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十四篇)

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篇1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直接构成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逻辑起点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预期革命”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上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或“整合”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二）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三）对经济规模的错误定义。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规模无止境的定义，无法解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厂商平均规模并不存在越来越大的趋势。经验数据表明，有的越来越大而有的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

（四）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更无法解释诸如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新现象。

总之，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恰当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前提和思想渊源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超越

（一）纠正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基本概念，奠定分析框架的新基础。

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专业化经济被规模经济所取代，使资源配置的pareto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他们认为，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纠正这种偏离，把经济学的研究重新拉回到正轨上来。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二）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扬弃和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而且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通常假定社会由2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食物和衣服2种产品，同时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可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2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的取值既可为正也可为零，由此，全社会成员（2个人）对所有产品（2种产品）的最优决策，共计有23*2=64个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所谓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而内点解则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在上例64个解中，有1个内点解和63个角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增加，其可能的角点解将变成一个天文数字。然而，杨小凯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使可能的最优解范围大大缩小，而后文玫（wen,1996）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wen theory）。根据文氏定理，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之和少得多。在上例中，实际上只有基于3种选择组合的3个角点解为最优解：第一种组合是食物和衣物都自给自足，没有专业分工，也没有交易和交易成本；第二种组合是专业生产食物，用出卖食物的钱购买衣物；第三种组合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出卖衣物的钱购买食物。除此以外，其他的组合都不是最优解。

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此可见，超边际分析方法既脱胎于边际分析，包含了边际分析，更超越于它。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作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作超边际选择。实际上，他们的选择还要涉及出售多少产品、是否雇佣工人等等，这些就是多项超边际选择了。

（三）重新定义重要基本范畴，为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铸成了所必需的理论基石。这些基本范畴包括：分工，专业化，两难冲突，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这些基本概念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并由此发展出新的理论学派。

例如关于交易费用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应将交易费用区分为外生的交易费用和内生的交易费用，并由此建立其新的产权理论。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研究了外生的交易费用，而未涉及内生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非由于决策者利益冲突导致的交易费用，包括运输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用于生产、通讯、运输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设施等。新兴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和定义了内生交易费用的新概念，提出内生交易费用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已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则是指市场均衡与pareto最优之间的差别，即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交易费用，包括外部性、垄断权以及扭曲等，它与个体的决策、制度及合约的安排有关。他们认为，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意义在于：可根据两难冲突将垄断和外部性程度内生化，有助于研究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费用，可用博弈模型直接研究策略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等。

再例如关于贸易（包括国际贸易）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造成贸易的两难冲突。因为，专业化生产意味着高效率，多样化消费则意味着高效用，而消费的效用越高实现消费的交易费用也越高。因此，由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比较优势效益就与交易费用形成了冲突。如果交易费用很大，超过了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则均衡结果就只能取消分工，选择自给自足方式；这时效用最大，生产水平处于可能性边界之内，水平较低。反之，如果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超过了交易费用，则必然出现分工，而且随着交易费用的逐渐降低，分工呈现跳跃式发展趋势，从局部的分工到全面的分工；这时生产水平得以提高，处于可能性边界上。这一均衡结构是由交易双方的相对人数、相对偏好和相对生产率所决定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进而伴随着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增长、市场结构变化等拓扑性质的变化。

（四）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

新兴古典经济学沿着如下主线实现理论创新，发展并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体系：产权界定、合约执行——（内生、外生）交易费用——专业化和分工——市场化、竞争程度与协调失灵的风险。他们认为，为了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避免高分工的协调失灵风险，可以采用三种办法：一是构筑保险市场；二是明确界定产权。他们认为，合理的产权制度选择，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的内生过程，国家政府对于公共资产的产权设置，基本上决定于最终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效率的替代选择。当然，明确产权可能产生较高的外生交易费用，同时还带来竞争程度与分工水平及协调可靠性之间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三是加强同行竞争，包括纵向和横向的竞争。他们认为，竞争会大大推动分工和市场的发育，增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控制能力，催生和促进私有产权制度。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和分析范式，可以将很多经济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因此，它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和缺陷。

（五）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新的基础上探索出“宏”、“微”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外乎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一些数学函数来描述这一基础层次，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用博奕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等。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用自然及制度环境来解释人的自利行为。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会如何作出反应。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当环境变化时，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的分析。如果在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加入时间因素，就可实现对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是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一般运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探究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第四个层次则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会得出这种后果对全社会是否有利的价值判断。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在第一、二、三层面上进行分析，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pareto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pareto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pareto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六）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小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则中间产品专家会成为企业的老板；反之则由最终产品专家充当企业老板。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还提出了对城市化、工业化和层级结构等现象进行解释的思路。

（七）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又由于其经济增长模型是在全面均衡分析的框架内发展的，模型中只有动态竞争均衡而不存在pareto最优，是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的重大缺陷。正是这种理论缺憾，促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新增长模型的创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由此，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分工的内生演进模型，其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动态决策包括两个冲突：一是专业化生产加速学习过程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二是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难以兼顾的冲突。但他们强调，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

——起点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由于很低的生产率，负担不起交易费用；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生产率的稍微提高，能够负担起一定的交易费用，这时可以选择稍高的专业化水平；

——进一步地通过市场的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得以提高；

——随着生产经验积累和生产技术改进的进一步加速，生产率也加速提高，使得承担交易费用的能力增强，从而推动更高水平专业化的实现。这个循环累进过程的持续，最终必然会导致一国经济的起飞。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增长模型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是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生产与消费绝对分开的做法；二是体现了竞争均衡和pareto最优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与困境，运用现代分析工具，对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古典回归，建立起新的学派，创制出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这个学派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越来越多的认可。当然，作为一个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尚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一些有待商榷的偏颇和失当。比如，他们忽视预测、计划、制度和政府的作用，否认规模经济的存在，热衷于运用学说作广泛的解释，力图创制出一种可以解释一切现象和过程的全能学说。对这些缺陷或不足，与其看成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如看成是这个新兴学派的发展空间。无论如何，在研究起点、研究方法、分析范式、分析工具、理论创新、经济解释和政策建议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与跨越，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来说，是尤为重要和关键的。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与创新机制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发展加速，信息及网络技术冲击原有的经济格局和发展路径，经济结构不断更新，经济制度创新活跃，新经济成分和因素不断涌现。而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新古典经济学却日渐失去其鼎盛光芒，对经济发展现状及其过程不断涌现的新情况、不断呈现出的新特征日渐解释乏力，甚至不知所措。这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年延续、分化和发展，成长为一门蔚为壮观的学科门类，在它的庞大体系中，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相得益彰，思辩推演与案例解说交相辉映，逻辑的演绎和历史的归纳相行不悖，正是自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源源流长的思想源泉、丰厚肥沃的理论土壤和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勤奋探索取得的辉煌研究成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个新学派产生的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以及它呈现出的理论特色，它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等，也还有个认识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特别是它所反映出的对现实经济现象及其特征的不凡解释力，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一大幸事，对经济学研究者是一大鞭策和鼓舞。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一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紧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研究时代提出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经由各种学说充分而自由的争辩交锋，是西方经济学200多年来保持活力与生机，不断取得进步发展的动力和特色。在学术研究上，成长起来的是“大家”而不是权威，更少有迷信和盲崇。在理论发展上，后者对先人既有继承和发展，更有修正和批判，从而营造出经济学发展的勃勃生机，开创出突破性发展的崭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新进展，是上述理论创新机制的新体现，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对古典经济学的传承。从这批判与传承中，我们看到了新兴古典经济学闪烁着创新的智慧之光。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增长的学说，他在《国富论》中强调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与途径，而分工和专业化则是一个经济组织问题。因此，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任何改变经济组织，使分工得以扩大，专业化得以加深，从而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以对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刻研究为基点，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斯密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学说：分工效率与交易费用的比较差别，决定了工农业生产率的差别；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可以自发协调分工，因而不需要政府干预；分工使产量大增，从而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有大量的产品可以充分地出售，而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其他人也可以充分地供给，这种由分工导致的产品逐渐充裕的过程，也就是整个社会逐步富裕的过程。李嘉图把斯密的分工理论运用到国际贸易，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形成的代表作，但它仍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衣钵。因为《经济学原理》在关注资源配置问题的同时，仍然关注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并提出了新的见解。只是囿于当时数学工具的缺乏，马歇尔未能将他的新见解加以数学化。这一缺失，无论对马歇尔还是对其后的经济学的演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的经济学家在运用数学工具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边际分析感到的得心应手，牵引着他们逐渐遗弃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研究，专注于资源配置问题和理论研究范式的数理化、模型化，从而走向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通论》将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从两部门模型扩大至三部门模型，把政府作为与消费者和企业并行的经济行为主体，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构建起所谓宏观经济学框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完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大综合，把西方经济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境界。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在发展中，把研究的重点完全转向资源配置问题，仅把分工与专业化问题作为外生给定的条件存而不论，从而背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基础理论框架。新古典经济学把社会成员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把经济系统分割成企业和家庭（后来还包括政府），建立起展开理论体系的基础模型，却由此回避了对企业产生原因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在使经济学的体系更为宏大、理论框架更为完整的同时，却无法避免使原本统一的经济学被生硬地分割成两部分的缺憾，并有导致宏观经济学缺失微观基础之虞。新古典经济学在广泛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研究范式，并以数理模型将经济学推向精致化、精巧化的同时，却大大地分散了经济学对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关注，严重地削弱了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挑战，是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一次新的整合。它试图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更新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创制出经济学发展的新空间。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如前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阐明了这样的原理，即交易成本的下降是促进分工、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当交易成本很高，专业化经济很低时，自给自足可能是最有效的生产方式。随着交易成本之下降，可从自给自足进展到部份分工与局部贸易；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就会使分工进一步扩大，贸易也从局部贸易发展到全国贸易以至国际贸易。在这过程中，就会产生企业，出现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人们的消费水平和富裕程度就会不断提高，这就是一国经济发展和成长的进程与轨迹。另外，随着人们在业务中的学习，还会有内生的经济成长。由此可见，降低交易成本对一国经济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实现降低交易成本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交通、通讯等方面的“硬成本”或“有形成本”；二是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法治水平，废止不必要的行政管制，降低经济社会的“软成本”或“无形成本”。也就是说，政府是决定无形成本的主要因素，政府的运行成本与社会的无形成本成正比，政府的运作效率与社会的无形成本成反比。对于正处于经济起飞初期的中国来说，提高政府效率，降低社会无形成本，更具有紧迫性和重大意义。因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的实质是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比总量、质量，也要比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赶超。所以小平同志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多次强调“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宏观上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当然要通过微观的市场竞争力来体现。最直接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背后是企业的竞争，企业竞争的背后是企业竞争环境的竞争，企业竞争环境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政府服务效率的竞争。在加入wto的条件下，国与国的竞争最终会反映在一国“无形成本”的高低，反映在一国政府效率的高低。由此可以说，政府应当成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应当把降低交易成本作为宏观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维持一个较低的国际交易成本，是加入wto后我国政府迎接挑战的重要任务，是转型时期我国政府的首要职责。当然，政府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应当遵循市场规律，通过市场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因为，不但在调节给定生产单位和消费者之后的资源配置与产品分配方面市场可以发挥有效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调节人们选择商品、专业、职业，或企业规模、组织方式等方面，市场同样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个人决策、企业决策和政府决策的基础都真正转移到市场运行机制上来。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3）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4）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5）纪　昀，从新古典到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j]，世界经济研究，2000。

