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精选(五篇)
发布时间：2023-09-21 09:57:02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城市社会治理体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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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界社会问题；碎片化；城市治理；整体性治理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3-0061-05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问题自身的属性和治理过程都表现出明显的跨边界性，各种城市社会问题相互交叠，对原有的城市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跨边界社会问题都不是仅靠单个部门或某一级政府就能轻易解决的。本文将具有跨行政区、跨部门、跨层级治理等特征的社会问题定义为跨界社会问题。从治理的角度而言，跨界社会问题具有四个方面的意蕴：
（一）地理空间维度：跨行政区边界。我国地方政府在特定的行政区划范围内通过行使职权，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公共事务实行分层和分区域管理，每个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职能都有着严格的边界。但是，在社会要素的快速流动和社会问题扩张的交互作用下，诸如环境污染、流动犯罪和传染病等典型的社会问题开始不断扩大其空间范围，并跨越原有的行政区域边界。这类跨行政区社会问题的范围大到涉及几个省，小到几个乡镇或街道，甚至是几个社区或村委会。面对跨行政区域的社会问题，某个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已经难以仅仅依靠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实现有效治理。我国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中以利益为中心，片面强调行政区划和管辖范围，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的管理思维与城市跨界社会问题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紧张关系。
（二）横向结构维度：行政部门边界。传统的官僚制以专业分工、等级制和非人格化为特征，并日益发展成为支配公共行政的普遍组织形式。这种专业化分工的管理模式强调以职能为中心设置政府部门，在一个部门、一个岗位只需重复一种工作的情况下，无疑能够提高行政效率。但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程度越来越高，社会问题的界定、诊断和治理都将超出特定部门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传统的官僚制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地方行政管理的“碎片化”问题，在我国则具体表现为部门利益导向、各自为政、多头管理、职责交叉重叠和推诿扯皮等现象。面对跨部门边界的社会问题，各行政部门在现实中经常出现“好事抢着管”、“难事不愿管、没人管”的尴尬局面。“碎片化”的地方行政管理已经难以有效应对大量跨部门边界的社会问题，成为我国地方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的难题。
（三）纵向结构维度：跨行政层级边界。以科层制为主要特征的行政管理表现出对权威和信息纵向流动的高度依赖。在科层制结构中，不同层级的政府主要依赖信息的层级控制进行公共事务的管理，即信息的传播需自上而下层层下达和自下而上逐级汇报。但是，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由“点到点”的传播方式逐步演变为“点到面”的裂变式传播方式。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信息传播也已经从层级控制转向实时共享，任何个体、组织或政府都难以对信息进行垄断。传统的科层制管理模式缺乏灵活性和即时性，在治理跨行政层级的社会问题时显得僵硬呆板。
（四）公共治理维度：跨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边界的共同治理。跨界社会问题的治理已经超越了政府部门的任务范围，单从政府角度来治理社会问题往往陷入“治乱循环”的困境。跨界社会问题的治理要求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它的一个显著特征表现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之间的合作治理。在现代社会，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作为公共治理主体将跨越各种壁垒和边界，按照信任、沟通、合作的原则，构建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让社会组织和企业等组织充分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社会管理过程，整合政府、社会、市场三方资源，发挥各自优势，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发育的多赢式治理目标。[1]
二、整体性治理：对跨界社会问题治理的一种理论回应
针对社会问题跨边界性和行政管理碎片化之间持续增强的紧张关系，公共管理的研究进行了理论回应，并在各国的实践中进行了多维度的创新，形成了以下三种主要的解决路径：一是信息技术的路径。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在政府部门运用互联网技术，全面推动和实施跨部门、跨机构的信息共享与电子政府工程。二是组织结构的路径。在充分尊重不同部门各自分工与专业化的基础上，围绕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共同目标为纽带，建立健全由相关职能部门联合组成的“部际联席会议”或者进行大部制改革。三是管理过程的路径。公共政策的执行与目标的实现既不能依靠各自分立的政府职能部门，也不能依赖设立新的“超级部门”，而是要在不取消部门边界的前提下实行跨部门合作，典型代表有“无缝隙政府”和协同治理等。
问题在于，以上各种改革路径虽然都在某个侧面为解决行政管理的“碎片化”问题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思路：但是，任何单一的行政改革路径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这迫切需要一种整合性的理论来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问题的解决方式，它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衰落和新公共管理改革过程中造成的严重“碎片化问题”的战略性回应。本世纪以来，为有效应对政府管理中的部门主义、视野狭隘和各自为政等问题，从而提升政府的跨部门合作能力和政府绩效，满足多方位、多元化的社会需求，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的重点已经从结构性分权、机构裁减和设立单一职能的机构向有效的“跨界”合作和推进整体政府改革的转变。[2]
整体性治理致力于解决传统官僚模式中的部门分立和碎片化问题，对跨界社会问题的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其一，整体性治理为跨界社会问题提供了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希克斯则认为，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解决方式，它针对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政府改革所强化的碎片化状况。[3]整体性治理”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这思维方式注重各部分之间的连结方式或结合方式，以及在这种结合方式中产生的新的现象、新的属性，它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行之有效、并被广泛应用的传统方法。其二，整体性治理为跨界社会问题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治理工具。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通过政府内部的组织、流程、技术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建立部门间的有效沟通和协调，达成组织之间的合作共治。其三，整体性治理为跨界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强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组织的一体化的信息平台，通过实现“一站式”的平台，为公民提供跨越边界的整体。[4]
图2 城市跨界社会问题治理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实地调研获取的资料绘制。
