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学历教育精选(十四篇)

国民学历教育精选篇1

【关键词】民办学前教育；教育政策；发展历程；政策制定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民办学前教育政策变迁

近代民办学前教育被称为蒙养院（园）和幼稚园，1912年壬子学制改称蒙养园，招收六岁以前之学龄儿童，1922年新学制始称幼稚园。

1939年，当时的教育部门颁发了《私立学校规程》和《修正私立学校规程》，《私立学校规程》的颁布实施是我国近代政府对私立学校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的标志，在我国近代私立学校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在1949年以前，虽然我国的幼儿教育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混乱到较为规范的历程，开创了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特别是民办幼儿教育，当时的教育部门对于民办幼儿教育做了一系列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民办幼儿教育发展做了良好的铺垫。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前民办学前教育政策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在初等教育司内设置幼儿教育处。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有了一个发展转折性的开始，幼儿教育也得到了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1951年《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规定，“实施幼儿教育的组织为幼儿园。幼儿园收三足岁至七足岁的幼儿，使他们的身心在入小学前获得健全的发育。幼儿园应在有条件的城市中首先设立，然后逐步推广。”

1952年教育部《关于接办私立中小学的指示》，某些私立幼儿园改为公立，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由国家负责和管理，并在其后的30年间，我国私立幼儿园都基本消失。到1965年，全国有幼儿园1.92万所，入园幼儿171.3万人。

三、改革开放后学民办教育政策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把发展幼儿教育的重要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指出：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发展、整顿、提高各类托幼组织。

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1984年教育部转发《北京市社会力量办学试行办法》的通知，这是对社会力量举办学前教育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1993年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明确提出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办学。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这是国家第一部专门规范民办教育的行政法规。这项法规的出台，使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进入有法制化阶段。

2003年3月制定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今后5年（2003—2007年）幼儿教育改革的总目标是：形成以公办幼儿园为骨干和示范，以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为主体，公办与民办、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格局。

国民学历教育精选篇2

[关键词]郑鹤声 历史教育 国民政府

郑鹤声，1901-1989，浙江省诸暨县人，我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学者，是“南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在历史教育方面，他重视传统文化的重建，史料在教材中的重要作用、近代史的重要作用以及边疆地区的历史教育发展。教科书的修订是根据课程标准进行的，历史课程标准是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标准。1929-1949年国民政府共颁布了六次历史课程标准。除1948年的《修订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之外，郑鹤声参与了其它五次，是国民政府时期参与课程标准编写和审定次数最多的学者之一。

而且郑鹤声1929年至1946年间一直任职于编审处，从事历史教科书的编审工作。所以，有学者就认为对民国学校历史教育贡献最为突出的学者当属任职教育部编审处、国立编译馆编审、人文组主任并在中央大学兼课的郑鹤声[1]。

一、郑鹤声的历史教育思想

郑鹤声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学者们增加中外国史的比例的主张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教授历史应注重本国史之义也”。他认为当今历史教育的目标是“藉过去之教训，觉察其当前之义务，与努力之途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历史教科书应该特别注重民族光荣与模范人物的叙述。[2]1935年他在专著《历史教学旨趣之改造》[3]中指出，鉴于国家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学校历史教育“旨趣”应注意民族意识的培养，恢复民族自信力。1936年他的专著《中学历史教学法》中，重申了自己的这一论点：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如何鼓吹我们民族的意识，如何恢复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学历史教学是有着“重大的使命的”[4]。

在中西方文化关系上，郑鹤声指出“西洋文化固有其本身之价值，中国固有文化，亦有非欧美所能及者”，“究之往史，中国人固能吸收外来文化，必以中国人之特质为骨干而调和之。”[5]只有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充分发挥东西方文化各自的优点才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一方面须接受外来之文化，同时亦须发扬固有之文化，以资参证。且接受外来文化，必先明了固有文化，取舍利用，使能有所折衷，固不仅在抱残守缺已也。”[6]而历史教育的目标就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的益处，已达到弘扬固有文化文化的目的。

同时郑鹤声还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培养个人的品德，为未来治世的参考及民族教育的目的。郑鹤声在《中国历史教学法》中，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在本过去的真实事迹，作为今日问题发生的来源，再检讨那变动的及发展的过程，使能明白现在所发生的问题症结，前车为鉴，求现在治世的参考。”[7]历史内容是劝善惩过的记载，成为砥砺行为的资料。人们从历史的记载中能效法先贤的言行，去恶惩奸，所以历史教育可以培养人格陶冶情操。

他十分重视史料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当课本的内容不足以充分说明教学内容的时候，他认为应该重视补充教材的编写。“关于课本之编攥，自有部颁之历史课程标准，可资依据”。而补充教材的编纂方法和取材方法与课本基本一致。郑鹤声指出历史课本的取材目标“除本国材料外，更须旁及外国只材料，但当力求切合于国情时势耳。”至于补充教材的编纂也可以依据这个标准“分初中高三级”[8]。

郑鹤声十分重视历史教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他在《历史教育之任务》一文中引用了陈立夫的话指出自己在历史与现实联系方面的主张，文中说到“吾人须知历史教育之对象，为现在之人，而非过去之人。吾人之目的，应在于使一般现在之人，藉过去之教训，觉察其当前之义务，与努力之途径。”

二

与北京政府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热衷于权力纷争相比，南京国民政府对教育的控制明显加强，确定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即“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复制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9]1929年以后制定的历史课程目标皆强调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世界主义。即使提倡要“关怀世界”也要首先考虑国情，“注重国际现势下的中国地位，使学生不以高远的理想，而勿忘中国民族自振自卫的必要。”课程标准的制订也逐渐成熟。根据时局的变化，国民政府先后对历史课程标准进行了六次编写和修改，但其主旨思想、框架和内容都没有很大的变化，编写课程标准的人员也没有很大的变动。从1929年到1948年，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历史课程标准的主要编写人员十分稳定，主要有顾颉刚、何炳松、郑鹤声、陈训慈等人[10]。其中顾颉刚参与编写了1929、1940、1941、1948年的历史课程标准；何炳松为1929、1940年的初中历史课程标准的主要制定者；陈训慈参与编写了1929、1932、1940年的历史课程标准；郑鹤声分别参与编写和修订了1929、1932、1936、1941年的历史课程标准。但1948年的历史课标由于败退台湾而没有得以实施。所以这四位学者中，只有郑鹤声参与了国民政府所有的颁布并且实施的历史课标的编写和审定。

郑鹤声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的这一主张充分体现到了整个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历史课标》中。1929年的《高中历史课标》指出“中国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上，自有其卓特的成就，但各国民族的学术文化，也有为中国所不及而足供我们的采择者”，在坦率地承认我们落后和西方列强侵略、殖民及野蛮的同时，也承认了西方列强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希望通过学习外国史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所以讲习外国史时，富阐发外国的学术思想与其特长的精神以为中国民族观摩效法，截长补短的一助”。1932年、1936年、1940年的《高中历史课标》都重申了这一认识。

