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选(十四篇)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选篇1

自由主义思想自17世纪兴起以来，历经四百多载，影响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整个世界的进程。自由主义这一思想理念，自它诞生之时，就备受人们的青睐，无论是风雨飘摇的时代，还是安居乐业的年代，都不乏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为它著书立作。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在不断发展完善中形成了庞大思想体系。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它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政治和经济等社会各方面大行其道。然而，任何思想都并不是完美的，也许是因时势发生变化而未与时俱进，或者也许是自身存在固有缺陷。自由主义也难逃辩证法，它也有自己的兴衰历史。本文将主要从历史视角考察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

自由；古典自由主义；自由放任原则； 凯恩斯主义；功利主义

1 自由有存在的必要吗

自由有存在的必要吗？回答这样的设问，答案只有一个――当然有必要，而且是理所当然，不需要论证的答案。因为自由于人类社会而言（虽然在自由观念出现前的人类社会，人们没有自由可言，更没有自由观念意识，但它被人类认识后，就会不可避免的一直存续下去），它是不可缺失的因素。

自由存在的必要性，我们不难找到论证理由。自由主义观念并不是自人类社会产生时就存在的，相反，在人类社会产生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自由是被压制的，甚至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自由的意识。从自由主义发展历史看，自由主义观念诞生于14―17世纪欧洲大陆，此时的欧洲各国（17世纪末英国进入资本主义时期除外）仍处于封建社会时期。中世纪的黑暗和痛苦，生存在中世纪后的欧洲人民仍然对此感到十分恐惧。虽然，人们在14世纪就在思想领域展开反封建和反教会的文艺复兴运动，但由于旧势力十分强大，直至17世纪，欧洲欧洲人民才真正地迎来了自由生活。在14世纪前，欧洲人民处于宗教教会和封建统治的控制下，公民在思想上深受宗教思想的愚昧，在政治经济上被残酷森严的封建专制势力压迫，人们根本没有自由可言。但恰恰是这样的局面，酝酿出了人们反封建和反宗教追求自由的斗争。这个伟大的斗争，正是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崇拜个人价值，鼓励个体积极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这势必会与一切阻碍个体自由发展的因素势不两立。文艺复兴是以个人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思想运动，它吹散了笼罩在人们头顶上的乌云，使个人自由观念深入人心，激发了人们争取自由实现个人价值的冲动，使人们摆脱了种种束缚，开拓出发挥个人价值的自由空间。

因此说，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观念是从个人主义思潮中诞生的观点，是完全有道理的。自由主义的起源探究，也正好印证了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对自由所作的经典定义：“自由就是给予个体足够的独立空间，凭借个人意志和能力，获得相应资源，实现个人价值，而不受其他外在力量的侵犯。”可以说，自由成为社会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若没有自由，社会将失去活力――社会自发力量和市场经济将难以发挥自身的优越性，进而阻碍着整个社会的进步。然而，自由有时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向灾难的深渊。古典自由主义备受者欣赏，使国家政府情愿做安分的守夜人，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关于古典自由主义与两次世界大战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下面的结构图1有助于我们分析。

当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原因很复杂，但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及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实践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重要责任。关于古典主义，我会在下文中详细讲述，并对上述结构图作更详细的阐释。英国学者约翰・格雷有经典的评论：“古典主义将自由当做永恒的真理。当古典主义者对于自由社会的最终稳定性深表怀疑的时候，他们仍相信社会有力的进步希望在于发挥社会的自发力量而向新的、没有预料的，有的甚是冲突的方向发展。”这句话也恰好揭示了为什么者如此欣赏古典自由主义，使其大行其道以致国家面临困境和战争灾难。

从社会契约论中，我们也能寻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自由存在的必然性。社会契约论不仅说明了自由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自由是一种相对自由。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狼与狼的关系――属于战争状态下的社会，在这里，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存在任何外在的高于他们的意志的规范等的束缚。如是也，人人自由，为所欲为，而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社会混乱。霍布斯主张的社会契约论，正是承认了在自由存在的前提下，且认为自由不可被消灭――即自由有存在的必要，而提出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学说。社会契约论，让人们放弃部分天然自由交给一个共同体（大家承认的）――国家或政府来取得契约自由，以此来实现和平秩序。在社会契约论者的眼里，自由并不是社会的最高价值，秩序才是社会的最高价值。他们认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保障人们的自由（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自由），以此实现最大的和平秩序。

2 古典自由主义的盛衰

古典自由主义发源于17、18世纪，是一种支持个人先于国家存在的政治哲学，强调个人的权利、私有财产，并主张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仅在于保护每个个体的自由。从自由主义发源年代考究，我们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他是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思潮和工业革命与随后的资本主义体制而孕育成熟的一种意识形态。古典自由主义在起初的二百多年里完全迎合了人们摩拳擦掌的脾气和资本主义经济大展宏图的胃口，对当时社会的观念、政治、经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到了20世纪，现实的困境引发了人们对自由主义的重新思考。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与自由主义的实践不无密切联系。20世纪30代，奥尔特加就预言：“自由将成为人类急于摆脱的负担。”

2.1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盛衰

古典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概念――（自由）市场经济。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之经济发展的最完美的经济体制。古典自由主义德 代表人物之一亚当・斯密是在经济领域最有成就的一个，在他看来，自由市场经济自身能够非常完美地调节经济，政府应当做好“守夜人”的角色，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原则。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认为是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三大经典经济学理论。古典自由主义将政府干预排除与经济生活之外，让经济生活自行其是，让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理性的经济人引导经济，此外，还好特别强调个人财产，推行个人至上主义，这本身就意味着自由古典主义具有激发个体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从事实上来讲，古典自由主义确实促进了个体才能的发挥和个体价值的实现，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个体的自由程度和个体的重要性，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经济人排斥共同体――政府制定社会计划等政策来束缚他们自由的经济活动，他们坚信个体自由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可以实现吻合。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是一种自发社会秩序的典范，正如蒲鲁东的格言：“自由是秩序之母”。

历史上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大放光彩，他曾经一度在经济思想中独领，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吹响了主旋律，然而，很不幸后来它给国家经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市场经济陷入崩溃甚至是经济危机。

“自由是秩序之母”吗？我认为恰恰相反――秩序是自由之母。自由是相对的，根本不存在绝对的自由。毋论强有力的政府之约束，仅论诸如习俗类的无形体也无时不在影响着个体的自由意志，所以说，个体是不可能实现绝对自由的。因此，可以从反面思考得出这样的认识：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绝对的自由，必将导致秩序的消灭。古典自由主义秉持自由放任原则，在为市场经济点燃熊熊大火的同时，也为市场经济埋下了隐患。没有外在力量调整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崩溃――1929-1933年经济危机――差点断送了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自由和秩序于国家而言，究竟孰轻孰重，此刻看来，秩序更应受到国家的保护。按照社会契约论路径，国家形成的过程就是对个体自由的“剥夺”，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持一种和平的、安定的、统治阶级需要的秩序，虽然，国家也是为保障公民自由而存在着的，但是国家所保障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并非绝对自由，并且，这种相对自由的状态是秩序本身已有之意和内在追求。如果说，自由是秩序之母，那为什么最终破坏和毁灭秩序的罪魁祸首却正是自由呢？

古典自由主义，正是没有很好地认识到秩序的意义，而在经济思想领域主张自由放任原则，最终把自己送进了困境中。经济危机的爆发，除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缺陷外，政府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缺陷，然而，古典自由主义在扬其长时，却未提供有效的理论或机制避其短，使政府“严重失职”，未能形成一种良性的发展秩序。

“如果说自由主义曾经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受重创，那么，现在，它已经因为二战寿终正寝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古典自由主义大行其道，资本主义以惊人的生产力迅速扩大财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形态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也将国家的侵略扩张欲望推向顶端。为什么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会产生侵略扩张欲望，这仍是是根源于经济危机――古典自由主义放任经济政策的恶果。经济危机和战争使人们对古典自由主义丧失了信心，开始了新的思考。凯恩斯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走进人们的视野，并在之后的经济舞台上大方光芒。凯恩斯主义并不赞成古典自由主义认为的生产创造商品需求的观点，而是强调政府对经济应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理论促使政府不断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明白，古典自由主义是排斥社会计划对经济的束缚，很讽刺的是，正是其所深深排斥的东西，却挽救了市场经济的彻底失败，挽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危机。凯恩斯主义的成功实践，使古典自由主义被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向我们表明了自由是相对的，对自由的限制，不仅是保障自由，而且更是为了维持一种秩序。

2.2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兴衰

自由观念起源于欧洲封建社会统治时期，并于工业革命中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分别得到确立和巩固。古典自由主义主张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强调私有财产，注重保障个体最大限度的自由，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即充分尊重个体自由，个体的权利不容政府的干预和侵犯。这些思想和主张对于等级统治森严和公民仅以国家的“客体”身份生存的封建社会而言，古典自由主义犹如阳光洒向了黑暗的世界。古典自由主义发轫于经济领域，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领域也深受其影响。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是这样的，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即最低限度国家，政府应当充分保障每个个体享有独立的空间，政府最好做一个“守夜人”，让人们感觉不到国家的存在。很明显，古典自由主义所要建立的政府是从消极不作为不干预的角度加以创设的。可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在政治上的实践，就是个人自由扩张的过程。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第一次割裂很可能是由功利主义的奠基人杰米里・边沁及其门徒詹姆斯・密尔导致的。在许多方面边沁是且始终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但是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为许多非自由主义的干预政策提供了正当理由。[]功利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每个个体的行为动机都是以痛苦和快乐为标准，提倡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因此，政府的目的当然是促进和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有学者称之为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观点，笔者并不赞同。十分明显，功利主义是注重结果的，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也就是允许牺牲少数人的自由和利益以促成大多数人的幸福，明显存在反自由因子。它对政府的要求同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功利主义提倡政府积极的有为――支持政府对社会生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致力于把政府建立成为福利性的政府。古典自由主义却是刚好相反，致力于把政府建立成为“管得越少越好的守夜人”。从功利主义兴起到现在，世界各国几乎无不不断发展社会福利保障事业。因此，我认为功利主义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政治仕途的没落。

3 结语

自由观念是一种关于政治权利的原则，它让每个个体从以往不自由之身脱胎换骨而出，使人们发现自我个人的价值。受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政府乖乖地扮演了“守夜人”的角色；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放任原则的指导下，实现了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然而，它也给人们带来了经济危机和战争等。凯恩斯主义和功利主义应运而生帮助古典主义走出了困境，为政府干预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可以说，凯恩斯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反自由主义（绝对的放任主义）的，但从本质上来说，它们是赞成自由理念的，但是反对将自由理念绝对化。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凯恩斯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一次修正，是对自由理念科学的全面的认识。

古典自由主义虽然受到凯恩斯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冲击，在当今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所减小，但是古典自由主义缔造的自由理念，却一直深入人心，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他的影子。因为我们可以修正古典自由主义甚至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思想取而代之，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抛弃自由理念――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始终追求价值理念。

在法治社会下，法的价值追求之一正是自由。法律通过设定权利（权力）和义务调整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不是限制和约束自由，而是保障和发展自由。无论是法律制度的设计，还是具体到法律条文规定，都渗透着对自由的保障。如体制，程序规范，都旨在规范和防止公权力，从而保障公民自由；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设定，保证每个个体在社会交往中享有合理的自由空间；对犯罪的打击，保护每个个体所依赖的和平稳定自由的秩序，切实保障个体能够排除他人非法干涉使其所享有自由得以实现。

虽然，古典自由主义的兴与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同时也影响着法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诠释，但是人类社会以及法律对自由的理念和价值的追求却是永无止境的。因为，人类社会是追求自由的社会，法治社会下的法律是保障自由的法律。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曹海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2][英]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孙善春、李春长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9.

