环境道德原则和环境道德规范，有组织、有计划地向社会成员进行影像，把生态价值准则灌输或诱导进社会成员内心，使之成为个人内在道德的一种教育行为”。[11]（P203）环境道德教育一般采取专家讲课与学生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利用自然界及其校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等富含审美价值的德育资源，加强“生态体验”，让学生们深深感受到人与环境之间道德关系失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在内心深处培养一种潜移默化的“生态良心”，并付诸于生活实际，以实践行动唤醒人们的“生态良知”，提高环境道德水准与环境道德境界。目前各类学校已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条件,对学生们开展实践形式多样的环境道德教育（如建立环保社团）,将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性环境道德标准深入到学校各项活动中，为创建绿色校园做出了大量的实际性贡献。

（五）环境伦理学走向政策与制度，构建更坚实的社会支持

环境伦理走向政策与制度是多层次性的，既有宏观的国家政策，又有微观的区域方针；既有政治方面的要求，又有经济领域的渗透；既有现实的伦理关怀，又有将来的伦理期待。各层次又相互交织在一起，多角度地彰显了政策与制度的“绿色”文化底蕴。退耕还林（牧）、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和谐、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等，都无不渗透着深厚的环境伦理理念，政府决策（包括经济政策）凸显“生态”特征。一方面说明，生态观念已进入到上层建筑领域，“绿色”成为中央与地方制定方针政策的道德底线；另一方面说明，环境伦理学已走出“书斋”与“象牙塔”，寻求到了坚实的社会支持，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肯定与认可，这是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革新与幸事。另外，环境伦理的价值观越来越渗透于中国的环境立法之中，以深思熟虑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引导和反省中国环境法制建设，主动“放弃那种把人当作至高无上的生命形式，永远以征服自然、统治自然来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传统法律价值取向，代之以维护人与人之间社会秩序和谐的同时并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自然秩序作为法律的价值取向” [12]（P83）。制定和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也是落实环境伦理道德的重要制度保障。

三、中国环境伦理学实践性研究的未来方向

正如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会长余谋昌教授所说：“中国的生态（环境）伦理学只有具有自己的模式、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在中国被传播、被接受，并在国家政策和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13]（P116）余教授还呼吁中国学者们共同努力，为“创建中国生态伦理学学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环境伦理学实践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应有之义。

余谋昌教授认为，“实践性是中国环境伦理学学派的精华。”[14]（P17）肩负“创建中国环境伦理学学派”的历史重任，我们需要深层次把握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性研究方向。

（一）从环境实践中完善环境道德哲学

实践始终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环境伦理学应该随着生态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与完善，从实践中丰富环境伦理的哲学基础，赋予其一个全新的、更加科学的道德理念，让环境伦理学在中国的哲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是因为，“国内的环境伦理学研究一直没有得到哲学主流的高度关注，一直缺少哲学应该具有的‘宏大叙事’风格。”[15]（P9）环境伦理学国内著名学者李培超教授认为，寻找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路径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其一，必须要对我们所面对的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具体内涵有切实的把握，这是我们确定对环境问题进行伦理性应对的前提。其二，必须要结合实际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理念、话语形式进行清理与加工，使中国的环境伦理学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内涵。[16]（P116）由此我们得知，除了学习吸收西方的环境伦理学理论之外，中国环境伦理学必须有自己的话语，以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哲学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哲学体系，这是“创建中国生态伦理学学派”的重要前提，而这一艰巨的工作离不开大量的生态（环境）实践活动。

（二）坚持环境伦理实践形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其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环境伦理学要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实现其从“规范性品格”到“实践性品格”的转换。例如，环境伦理学可以对地域性（尤其是民族地区）的资源保护与惠民的关系进行实证性研究，从而对区域性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虽然环境伦理观强调资源的多重价值，反对把资源仅仅还原为经济学范畴，但还是把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惠及民生作为保护与开发区域资源的道德底线。实践证明，“环境保护的状况与人均收入有着内在关系，当人均收入越来越高时，由于治理环境的技术和制度的改进、环境道德意识的提高，环境污染将持续下降；反之，当人均收入低于一定程度时，相关技术和制度就无法改善，人们的环境伦理观念也发育迟缓。”[17]（P93）生态问题与经济问题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很多的区域环境恶化主要是因经济贫困造成的。这种博弈关系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大江大河源头地区显得格外突出。所以，寻求地域性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良性耦合之路成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也是国内环境正义研究的继续。中国环境伦理学实践性研究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创建区域性生态文明的一个缩影，其理论底蕴就是伦理、经济与生态。

（三）努力实现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

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虽呈星火燎原之势，但本土化色彩不浓，在公共实践领域缺乏一定的共鸣。开展实践性研究，可以提供创建中国特色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资源，实现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李培超教授认为，“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是指陈这样一种学术研究向度：它不是简单地模仿和照搬外来的研究成果，而是将关注的视角投向自身；它不满足于‘外激型’的发展轨迹，而秉持自我认同和个性张扬；它也并非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理念出发对于他国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予以无端贬损或否弃，而是强调学术研究的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路和自主创新精神。”[18]（P237）这种合理借鉴的研究向度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点，是今后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发挥环境伦理学的实践功能与实现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是相辅相成的，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诉求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生态实践，任意地拔高只是脱离实际的“不伦理”或“不道德”。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如：儒释道文化）中也蕴含着许多值得现代社会借鉴的生态实践思想，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研究要充分挖掘这些思想精华，把中国的文化精神、价值心理与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这将有利于“中国生态伦理学学派”的创建。

（四）继续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正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虽然环境伦理学在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背景下具有全球伦理的普世特征，但基于国情（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的差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环境伦理学研究模式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环境伦理视野中的‘环境’实际上是少数发达国家、强势群体的‘环境’,体现的是少数人的‘正义’,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来说是不正义的。”[19]（P42）照搬西方环境伦理学模式将会陷入“水土不服”的不道德性困境。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学者看到了这一点，国际环境正义已成为环境伦理学实践性研究在国际层面上的焦点，发展中国家纷纷发出“讨伐生态帝国主义”的呐喊！所以，“在环境伦理上探求一种适应发展中国家实情的话语表达、理论模式、逻辑框架及实践方式，以指导、帮助发展中国家寻求一条既能避免工业文明负效应，又能尽快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既能摆脱当代环境伦理的西方中心论影响，又能以人为本、关爱生命、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是摆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学者面前的紧迫任务。”[17]（P4）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之上的中国环境伦理学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载体，有利于国际环境正义的完善。中国环境伦理学实践性研究有义务、有责任继续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正义做出应有的贡献，对西方的环境利己主义及话语霸权进行道德谴责，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层面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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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张登巧.环境正义―――种新的正义观[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责任编辑：彭介忠)Practicality:the important attribute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Ethics

LI Guang-yi

（Party School of Guangxi Committee of the CPC,Nanning,Guangxi 530021,China）

伦理学研究方向精选篇9

1.护理伦理学教育现状与思考

2.关于美德伦理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3.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希腊化哲学的范式转移

4.作为普遍哲学的伦理学——论斯宾诺莎伦理学概念的内涵及其多重维度

5.国外信息伦理学研究进展

6.论伦理——伦理概念与伦理学

7.德性论与伦理学

8.当代伦理学发展的三维向度

9.农业伦理学:一个有待作为的学术领域

10.护理学专业伦理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11.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12.工具—价值理性分野下西方行政伦理学的变迁

13.应用伦理学的论证问题

14.厘清伦理学的对象与定义

15.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

16.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

17.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

18.一种批评理论的兴起:《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解读(英文) 

19.文学与伦理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的“自由空间”

20.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

21.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生与垦拓

2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医学伦理学——中国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发展研究之三

23.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24.全球化视阈下的生态伦理学研究述论

25.我国医学期刊论文的伦理学评价

26.康德伦理学的历史遗产——兼论商谈伦理学与康德伦理学的内在关联

27.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28.永恒的道德 无尽的思念——写在俄罗斯著名伦理学家季塔连科教授20周年忌辰

29.基因工程药物引起的伦理学问题

30.后现代状况下的伦理学志向与文化更新——梁燕城、万俊人对话录

31.对于伦理学研究中的生物学进路的五重辩护

32.境界伦理学的典范及其改善——有关冯友兰《新原人》的思考

33.铸造新德性:环境美德伦理学刍议

34.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十大热点问题

35.实验伦理学:研究、贡献与挑战

36.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

37.西方计算机伦理学研究概述

38.真、善、美视界中的伦理学

39.关于工程伦理学的对象和范围的几个问题——三谈关于工程伦理学的若干问题

40.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聂珍钊访谈录

41.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

42.反思应用伦理学——兼论应用伦理学与理论伦理学的关系

43.西方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回溯与展望

44.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及其研究展望——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进行探究的构想