郑鹤声重视历史教育实行方法的研究，他认为教学时间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多寡进行合理的分配。所以他认为1932年《高中历史课标》中中外史教学时数各占一半的做法太过呆板。因为从教学内容来看国史要远多于外国史，“而本国史所占时间的分配，应比外国来得多！中学中外历史之时间分配，是不应该太呆板的六六平分，如能采用八比四的分配则比较近于理想。”[11]

郑鹤声十分重视近代史在历史教育中培养民族精神和激发民族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人读史的态度，一向是崇拜古代而忽视现代的，甚至在现代的学校历史教学上，也往往详于前而略于后。……与其详古而略今，宁愿详今而略古。”[12]1929年《初中历史课标》批评了以往历史教学详古略今的弊病，认为教师应将全部教材，作轻重恰当的支配，务使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教授近代史。“略古详今”这一教科书编写和教学原则在国民政府时期所有历史课标中都有体现。

同时1929年以后制定的历史课程标准中十分重视史料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历史教员应在历史教科书基础上，“自当随时补充教材”，对于特殊资料，“应随时自编补充讲义，或节取他书以供应用”。这与郑鹤声重视史料考据的史学观点相同。

三

1928年5月曾明确提出，“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其次乃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再次则为本党之历史与国民革命之意义”。历史教科书的编审首先应该注意国耻部分历史内容的描述，其次要符合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第三是要对的历史以及国民革命的意义进行重点介绍。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符合之精神、主义和党纲成为历史教科书发展的政治前提。之所以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其实是企图通过提倡传统文化来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从而维护其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趋严重的国难，学术界相当多的有识之士，希望从学校教育入手，对学生进行国耻教育和民族危机教育，以挽救民族危机。学术界一致认为学校历史教育应果断改革，积极应对民族危机，发挥学校历史课程在激发民族精神、培养民族自信心、恢复民族自信力上的应有社会价值。从而形成了学校历史教育救国思潮。

郑鹤声对于学校历史教育这一功能的态度，在众多学者中可谓表现的最为坚决、强烈和不遗余力。他指出，国人民族意识消失殆尽，其消失原因虽多，而历史教学之未能尽其功用，实为根本上之原因。所以历史教材的内容应该达到可以“增养一般国民有爱民族爱国家之思想”，“裨益于抗战建国之需要”。教材应该围绕本民族历史上有关民族、疆域、政治、军事和文化这五个方面进行取材。

“叙民族则注重与国内各民族之同化，而说明以汉族为共同化之对象；叙疆域则注重于统一与开拓之事实，而说明吾国疆土之不可分离，并其逐渐发展之过程；叙政治则注重与民治之思想，并说明建国时代之政治，而推动改革旧法之精神；叙军事则注重与民族战争，而关于巩固国防，复兴国家，与扶助弱小者为旨归；叙文化则注重于固有之道德思想、良善之政治制度、与夫有价值之科学知识。”[13]

对于教材中如何分配各类历史，即以何种比例来分配政治史与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历史的问题，郑鹤声在《中学历史教学法》一书中，提出不同的学习阶段政治史和文化史应该各有侧重，即初中历史教科书应多偏重政治史，而以文化史为副，高中历史教科书可偏重文化史，以政治史为副。因为初中学生应先了解历朝治乱的历史事件，再探讨历代相承的文化精神，这样可以使初中生，先取历史的概念，才掌握之乱因果的规律。

关于教科书的文字叙述，郑鹤声评论道：“坊间流行的历史教科书，不但材料繁冗，文字亦晦深，只求编辑上的便利，而不顾及学生的程度，殊为减少教学效率之重要原因。”而对于中学历史教科书文字要求，郑鹤声认为，“应采用极浅显通俗者，尤其于初中教科书，更宜注意，使学生都能够自动浏览”，“课本文字的身前，须适合于学生的程度，方有自己阅读的能力。”[14]新文化运动开始，白话文（也叫语文体）因其语言简单，表达通俗易懂，而大受欢迎。1922年我国产生了第一本白话文历史教科书，即吕思勉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但是白话文历史教科书的出现到全面普及是在20世纪的三十年代。

在民国时期的学者当中，郑鹤声是唯一的一个呼吁注重历史边疆教育的学者。他认为要确立中华民族意识，就必须重视边疆历史研究和边疆历史教育。他说，民族意识的确立，非培养国民边疆的观念，不足以御侮；且向来受狭义民族意识影响，以所谓蛮夷戎亟狄等野蛮名辞称呼沿边的民族，故一旦事起，则边防渐失，一受别人的挑拨离间，即生裂痕。鉴于此，郑鹤声认为，“在今日非常时期的教育之下，历史教育的使命，既深且重，而对于边疆的教材，更其不可忽略；而这种边疆的教材，在历史中最主要的，应注意下列三点：（一）边疆的形势与领土的损失和经过；（二）边疆人民生活的情况和社会经济的情形；（三）边疆之应如何开殖与发展！”[15]抗战爆发后，他又发表《历史教学与国防教育》一文，指出历史教学对于培育国民国防观念的重要性。

1935年郑鹤声著《三十年来中央政府对于编审教课图书之检讨》[16]以及1944年《八十年来官办编译事业之检讨》[17]分别对清末以来编译事业变迁以及关于教科书的舆论和提案、编审标准、编审经过以及今后编审教课图书应注意的问题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分析。

郑鹤声认为我国学校历史教育的教学目标和教材，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同，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然所谓历史教学者是否能达其教学上之目的，则殊成为问题”[18]。1937年郑鹤声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直言不讳表达了对历史教科书不良导向的担忧。他建议应该重新修订中小学历史教材。他认为历史教材中除侧重雪耻复仇救国卫民外，“尤须以忠国、死难、武勇的精神为标的”。所以学校历史教材“应该选择能表达忠义捍卫民族的历史作为教学内容。这正是国难历史教育的重心问题”[19]。

纵观郑鹤声的一生，不管是编写和审定课标，还是在编译馆任职作为一位学者“我以著述献中华”[20]是对他的最确切写照。郑鹤声重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重视近代史和传统文化在培养国民民族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边疆历史教育对于国防的重要并展开研究的学者。这些也是今天的历史教育改革一直都非常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何成刚：《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发展研究》，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7页。

[2]郑鹤声：《历史教育之任务》，《教与学》月刊第十一、十二期合刊，第五卷，1941年，正中书局。

[3]郑鹤声：《历史教学旨趣之改造》，1935年12月版，正中书局。

[4]郑鹤声：《中学历史教学法》，“四：教材的研究（二）：历史教材的选择问题”，1936年，正中书局。

[5]郑鹤声：《中国近世史》（上册），《民国丛书》第四辑，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18页。