[3][英]凯恩斯（Keynes，T.M.）《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张皓、窦新顺译，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8.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选篇2

关键词：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功利主义；关怀伦理；方法论启发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025-05

对许多非经济学专业的人士甚至许多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这门学科好像是超越了与妇女权利运动相关的政治和社会斗争。毕竟，经济学总是力求成为一门客观的科学，其模型和方法的设计保证了经济分析的严密性。尽管有些经济学家承认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可能存在一些性别歧视，但是他们认为其中大部分已经被克服。然而，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女性主义者却认为，现有的经济学知识本身也折射着价值判断和权力关系。女性主义对经济学界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全面而严厉的批判，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由男性创建的、反映男性社会信念的学科(注: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参见参考文献［11］。)

福利经济学是从伦理的层面来阐述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分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的面貌出现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主要包括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第二定理以及后来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社会选择学派福利理论等。女性主义者认为，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理论有很多，但皆是以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为蓝本，二者成为当代诸多国家福利政策和福利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也正是由此来批判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完全（竞争）市场（即信息对称、物品具有完全分割性和可交易性、没有外部性、没有规模收益递增和拥有标准性偏好的市场）会带来产品（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主张建立市场机制，这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家所提倡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指出，任何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社会分配状态）都可以通过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来实现，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或进行合理的总量税调节。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思想是在女性主义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思想碰撞和交融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内在缺陷为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认为，每一个人一生都离不开关怀和被关怀。从作为类的人来说，如果失去人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延续下去。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在于它所追求的福利标准是以功利主义伦理原则为基础的，不管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帕累托福利标准、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卡尔多―希克斯虚拟补偿福利标准，都是以功利主义的福利观为基础的。这种福利观崇尚市场价值，把外在的功利或者是效用看作是福利的最高准则，把福利等同于效用，忽略福利的内在价值层面，贬低甚至是无视传统上由妇女主导的家庭生产活动的价值，割断了人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而割断了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从根本上违背了女性重视关系导向、以关怀为主的伦理，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以关怀伦理为基础从福利主题和内容、模型假定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批判和挑战。

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挑战

（一）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主题和内容的挑战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市场，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实质上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效用最大化。换句话说，以效用为核心的市场价值标准构成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当“效用”达到不可改善的规模时，社会成就最大，社会的幸福程度达到顶点，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也被称作帕累托经济效率。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指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把效用最大化当作福利的全部内容，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率目标，混淆了效用和福利的概念，忽略了传统上由妇女主导的家庭活动(注:当然，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随着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这种情形有所改变，但是妇女所承担的家庭劳动份额仍然很重，同时即便这一点不存在了，家庭劳动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惟效用性也有很大的缺陷。)的价值，忽略了家庭也是人类福利源泉的事实，从而使福利经济学陷入了效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死胡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把由妇女完成的家庭劳动看作是生产性活动，国民经济核算（GDP）完全不考虑家庭生产的因素,从而排斥和贬低了妇女的非市场劳动对人类社会福利所做的贡献。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主题和内容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其功利主义福利观切断了人的福利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切断了人与其母体之间的关联，违背了女性的关怀伦理福利观。

从更高的层面来对关怀伦理加以拓展，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远远超出了家庭的范围，从而包括对贫困和弱视群体的关怀，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缺乏对贫困和弱视群体（特别是女性）的关怀，无法解决公平问题，因为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可以是极度不均的，因而可能会把所有的产品或资源分配给某个人或某个特定阶层（男性），而女性只能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居于屈从地位。并且，由于测算帕累托最优必须考虑（男性）社会成员对产品初次分配的偏好程度，因此，如果他们倾向于更偏好初次分配，那么初次分配时的（男性）富人在最终分配中至少也必须是同等富有，而穷人（包括女性）始终在贫困的边缘上挣扎。另外，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把生态环境看作是人类经济的一个外生变量，仅仅是从环境能够给人带来效用的层面来界定环境的福利影响，忽视甚至无视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因而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怀。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是通过忽视妇女的家庭价值将人类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环境外部化的，这一外部化抹煞了生态环境所固有的内在价值为人类福利所做的贡献。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主题和内容是以狭隘的功利主义福利观为基础，它只注重市场效率，从而把家庭、公平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置于边缘化的位置上，从而忽略了家庭生产、社会公平和生态平衡的福利内涵。

（二）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挑战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暗含着（经济）效率问题和（公平）分配问题可以分开解决的“可分离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方法论：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就可以依靠市场来实现生产和分配的效率；而出于“公平或公正”考虑的分配目标则可以通过征收总量税改变收入初次分配来实现。虽然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明确地把公平（分配）问题当作福利问题来解决，但是这种解决方法却是以“惟效率标准”为目标的，把公平问题推托给税收政策而草草了事。尽管现实中效率和公平的分离是不可能的，但是可分离性方法论在很多情况下被看作是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框架。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经济）效率问题和分配问题的可分离性主张归根到底是一种男性本位的务实性、工具性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当效率问题和分配问题的可分离性 (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对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 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他指出总额税的缺失和委托―问题的存在使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成为幻想。)是一个伪命题的时候，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强词夺理地把效率和分配分离开来，说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含有的务实性价值判断，而这一务实性价值判断是男性本位的，因为所谓的效率问题实际上是男性本位的市场经济效率问题。可分离性方法论追求市场效率标准而忽视家庭内部的公平分配问题，特别是妇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反映了其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包括福利经济学）所宣称的价值无涉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仅有终极性的价值判断，即信奉“看不见的手”（市场）的男性本位意识形态，而且还有务实性的、工具性或称现世性的男性价值判断，这两种价值判断都背离了女性的关怀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价值判断和道德伦理，而在于其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客观性亟待加强。

（三）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模型假定的挑战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是以理性经济人、完全竞争、信息对称、所有的物品都具有完全分割性（divisibility）、可交易性(tradability)和不存在外部性（externality）等模型假定为基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模型假定非常苛刻，根本无法解释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照护劳动和权利（如自立的权利、免遭歧视待遇和免遭骚扰的权利等）的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模型假定的批判正是以这两个主要的福利议题为基准而展开的。

1．照护劳动（caring labor Care (关照) (注:一词有两重意思： 一方面指照护活动(caring activities)， 如换尿布或者提供“倾听的耳朵”； 另一方面指关怀情感(caring feelings)，如关心者所表现出的关爱。 从内在关系上来说，照护活动是关怀情感的体现，关怀情感是照护活动的灵魂。从广义上来说，照护活动包括对老、幼、弱、病、残的照护，包括对生态环境的照护等等，同样关怀情感也包括对人与自然等的关怀。 ）

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对家庭中照护工作和照护劳动的分析，因为照护劳动传统上主要是由妇女完成的，它也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包括福利经济学）冲击最大的领域。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论题是市场，并把市场化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边界的标准，把市场活动当作福利的惟一源泉，从而忽略了主要由妇女完成的照护劳动的价值，也就否定了照护劳动作为人类福利重要源泉的价值。当然，福利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也使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家庭生产、特别是照护劳动的重要性，试图把照护劳动当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由政府或者其他组织来提供。但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照护劳动是一种旨在为他人创造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劳动，很多时候都是完全受到内部动机的激励而完成的。照护劳动由受到非货币动机激励的个人（如父母）提供时，它具有独特的属性。照护劳动的受益人（如儿童）通常情况下不具备辨别其质量的能力或不具备订立合同而获得这一服务的资格。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根本就无法解释照护劳动的生产、组织和质量问题。如果强调儿童获得优质的照护劳动和社会资本（表现为诚实、信誉、市民责任、互惠、遵纪守法等）生产的关系来说，照护劳动明显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同时，人力资本的形成依赖于可行能力（由照护劳动创造）的培养，而可行能力的培养具有正外部性。这种正外部性不仅使受照护的个人受益，而且还为社会培养了有涵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提供了创新资源，从而使整个社会受益。

照护劳动的复杂性特征意味着解决公共品和外部性问题的传统方法已经不适合关怀照护劳动的分析。为了促进照护劳动的生产，就必须培育市场对照护劳动的有效需求。需求可以来自于照护劳动的受益人、照护劳动的供给者或者说来自于整个社会。但是，许多照护劳动的直接受益人却没有能力对照护的价值做出估价或不够资格来进行照护劳动供给的交易（因为他们是儿童或患有疾病）。向这些受益人或其人进行收入（资源）转移支付有可能增加照护劳动的市场供给量和提高照护劳动的质量，但是那些急需照护劳动的群体如果没有有效需求，那么结果就不是最优的。

2．权利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还以权利为基础从法律的角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进行了批判。权利，比如关于堕胎、订立合同或被雇佣等独立决策的权利或者免遭工作单位歧视和骚扰的权利，可以根据这些权利如何增强妇女获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怎样确保妇女享有平等的机会等可交易性层面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按照功利主义的传统，妇女享有的堕胎、订立合同、被雇佣等独立决策权以及免遭工作单位歧视和骚扰的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它东西（增强妇女获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确保妇女拥有平等机会）的工具。但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指出，权利本身是不可交易的，可以是价值的源泉，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的“传统功利主义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的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没有赋予权利的满足以内在的重要性，因此，权利满足本身被忽视了。”[12]

权利不仅仅是获得其它产品的工具，权利展示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和道德身份与地位，是尊严和平等关系的象征。具体说来，享有免遭骚扰权利的价值与免遭骚扰本身的价值大大不同，因为享有免遭骚扰的权利隐含着社会大众（包括雇主、男性和有职权的人）的承诺和责任。享有权利赋予个人使用国家公共权力的身份和地位：有对坏事或不道德行为的知情权和起码揭发坏事的权利。权利本身不可分割，也不能由市场来生产和交换。

二、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方法论启发

女性主义经济学从福利主题和内容、模型假定、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对于正确理解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缺陷、对于福利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于正确理解市场活动、非市场活动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及重构福利经济学，都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主题和内容的启发

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人类福利、特别是女利的研究表明，非货币或非市场经济是人类特别是女利的重要来源，独立、自由、权利本身构成了人类尤其是女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传统上主要由妇女完成的照护劳动等家庭价值是人类福利极为重要的源泉。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能只研究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福利，还必须研究以家庭、社会、法律、伦理等为基础的非市场福利。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现代福利经济学应该把女性主义经济学家、1998年诺奖桂冠得主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capability approach）框架作为福利标准、福利主题和内容的基础，这一福利框架不仅囊括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家的福利主题和内容，还可以用来分析照护劳动、（性别）不平等、正义、贫穷、权力关系、妇女权利、独立和自由等与女利息息相关的福利议题。

（二）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启发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是以可分离性方法来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可分离性方法实际上是只关注效率，而把公平或公正问题简约为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并推脱给税收政策来解决，这也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惟市场经济效率的福利标准本质。女性主义经济学对照护劳动的研究说明：当研究特定的法规政策对经济中照护劳动供给的影响时必须完全抛弃可分离性主张。社会政策、法律或法规采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惟效率标准是不充分的，原因不是惟经济效率的福利标准在该领域不适用，而是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理论本身就是失败的。这一启发有着广泛的影响。现代公司治理经济学的核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标准，表现为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公司治理问题对于工作场所的组织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于照护劳动的供给更有深远的影响。照护劳动的独特属性意味着不能仅仅实现股东收益的最大化（公司利润最大化），然后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照护劳动的社会最优水平，意味着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实现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s）利益的最大化。同样，工作场所的规章制度――工作时日法，产假政策，最低工资制等――必须从效率标准和社会对照护劳动生产和质量的需求两方面来估价，绝不能仅仅依赖效率标准。抛弃可分离性主张有助于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强调和突出照护劳动的社会价值，依据照护劳动在生产宝贵的社会人力资本的作用强调和突出照护劳动的效率。可分离性主张倾向于暗示人们：通过再分配来调整市场配置资源的惟一目标是调整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消费水平。对于照护劳动进行更详细的经济分析使社会认清产假政策和工作规章制度的公平或公正程度，而且还使人们意识到从根本上对社会有益的东西。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权利特别是妇女权利的研究表明：福利经济学解决正义、性别不平等不公平问题也必须抛弃可分离性方法。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主张公平或公正考虑的分配目标可以通过征收总量税来改变收入初次分配这种纯经济杠杆而不是通过立法等法律手段有很大的缺陷，利用税收政策这种经济杠杆仅仅实现了法律权利的工具性价值，法律权利所体现的妇女尊严和平等关系等内在价值被忽视了。

（三）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层次的拓展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照护劳动和权利两个福利议题的研究说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要么忽视照护劳动和（妇女）权利等非市场产品的福利价值，要么只关注产品的工具性价值，因此，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是一种狭隘的“福利主义”福利观。以可分离性主张的惟市场效率福利标准为基础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法规、政策，仅仅实现了权利的工具性价值，权利的内在性价值（即权利作为权利所产生的价值）无法通过可分离性主张得以实现：无法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来纠正权利最终生产和分配中的市场扭曲问题。同样，照护劳动的内在性价值（人类关爱、关怀、特别是女性的关怀伦理）也无法通过收入再分配的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实现。金钱不是万能的。即使金钱（收入再分配）可以买到权利可以买到的东西，但是金钱买不到权利本身。新古典福利经济学通过把平等、照护劳动等规范性的问题当作公平的事物或分配问题来解决，也就是说只通过收入转移政策而不是立法和执法来解决，暗含着权利只有工具性的价值或者照护劳动的供给是照护劳动提供者在劳动／休闲之间做出的选择而已。

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对福利问题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福利问题。因为通过总量再分配或总量税而实现的公平或公正是一种以效用或者功利为基础的低水平公平或公正，通过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手段无法达到高水平的公平或公正，无法真正地使有关公正或公平的观点和政策得以实施，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权利和照护劳动等问题。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福利标准基础上把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幸福、自我实现、公平、自由、良好的社会关系、生态平衡等作为人类福利的终极目标，拓展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层次，弥补了功利主义的缺陷，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福利观和人类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1］ Hadfield, Gillian K．Feminism, Fairness and Welfare: An Invitation to Feminist Law-and-Economics［J］．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Annual Meetings, 2005．

［2］ Hadfield, Gillian K．The Dilemma of Choice: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Limits of Freedom of Contract［J］．Osgood Hall Law Journal,1995，33（2）．

［3］ Hilary Charlesworth．Feminist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Law［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9，（93）．

［4］ Kaplow L, Shavell S．1994．Why the legal system is less efficient than the income tax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J］．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3: 667-81．

［5］ Kaplow L, Shavell S．2001．Fairness versus welfare［J］．Harvard Law Review．114: 961-1388．

［6］ Kathleen Lahey．Gender-Based Analysis in Law, Research and Policy: Strategies to Mainstream Womens Equality．Materials Prepared of Gender Workshops Canada―China Womens Law Project, 2002．

［7］ Martha Albertson, et al．Feminism Confronts Homo Economicus:Gender,Law & Society, (eds)［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Posner, Richard A．Economic Analysis of Law［M］．(5th ed．1998),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 Stiglitz, Joseph．The Invisible Hand and Modern Welfare Economic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3641．