45.论伦理学研究的基本性质

46.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现状和走向

47.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历史承继及其理论特征

48.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综述

49.中国古代有伦理学吗

50.生态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  

51.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创建研究

52.身体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视域

53.平等对待与道德关怀——霍耐特的政治伦理学构想

54.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伦理学特征

55.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若干伦理学问题

56.医学伦理学新进展与发展设想

57.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

58.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西方规范伦理学的联系和区别

59.信息伦理学研究的现状及其思考

60.伦理学究竟研究什么

61.当代伦理学的新发展:女性主义伦理学评介

62.应用伦理学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63.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复兴——西方康德伦理学研究述评

64.重建现代和谐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思考

65.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建构

66.打造塑造医学生高尚医德情操的优质课程群——中国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发展研究之四

67.关于伦理学性质与方法的辨正

68.论环境伦理学的两种探究模式

69.微观、中观和宏观工程伦理问题——五谈工程伦理学

70.中国民族伦理学研究概述

71.法伦理学如何可能——法伦理学的属性、使命和方法

72.究竟什么是应用伦理学?(专题讨论)

73.工程与伦理的互渗与对话——再谈关于工程伦理学的若干问题

74.第一哲学作为伦理学——以斯宾诺莎为例

75.在个体善和城邦善之间——亚里士多德论伦理学和政治学

76.应用伦理学:冲突、商议、共识

77.论伦理学的性质——兼论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关系

78.信息伦理学的本体论基础

79.道德学与至善学——康德的两种伦理学及其内在融贯性问题

80.我国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思

81.论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

82.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一种当代的进路

83.绝对命令伦理学和协调伦理学——四谈工程伦理学

84.文化多元与全球化境遇中的生命伦理学

85.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评聂珍钊教授《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86.道德研究的新领域:从规范伦理学到元伦理学

87.法律论证的伦理学立场——以代孕纠纷案为中心

88.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新高度——“第四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89.当代西方规范美德伦理学研究近况

90.中西德性伦理学比较研究

91.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学叙事伦理学

92.现代技术伦理学的理论可能与实践意义

93.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最近进展

94.后现代西方伦理学导论

95.什么是应用伦理学?

96.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

97.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

98.环境美德伦理学:环境关怀的一种新尝试

伦理学研究方向精选篇10

关键词:管理伦理;主题述析;历史逻辑;现实路径

中图分类号:B82-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8/09-0083-05

管理伦理作为学科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作为管理学和伦理学交叉研究产生的新学科的管理伦理学研究在中国出现相对较晚,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真正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尽管如此,国内管理伦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飞跃,出现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本文围绕近十几年来管理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理论辨析。

一、管理伦理研究的历史逻辑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不但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思想史,还拥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思想史,中国的管理思想史中也必然离不开伦理思想的渗透与介入。但是把管理和伦理结合起来并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发展,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之后才得以实现。概要说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对管理伦理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

1.1988年以前,管理伦理“西学东进”的起始阶段

犹如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管理经验一样,我国的管理伦理研究也是从学习介绍西方管理伦理研究成果入手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学界对管理伦理的研究主要是关注西方研究动态,国内关于管理伦理的文章很少。西方对管理伦理问题的关注,国内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

研究表明,近3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重视管理伦理的研究,并从多个层面展开,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进行了整合,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在西方学术界,管理伦理的研究路径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即微观、中观和宏观。这种研究路径开始也是从企业管理伦理角度提出的。[1]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国家在企业管理伦理上更倾向于实践,欧洲人则比较重视理论研究,而日本人在研究企业行为的伦理问题时十分注重其民族性和实用性。毋庸讳言,这些管理伦理思想对于国内学界来讲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并逐渐成为国内引介西方管理伦理思想的缘由。

2.1988-1999年,管理伦理“登堂入室”的探索阶段

20世纪80年代之后,管理伦理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我国理论界的重视。这一方面是管理伦理起步虽晚但研究空间很大的缘故,另一方面,它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内在需要。这一阶段,我国的管理伦理研究已经“登堂入室”,进入实质性的探索阶段。10余年间,国内学界,尤其管理和伦理学界的学者,在充分借鉴吸收西方管理伦理思想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开展了积极有效的研究,和第一阶段相比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表了数十篇管理伦理方面和管理道德方面的论文,其中,不乏高质量、见解独到的文章;同时,出版了一批管理伦理方面的专著。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温克勤等人1988年主编的《管理伦理学》,该书在一定程度上讲对我国管理伦理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管理伦理学的诞生,这也是我国在管理伦理学研究领域跨出的实质性一步,为后来者学习研究管理伦理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石。

3.2000年至今,管理伦理“全面开花”的繁荣阶段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且保持又好又快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中国各项社会事业都乘上了“和谐号动车”,获得全面的提速。乘着春天的脚步,管理伦理研究也可谓全面开花、蓬勃发展。短短10年,管理伦理研究不仅在量上有惊人的突破,涌现出了数百篇研究文章,博士、硕士论文10余篇,出版发行了20余本管理伦理专著,翻译介绍国外此类书籍文章数十篇;而且在质上有了明显的提升,学界对管理伦理学科体系、管理伦理面向实践、中国传统管理伦理思想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管理伦理学已经获得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深度关注,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大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二、管理伦理研究的主题述析

当前,管理伦理学无论在学科自身建设方面,还是在理论拓展方面都日趋成熟,尤其在实践性上凸显了学科的特点。管理伦理学作为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正日益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我国经济腾飞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对目前国内管理伦理研究的主要热点问题进行剖析解读,总结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更好地推动中国管理伦理的发展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管理伦理研究的学科辨析

何为管理伦理?这是进入此学科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管理和伦理原本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两者为何结合?两者之结合何以可能?又如何结合?作为学科,管理伦理学应该归属何种学科?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对此学界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探讨,一直存在观点的争鸣。

1.管理伦理概念的合法性问题。没有管理和伦理的结合,管理伦理概念的合法性问题就是一句空话。国内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管理伦理具有合法性;另一种认为,管理伦理没有合法性。后一种观点的主要根据在于,伦理学分支学科太多导致伦理学犹如打碎的花瓶,难以回答“总体性”问题,实质上这也是“泛伦理主义”或“伦理学帝国主义”。伦理学视域必然审视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所有的人类行为,这根本不是“伦理主义”。而且现代社会生活的多样、多元、多变必然要求伦理学以学科分支,特别是应用伦理学的诞生来应对。在此意义上,管理伦理学是学科交叉发展的必然,是“管理学与伦理学‘嫁接’、‘杂交’”[2]的结果,两者融为一体,是企业伦理发展之后内在要求的管理和伦理的结合,不是人们主观任意想象的一种简单相加,更不是一种简单的“拉郎配”。

管理与伦理两者结合的内在逻辑关系,即管理学与伦理学之所以能够结合,关键在于企业的管理活动本身具有伦理性质。一方面,企业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需要考察它如何体现人的价值和给人带来了何种价值;另一方面,企业管理作为一种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表面上看来是一种纯粹经济性质的活动,实质上,却有着明显的伦理性质,管理活动(包括管理中的契约关系)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就是如何对待人。如何对待人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因此,管理学与伦理学的结合是管理活动本身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人们主观的强加。还有学者从管理伦理的价值论角度作了进一步的诠释,认为:“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内在机理在于管理系统本身就是一种伦理价值模式,具有一种获得价值行动的意义。原因有三:一是管理伦理的发生是由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二是管理与伦理具有同质性;三是成功有效的管理是体现人性的伦理管理。”[3]从内在逻辑、价值意义看,管理伦理概念具有内在的合法性,管理与伦理应该是一种有机的充满内在张力的结合,这实际上是就管理的内在本质来阐明其合法性的。

2.管理伦理学性质的厘定。对于管理伦理学的定位或归属问题一直备受管理学界、伦理学界关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它是管理伦理学,是管理学;二是认为它是应用伦理学;三是认为它属于伦理学。第一种观点是管理学学者的主流看法。周祖城认为,管理与伦理的结合是管理思想的深刻变革,管理伦理研究是管理学的一个前沿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管理伦理学是一门管理学与伦理学交叉而形成的应用伦理学。戴木才则发表不同见解,理由是从伦理学视角看管理伦理不但要考察管理的一般规律,更应该“追寻管理的社会本质和价值属性,探究管理的价值原则和根本目的”,从管理视角看,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应用管理学,它应当“从价值观的高度指导管理理论的研究和从思想理论上武装管理者,以获得管理的最佳社会效益”。所以,如果“以广义管理伦理学立论,管理伦理就不能简单地归入应用伦理学”[4]。温克勤的观点与其相似,同时,认为管理伦理学与管理学也存在很大的区别。[5]

总体上看,管理伦理学存在的合法性已基本得到研究论证,其所谓“归宿”或“定位”问题实际上是在不同学术视域中的不同解读。反对将其归入“应用伦理学”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应用伦理学的理解本身差异造成的,在我看来,应用伦理学也存在自己的“元伦理”问题,在意义上,将管理伦理学归入应用伦理学问题是不言而喻的。