[6]郑鹤声：《史地教育之总目标》，《训练月刊》第五期，1930年，第46页。

[7]郑鹤声：《中国历史教学法》，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3页。

[8]郑鹤声：《历史教育之任务》，《教与学》月刊第十一期，第五卷，1940年，正中书局。

[9]申晓云：《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10]杨红波：《他们是谁谁来选择选择谁―论民国时期历史课程标准编写者的选择》，《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1]郑鹤声：《中学历史教学法》，正中书局，1936年。

[12]同11

[13]郑鹤声：《选择历史教材的目标（续）》，《教与学》月刊第六期，第四卷，正中书局，1939年。

[14]同13。

[15]郑鹤声：《中学历史教学法》，正中书局，1936年。

[16]郑鹤声：《三十年来中央政府对于审定教课图书之检讨》，《教育杂志》25卷7号，1935年7月。

[17]包遵彭、李定一等：《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辑第七册，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17-55页。

[18]郑鹤声：《我国各级学校历史课程及其教育之沿革》，《教与学》，第十一十二期，第五卷，正中书局，1941年。

[19]郑鹤声：《教育实施的重心问题》，《教育杂志》第27卷第1号，1937年。

国民学历教育精选篇3

论及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教育发展，首先需要厘清江苏区域范围的变迁。清代的江苏因两江督抚不同城，教育行政机构也分属两江学务处（江宁）和江苏学务处（苏州），故在清末教育统计数据时，江宁、江苏被分列二地。民国建立后，全省划分为60县，结束了江宁、江苏分割而治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作为特别市独立出江苏省，此后，江苏管辖区域无大变动。

一、利用多种资源，推动基础教育发展

自古以来江苏便是人文荟萃之地，文化教育事业较为发达，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江苏的官商士绅各界人士纷纷介入新学堂的开办，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中小学新式学堂剧增，以宣统元年（1909年）的统计看，江苏（合江宁、江苏）各级全日制小学堂2002所，在全国居第8位①。

民国初年，中国各地战乱频仍，兵戈纷起。然而，由于江浙一带士绅力量强大、人脉较广等因素，使得1924年前发生的国内战争基本上没有涉及江浙两省。故在这段时期，江苏基础教育总体处于增长时期，以初等教育为例，据统计，1913年7月底到1916年7月底，小学校数量分别为5283、5515、5920、6214所，学生在学人数分别为231，758、234，839、260，484、292，433人②。可见在民国初期，小学教育在学校数和入学数方面呈逐年增长之势，到1927年，小学校数量达到8780所，学生数522，780人。但是，在增长的同时，还应看到这种增长表现为速度缓慢和发展的极不均衡，如县级及其以下的乡村小学校数和入学数量均较少，与庞大的学龄儿童人口相比，入学者依然属于“小众”，在1927年亦仅为26%；③同时，学校发展受战争影响极大，尤其是1924年9月在较为富庶的苏南一带爆发的江浙战争，对江苏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损失，同时亦直接影响了江苏基础教育的发展，《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称：江苏省民初四年间，因“政局较为安定……尚有相当发展，民十左右大致尚佳。十三年以后，战事屡作，已办事业，维持为难”。

与小学教育相比，仅从数量看，民国初期普通中学的发展较为滞缓，1915年，全省有省立、私立普通中学校仅27所，学生4016人，居全国第6位。这种情形的出现，与民初政府制定的中等学校以省立为原则的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如江苏省除1912年将前清府中学堂收归省有，另有几所私立学堂设立外，近10年间几乎没有中学堂的增加，更无县立中学堂的存在。1922年新学制颁布，该学制将中学划分为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年限各3年。新学制虽然对于中学堂设立办法依然规定省办为主，但同时附带说明：“凡各县如经费充裕，设备完全并有相当之校舍师资亦得设初级中学。”于是，一些有条件的县纷纷请求设立初级中学，到1924年，诸如江宁、盐城、南通、阜宁、上海、青浦、沛县、睢宁、宜兴、高淳等14个县获准设立县立中学，其后区域有所扩大，学校数量有所增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民国教育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而随着南京成为全国“首善之区”，江苏省的基础教育进入了发展的兴盛时期。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到1930年，江苏有初等教育学校数为8，346所，学生数为691，965人；1932年各类初等教育学校学生数为744，404人。《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35年各类小学10，223所，入学人数973，034人；1936年有小学11，182所，入学人数1167，538人。与此同时，普通中学的数量亦有较大幅度增加，据1930年调查，江苏县立初中已达50所，已备案的私立高中为33所。而在这个时期，全国县级初中计有652所，私立高中117所。从数量看，江苏此时的中学数量显然居全国前列。

综观整个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数量的增长是明显的，若与同时期其他省市相比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女子教育较为发达。江苏乃得风气之先之地，设立各级女校的时间最早，设校数量和入学人数较多。如1920年，在省立第一、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了两所女子中学，成为全国较早创办省立女子中学的省份之一。④1930年，有南汇、无锡、武进、海门、高邮五县设有县立女校。该年全省在读高中女生704人，仅次于上海；初中女生5977人，仅次于四川。1932年经过对中等教育进行整顿，江苏依然有女子普通中学26所，其中省立3所，县立9所，私立12所，数量居全国前列。第二，私立学校较为兴盛。1915年教育部报告指出：“私立中学以京师、江苏、浙江为最多。”⑤其中教会中学数量增长较快，据1922年统计，全省教会中学有51所，学生3323人，教会中学数量占全国六分之一强，入学人数居全国首位。

江苏民国时期在中小学数量方面的增长，首先得益于江苏自清末以来形成的良好的发展基础以及全社会的重教环境，而部分行政官员和诸多商绅、民间团体对于中小学教育的热心更有不可或缺的支持，如民国时期担任江苏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教育厅厅长的蒋维乔，以及先后担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的张謇、袁希涛等均是注重学校教育发展的学者型官员。其次，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带来的教育经费“充裕”，亦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众所周知，“教育经费为事业之母，欲求事业之发展，必先求经费之稳定”。⑥民国初期受时局影响，即使是较为富庶的江苏同样面临教育经费紧缺的情况，如1913年度，江苏各类学校用款仅979，000元，1914年度为1，105，000元，1915年度为1，159，000元，虽与宣统三年（1911年）的2，970，000元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但与其他大多数省份相比，岁出经费数仍历年位列第一，且逐年增加，这也保证了江苏师资队伍的稳定和素质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校的发展经费并不完全取自官款、公款，民间经费的支持也同样重要。此外，江苏是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外国教会势力较大，而教会开办的诸多“软硬件”较佳学校，一方面成为了江苏私立学校的“主力”，另一方面它客观上对江苏中小学发展建设提供了“示范”作用。