5.定期会诊问题：跨界社会问题整体性治理的信息研判。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组建情况信息分析研判平台，每月会同区维稳办，将涉及社会稳定、城市运行安全、城区市容管理、市民需求反映等方面情况实现全方位采集、全时空汇集，形成了社会问题和信息的“月度分析、专项研判、动态预测”的分析研判和会诊机制，从中梳理出各阶段、各时期城市管理中市民反映最多和民生服务中市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管理联动中心还围绕政府的中心工作，把对社会问题的分析研判融入到政府工作的推进中，在复杂地区整治、民生需求服务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提供准确的信息，发挥社会管理联动中心的辅助决策和参谋作用。
6.畅通参与渠道：跨界社会问题整体性治理中的政社合作。发挥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是跨界社会问题整体性治理的有效措施，也是拓展信息渠道，广泛延伸管理触角，更有力地加强城市管理和公共安全的基本要求。一是组建社会管理议事员队伍。长宁区动员和引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委干部、地区居民、企事业职员和热心参与社会管理的志愿者等加入到开展收集反映市民呼声、监督评价处置情况、查找管理建议、跟踪督促隐患整改等社会管理的工作中。二是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工作奖励办法。长宁区制定了《鼓励市民参与社会管理奖励的暂行办法》，明确参与范围、参与主体、奖励程序、评奖要求等内容，提高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三是开发试用社会管理互动智能模块。按照更加有利于市民参与社会管理，更加便捷地建立政社渠道的要求，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会同研发公司，开发互动智能模块，让市民便捷地从网络下载软件，建立起互通渠道。
（三）对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大联动模式的评价
与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相比，长宁区的社会管理联动模式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也是城市网格化管理在技术上的升级、功能上的拓展和管理领域的延伸。它的特点在于在不打破原有管理体制的基础上通过组织结构创新、功能整合和流程再造，从而实现对城市跨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在实际运行中，长宁区社会管理大联动模式在跨界社会问题的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实现了对疑难事项处置由“按职处置”向“指定处置”的转变。针对公众需求事项涉及多个部门和职能边界模糊的情况，长宁区遵循市民利益为重的原则，采取了“指定谁、谁处置”的方式，减少了因部门职责交叉、职能重叠而出现的推诿扯皮情况。二是实现了社会管理方式由“应急处置”向“常态管理”的转变。长宁区改变了以前社会管理具体事项应急运动式的处置模式，把联动处置作为社会管理的工作机制固化下来，以常态化的工作格局促进社会管理的规范化。三是实现了社会服务管理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的转变。社会管理联动中心的平台全面整合区、街镇、网格和部门的各类服务管理资源，形成以网格为基础，以街镇为单位，以部门为依托的工作格局，建立发现、立案、派遣、处置、核查、结案的闭环式工作流程。社会管理联动中心在处置事件中遵守工作规范，对联动处置形成了严格的评价标准，并纳入到对部门的绩效考核，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管理的精细化和标准化。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和手段，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模式也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尤其是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新的社会管理模式不可避免地会与原有体制不衔接，在新技术及新管理手段的应用上也会存在一些技术障碍与认识问题。例如，在社会问题的发现层面，社会管理大联动模式主要存在市民诉求受理渠道多、受理面广，各部门的信息系统尚未完全归并和打通，条块信息汇集不畅，基层多头接受派单和指令等问题；在社会问题的处置层面，社会管理大联动模式中的综合类事件的处置效能不高，主动发现问题的效率和能力还有待提高；在社会管理大联动的体系层面，区和街道两级联动平台关系尚未理顺，网格内资源整合和利用的效果不明显。
（四）长宁区社会管理大联动模式的展望：基于智慧城市的跨界社会问题整体性治理
长宁区政府于2001年提出“数字长宁”的发展战略，又在“十二五”规划中更明确地提出建设“智慧高地”的设想。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下，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的整体性治理还有更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一是针对目前社会管理联动工作系统不通、接口不连、信息不畅等问题，长宁区可在现有系统平台的基础上，建立以“三个实有”数据库（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和实有单位）为基础，依托社会管理联动工作，整合视频监控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视频对讲系统、移动通讯系统等网络资源，建立集发现、受理、派单、管理、统计、监督等功能为一体，覆盖社会管理各个环节的智能化的城市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二是在社会管理联动系统建设、平台升级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数据标准、统一维护要求、统一信息格式，建立健全联动单位必须统一遵守的社会管理联动信息管理工作机制，形成“信息共享、系统共管、诚信共建”的管理格局。三是针对当前政府临管存在多头监管、监管职能交叉、条块分割、沟通不畅等情况。长宁区可依托“三个实有”数据库和社会管理联动平台，将食品安全监管、城市运行安全监管、企业日常管理监管等纳动平台之中，对企业单位日常经营、生产、管理过程中依法进行检查、监管、处罚等情况进行汇集，使多部门监管、多方位记录、多渠道反映汇集于一个系统之内，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础数据，形成政府监管的信息综合积累，提升监管的有效性、针对性。
四、结语
本文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的改革实践作了初步的理论分析和评价，可以发现跨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涉及体制、机制和技术等多个层面，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健全部门间、层级政府间和社会主体间的协调配合机制，实现跨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模式需要战略层面的系统规划和顶层设计。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的改革创新带给我们的启示意义在于：它对治理过程的优化是在未对现有的行政体制进行大规模手术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也避免了改革的阻力，这是一种系统内的技术整合和流程再造。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实践的深入推进，它也必将遇到原有体制内政府部门利益化冲动和部门间合作文化缺失的阻力，这将影响社会管理联动中心整体性治理的长期效果。
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区之一，长宁区担负着成果推广和经验扩散的责任，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改进：首先是加强顶层设计。在长宁区区级层面，不仅区委、区政府要对社会管理联动的改革进行常态化的沟通和协调，以使各个部门能步调一致，而且也要形成区和上海市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在更高层面达到条和块的协调以及部门间信息技术标准的统一。其次是构建合作文化。在长宁区社会管理大联动的运作过程中，共同价值观、参与、信任与团队合作文化的培养和塑造仍然是一项十分重要任务。再次是提升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地方干部要有更加包容的心态和开放的思维，不断提升运用新媒体吸纳和整合民意的能力，这些都是地方干部在实现城市跨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中必备的素质和能力。
[参考文献]
[1]陶希东.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J].学术月刊，2011（8）.
[2]汤姆・克里斯滕森，皮尔・格雷德.后新公共管理改革――作为一种新趋势的整体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2006（9）.
[3]Perri6. 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 The New Reform Agenda. New York： Palgrave， 2002.p48.
[4]竺乾威. 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08 （10）.