［10］ Wooley, F．R．The feminist challenge to neoclassical economics［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7）：487．

［11］ 朱成全，崔绍忠．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论和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5)．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选篇3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具体问题

一、新自由主义概述

1、新自由主义定义

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2、新自由主义产生及其发展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主义正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建立在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的基础上，在处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民主、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向实践转化，从英美向全球扩展，从经济向政治、文化、国际关系深化，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强势话语”和“主流”发展理论。

3、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一）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是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他长期活跃于反凯恩斯主义、反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中心#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他既是主张经济自由的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又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成员，同时也是奥地利学派的骨干。哈耶克不仅明确主张自由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而且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认为，“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认为垄断、计划化、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他认为，即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还给私人银行，而不能让政府垄断。

（二）现代货币学派

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也称新保守主义学派。这一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强调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三）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事关自己的选择和利益，个人会调用自己的智力和资源，对它进行尽可能准确的推测。换句话说，人们会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可得的信息，按照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做出预期。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市场机制能确保充分就业均衡，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要么归于无效，要么加剧经济波动，因此是不必要的。

二、为什么说新自由主义新

1、新在其时代背景-全球化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高新科技革命兴起，生产力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炮制及其出笼，正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一统全球意志的体现。适应这种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它的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政策主张，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管、放松政府管制等，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不仅如此，美国此后利用经济援助、贷款的附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最终被美国当局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范式化。

2、新在对于具体问题的论证上

新自由主义相比古典自由主义而言，在具体问题的论证上有了很大不同。古典自由主义是以体系形式呈现出来，而新自由主义则是以观点形式呈现出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者都反对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方法，坚持传统庸俗经济学方法论的原则，但并不是完全固守马歇尔的方法，而是在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刷新”了传统的方法。在这方面，各个派别也略微有所不同。

3、新在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古典自由主义基本属于一种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古典自由主义强调建立在无约束基础上的自动调节。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学说信奉旧契约论基础上的有限政府论，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尤其反对对经济的干预，提出“管得越少的政府，才是越好的政府”。

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立场的纠正。主张“国家干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在理论上，新自由主义对自由作了积极的理解和限制。在实践上，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奉行国家干预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积极干预，强调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主张扩大政府的权力。（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哈耶克《自由》[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2]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7年，第233―234页

[3]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40-743页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选篇4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流派理论观点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

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

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参考文献】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选篇5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流派 理论观点 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

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 = 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 = 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参考文献】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选篇6

一、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观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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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尼尔森，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选篇7

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经济法; 古典自由主义; 个人主义; 公民社会

在任何社会里, 集体行动都是必不可少的。[ 1 ] ( P1)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上的集体行动方式的公民社会, 古已有之。[ 2 ] ( P43 - 52) 作为一种与政治国家对应意义上的现代性话语的公民社会, 只是近代以来的独特现象。[ 3 ] ( P77 - 100) 作为一种强大潮流的跨国主义的全球公民社会, 则是1980年代末期以来的人文景观。[ 4 ] ( P23) 在此, 公民社会不仅仅是指非政府组织, 而是指介于个人、家庭与国家、国际制度之间的一种结构性场域, 它包含了私人领域(即市场) 、志愿性社团(包括非政府组织) 、公共领域和社会运动四大结构性要素。[ 5 ] (导论P4 - 5) 国际经济秩序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法, 也同样可以追溯至民间自生自发的古代商人法, 并且逐步形成了一套复杂多层的包括民间的与国家的、私法的与公法的各国与国际一般规则框架体系。[ 6 ] ( P16 - 24) 如今, 国际经济法更是形成了一种法律化、司法化乃至宪法化的强大潮流, 即国际经济法革命。[ 7 ] ( P33 - 61) 但是,这种国际经济法革命在全球化与非政府组织兴起的大潮中却越来越伴随着挥之不去的合法性危机。[ 8 ] ( P112 - 121) 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对于公民社会与国际经济法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合法性危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释进路和可能的解决思路。

一、作为国际经济法体制解释性前提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及其困境

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首先认同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 [ 9 ] ( P3) 但是, 不同进路的自由主义理论对于个人主义的理论解释却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根本分歧。

建构论唯理主义的主流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假设的是抽象的、孤立的、自私的、理性的、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原子式的“经济人”。这种原子论个人主义受到了来自保守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形形色色整体主义理论的广泛批评, 并被认为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建构”。卡尔·波兰尼在分析自1815年至1914年欧洲百年自由经济与国际和平及其随后突然降临的大萧条与世界大战时认为, 正是这种原子论个人主义及其经济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运动及其相应的“推行契约自由原则”的国家, 意欲让传统自然的社会关系反被嵌入人为建构的经济体系, 将人和自然变成商品, 使之受“原子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组织”及其市场规律支配,但是, 人和自然所具备的神圣属性将拒绝自身的商品化, 从而引发了“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及其相应的国家社会保护立法。这意味着, 正是“人为建构”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运动引发了“自发分散”的“自我保护的社会”运动, 造成了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 最终导致了大萧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悲剧性后果。[ 10 ] 简而言之, 这种双重运动的结果就是, 自由主义产生了自己的敌人即形形色色集体主义乃至极权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选篇8

本文通过梳理现代宏观经济学演变发展历程中的三个重要阶段，主要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思想渊源，以及其理论要点、政策主张和实践，分析其演变发展过程的特点。

总体而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演变发展，是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而发生的，一直围绕着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这两大主题进行争论和融合。这两种基本力量此消彼长，相互批判，相互融合，不断深入发展，从而丰富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实践。

一、凯恩斯主义：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一)凯恩斯主义

1929-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普遍性的经济大萧条。首先是股市的暴跌风波，接着是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大批破产，失业急剧增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倒退到20世纪初的水平；失业和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人数接近5000万。据估计，危机期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达到了2600多亿美元。传统的经济理论对此一筹莫展，既无法从理论上给予解释，也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困境的办法。1这场危机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和基本矛盾进行新的思考。统治阶级迫切希望有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既要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存在，并且能提出应对的政策，但又不要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上，都提出了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观点，其思想主要体现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渊源是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说、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说、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学说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

理论上，凯恩斯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遵循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强调总需求是决定国民收入的关键。他提出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在它们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机制无法自动调节并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方法上，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即总量分析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来消除失业和摆脱经济萧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相继接受凯恩斯理论，并根据“有效需求理论”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例如，1945年，英国政府了就业政策白皮书》，声称政府将稳定就业水平作为主要目标和责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也宣布将充分就业作为战后施政的重要目标。1946年美国通过的“就业法案”规定“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是联邦政府的一贯职责”。50年代以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进入鼎盛时期，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二）新古典综合派--凯恩斯主义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逐渐恢复，此后的20多年是相对繁荣和稳定发展的时期。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主要是针对经济危机提出的，追随者必须对其理论进行新的解释，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状态。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又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需要对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忽视的长期发展、价格和工资问题进行研究。此外，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的不一致性，需要加以调和；经济结构的改变，也要求将反映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学和反映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在这种理论和现实背景下，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

新古典综合派的思想渊源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该学派理论的最大特点体现在“综合”上：①综合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把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所引起的“收入效应”，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替代效应”结合起来。②综合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与古典学派的长期分析方法。③将传统的对市场自行调节的机制与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干预机制结合起来。④把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货币政策与凯恩斯强调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⑤把非均衡分析方法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结合起来。⑥80年代以后，其“综合”的特征还表现为对凯恩斯主义反对派各种理论的综合。其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曾经说“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一名萨伊定律的侍从，而星期二、四、六，我却可以是一名凯恩斯分子。”

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政策主张是“需求管理”思想，提倡由政府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适时适度调节，稳定经济增长。195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是补偿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60年，肯尼迪总统采纳了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托宾和奥肯的政策建议，削减个人所得税，生产与就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这又对1970年代的“滞胀”困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应对这种困境，新古典综合派又提出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多种经济目标的策略。

二、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缓和了阶段矛盾，推迟了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剌激了生产与经济的发展，但是却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加剧。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并在70年代初形成了高通货膨胀率和低增长率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此束手无策。。5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包括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迅速崛起。

(一)现代货币主义

现代货币主义的思想渊源是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该学派强调货币问题的重要性，主张通过货币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从50年代中期起，根据费雪和芝加哥大学的传统观点，对货币数量理论作了新的论述，主要观点是：货币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货币数量变动既影响物价水平，又影响商品和劳务的生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变动；通货膨胀不仅被看成是纯粹货币现象，而且被认为是国家干预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后果；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提出有计划地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即按照国民收入增长率有比例地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主张。

现代货币主义者曾提出过六大政策命题：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中央银行需要使用明确而有效的目标框架和工具变量；合适的工具变量是全额准备金（制度）；中央银行能够充分精确地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是适宜的高层目标；货币应以稳定或不变的比率增长。。]

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使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尔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

1979年，美国进行了一场“货币主义者的实验”，美联储不再以利率为中心，而是使银行储备和货币供给遵循事先确定的增长路径。这项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成功，从1978年到1982年，通货膨胀率从13%降到了4%,失业率从6%上升到10%；但是却使货币周转率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因此美联储渐渐不再以它作为货币政策的风向标。

(二）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强调要注重经济运行的“供给方面”，其理论与政策的核心是说明财政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边际税率的变化，对剌激劳动积极性、储蓄与投资等的作用，进而对总供给和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供给学派的学术渊源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具体来说，主要是指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并由萨伊建立的“从供给出发，将生产、成本、生产率作为研究重点，并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政策主张的经济理论体系”。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萨伊定律。

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在经济陷入“滞胀”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里根政府大幅减税：1981年第一次总统预算将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把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由28%降到20%。1983-1984年，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失业率降低。1986年，失业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

里根政府推行供给经济学，目的是通过增加供给提高生产率、消除“滞胀”。但推行减税却使税收降低、赤字高涨，并造成低储蓄率、低投资率、低生产率、高汇率，投资下降，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

在20世纪70年代时，西方国家经济面临“滞胀”和大量失业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未能改变这种局面，一些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中分离出来，形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学术渊源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该学派有3个重要的假设：理性预期（经济行为人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符合这些变量实际的或者客观的条件数学期望）、持续市场出清（工资和价格变动非常迅速，因此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经济当事人最大化。从这些假设中可以推导出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张：①政策无效主张。如果货币当局宣布打算增加货币供给，理性的经济行为人会考虑这一信息并完全预见货币供给增加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因此，产出和就业保持在自然水平上不变。②减少通货膨胀的产出和就业成本。为了减少通货膨胀，经济体要承受产出和就业的损失。③动态时间的不一致性、信誉和货币规则。最优政策选择是在动态过程中发生变化的，由于存在试图预期政策行为的当事人，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在一定时期内的相机抉择政策不会导致社会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因此，要制定一些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建立对规则的信誉比具体的规则本身更重要。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独立的中央银行更能建立信誉，以更低的代价实施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⑤宏观经济政策增加总供给的作用。附加预期变量的总供给曲线自然隐含着增加总供给的微观经济政策，即增加产出或者减少失业的适宜政策是那些促使厂商和工人提供更多产出和劳动的微观经济动机的政策。卢卡斯曾指出“福利的潜力来自较好的、长期的、供给方的政策，其收益远远超过短期稳定政策进一步提高所带来的福利。”⑥政策评价的“卢卡斯批判”。卢卡斯批判使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来评价不同政策方案的效果，因为当事人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他们的行为，参数可能因政策规则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所以无法比较不同政策产生的效果，即宏观经济模型对于政策评价没有用处。

(二）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长期在西方宏观经济学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在应对“滞胀”问题时一筹莫展，陷入困境。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的理论条件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时的软弱无力。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没有清楚阐释名义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尽管新古典综合派的萨缪尔森后来把古典微观理论引入凯恩斯经济理论中，但是却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虽然发展了一种有微观经济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但是过于追求理论结构和分析方法的完美无暇，其市场出清的微观分析严重脱离了现实，宏观政策无效性的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在这种背景下，新凯恩斯主义产生了。由于主张政府干预，它被看成是凯恩斯主义的复也。

相比旧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①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方面，强调的是名义价格刚性，而不是名义工资刚性。新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内容包括“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模型、长期合同理论或价格交错调整理论。②强调实际不完全，主要是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并用它们来解释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③试图为解释工资和价格粘性现象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把名义不完全与实际不完全的相互作用和理性预期假说、自然率假说结合在一起，说明名义总需求的波动如何能够对产出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实际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干预政策如何可以稳定经济。

四、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演变发展特点

虽然现代宏观经济学在产生和演变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争论和分歧，但是在也存在一些共识：①真实GDP的运动方向基本上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推动的。M②真实GDP在长期内是螺旋上升的，而短期内实际GDP的波动基本上是由总需求的冲击引起的。③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在短期内存在，但在长期内不存在。④在长期内，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决定通货膨胀率，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追求一个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⑤不主张政府使用不谨慎的“微调”总需求的政策，来使产出和失业水平接近或保持在它们充分就业时或自然的水平上。⑥经济稳定被看成是一个博弈理论的问题。政府的政策体系能够影响人们的预期和行为，因此建立政策的可信度和相关的制度很重要。

20世纪30年代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后，经历了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和兴起、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趋同与综合这三个重要的演变发展阶段。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选篇9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　制度