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篇2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

作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流派，为了使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事实相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多次的修补和完善，但是，直到今天，它仍有一些内在的、先天的理论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目前没有看到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自我完善加以解决的可能。而以研究分工为切入点的新兴古典理论，则以颠覆性的视角为我们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原则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径。

1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上述 “革命”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和实际运用中的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第二，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贴牌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

第三,交易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我们知道，现实中，交易成本在企业和个人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温床。而借助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分工与专业化变为决策和均衡模型,而从中发展出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能有效解释以上难题，从理论上向新古典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2.1对经济学研究核心的重定位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成本，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2.2研究方法上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杨小凯提出了最优决策模型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概念， 而后文玫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做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做超边际选择。

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篇3

论文摘 要：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本文通过对新兴古典和新古典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结论等方面的差异的对比研究，对经济学发展的方向性和基础性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作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流派，为了使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事实相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多次的修补和完善，但是，直到今天，它仍有一些内在的、先天的理论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目前没有看到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自我完善加以解决的可能。而以研究分工为切入点的新兴古典理论，则以颠覆性的视角为我们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原则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径。

1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上述 “革命”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和实际运用中的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第二，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贴牌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

第三,交易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我们知道，现实中，交易成本在企业和个人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温床。而借助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分工与专业化变为决策和均衡模型,而从中发展出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能有效解释以上难题，从理论上向新古典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2.1对经济学研究核心的重定位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成本，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2.2研究方法上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杨小凯提出了最优决策模型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概念， 而后文玫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做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做超边际选择。

2.3 探索出“宏”、“微”观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帕累托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2.4 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

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2.5 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3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与启示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全新颖的分析框架，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各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对于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也具有创建性的意义，其是建立在边际分析基础上的“双重决策”，比边际分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关注“经济组织”问题，不能把微观经济的组织与结构当成是外生给定的，而仅仅限于对资源配置的考察。事实上，正是微观经济的组织性缺陷为我国的改革带来了重重阻碍。另外，不能把市场机制的问题放入“黑箱”之内，市场机制的培育与发挥应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只有市场机制得以完善有效地建立，改革才可能进一步深入，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李悦，李平.产业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杰弗里·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篇4

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结构的角度考察,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宏观经济自身特点的角度考察,宏观经济学以国民经济总体和总量作为研究对象,跳出单个经济主休的微观局限性,把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等攸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纳入研究框架,进而展示出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内容,这对读者是有吸引力的。因此,在学习了微观经济学之后继而学习宏观经济学,宛如涓涓细水流入大海那样地顺理成章。可能因为西方学生和读者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的直接体验者(或是受益者,或是受损者,或是益损相当者),也可能过于挑剔,他们在指责古典经济学(指微观经济学)的理性人和信息对称假定,以及数学克隆和帕累托最优等的描述远离现实社会,流露出厌恶情绪的同时,不少人也给新古典经济学(指宏观经济学)打出了低分。这可从发端于2000年6月法国学生以“四个反对”为特征的“后我向思维经济学改革运动”得到实证。法国学生使用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autism)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现状进行了描述。认为它存在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专注于数学幻想,由于有限的和专门化的词汇所导致的语言损伤,过度迷恋假定和模型等智力缺陷。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问题,具体表现在:

第一,“我向思维”(指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其特点是以自我意识为主去框定研究对象)已经形成自我封闭的体系。英国英格兰大学教授爱德华•富布鲁克毫不掩饰地指出,大学讲授的经济学既没有解释当代经济学现实,也没有对民主社会中经济问题的批判性争论提供框架。多数宏观经济学课程研究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远离现实,阻碍了对许多实际问题如收入不均、贫困、发展中国家、移民、新经济和生态的研究,甚至发生美国经济学者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PrenticeHal.l1999)通过提供给学生似乎是来自精确观察的材料而误导了学生的事情。显眼的逻辑缺陷却被华而不实的假设掩盖了。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以主流经济学和主流意识唯我独尊。认为在“新古典———凯恩斯共识”之外不存在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有符合所谓主流方法的经济学知识成果才是好的研究成果。对不属于主流派的其他研究成果予以排斥,采取不承认主义,贬称为“异端经济学”,阻碍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多样化。

第三,过度地使用数学工具,把数学工具当成经济学课程的目的。经济学不应以数学工具为核心,如追求约束条件最大化,寻求局部和一般均衡的极值,而应以现实生活的问题为焦点。早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就严厉地指出,必须认识到过度使用数学可能是糟糕的方法,这种方法使那些不断展现其重要性但却无法转化为数学方程式的问题的研究陷入困窘。第四,目前的新古典经济学主流派仍满足于对自己研究纲领进行修修补补,教条主义盛行。新古典经济学存在许多严重缺陷和科学性不足,许多观点已经演化为僵硬的教条,已经对学术自由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阻碍了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其实,中国经济学家以其职业的敏感性和立场的特质性,早已察觉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瑕疵种种:(1)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庸俗性;(2)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根据是唯心主义,具有虚伪性;(3)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出现数学过度和数学克隆,引导人们追求只在数学模型中才存在而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东西;(4)新古典经济学的教学模式出现形式化、教条化以及高估美国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的倾向。可见,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学处在巨大的变革压力之下,它的方法论革命已经到来。

二、学习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性

(一)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合理性和科学性。新古典经济学经历了长达300年的发展过程,从与微观经济学融合生长到创新发展到独立发展再到综合发展,终于登上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宝座,这一历史长河足以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同时,必须看到新古典经济学有三个进步:第一,它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的必然性,这与古典经济学的不承认主义相比是一个进步;第二,它承认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这与古典经济学的不承认主义相比是一个进步;第三,它把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作为研究对象,并制造出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予以治理,这与古典经济学的不研究和不治理主义相比是一个进步。因此,我们有理由也应该接纳和认同新古典经济学中合理的和科学的成份,将其吸收,为己所用。(二)学习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宏观经济学要解决的诸多问题,如增加国民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充分就业、稳定物价、防止经济周期性波动和滞胀等,正是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节约社会和和谐社会的主要经济标志。这表明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在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支持。因此,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利于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提高执行和贯彻的自觉性。

2.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具有决定意义。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在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飞跃的可能性,必须学会抓住时机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承认“自然是不能飞跃的”,即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在长时间内和整体上,其更多的发展形式是渐进式的。所以,中国在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实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稳定和协调的均衡状态。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利于理解均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掌握实现商品与商品市场均衡、货币与货币市场均衡以及两个市场均衡的具体途径,实现中国国民经济总体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利于从国民经济全局和总体及时察觉和发现结构性问题和潜在风险,提高预测和防范能力,以及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政策以应对经济运行中的正常事故和突发事故的能力。

3.学习宏观经济学有利于了解和学习西方在解决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方面的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提高国家干预的意识和质量。中国拥有丰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干预的经验,缺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干预的经验。在中国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干预过度与国家干预不足同时并存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中国有的国民受新自由主义和汉森“混合经济”模式的影响,发生弱化甚至抵制国家干预的行为。中国是由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过渡型国家,国家干预不仅重要而且必要。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存在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一点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既存在国家干预不足,也存在国家干预过度。国家干预的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因此,应着力解决:(1)国家干预的范围和力度;(2)国家干预的依据;(3)国家干预的方法;(4)国家干预的成本;(5)国家干预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这些方面,西方的经验相对成熟和完善,宏观经济学中关于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及其他宏观政策等防止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的理论和知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4•我们相信,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可以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改善和克服;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薄弱环节和不足,可以通过一定措施去加强和改进,关键在于做到在反思和创新中学习宏观经济学。

三、在反思和创新中学习宏观经济学

反思属于哲学范畴。它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哲学基础,其文化基础在中国是“儒家文化”,“吾日三省吾身”;在西方是“基督文化”,“反观自然”。它要求行为主体运用逆向思维和换位思考,跟踪和监控自身运行的方向、方法和技巧,判断其正确程度,并据此予以纠正和修正。纠正和修正可以是原则性的或方向性的或全局性的,也可以是技术性的或时点性的或局部性的,目的在于使自身行为产生出最大效益。为了开展好宏观经济学教学,需要重点反思四个问题:是否存在错位现象即喧宾夺主;是否存在教条现象即照搬照抄;是否存在数学克隆现象即数学过度;是否存在反向替代即以“泊来”替代创新。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四个关系:

第一,中国经济主导思想与西方主流意识的关系。正如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占统治地位时,出现了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一样,中国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制度和国家及民族利益的差异性,而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学习西方经济学不是为了把它移植到中国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不是为了这种替代去创造或者改变中国的经济条件,而是为了探讨在中国条件下(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哪些观点是可用的以及用到什么程度和如何运用。