3.管理伦理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温克勤认为,管理伦理学应该主要研究如下四个问题:一是揭示道德与管理的关系。二是研究管理过程中人的道德主体性问题,因为在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道德的主体。三是寻找“善的循环”的途径。四是研究道德在管理系统内部及与社会整体相互联系的方式、中介和特点。唐凯麟在其《管理伦理学纲要》一书中提出,管理伦理学应该研究管理与伦理的关系,管理伦理的本质、构成及功能,管理伦理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其在现实管理活动中运行状况,管理伦理的规范体系,管理伦理的实现机制,管理者的人格塑造等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6]

表面看来,上述学者观点存在歧义,实际上,他们都共同聚焦于管理与伦理结合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一系列问题。管理伦理的研究方法很多,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方法有:逻辑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定量分析方法、行为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心理分析法。管理伦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新的研究方法也在实践中不断推出。还有学者对管理伦理的决策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在管理伦理决策过程中可以采用价值澄清法、评价法、平衡法等。[7]管理活动具有复杂性,其涉及到多种研究方法是管理实践的要求,也是推进高水平研究的要求,复杂方法的“视域融合”对研究本身必将起到细化深入之功效。

(二)企业管理伦理研究

企业管理伦理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热点之一,企业伦理的提出和应用内在地要求管理与伦理结合,所以,管理伦理在一定程度上讲,源自于对企业管理的反思与研究。近些年,国内学界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企业管理与伦理、管理与道德的文章,对企业管理伦理的合法性、必要性、实践性、核心内容等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企业的管理伦理化进程。

1.企业德性的合法性审视。企业德性,或企业的伦理品性倍受学界关注,争论焦点也颇多。首先,企业要不要讲道德?为何要讲道德?有观点认同西方的“非道德性神话”,把企业抽象为“伦理无涉”的纯“经济动物”,这恰恰迎合了我国市场经济初期企业家急于“减负”创业的内在单一非伦理性诉求。他们认为,企业的功能是纯经济性的,经济利润是衡量企业成功的唯一尺度,奉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是在现行游戏规则内提高利润”[8],认为企业如果承担社会责任会使企业增加成本,这些成本通常会转移到产品价格上,从而削弱产品的竞争力。[9]因此,企业应该是与伦理道德无关的,如果接受伦理约束,企业就被捆住手脚,甚至失去未来的发展。这种观点和实践理念是受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事实上,企业“非道德性神话”不但没有合法性基础,而且在西方已经被理论和实践所改写。即使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看,企业“伦理无涉”可以不需要道德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只对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顶礼膜拜,而忽视了它与生俱来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竞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伦理行为中心,它应当适度运用市场所赋予的自由主动协调自身与公众利益,处理好企业“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关系,从而为社会和谐发展有所作为。

2.企业伦理的必要性思考。企业为何要履行伦理使命,为何要讲道德,是企业管理伦理深度关注的理论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提供了不同的解读,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总体上讲,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企业必须讲道德,应该履行社会赋予的伦理使命。对于企业伦理的必要性论证有如下有效供给:一是权利-责任模式,认为企业享有社会赋予的权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二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与支持,企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既有利益关系,也存在道德责任;三是“伦理回报”模式,认为企业讲道德、履行伦理使命是会得到利益回报的;四是伦理价值模式,认为道德本身自有价值,并且不依赖于经济绩效独立存在。[10]由此可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是合乎伦理的,而且它的伦理机制不仅仅是外驱的,更是内生的,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性诉求。

3.企业伦理的实践性思考。企业如何履行伦理使命,担负社会责任是企业管理伦理的实践向度,也是终极指向。这里仍然有两个维度,一是“应然”状态,即企业管理过程中伦理使命、社会责任内化的程度,企业因此而和谐发展的状态。二是“实然”状态,即企业管理过程中履行伦理职责以及伦理理念发挥效用的实际状态。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学界对我国企业如何履行伦理使命、承担社会责任多有共识,然而,此类问题不能仅仅满足于“纸上谈兵”,更应该让我们的企业行动起来。国外,包括在华跨国公司基本都建立企业的伦理守册,对企业在管理运行过程中如何履行社会责任观,如何解决伦理冲突等提出明确的原则和操作要求。就我国而言,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体制转型、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一些企业受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导致环境污染、矿难、毒粉丝、毒奶粉、苏丹红、石蜡油等骇人听闻的事件不断发生,使全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企业“公民”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存在的使命,而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是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它不仅是一种道德和良知的呼吁,而且它正逐步成为刚性的制度约束;不仅是一种理念、文化,更是企业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11]

(三)教育管理伦理研究

教育管理伦理研究随着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不断深入。学界围绕学校管理伦理、校长管理伦理角色、学校管理精神价值、学校管理实践道德等方面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总体看,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凸显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已日益成为学校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1.从学校文化视角看学校管理伦理。在学校管理中,通过塑造校园文化,实施伦理化的管理已是大势所趋。有不少学者认为,文化是学校管理伦理深层次的制约因素,认为伦理与道德应当成为学校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学校群体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在学校管理中“以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去代替直接的管理,既体现了一种学校的文化,又表现为一种管理的伦理”[12]。有的学者认为,人文关怀是制度文化建设的一个核心部分,学校管理过程中应当注意重严格管理轻人文关怀的问题,学校管理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充满人文关怀的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13]

2.对校长伦理角色的思考。有学者认为,学校领导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要以德聚人、以德感人、以德影响人,校长应该是道德人格的典范。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校长伦理品格和伦理角色的定位。对此问题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学校需要伦理型的校长已成为学校管理实践的呼唤。

3.关于学校管理精神价值的提升。有学者认为,我们应借鉴西方学校管理经验,将学校管理中的价值伦理问题作为我国未来教育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不少学者主张学校管理不能忽视“人”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否则,学校管理不但缺乏企业管理都追求的伦理精神,而且还会损伤学校价值主体的自由发展。因此,学校管理深层价值内核的反思和重建无疑是弘扬和落实学校管理伦理精神的重要转变。

4.关于学校管理伦理实践。学校管理活动本身的道德价值向度和公共伦理精神决定了精神价值和伦理标准在学校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意义。这些不仅影响着学校管理者及管理对象的行为方式,而且直接影响学校管理的效率。“学校管理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管理者必须要研究和掌握学校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及其特征,引导人们在管理原则与伦理道德的双重调节之下进行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们的内在潜能,以提高学校工作的效率。”[13]

三、管理伦理研究的反思

国内管理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尚存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三:第一,管理伦理研究的方法论存在不足。在管理伦理研究中,有的学者只是在伦理道德意义上探求伦理与管理的关系,强调伦理优先,甚至认为管理应该从属于伦理,从而强化了伦理的功能却忽视了管理的价值;有的则正好相反,对伦理只作效率判断,忽视了伦理的价值。在方法论上,都只看到管理和伦理的相斥性,而没有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一致性和统一性。方法论的问题对管理伦理的意义不可低估。第二,研究层面有待深入和拓展。管理伦理的研究一般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即管理与伦理“何以结合”,“为何结合”?管理与伦理结合“何以可能”?管理与伦理“如何结合”?从总体研究状况看,对第三层面研究较多,其他两方面较少。从另一方面讲,管理伦理的研究对象有些局限,不能徘徊于以企业为主的几个有限的领域。譬如,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其中不乏管理伦理思想,而此类研究明显不足。第三,对管理伦理标准研究不够深入。学界虽然提出了管理伦理的普遍行为标准,但在实际的管理事务中,什么是正确的或错误的问题还难以确定。例如,对人的尊严的理解、有关生命的神圣性、对章程和法律的遵守等。当这些问题被置于具体情境时,它们就不再是抽象、普遍的概念,而成为活生生的、个别性的特殊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所依据的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也并非总是保持常态不动,相反,它们也是因环境的不同而有非常大的变化。[7]

参考文献:

[1]恩德勒.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31.

[2]张文贤.管理伦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

[3]戴木才.管理伦理的价值[J].光明日报,2004-03-02.

[4]戴木才.管理伦理研究述评[J].当代财经,2001(4).

[5]温克勤.管理伦理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3.

[6]王晓锡.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2004-2005)[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8.

[7]李萍.论管理伦理的问题域及决策方法[J].哲学动态,2007(2).

[8]施泰因曼.企业伦理学基础[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4.

[9]金碚,李钢.企业社会责任公众调查的初步报告[J].新华文摘,2006(9).

[10]王蕾.企业道德的两个基本问题[J].伦理学研究,2010(1).

[11]陈清泰.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企业社会责任[J].中国经济时报,2005-08-04.