The Holistic Governance on Cross - border Urban Issu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Social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Center in Changning District of Shanghai
Jiang Junjie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movement of information and population， the cross-border social issues are springing up constantly， and beginn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in local government. It i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the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system to adapt to this new situation because of the rigidity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del. The theory of holistic governance responds to the tension between cross-border urban issue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rovides a new model of governance，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value for the application in local govern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Social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Center of Changning District in Shanghai as a case and uses the theory of holistic governance to explore the model and path of how to address the cross-border urban issues， and also evaluates the Changning model at the end.
篇2
这个听起来颇有些乌托邦的造城计划不乏合作者，新希望的刘永好、巨人的史玉柱和远大的张跃，都踊跃参与其中。然而，乌托邦的梦想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此前冯仑已经折戟廊坊。当初，他把视线先放在有着“北京后花园”之称的河北廊坊，事实上在立体城市这个设想提出后的最初两年里，几乎关于万通的所有新闻报道，都是以“廊坊”为主角，但到后来，该项目却以夭折告终。据知情人士透露，廊坊计划的失败原因在于后期与政府协商不妥，导致政策扶持不够而失败收尾。相关立体城市研究专家认为，城镇化过程中，企业是导演、政府是监制，政府应当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支持城市化发展的新兴模式，涉及到具体事务则由企业来运作。国际人士也曾表示，立体城市的完善有待社会体系的支持与进化。比如要把酒店大堂挪到40层，开始总要让地方政府先接受这一观点，否则接下来的建设根本无法实施。
随后，冯仑带着国内立体城市的计划，陆续进入成都、西安、温州3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口号提出已有近5年时间，但立体城依旧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它比起东京和纽约寸土寸金、结构密实的超高容积高楼大厦，以及香港比比皆是的“牙签楼“，至今仍没有具体产品面市。
安徽建工学院教授姜认同立体城市“打破城市功能区”的理念，认为这一理念有助于解决“城市建设摊大饼”问题。但在实际操作方面，姜认为如果真的按照现在宣传的方向打造，冯仑版的立体城市操作性存在问题。从建筑学角度来看，这 3个问题体现如下：一是消防；二是交通组织，包括垂直交通和水平交通；三是日照和通风条件。
篇3
关键词：市政工程造价；全过程控制与管理；造价控制；分析体会
市政工程是在城市建设中，由政府规划建设的旨在为居民生活、工作提供更多便利，促进城市健康长远发展的人民公共项目，包括城市道路工程、城市桥梁交通工程、城市地下排水工程等。市政工程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城市的有序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同时，市政工程还承担着促进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随着近年来我国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各个城市都投入了较大的财力进行市政工程项目的建设工作，因此对于市政工程建设中的造价控制与管理已成为实现市政工程建设良性发展的重要课题。全过程造价控制与管理技术因其在工程造价控制方面的优势，能有效的把整个工程的建设费用控制在成本预算内，已成为目前实现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常用的造价控制方法，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一、投资决策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
长期以来，我国在市政工程建设上造成的最大浪费在于在市政工程的决策阶段没有做好整体的管理和控制工作，最常见的情况是，对工程造价的预算设计往往是在工程设计图纸确定之后，因此在相关成本预算中忽略了前期设计的成本。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前期决策对于工程造价的影响高达95%以上，而初步设计对于工程造价的影响也达到了75%以上，工程技术设计则可造成对工程造价35%的直接影响。由此可见，在工程前期决策阶段就开始进行全过程造价管理的重要性。如果在这一阶段忽视了对造价管理的前期控制工作，必然导致在后期的设计、建设、管理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最终造成建设成本失控，必须不断追求资金支持。很多实例都验证了决策阶段进行造价控制与管理的重要性，很多市政工程成本结算时超出成本预算，最终都被证实是由前期投资预算方面的偏差造成的。
针对这一问题，在工程决策阶段就必须把好成本造价的控制关，在具体实施方面应注意以下几点：
1、针对工程的类型和特点，结合以往的类似工程经验，充分发挥工程建设相关部门和单位，对工程项目进行大胆设想，结合工程的设计用途、所处位置，以及具体的功能要注，对工程建设实施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保证在工程项目决策阶段就将成本预算偏差降到最低。
2、工程项目建设的各个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本着严谨的工作态度，针对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进行多种实施方案的设计工作，通过全方位的比较分析，结合工程项目需要达到的社会、经济效益，选择出一个最佳的建设方案。
二、设计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
工程项目的设计可以说是整个工程的灵魂，这一阶段的工作决定了工程整体的成败。市政工程项目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设计质量应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规定、相关设计必需满足工程项目各项功能的要求、设计工作还要体现出对市政项目经社会经济效益的体现等。最重要的，工程的设计直接决定了整个项目的投资规模。因此，这一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必需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1、组织工程项目相关的各个部门和单位，对相关设计方案进行全面论证，做好项目应用价值的分析，从而选出最有利于发挥市政工程项目作用的设计方案；从技术层面做好相关技术在成本质量控制方面的经济性和可行性，选出最科学、经济、合理、环保的技术实施方案，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程度的降低工程成本。
2、在工程设计阶段，就需要对工程所需建筑原材料进行市场情况分析，根据国际标准和市场报价，结合工程质量标准要求，选择最具性价比的原材料进行购置安排。
3、在设计审核过程中，需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对设计进行严格的工程造价控制，针对满足设计要求之外的设计需对其合理性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考虑，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成本浪费。
4、利用项目经济责任制将设计相关的责任落实到具体设计部门和个人，以此保证工程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避免因设计方面的问题对整个工程的造价造成不良影响。
三、招投标和施工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