二、依靠学会力量，促进教育发展

回顾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以教育会为代表的民间教育社团组织在其中的参与、推动、引领等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解除了部分，各类专业社团得以获准设立。1902年于上海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标志着我国近代民间教育社团设立的开始。1906年7月学部颁布《教育会章程》，更是承认了教育行会组织建立的合法性，并由此推动了各地教育会的发展。正是在此背景下，由清末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担任首任会长的江苏教育总会（原江苏学务总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各县亦纷纷设立教育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江苏共成立县级教育会50个，会员几乎涵盖各地新教育界人士。⑦

民国建立之后，教育部便着手修改教育会章程，将教育会划分为省教育会、县教育会和城镇乡教育会三级，其后将学会宗旨规定为“以研究教育事项，发展地方教育为目的”，其职能一方面是基于研究成果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发展建议，另一方面则为“处理教育官厅委任事务”，⑧教育会俨然成为领导各地教育发展的主要力量。这种情形的出现，既与军政府忙于争权夺利而忽视教育事业发展有关，同时亦是因为地方政府控制力量式微、部分教育行政人员尸位素餐，省级教育机构希图通过遍及基层的教育会组织代行引领地方教育发展的“准行政”职能。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为江苏省教育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时机，故到1925年，江苏各县市乡教育会共有188个，其中乡级教育会59个。⑨不仅如此，从工作成效看，与某些省教育会“偃旗息喙”、“阒其无人”的萧条状况相比，江苏省教育会则能“岸然独行其是”，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如通过开会演讲，参与整顿小学、改良私塾等事项。⑩

由于事实上能够进入江苏省教育会核心圈的均为教育上层的精英，故当时教育会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涉及教育问题的社会舆论走向，但同时又与基础教职员逐渐产生距离。与此同时，为强化政府的专制统治，控制过于兴旺的民间社团的发展势头，1927年，控制的政府以“学阀”罪名封停了江苏省教育会，而以半官方的教育协会取而代之。尽管到1928年，政府又恢复了教育会组织，但加强了对民间机构的监督。在此情形下，江苏省教育会等民间机构虽再难扮演独立的强势角色，但事实上它通过设立各种研究会依然对江苏中小学教育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江苏省教育会对基础教育建设和发展的参与和支持，主要包括争取教育经费、引领教育改革、维护团体利益等，且以前面两项为主。

争取教育经费工作，主要是指对于官款经费的争取。众所周知，教育经费短缺始终是掣肘清末民国时期新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江苏虽然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尚属富庶之区，但因战事频仍等原因，同样时时面临教育经费短促问题，地方教育经费更是入不敷出、朝不保夕。基于这种现实，争取社会各界对教育经费的支持，事实上成为江苏省教育会等教育团体的重要职能。就江苏省教育会而言，这种争取主要包括利用会社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会员的人脉关系等，力争在官款经费配置中使教育占有更多份额，如在1918-1919年间发动的反对削减教育经费而给省议员加薪的运动；1924年江浙战争后，通电省军政当局提出维持原有教育经费的开支渠道和方式的要求等。

引领教育改革，这是教育社团对中小学教育发展的主要工作。从江苏省教育会等教育社团组织的实际工作方式看，当时这些教育社团主要是通过邀请教育名家举办演讲报告会，出版教育书刊，组织教育培训，开展教育调查，成立各种专门研究会等来宣传教育思想、传播教育理念，研究中小学教育问题，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如在举办演讲会方面，江苏省教育会在1917年曾邀请美国麦顾黎博士做《共和国之教育》等演讲，请周仲容等讲演中小学教育问题；1920年前后曾联络其他组织邀请杜威、孟禄来苏讲学。为提高教员的教育教学水平，教育会还通过开办讲习会等形式开展教师培训工作。如1916年暑假，江苏省教育会举办小学教授法暑期补习会，主要学习国文、算术、教育学三项课程，培训时间持续6周，与会培训者共计307人，分别来自江苏省40个县。 各种专业性的教育研究会成立，则更具体、更深入地指导着中小学教育改革。1920年初，在江苏省教育会下组建的推行国语委员会，主要对中小学国语教育的实施进行研究，同时通过开设培训班培训国语教员等。

发挥民间教育社团对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确实是支持中小学教育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尤其在政府支持教育力量有限、不便时，显得更为重要。同时，民间社团对于凝聚同业人心、引领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更是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如何调整处理民间社团与政府之间的兼管关系，依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注重专家引领，开展教育实验

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由此开始，国内一大批教育名家以及许多留学归来的教育学专家聚集校中，陶行知、陈鹤琴、廖世承、孟宪承、俞子夷等先后成为南高师（东大）教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在东南大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大学更借区位优势，吸引了众多教育专家来苏。他们不仅有着先进的理念和较高的理论造诣，更有将先进教育思想在实践中进行实验、并以此进行现代教育本土化建设的雄心，江苏各地中小学理所当然成为他们开展教育改革实验基地的首选。与此同时，许多有思想的一线学校管理者根据教育思想发展的趋势，自觉地加入到教育改革的实验当中。因此，民国时期江苏省的中小学在教育改革实验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甚至一度引领着中国中小学改革实验的潮流。

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校的教育实验，涉及领域与范围较广，既有较为宏观的教育管理的实验改革，如选科制与学分制的实验等；又有较为中观的学校教学组织形式的实验，如“道尔顿制”实验、“设计教学法”实验、“分团教学法”实验等；此外，还有更为微观的“单项教学问题”的实验等。

廖世承是江苏乃至全国开展中小学教育科学实验的先驱者之一，1919年10月他兼任南高师（东大）附中主任后，便致力于在教育测验基础上的教育改革实验。1920年，在廖氏领导下，东大附中在保留原有固定科目外，还为天资聪慧者添设国文、英文两种选科，作为课外补充，这是当时国内中学实行选科制实验的开始。次年春天，东大附中又在全国较早进行“学分制”实验。东大附中在“选科制”和“学分制”的实验成果，实际成为了1922年新学制中中学阶段改革的主要依据之一。

“道尔顿制”是一种对班级教学制进行改革的制度，是20世纪20年代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影响较大、实验范围较广的一种改革实验，而江苏省则是开展“道尔顿制”实验的中心地区。舒新城作为“道尔顿制”实验的重要推动者，受东大附中主任廖世承聘请，在附中开展“道尔顿制”与“班级教学制”的对比实验。1924年，廖氏在实验的基础上撰成《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对“道尔顿制”在我国教学中的实际效果做了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

“设计教学法”是1920年前后传入我国并风靡全国中小学的新的教学制度，在南高师附小兼职的俞子夷无疑是当时国内提倡“设计教学法”的最积极者。自1919年在南高师附小开始进行“不彻底设计教学法”实验后，附小俨然成为当时“设计教学法”实验的示范校，参观者络绎不绝，有的甚至长期驻校学习，如浙江女师附小教师分批轮住在校内进行长期参观学习。同时，俞子夷及附小的教师亦常常受邀外出讲学并演示教学等。