第二,学习观点与崇拜观点的关系。任何理论都由众多观点群集聚而成,抽掉具体观点又要学习理论是很难设想的,可见,学习观点是掌握理论的前提。这里的争论不在于学不学观点,而是要不要把某种观点当成绝对真理和不可改进的僵化教条。在中国版本的宏观经济学书籍中,每一章之前必引一段凯恩斯或萨缪尔森的话作为信条去膜拜的现象并不鲜见。增加就业的赤字财政政策和防治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是凯恩斯的两项最基本的对内政策。这两项政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然而,正如有的西方经济学家在评价这两项政策时所指出地那样:在货币主义和财政政策的菜单上并没有免费的午餐。两项政策的效果无一例外地都以牺牲劳动者的更多利益为代价。如,紧缩的货币政策其在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却是以增加失业或压低工人实际工资为代价的。再如,赤字财政政策虽然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取得了增加就业的效果,同时却加强了资本输出和国际经济剥削,将负面效应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身上。萨缪尔森根据心理原则(即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提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原因的观点,故然有独到的一面,却又有庸俗和虚伪的另一面,它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矛盾激烈化的事实。众所周知:(1)任何理论观点都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这三要素的产物,而三要素会随着历史进程地推移发生变化,可见,一成不变的理论及其观点并不存在。(2)以心理的标准去作为价值目标取向和价值判断的依据,是违背劳动价值论的错误观点。(3)建立在心理判断基础上的政策不可能成为约束、规范和统一社会所有人行为的准则和标的,也不可能给社会所有人都带来利益。因为个人偏好是不同的,个人偏好次序它只能指导消费者的个人消费行为,不能成为决定社会政策选择次序的根据。否则,社会将被迫接受“独裁”规则,即以独裁者的个人偏好去统一社会偏好去选择或制定社会政策,这是现代社会所不能接受的。(4)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上。生产关系既是一种利益格局,又是一种制度安排,离开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很难对经济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做出正确判断,并制订正确的政策。因此,学习和了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及其政策安排,其目的不是为了用“华盛顿共识”统一我们的认识,而是使自己多了一种思维路径,多了一种选择可能性,以便从更多更广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篇5

内容摘要：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论分歧很大，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将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论纳入其相应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下，其异同源头及鲜明的共性与个性特征清晰可见。本文以不同的经济分析框架为划分依据，探究其不同公司治理理论的源头、评价其共性与个性特征。

关键词：经济学 资源配置 公司治理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考察公司治理问题，就是要探究由公司治理制度所支持的公司资源配置对公司绩效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公司治理理论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学基础决定了该理论对公司资源配置的认识，决定了其相应的公司治理制度。经济学基础是公司治理理论差异的源头所在。股东至上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组织控制理论作为三种主要的公司治理理论，实际上分别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学框架之下，有着不同的微观基础，因而对公司资源配置及其相应的治理制度有不同的观点主张。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论

20世纪早期公司经济开始兴起之时，新古典经济学早已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大批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们坚信市场在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总是最优的，习惯于把完全市场理论作为经济效率的基准。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就自然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公司资源配置的基础思想，而公司资源配置观又构成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

（一）交换活动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

在西方经济思想嬗变的过程中，当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新古典经济学取而代之后，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就由生产领域转向了交换领域。主流经济学家视交换活动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并致力于研究所有互利的交易机会的条件，以实现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互利的交换过程成为主流经济学家视阈中改善经济绩效的唯一方式。主流经济学家对交换活动特征的抽象认识成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基石，进而成为建立在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其变体基础上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微观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领域的研究持敌对态度，力图使生产服从于交换，并将交换活动的特征抽象为即时的（现在的行为不影响将来）、分立的（个体的独立行为）和确定的（至少是可计算的），由此产生了将资源配置视为可逆的、个体的和最优的资源配置观。可逆性是指现在的资源配置不会对未来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即当期行为只产生当期效应；个体性是指资源配置和收益的性质允许每个经济参与者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开发和利用生产资源，而与经济中其他个体的决定和行动无关，即个人行为完全独立于其他人；最优性是指资源配置过程无非是在一定的市场和技术约束条件下，对不同经济结果进行选择，即资源配置过程就是在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都是已知的前提下，从中选择最优的。可见，主流经济学家在对交换活动特征进行抽象的基础上，由交换活动的特征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

（二）新古典资源配置及其变体与公司治理

在由交换活动的特征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基础上，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资源配置是可逆的、个体的和最优的，那么现有资源的最优利用就只能通过完全的资本、劳动和产品市场实现，即保证资源自由流动的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在将新古典资源配置思想运用于公司资源配置时，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将整个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完全运用到公司资源配置，并演绎出对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认为理想的公司治理制度是能够支持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条件，而且各种制度条件的相互结合，将确保经济资源配置的市场控制，股东至上理论即是能够支持公司资源配置由市场控制的公司治理理论，因而股东至上理论实质上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公司治理中的体现和运用。第二种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变体，通过引入“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但仍然延用其个体的和最优的假设，进而逻辑演绎出公司治理制度的改革方向，是要保障在进行收益分配时，对进行企业专用性投资的参与者提供适当的激励，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此思想基础上应运而生。可见，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当前公司治理争论中的主要理论观点，实质上都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全部或部分运用于公司资源配置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两种公司治理主张必然有共性也有个性，其共性与个性的根源也都能够一目了然。要深入理解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差异的源头、共性与个性，还需要对两种理论的共性与个性做进一步的评价，进而奠定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

（三）股东至上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评价

如前述分析，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脱胎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其变体，因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对经济绩效的理解成为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共性的源头。从研究方法来看，两种治理理论都是采用新古典经济分析的静态分析方法，专注于研究公司现有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从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剩余分配”问题是两种治理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其重点在于谁得到剩余收益，及这种剩余分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对经济绩效的理解来看，由于股东至上理论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在公司资源配置中的完全运用，因而坚持以完全市场理论作为经济效率的基准，认为能够支持公司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控制”型治理是最优的；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引入“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但并未说明产生“企业专用性”的原因及其动态变化过程，因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倚重的公司资源配置概念未能超越新古典静态资源配置观，其对经济绩效的理解仍然是以市场绩效为基础，并主张以公司治理制度作为市场的补充，对进行“企业专用性投资”的个人提供适当的激励，以防止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抑制。

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在共性凸显的同时，各自都存在鲜明的个性特征。具体来说，由不同的资源配置观所孕育的相应公司治理理论的独有个性可以归结为对委托关系的认识差异、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差异、公司经营目标差异及公司治理改革主张差异四个方面。

首先，从对委托关系的认识差异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基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私有财产的传统逻辑，认为股东是唯一的委托人，倡导维护股东权益，防止经理层对股东权益的侵蚀，形成了在股东对管理层的经典委托框架下分析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范式。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在突破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的同时，也突破了对委托人范围的认识，委托人不再仅仅局限于股东，而是包括所有进行了企业特定投资并为此承担风险的所有参与者（所有利益相关者），因而管理层作为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人，其责任范围应包括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团体。

其次，从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差异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将企业视为纯粹的“投入产出转换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黑箱”。利益相关者理论由于强调个人进行的“企业专用性投资”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因而将企业视为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契约联合体”，认为企业正是通过实物和人力资产的组合才形成了“集体生产力”。

最后，从公司经营目标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坚持认为公司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倡导在实现股东利益的同时，必然对整个经济体系绩效的提升也是有利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凸显个人进行的“企业专用性投资”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认为公司应让所有进行了企业特定投资并为此承担风险的所有参与者价值最大化。

由上述分析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将其视阈囿于交换活动特征分析的基础之上，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在探究公司资源配置时，新古典资源配置观或其变体被运用于公司，进而孕育了共性与个性都鲜明的当前公司治理争论中的两种主要理论观点―股东至上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基于创新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论

奥沙利文（O’Sullivan）的组织控制理论则不落新古典经济学的窠臼，直接以创新经济学为基础，建立起与上述两种理论针锋相对的治理理论，给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带来了一股清风。本部分将对组织控制理论的逻辑演绎过程及其观点主张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创新与创新型资源配置

创新的特征是奥沙利文（O’Sullivan）建立其公司治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她将创新的特征归结为一个具有累积性、集体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累积性是指创新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学习过程，生产质量更高、成本更低产品的学习是通过一个累积过程形成的；集体性是指集体学习过程中的个人学习受他人学习的影响，并能合成一个新的、集体性的知识；不确定性是指进行创新的企业因学习过程可能未取得成功或无法取得竞争优势而获得回报，因而面临着生产的不确定性与竞争的不确定性。创新型资源配置建立在创新特征的基础之上，是对支持创新的资源配置特征的概括。创新是集体的、累积的和不确定的，就意味着对创新进行资源配置必须经由一种三位一体的过程：开发性的―必须毫无顾虑地将资源投入到收入不确定的投资项目中去；组织性的―收入是通过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整合产生的；战略性的―资源的配置要能克服现有市场和技术的条件限制。

（二）创新型资源配置与公司治理

奥沙利文（O’Sullivan）认为，能够催生创新的资源配置过程所具有的开发性、组织性和战略性，意味着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这三个条件将分别为企业创新提供制度支持。财务承诺制度使企业组织能够获得进行生产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资金来源，并一直持续到可以产生收益、企业可以借此收益提供的财务流动性生存之时；组织整合制度对置身于企业内部复杂劳动分工中的参与者提供激励，使其将技能和精力投入到企业目标的实现中去，将人力和物质资源整合到开发和利用技术的组织过程；内部人控制制度保证公司资源配置和收益的控制权掌握在与产生创新的学习过程结为一体的决策者手中。没有支持组织整合、财务承诺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制度，企业就不能通过对集体学习过程的战略投资产生创新。

（三）组织控制理论评价

组织控制理论以创新活动的特征为逻辑起点，由创新活动的特征分析得出支持创新的资源配置特征，进而逻辑演绎出对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可见，组织控制理论的逻辑演绎过程与新古典框架下两种治理理论建立的逻辑演绎过程截然不同，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公司经营目标、公司治理改革主张，都必然与新古典框架下的两种治理理论―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背道而驰。