伦理学研究方向精选篇11

关键词： 体育伦理学 伦理学学科

前言

当前，体育事业要完成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实现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建设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树立社会主义的体育道德风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乃是其基本的和重要的条件与保障。今年召开的全国体工会上，伍绍祖主任的讲话和讨论的《中国体育发展与改革纲要》和《体育事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等文件中都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思想。这无疑为体育伦理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期待着体育伦理学的研究产生新的飞跃。为此，本文愿就体育伦理学学科的进一步建设与发展的几个问题，谈些粗线的想法。

1关于深化体育伦理学研究的有关思路

近年来，我国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努力从中国的国情和体育实际出发，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都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其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继续坚持上述方向，将体育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笔者认为，首先应从指导思想、研究思路上注意这样几点:

1.1要牢牢把握和处理好体育伦理学研究和体育现实发展的关系，即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幼何反映井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实践。应该承认，我们目前的体育伦理学研究还落后于体育事业实际发展的要求。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迅速发展的时代。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提出了许许多多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期待着理论工作者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比如，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能否和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精神道德领域的负效应?历史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道德为代价，还是道德建设能与其同步发展?为什么近十年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一片加强声中反倒时常被忽视、被冲击、被淡化?这些无不涉及到体育领域。

在体育事业的现实发展中，同样也面临着一大堆伦理道德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的说明并解决。其中，急需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体育，如何保持体育自身的道德价值，抵制住金钱的诱惑和泛商品化的侵蚀，克服狭隘的局部私利，以捍卫奥林匹克的神圣理想，保证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这是资本主义体育发展中已感受到而无力解决，社会主义体育可以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实践向理论的挑战，又是催发理论前进的压力和动力。为了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科学地揭示体育发展的道德方向，积极促使体育道德对体育事业发展能动作用的发挥。对此，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工作应担负起更艰巨的责任。

1.2要扎扎实实地深化体育伦理学基础理论的专题研究。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必须要挖掘独特的研究对象的特殊运动规律，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基础理论体系。我国的体育伦理学研究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已初步建构起一定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对有关的基础理论，有一定的专门阐述。

但由于学科建立时间尚短，目前对许多基本理论的研究层次还不够高深，有些有价值的理论问题还没有纳入到学科体系之中，特别是不能满足于对普通伦理学理论的直接搬用和表层移植(尽管这在研究初期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比如，体育道德基本原则的表述问题就是至今没有较好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努力使体育伦理学在一般伦理学的基础上，有更多的个性内容，真正成为伦理学的独立的分支学科。所以，当前是否可多搞一些较深入、细致的专题性研究，开拓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基础理论的研究质量。切不能以为体育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就不需强调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

1.3要研究体育道德规范可操作性的方法。体育伦理学所研究的体育道德现象包括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这几个有机联系的方面。体育道德规范是其中。而经由道德意识概括而成的体育道德规范，只有有效地在体育行为实践中产生结果，才构成体育道德活动运行的全部过程，才能使体育道德的价值得以实现。因此，体育伦理学的任务，决不只是提出体育道德规范，更重要的问题是要研究如何实现规范对实践的指导和向实践的转化。

现在，经理论研究所提出的和有关组织所制定的各类各种体育道德规范已不算少了，但其作用又总是不大令人满意，存在着要求和效果两张皮的现象。固然，这不仅仅是理论研究的任务，但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对此是否应有所作为呢?笔者认为，可以广泛运用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的方法和其他科学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探索体育领域中现实的道德规范形成的规律和人们现实体育道德意识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与体育道德活动相关的其他因素，进而找出较符合实际的行动措施和操作方法。要研究如何通过努力，日益形成保障体育蓬勃发展的体育道德氛围、机制和格局的问题，使体育道德尽可能具有更大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2关于当前体育伦理学研究的部分内容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可对当前体育伦理学急需研究的部分内容，作出大致的例举:

2.1在体育伦理学基础研究方面，需继续深入和进一步展开的研究内容可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体育伦理思想的研究;体育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地位、体系的研究以及体育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点的研究;体育与道德关系的研究和体育的道德价值的研究，体育道德的本质、特点和结构层次的研究，体育道德变革发展规律的研究;体育道德意识、体育道德价值及其判断的研究;社会主义体育道德原则独特性的研究;社会主义体育道德范畴的内在必然性和其他范畴内容的研究，体育道德实践活动的主客观机制的深入研究等等。

2.2在体育伦理学的应用研究方面，需不断从现实体育实践发展中挖掘和充实的研究课题有:现阶段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道德机制与道德环境的总体或分别的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育道德建设特点与基本模式的研究;近年来体育领域道德价值导向的反思研究，北京亚运精神的内涵、形成与社会效应的进一步研究;体育队伍道德素质的调查研究以及对其加强的、对策研究，社会中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体育道德意识和体育道德行为状况的调查分析研究;各个基层单位、各项体育活动中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经验与方法的总结研究，对各种体育道德问题，如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地区和小团体主义、体育竞赛中的暴力事件、滥用违禁药物等的理论分析与对策研究;对各体育管理体制、锻炼训练方法、运动项目形式等的道德分析与道德评价的研究，规范体育道德行为和培养体育道德品质有效途径与方法的探讨研究;体育道德教育宜传的阵地、形式、效果方面的研究，为迎接中国举办奥运会，对创造奥林匹克文化氛围的研究等等。

转贴于

2.3在体育伦理史和体育伦理学的比较研究方面，也有不少研究不够或尚属空白。至少包括:对体育伦理史上各人物、思想、国别、阶段的分别研究，体育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研究，对古今和不同历史阶段的体育道德思想、活动的比较研究;对各应用伦理学科、各部门道德体系的比较研究，对中外体育伦理学、体育道德的比较研究等等。

3关于充分发挥学术组织作用的问题

现代科学研究活动的社会化和组织化，使各种学术组织普遍建立，整合并增益着科研能量。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体育伦理学学组，作为我国唯一的全国性的体育伦理学的学术团体，在我国体育伦理学的发展中，做了大量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适应体育伦理学研究发展的新的需要，学组需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担负起组织、协调理论研究，规划、引导学科发展的艰巨责任。众多对体育伦理学有研究兴趣的同志，都希望能得到学术组织的帮助，希望能在学会和学组的带领下，形成体育伦理学研究的集体攻关力量。在现有的条件下，学组是否可在如下一些方面有所努力，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3.1健全组织，形成一定人员构成的学术核心，改变目前组织过于松散的现状，并逐渐扩大队伍，为进一步建立全国性的体育伦理学学会或研究会积累条件。

3.2根据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规划要求和体育运动的具体实际状况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和特点，适时地拟定体育伦理学研究选题指南，供研究者参考选用。

3.3尽可能利用和创造各种条件，多组织一些体育伦理学的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

3.4适当组织力量，集体申请和承接国家体委有关的研究课题，力争在“八五”期间组织搞出几个有一定规模的研究成果。

3.5密切和伦理学界的广泛接触和联系，积极吸收聘请伦理学工作者参加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力争尽早在伦理学界取得，席之地，使我们体育伦理学组织成为全国伦理学会中的成员。

伦理学研究方向精选篇12

当前，体育事业要完成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实现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建设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树立社会主义的体育道德风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乃是其基本的和重要的条件与保障。今年召开的全国体工会上，伍绍祖主任的讲话和讨论的《中国体育发展与改革纲要》和《体育事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等文件中都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思想。这无疑为体育伦理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期待着体育伦理学的研究产生新的飞跃。为此，本文愿就体育伦理学学科的进一步建设与发展的几个问题，谈些粗线的想法。

1关于深化体育伦理学研究的有关思路

近年来，我国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努力从中国的国情和体育实际出发，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都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其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继续坚持上述方向，将体育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笔者认为，首先应从指导思想、研究思路上注意这样几点:

1.1要牢牢把握和处理好体育伦理学研究和体育现实发展的关系，即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幼何反映井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实践。应该承认，我们目前的体育伦理学研究还落后于体育事业实际发展的要求。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迅速发展的时代。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提出了许许多多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期待着理论工作者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比如，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能否和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精神道德领域的负效应?历史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道德为代价，还是道德建设能与其同步发展?为什么近十年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一片加强声中反倒时常被忽视、被冲击、被淡化?这些无不涉及到体育领域。

在体育事业的现实发展中，同样也面临着一大堆伦理道德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的说明并解决。其中，急需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体育，如何保持体育自身的道德价值，抵制住金钱的诱惑和泛商品化的侵蚀，克服狭隘的局部私利，以捍卫奥林匹克的神圣理想，保证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这是资本主义体育发展中已感受到而无力解决，社会主义体育可以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实践向理论的挑战，又是催发理论前进的压力和动力。为了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科学地揭示体育发展的道德方向，积极促使体育道德对体育事业发展能动作用的发挥。对此，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工作应担负起更艰巨的责任。

1.2要扎扎实实地深化体育伦理学基础理论的专题研究。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必须要挖掘独特的研究对象的特殊运动规律，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基础理论体系。我国的体育伦理学研究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已初步建构起一定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对有关的基础理论，有一定的专门阐述。

但由于学科建立时间尚短，目前对许多基本理论的研究层次还不够高深，有些有价值的理论问题还没有纳入到学科体系之中，特别是不能满足于对普通伦理学理论的直接搬用和表层移植(尽管这在研究初期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比如，体育道德基本原则的表述问题就是至今没有较好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努力使体育伦理学在一般伦理学的基础上，有更多的个性内容，真正成为伦理学的独立的分支学科。所以，当前是否可多搞一些较深入、细致的专题性研究，开拓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基础理论的研究质量。切不能以为体育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就不需强调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