以某一学科或单项教学问题为检测和实验对象的单项实验是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校中参与面最广、最普通、取得成果最多的教育实验。而在此类实验中，俞子夷是积极推进者之一，他在南高师附小自创了大量的教学实验，其中“珠笔算混合教学法”的实验在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的前提下，开始在实际教学中实施，边实验、边发现问题、边随时修正，实验取得很大成功。后来，这种珠算笔算混合教学在诸多小学被大力推广。此外，他还在附小开展了诸如“生字教学讲解法与练习法孰善”、“兼读英文是否有碍于其他功课”等学科小问题实验研究。1928年后，随着实验学校制度的建立，江苏诸多中小学更是激起了教育实验的热情，而诸如艾伟、杜佐周等专家对于教育实验的主持、指导，更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

简言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江苏中小学大力开展教育科学实验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各中小学开展的教育实验基本是出自学校管理者的教育自觉，而非源于上级的行政命令。当然其中不排除部分学校的实验属于跟风型的作为，但大多数中小学的实验乃是出自探析中国化教育发展道路的良苦用心，则是需要肯定的。同时，江苏中小学开展教育实验也留下了宝贵经验：首先，理论引领和专家指导是教育实验科学化的保证。其实无论是东大附中、南高师附小的教育管理、教学问题的实验，还是1920年代初江苏第一中学的学制实验、1930年代江苏省镇江实验小学的复式教学法与自学辅导法的实验等，都离不开理论研究和专家指导的身影；其次，要以科学的方法、精神和态度开展教育实验。对于权威的理论和研究结论并不盲从，而是以实验结论说话，如东大附中对于“道尔顿制”实验的态度、南高师附小对于“设计教学法”的评价等；第三，根据本地实情，采取“小步快走”方式进行科学实验。中小学校的教育实验选题，并不是仅仅限于对西方教育研究结果和理论的验证，应更关注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具体问题探讨；此外，教育实验不仅是提高教学质量、探究教育教学问题的手段，更是提高教师专业水平的重要途径。

四、聘请教育名家，延聘教学名师

建设一批中小学名校，成就诸多中小学教育名师，形成丰富的中小学教育教学思想，积累诸多教育管理和教学研究的智慧和经验，这是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教育发展过程中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亦是民国江苏中小学教育之所以享誉全国的主要体现。

民国时期，江苏涌现出许多蜚声全国的中小学校，如上海中学、苏州中学、常州中学、扬州中学，以及东大附中、南高师附小等，均是全国一流的中小学。它们的成功，首先是因为拥有一大批富有学识和教育情怀的教育家在主持办学。如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首任校长郑通和，系南开大学的首届毕业生，后留学美国，获斯坦福大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担任上海中学校长12年，以办理一所与南开媲美的理想中学为追求，办学成绩卓著，1937年上海中学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九所优良中学之一；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校长周厚枢，留美硕士，曾任多所大学教授，担任扬州中学校长10年，向以治校严谨而闻名，在他的领导下，扬州中学声誉卓著，成为抗战前我国四大名牌学校之一；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的首任校长江学珠，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正是在她的努力之下，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成绩斐然，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度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优良中学；担任东大附中校长的廖世承、南高师附小校长的俞子夷，均有国外求学的经历，而他们对于教育科学化的追求，对教育实验的青睐，不仅使他们主持的学校成为当时全国中小学开展教育实验的旗帜，而且还推动了我国实验学校制度的建立。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江苏许多中小学校的校长们，不仅眼界开阔、学术造诣较高（甚至不乏大学教授、留学国外者），而且有着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卓越的办学才能，并能竭力利用当时相对较大的办学自努力实践。如周厚枢怀抱“教育为立国之根茎”的认识，致力于促进学生的自治、自卫、自养的均衡发展，尤为注重学生品格的熏陶，在扬州中学首创“教训合一制度”和“分科必选制”；江学珠提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算不得一乐，得天下庸才而教之使其成为英才，这才是大乐”的思想，注重全人教育，并针对学生差异，尝试按能力分组教学和班设辅导教师的制度。其他如俞子夷的“不彻底”的“设计教学法”实验、廖世承的“道尔顿制”、“选科制”实验等均是他们基于自己办学理念的自觉实践行为。

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是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校之所以成功的重要保障。优秀的校长都是以吸引名师、培养教师队伍为办学的主要工作。如由廖世承任主任的东大附中，其增一流设备聘一流教师的力度为同类学校中少见，曾汇聚了著名学者如罗家伦、张其昀、胡焕庸、雷宗海、舒新城、邹秉文等来校执教；松江女中曾聘请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如陆维钊（国语）、王季思（国语）、虞明礼（数学）、周芬（化学）等，江学珠校长深知教师是办学的主体，强调教师是校方请来的，不是雇佣来的；苏州中学首任校长汪懋祖秉持学术化办学目标，注重学术性教师队伍的建设，他认为：“校长第一件任务，在选用健全的教职员，加以健全组织，那学校就已安置在健全的基础上。” 为此，他组建了高水平的学者型师资队伍，其中不乏大学教授，如国学大师沈若颖、钱穆，学者陈去病、吴梅、陈旦等大学教授均执教于苏州中学；俞子夷则将教师参与教育实验视为培养教师的有效途径。

历史的联系不可割断。从某种意义上讲，民国时期江苏的中小学教育是有成就的，那个时期发展起来的知名学校事实上便奠定了今天许多名牌学校发展的基础。但民国江苏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又是不均衡的，乡村教育的落后、入学儿童的“小众”以及教育经费的整体紧缺和城乡学校之间配置的不合理等，均影响了那个时期江苏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总之，客观公正地看待民国时期江苏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得失，乃是我们今天应有的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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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有.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与教育团体[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289.

国民学历教育精选篇4

关键词：民族精神教育；公共历史教育

中华民族精神，是全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支柱，也是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强大凝聚力和卓越创造力的源泉。发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中华民族才能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从容应对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各种挑战，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民族精神、爱国思想是在历史上形成的，“要研究民族精神问题，特别是中华民族精神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民族演化、民族主义思想变迁这一历程。”历史学记载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在其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公共历史教育就是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教育的重要载体。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培育国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归宿感和自豪感，使个人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为现实基础，公共历史教育要考虑到受众的不同年龄阶段和心理特点。

一、小学历史教育的特点

当代小学生是未来中国的中流砥柱，他们的思想素质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的素质，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爱国主义觉悟，是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小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是公共历史教育的职责所在。

小学历史教育的目标是使小学生初步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演进的概况，初步了解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重点突出我国古代文化和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培育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近代史中，要明了中华民族遭受的屈辱和人民不屈的反抗，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以树立奋发图强的爱国热情；现代史要明了新中国的诞生、改革开放和现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加深小学生对党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小学历史教育要善于挖掘历史进程中民族精神的内容，以培养他们热爱国家的民族情操，培养他们团结合作、诚实守信、坚强勇敢、勤奋好学、勤俭节约、热爱集体的良好品质。