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运用的是动态分析法。组织控制理论直接以创新活动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创新型资源配置的动态性质与新古典静态的资源配置观截然对立，相应的其动态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的静态研究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从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组织控制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剩余生产”，探究如何通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生产剩余收益。基于创新经济学的组织控制理论将研究的重心由新古典的交换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集中关注生产领域中的创新活动，建立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以产生持续的剩余收益。

再次，从公司经营目标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视阈下的公司经营目标是企业的长期稳定和成长，对企业的委托关系并不强调，因而公司的经营目标不是建立在对委托关系认识的基础上，而是直接以其聚集的创新活动为基点，通过持续的企业创新来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和成长。

最后，从公司治理改革主张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视阈中理想的治理制度是由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这三个制度条件相互结合所形成的对知识和资金的组织控制，从而支持企业持续的创新活动，这显然与新古典框架下主张保障公司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控制截然对立。

参考文献：

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篇6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助性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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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小凯.在“电子商务与网络决策国际会议”上的讲话[r].北京: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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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篇7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流派 理论观点 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

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 = 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 = 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参考文献】

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篇8

【关键词】货币乘数论 内生货币供应论 资产选择的货币供应论

一、新古典综合派基础介绍、影响及其面对的挑战

（一）含义及经济主张。所谓“新古典综合”的含义，就是把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倡导的以价格分析为中心的微观理论，与凯恩斯的以总量分析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理论结合在一起。新古典综合派是凯恩斯革命之后起初最有影响力的凯恩斯学派，又先后自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Post-Keynesian Mainstream）”和“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以减少失业、消除危机。在经济制度方面，主张混合经济论，即公私机构共同对经济施行控制。

（二）相关背景。1929年爆发了一场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出版的 《通论》一书中提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发展凯恩斯主义的热潮中，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内部大体上形成了两大主要支派：以美国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琼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恚新古典综合派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流行的主流经济学。

（三）代表学家及著作。新古典综合派的创始人是美国的汉森（Alvin H.Hansen），主要代表人物有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索洛（Robert Solow）和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酌托宾（James Tobin）等。

保罗.萨缪尔森在其写作的《经济学》一书中，大量引介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看法，此书成为美国大学中教授经济学的重要教科书，这个学派也随之扩展到世界各地。他们推广约翰？希克斯于1937年提出的IS/LM模型，用来解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市场供给和需求模型导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

（四）理论特点

与凯恩斯和新剑桥学派相比，新古典综合派更侧重于货币的内生性。其理论特点有：1.综合性、2.现实性、3.实用性、4.政策性。

二、货币主张

（一）货币乘数论

乘数（亦称倍数）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卡恩（R.F.Kahn）提出的。所谓货币乘数就是指基础货币扩张或收缩的倍数。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在狭义的货币定义下（即 ，现金加活期存款），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基础货币（用B表示），又称高能货币或强力货币，由现金与银行存款准备金组成，它是货币供应量（用Ms表示）变动的基础；另一个就是货币乘数（用m表示）。这样，货币供应量的基本公式可以表示为： Ms=Bm

货币乘数论的模型大体可以分成简单乘数模型和复杂乘数模型两类。

1.简单乘数模型：■=m

式中，r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2.复杂乘数模型

萨缪尔森用“超额准备金率”来衡量商业银行超额准备的大小，用“现金漏损率”来衡量原始存款漏出存款领域的多少。超额准备金率是商业银行保留的超过法定准备金的准备金与存款货币的比率；现金漏损率是顾客在整个存款派生过程中所提取的现金总额与存款货币的比率。如果用e表示超额准备金率，用c表示现金漏损率，货币乘数公式则变为： m=■

（二）货币供给理论中的“新观点”

1.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具有创造信用、创造存款货币的功能

其理由是：a.金融创新使得替代活期存款和通量的流动性负债形式迅速增加；b.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具有完全的替代弹性；c.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争夺放款的竞争，削弱了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d.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扩张上只有程度差别。

1.金融机构创造存款货币的能力实际上取决于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这是因为：第一，金融机构的经营决策行为对创造货币的能力的影响；第二，对信用的需求是创造货币的关键。

2.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是控制货币扩张的唯一措施（作用有限）。

3.宏观金融控制的目标和手段应该改变。

（三）内生货币供应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明确提出了“内生货币供应论”，其主要观点是：货币当局无法对信贷的供应实行完全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已成为一个内生变量。他们认为，货币供应量主要由银行和企业的行为所决定，而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又取决于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变量，中央银行不可能有效地限制银行和企业的支出，更不可能支配他们的行动。因此，货币供应量是由经济体系内部诸多变量决定并影响经济运行的内生变量，货币供应量的多少是由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

和公众的行为共同决定的。其主要理由可归纳如下：1.由金融机构业务活动决定的信贷及其创造的存款货币是货币供应的源头，即信贷需求决定信贷供给；2.金融媒介方面的创新，能起到动用闲置资金，节约头寸和改变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3.企业创造非银行形式支付扩大了信用规模，通过扩大信用规模推动货币供应量增加。

因此，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四）资产选择的货币供应论

托宾的货币供给理论认为，现代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多样化，使货币的供给函数变得极为复杂。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以及社会大众的资产选择都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应将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行为函数与社会大众的资产需求行为函数引入货币供给模型。包含货币供求的资产选择一般均衡模型，货币供给是金融部门与实际部门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与其他资产的供求同时决定的。

托宾模型资产主要有四种：1.股权、2.政府债券、3.基础货币、4.外贸资产。

私人财富新供给来源有三个：一是存货或生产资本的净积累（I），二是政府预算

赤字（D），三是国际收支盈余（CAS），家庭储蓄（S）是这三项之和，即 。由于储蓄等于国民收入减去消费（C）和税收（T）之余额，赤字等于政府支出（G）与税收（T）之差，因此，国民收入Y=C+I+G+CAS。

1.股权资产供给――净投资方程

托宾认为，私人资本投资是形成新的事物资本的来源，其信资本的所有权通过股票方式实现。资本品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成本之间的差异是加速或减缓投资率变动的主要决定因素。当资本品的市场价值高于其重置成本则诱导资本积累的加速；反之，当资本品的市场价值低于其重置成本，则抑制或减缓资本积累。净投资方程：

2.政府债券和基础货币的供给――政府赤字的融资方程

托宾认为政府赤字是政府债券和基础货币的来源。货币发行相对于基础货币，包括现金或中央银行存款债务中的等价物；非货币政府债务是永久性公债或统一公债政府赤字必须用发行基础货币、统一公债和出售外币资产来弥补。其中，发行基础货币越多，负债越多，收入越多，出售外币资产实质是本币置换，不利于解决财政赤字。赤字的计算公式如下：

3.公众的外币资产供给

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外币资产供给由国际贸易盈余和外汇资产收益构成。政府和私人持有的外汇资产增量等于国际收支盈余，用公式表示：

根据上两个公式可导出公众的外币资产供给函数：

4.托宾的资产选择的货币基础模型理论

托宾的决定短期均衡数量和价格的多资产模型表明，资产市场是相关互联的，任何一种资产需求变化或收益率变化都将导致其他资产需求的调整，引起资产组合的变化。这一模型突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货币传导过程中的资产替代性。托宾认为，货币供给受制于公众的资产偏好；公众资产偏好及其资产结构是由整个金融体系的社会经济部门的共同活动决定，非货币当局能够直接控制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是储蓄与投资高度不完善的协调，协调失灵是经济不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出笼的基本原因；金融货币政策能够改变短期和长期的宏观经济结果，无论长期还是中期，金融政策都不是中性的。

三、新古典综合派的影响

（一）新古典综合派的综合表明，这个学派已感到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学必须考虑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调节的如何协调问题。因此，新古典综合派的C合对推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新古典综合派关于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提高微观经济效率的论述，对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新古典综合派是从实证经济学的手段和目标的统一角度考虑实证分析与

规范分析的结合的。萨缪尔森扩展了实证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范围，表现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在研究课题上的交叉和结合的取向。这为我们进行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的综合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目的。

（三）新古典综合派的先驱汉森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时而繁荣、时而萧条的更替，必须交替地实行收缩与扩张的政策。这种逆经济风向行事的政策主张，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确有借鉴之处。

（四）新古典综合的根本目的在于弥补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体系内部的不足，并试图通过其理论体系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仍是光明的。因此，它不可能真正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健.当代西方货币金融学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02：91-95.

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篇9

将范式的观念运用于经济学，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经历着范式的演变。

一、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建立

经济学最初的范式是由亚当·斯密（A.Smith）建立起来的。斯密建立起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标志是1776年《国富论》发表）。马克思指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注：转引自陈冬野《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1.经济人假设

所谓经济人假设，就是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斯密将其规定为“每个人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努力”。其实斯密并非只看到个人私利而不重视人类的道德伦理（可以参见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他也是在反复思考了“经济人”和“道德人”后，才确认经济人是更加符合实际的假设，并且更有利于建立经济科学。

2.看不见的手假设

斯密认为个人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斯密认为国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个人经济自由，而非干涉市场。

3.社会分工假设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促进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长。

4.研究对象

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经济、政治以至各种上层建筑，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

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继承

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而非范式的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A.Marshall）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其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得狭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脱去了“政治”两个字，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可以概括为两条。

1.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假设实际是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延续。理性人假设是指个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进行选择，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个人总是能够使效用达到最大化。

2.市场均衡假设

在给定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市场总是能达到均衡（瓦尔拉斯均衡），而此时的资源配置是最优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以价格为核心，研究市场如何配置资源。

三、凯恩斯革命——范式的革命

从斯密到马歇尔，经济学的范式发生了继承和延续，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是由凯恩斯（J.M.Keynes）来进行的。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的力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经济学家无法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一场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并成功地解释了大萧条。这一革命以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为标志。

凯恩斯理论的范式可以概括为3点。

1.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萨伊定律）。

2.工资刚性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

3.市场无法自动出清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价格的迅速变化总是能使供需自动达到均衡，因此反对国家干预市场。

由于大萧条的出现，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再有效，而凯恩斯的范式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凯恩斯的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因此称为宏观经济学。他的追随者在他建立的范式上发展完善了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Economics），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四、新古典综合派——新旧范式的结合