1.3要研究体育道德规范可操作性的方法。体育伦理学所研究的体育道德现象包括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这几个有机联系的方面。体育道德规范是其中。而经由道德意识概括而成的体育道德规范，只有有效地在体育行为实践中产生结果，才构成体育道德活动运行的全部过程，才能使体育道德的价值得以实现。因此，体育伦理学的任务，决不只是提出体育道德规范，更重要的问题是要研究如何实现规范对实践的指导和向实践的转化。 转贴于

现在，经理论研究所提出的和有关组织所制定的各类各种体育道德规范已不算少了，但其作用又总是不大令人满意，存在着要求和效果两张皮的现象。固然，这不仅仅是理论研究的任务，但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对此是否应有所作为呢?笔者认为，可以广泛运用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的方法和其他科学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探索体育领域中现实的道德规范形成的规律和人们现实体育道德意识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与体育道德活动相关的其他因素，进而找出较符合实际的行动措施和操作方法。要研究如何通过努力，日益形成保障体育蓬勃发展的体育道德氛围、机制和格局的问题，使体育道德尽可能具有更大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2关于当前体育伦理学研究的部分内容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可对当前体育伦理学急需研究的部分内容，作出大致的例举:

2.1在体育伦理学基础研究方面，需继续深入和进一步展开的研究内容可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体育伦理思想的研究;体育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地位、体系的研究以及体育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点的研究;体育与道德关系的研究和体育的道德价值的研究，体育道德的本质、特点和结构层次的研究，体育道德变革发展规律的研究;体育道德意识、体育道德价值及其判断的研究;社会主义体育道德原则独特性的研究;社会主义体育道德范畴的内在必然性和其他范畴内容的研究，体育道德实践活动的主客观机制的深入研究等等。

2.2在体育伦理学的应用研究方面，需不断从现实体育实践发展中挖掘和充实的研究课题有:现阶段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道德机制与道德环境的总体或分别的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育道德建设特点与基本模式的研究;近年来体育领域道德价值导向的反思研究，北京亚运精神的内涵、形成与社会效应的进一步研究;体育队伍道德素质的调查研究以及对其加强的、对策研究，社会中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体育道德意识和体育道德行为状况的调查分析研究;各个基层单位、各项体育活动中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经验与方法的总结研究，对各种体育道德问题，如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地区和小团体主义、体育竞赛中的暴力事件、滥用违禁药物等的理论分析与对策研究;对各体育管理体制、锻炼训练方法、运动项目形式等的道德分析与道德评价的研究，规范体育道德行为和培养体育道德品质有效途径与方法的探讨研究;体育道德教育宜传的阵地、形式、效果方面的研究，为迎接中国举办奥运会，对创造奥林匹克文化氛围的研究等等。

2.3在体育伦理史和体育伦理学的比较研究方面，也有不少研究不够或尚属空白。至少包括:对体育伦理史上各人物、思想、国别、阶段的分别研究，体育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研究，对古今和不同历史阶段的体育道德思想、活动的比较研究;对各应用伦理学科、各部门道德体系的比较研究，对中外体育伦理学、体育道德的比较研究等等。

3关于充分发挥学术组织作用的问题

现代科学研究活动的社会化和组织化，使各种学术组织普遍建立，整合并增益着科研能量。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体育伦理学学组，作为我国唯一的全国性的体育伦理学的学术团体，在我国体育伦理学的发展中，做了大量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适应体育伦理学研究发展的新的需要，学组需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担负起组织、协调理论研究，规划、引导学科发展的艰巨责任。众多对体育伦理学有研究兴趣的同志，都希望能得到学术组织的帮助，希望能在学会和学组的带领下，形成体育伦理学研究的集体攻关力量。在现有的条件下，学组是否可在如下一些方面有所努力，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3.1健全组织，形成一定人员构成的学术核心，改变目前组织过于松散的现状，并逐渐扩大队伍，为进一步建立全国性的体育伦理学学会或研究会积累条件。

3.2根据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规划要求和体育运动的具体实际状况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和特点，适时地拟定体育伦理学研究选题指南，供研究者参考选用。

3.3尽可能利用和创造各种条件，多组织一些体育伦理学的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

3.4适当组织力量，集体申请和承接国家体委有关的研究课题，力争在“八五”期间组织搞出几个有一定规模的研究成果。

3.5密切和伦理学界的广泛接触和联系，积极吸收聘请伦理学工作者参加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力争尽早在伦理学界取得，席之地，使我们体育伦理学组织成为全国伦理学会中的成员。

伦理学研究方向精选篇13

[关键词]非伦理消费；人口学变量；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C81；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4-0064-08

一、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现状

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文献梳理来看，可以分为特定形态的非伦理消费行为和广泛的非伦理消费行为两个研究视角。

特定形态的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主要是研究如购买仿冒品、商店行窃、使用或下载盗版软件等消费场合中某一种非伦理消费行为，分析消费者作出非伦理消费行为的态度、意图和原因[1]。例如，许多学者研究消费者购买仿冒品的意向，研究发现消费者伦理信念显著影响消费者购买仿冒商品行为[2][3][4]；消费者购买仿冒品受到的阻碍越少越可能购买仿冒品，感知行为控制显著影响消费者仿冒品购买意向，且影响最大。[5]企业社会责任显著影响消费者仿冒品购买意向，即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的越好，消费者购买仿冒品的意向越低[6]。使用盗版软件的行为也是非常普遍，而且人们相信只要盗版不涉及商业盈利就可以接受[7]。推动消费者盗版行为不是消费者固有价值观，而是对固有价值观的“中和”[8]。在中国情境下，否认责任等中和技术与消费者软件盗版倾向有显著联系，表明消费者利用中和技术中和或抵消固有道德观念的约束，为其盗版行为寻求合理化[9]。有些学者针对消费者对非伦理消费行为的态度进行研究，发现情绪稳定性较低、外向性较高、不太赞同他人、严谨性较低、智商较低的人更容易接受非伦理消费行为和入店行窃[10]。翻阅相关文献可以看出，特定形态的非伦理消费行为的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分析影响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因素，但是对变量行为作用机理的研究较少。

广泛的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侧重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理论上模拟不同类型的非伦理消费行为，探讨消费者面对的各种不同的伦理困境的决策过程、决策差异或影响因素。例如，Rawwas等（1996）[11]以澳大利亚消费者为研究对象、Polonsky（2001）[12]以北欧和南欧各国消费者为研究对象、Al-Khatib等（1997）[13]以美国和埃及消费者为研究对象以及Kyoko Fukukawa和Christine Ennew（2010）[14]以（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为研究对象，对消费者非伦理消费的决策差异或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曾伏娥等主要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影响非伦理消费行为的因素[15][16]。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其他中间变量，如感知风险[17]、文化价值观[18]、心理契约违背[19]、直接经验[20]等对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影响。

总体而言，目前学者们对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研究多是从消费者伦理的角度，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探讨影响非伦理消费行为的因素。那么，在中国情境下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倾向在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出生地等人口学变量上会呈现怎样的特点？本研究以沈阳地区的消费者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勾勒出基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倾向的具体特点，以期丰富非伦理消费行为的研究成果。通过研究，可以帮助企业了解沈阳地区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状况，从而制定策略以减少由于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同时，也能够使得消费者对自己的非伦理消费行为进行反思，引导和鼓励规范的消费者行为，营造和谐消费文化。

二、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方法

1.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量表。本文以Muncy-Vitell四维量表[21]为基础，参照国内其他学者对该量表测量条款的修订，并结合中国情境形成用于测量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29个测量条款的初始四维量表[23]。本文以沈阳市区的消M者为研究对象，先在学校周边发放问卷，进行了小样本前测。通过小样本前测，本研究删除了因子载荷小于0.5的测量条款？押 “在超市品尝葡萄，但不买”、“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电话打长途”、“花一个小时试穿不同衣服，却一件也不买”和“商品试用后不喜欢就退回去”。最终形成包含25个测量条款的四维量表。问卷使用Liket-5级量表（1=完全不认同，5=完全认同），要求被调查者对每个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打分。数值越小，则表明消费者的非伦理消费行为倾向越低，而数值越大，表明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倾向越高。

2.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样本。本文以沈阳市区的消费者为研究对象，正式的数据收集选择以网络和现场两种方式发放问卷。现场收集问卷是在沈阳市区某一繁华的消费购物街进行，采取随机拦截、自愿填答、匿名填答的方式，当场发放，当场回收。共发放问卷250份，回收236份，经过对问卷结果的仔细审核，剔除掉其中的无效问卷14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22份，有效回收率为88.8%。样本信息如表1所示。