二、中学历史教育的特点

青少年在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中承担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任务。2003年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通过历史学习，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中学历史教育的目标是进一步明了中华民族的演进，历代疆域的变迁，明了我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中学生从我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发展中，认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如从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开始，大一统的观念就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中华民族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近代史中，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表现了中国人民为了取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表现出的不畏强暴、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现代史中，着重体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柱。

三、高校历史教育的特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高校学生容易受到影响，在高校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就是让大学生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情感，立志成才、开拓进取，为国贡献，这是时代赋予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在大学生中开展公共历史教育，是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科上划分，高校公共历史教育应该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是历史学院的老师从历史层面对全校大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的教学活动。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目标是加强大学生的中国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从而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感。所以，高校历史教育要明了中华民族的演

进及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及相互依存的关系，体现中国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过程和规律；明了中国历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迁的趋向；明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文明及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明了爱国主义、进取创新、天下为公、团结统一是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明了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历史；明了中华民族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光明性；明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历程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的历程……

四、社会公众历史教育

经过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冲击，我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对社会公众进行普遍的历史教育是培育国民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历史教育在各种教育活动中具有最广泛的社会覆盖面，从普通公民到国家领导人，不分性别、年龄、民族、信仰，都可以而且应当是历史教育的对象，都能够从历史教育中得到许多教益。”曾经的一项《社会大众历史知识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九成的各阶层人士都对历史表示“很感兴趣”，但是多数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是从历史剧中获得的历史知识，因此对社会公众进行更加严肃的历史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社会公众群体具有复杂性和广泛性，知识层次不统一，专业性不强，因此，社会公众历史教育应该生动活泼、趣味性强，具有普及读物的性质，但要适当吸收本学科的前沿成果，具有一定的前沿性。社会公众历史教材的教育目的是培育和弘扬普通民众的民族精神，弘扬国民的爱国热情，必须高扬主旋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使社会公众历史教育真正成为人们认识历史事实，加强民族精神培养的主要载体。

参考文献：

国民学历教育精选篇5

[关键词]朝鲜族；历史教育史；综述

朝鲜族历史教育史是日益受民族教育者关注的研究领域，笔者试图通过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研究者在朝鲜族历史教育的史料、发展历程、经验与建议等三个方面研究成果的分析，探讨其研究成就与存在的不足点。

一、朝鲜族历史教育史料

许青善、姜永德主编的《中国朝鲜民族教育史料集》共有四卷，分为清朝、日帝强占到解放战争、建国初到前、后等四个时期。其中包含的朝鲜族历史教育史料有，养正小学堂历史课程表、《东国史略》目录；1947年小学历史课程及教学时数、1949年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朝鲜历史6》目录；1950年延边朝鲜人小学校历史课程、1952年延边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初中一、二年级用朝鲜历史提纲；1998年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朝鲜族历史常识目录、2002年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级中学教科书（试用本）《中国朝鲜族历史》（乡土教材）目录等。

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朝鲜民族文化史大系-教育史》把中国朝鲜族中小学教育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大时期，介绍并阐述了清末民初堂的历史课程、9.18前民族私立学校的历史课程、9.18前中国方设立运营的学校的历史课程及教学时数、日帝强占时期历史课程、解放战争时期历史课程、建国初期初中历史课程计划表等内容。还有与历史教育相关的教育法令，1911年日帝《朝鲜教育令》、1930年8月吉林省教育厅《延边垦民教育法》。

二、朝鲜族历史教育的发展历程

孙春日的《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史》中阐述了迁入初期的书塾历史教育、朝鲜族私立学校历史课程和教材、日伪殖民统治时期奴化历史教育、解放战争时期历史教育的恢复、时期取消民族史课程等。

朴今海的《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朝鲜族教育权的侵夺》一文中作者认为，在当时中朝日矛盾异常复杂有激烈的形势下，朝鲜族可以学习朝鲜历史对于朝鲜族来说是能够保存自身传统文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朝鲜族人民不懈斗争的结果。

许青善、姜永德主编的《中国朝鲜族教育史》介绍了清末民初书堂的历史课程、9.18事变前反日私立民族学校的历史课程和教材、近代民族私立学校瑞甸书塾和明东学校的历史课程、1910年垦民教育会编写的历史教材、解放战争时期恢复发展的历史教育、建国后17年-50年代前期东北区朝鲜族普通中学历史教学计划等内容。

申春善的《文化选择与民族文化课程建构―延边州个案研究》阐述了历史课程中的民族文化因素，并将中国朝鲜族历史教育的发展历程分为9.18事变前、日帝强占时期、建国初期、时期、全面实施义务教育后等几大时期做一整体的概括。

朝鲜族历史教育的经验与建议

许青善的《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促进跨越式发展》在总结朝鲜族教育的历史经验时提到，应教育学生了解朝鲜族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和著名历史人物以及优秀文化传统。

朴文一的《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朝鲜族基础教育的姿态与课题》一文提出，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加强本民族历史教育，并把它纳入校本课程。建议省州政府将其定位法定课程内容，并编写规范的教科书。

崔成学的《朝鲜族的传统文化与教育的现代化》一文表示相当多的学生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缺乏了解。作者还提出要强化民族文化及民族意识教育，应开设与朝鲜族历史与文化关联的专门课程并保障课程学习正常进行。作者认为小学和初中低年级学生的学习压力相对少，校际间的学习成绩竞争不那么激烈，相对容易进行民族历史与文化、民族意识方面的教育，更容易保障实际效果。

郭哲洙的《关于中国朝鲜族民族历史教育的几点思考》一文阐述了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延边一中校本课程“中国朝鲜族民族史”教育的目的、意义及内容。还介绍和总结了延边第一中学自1995年起实施的“中国朝鲜族民族史”课程的内容和实施的成效，并提出了几点不足之处。

申英美的《中国朝鲜族教育问题研究》一文中，作者认为朝鲜族历史教育的缺失主要是源于教育主体的历史教育意识的缺乏。各级学校负责学校管理的校长和教师、学生、家长等3方面都仅仅抓住入学考试教育，却忽略了重要的朝鲜族历史教育，最终导致朝鲜族青少年在自我形成的青少年时期得不到朝鲜族历史教育。对此，作者提出的对策是：由民间团体出面向青少年开设假期免费朝鲜族历史和朝鲜族文化讲座，努力让学生们有机会学到无法在学校学到的朝鲜族文化、历史等。