[中图分类号]F09；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0)02―0074―07

一、西方政治经济学及其相关形态

西方政治经济学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现代社会。16世纪初叶的欧洲诸国，尤其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孕育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17-18世纪，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和重农主义等三个典型的早期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态日渐成熟，其中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为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亚当，斯密可谓早期现代(early modern)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真正地塑造出一门现代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经过李嘉图、马克思以及诸多19和20世纪经济学大家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思想更为广阔和多元的理论场域。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演变、发展甚至在20世纪以来的衰落，这不是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本文着重予以说明的是两点。第一，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国家构建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之双向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有关国民财富的性质与产生机制的理论探讨，它是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劳动分工、货币流通、信托资本以及自由贸易乃至商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相关联的，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必然要与上述的诸多因素贯穿起来综合加以探讨，也就是说，一个脱离了现代政治和现代社会的完全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尽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与早期现代尤其是与英国18世纪的政治构建和市民社会密切相关的，第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趋势，那就是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度繁荣之后很快就开始趋于衰落，甚至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领域，新古典经济学诸如货币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等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近年来在经济学界，一种去政治经济学或反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大行其道，这其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这样一个过程恰恰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在西方业已完成，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或现代社会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化构建之完成，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有关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制度前提已经确立，因此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使命也就完结了。现代经济学则是在这样一个前提和预设之下展开有关国民财富发生机制内源探讨的，在这里基本的政治的外部性问题不再作为一种变量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

如上所述，本文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概括，那就是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两个基本层面的内容，一是构建一个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前提性制度框架(尤其是国家的框架)，另一个层面，则是探讨在这个框架之下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之间的关系以及围绕着国民财富而发生的有关劳动、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领域的诸多经济、政治关系。上述两个层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现代经济学则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了较为系统性的层次分离，把原先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作为外生变量置于经济学范畴之外，将政治的归政治、不放在经济学语境中加以探讨；而集中探讨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并由此分化出诸多理论流派。所以，现代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个层面问题的专属性学科制的分化与扩展，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现代经济学不再处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而是把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经济学的政治性(国家、层面的，非政府政策层面的)，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或预设而设立了。只不过由于现代经济学的滥觞，原先自明的前提设立反而在它们的局部扩展中被一步步抽空了，以致于没有谁再提及，就像政治学的利维坦，大家都把它忘记了，或者说它主动藏匿起来了(有人说它在沉睡)，但是，藏匿(沉睡)不等于不存在，一旦需要，它会苏醒、现身，那时将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个现代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微妙而严峻的关系，将会铸成大错。

在主流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之外，本文还要扼要说一下另外几种变异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政治经济学。从学术谱系来看，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奇特而伟大的产物，马克思接续英国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把19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德国的黑格尔哲学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种新型的通往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按需分配的社会，所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有关财富(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性也就毫无意义了，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最终导致的是一种绝对政治的去经济学。从这个视角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或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是他的最高教义，这与西方现代去政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的经济性)恰恰是截然相反的，而它们的实质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层次的问题，即政治性与经济性，各自发挥到极致。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列宁、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过是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教义实证主义化了，搞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这个模式把马克思政治浪漫主义(不可实证性)硬性地予以经济化，最终只能导致哈耶克所谓的“奴役之路”。此外，需要补充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学术框架内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形。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诞生出“分析马克思主义”，有罗默、普沃斯基、艾尔斯特、鲍尔斯等代表人物。这些学者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剥削等概念，也取得了与新古典经济学类似的技术性结论。然而这种分析马克思主义，割裂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观念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联，实际上也是将马克思的思想工具化了。虽然他们也有很多重要的研究结论，甚至也能为新古典经济学者所接受，但仍然是将马克思主义去政治化了。

第二个是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左派的中心一依附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总的特性来说属于一种“内政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它主张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资本无国 界等，但其政治性主要涉及内政，构建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制度。当然，这种政治经济学也不乏具有那个时代的准帝国性和全球性，但它的政治经济学之政治的中心还是内政的，也就是说，构建一个政治的与法律的国家制度为其治理下的国民财富或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提供保护机制是其政治性的内涵，至于国家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其外部延伸。现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颠倒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上述主次关系，它把国民财富的基础归结为国家间的基于国际政治的经济结果，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政方面被它们淡化或遮蔽，而放大或突出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性，并凸显出国际政治的丛林原则。

如果说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注重国际法、国际机制等一些法律化的制度建构对于全球经济财富的正面意义，那么到了现代左派尤其是一些激进主义的新左派那里，全球秩序就遭到了彻底的颠覆，诸如现代世界体系、白银时代以及中心一依附等一些批判性的社会政治一经济理论，它们从绝对政治的高度，结合后发国家融入现代化的失败教训，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帝国主义(通过科技、军事、金融等手段对于全球资源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的血腥掠夺)展开了满腔义愤的批判和控诉。在它们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绝对不平等的社会，西方国家的国民财富根本不是传统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是通过劳动、交换等方式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后发国家那里榨取和掠夺来的。因此，新自由主义等现代经济学完全是一派胡言。从上述意义上说，它们也属于一种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即国际的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本质特性倒是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同构，只是时代背景有所不同，而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去甚远，与古典正统政治经济学则大相隔膜。因为它们极其忽视内政的制度建设，对于西方国家的内政意义上的法治建设于经济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对于导致后发国家经济失败主因的法治的严重缺失只字不提，把责任推卸给西方霸权与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这种解释倒也轻松，只是如何建设。就难免陷入道德主义的乌托邦。

第三个我把它称之为一种现代、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严格地讲，也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分类形态。

其一，是布坎南等人一再论述的立宪经济学，在我看来，这种立宪的政治经济学只属于一种公共政策层面的政治经济学，或政府论意义下的政治经济学。这派经济学敏感地发现了现代主流的经济学那一套沉迷于关于边际效用、货币供应、消费偏好等纯粹的经济性，搞得越来越像代数学，忽视了现代经济的公共性，忽视了政府、宪法以及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它们关注政府失灵、公共性缺失、搭便车、权力寻租等问题，试图重新开辟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性维度。此时，它们更强调论述，一个政府或者说国家在一般日常政治条件下的公共财政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构建理论细化为财政手段，而给予精致的理性分析。诸如政府财政、税收、福利、教育、环保、医疗等重大的公共政策的政治一经济问题。应该看到，上述问题确实是困扰着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些主要政治一经济问题，所以这一派经济学的凸显有着现实的社会背景。

其二，是阿罗开创的社会选择理论，以及卢卡斯、萨金特等人的从新古典经济学内部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前者主要探究社会偏好加总、集体一致的逻辑基础、功利主义的基础以及投票问题，其理论核心是几个不可能定理。如阿罗不可能定理、吉巴德不可能定理、森不可能定理等，证明了现代政治理论根本逻辑前提上的困境，以及解决这些困境所要放松的前提假设。这些理论与正义理论、权利理论、契约理论等现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论题有许多重叠的部分，然而毕竟过于抽象和理想化，缺乏历史维度和实证方法，不能对复杂的现实政治问题提供直接帮助。后者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其要点是把政治“内生化”、“经济化”，即将政治博弈、政治策略、政治周期等看作经济增长和波动过程中的产物，以技术进步、知识创新和结构调整等外在冲击作为经济一政治变动的根本动力。

其三，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最典型的如经济学界新星阿西莫格鲁的《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所表现出的研究路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兰德斯的国家起源理论和格雷夫的以博弈论重述市场发生历史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分析工具进入经济史、政治史提供了可能。阿西莫格鲁、迪克西特、巴泽尔等人，以更精致的数学工具综合了上述这些思想，从国际政治、经济历史中抽象出可供分析的制度类型，加以分析。这套分析在探讨局部制度方面非常有力，也能获得实证的有力支持，然而它却无法推广到对一般政治的讨论，故而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我所谓的第三种现代的政治经济学还有阿克塞尔罗德的通过复杂理论、计算机仿真技术来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美国麻省大学的“桑塔菲学派”等。但是几乎所有上述的现代新政治经济学，它们的研究都忽视了对国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具有某种去政治化的倾向。

二、新中国两个30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转换

现在我们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关于中国现代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的同构关系，我在自己的多篇论文中曾有过专门论述，基本观点是：从政治逻辑的层面来看，中国现代社会还处在一个早期现代的发展过程之中。现代政治(国家一自由政体)和现代经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都还远没有发育成熟，因此，我们类似于16-19世纪的西方社会。而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生机制从一开始又是处在费正清所言的刺激一回应的模式之中，与西方那种(相对而言的)自生演进秩序具有发生学的差异。尽管我们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15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500年的历程，但其中很多关键的结构性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逻辑是超越不了的。当然，我也一再指出，这个逻辑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也无法克隆、照搬西方曾经走过的那一套，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忽视或跨过这个历史的峡谷，一步就与西方现时代比肩而立共同迎接所谓后现代社会。在上述这个逻辑的大趋势之下，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本文并不准备处理鸦片战争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是简单谈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60年，可分为两个时段，前30年与后30年。前30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发轫、推进乃至破溃的时代；后3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这个时代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轫与发展并且面临巨大危机的时代。

下面我着重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两个层面审视一下中国这两个30年的演变。我前文曾经论述了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所展开的两个基本的层面以及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转变，指出政治经济学的退却与现代经济学的凸显。从形式上来看，中国的这两个30年，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所具有的意义相比西方来说，却是大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 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在前30年是一个变异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最后与之伴随的是国民经济即将崩溃，而后30年的经济学，则又是一个水土不服的现代经济学，以至于到目前，为世人痛斥，难以为继。其实，在我看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之双重失败，从一开始就隐含在其内在逻辑之中了。

我们知道，西方现代社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两个任务都是建设性的，一个是构建一个现代的国家，一个内政的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关的政治的公共性；另外一个则是在上述的政治公共性的保障前提下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从而催生出一个蓬勃发展的国民财富的动力机制，由此构建出一个基于以国民财富的发展为目标的市民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构造原理，是藏富于民，也就是说，一个现代政治只有把财富的动力机制交付给作为个人的公民个体，由他们自主地追求他们的合法利益和满足他们的需要体系，并通过法律机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一切非法的侵权行为，维护一个有序的秩序与市场秩序，那么，这样才能够培育出一个繁荣的市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一派，如亚当・斯密，他们强调劳动分工、看不见的手、自由的交换机制，通过最大化的释放个人的能动性，调动起每个个人追求财富的创造能力。这一点与重商主义不同，把财富放到自由市场的生产与流通之中，放到个人手中，由他们去创造，而不是通过国家，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础。这派经济学因此强调法治、产权保护、自由秩序，这些到了现代经济学那里已经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为所有的现代经济理论所接受。

但是，我们看到新中国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政治经济学说到底是一种公有制前提下的计划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没有计划。个人在自己的经济行为中按照自己的理性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当然是有计划的。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计划往往会被社会的偶合市场秩序所破坏，而这恰恰构成了自由的市场经济之动力机制。就整个社会来说，它是一个自生秩序、在法律之下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为主的市场经济，是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国民财富的症结点，但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与此完全相反，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央计划主导的、低效率的、没有给市场经济留下任何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对此，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派都有过系统的批判。

后30年可以说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开启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30年校正了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的某种重大的偏差，摆脱了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搞出了一套新的模式，但是，问题恰恰也出现在这里。因为中国后30年的现代经济学，它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可是这种现代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在中国却是阙如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为共设和前提的现代国家与法治秩序。因此，在这样一个空白点上，将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直接吸收过来，企图催生中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中国的国民财富的健康发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现代经济学或者说所谓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所导致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里的后30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是后30年中的后15年。正是在这一段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学彻底甩掉了政治包袱，以独立的、由现实的经济增长赋予合理性的姿态，在中国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两股力量起到了极大作用。其一是大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教育。中国大学的经济系以“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为主要目标，以学习和写作规范的新古典经济学论文为手段，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教材，突出数学工具，而相对忽视理论对现实的描绘与阐释。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系学生出国和学成归来，随着一些著名高校相继建立专门培养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的研究中心和培训班，使得经济学完全被西方经济学所挟持，变成一件无可改变的事情。其二是现代新兴媒体在本世纪初迅速崛起。以《财经》为代表的现代财经媒体的崛起，大量研究者通过阅读和了解张五常的论文、随笔来学习经济学，他们的工作使得经济学门槛极大降低，许多普通读者藉此获得了丰富的经济学常识，同时也忽略了真实经济必须要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要素相结合的复杂性。这方面的影响也使得经济学逐渐变成“黑板经济学”，而不再思考它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变得越来越教条。

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学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原理，其有效的半径是受到限制的，它是以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涵盖下的领域为前提的，在现代的国家制度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的地域，这种现代经济学的功能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前苏联解体之后，在相关国家进行的所谓“休克疗法”，即企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失败是必然的。因为现代经济学并不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那种双重的功能，它只能在一个完备的体制内塑造出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前一个基础。结果将是不可预期的。同样，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由于后发国家大多并没有经历过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双重的构建过程，现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那里的市场秩序的建立、扩展、功能也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独特情况，即一些威权国家或地区通过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某个时段内较为积极的成果，如曾经显赫一时的亚洲“四小龙”等。这些相对成功的案例，并不能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多大的特殊功能，而只是表明这些威权国家，至少在形式上与国家有某些相同之处，大致具备了一些作为现代经济学所必须的政治要素，例如稳定的乃至法治的秩序。