所谓新古典综合，就是指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两种不同范式的结合。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1937年，希克斯（J.R.Hicks）画出了最早的IS－LM曲线，其中运用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的开端。（注：参见赵汉平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库》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1948年，萨缪尔森（P.A.Samuelson）的《经济学》出版，标志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1961年，《经济学》第三版中，萨缪尔森正式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他认为凯恩斯的理论是通过国家干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而如果充分就业（均衡）实现了，那就恰恰满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范式）。因此他将凯恩斯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放在同一本教科书中。他本人也成为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SynthesisSchool）的代表人物。新古典综合的实质是为了更有效地解释经济现象，而将经济学的新旧两种范式结合在一起，但是它并没能取消两者的矛盾，只是掩盖了矛盾。

五、一场更大规模的革命——第二次革命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现象。凯恩斯理论的范式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人们开始厌恶国家干预，重新向往自由市场。在这种背景上，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展开了。以弗里德曼（M.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者首先对新古典综合派发起攻击。他们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藉以批评凯恩斯主义者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经济自由。理性预期学派（SchoolofRationalExpectations）的卢卡斯（R.Lucas）走得更远。他借助于理性预期的假设，并通过运用现代数学，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范式——有效需求不足、工资刚性以及市场的无法自动出清，从而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市场自动实现均衡。卢卡斯的结论是稳定的政策都能被预期到，而能被预期到的政策是无效的。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市场失灵现象实际上是变化不定的政策造成的。这是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全面反动，被称为理性预期革命。在更广的范围内，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得以恢复和发展。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在人力资本理论方面，布坎南（J.Buchanan）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都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将研究对象从经济领域扩大到了非经济领域，包括政治、婚姻、家庭、犯罪等各种不同领域。在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过程中，对范式的革新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企业的出现，也不能解释制度的变迁。于是他们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重新解释了产权。新的范式是将人们的交换行为设想为一系列谈判过程，而谈判是需要谈判者付出代价（即交易费用）的。因此理性的人就需要在交换（收益）和交易费用（成本）之间进行选择。产权实际上是交换的前提，而制度则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手段。在这个范式上，科斯（R.Coase）和诺斯（D.North）等经济学家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注：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理论真正起源于1937年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但其获得实质性发展是在80年代以后，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则主要是在60年代以后起步。）等等。

八十年代以来，由纳什（J.Nash）、泽尔腾（R.Selten）、海萨尼（J.Harsanyi）领导的博奕论开始应用于经济学。博奕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在后者的范式下隐含了两个基本假定。一个是假定市场参与者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充分竞争性的；另一个是假定参与者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在现实中，市场参与者是有限的，在有限人数下，人们的行为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同样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也常常是不对称的。在假设参与者行为相互影响的范式上，博奕论的研究得以展开。而在不对称信息的范式上，以维克瑞（W.Vickery）和莫里斯（J.Mirrless）为代表人物的信息经济学（实质上是非对称信息博奕论）也得到了发展。（注：参见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页。）

我们看到，这是经济学上一次浩浩荡荡的运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重新接替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其自身也获得了发展和革新。同时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们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注：本文所提及的，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均已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弗里德曼（1976），舒尔茨（1979），布坎南（1986），科斯（1991），贝克尔（1992），诺斯（1993），纳什、泽尔腾、海萨尼（1994），卢卡斯（1995），维克瑞，莫里斯（1996）。）他们的理论汇合在一起，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

六、杨小凯的工作——第二次综合

最后我将提及澳洲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正在试图创建一门新的经济学，他自称为新兴的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其中他引入了当年亚当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的范式。在这个范式上，他通过运用现代数学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进行了重新描述，并且希望在此过程中，将宏、微观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奕论等各种理论体系整合在一起。（注：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这将是经济学范式上的一次大综合，其意义可能超过新古典综合。因为后者的综合只是将两种相互矛盾的范式简单地合在一起，并没能取消矛盾。而前者是通过一种新的范式来解释原先不同的范式，因此原先的矛盾在新范式里被取消了。当然新的范式仍将面临新的矛盾，仍可能被另一种更新的范式所替代。

七、结论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演变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建立——继承——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不同的范式根据它们对客观经济现象解释的有效性而相互接替，或者说是根据它们接近被观察现象实质的程度而相互接替。

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篇10

1.经济人假设

所谓经济人假设，就是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斯密将其规定为“每个人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努力”。其实斯密并非只看到个人私利而不重视人类的道德伦理（可以参见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他也是在反复思考了“经济人”和“道德人”后，才确认经济人是更加符合实际的假设，并且更有利于建立经济科学。

2.看不见的手假设

斯密认为个人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斯密认为国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个人经济自由，而非干涉市场。

3.社会分工假设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促进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长。

4.研究对象

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经济、政治以至各种上层建筑，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

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继承

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而非范式的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A.Marshall）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其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得狭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脱去了“政治”两个字，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可以概括为两条。

1.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假设实际是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延续。理性人假设是指个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进行选择，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个人总是能够使效用达到最大化。

2.市场均衡假设

在给定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市场总是能达到均衡（瓦尔拉斯均衡），而此时的资源配置是最优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以价格为核心，研究市场如何配置资源。

三、凯恩斯革命——范式的革命

从斯密到马歇尔，经济学的范式发生了继承和延续，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是由凯恩斯（J.M.Keynes）来进行的。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的力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经济学家无法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一场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并成功地解释了大萧条。这一革命以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为标志。

凯恩斯理论的范式可以概括为3点。

1.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萨伊定律）。

2.工资刚性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

3.市场无法自动出清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价格的迅速变化总是能使供需自动达到均衡，因此反对国家干预

市场。

由于大萧条的出现，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再有效，而凯恩斯的范式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凯恩斯的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因此称为宏观经济学。他的追随者在他建立的范式上发展完善了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Economics），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四、新古典综合派——新旧范式的结合

所谓新古典综合，就是指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两种不同范式的结合。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1937年，希克斯（J.R.Hicks）画出了最早的IS－LM曲线，其中运用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的开端。（注：参见赵汉平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库》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1948年，萨缪尔森（P.A.Samuelson）的《经济学》出版，标志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1961年，《经济学》第三版中，萨缪尔森正式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他认为凯恩斯的理论是通过国家干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而如果充分就业（均衡）实现了，那就恰恰满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范式）。因此他将凯恩斯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放在同一本教科书中。他本人也成为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SynthesisSchool）的代表人物。新古典综合的实质是为了更有效地解释经济现象，而将经济学的新旧两种范式结合在一起，但是它并没能取消两者的矛盾，只是掩盖了矛盾。

五、一场更大规模的革命——第二次革命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现象。凯恩斯理论的范式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人们开始厌恶国家干预，重新向往自由市场。在这种背景上，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展开了。以弗里德曼（M.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者首先对新古典综合派发起攻击。他们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藉以批评凯恩斯主义者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经济自由。理性预期学派（SchoolofRationalExpectations）的卢卡斯（R.Lucas）走得更远。他借助于理性预期的假设，并通过运用现代数学，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范式——有效需求不足、工资刚性以及市场的无法自动出清，从而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市场自动实现均衡。卢卡斯的结论是稳定的政策都能被预期到，而能被预期到的政策是无效的。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市场失灵现象实际上是变化不定的政策造成的。这是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全面反动，被称为理性预期革命。在更广的范围内，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得以恢复和发展。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在人力资本理论方面，布坎南（J.Buchanan）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都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将研究对象从经济领域扩大到了非经济领域，包括政治、婚姻、家庭、犯罪等各种不同领域。在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过程中，对范式的革新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企业的出现，也不能解释制度的变迁。于是他们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重新解释了产权。新的范式是将人们的交换行为设想为一系列谈判过程，而谈判是需要谈判者付出代价（即交易费用）的。因此理性的人就需要在交换（收益）和交易费用（成本）之间进行选择。产权实际上是交换的前提，而制度则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手段。在这个范式上，科斯（R.Coase）和诺斯（D.North）等经济学家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注：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理论真正起源于1937年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但其获得实质性发展是在80年代以后，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则主要是在60年代以后起步。）等等。

八十年代以来，由纳什（J.Nash）、泽尔腾（R.Selten）、海萨尼（J.Harsanyi）领导的博奕论开始应用于经济学。博奕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在后者的范式下隐含了两个基本假定。一个是假定市场参与者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充分竞争性的；另一个是假定参与者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在现实中，市场参与者是有限的，在有限人数下，人们的行为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同样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也常常是不对称的。在假设参与者行为相互影响的范式上，博奕论的研究得以展开。而在不对称信息的范式上，以维克瑞（W.Vickery）和莫里斯（J.Mirrless）为代表人物的信息经济学（实质上是非对称信息博奕论）也得到了发展。（注：参见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页。）

我们看到，这是经济学上一次浩浩荡荡的运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重新接替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其自身也获得了发展和革新。同时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们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注：本文所提及的，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均已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弗里德曼（1976），舒尔茨（1979），布坎南（1986），科斯（1991），贝克尔（1992），诺斯（1993），纳什、泽尔腾、海萨尼（1994），卢卡斯（1995），维克瑞，莫里斯（1996）。）他们的理论汇合在一起，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

六、杨小凯的工作——第二次综合

最后我将提及澳洲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正在试图创建一门新的经济学，他自称为新兴的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其中他引入了当年亚当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的范式。在这个范式上，他通过运用现代数学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进行了重新描述，并且希望在此过程中，将宏、微观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奕论等各种理论体系整合在一起。（注：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这将是经济学范式上的一次大综合，其意义可能超过新古典综合。因为后者的综合只是将两种相互矛盾的范式简单地合在一起，并没能取消矛盾。而前者是通过一种新的范式来解释原先不同的范式，因此原先的矛盾在新范式里被取消了。当然新的范式仍将面临新的矛盾，仍可能被另一种更新的范式所替代。

七、结论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演变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建立——继承——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不同的范式根据它们对客观经济现象解释的有效性而相互接替，或者说是根据它们接近被观察现象实质的程度而相互接替。

在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运动中，我们看到这不仅是一场对宏观经济经济学的革命，还是一次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全面复兴、发展和革新。同时，从研究范围的扩大（进入政治、家庭等非经济领域）以及杨小凯对社会分工的研究中，我们又看到经济学正在进一步向它的古典时期（亚当斯密时代）回归。