为保证工程施工工作的顺利开展，相关的招投标工作应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对于工程的造价管理，在招投标的过程中，应体现了政府的廉政建原则，通过规范的招标程序选择最合适的施工企业进行工程的具体施工建设工作。这一阶段的工作对于保证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合理的成本控制和科W的技术投入是保证工程的建设进度的基本条件。在完成了招投标工作进行合同签订的过程中，需对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书面的明确，尤其是在施工费用发放方面，双方应形成具体的规定和责任划分，并在工程施工阶段积极落实相关内容，保证工程建设严格按照合同规定进行，将可能影响工程造价的不确定因素尽量控制到最少，使所有环节的技术施工、成本费用具体化保证工程的顺利施工。在这一阶段进行成本控制和管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在市政工程的工程施工成本预算中，有70%都用于材料的采购，也就是说对材料供应费用进行合理控制是施工阶段实现有效的成本控制的关键。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应加强对施工原材料的选购和使用管理，通过专门的负责人对施工阶段每个环节的材料流动、使用成本进行详细纪录，是避免施工阶段材料使用出现问题的有效办法。
2、在工程建设施工期间，工程管理监督部门需对工程施工的各个环节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了解，及时跟进工程进度，结合实际的施工条件和环境，对工程施工过程中的造价管理进行结算记录，为工程竣工阶段的成本核对工作奠定基础。
四、竣工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
工程竣工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工程质量验收的基础上，对工程的结算清单进行核对，并进行整个工程造价的结算和控制。这一阶段的工作，需做到以下几点：
1、根据合同规定，进行工程竣工的结算工作，相关审核人员需严格控制超出合同规定的其他费用，对于没有在合同规定内的费用应予以扣除，对于违反合同规定的部分应进行违约金的扣除。
2、针对工程施工期间的设计变更产生的相关费用，应结合实际情况，根据相关规定对变更项目的成本进行计算，审核时需在保证项目单价的正确性的基础上进行。
3、在进行成本验收时，应根据招投标确定的工程单价进行严格的执行工作，保证投标人的综合单价的确定不变，遇到工程变更等情况，在进行成本核算时也应严格执行投标单价，遇到则于建设原因而出现的清单遗漏或没有超出误差范围的清单，就根据合同双方签订的约定办法进行处理。针对工程变更产生的成本，在进行审核时需提供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三方共同签字盖章的书面文件，才能将其相关成本纳入成本结算。
篇4
[关键词]社会组织；城市竞争力；提升
一、社会组织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
（一）社会组织的界定
社会组织，一般指由志愿人员组成并致力于实现某种价值目标，但不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处于政府和市场以外的独立的民间组织。根据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划分，一般把社会组织分为三类：一是社会团体；二是基金会；三是民办非企业单位。
（二）城市竞争力的定义及构成要素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编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把城市竞争力定义为“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转化资源与争夺、占领、控制市场，多快好省地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其中为其居民提供福利是城市竞争力的最终目标。”据《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的分类，共有六大城市竞争力构成因素，分别是以企业和经济为核心的企业素质、当地要素、当地需求、内部联系、公共制度、全球联系。当然，在这六大因素下还可根据不同的标准细分出更多的子因素。为突出社会组织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本文仅从社会组织在提升城市竞争力方面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即二者之间的相关要素展开分析。
（三）社会组织发展与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互动效应
根据前文界定的城市竞争力构成因素，与社会组织相关的要素包括企业素质、内部联系、公共制度及全球联系。其中，全球联系又称之为外部联系，因此本文把社会组织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相关要素归纳为企业素质、公共制度及内外部联系。
1、企业素质与社会组织
就企业素质而言，现代企业素质的提高不仅是企业内部需要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所致力要提高的重要方面。随着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和行业的不断纵深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便自然而然地诞生，这是促进城市中企业的持续、规范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企业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其生存发展的首要前提，因此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只顾及自身发展，实则“短视”的一些决策和行为。出于对促进企业自律、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多重因素考虑，行业协会等类型的社会组织的产生，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无疑有益于企业和行业的良性发展。
而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而言，企业素质的提高又处在了核心的地位。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需要通过企业的发展壮大来实现经济能力的“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还需要发展成熟的行业协会对辖区内企业进行引导和提升，从而实现企业的集约式发展、合理化管理组织和科学的运行，这将有助于形成和发扬企业文化，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最终促成城市竞争力的“质”的提升。具体而言，只有一个成熟的产业集群才能达到具备知识外溢效应显著、产业整体创新能力较高和集群内信任机制健全，有序竞争的状态。而一般尚未达到成熟阶段的产业集群，由于缺乏有效的创新网络，许多研发活动仅限于企业内部，缺乏集群内其他企业参与与支持以及信任约束机制的不完善等，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现象往往较为严重。因此，健全的社会组织网络和成熟的社会组织发展生态对于提升企业和行业素质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
事实上，行业协会的出现和不断完善，既有利于团结行业内的大多数企业，加深同行业间的相互交流，同时还有利于归纳和发现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就此进行共同的研讨和改进，从而促进行业往更优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行业协会可以通过企业会员的登记信息较先地掌握行业的实际状况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行业协会还可以通过企业会员们“转让”的部分权力对行业内一些不良现象进行纠正，督促企业会员自律，提升企业自身素质，并制定达成共识的行规，以求最终实现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目标。从长远来看，行业协会商会对于企业会员的监督、规范和完善作用最终将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素质和行业前景。而优良的企业素质和相当的经济规模必然对城市竞争力的构建和提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2、公共制度与社会组织
公共制度是城市中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与构成城市的主体――公民密不可分。《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把公共制度定义为“政府制定的约束经济主体交往、维护社会发展的行为规则”。关于公共制度对于城市生活或者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社会上普遍形成这样的共识：“良好的制度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效率，可以对经济主体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可以保证公民获得应有的福祉，减少不平等和歧视”。也就是说，城市发展的综合水平，或者更确切地说，城市竞争力的大小不仅与其经济总量和效益相关，而且与公共制度的构建与执行关系密切。