3.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量表信度与效度。本研究使用SPSS19.0分析软件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 α值作为量表信度的依据。研究结果分析显示，非法受益、被动受益、主动受益和无伤害四个因子的Cronbach α值分别为0.871、0.888、0.881和0.864。本文所采用量表的整体信度为0.876，说明本研究所采用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由于本文所采用的量表来自于成熟量表，并且在问卷设计的过程中多次请教、征询本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意见，并进行了小样本前测最终修订而成，因此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4.非伦理消费行为研究数据处理。本研究对调研得到的225份消费者有效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而对沈阳地区消费者的非伦理消费行为现状做出一个整体判断。本文首先检验研究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943，大于0.7，P值为0.000，小于0.05。因此，本文的调研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本问卷提取特征值均大于1的4个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3.117%，表明本文所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由于本文所获得的因子结构与前期学者的研究基本一致[12][22]，因此本文沿用以往学者的因子命名。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本文获得四个因子。第一个因子为“非法受益”，表示消费者从非法活动中积极受益的行为。“非法受益”因子由7个测量条款组成，这类行为由消费者主动进行，例如，入商店行窃；乘坐无人售票公交车，不投或少投硬币。第二个因子为“被动受益”，表示由于他人的失误，消费者被动受益的行为。“被动受益”因子由7个测量条款组成，这类行为指消费者从卖方的失误中得到好处。例如，商品已有损害但从外观无法看出，退换时却不说；发现服务员多找了钱，不把钱退还给商家。第三个因子为“主动受益”，表示消费者主动进行的以卖方利益为代价的非法获利行为。“主动受益”因子由7个测量条款组成，这类行为指消费者从不违法但有问题的行动中受益。例如，使用不属于自己的长期可用密码来获得电子资源；低报小孩年龄，以获得半价优惠。第四个因子是“无伤害”，表示消费者认为这类行为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直接伤害，即使实际上可能造成伤害的行为。“无伤害”因子由4个测量条款组成，这类行为指消费者认为不会损害他人利益的问题行为。例如，在超市多拿几个塑料购物袋；购买仿冒品而不买正宗的品牌产品。

三、人口统计变量分析

1.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在性别上的差异。本文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分析非伦理消费行为是否存在性别上的显著差异。如表3和表4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在被动受益因子和无伤害因子上，男性和女性消费者没有显著差异；但在非法受益因子和主动受益因子上，男性和女性消费者在0.05显著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从每一个题项上来看，男女消费者在7个题项上存在显著差异。虽然总体上看男女消费者在无伤害因子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选项“安装使用不是自己购买的电脑、游戏软件”上，男女消费者却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无伤害”因子的题项太少，样本数量不足够多，使得在“无伤害”因子上，男女消费者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总体而言，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所有四个因子上，男性消费者的均值都大于女性消费者，因此男性消费者比女性消费者的非伦理消费行为倾向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关注伦理问题[24][25][26]，女性的非伦理消费倾向更低。

2.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在年龄段上的差异。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是否存在年龄上的显著差异进行分析。如表5所示，分析结果表明，在“无伤害”因子上，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在0.1显著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30-39岁的消费者对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更倾向于认同，但是在其他三个因子上，他们均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在四个因子上，年龄50岁及以上的消费者的均值都是最高的，年龄在40-49岁的消费者的均值是最低的，说明50岁及以上的消费者非伦理消费倾向水平更高，40-49岁的消费者非伦理消费倾向更低。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行为逐渐体现出社会一致性和公正性，伦理水平不断提高[27]，所以相比于40岁以下的消费者，40-49岁消费者的非伦理倾向更低。但是50岁以上的消费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教育程度较低，且对自己的行为约束较少，更能容忍非伦理行为。

3.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在职业、学历、出生地上的差异。运用均值分别对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在职业、学历、出生地上的差异进行分析。从图1中可以看出，企业员工在四个因子上的均值均是最高的，这可能是由于在企业中工作以创造利润为首要目标，企业员工可能更注重行为的效用，因此更能够容忍非伦理行为，企业员工的非伦理消费行为倾向水平更高。但是总体上，不同职业的消费者对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态度的差异不是很大。从图2中可以看出，不同学历的消费者非伦理行为均值没有较大差异。从图3中可以看出，不同出生地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均值差别较小。

4.消费者非伦理消费倾向的总体特点。研究结果显示，非法受益因子的总体均值最低，为1.47。说明应试者普遍对这些主动进行的非伦理消费行为是非常不认同的，认为这些活动是违法的，非伦理消费倾向很低。“被动受益”因子和“主动受益”因子的总体均值分别为2.10和2.22，这两个维度的均值较低，应试者普遍对这些会损害卖方利益并能获得直接利益的行为是不认同的，认为这些活动也是非伦理的。“无伤害”因子的总体均值为2.74，这个维度的均值最高，应试者普遍对这些不会给卖方带来直接伤害的行为的态度接近中立，不认为这些行为是错误的，倾向于认同此类的非伦理消费行为。

四、建议与对策

本文以沈阳市消费者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口统计学变量视角，围绕沈阳市消费者的非伦理行为现状展开研究。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沈阳市消费者非伦理行为具有两面性。当伦理界限较为清晰，消费者行为会给卖方带来伤害时（“非法受益”、“被邮芤妗焙汀爸鞫受益”情境下），沈阳市消费者可以轻易做出独立正确的判断；当伦理界限较为模糊，消费者认为行为不会损害卖方利益（“无伤害”情境下）时，沈阳市消费者态度模糊，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二是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因素会对沈阳市消费者非伦理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在“非法受益”和“主动受益”情境下，男性消费者比女性消费者更能容忍非伦理行为，在“无伤害”情境下，消费者年龄越大越能容忍非伦理行为。

从总体上来看，沈阳地区消费者在非伦理消费量表的得分较低，且非伦理消费行为具有两面性。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和面子问题，在公共场合下严格遵循道德标准，但私底下由于丢面子的风险小，所以有可能放松执行道德的标准[28]。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减少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一些建议。企业可以基于产品的目标消费群体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合理分配资源，制定有针对性的的营销策略，一方面减少消费者的非伦理行为，另一方面吸引顾客留住顾客。

1.企I要提供生产优质的产品和优质的售后服务。积极地宣传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这些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面对伦理困惑时，能够独立做出准确地判断。比如在景区售票处打出“争做孩子的榜样，文明旅游”等字样，一方面尽量减少家长为逃票谎报孩子年龄的数量，另一方面提醒家长文明出行。

2.企业可以改善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一方面可以在店面装修、商品摆设和服务态度等方面营造舒适的购物环境，以提高消费者进一步了解商品的意愿；另一方面注重培养员工职业素养，提高员工的专业素质，增加顾客满意度。良好的购物体验能够使消费者约束自己的行为，降低非伦理行为倾向。

3.企业可以通过增大消费者的风险感知来降低消费者实施非伦理行为的意向。一方面，企业可以提醒消费者作出某种非伦理消费行为可能会有“受罚”的风险，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增加技术手段提升非伦理消费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如在多处安装监控，或者安排员工值班等提高消费者的感知风险，避免失窃的发生。另外，企业应该学会适度地拒绝顾客的不合理要求，给予消费者善意委婉的提醒。例如，在超市内，对于消费者多拿购物袋、随意拆开商品包装袋等行为，可以在这些物品旁边贴上“温馨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

4.传递积极的企业价值观，强化消费者的伦理信念。企业价值观包含了企业在追求经营成功过程中所推崇的基本信念。企业员工在与顾客进行沟通交流时，会将企业的经营理念与消费伦理观念传递给顾客，使消费者了解企业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以及优质服务的追求，了解企业对服务规范的态度。当消费者在购买企业产品和置身于企业服务的环境中，会受到企业积极价值观的影响，其消费伦理信念也会得到唤醒和强化。这有利于消费者规范自己的消费行为，同时也有利于提高顾客忠诚度。

本研究有一些局限性。由于伦理问题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增加了数据收集的难度，并且受到经费的限制，样本数量略显不足，可能会影响样本的代表性。另外，本研究的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也还不够宽泛。本文研究对象是沈阳地区的消费者，并不能代表我国其他地方消费者的非伦理消费行为特征，对于中国消费者的非伦理消费行为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特征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性别和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消费者非伦理行为产生的影响仅仅是表面上的，对于影响消费者非伦理消费行为的深层次因素，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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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研究方向精选篇14

>> 聚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 老子生态伦理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启示 社会生态转型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构 浅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蕴 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低碳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美丽中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浅析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提高生态文明意识 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辩证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问题探究 浅析“雷锋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消费模式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这一方面要求依据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将水伦理研究与建设海洋强国、建设节水型社会相结合，创新性地拓展和深化水伦理研究。另一方面，要求人们不断深化对水的本原意义和人水关系基础性地位的认识，以贯彻落实“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确保水利水电开发适度、管治守则、建用有节，努力构建能支撑法律等硬约束体系健康运行的、以水生态价值为核心的伦理约束体系，保障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永续发展。