从古典——新古典——凯恩斯——新古典——古典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能体会到经济学范式演变中的辩证规律（正、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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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篇11

关键词：古典经济学；二元经济结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待遇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71-05

二元经济结构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在国内外引起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作为由不同部门产业特性导致的生产力水平、收入分配方式和商品化水平的自然差异，二元经济结构是经济系统自身演变的内生产物，对社会结构演变尤其是其中社会群体的待遇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待遇是社会主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和享受，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发展环境，从外部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界、国家等所获得的一切社会条件、社会关系，以及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相关的一切事物，可以涵盖权利、权益、权力、利益、公民权、福利、公共服铡⑸缁岜U系确矫娴哪谌荨[1]回顾西方经济思想史，从“二元结构”概念提出到“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形成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宽泛到具体、从古典到新古典的漫长过程。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杰拉德・库特指出：经济思想必须是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言的，必须始终是政治经济学，理解经济思想必须与当时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期间，当英国的繁荣与强权如日中天时，这个国家曾有许多人把古典经济学及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当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亚洲经济体的兴起，尤其是中国经济非比寻常的增长以及最近的世界金融危机，再次让我们想起英国历史经济学家的核心论点：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无论其表达方式多么完善，都只适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2]历史社会学以制度变迁为视角，对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察，在理论方法上综合使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手段，注重宏观和微观、历史和社会、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为我们结合社会进步客观地考察经济思想发展历程提供了新的视角。[3]当前学术界对于二元经济结构划分仍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二元是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有学者认为二元是工业和农业，有学者认为二元是城市和农村，甚至还有学者将城乡二元结构既作为经济结构也作为社会结构来界定。基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工农业关系和城乡关系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二元经济结构，需要回归到历史时空的维度中结合经济史加以分析，方能厘清其发展的来龙去脉和问题实质。

一、工农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演化进程中，以斯密（1723-1790）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进行了创造性研究，为现代经济学创立奠定了基础；以马克思（1818-1883）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其提出的从资本积累到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含义；以威廉・阿瑟・刘易斯（1915-1991）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创立二元经济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刘易斯发现了劳动力转移及乡城人口转移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可以从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得到验证。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4]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古典经济学家在英国有配第、斯密和李嘉图，在法国有布阿吉尔贝尔、魁奈、杜尔阁和西斯蒙第。在二元经济结构思想演进中，主要涉及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其共同点在于将劳动力市场假定为实际工资为生存工资并且劳动力无限供给，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都认为只要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5]鉴于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说基础上，所以本文将其纳入西方古典经济学范畴。

从思想传承的角度来看，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以古典经济学先驱配第、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魁奈认为，一切利益的本源在于农业，与农业这个主要生产部门并存的还有一个小小的非农业部门，以提供劳务、手工业产品和贵族阶层所需要的其他产品为主要任务，只有农业才能够生产“纯产品”，因为农业创造物质财富，工业只是变更或组合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只是物质财富的交换。[6]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农业、工业二元经济结构思想的萌芽形式。随着工业革命引发的工业化进程启动，通过针对工业化时期各种现实问题的研究，古典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理论逐渐成型。此后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比例问题的论述、李嘉图关于工业胜于农业的分析、马尔萨斯关于工业和农业两个主要经济部门构成的阐述以及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学说都是这方面的体现。[7]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在一些关键的发展问题上都作出了系统的阐述，并对当时的经济社会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8]特别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最先提出并使用“经济结构”的概念，为古典经济学研究二元经济结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斯密对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等经济思想进行了阐述，认为人的能力差异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存在，分工能够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9]在关于工业与农业关系方面，斯密明显受到了魁奈经济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只有在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维持自己生活还有剩余时，才能把这些剩余农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提供给城市居民，从而维持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这样的社会分工直接推动了城市工商业产生。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要首先改良或发展农业，只有增加足够的农业剩余产品，才可能供养更多的城市居民，从而增加新的城市，但新城市增加的速度不能超过农业剩余产品增加的速度。[10]这表明斯密已经认识到，农业劳动生产率要确保超过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并进一步提高，这样才能支撑城市工商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斯密还指出，“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农业发展必先于工业。无论在什么政治社会里，城市工业等部门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应当与农业相协调，甚至要依照农业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按比例地发展。[11]但与传统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相比，斯密又认为农业并非是国民经济唯一的生产部门，其他部门在价值形成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凡是人类劳动，都会创造财富，从而形成价值，财富是劳动的结果。

马克思作为古典经济学批判的继承者，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在涉及杜尔阁、魁奈等重农学派经济学家关于农业基础论的分析时，不但给予了肯定评价，而且在引用其中部分观点时对其有所延伸发展和补充完善，从而为提出马克思主义工农业互动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工业革命后，西欧国家经济处于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中，从家庭到工厂、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大规模结构转化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其中又以英国最为典型。[12]马克思以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为研究样本，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英国城乡之间人口迁徙和要素流动的发展规律，明确提出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城乡二元关系的巨大变化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他认为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城市作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不是城市产生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推动了现代工业城市的崛起”，产生了现代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确立了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形成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城市区域的集中，两大阶级的直接对立和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城市运动或城市革命。城乡关系的变化是资本主导城市化进程的体现。在马克思看来，城乡差别是城乡分离和对立的一种特殊表现，城乡差别主要是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差别。[13]

理解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关键在于揭示农业生产领域如何能够大规模集聚剩余劳动力。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农业与工业二元结构最大的争论来自于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从二者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当时经济学家对待农业和工业的不同态度。李嘉图在很多方面继承发展了斯密的理论，更加重视收入分配的作用，直接推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顶峰。李嘉图认为：“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和人口增加时，如果农业未能改善，谷物价格将上涨，这种趋势有利于农民，但地主得到的好处更多。财富和人口增加的背后还有资本积累，它为国家开创工业职业。随着谷物涨价，不但使地租上涨，而且城市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也会提高，他们的工资以能购买东西多少衡量，必然被压低到勉强维持最低生活的水平，因为国民收入越来越大部分落入地主之手。”[14]由于削弱农业存在压缩资本利润并进而影响资本积累的问题，李嘉图反对限制谷物贸易的谷物法。马尔萨斯认为谷物价格上涨有利于国家财富增长，因为地主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高度一致，“谷物真实价格降低，会阻止人们进一步改良土地……促使人们抛弃已改良的土地”。谷价降低会导致农业中投入的资本减少和农业产量降低。同时，马尔萨斯考虑到农业人口过多转移到工业领域就业会对国家安宁与幸福造成不利影响，认为工业领域过快的资本积累可能引发普遍的供给过剩。因此他提出：“为使我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免于巨大的厄运并得到巩固的幸福，我毫不犹豫地认为我国的农业最好是和工业齐头并进，纵使是要使工业的发展受到某N程度的阻滞也在所不惜。”[15]所以，在马尔萨斯看来，只有农业稳定发展，国家发展才有稳固的基础。李嘉图认为地租只是价值而非财富，工资、地租、利润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工资和地租上升会相对减少纯利润的比例，高地租不利于消费者。[16]

古典经济学关于工农业地位和发展战略意见的分歧不仅反映了工业化时期英国等西欧国家土地主与新兴工商业者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直接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国家的裂隙往往表现为农村缙绅和城市居民的对立，1815年后这种对立在谷物法和保护农业的一般问题上日益加剧。”[5]在发展经济学、经济史等理论研究方面，对一些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为优先发展工业而以低粮价从农业中获取资本积累的政策，曾引发学术界诸多争论。在许多经济史学家看来，工业化的进程就是农业中形成大规模严重过剩劳动力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业的内卷化。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不是表现为地主阶级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表现为乡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和城市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

二、城乡关系：刘易斯对古典二元经济结构的拓展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是衔接古典经济学、填补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断裂带，乃至启迪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增长理论。尽管刘易斯在研究时大量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但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的研究仍基于古典主义理论框架，所以本文将刘易斯的经济思想归入古典经济学范畴。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处时代相似，刘易斯所研究的拉美国家在战后也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历程，并且面临着更加复杂和困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从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来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明显受到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其称为“古典二元经济理论”。

作为一种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潮，立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结构主义方法被引入经济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刘易斯在公开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正式提出二元经济理论，这是结构主义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17]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立足于19世纪及其之前的西欧国家发展历史，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是针对20世纪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但他们的理论都是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经济变迁，试图解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劳动力转移问题。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来源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基本特点的认识和对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的研究，并且把这种研究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积累理论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套解释经济发展机制的理论体系。为此有学者认为，鉴于二战后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失误及其教训，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应该是参照当年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概括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8]

刘易斯作为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和分析方法，他在创立二元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受到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深刻影响。刘易斯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吸收了罗宾斯关于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并主张研究发展经济学应回归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刘易斯重读了19世纪古典经济学大师们的著作，特别是斯密、李嘉图、莫尔和马克思的著作。在他看来，这些著作描绘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而这些经验现在可以用在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刘易斯认为，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种现象和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英国类似，斯密在《国富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论述为刘易斯研究当代工业化提供了蓝本。[19]刘易斯非常重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代表作，在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曾经提醒读者要认真阅读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注意资本剥夺农民土地的历史事实。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出版之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英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达德利・西尔斯称赞该书为“20世纪第一本继承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旨在解决经济增长、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和宗教学说之间关系的著作”。[9]以皮埃罗・斯拉法、琼・罗宾逊和卡尔多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同样对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著作很感兴趣，他们与刘易斯一样，都非常重视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方面的理论学说。[20]