新中国的后30年是一个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30年。我们既不像前苏联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全盘解体，也不像后发国家那样陷入中心与依附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能自拔，而是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这一模式，固然成绩卓著，但问题也不小，在政治体制不改革的情况下，经济改革难以单腿独进。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乃至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关口，或者其扩展空间已经用尽。经济的问题经济解决，政治的问题政治解决，这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平衡的结构，我们现在是到了重提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了。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到了举步维艰的现时代，关于经济改革的反思，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声讨，乃至对于整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已经变成了公共话语，对此，我们应该审慎地对待。我反对那种情绪化的道德批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哪些是它们能够做的，哪些是它们做不到的。我觉得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30年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第一，它们有效地破除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一套计划经济，把一个西方社会的完备的主流经济学植入到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之中，没有这一派现代经济学的持久努力，我们很难走 出政治经济学前30年之窠臼。第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在一个独特的政治条件下进行的，在有限的空间下，新自由主义努力推进个人产权以及市场经济，力主国退民进、市场秩序等等，致使一个相对的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起来，30年的成就可圈可点，不容抹杀。

问题在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盲目回避问题，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理论的限度与实践的边界，企图用经济化约政治，用现代经济学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现代经济学家只是一种专业化的经济学家，也大可不必要求他们担当政治经济学家、宪法学家、政治学家所应承担的学科责任。而且，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诸如贫富不均、权力寻租、黑社会化问题、国企垄断等等，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力解答的。为了应对上述问题，现代经济学有必要重提政治经济学，我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何种政治经济学?本文在前面曾经归纳了政治经济学的几个形态，总的说来，大致有三种：一种是英国的洛克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华勒斯坦、安德森等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三种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来说都有重大的相关性，而且它们又都是各自独立的，有些甚至是相互对峙的。如何把握这三种政治经济学的各自本性，结合中国60年尤其是后30年经济变革的状况，选择一条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道路，不但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我们先来看第三种。这套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严密的理论形态。它们是多种各自独立的社会与经济理论的通称，如佩里，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思想，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弗兰克、卡多索、阿明的中心一依附理论，等等。总的来说，这一套繁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他们的一些核心理论观念来自马克思与列宁，尤其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列宁的被压迫民族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是他们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他们又都是一些后发国家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反全球化的理论。他们对于人类历史，尤其是世界经济史，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一依附的历史叙事，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凭借政治、经济、军事与科技霸权，不公正地掠夺了全球的各种资源，造成了人类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因此全面对抗西方帝国主义才是经济学的本质所在。第三，这派经济学是一种单纯的国际或全球政治经济学，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去处理后发国家的建设问题，一股脑儿地迷恋于对抗全球一体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全球垄断和资源掠夺，他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绝对化了，严重忽视了作为内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关注后发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及国家和市场经济之平行的内政制度构建。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某些理论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的新左派就完全接受了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铁幕之中，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打破全球资本主义垄断对于中国人民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奴役。从而获得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解放。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还远没有摆脱这个政治经济学的约束，甚至在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这种政治经济学又以某种新面目出现，例如，政治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命脉的全面掌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宪法确立，国有企业的强势垄断，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变化。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没有任何变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周边地带还是让渡出了一个市场经济的空间，单向度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瓦解，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在法制建设并不完善的前提下，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勾结的黑洞出现了，并成为中国社会许多问题的原因所在。对此，如果全面回复到前30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去，全面清除市场经济，或许从理论上说可以解决上述黑洞问题，但改革时至今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复辟如何可能呢?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选篇10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自由主义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 新经济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经济自由主义概述

自由主义是强调以自由作为主要社会价值取向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自由主义以人的本性和权利要求为出发点看待社会和秩序，反对对于个人自由及权利的干预，反对专制，主张既以法律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也以法律限制政府权力的运用。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既是一种社会运动，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张摆脱政府的约束，其极端形式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学术上，自由主义则是一种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自由主义起初主要是中世纪后期争取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思想及社会活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主义的前提和先导，就是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而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反对封建专制与束缚的思想和诉求。

自由主义思潮发端于欧洲中世纪末期，发展于资本主义迅速成长的18世纪和19世纪，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和当前。自由主义集中发轫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欧洲的主要国家，并传播到美国。从经济自由主义角度看，20世纪30年代之前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此后则是新经济自由主义。英国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是前者最典型的代表。

欧洲大陆国家的自由主义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有所区别。法国的自由主义主要由启蒙学者、百科全书学者以及重农学派（亦称重农主义者）所阐述。德国则由康德和洪堡等学者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阐述。康德主张建立“合法的宪法，在法律范围之内确保每个人的自由，让每个人都能以他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来追求幸福，同时，他不能侵犯其他人的合法自由和权利”。①洪堡则主张个人的充分发展不仅需要自由，也需要多样化的环境。

经济自由主义的共同特点在于：第一，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优越性。经济自由主义者无一例外地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优越性，认为它是自发形成的、最自然、最合理、最和谐的经济秩序。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秩序是一种在完全尊重个人利益和自由基础上自发形成的自然而和谐的社会秩序与协调机制;自由市场制度是优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第二，主张“有限政府”。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一方面，个人权利和自由是不可侵犯的，但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受到保护、得到保障，因此，社会既需要政府，又不能让政府侵犯人们的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存在一个权力和行动“有限的政府”，即法制约束下的政府。第三，信奉个人主义哲学。经济自由主义者是个人主义哲学的信奉者。他们将社会看作以个人为基础的集合体，个人是先于社会的，是社会存在的本源与真正的行动者。因此，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释。这种观点就是所谓“原子式的”社会观。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从而形成了内部的两个分支：其一是出于完全自发的个人自由活动所产生的经济秩序。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后来被称作“原教旨的”经济自由主义，进一步演化为“自由至上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或者“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其二是出于个人理性建构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前一种。欧洲大陆的、特别是以法国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是第二种，强调合乎个人理性而建立的社会秩序。这被哈耶克称作“建构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萌芽。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仍然十分强大。政治上，封建领主和君主借助于等级制的隶属关系和精神上的“君权神授”对社会实行有力的控制;思想和文化上，教会与封建主结合在一起，利用宗教对人们进行统治，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使人们从思想上屈从于“神”（上帝）的意志（宗教教义）;同时，人们的经济活动也只能符合既有的封建制度和宗教教义的安排及要求。这样，新兴的资产阶级（商人、手工业主）的经济活动与社会其他活动（如科学技术研究及其应用）便受到极大压制而无法开展。在上述有关矛盾日益积累和加深的情况下，欧洲各国相继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这些运动的核心精神便是自由主义的酝酿和产生，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萌芽也就产生于此。

古典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人类生来具有的、不可分离的权利，不是任何人授予的，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干涉或取消的。个人的经济权利（或人身及财产权利）是其中的必要组成部分。经济自由的重点是产权自由和生产与市场交易的自由。

第一，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萌芽。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是资本主义产生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者之一。他认为：“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②有学者认为，“约翰・洛克被视为第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也是现代政治学理论之父”。③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也具有重要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主张自发秩序的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主张功利主义的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以及杜高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弗格森和哈奇森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哈奇森就在其《道德哲学体系》（1755）一书中，对权利和自由的关系，进行了精炼的阐述。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自然的权利，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和偏好，为着这些目的，在劳动或娱乐等所有这些并不伤害其他人的身体或利益的活动中，去行使他的能力，而并没有更多的公共利益必然地需要他的劳动……对这种权利我们称之为自然的自由。”④

第二，法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发端。法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发端以重农学派为代表。“重农主义”（physiocracy）一词的含义就是“自然的法则”。“自由放任”的口号也由重农学派提出。反对封建专制和重商主义干预政策是法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目标。重农学派在革命前的形势中应运而生。它代表农业中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对重商主义政策的批判中逐渐形成和发展。法国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先驱是布阿吉尔贝尔和理查德・坎梯隆（1680～1734），但最重要的代表是重农学派的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和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自然秩序”思想是重农学派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是一致的。重农学派主张的“自然秩序”，实际上是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私有财产及人身自由是“自然秩序”新规定的人类的基本自然权利，国家要少干预人民的经济生活。但是，重农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不反对封建君主的。这与英国自由主义者对封建贵族和君主的妥协有某种相同之处。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和发展。第一，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休谟认为，人们追求自身的私利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只要不会威胁其他人或所有人的“公益”，就是正当的，而且对社会是有好处的，不应对其加以限制。他说：“只要私人经商和私有财产得到社会权力机构的较大保障，社会本身就会随着私人商业的繁荣发达而相应强盛起来。”⑤休谟进一步将自由贸易的好处推及到国际方面。他说：“我敢断言，一般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发展和财富增长，非但无损于、而且有助于所有邻国的商业发展和财富增长。”⑥休谟认为，从事工商业的手艺人和商人都是“自由社会最优秀最坚定的基础”。休谟为自由社会的产权和契约、自由市场银行制度、自发秩序所做的辩护，以及他对重商主义进行的批判，都为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作出了贡献。休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亚当・斯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斯密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性论”和“自然秩序”的立场与世界观。斯密认为，人的活动是人的本性（利己心）决定的。道德上，人既有同情心、利他心，又有利己心，但首先是利己心。利己是主观目的，利他既是实现主观目的的手段，也是客观结果。主观上要利己，客观上却实现了利他。利己必须以利他为手段才能实现。经济活动中主要是利己心起作用。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通过自愿的交换（市场行为），会使交换双方都能达到各自利益的满足。社会经济活动就这样自发展开和进行，社会秩序也随之自然形成。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总之，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市场的自发秩序，它是基于人换的自发联合或合作。斯密认为，这种人性是永久和永恒的，在产权私有的明确界定之下，它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市场秩序自发形成的原始推动力。

他在阐述自由市场的优越性时，首先谈到如何以利己心来开展经济活动：“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帮助，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如果他能诉诸他们的自利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那他就更有可能如愿以偿。……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只是谈论对他们的好处。”⑦斯密还说：“即使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也并不一定对社会更糟。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往往能够比在真正打算去促进社会利益的情况下更有效地实现这种结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了公众幸福而从事贸易的人做过多少好事。”⑧对出于个人利益而形成的自由市场秩序，斯密进一步以“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说法来加以阐述。他说：“由于每一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产业，并努力指导那种产业，使其产出能达到最大值;每一个人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可能地增大。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增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对于它究竟增进了多少……通过以使其产出尽可能达到最大值这样一种方式来指导那种产业，他只盘算他自己的所得。在这里，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实现一种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⑨

斯密对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提出的符合“自然秩序”的经济和谐发展的思想，即“一只看不见的手”原理。斯密对市场自发秩序的系统阐述使得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基本确立起来。与此同时，其他关于自然法的理念，关于个人自由与财产的自然权利以及自发秩序的社会理论，关于个人自由、有限政府、代议制政府与自由市场等原理的形成，都受到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在私有制社会内，特别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说明了市场经济中现实存在的某些现象和规律，但这种客观性是有限的。斯密的理论中包含了一些主观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和违背历史实际的错误观点。

第二，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李嘉图赞成斯密对国家职能的看法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观点。他主张实行“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他相信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一致性。他认为，只要完全取消国家干预，实行彻底的经济自由，个人就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本和劳动，社会利益就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增进。如果一切国家都取消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相互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各国就都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各民族的利益就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增进。

斯密的思想建立在启蒙学者的自然秩序或理性观念上，而李嘉图的思想则除此之外还建立在边沁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斯密时代启蒙学者的自然秩序或理性观念已开始被一些人发展而走向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批判武器已被人有时用作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武器。这时，资产阶级的新的武器则是应运而生的杰里米・边沁的个人功利主义。

边沁继承和发展了洛克和爱尔维修、贝卡里亚等的人性论和实用性功利观点。他认为，社会是完全从属于个人的“虚构的机体”;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准则，即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就是每个人个人利益的加总，就是社会利益。这也是边沁功利主义的口号和公式。边沁认为，功利主义不仅应当作为个人行为的指导原则，而且应该成为立法者活动的标准。尽管边沁不承认所谓“自然秩序”的观念，但他主张国家不要干涉经济事务，要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

李嘉图认为，只有资产阶级个人利益的实现，可以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也同时保证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其具体办法就是实行经济自由主义。这样，李嘉图的思想基础就完全站在了边沁的资产阶级个人功利主义一边。不过，李嘉图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他企图以“自然因素”去寻找其根源。

李嘉图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从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出发，否认经济中存在真正的经济危机。在这方面，他接受了其他经济自由主义者如萨伊和詹姆斯・穆勒否认自由竞争会导致生产过剩或经济危机的观点。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是19世纪中后期影响最大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他不仅继承了早先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而且将其与功利主义结合起来。他还专门写了《论自由》的小册子。

第三，法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法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是萨伊。萨伊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既来自于英国的亚当・斯密，也受到法国本国国情的影响。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迅速彻底地扫除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就已经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遇到了同时崛起的无产阶级的威胁。他们已经不能完全像英国那样放心地任由资产者们完全自由地投入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中。

萨伊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其被经济学界冠以“萨伊定律”之称的关于自由市场机制有效论的观点。该观点也被认为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具体阐释。“萨伊定律”的含义在于，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鼓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其要点有三个：第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它将使商品生产供求平衡;第二，利率能自动调节消费、储蓄和投资，使储蓄和投资相等;第三，商品最终总是以商品来购买的。“萨伊定律”包含的思想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完全一致，所以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成为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主义）产生前的传统信条。