长期以来，一般都认为公共制度与政府有着最大最直接的关系。诚然，公共制度作为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提供，以及维护社会发展秩序的重要工具，政府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通过更为科学的决策及实施办法推动城市公共制度的建立和维护。从另一个角度看，公共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公民及由公民组成的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因而，在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政府自然是主体，但是，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一元。公民的参与本身具有促进信息开放和交流，增进公民独立决策和影响政府决策方向的能力，并有利于政策的执行。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利于政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入到社会管理的公共事务中去，进一步优化政府的管理职能；而且还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通过社会组织的草根特性，紧密联系群众，进一步增进社会凝聚力；此外还可以促进相关社会组织的成长，通过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锻炼自身组织的能力并增强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建立与政府部门的互动合作。
而公共制度的完善、社会公共服务的到位、社会的稳定和谐这些都是构成城市竞争力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而城市社会领域的不断完善自然会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同时也能够保证高端人才能过在所在城市内获得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从而实现城市的人才战略。此为社会组织在协助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外起到的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连带作用，这也是城市竞争力组成的重要一环。
3、内外部联系与社会组织
就内外部联系而言，城市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树立相应的城市形象，而社会组织在城市形象的树立以及对外展示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加强内部联系方面，社会组织立足于市民，下达基层，上可汇聚市民心声表达意愿，既可加强社会各界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又可增进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在发展外部联系方面，社会组织在政府的官方渠道之外另辟蹊径，通过开展各类非政府的、非官方的、民间的交流活动，既可提高城市的区域化以及国际化程度，同时也能帮助把城市的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成果对外展示。可以说，社会组织之间的网络以及其内外部联系是城市对外宣传和推广的一扇窗户。
我国社会组织中大多数都属于自下而上的草根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来源于普通市民，且其活动的领域也都是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倾听市民心声、反映民意、满足市民需求等方面，社会组织有着天生的优势，同时也是其后天成长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另外，社会组织还可以充分发挥其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媒介作用，促进下情上达以及政令畅通，加强政府与企业、市民之间的沟通。
此外，由于大部分的社会组织从事的都是公益事业，通常都专注于某些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关怀，通过他们的各种实践活动和社会服务，既满足了服务对象的需求，同时也在向社会倡导、传达了志愿精神，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公众的公益意识，帮助建立社会的公共道德。
由此可见，社会组织在开展其自身活动的同时也间接地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塑造，在诠释城市文化、展示市民精神风貌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社会组织在进行对外交流时，既可以通过与市外、省外乃至国外社会组织的合作，引进出有益于本城市的外地经验、技术、人才、资金等，还可以代表民间力量在参加国际活动中对国际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使城市的利益和愿望能够更多地展示和体现在相关的决策过程中。
总而言之，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主要载体，其组织的构成和活动的范围都紧紧扎根于城市中的居民们。因而，社会组织的发展无疑与公民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因此，在致力于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鼓励社会组织的参与和推动其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二、促进社会组织发展进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西方相比发展较晚，而各类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对于一个城市而言，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管理、建设公民社会、提升城市竞争力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综合前文对社会组织发展与城市竞争力提升之间的关系梳理，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在促进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同时，以求达到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效果。
（一）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理论创新
从社会组织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中的社会组织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已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并开展了一定数量的活动，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于社会组织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加深。在实践过程中，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经验需要经过总结和提炼，有助于现有的社会组织发现问题并及时寻求科学的解决办法，同时还可为更多新建立的社会组织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在时间过程中也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发展的瓶颈，如如何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摆脱资金短缺的困扰、提高组织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等等。而仅由单个社会组织去思考和解决这些带有共性的问题，难免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形。因此，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和理论创新，从更宽广、系统、全面的视角来检视社会组织，这是有益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之举。
（二）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体制创新
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其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政府在贯彻执行当前的社会组织政策的同时，应当加大在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方面的体制创新力度。