事实上，资源紧缺、环境制约和生态失衡也日益突出地表现在人水关系领域。自党的十以来，日益严重的PM2.5将地方“两会”和全国“两会”紧紧笼罩，“中国式”地下水污染和公益人士制作的“癌症村”地图震惊了世界。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水关系的道德失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水和植物是PM2.5的最大克星，但很多大中城市和地方早已因盲目建设而落入缺水、干旱的恶性循环。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粗放型发展则不仅造成了黄河断流、“有水皆污”的环境恶果，而且这种发展的惯性力量还在日益加剧水的稀缺性以及对水生态的破坏性，使人水冲突、人水相争从微观层面向中观和宏观层面蔓延扩展。因此，日渐突出的水问题、水事件、水危机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集中反映，更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缺乏相应的伦理道德体系约束的结果。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生态文明建设都需要水伦理同行。然而，目前水伦理的研究则明显滞后，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论题主要集中在价值观、生态理念、哲学基础等理论领域徐少锦：《论当代中国水伦理》，见樊浩、成中英主编，《伦理研究（道德哲学卷・2006）》，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8页；田海平：《“水”伦理的生态理念及其道德亲证》，《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王建明、王爱桂：《论水伦理构建的哲学基础》，《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对水伦理的应用研究少之又少沈蓓绯、纪玲妹：《节水型社会背景下的水伦理体系建构》，《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吴齐：《水伦理在水资源保护与水权管理中的价值》，《人民长江》，2008年第18期；曹顺仙、王国聘：《全球化视阈下大坝科技的水伦理审视》，《生态经济》，2010年第10期。，对诸如水伦理与生态文明、水伦理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水伦理与建设海洋强国、水伦理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水伦理与全球生态安全等问题，几乎没有论及。鉴此，本文就水伦理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论题进行探讨。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水伦理诉求的三重境界

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写入报告，到十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不仅意味着文明观和时代观的双重转变，标志着人们对人类文明转型和时代转变的内在质的规定性的认识的深化，更代表着对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新判断，体现着13亿人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和信仰的自觉与自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观，蕴含着三个重要的道德哲学命题：

一是生态文明的信念和理想。在世界仍处于“一球两制”的背景下，建设生态文明有必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区分姓资姓社的问题，以便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中的地位和作用，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首先，当今世界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先发性而成为较早面对现代环境问题并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一定经验和成效的国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绿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到提出环境保护、生态现代化、可持续发展、自然权利论、自然价值论以及环境伦理、工程生态伦理等等，这些都表明生态文明的因素确实在资本主义国家生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因此拥有了让后发国家所羡慕的蓝天、碧水和清新空气。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不仅让国内外一部分人相信资本主义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还让部分人相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即当一国人均GDP达到4000～5000美元时，环境污染水平达到最大值，之后环境污染开始减轻。然而，21世纪不断恶化的全球生态环境却昭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地规定着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是有限的，并且这种限制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超越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值，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这种生产的动机和目的使环境成本外部化成为必然，而环境保护只是为了维护资本增值的持续。因此，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只能部分而非整体性地解决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要依靠能够自觉地根据各种不同的需要、对整个生产进行社会调节和按比例协调分配社会总劳动的社会主义。因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第541页。其次，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及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召开，使时代的主题由“和平与发展”转向了“环境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变换，使解决环境问题和应对全球生态问题的机遇与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我们不可能重蹈先发国家索取和掠夺他国资源、财富，向其他国家转移污染、转嫁危机的生态殖民主义或生态帝国主义路子，而只能和世界各国一道，同舟共济，积极探索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路。

二是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哲学。问题与办法、困境与出路等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去提出和解决的。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生态文明必须以人民福祉、民族未来、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为动力和目的，必须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引领建设、实现发展，而不以牺牲民生、牺牲他国、牺牲子孙后代的发展权益为代价。因此，统筹解决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坚持人本主义的价值论与自然价值论的统一，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路，这是内在地由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与此同时，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过程，也应该是确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努力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体系的过程。只有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才能引领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三是伦理道德关系的转型和思维方式的改变。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决定着伦理道德关系的转型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是把生态文明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态空间布局的优化、自然面貌的变换等都蕴含着各种利益关系的变化。传统的道德关系、思维方式将不得不改变。因为“人们自觉地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4页。同样，“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9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实践活动既改变着时代，也改变着自然、改变着人和社会，改变着彼此形成的各种关系以及人的思维和内心世界。所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需要科技和道德、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进共荣，以引导人们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所蕴含的上述哲学、伦理学问题，要求当代水伦理注重三个层面的人水关系，追求三重伦理境界：

首先，对于原生自然之水，要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总原则下，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节约每一滴水，珍爱每一个水体健康生命，给自然水体更多修复空间，确保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第二，对于社会生产、生活之水，既要确保当代人生产、生活、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又要有代际伦理情怀，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既要建设节水型社会，又要积极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第三，对于理想和信念之水，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坚守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把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相结合，把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为全球生态安全作贡献相统一，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这三重伦理境界反映到处理人水关系的目标、原则和要求上，则包含以下内容：（1）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平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严控水资源开发强度，适度调整水利水电的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调整涉水产业的结构空间布局，杜绝高污染、高环境风险的生产与建设，使生产、生活和生态能全面协调发展；（3）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按照节能、降耗、增效的原则，合理利用和开发水资源；以“3R”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推进水循环利用，建设节水型社会；（4）加大水生态系统和水环境的保护力度。在加快水利建设，增强城乡防洪抗旱排涝能力的同时，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5）加强水资源管理制度、水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加强水环境监管，健全水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水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6）通过加强水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水意识、水环保意识、水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水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7）行于当地，胸怀全球。在一球两制的国际舞台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共“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简言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内在地要求建立相应的水伦理体系，这种水伦理体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贯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突破工业文明和绿色资本主义的惯性思维，在采用统筹协调的生态整体论和进化价值论的同时，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重视多形态水伦理的融通和水伦理体系的建构，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需要。

二、多形态融通共进的水伦理

要有效和成功地回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水伦理诉求，深化和整合融通当前多形态的水伦理研究势在必行。目前，国际水伦理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适应性不高。国外水伦理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于全球水伦理和水资源管理中的水伦理。代表人物有（美）桑德拉・博斯代尔（Sandra Postel）Sandra Postel，Brian Richter. Rivers for Life： Managing Water For People And Nature，Island Press，2003.、（英）费克利・哈桑、（美）艾兰（Allan. S.）、（美）彼得・布朗（Peter G. Brown）Peter G. Brown，Jeremy J. Schmidt. Water Ethics： Foundational Readings for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Island Press， 2010.、（西班牙）雷蒙・拉马斯（M. Ramon Llamas）M. Ramon Llamas，L. Martinez Cortina，Aditi Mukherji. Water Ethics，Taylor & Francis Press，2009.等。研究内容涵盖全球“水伦理”的理论、“水伦理”的核心、水资源的分配正义、水权与基本人权的关系、水资源神圣和相关价值观等方面。大部分学者将水问题大致归因于多种非均衡性的结果，认为通过加强水资源管理中的水伦理研究和应用就可以有效地解决人水矛盾。这一点在2012年笔者与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主席和美国环境伦理学会主席的交流中得到证实。他们认为，通过公平公正等水伦理原则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和水资源布局的合理调整，自己所在国家的人水矛盾已基本解决，因而研究水伦理的学者也就寥寥无几。

与此相反，日益严重的缺水、断流和污染却使得我国的水伦理研究显得日益紧迫而重要。一方面，沙漠化、石漠化不断加剧，地下水超采和污染有令不止，环境局长被悬赏下河“游泳”，异常大气环流导致强对流天气直至冰雹砸死百姓、威胁民生。另一方面，建设美好家园、美丽中国任重道远。国内水伦理研究也正是顺应了这种环境与发展的现实需要而逐渐产生的。

国内水伦理研究从本世纪初兴起以来，在政府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逐渐超越传统伦理或水资源管理伦理研究的樊篱，转向了维护水体健康生命的水伦理，开创了水伦理、河流伦理、海洋伦理等多形态并进的局面。

河流伦理的研究起步于世纪之交。2003年张真宇、胡述范在《中国水利》报发表了《走向和解：一种新的河流伦理观》一文，正式提出了“河流伦理”概念。张真宇、胡述范：《走向和解：一种新的河流伦理观》，《中国水利》，2003年第4期（B刊）。此后，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领导组织下，由侯全亮、李肖强、余谋昌、吴国盛、雷毅、叶平、葛剑雄、乔清举、蔡守秋等组成的专家团队，围绕河流伦理、河流生命、河流的文化生命、河流健康生命、河流的价值、河流伦理的自然观基础、河流伦理与河流立法、黄河与河流文明等论题，进行了系统而富有协同创新意义的研究，在编写出版河流伦理丛书的同时，借助报纸、期刊等媒体发表了约40余篇学术论文，举办了河流伦理学术研讨会。2009年前后，又围绕“生态文明与河流伦理”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出版了《生态文明与河流伦理》一书。侯全亮主编：《生态文明与河流伦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年。河流伦理以其研究对象的典型性、研究成果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而成为国内水伦理研究的典范。

水伦理研究则以2004年徐少锦、叶平等在国内媒体上发表的理论著述为标志。徐少锦：《论当代中国水伦理》，见《首届国际道德哲学会议论文集》，2004年。近年来，主要论及了水伦理的内涵、水伦理的主体论、价值论以及水伦理构建的哲学基础等。王建明、杨志考：《当代水伦理价值观反思》，《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侯起秀：《水伦理学概论》，。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义的价值哲学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水伦理的内在价值论，从道德形态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精神形态的水伦理、应用形态的水伦理、扩展形态的水伦理田海平：《“水”伦理的道德形态学论纲》，《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等多形态水伦理的意义，主张以“主体―客体―主体”为关系结构的交往实践论作为水伦理构建的哲学基础等。水伦理研究具有渐进式的特征，如若细水长流。局限是论题分散，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成果形式单一。