“萨伊定律”在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代表性，由它引起的大论战一直延续到当代，成为某种再生产理论和否定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理论的依据。持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等，完全接受了“萨伊定律”的观点。许多当代的新经济自由主义者，如美国供给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仍然在信奉和追随“萨伊定律”。

第四，奥地利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奥地利学派形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期。边际革命的三个重要代表，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都是赞成经济自由主义的，但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互有不同。奥地利学派的奠基者门格尔在经济自由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方面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强调了个人主义这个经济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出发点，指出经济学就是研究个人有目的的行动的。所以，研究经济学应该采取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立场和研究方法，就是说，不仅要研究人们经济行为的后果，也要研究人们行为的心理动机。最合适的方法就是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奥地利学派看来，经济秩序是随时间自主发生变化的，并且将其与价值的变化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庞巴维克和维塞尔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第五，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影响。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最早体现在托马斯・杰斐逊于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中。“这本宣言也许是历史上最好的古典自由主义文献。”⑩《独立宣言》明确表明了人们的自然权利、政府的职责以及人们的政治权利，阐明了这些权利的平等性和基于自身权利的自由。美国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从此确立，并付诸实践。当然，其中也包含经济自由主义在内。《独立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则也成为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和依据。美国的自由主义表明，个人的自然权利是先于政府的。个人主义、自然权利和自由市场发展的逻辑结果，导致了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法律确认。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意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积极的历史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其反对封建专制和经济干预的主张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历史意义。其次，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从人的自然要求角度，反对人身行为和精神活动方面的外在制度束缚，也具有追求人的解放、反对宗教压抑的积极意义。再次，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相信人们在本质上具有相互协调自身利益而形成社会秩序的智慧和能力。这也是合乎他们崇尚自然规律思想的，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正确性。最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其主张的自由市场秩序具有较前高得多的生产率，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证，也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第一，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放任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了“金钱至上”和“物质利益至上”观念的滋长与发展，以及阶级分化和差距的扩大，并将这些视为正当合理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予以接纳和维持。第二，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践结果之一，是产生时间长度不一的周期性经济下跌或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甚至是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深刻的经济萧条。经济危机出现的结果，不仅直接打击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本身，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浪费。第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最先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早的国家，最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先发达的英国等所推崇，其主要原因是：在国内，它最符合大企业、大垄断组织的利益，也最符合以此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在国外，它最符合经济最发达、竞争力最强的国家的利益，如英国。第四，古典经济自由主义默认了原始资本主义的资产所有权现状，而不问其获取过程是否公平、合理。例如英国原始积累期间的“圈地运动”和殖民活动就是充满暴力掠夺的血腥历史。

新经济自由主义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蜕变。20世纪20～30年代，造成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环境发生了改变。19世纪高歌猛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各国都陷入了严重萧条。“到20世纪30年代，三种不同的经济生活组织形式看起来比自由市场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它们分别是：苏联模式，德国和意大利模式，以及美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整合政府需求管理和福利国家政策而产生的经济生活组织模式。尽管上述三种经济生活组织模式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利用了政府的力量，这是古典自由主义没有想到的。”?所以，当上述三种经济体制出现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就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与政府力量结合。而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也是以同政府力量适当妥协与结合的方式存在的。二战前后的芝加哥学派，二战后的新古典综合派、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都具有这种特点。

20世纪初期的时候，欧美各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基本沿袭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在英国以伦敦学派、剑桥学派为主要代表，既坚持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在形式上也接受以剑桥大学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体系为代表的、具有一定折中色彩的经济自由主义。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以及斯拉法和琼・罗宾逊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质疑，而开始向新古典经济学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的伦敦学派、剑桥学派、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以及坚持奥地利学派传统的米塞斯和哈耶克。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成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让位于国家干预主义的阶段性标志。新经济自由主义也在这一期间开始酝酿。事实上，在经济大萧条之前，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已经受到挑战，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尽管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战中，米塞斯与哈耶克再次阐述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但皮罗・斯拉发质疑经济收益递减规律，琼・罗宾逊和张伯伦修改完全竞争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与垄断竞争理论被提出;同时，在围绕克服经济大萧条和对抗社会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受到了很大冲击，政府干预经济主义思潮对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都为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酝酿提供了先导。

1944年，哈耶克《通往奴役的道路》一书问世，正式掀开了新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形成的篇章。而《通往奴役的道路》则被看作新自由主义基本理论的宣言书。?1947年，哈耶克等人组织了瑞士朝圣山学会，正式形成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松散组织。他们鼓吹完美的市场运行及其自我调控机制的有效性，猛烈抨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种政策主张，明显划清了经济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的界限。这就是始终坚持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非主流派。尽管这时的新经济自由主义中也包含了后来成为主流的、另一类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但在战后最初的十几年间，两类新经济自由主义都处于非主流状态。

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第一，两类新经济自由主义。所谓“新”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下的经济自由主义，其核心依然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所以，新经济自由主义不过是经济学界的保守派，而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们却是经济学界的自由派。不过，二战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内部是可以分为两类的：一类是以哈耶克和新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居于非主流、非主导地位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另一类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居于主流的和主导地位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类型从19世纪就开始出现了。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根基是个人主义，而真正的个人主义导源于18世纪英国的启蒙运动，亚当・斯密则是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典型代表。另一种伪自由主义则植根于法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理性主义，起源于笛卡尔，典型代表是“百科全书派”和重农主义的传统。哈耶克认为：“……这种理想主义者的个人主义总是有演变为个人主义的敌人――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倾向。”?这两种自由主义一直延续下来，影响到新经济自由主义。

前者对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哲学基础、市场秩序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却不具有直接的影响。前者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秩序是最合乎理性的、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环境，因此，要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到最低程度，甚至在货币发行问题上也主张实行真正的“自由放任”。后者实际上在其内部也有所区别。以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等），是承认政府干预的作用的。这种新经济自由主义对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运行发挥着主导作用，占据着主流地位。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完全否认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从而走向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他们更多满足于对“理想的”和“理性的”自由市场的憧憬，并纯粹运用技术分析手段来论证现实市场的缺陷和“理想市场”的优越性。这种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也有一定的影响，而他们在经济理论界和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更大，且在日益增强。

第二，德国（西德）新经济自由主义。二战后世界经济的中心转移到美国，而战后美国在几十年时间内都是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和主导地位，所以，新经济自由主义在这段时间内的影响并不太大。这一时期的唯一例外是在战后进行经济恢复的德国（西德）。

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学界就存在着与纳粹政府管制的经济秩序相对立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弗莱堡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新自由主义，致力于形成一种既是整体又受某些原则指导的经济政策，并“根据经济运行的要求为经济设计法律框架”。?这就是在法律框架下，由政府出面保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社会市场经济。尽管德国当时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内部实际上是两个学派?，但他们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基本见解是完全一致的，都主张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秩序。

在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政府领导下，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政策实践最终创造了战后德国（西德）的经济奇迹。德国（西德）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国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与二战后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是二战后的一种特例。但是，德国（西德）新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完全排斥政府的干预。在这一点上，它与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如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具有某种相似性。

第三，美国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滞胀”导致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为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活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机遇。在这种形势下，“货币主义和其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和其他许多政府干预经济理论在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一方面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理念，另一方面，针对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提出货币政策主张。在弗里德曼看来，价格机制是自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最重要方面，市场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价格进行的，因此，价格形成机制必须避免干扰。凯恩斯主义的廉价财政政策破坏了价格形成机制，造成了严重通货膨胀的恶果，拖累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从恢复正常的价格机制入手，让市场自己正常发挥作用。弗里德曼的药方是，实行规则的货币政策，通过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速度来控制货币数量，从而达到逐步降低乃至最终消除通货膨胀的目的。弗里德曼的理论依据是他重新表述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在社会上和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后来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成为新经济自由主义崛起的旗手和主要代表。弗里德曼影响的扩大标志着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的重新得势。

在弗里德曼理论启发下，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都以复活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为己任。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的理论观点被逐渐整合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最终成为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他们一方面坚持自由竞争市场秩序优越性的理念，另一方面通过强调人的完全理性会导致干预政策完全无效，将其观点推向极端。

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框架之下，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又从分析技术上派生出来。这个学派信奉自由市场经济是最佳秩序，运用一般均衡（即普遍均衡）分析观念和方法，说明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任何经济状况都是经济活动参与者理性的最佳行为的结果。经济活动的起伏跌宕不过是外来的“技术冲击”的结果。

在新经济自由主义浪潮冲击下，到目前为止，连多少还赞成一点政府干预必要性的所谓“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在向前者靠拢。尽管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欧洲也发生了债务危机，但新经济自由主义占据主流地位的情况在美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依然没有大的改变。

总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复兴的过程中，现代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对西方经济学影响最大，它们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在方法论方面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另外，新奥地利学派所复活与发展的“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在论证市场的本质和作用方面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四，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全球推广。20世纪80年代后，新经济自由主义集中反映在所谓“华盛顿共识”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以“华盛顿共识”为指针，实现经济全球化，保证美国的经济利益。但一些拉美国家实行新经济自由主义遭受困境的事实、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和其后发生的欧洲债务危机，都沉重打击了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势头。

新经济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扩展，或者说其全球化推广，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智利实验。1973年，智利军事独裁政府通过受教于美国新经济自由主义旗手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批经济学家（俗称“芝加哥小子”），最先在拉丁美洲推行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到20世纪80年代，拉美不少国家基于自身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和美国治理通货膨胀的新经济自由主义（货币主义）经验，相继接受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

1989年，在世界银行主导下，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消除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阻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这一整套得到世界银行支持的、以新经济自由主义为基调和主要内容的方案，就被称为“华盛顿共识”，成为新经济自由主义向世界范围推广的指导方针。《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成为新经济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初步总结和进一步推广的宣言书，使新经济自由主义掀起新一轮蔓延高潮。

不过，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亚和拉美金融危机开始令所谓“华盛顿共识”及其相关理念在发展中国家名声扫地，尤其是单纯依赖国外资本的思路。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际经济萧条，更使发展中国家对于鼓吹“私有化、小政府、去管制、低税收”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模式进行了认真思考和质疑。很多国家既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发展市场经济、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同时也主张要避免过度依赖自由市场，要加强金融监管。

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代表的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对发展中国家推行“外资推动型”的、“进口替代”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外国资本实行门户开放。实践证明，作为其“试验田”的拉丁美洲国家变成了附属于美国的经济一体化“灾区”。“拉美的贫困率从1980年的40.5%增至1999年的43.8%，从那时开始，一直保持在44%（这意味着在拉美有2.2亿穷人），另外有4500万人口的收入水平高于贫困线25%，属于‘非贫困人口，但沦为贫困人口的风险性极高’。”“然而，新自由主义最失败的地方还不是贫困。拉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成为全球收入公平情况倒退最快的地区。除古巴外，拉美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着30%的收入，情况最严重的国家，最富有的人口占有着35%的收入，在巴西，这一比率高达45%。这10%志得意满的富人的收入水平比拉美的平均收入水平高出19倍。”在事实面前，到21世纪初，在许多原先主张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拉美国家，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宣告反对新自由主义。

新经济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转型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私有化“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伤害，经济衰败、物价飞涨、少数人借机大发横财，使俄罗斯经济整体倒退了好多年。

提出和鼓吹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本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尝到了恶果。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导致美国经济的多年倒退和呆滞，而且引发了全世界的经济萧条。

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兴起和向世界范围推广的时期，恰逢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时。在中国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后，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各种主张也借机进入中国，对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形式主义理论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在它的误导之下，一些人认为美国就是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好典范，中国就应该以美国的经济制度为榜样进行改革。尽管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已经证明，新经济自由主义的“药方”绝不是拯救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秘诀”。但时至今日，一心向往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仍然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及其政策心存幻想。

随着海外留学人员陆续回国，在国外接受新经济自由主义熏陶的经济学人，看待中国的经济问题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其思想方法的影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不少经济工作者习惯于按照理想的经济模型去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结果是“洋八股”泛滥，真知灼见甚少，甚至主张按照新经济自由主义模式改革中国经济体制。不少经济学刊物也追求发表形式主义论文。国内高校也以在国外发表的经济论文为荣，将结合本国国情、为真正解决本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放在一边。

总的看来，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坚持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内在稳定性和具有效率的基本信条基础上，反对政府干预。在分析方法上，他们力图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上，以精确的数学形式证明自由市场秩序的逻辑合理性与正确性。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他们更是将“华盛顿共识”作为标准，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广，以获取美国等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

如何看待新经济自由主义

客观地讲，从反对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片面性的角度看，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包容经济不确定性的观点和竞争出效率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新经济自由主义的缺陷和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垄断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情况下，鼓吹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一方面是罔顾事实，不合时宜;另一方面是放任大公司和大财团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对整个社会不利。其次，新经济自由主义是以一种片面性，如片面强调供给和市场的有效性，来反对另一种片面性，即凯恩斯主义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再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行，主要是服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要求。其结果是使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缺乏有效管理和对外竞争力，为发达国家的利益敞开门户，而发展中国家却深受其害。一些拉美国家的惨痛经历就是证明。第四，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往往沉醉于并不存在的理想状况之中，以在这种理想状况下的分析结论去衡量或要求实际经济，造成理论严重脱离现实，以至于这些理论被称为仅仅满足于课堂训练的“黑板经济学”。第五，新经济自由主义否认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与现实性，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抽象的、理想主义的理论推演“游戏”之中，在理论上越来越片面地强调形式主义的技术化手段，单纯追求数学逻辑的严密性，而忽视经济上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这就使得其日益成为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而与现实没有多大关系。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角度看，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些主张的确在运作市场经济方面对于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比如，竞争有助于调动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提高效率的观点;市场能够较快反映经济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理价格、调节经济供求的观点，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具有积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当然，由于经济活动的必然联系，在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我们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市场经济活动规则之外，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在这些方面，经济自由主义的某些主张也还具有暂时性的借鉴意义。