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中，刘易斯认为自己与斯密的观点最为接近，而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观点在他看来太过于悲观，因为他们预言世界人口的增长最后将超过经济资源承载的极限，并最终导致贫困和其他大灾难。斯密对于经济发展较为乐观的预期深深地影响了刘易斯，这为他坚信未来经济的良好前景并投身发展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虽然马克思关于城乡关系的论述引起了刘易斯的关注，但在刘易斯看来，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太过于理论化和空谈理论，太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作用，[19]这些方面构成了刘易斯与马克思关于二元经济思想的最初分歧。在分配理论方面，刘易斯则认为应首先考虑资本家的利益，由于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可以雇用到无限的劳动力， 因此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全部利益归资本家，资本家利用这些收益进行资本积累，直至资本积累速度赶上人口增长和剩余劳动力消失。这里的资本家是可以将剩余价值用于扩大生产和就业的工业资本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多的将劳动力问题和人口增长问题联系起来不同，刘易斯关注的是农村生产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21]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刘易斯认为应该通过体制创新和机制设计来促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步后，形成了主要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和以现代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部门并存局面，由于资本主义部门中劳动者的工资较高，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向现代资本主义部门转移，直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为止，这时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善，工农业将实现均衡发展。[22]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的经典范例。出于对刘-费-拉模型的反思，1967年乔根森试图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结构性发展问题，哈罗斯和托达罗拓展了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新古典和新兴古典经济学影响，发展经济学家逐渐放弃了一般性的纯理论演绎分析，开始根据各国国情对经济发展实践进行经验分析，更加注重对造成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和机制进行研究，特别是高度重视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诸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23]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从宏观层面揭示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和过程，并提出通过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来化解二元经济结构，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古典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思想评价及现实启示

作为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相对稀缺的工业化进程亲历者，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将工业部门资本的持续积累视为推动经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认为只要工业部门维持足够的资本积累，就能招募到足够的劳动力投入生产，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正常运转。[24]针对资本积累，有学者重点研究了资本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如何实现优化配置，有学者重点研究了利润率降低、资本积累放缓和经济增长停滞背景下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长期趋势；有学者重点研究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由于失业率上升和购买力下降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总体来看，古典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要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增加生产投入和资本积累，改进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待遇分配机制；其次要有良好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配套条件，提高成果转化水平。这样，关注经济增长以及与此相关的产品交换和待遇分配问题，研究社会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规律及其相关政策，就成为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基本特征。[5]

虽然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有很多共同点，但同时存在诸多不同点。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方面，古典经济学家各自所提出的转化和增长路径各不相同：斯密乐观地认为国民经济将长期保持增长趋势，随着资本积累在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并扩大生产规模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马尔萨斯对经济增长趋势表示悲观，认为社会人口增速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一旦超出农业生产领域的供给能力，就会深陷“马尔萨斯陷阱”。巴顿乐观地认为实际工资下降会为生产商带来更多利润并助推资本积累、社会就业，首先会出现人口和资本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的现象，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生活水平提高，资本将有可能从工业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李嘉图受马尔萨斯和巴顿的双重影响，却悲观地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是工业部门扩张，农业部门的土地供应减少将会导致地租增加，进而影响资本积累，工资增长停滞则会影响社会消费能力提升。马克思围绕资本积累提出了清晰的经济发展框架，即资本原始积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劳动力剩余――产业后备军――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矛盾激化――经济危机――制度变迁。[1]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会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积累反而会减少就业，因此随着向工业转移的就业人口越来越多，工资水平将会下降。这一点不同于多数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资本积累增加就业和产出”的观点。马克思重视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悲观预期。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储蓄率提高、投资扩大以促进资本积累的过程，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重点在于资本积累，由于资本源源不断被投资于生产领域，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持续扩张，吸收更多的人从传统农业部门进入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就业，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消失为止，从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5]

刘易斯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局限于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特殊情况，从长期来看资本积累还是提升了就业和生活水平。刘易斯提出了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三大假设：支付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就可获得无限劳动力供给；工资水平保持不变；城市不存在失业人口，且城市工业部门再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二元经济结构如果没有其他阻碍，资本主义现代化部门将一直扩大到将剩余劳动力吸收完为止，“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模型提出这一点，因为他们都过高估计了人口增长率。”[25]由于新时期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就能马上找到工作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加之对乡村中大量存在的农业隐性失业人口预估不足，由此导致了刘易斯等人崇尚资本积累的发展理论在拉美国家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多数国家经历了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或“拉美陷阱”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使得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速度放缓。刘易斯发现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结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可以从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得到验证，他本人和追随者都倾向于把工业化撇除在二元经济之外。[26]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于认识我国劳动力转移过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2004年以来“民工荒”愈演愈烈的部分沿海发达城市，“刘易斯拐点”是否真正到来已经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由于我国的“民工荒”与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对农民工社会排斥具有相关性，从客观上助推了各地政府探索诸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的各项改革。[27]

虽然西方古典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与现实中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转化并不完全符合，但是欧美发达国家在成功应对工业化挑战之后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都有所提高，并且实现了大部分农业部门的劳恿ο蚍桥┎业部门的转移，人口非农化和城市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学习的榜样。从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对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延续和继承主要体现在财富增长、经济发展、产业分工等具体理论成果上，其中二元经济结构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只着眼于其中某一方面。比如，土地问题一直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与城市土地国有制并存，形成了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导致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相对特别且复杂，尤其是农地征收问题十分突出。但解决农地问题不能只考虑农业和农村，还应将其与城市土地管理改革统筹考虑，在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情况下，逐步推动我国耕地流转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结构改革。再比如，在我国教育、卫生、就业、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依然存在城乡二元、地域差距的背景下，不能只在传统“三农”范畴内讨论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或是只重视城市发展、忽视农村发展而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扩大，而应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待遇为突破口统筹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围绕“同城同待遇”的发展目标，一方面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推进新型城市化，加强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力度，使各类发展要素尤其是新增的高素质劳动力配置在收益更高的部门，全面提高社会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工业反哺农业和保护弱势农业两手抓，特别是要确保农业基本用地18亿亩的红线不能突破。

应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刘易斯拐点”到来关键在于改善待遇结构。在当达国家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古典主义范式下对工资和劳动力供给的假定已不复存在，但在处于城市化加速期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今后更长时期，二元经济结构将会长期存在，我们要高度重视并着力改善二元经济结构，而不是急于一时即刻消灭二元经济结构。基于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回顾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结构演进的思想脉络，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刘易斯拐点”到来之际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具有现实意义。改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努力构建协调、集约、可持续的中国特色二元经济结构，即新二元经济结构，既要关注产业结构改革发展生产力，也要关注社会结构以调节生产关系，做到解放生产力和优化生产关系同步推进。解决二元经济结构所涉及的诸多社会矛盾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力量，而要在政府主导力、企业主体力、市场配置力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带来的用工荒，各地政府部门和企业必须更加重视进城务工人员等流动人口的待遇问题，主动改善劳资关系，逐步提高企业工资水平，努力维护并提升流动人口的“同城同待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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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篇12

初步顺次考察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和基本特点，是本文的任务。本文认为，已经形成并仍在发展的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区分经济人行为的动机、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对于理解这两条基本假设，理解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特别关键，而且与笔者读到的新古典主义和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各种观点，都有所不同。本文只在信息范式基本假设的框架内，有所侧重地讨论涉及经济学理性的相关概念；对延续了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不多讨论。

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从信息视角出发的评析

在现代经济学语汇中，新古典范式、瓦尔拉范式、完全竞争范式、一般均衡范式、竞争－均衡范式或传统微观经济学范式是同义语，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模型蕴涵的基本方法和假设。前面提到，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

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提炼和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一假设由四个特征性条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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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人──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

各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品质上无差异。

·

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

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知识）完备。

它们的基本功能，是论证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出乎他们意愿地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会比他们自觉或依靠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 1994， 第27页）。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市场或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使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上述假设、原理和基本问题，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并通过福利经济学定理得以精炼表述。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他们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励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容身之地。

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的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和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的，不受限制的。

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价格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现实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个竞争完全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另外三条假设，使得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实现，市场机制不可能失灵。因此，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不必要，或者政府干预越少越好。

这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 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1920－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 Lange-Lerner-Taylor theorem ) 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 1994， p.66) 。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 Hayek， 1988， chap.5 ) 。一句话，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为经济理论所证明，为全世界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所证明，而且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进程所证明。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新古典范式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延续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话倒是不错。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幺？这几个问题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面对牛顿定律的情形。

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有可能改进，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十几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表明了这一点。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所见，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幺？》一书中， 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 the information-theoretic approach to economics )，简称“信息范式”( information paradigm )，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 1994， p.5）。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他讨论的问题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

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它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萌芽。

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篇13

【关键词】分配理论；演变；启示

分配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自古典经济学理论以来，对社会产品如何分配就一直是经济学家探讨的重点。当然，分配的标准和依据，分配的方法和政策，分配的平等与正义经历了长期的沿革，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理论，对历史的梳理对我们更好的认识分配理论和思想，指导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就从古典分配论说到新古典分配论，再谈到马克思的分配观，竭力梳理出分配理论演变的历程与脉络，并结合我国的收入分配理论发展及收入分配现状，以期能为我国收入分配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一些建议与指引。

一、古典分配论

古典学派通常指以亚当·斯密为开端到马歇尔结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般都追随斯密，探索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客观规律。斯密正确的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指出无论在哪一个“文明社会”里，土地所有者、劳动者和资本家都是构成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同时与三大阶级相适应，有三种主要和基本的收入形式，即地租、工资和利润，这三种基本的收入构成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

但当他解释劳动产品中属于工资的部分如何规定时，却认为工资就是“劳动价格”，在他看来，“劳动价格”同其他一切商品价格一样要由买卖双方，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竞争调节。资本家力图压低工人工资，但工资在长期来看有一定的标准，把这种标准称为劳动的“自然价格”。斯密说的“自然价格”就是劳动力价值，因为劳动力价值是由工人为维持自己及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的。把工资说成是劳动的价格或价值，为后来庸俗经济学家否认资本主义剥削提供了依据，因为工资是劳动的价格或价值，那工人就似乎取得了自己劳动的全部报酬。斯密认为资本家的收入即利润与资本家的劳动没有联系，地租是一种垄断价格，是由于土地所有权引起的，斯密把利润和地租看成是雇佣工人在原材料以上新增的价值扣除工资价值以后的余额，实际上把他们看成是剩余价值，正因为这样，马克思说“斯密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斯密在论述商品价格构成时，又认为工资、地租和利润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这样斯密就在劳动价值论之外，又提出了生产费用论，即三种基本收入加在一起构成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他看来，三大阶级在获取收入上似乎有同等的不容置疑的权利。