朴今海的《朝鲜族中小学民族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及其对策》一文中，作者认为虽然目前已经开展民族文化教育，但实际上有关民族历史的内容很少，还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从教育资源的开发和教育形式来看，尽管延边州有不少的历史文化遗址，学校并没有很好地组织学生参观和亲身体验民族历史文化。另外缺乏担任民族文化课的专门教师，也缺乏对专门教师的教育和培养。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三十年来我国研究者从多方面对朝鲜族历史教育史进行研究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不足，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关研究中尚需进一步改进。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每个时期基础教育阶段开设的历史课程、使用的教材及课时安排，以及有关朝鲜族历史教育的经验与建议等内容。今后我们应对朝鲜族历史教育史的发展脉络做一系统、专门的研究，并加以分析和探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并对每个时期的特点做一概括，以此来预测今后朝鲜族历史教育发展的趋势及方向。

国民学历教育精选篇6

一中国大陆、台湾与韩国历史教育的发展脉络及特点

1．中国大陆、台湾与韩国历史教育的发展脉络。

(1)中国大陆。

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有开设历史课。小学历史教科书前有过4次修订，1980－1990年代对教材进行了3次修改，从1993年秋开始，小学取消历史课，一些历史知识安排在社会课里讲授。初中和高中历史教科书在前进行过3次修改，主要讲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1977年后，重新开始编写初中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教材。1990年秋开始使用的初中历史教材注重提高学生素质，因材施教，得到广泛好评，1992年秋季为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采用。1990年初，国家教委规定高中开设历史课，2000年教材作修订。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包含历史教学内容，共有9次修改，先后开设过“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

(2)台湾。

二战后，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台湾开始使用国民政府编写的历史教材，1950年后编撰历史教材。1945年后台湾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共历经6次修订，历史课程有时并入社会科，有时单独设置。初中历史教科书至今共7次修订，1948年为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编辑的教科书，正式在台湾编写的有6次，而以1994年版《国民中学课程标准》在历史课程方面的变动最大，其中关键是加入台湾史内容。高中历史课程前后有5次主要的修订，最后一次修订是1995年，增加台湾史的内容。

(3)韩国。

无论小学、初高中，还是大学，韩国学生都要接受历史知识的教育。小学阶段的历史知识与社会科的其他知识是完全融合的，进入初中阶段以后，才有了独立的历史课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历史课程先后进行了6次课程改革。1954年，韩国进行第一次历史课程改革，历史课被并人社会生活科。初中高中学生在生活课中学习韩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第二次课程改革结合国家的经济政策，突出产业发展的各项要求，以效率和实用为原则。1973年第三次课程改革将韩国历史课定为小学五六年级至高中和大学必修的独立课程。第四次课程改革加大了国史的教学内容，并强调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五次课程改革使历史教育观念更加现代化，并突出民族精神。第六次课程改革方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指出从国际视野审视韩国历史。［1］

2．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历史教育的特点。

(1)重视历史课程的设置和改革。

韩国十分重视历史教育，二战后，韩国先后进行了6次历史课程改革。国家从课程设置和编写体制等方面保证对历史教科书的管理，教材内容上韩国本国历史部分内容逐渐增多，教学方式上更加重视历史教育的实践教学，历史教育的地位越来越高。中国大陆历史课程设置和课程改革也是越来越引起政府的重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历史教材编写的主管部门层级在不断提高，大学的历史教育也是如此，“我国高校思政课的设置经历了一个由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规范性要求、到由教育部制定规范性要求、再到由和教育部联合制定规范性要求的过程。”［2］同时课程设置改革和师资培养、教材建设、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等配套整体推进。

(2)强调历史知识的完整性。

韩国历史教育强调历史知识的完整性，完整性指从古到今时序完整性和历史发展的逻辑完整性，这些由国家统一安排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来保障。如韩国初中《国史》简洁地叙述了从史前时代、国家的建立、三国时代、高丽的建立、朝鲜王朝的出现、日本殖民时代一直到当代的韩国，给学生展示韩国历史的全貌，同时也为高中历史的学习奠定基础。中国大陆历史教材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完整编写各部分内容。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编的初中中国历史4册，从远古直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初中世界历史两册，上册为古代史，下册为近现代史。高中1956年比较完整的一套历史教科书中国史下限至新中国成立，世界史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讲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进行的几次课程改革，体系的完整性并无变化，下限不断延伸。台湾历史教材的中国史以中华民族的发展为主，使学生明了中华民族的演进和历代疆域的变迁，了解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但1994年后设立单独的台湾史。

(3)围绕各时期主要任务开展历史教育。

韩国历史课程改革随着国内国外形势的不断变化而进行。第二次课程改革正值韩国经济起飞时期，历史教学结合国家的经济政策，以效率和实用为原则。至70年代，南北朝鲜政治对峙加剧，要求每个人都要具有精神和民族精神。随着韩国国力逐渐强大，在历史教学中突出韩国民族精神。在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的情况下，提出以国际视野认识韩国历史，以使国民成为适应世界发展的新公民。韩国的历史教育使民众具有团结自信向上的民族精神。因此，韩国不仅经济发达，而且社会公德水平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韩国人充满了民族自豪感。中国大陆历史课程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设置或改变。过渡时期、“”和化运动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历史课程都进行相应调整。台湾方面课程的改革主要基于学术研究成果或政治考量，“光复初期以‘去殖民化’为核心;中期以‘台湾本土化’为核心;1993年后以‘台湾主体论’为核心。”［3］中国大陆历史教育保证了各时期主要任务的顺利完成，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教育起到了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保证全民族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重大作用。

二中国大陆、台湾与韩国历史教育在德育中的作用及启示

1．中国大陆、台湾与韩国历史教育在德育中的作用。

(1)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是韩国历史教育的重点。教学内容上，从韩国形成发展史、韩民族遭受侵略的苦难史和抵御外来侵略的不屈抗争史多方面对学生进行大量教育，渗透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为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除了系统讲授历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访问历史名流的故居旧址，韩国很多公共场所都矗立着抗日英雄的雕像供人景仰。韩国学校还规定，每逢奏国歌升国旗不论是谁在何处均必须肃立，通过多种途径提升韩国人的爱国主义感情。中国历史教学中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教学目的要使学生从小就了解中华民族的光辉历程和优良传统，了解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了解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伟大的事业，培育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但中国大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有些脱离实际，应更多地与现实结合起来，使爱国主义更符合现时代，同时注意爱国主义应该不是狭隘的，而是对祖国、人民和世界和平热爱的爱国主义。

(2)增进政治认同感。

韩国历史教材经过多次调整，始终都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渗透其中。从突出民族抗争意识以增强民族精神到倡导现代自由民主精神，爱国统一观念，韩国政府通过调整历史教学目标等多种途径将政治意识渗透其中。通过历史教育，韩国人崇尚人权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对于韩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充满信心。当然，韩国历史教育并不“唯政治化”，在具体实施上是相当程度地依赖多元教化来完成的，韩国通过学校、社会、家庭三者多元化渠道将历史教育功能结合起来:各类学校在历史教育中发挥中心作用，国家和地方政府担当社会历史教育的职责。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政府对历史教育也愈发重视。在现当代青年学生因受西方多种思想影响，政治信仰减弱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包括加强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在大学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这门课着重强调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和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突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教学重点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国史、国情，明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通过学习，大学生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认同，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立场体系，最终确定为自己的政治态度和信仰。但中国大陆的政治信仰教育主要依靠学校，社会、媒体等依然各行其是，政府应以政治的权威和统领性地位来逐渐使社会、家庭、媒体等等也担负起历史教育培养政治认同的职责。