但自由市场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经济学家普遍承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具有产生垄断、降低经济效率的倾向和作用;市场信息在事实上的不对称极大地妨碍了效率的发挥;市场机制本身在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上具有局限性;市场经济对解决公共物品问题无能为力。这些都是需要从法律、制度和政策上加以限制和规范的。此外，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强者通吃”机制，其造成收入分配和利益上两极分化的弊病，需要必要的制度和政府政策来加以调节。“优胜劣汰”的机制也具有两面性，如何对待被淘汰的企业和个人，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政府都是一种考验。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了世界性经济衰退。这场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危机影响深远，各国至今尚未彻底走出其阴影。对于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众多经济学家纷纷进行探讨，发表了各种见解。

除一些较为直接的和表面的因素之外，很多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对经济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是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原因。一些人开始意识到美国推行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恶果。英国沃里克大学商学院政府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科林・克劳奇教授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获益良多的利益集团――巨型企业，尤其是金融业的巨型企业――的社会影响却丝毫没有受损。虽然正是银行业的错误行为导致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但这场危机却使银行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新自由主义认为银行业对新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必须千方百计地保护银行，使银行不用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买单。……更可笑的是，持续向银行业提供补贴被视为是可以使金融业回复活力、使全国经济得以恢复的必要而合理的举措，要知道这些补贴大部分来自纳税人为‘救市计划’作出的贡献”。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说：“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总能产生好结果的思想是危险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信仰。”长期信奉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在危机发生后，也表示：“日本套用基于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推进改革，结果导致日本丧失优良传统和产业竞争力，日本社会开始分裂。”日本经济评论家内桥克人也说：“市场万能、竞争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就业体系破坏，社会纽带断裂。”连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推行者和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过去错误地相信自由市场可以调节金融体系而无需政府加强监管”，而银行自我调节能力的全面崩溃令他“万分震惊，感到难以置信”。

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新经济自由主义并未完全丧失其影响力。当前，新经济自由主义仍然在美国和一些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一些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仍然认为新经济自由主义是根本的、具有生命力的经济秩序的指导思想，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其主张。一些在西方国家接受教育的经济学人也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基本持肯定态度。

古巴的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教授在2008年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前夕就出版过一本书――《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2007）。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的生命力源于多种因素：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所包含的内涵丰富的哲学思想、世界观、价值观，其理想模式在私有制下的吸引力，以及精致的形式逻辑和智力吸引力等。对于新经济自由主义，他说：“无论是基于不真实的假定的比较优势，还是边际主义以及那些一般均衡的模型;无论是生产的功能，‘理性选择’，还是用以反映在全球化了的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数学模型，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所赖以存在的不过是优雅的逻辑和强烈的智力吸引力。”“形式逻辑的基础是一系列不切实际、违背历史的假设和前提，而正是这些不切实际的、违背历史的假设和前提决定了自由主义的结论。这些假设和前提就像是麻醉大脑的陷阱，人们一旦接受它们，就会落入优雅形式的园囿。”

利用现代数学分析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安瓦尔・沙克（Anwar Shaikh）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关于经济思想的形式化表述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说：“这些工具（指经济学形式主义表述所使用的数学工具――引者注）从来就不是脱离内容而凭空产生的：它们无一例外地是在正统概念体系框架中开发出来的，至少，它们与那些隐藏起来的前提的关系被严格地审查过。那些前提就这样被不知不觉地植入到分析工具中。正统理论倾向于仅仅将自己表现为一套客观和中性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没有哪门学科比得上数理经济学。这主要是因为，数理经济学的根基是对正统经济问题进行几何构建，而这些经济问题本身就是以一系列概念（例如一般均衡、完全竞争、将利润演化成为利益等）为前提的。在这里，几何学的精确与正统经济学的愚蠢充分混合，所形成的混合体其强度可能远远超过了其组成部分脆弱性的程度。轻薄的问题虽然用精确的方式提出，但归根结底，也只能是精确的轻薄。”

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的是一种“胜者通吃”的市场经济秩序。在这种经济秩序之下，如果没有适当的制约和调节，将永远是有利于强者的“自由竞争”。所以，新经济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既是有利于国内大企业、大资本集团和统治者利益的，也是有利于大企业和大集团在国际竞争中的利益的。从历史上看，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情况就是如此。18至19世纪的英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提倡自由竞争，对其本国极为有利，而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力量不如它的国家则明显不利。美洲新大陆以及德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正是对其进行的有利反抗。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显然有利于美国这个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有利于美国大资本集团的利益。

经济自由主义赖以存在和延续其生命力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其对人性的认识。从人性的自然要求来说，希望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自由无可厚非。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指导经济活动和经济秩序的基本思想，从古典自由主义产生起，就带有了强烈的资产阶级色彩和烙印。所以，经济自由主义从其产生至今，基本未能褪去资本主义的烙印。那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所片面强调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立场和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对封建主义私有制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展开经济活动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有利于更多的社会经济利益，所以，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制度，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历史的长度看）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经济发展的奇迹。这正是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引以为傲的理由。

资产阶级视野的狭窄性就在于，他们将资产阶级的立场和眼光当作所有人的立场和眼光，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永世长存的、最合理的经济制度，将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看作最有效率、最符合所有人的自由要求和利益要求的经济模式与机制。于是，在这种僵化和固步自封的意识下，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就总是被看作最理想的经济秩序。

但是，历史的发展永不停歇，经济自由主义的缺陷和局限性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先是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缺陷的暴露，后是进入21世纪后资本主义国家所遭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可以断言，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根本缺陷不能克服的情况下，危机的出现就是必然的、或迟或早的事情。

综上所述，经济自由主义既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历史进步意义，具有在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仍可借鉴之处，其未来仍然会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显示其促进经济效率的优点，但它也存在着其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缺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该设法努力防止和消除其消极作用和影响。

注释

转引自[美]大卫・鲍兹：《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物），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同心出版社，2009年，第55、42、50页。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5页。

转引自[美]默瑞・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59页。

[英]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69页。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3～14页。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7～28页。

[英]科林・克劳奇：《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11、1页。

）参见[古巴]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3、28、28～29、15、15页。

[英]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页。

[德]戈罗斯凯特勒：《论经济秩序的设计：弗莱堡学派的贡献》，沃克编著：《经济思想史回顾》第2卷《二十世纪的经济思想》，爱德华・艾尔加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一是以瓦尔特・欧肯（Walt Eucken）和弗兰茨・伯姆（Frantz Bohm）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The Freiburg School），也叫“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学派”;二是以威廉・罗普克（Wilhelm Roepke）和亚历山大・吕斯托（Alexander Ruestow）为代表的“社会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

参见《读卖新闻》（日本），2009年1月3日。

参见《人民日报》，2009年3月23日。

参见《国际先驱论坛报》（美国），2008年10月23日。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选篇11

当代中国的各大高等院校基本都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专业课，但是当代大学生对这两门专业课的认知程度不足，不能够从正确的角度认识两者的关系。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联系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二者从不同的角度都批判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是两者理论的基础，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笔者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持有正确的态度，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

关键词：

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足

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马克思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廉•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要服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对资产阶级的经济从质上进行分析，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又区别于重商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但是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完全科学的。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历史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者威廉•配第在他的著作《赋税论》最早提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命题。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威廉•配第曾说：“还不确定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来计量的。”“劳动种类的差别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只取决于劳动时间。”但是威廉•配第没有区别好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也没有将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仅仅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但是他没有区别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继承和发展了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独立科学的体系建立起来。亚当•斯密指出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特征，他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还认为商品价值有工资、地租、利润三种收入共同决定和调节的，现在的学者将这个理论称为“收入决定价值理论”。在亚当•斯密之后，大为•李嘉图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劳动价值论形成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马克思写到：“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时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分析清楚到底什么劳动决定价值，使得以后的理论带有非科学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性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部分也有不科学的部分。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共同的来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共同的理论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为代表的，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为其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继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成了两个支流，一个支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合理的部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另一个支流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它是由英国马歇尔和凯恩斯，美国萨缪尔森和斯蒂里茨发展的经济学，经过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的发展，成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棵大树，引用：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比喻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树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不同的理论，都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扬弃。

三、西方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来源一样，同样，西方经济学也扬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是由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构成的，宏观经济学主要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理论的，微观经济学以均衡价格论为中心理论的。均衡价格论的本质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批判继承了亚当•斯密“收入决定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是由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等理论有机组合的产物。西方经济学是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体系。无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们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了劳动价值论，使得它们的理论体系各有不同，但是它们的理论来源都是一样的。

四、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要树立正确认知

首先，大学生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可以观看相关的电影和书籍。其次，大学生要从感性和理性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认识，大学要在学校课堂上认真听课，课下要积极地查阅相关的资料。再次，大学生对两者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可以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起来，从实践中再获得认识。最后，大学生要能力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回归与实践，要与当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解决问题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参考文献：

[1]（苏）弗•谢•阿法纳西耶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选篇12

一

在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张扬中，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以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斯密、伯克、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阿可顿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才是自由主义的根本；而以边沁、米尔、杜威、拉斯基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则是自由主义的“插班生”。这是因为这些古典自由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是从经济角度（财产权与经济自由）切入自由主义的。洛克的自由主义政府学说就是建立在以保护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等基本人权为政府的根本目的这一命题之上的。同样，二十世纪有重大成就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等）无不以其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托。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与经济问题上的立场一向是旗帜鲜明的。[1]

时下中国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是这样从纯理论层面来阐明他们的主张：“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2]

在同“新左派”的辩论中，集中体现出了时下中国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对当社会现实的看法：在对基本国情的判断上，认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在对社会弊端的判断上，认为是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经济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甚至压制后者。在如何解决社会弊端上，认为从法国革命起源的近代左派政治文化，经过俄国流播进中国，逐渐被发展为登峰造极的“”实践，这是一条历史岔道；因此，改革提出否定“”，并引进市场机制，是向着世界主流文明艰难回归。只有把市场机制改革延伸到政治体制改革，在制度层面建设种种权力监督机制，治国才能既解决好社会公正，又尽可能避免中国历史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3]

二

新古典自由主义言说在时下中国的盛行，有着其无庸置疑的学术的和现实的合理性，但也有着其无庸讳言的致命弱点。这些致命弱点，总括起来有两点：一是缺乏历史的选择意识，二是缺乏现实的问题意识。

缺乏“历史的选择意识”，主要表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言说不能正确看待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在它看来，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和排斥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的忽视。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系谱中，经济自由主义始终未曾获得与之重要性相称的一席之地。自由主义者们通常对经济问题缄口不语，要么是“均富”、“计划”、“第三条道路”等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常谈。连胡适这样的大牌自由主义者在谈到经济模式时，也曾对苏俄的计划模式赞赏不已。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民社派，高扬“均富”和“混合经济”的旗帜，称颂被哈耶克斥责为通向奴役之路的东西。这一通病至今未有治愈的迹象，轻视财产权、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的偏差至今仍未得到匡正。[4]

对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上述解释，事实上否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的理念不仅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强信仰，而且也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的理想追求；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彻底解决民众对于社会正义（分配公正和经济平等）的强烈诉求，已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主旋律。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五。四”时代开始，便呈现出了鲜明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调和。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西方自由主义的人物来说，美国的杜威属于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而英国的拉斯基则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尤其是拉斯基，对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杜威。他的费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修正的自由主义理论，在保留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个人自由、民主政治的同时，力图将它同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调和起来，从而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发展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现代中国的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如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等留学英（美）期间都是拉斯基亲炙的学生；留学德国的张君劢也最为崇拜拉斯基，将他看作是继洛克、边沁、米尔之后的英国自由主义哲学的正宗传人。在拉斯基活跃于欧美学界的20至40年代，他的政治思想就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得到了广泛地传播。他的各种主要著作如《共产主义论》（黄肇年译，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版）、《政治典范》（张君劢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政治》（邱新白译，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现代国家自由权》（何子恒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国家往何处去》（张虹君译，天津新民学会1935年版）、《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王造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民主政治在危机中》（王造时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等陆续译为中文出版，并被奉为政治学中的“瑰宝”。庐锡荣在《拉斯基政治思想》（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一书中，称赞拉斯基“是现代欧洲政治思想的一个怪杰，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怪杰……我们研究它的政治思想对于过去旧时代的旧政治思想可以得到许多正确见解。对于未来新时代的新政治思想，可以得到许多光明的暗示”。王造时在《民主政治在危机中》一书的译者序中，只有四句话要说：“第一，这本书是著者《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之前编。如果要明了现代民主政治与国家的本质，这两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第二，这两本书可代表拉斯基政治思想的转变，并且是1930年以来，世界各国政治急剧转变的反映。第三，这两本书的内容主要是以英国为主要背景，但其理论的涵义是一般的。”40年代以后，在理论宣传层面，自由主义者创办的各种杂志如《观察》等仍在继续不断地介绍和翻译拉斯基的新作；在政治实践层面，由于深受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响，以张君劢等为首的自由主义者还创建了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明确地提出了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5]制度的奋斗目标。而且“民盟”主张所走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糅合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理念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正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拉斯基则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想灵魂。[6]