海洋伦理是伴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蓝色国土”的价值凸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与海洋权益竞争而兴起的。2006年邱文以《海洋新伦理――跨世代的环境正义》为题，首次提出了“海洋伦理”的概念邱文彦：《海洋新伦理――跨世代的环境正义》，《应用伦理研究通讯》，2006年第37期。，阐明了在海洋利用和开发中具有共性并值得深入研究的两个重要问题即海洋开发利用的“永续性”问题与“跨世代的环境正义”问题，但对“海洋伦理”的内涵、本质和意义等并未做深入研究。2007年至2012年，王刚、吕建华、吴失等相继开始了海洋伦理研究，提出了构建海洋伦理体系，创建海洋伦理学等主张，为水伦理向海洋伦理的拓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由于研究力量的薄弱，海洋伦理的学术成果目前仅为一部专著和六七篇期刊论文。

纵观近10年来的水伦理研究，河流伦理、水伦理和海洋伦理三种形态并进的发展模式已初步形成，其研究成果为水伦理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也为确立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价值观、水利观创造了条件。然而，三个研究域彼此独而不统，不互视、不合作、不交流的状态，使水伦理的研究缺失提升和发展的活力，无法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既好又快地适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需要。

其实，水伦理、河流伦理、海洋伦理都是涉“水”伦理，在自然界中，水、河流和海洋本就相通相连。孤立的研究有悖于水情、水理，也有背于研究方法的整体论和协同进化论。从河流、海洋到水圈，无论是从生态系统的小尺度或是大尺度来看，它们都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同时，水问题和水危机的复合性、关联性也要求水伦理在回应挑战时能多形态融通共进。例如，PM2.5与“中国式”地下水问题的治理，海洋环境权益的维护和责任的履行等等，都有赖于水伦理的体系化和整体化发展。因此，通过建立合作交流的机制和平台，促进多形态水伦理的融通互视，是提升水伦理研究的有效途径。当然，为推动水伦理的整合融通和与时俱进，找到促使水伦理研究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求高度契合的适当路径，水伦理原则的确立和范式转换又是首当其冲的。

三、水伦理的主要原则和范式转换

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代的水伦理是基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水伦理，是主张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水伦理，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水伦理。它强调遵循自然规律与遵循社会的辩证统一，承认人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的统一，追求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道的自然主义的统一，其终极目的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双和”、“双解”。即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03页。

由此，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结构和动力结构应该是“双核四驱型”而非“单核四驱型”的。即其价值论核心应该由自然价值论和以人为本价值论共同构成，而非只是自然价值论黄承梁、余谋昌：《生态文明：人类社会全面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第24页。；其驱动力则原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需要。只有坚持这种价值论才可能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因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显然，作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的，也是人本主义的，是两者的真正统一。作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水伦理必须坚持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统一，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逻辑决定的。鉴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代的水伦理应该倡导以下原则：

（1）珍惜每一滴水，爱护每一个水体生命，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饮水权。这是水伦理的核心原则和最高原则。

（2）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确保人水复合生态系统的协同共生。保证水体生命健康，保护水体生命共同体的生物多样性，维护水体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确立水域社会生态基础的可持续。反对损害水生态系统和水域社会系统的行为，反对掠夺性开发利用，反对污染和伤害水体生命，反对涉水的损人利己行为。这是禁止性原则。

（3）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平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严控水资源开发强度，保护和促进水生态系统的发展。在遵循水体生态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水资源。依靠科技创新，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限制在水体生态承载力的限度内。以“3R”原则推进水循环利用，建设节水型社会。这是发展性原则。

（4）坚持公平公正原则，这是水作为关乎人类生命和尊严的共同财富的性质所决定的。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人民的生活安康。满足所有人对水的基本需要这是人人具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我们应该在承认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干净用水的前提下，公平和有效地处理各种水资源问题，逐步建构并遵循用水的伦理原则和规范，形成与生态文明要求相符合的伦理行为和实践。

（5）坚持采补平衡和有偿、赔偿、补偿的底线原则。采补平衡是尊重水、爱护水、保护水，维护正常的水循环，实现可持续用水应该遵循的原则。如果采补失衡，严重突破水资源的临界水平，水体就会像黄河一样干涸、断流，像咸海那样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开发引用就面临消失。在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建设中，按照有偿、补偿、赔偿原则，建设反映水资源供求状况、稀缺程度、生态价值和代际权益的相关制度，筑牢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的底线。

（6）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问题，同时，协调处理好建设海洋强国进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海洋环境问题。

如果说13亿人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现代化是史无前例的，那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种发展的叠加效应，使伦理道德的转型面临空前挑战。因此，面对持续的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扩张等必然带来的水资源紧缺、水环境破坏和水生态危机，水伦理研究范式转换可能显得更为急迫。

近10年来，水伦理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作为一个独立和完整的学科还远没有形成。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学术资源的稀缺和研究力量的分散导致学术研究缺乏系统而整体地推进的基础与条件；（2）除了河流伦理外，规范性研究和深入社会、基于本土经验的实证研究稀少；（3）研究范围狭窄，除了黄河流域外，对其他流域和水系的水伦理研究以及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的水危机、水冲突的现实等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即使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的河流伦理研讨会和黄河国际论坛，全国其他流域的水伦理问题也没受到太多关注。因此，如何整合学术资源，全面而深入地推进河流伦理、水伦理、海洋伦理的协同发展，这不仅有赖于学科学理性的研究和建构，也依仗于范式的确立和方法论的创新。

研究范式影响着研究基本问题的角度、出发点、途径以及结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研究范式的选择和转变将极大地推动学科基本问题的解决乃至整个学科面貌的根本改变。当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和今天人水关系问题的复合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等则对研究范式的转换具有决定性。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经济社会的发展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缺水、断水问题；另一方面，人为的污染仍在加剧，三分之二的水资源遭到污染，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缺水，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中国式”地下水直排也没有得到有效制止，经济社会发达的“东方之珠”――上海仍会出现死猪漂流于水源地的现象。这既充分反映出当前水伦理研究对基本问题解决的失效、失灵，又充分表明了深化多形态水伦理研究、积极推进范式转换的必要和紧迫。

近年来，部分学者对范式转变的研究为环境伦理、水伦理的范式转变提供了可能。如叶平叶平：《河流生命论》，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年。、樊和平樊和平：《范式、方法及辩证转换――道德哲学笔谈》，《哲学研究》，2005年第11期。、曾建平曾建平：《生态伦理：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宣兆凯宣兆凯：《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其范式整合》，《哲学动态》，2008年第3期。等。然而，正如王雨辰教授撰文所言：“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都没有摆脱西方环境伦理学的话语系统和研究范式，研究结论仍停留于认同某种类型的西方环境伦理学基本理念，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取向”王雨辰：《环境伦理学价值立场的转换：从西方化到中国化》，《中南财经政治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呼吁环境伦理学价值立场从西方化向中国化的转换。其实，水伦理研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新范式的确立必须在借鉴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同时立足中国国情。否则，人水冲突会摧毁美丽的“中国梦”。

“问题”是研究活动的出发点，水伦理要在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有效的功能，并沿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伦理学科，也“只能从问题开始”波普尔：《科学知识论》，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第184页。。水伦理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人水关系问题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关系问题。问题的复合性、交互性和时间转换性要求其在基本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侧重点、结论、理论及方法论取向。为了加强水伦理的应用性和有效性，既要深化其作为应用伦理学的系统性研究，又要适度强化其元伦理、规范伦理的研究；既要突破传统伦理思维，又要在“改变共识”与寻求共识之间把握平衡；既要重视社会整体的水伦理诉求又不能忽视个体性的伦理追求；既要坚持进化的价值论，又不能忽视价值进化中的多元性。简言之，在范式转换中要避免因范式对立而忽视范式优势互补。

因此，在范式整合的基础上，以优势互补为原则，建构一种基于唯物辩证法的生态整体论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进化价值论，使不同的主体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突破工业文明时代的惯性思维，转而“承认”并接受一定的、新的价值共识与伦理原则，进而确立调整彼此关系的认识和行为，推动从根本上消解个体、社团、政府、国家乃至全球等多重层面的人水矛盾以及价值、伦理冲突的水伦理体系的形成，树立自然价值论与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相统一的价值理念。因为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树立起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其他形态的生态文明所不一样的目标，即既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又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主张朝着自然的人道主义与人道的自然主义相统一的方向推进社会的发展。同时，唯物辩证法也是发展、开放的方法论体系，它与生态整体论和进化价值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该是可以彼此吸纳、兼容和共进的。我们也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坚持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价值论才能真正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中心主义的纠缠，进而在解决人水关系问题中把握应有的价值平衡，支撑中国式水伦理的创建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