一方面，通过提高城市居民的公民素质、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等方式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瓶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公众对于社会组织的不了解、甚至抗拒。要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打开局面，创造条件让公众深入了解社会组织，近距离接触社会组织，鼓励部分群众身体力行加入到其中的行列，公众对于社会组织的了解越多，自然对其所宣扬的慈善公益、行业利益、公众福利等价值观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鸣，也就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了解乃至肯定。
另一方面，通过完善面向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实现从以往的常态化资助到动态管理的转变。具体而言，政府在对社会组织进行专项拨款扶持时，可以把所拨款的资金进行细化分类，清晰界定社会组织的启动资金、项目经费、专项经费以及运作经费等，并且对每项经费的使用进行全程的监督。与此同时，每年定期对获得资助的社会组织进行一到两次的抽检，除了对其资金的使用进行审计，同时对其活动开展的成效进行评估。动态管理的根本目的除了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识别出优秀的社会组织，在下一年度的资助中可以有选择性地适度倾斜于这部分社会组织，避免资源的平均分配。
此外，通过建设面向公众的平台，把社会组织的相关资料、活动信息、组织年报、财务报告等进行公示。如此一来，不仅公众可以便利地在固定的平台获取社会组织的信息，有助于公众对身边社会组织将要进行或正在进行的服务项目和系列活动有更直接的了解，而且也为社会组织主动公示其相关信息并接受社会监督提供了方便。而这一信息平台还可以实现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和经验共享，促进彼此的沟通与交流。
（三）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能力创新
要实现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从根本上提升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水平以及社会服务水平。就社会组织的现状而言，尽管从数量的方面社会组织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然而其具体的能力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在组织内部，除了要实现科学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以外，还要对组织员工进行常态化的具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其服务的专业水平。同时，现有的社会组织中大多数员工的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且文化程度较高，结合年轻一代和知识分子的需求和特点，采取相应措施增强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凝聚力，关心员工的个人成长，从而减少人才的流失是社会组织发展的软件保证。
在组织的外部，社会组织要学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提升自身社会形象，善于利用新媒体等为组织及其活动进行有效的宣传。而加强与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则可有助于吸收相关的有益经验，掌握到所在地更多的需求信息，为更好开展自身活动，及开拓跨领域的服务项目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实现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了可能，在政府和市场以外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为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传统办法以外的选择，同时也为更好建设和谐社会贡献了其力量。在公共服务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既是城市竞争力的体现，同时也是城市竞争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应该指出的是，社会组织的作用不应当只停留在解决现有问题的层面，而应该从更宏观更长远的战略高度出发，着眼于在预防社会问题的产生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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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社会复合治理;路径分析;思路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B
一、问题的提出
在旧生代农民工落叶归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在代际更替中成为农民工群体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导力量。相比父辈，生长在城市、远离农村和农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处于迥异时代背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取向、社会心态、个人诉求、行为逻辑、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对农村和土地的眷恋有所消减，而对进入城市社会有着较强的期盼和憧憬。
然而根源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体制使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经济上、甚至在身份上融入城市，但是却面临着就业歧视、社会网络狭窄、人力资本匮乏、心理认同度低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经济上融入，社会和心理上嵌入的非实质性融入现象，传统的由户籍制度导致的二元结构正在城市内部演变成为新的二元结构，即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处于城市与农村的双重边缘，是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悬空的一代，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真正市民、与城市融入的梦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的城镇化已经取代物的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入人文关怀、需要融入人性理念，让新型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彰显人性的光辉。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不解决，不仅会使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受到影响，而且也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不仅要跨越城乡二元制的藩篱即取得城市户籍，还要能够形成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拥有一定的融入城市所必需的心理资本，获得本地市民的情感接纳和社会资本，并且拥有在城市安居兴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居住证制度、健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制，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无论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还是十三五规划纲要，都从政策、制度或机制上给予外来人口更多的、更公平的享受市民待遇的机会。因此，在这一趋势下如何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彰显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人文关怀和人性理念，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鉴于新型城镇化所提倡的人性关怀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独特性，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研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成因并寻找解决半城市化问题的合理路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持续改进我国城镇化质量、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意义重大。因此，本研究在对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以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成因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的抽样数据为基础，选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为因变量，通过单因素卡方检验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三种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并以城市融入模型为基础，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社会复合治理解决思路与对策。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基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模式以及户籍制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影响，在城镇化、半城市化、城市融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外分化格局。