二、新古典分配论

古典分配理论以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和现实制度为中心，分配关系是不同社会集团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新古典的分配理论是以抽象的要素为中心，除去了古典理论的制度背景，把市场经济还原为抽象的市场均衡过程，利益冲突和对立消失了。19世纪70年代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等人放弃了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主观效用为基础的边际效用论，形成所谓的“边际革命”。他们用数学方法来分析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认为生产力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价格等于它们的边际生产力，这就是说，工资等于最后单位的劳动的产量，利息等于最后单位的资本的产量，利润看成是企业家劳动的收入，边际学派把收入问题转化成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问题。古典理论始终以资本主义现实制度的所有权结构为背景，但在新古典理论中，这一现实的制度背景被取消了，以要素所有者地位和机会平等为前提，以要素收入分配为核心，分配问题从属于资源配置和均衡价格理论。

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没有阶级的对立，似乎是一种绝对公平的分配标准，按照克拉克理论，在经济利润为零的静态经济中，要素的价格是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具体劳动生产率决定工资，而具体资本生产率则是利息的基础”、“工资和利息都是由最终生产率规律决定的。作为例证，这些收入之一如此决定时，另一项收入也就是一项剩余了。作为一项剩余，这样一种收入当归企业家所有，……企业家的利润与剩余收入是同义词”。因此，按照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是一个合乎道德的公正原则。古典理论认为工资由生活必需品费用决定，利润是价格扣除包括工资在内的成本后的剩余，而新古典认为在理想竞争条件下，利润为零，不存在剥削，每一要素在生产中都承担相应功能，也得到其相应的收入，所以它符合公正的要求：所得即应得。可见，新古典抽掉市场经济的现实制度背景和阶级关系，收入的差别就成了要素生产力的自然结果，分配不平等是正常的。新古典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客观价值论转向主观价值论，把价值理解为商品和服务给个人带来的满足，似乎是拉近了经济学同人的关系，但它关心的是要素配置如何使得产出最大化，并不关心收入或财富的分配。福利经济学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关注个人的效用水平，分析资源约束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没有提供一个在不同帕累托状态之间进行选择的原则，同边际分配理论一样，把分配问题很大程度上消解到资源配置中去，没有给分配一个独立的意义。

三、马克思的分配观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基本上是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斯密和李嘉图的分析框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一章中把分配的含义分为两个相互关系的层次，分配首先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控制权和支配权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然后是不同阶级支配生产资料权利的相对程度如何通过它们各自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或份额反映出来的问题。前一种分配关系属于生产关系，它是后一种分配前提条件。马克思依据劳动价值论提出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剥削，本质上是在讨论收入分配中的社会不公平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收入分配中，劳动是劳动者个人参与产品分配的依据，劳动多少的衡量尺度是劳动时间，而资本家却只付给了工人在其必要劳动时间内新创造的、相当于工人劳动力自身价值的工资，它远远小于工人在全部劳动时间内新创造的全部价值，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掠夺了由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剩余。这种分配方式对资本家来说是“公平”的，但对工人来说却是一种不公平的收入分配。马克思在1875年他所写的《哥达纲领批》中针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者所宣扬的所谓“平等的权利”和“公平分配”的观点，阐述了他的按劳分配思想。马克思的分配思想实际上包含按要素分配、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几种类型，关键是基于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分配内容和标准。

马克思的分配思想根据生产力从低到高，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私有到公有，依次有按要素分配-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公平程度由不公平-相对公平-绝对公平，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离开生产方式谈分配公平是没有意义的。公平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公平是动态的，是在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中实现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公平实现的方式和程度都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的分配偏爱资本，社会主义偏爱劳动，只有共产主义真正以人的需要为分配的正义原则。

四、演变中的分配理论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启示

从我国的分配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古典的分配理论虽然有些混乱，有时甚至是错误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理论也不乏有些科学的成分。一是工人工资的理论：以前我国实行的高福利低工资的政策，虽然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但人民生活水平一直都提高不快，引入多种分配形式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二是生产要素参与社会分配的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劳动者不再仅仅由工人、农民等组成，而是出现了一些新的阶层，如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继续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那这些阶层的从业人员的劳动如何衡量？他们自己的私有资产为何要用来投资？这些问题必然与现有的分配制度相矛盾。十七大报告坚持和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我认为主要理论来源于萨伊定律，也就是萨伊创立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强调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稀缺或有限资源的使用不应该是免费的，不然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只有当劳动获得报酬、投资取得利润、土地和房屋出租取得租金、股份分得红利、债券取得债息、存款取得利息，乃至企业家获得风险报酬等情况下，才能促使各种资源得到合理和节约的使用，形成人们通常所说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的局面，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但是，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的分配理论都是建立在要素分配基础上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考虑分配而没有考虑公平分配，而马克思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分配思想，在继承要素分配论的基础上，开始关注分配的平等和公平正义。从人与物的关系上看，古典、新古典都把劳动者看作是与资本一样的要素，没有区分人的劳动是生产中的主动的有创造性的因素，而马克思肯定了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分配应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由于人的能力的差异，分配在效率的基础上兼顾公平，因为生产的发展最终是以人的幸福和自我实现为根本目的的。因此，马克思分配观也应当成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张旭昆.西方经济思想史18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7

[2]漆光瑛，李定慧.外国经济学说史教程[M].辽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古典经济学三大观点精选篇14

关键词：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理论

西方经济学是被运用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有市场经济学之称，流行于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西方经济学于15世纪产生，是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国家对其宏观调控的方法和政策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分析而形成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广泛了解，特别是在1929年西方产生经济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学被学者信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在它悠久的历史中，三次重大的变革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三次革命分别是古典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

一、古典革命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7世纪下半期开始，英国、法国等国家逐步出现了反对重商主义的干涉主义的思想，着重要求从生产领域中研究财富的增长，以自由放任态度为主，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古典革命”。

17世纪，英国打败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逐渐成为世界霸主，开办了东印度公司，进行全球贸易，掠夺资本，使产业资本疯狂聚集。17世纪下半期，英国出现反对重商主义。1776年，“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是古典经济学战胜重商主义的里程碑，西方经济学由此过渡到了古典经济学时期。但亚当・斯密并不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古典经济学早在英国威廉・配第的学说中就已出现，亚当・斯密将其宣传于世，李嘉图发展壮大直至结束；在法国是从布阿吉尔贝儿的学说中初现，魁奈完善，西思蒙第结束。

古典经济学学者反对政府干预政策，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批判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荒谬理论，克服了重农主义者认为的“只有农业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局限性理论，综合二者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理论多以学说形式出现，但古典经济学学者的理论使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了系统体系，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60年代，古典经济学学说快速发展。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稳定时期，同资本主义制度共同发展，不可避免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初期资本主义色彩。古典经济学学者多把关于经济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同相同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和各种经济变量之间作用的机制结合分析，使制度和经济发展结合，到后来学者逐渐歪曲前学者的理论概念，有意掩盖和歪曲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的实质，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既定制度下的经济资源配置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引起了少部分学者的不满，经济学家兼实证主义哲学家的约翰・穆勒既想讨论物质生产的不同方面，又不愿意把社会内容和资源配置的内容包括在同一范畴之内，他企图把经济学划分为“因其自然天性而产生”和“受国家制度影响”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尽管约翰・穆勒没用完成系统转变，但十分有效的推动了经济学理论关于这两个部分的独立研究。

直至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的出现，西方经济学彻底抛弃对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开始转向对社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的理论分析，才全面完成了这一过程的转变。

二、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处于过渡时期，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同时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西方经济学逐渐融入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如数量分析、边际增量分析、统计方法等各类研究方法，因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又产生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初，奥地利、英国和法国的学者――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发现了边际效用的递减原理。后又经过经过维赛尔、帕累托、马歇尔等边际主义者的发扬，最终明确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理论体系。边际革命是以消费者行为为出发点研究价值的问题，价值决定被看成是消费者个人的心理变化。边际主义者坚定的认为竞争是调节经济的有效途径，是竞争在生存和消费之间建立了均衡势力，边际主义者的微观经济理论被誉为新古典经济理论。

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间的矛盾愈加深化，经济危机连续发生，推动人们改变视角，开始从宏观上探寻和研究经济危机的产生，因此随之出现了很多宏观经济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运用总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形成了信的宏观经济理论――动态均衡论；熊彼特根据均衡理论，运用生产要素的新因素解释经济周期的波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马歇尔提出了货币流通数量论；美国学者密契尔运用宏观视角对国民收入进行研究。这些宏观理论对后来的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有着重要意义，是宏观经济学建立的基础和前提。

边际革命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学者的理论所推动，新古典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的延续和发展，边际革命是研究方法论上的革命，以资源配置为经济研究的中心，使经济学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三、凯恩斯革命

资本主义社会在1929年―1933年期间爆发了第一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也宣布了“萨伊定律”的失败，也说明了西方经济学前期理论的错误，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出现了第三次革命，也是最著名的一次革命――“凯恩斯革命”。

处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文中，阐述了需求原理，否定了萨伊定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供给是自行创造需求的，所以不会发生大型的经济危机”这一说法，他认为供给是需求的函数，由于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收益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这三大心理规律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和萧条，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缺乏信心导致危机爆发。他坚持提升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权，运用财政与金融相结合的办法，提高公共支出，降低利率，刺激群众消费，推动投资等方法，刺激需求，以实现经济的均衡状态，严厉抨击萨伊定律，摒弃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

不得不说，凯恩斯革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但他从心理学规律的角度出发，研究经济危机的爆发，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的理论强调短期、静态的分析方法，忽视动态分析方法；强调宏观经济方面因素，忽视微观经济基础；强调需求因素，忽视供给因素。凯恩斯的理论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但也不能否认的是他的思想政策的确带来了西方经济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

凯恩斯革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西方经济学时代，推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丰富了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极其关键的时期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也为当时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和困境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道路，凯恩斯不仅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真正意义上，现代西方经济学说的奠基人之一。（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 蒋自强.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2] 尹伯成.西方经济学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3] 王丙毅.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变革与新古典范式的命运[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4] 刘庸.西方经济学概念的革新和理论的发展[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