缺乏“现实的问题意识”，主要表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在“思想资源”的层面上展开，从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消极自由主义理论”，只是说“通往奴役之路”万万走不得，却没有告诉我们“通往自由之路”究竟何在？“走出奴役之路”又哪里去寻？“自由”如何才能可得？因此，时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在宣扬另一种“私有化一定比公有化好、市场经济一定比计划经济好”的人间神话。事实上，这既有悖于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政治学领域本身不在以经验理论的长足进展为满足，而是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统治而不是有谁统治的这类价值规范的问题上；也有悖于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和市场化变革一波三折的艰辛事实。因此，从时下中国社会争取建立自由秩序这一“现实的问题意识”出发，中国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要张扬的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互补，而不是两种“自由”的相互排斥。科斯理论的特点是只谈“交易成本”，而不谈“交易权利”。这决非是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科斯所处的社会已经解决，已不是他的问题。最著名的论证，如“企业的意义”和“牧人与农人”问题以及由此导出的如今已成经典的科斯定理，都有这样的背景。在今天处于市场经济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绕开交易权利问题而大谈交易成本，便有可能成为一种为“抢来的钱”辩护的理论。因此，从时下中国社会争取建立公正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这一“现实的问题意识”出发，除了追求效益之外，公正问题则显得更为重要，因此首要的问题是要确立“交易权利”，即确立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7]

总之，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应运而生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要真正有所作为，就需要在“主义”与“问题”的结合中，在洞察“历史的选择”与“现实的问题”之间，创建出自己的理论。“拿来主义”是必须的，但“自由”毕竟要在本土的“问题”中争得，从外面是永远“拿”不来的。

注释:

[1]详见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书的“前言”部分，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2]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3]详见朱学勤：《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分歧何在》，《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文选》，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4]详见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的前言部分，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5]在殷叙彝先生的倡导下，近年来学界又普遍地称其为社会民主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选篇13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一、西方经济理论的演化

西方经济思想起源于17世纪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关于商品价值、货币的论述，而其理论形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集重农学派和重商主义理论之大成的古典经济理论甚至西方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以“经济人”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起始点，在继承英法古典经济学家把研究的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传统的基础上对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对外贸易是致富源泉”和重农学派的主要观点“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进行了批判。另外，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并提出利润和地租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斯密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之后，萨伊等人抽取了斯密经济思想中的庸俗成分，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庸俗的经济学体系，其主要任务在视资本主义社会为永恒社会和历史终结的基础上仅研究经济现象的外在联系，为发展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经过边际革命后，19世纪末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继承传统庸俗经济学的基础上，以局部均衡论为分析工具，着重分析价值和分配理论，研究经济体系中的价格形成过程和资源配置过程，用折中的方法把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融为一体，建立了一个“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学体系，其特点不仅表现为用主观心理阐释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用社会达尔文进化论和“连续原理”分析社会经济现象，而且表现为吸收边际效用学派的边际分析方法和力学上的均衡概念。马歇尔把古典经济学家从供给即生产费用方面解释价格、价值和边际效用学派从需求即效用方面来解释价格、价值的两种不同方法进行综合，认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点决定商品的价值、价格。在20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背景下，在继承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寓言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的基础上，凯恩斯批判了西方传统经济学就业理论的核心“萨伊定律”和20世纪初占据西方经济学正统地位的新古典就业理论，建立了以国民收入分析为基础，以就业理论为核心目标，以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均衡为目的国民经济总量分析的一个新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战后，为解决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缺乏微观基础的难题，美国凯恩斯主义者代表萨谬尔森把新古典学派理论体系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综合为战后占主导地位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同时还有各种新自由主义学派及其他学派的理论体系，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供给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

二、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古典经济理论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上存在乐观论和悲观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中前者认为经济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而后者在经济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持否定立场。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配第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要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的著名论断。而重农学派对土地重要性的认识比配第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其认为人的因素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很重要，但土地的重要性要超过人。魁奈在“纯产品学说”中也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魁奈，1997）。重农学派认为，人口增加导致农业劳动力增加，进而农业生产扩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由此持续下去。其十分推崇自然力在财富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类似于如今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自然和环境生态的重要性的认识。与重农学派过分强调自然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同，古典经济理论之先驱斯密着重研究分工、组织和制度问题。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认为，虽然当土地成为稀缺资源时，劳动报酬会出现边际递减趋势，但分工和资本积累可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扭转经济因土地稀缺而导致增长下滑的基础上维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资本扩大能增加雇工，而分工发展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技术、新机器的发明、进步、应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1988）。与以上几位对经济长期发展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不同，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能长期持续发展”抱怀疑态度。其认为，虽然分工发展和技术进步在工业生产中能导致报酬递增，但农业中的报酬递减趋势在所有土地资源被完全利用和资本积累率下降后，将会压倒工业中的报酬递增趋势，进而造成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最后人口和资本增长将停滞，这种经济持续增长的悲观论使卡拉尔把经济学称作“忧郁的科学”。若李嘉图是“忧郁的科学”的“始作俑者”，那么以“人口论”和“土地报酬递减规律”著称的马尔萨斯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表现出更大“忧郁”。其认为，人口的迅速增长不仅不是财富，而且还是造成人口贫困的重要根源，并在借鉴报酬递减规律的基础上论证生活资料的增长总是滞后于人口的增长。故长期来看，若不能控制人口增长，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必将超过资源的供给，从而其未来充满悲观。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相似，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穆勒也持有“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古典经济理论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担忧表明经济学家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忧患意识，但这种担忧随着新古典经济理论对数学工具的大量使用而逐步被遗忘。

与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关注资源稀缺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关注：在资源数量既定时，如何对其配置使之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不难发现在关注点上，新古典经济理论已偏离古典经济理论的研究传统，这种关注点的转移表明：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对资源稀缺程度的依赖并不像在古典经济理论中那么明显。新古典经济理论总体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持肯定态度，其认为，市场自发调节能解决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促使经济长期增长。这不仅是因为技术发展能在提高土地和其他资源生产率的基础上克服报酬递减趋势，而且是因为在经济活动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资源稀缺程度的提高能成为技术变革的动力，即随着稀缺资源价格的不断上升，经济活动主体会寻找、发明节约这种资源的新技术和替代品。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并不相信“马尔萨斯陷阱”的存在，认为知识进步、教育普及和技术发展所导致的报酬递增趋势会压倒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报酬递减趋势，故经济可获得持续发展和人类将有美好的未来。

从本质上看，马歇尔乐观的可持续发展信念源于其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和推崇，但这种迷信和推崇遭遇到1929～1933年间席卷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而以倡导政府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但由于采取的是短期、比较静态的分析而忽略对经济发展问题长期、动态的研究，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关注不多。即使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20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其研究思路也不过是由以前的强调政府干预变为强调市场机制，可持续发展问题始终未能进入他们的视野。根据索罗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及之后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既然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那么资源和环境就不会构成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制约因素。

客观地讲，经济发展在尚未突破资源与环境瓶颈前确实能给人类带来众多益处，但随着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工业文明的巨大进步，自然资源的日益衰减和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渐渐对人类生活构成影响，使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学术界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进行反思。西方的反增长论者和环境保护论者便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他们不仅反对把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更反对忽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新古典经济观点。之后，可持续发展思想经过两次国际讨论走向成熟：第一次是20世纪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的米都斯发表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虽引起学术界及世界各国对资源、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却对该书的结论持怀疑态度，著名经济学家弗里曼谑称之为“带着计算机的马尔萨斯”。经济增长的宣传者索洛认为米都斯等人的“世界末日模型是一个坏科学，因此也是公共政策的坏向导”；第二次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工业化发展导致自然资源耗竭、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恶化日益严重，而由经济增长引致的“三废污染”、能源紧缺、人口过剩和粮食问题等更陷入“普遍性恶性循环”。世界各国人民愈来愈认识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已超出马尔萨斯等人当年所言的对产出的制约。在此背景下，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主席布伦特兰在其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共识。布伦特兰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在借鉴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的重大发展战略。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皆对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肯定，使之成为中国长期坚持的重大发展战略。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是新型工业化中可持续工业化本质的核心概括。

（作者单位：1.清远技师学院；2.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法）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精选篇14

关键词：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理论

西方经济学是被运用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有市场经济学之称，流行于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西方经济学于15世纪产生，是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国家对其宏观调控的方法和政策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分析而形成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广泛了解，特别是在1929年西方产生经济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学被学者信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在它悠久的历史中，三次重大的变革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三次革命分别是古典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

一、古典革命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17世纪下半期开始，英国、法国等国家逐步出现了反对重商主义的干涉主义的思想，着重要求从生产领域中研究财富的增长，以自由放任态度为主，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古典革命”。

17世纪，英国打败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逐渐成为世界霸主，开办了东印度公司，进行全球贸易，掠夺资本，使产业资本疯狂聚集。17世纪下半期，英国出现反对重商主义。1776年，“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是古典经济学战胜重商主义的里程碑，西方经济学由此过渡到了古典经济学时期。但亚当・斯密并不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古典经济学早在英国威廉・配第的学说中就已出现，亚当・斯密将其宣传于世，李嘉图发展壮大直至结束；在法国是从布阿吉尔贝儿的学说中初现，魁奈完善，西思蒙第结束。

古典经济学学者反对政府干预政策，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批判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荒谬理论，克服了重农主义者认为的“只有农业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局限性理论，综合二者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理论多以学说形式出现，但古典经济学学者的理论使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了系统体系，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60年代，古典经济学学说快速发展。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稳定时期，同资本主义制度共同发展，不可避免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初期资本主义色彩。古典经济学学者多把关于经济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同相同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和各种经济变量之间作用的机制结合分析，使制度和经济发展结合，到后来学者逐渐歪曲前学者的理论概念，有意掩盖和歪曲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的实质，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既定制度下的经济资源配置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引起了少部分学者的不满，经济学家兼实证主义哲学家的约翰・穆勒既想讨论物质生产的不同方面，又不愿意把社会内容和资源配置的内容包括在同一范畴之内，他企图把经济学划分为“因其自然天性而产生”和“受国家制度影响”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尽管约翰・穆勒没用完成系统转变，但十分有效的推动了经济学理论关于这两个部分的独立研究。

直至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的出现，西方经济学彻底抛弃对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开始转向对社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的理论分析，才全面完成了这一过程的转变。

二、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处于过渡时期，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同时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西方经济学逐渐融入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如数量分析、边际增量分析、统计方法等各类研究方法，因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又产生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初，奥地利、英国和法国的学者――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几乎在同一时间分别发现了边际效用的递减原理。后又经过经过维赛尔、帕累托、马歇尔等边际主义者的发扬，最终明确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理论体系。边际革命是以消费者行为为出发点研究价值的问题，价值决定被看成是消费者个人的心理变化。边际主义者坚定的认为竞争是调节经济的有效途径，是竞争在生存和消费之间建立了均衡势力，边际主义者的微观经济理论被誉为新古典经济理论。

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间的矛盾愈加深化，经济危机连续发生，推动人们改变视角，开始从宏观上探寻和研究经济危机的产生，因此随之出现了很多宏观经济理论。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运用总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形成了信的宏观经济理论――动态均衡论；熊彼特根据均衡理论，运用生产要素的新因素解释经济周期的波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马歇尔提出了货币流通数量论；美国学者密契尔运用宏观视角对国民收入进行研究。这些宏观理论对后来的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有着重要意义，是宏观经济学建立的基础和前提。

边际革命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学者的理论所推动，新古典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的延续和发展，边际革命是研究方法论上的革命，以资源配置为经济研究的中心，使经济学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三、凯恩斯革命

资本主义社会在1929年―1933年期间爆发了第一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也宣布了“萨伊定律”的失败，也说明了西方经济学前期理论的错误，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出现了第三次革命，也是最著名的一次革命――“凯恩斯革命”。

处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文中，阐述了需求原理，否定了萨伊定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供给是自行创造需求的，所以不会发生大型的经济危机”这一说法，他认为供给是需求的函数，由于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收益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这三大心理规律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和萧条，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缺乏信心导致危机爆发。他坚持提升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权，运用财政与金融相结合的办法，提高公共支出，降低利率，刺激群众消费，推动投资等方法，刺激需求，以实现经济的均衡状态，严厉抨击萨伊定律，摒弃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

不得不说，凯恩斯革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但他从心理学规律的角度出发，研究经济危机的爆发，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的理论强调短期、静态的分析方法，忽视动态分析方法；强调宏观经济方面因素，忽视微观经济基础；强调需求因素，忽视供给因素。凯恩斯的理论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但也不能否认的是他的思想政策的确带来了西方经济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

凯恩斯革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西方经济学时代，推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丰富了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极其关键的时期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也为当时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和困境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道路，凯恩斯不仅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真正意义上，现代西方经济学说的奠基人之一。（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 蒋自强.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2] 尹伯成.西方经济学说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3] 王丙毅.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变革与新古典范式的命运[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4] 刘庸.西方经济学概念的革新和理论的发展[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