第一，西方学者在早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以流动人口和移民为研究对象，关注城镇化以及流动人口和移民的城市融入状况。
西方早期的人口迁移理论，利用归纳方法对人口迁移状况进行解释，力图发现人口迁移内在的规律和特征。其中建立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推拉理论、预期收入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等都从工业化、城市化视角研究农业转移人口问题，成为现代人口迁移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深入探讨了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提出了由城镇化所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过度城市化”等今天依然困扰世界城市发展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人口迁移与城镇化问题研究逐渐从宏观视角转向对于转移人口个体及家庭迁移动因或迁移行为等微观层面的研究。
西方学者的半城市化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对于半城市化现象的论述，后来演变成为从特征、过程的角度定义半城市化，并对半城市化问题发展机制、发展现状以及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探讨。由于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西方学者对于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解决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层面，如社会熔炉理论、社会同化理论提出的流动人口通过接受当地主流文化、建立社会网络并实现心理认同的同化过程。
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在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国情和制度背景之下展开，但为中国错综复杂的城镇化问题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良好平台，为中国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第二，国内学者以普通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为研究起点，进而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独特性以及其在农业转移人口中的主体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及半城市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诸多学者，基于各自学科视角对农民工群体的流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内容从早期关注的流向、规模、人口学特征等人口流动的静态特征，逐步演变为流动过程、工作和生活状态、行为方式、社会融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征，以及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影响等。
以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问题为标志，学界开启对农民工代际特征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热烈讨论。在王春光城市融入与半城市化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在三个方面就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及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广泛探讨。第一，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状态进行验证和分析。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社会认同、群体特征、权益保障、心理状态、就业状况、城市融入等方面，指出虽然在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基本市民化，但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以及社会认同的“内卷化”都使其处于城乡两栖的半城市化状态，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第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居于主流的观点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制度决定论”。还有学者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也是导致其半城市化的原因。第三，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已经呈现出结构化、长期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因此学界展开了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演进趋势及成本测算的相关研究。
经过修正的西方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相关理论等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城镇化研究。然而，由于我国与西方城镇化在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在借鉴和运用西方相关理论时，应该结合我国实践并结合时代特征。与此同时，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城镇化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在研究技术上，早期以规范研究为主，发展到目前占主流的各类实证研究，学者们大量使用的实证方法如Logit模型、OLS回归分析、Profit模型等分析方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怎样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半城市化到完全市民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又如何避免半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以上问题的解决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意义重大。然而，纵观国内外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相关研究，居于主流地位的“制度决定论”已经无法很好解决当前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的户籍制度改革趋势下新生代农民工仍旧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以及无法融入城市等问题，因此，亟需从新生代农民工软实力――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视角打破以往研究中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各种因素各自为政的桎梏，通过三种资本的协同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三、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实证研究
通过对国外劳动力迁移、城市化进程和半城市化现象进行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和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回顾，本研究归纳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表现特征、成因及演变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及面临的问题。经过文献梳理和归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
以1980年后出生、16周岁以上农村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大型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132份，问卷Cronbach'salpha系数=0.8647，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实证分两部分。首先，在问卷调查获得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22.0统计软件，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对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框架，即各个影响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关系进行单因素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因素的显著性值都小于5%，可以认为这些因素单独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相关。其次，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倾向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对于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显著相关的因素，可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在其它因素影响下每一因素对于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及各因素的相对影响程度。由于因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有市民化倾向=1，没有市民化倾向=0）为虚拟变量，且为只有两种结果的定性变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模型设计中，可以假设P为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而1-P为没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对P进行logit转换，记为logitP，以logitP为因变量建立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Log itP = a+b1x1+b2x2+…+bnxn （1）
由（1）可以导出：P= （2）
（2）式为logistic回归模型。在式中，a为常数项或称为回归截距，bi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系数，xm为作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自变量。
本研究在选入变量α=0.05的水平上，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被调查的1132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采用自变量组分步强制纳入法，分别就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五组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虽然制度因素的影响更加显著，但国家一系列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政策措施出台后，制度因素的影响将产生变化;人口学因素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确定。
四、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社会复合治理的解决思路与对策
张红芳，吴威（2009）认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协同关系，三者的协同是开发个人潜能、形成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林竹（2011）认为，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协同可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张洪霞（2013）也认为，通过三者的协同可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本研究认为在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的情况下，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者的协同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解决其半城市化问题。
所谓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排斥其他主体参与，向多种社会主体协同以促进治理绩效优化和提升社会整体治理能力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复合治理的治理主体强调多元参与主体的“复合型”协同参与，更加注重社会组织参与主体在治理机制中的平等地位;治理过程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互动”，即通过政府部门的主动作为和其他各主体的全面参与，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建立良好的互动伙伴关系;治理结构强调多元参与主体间的横向互动，与传统科层组织形成网格状治理结构，各个参与主体成为连接多渠道治理路径的结点，其网络触角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需求反应更为及时灵敏。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应该引入复合治理的理念，引导第三方组织和企业与政府进行“复合型”协同型参与，构建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维结构下的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模式，有利于打破单一主体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问题的解决效率。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新行动过程中，多个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主动关联所构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主体网络。据此加以引申和延展，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解决的复合主体则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复合主体，旨在打破不同主体间的“部门分体制”，塑造一种互相嵌入、功能互补的互通互联协同治理模式。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一是注重“政府―企业―社会”三维合作的组织模式，也注重不同主体的主动性和专业性，促进各主体的优势复合发挥。二是复合治理主体构建了主体间相互融通，共同分享，优势互补的互动平台，打破了治理全过程不同环节、领域的部门割裂、主体分立。三是实现主体间互联互通的内部化，对于有效整合多主体间的社会资源，加强融通协同，提高治理效率具有实然性。因此，如何在实践中构建政府与企业主体、政府与第三方组织及企业主体与第三方组织之间“双向互动”的良关系，形成优势互补和犄角支撑的耦合型治理格局，是深化和创新半城市化问题解决路径的一种新探索。在这一社会复合治理结构的支撑下，运用政策、法律、社会、经济等多种手段，通过全方位培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从而增强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增加其心理资本，增加其职业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本;通过各主体努力增加其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交流渠道以增加其社会资本，从而使其拥有心理归属感，并拥有更多信息渠道从而增加其人力资本;通过网络组织进行的包括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询在内的心理培训，加强对其挫折心理的疏导，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促进其主动融入城市以提高社会资本，激发其自身强烈的成就动机以提高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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