(3)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韩国学校在开展历史教育时着重培养学生的国民精神，强调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学生不是被当作只承担‘聆听教诲’任务的单向度的静态对象，而是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会承担‘爱家、建国、服务社会’使命的具有特定发展目标的活生生的人。”［4］因而，在学校的历史教学中，历史结合现实，突出韩国发展的现实目标，让学生成为符合韩国发展需要的能积极服从社会规则，为国家贡献力量的合格人才。通过丰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模式培养出的国民，不仅是理论家，而且是担负了神圣的使命的实践者。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时，当韩元兑美元汇率大跌时，韩国人提出“一人一元救国家”的口号。人们把自己的金银首饰卖给国家，只收欠条，民间团体和群众还自发组织起来，增加生产，购买国货，减少出国旅游，正是韩国人这样齐心合力，使韩国成为亚洲摆脱经济危机最快的国家。中国历史教育中介绍了大量不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们身上展现的不同风姿显示了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貌和优良传统，构成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优良品格和高尚情操，成为炎黄子孙奋进的巨大动力。如忧国忧民，以死殉国，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等。通过这些动人的事迹使学生养成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并产生承担历史重任的神圣使命感。但中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目标过于理想化，理论超越现实，历史教育应结合现实情况，提出切合实际的目标，同样使学生可以报效国家。

2．中韩历史教育的启示与借鉴。

(1)中国应加强民族精神教育。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支柱。

一个民族，如果缺乏振奋的精神、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格，就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般来讲，只有对历史和传统了解很深的人，才会对自己民族、国家、文化产生较强的认同感，同时担负起民族振兴的重担。韩国在历史教育别突出民族精神教育。韩国过去是一个受压迫很深的国家，历史教育强调民族意识、国民精神，使人们形成“殖民地抗争意识”，尤其增强了学生对家园、祖国和民族等身份符号的情感接受和理性认同，韩国民众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但由于过度强调民族精神，使韩国民族形成民族主义和以本国为中心的地方历史主义。在具体行动上，韩国政府甚至提倡“经济爱国主义”，拒买外国车，以坐本国生产的汽车为荣。这样的民族精神就有些盲目和自高自大了。中国大陆历史课程虽然也有涉及民族意识，但其教学内容并未将培育民族精神放在突出地位，加上教学方法相对滞后，使教学中民族精神教育部分的时效性被削弱。中国大陆的历史教育应该进一步做到:国家教育部应该组织历史学家修改现行的历史教学大纲，在历史教育目标和历史功能的定位上，应着重强调对青年人民族认同感的培养和教育，通过教育，引导学生思索人我、群我的关系，以培养年轻人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强化他们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责任感;同时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历史教育在台湾对于台湾民众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起着独特的作用。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台湾人民心系祖国、认同中华、不断抗击日寇，终于使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教育以失败告终。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之后的50余年间，政府在台湾各级学校推行历史教育，对于广大中小学生来说，历史教科书特别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而不仅仅是他们生长之地的台湾，这对塑造年青一代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爱国情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然而，最近一些年来，台湾当局推行“”路线，主张各级学校国史教育只讲授台湾史，而废除中国史，甚至主张把中国史当作外国史。台湾史开始专门设立并且内容占相当的比重，这对于台湾青年一代产生不良影响，使台湾人尤其年轻人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逐渐减弱。如2005年针对在沪台湾大学生的调查，在向外籍人士介绍自己的身份时，“选择‘中国人’的比例为15．6%，选择‘中国台湾人’的比例仅12．3%，有74．6%的学生选择了‘台湾人’。”［5］

(2)中国大陆应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避免重复性，注重实践性。

国民学历教育精选篇7

一、美国的历史教育承载着民族精神传承的重要使命   

二历史教育在整个美国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担负着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使命。美国的历史教育在其建国之初就开始了。当时美国的政治领导者和知名学者都认识到历史教育对于新兴美国的重大意义，把历史教育作为捍卫美国传统和价值观的重要手段，作为传承美国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在美国，各级各类学校都普遍开设了历史课程。在中小学，专门设计了以历史教育为核心的社会科课程;在大学，也普遍把历史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内容。历史教育在培养有责任心的公民和传承美国民族精神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美国的历史教育所追求的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简单复制和认知，而是透过对历史的追问去把握历史上所形成的理念和价值观对今天的影响，并将其作为民族的精神遗产传承下来。《美国历史科国家标准》在阐述历史教育的作用时强调:“没有历史，社会就不能分享如下的共同记忆:人们曾经在哪儿，人们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或历史上哪些决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状况。没有历史，一个人无法明智地研究社会中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而且，没有历史知识以及它所支持的历史研究，一个人就无法成长为见多识广、独特的公民。这些恰恰是有效参与民主制管理与我们所有公民履行国家民主制理念时所必须的。”「显然，这一标准所关注的是历史所留给我们的共同记忆、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历史对我们当今的影响。早在20世纪初，以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鲁宾孙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就提出，历史学要继承过去的传统，为现实社会服务。他在阐述历史教育的意义时指出:“当我最初教授历史的时候，我不能不承认我实在不十分明自历史的功用。这大部分因为当时我没有十分明了人类过去对于我们的意义。后来我慢慢地觉得我们的知识同思想，完全是依赖过去的，而且唯有过去可以解释我们自己的现状同事业。

所以，美国的历史教育旨在通过对历史的回顾，看清今天，走向明天。正如奥巴马所说:“继续我们先辈走过的漫漫征途，走向更公正、更平等、更自由、更有关爱之心和更繁荣的美国。

正是为了保持、捍卫和存续体现美国传统和价值观的民族精神，美国高校把历史课列为通识课的核心课程，把历史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使之成为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渠道。早在1945年，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委员会就出版了《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强调通识教育的使命是将学生培养成有责任感的成人和公民，同时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和认识自我与世界的基本方法。通识教育的核心在于继承过去已有的“自由”与“人文”的传统，传授共同的价值观，因此体现本国、本民族传统的历史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基于此，哈佛大学的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对哈佛的美国历史课程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现在的哈佛课程中，鲜有体现人性自由、启蒙理想和美国社会民主思想的。……哈佛核心课程甚至没有给学生提供认识自己国家的机会。他举例批评2004-2005年哈佛历史课程:“居然没有一门科目涉及美国独立战争或美国内战的，也没有关于美国开国元勋思想或美国宪法发展方面的课程。显然，哈瑞·刘易斯认为历史教育最基本的就是认识自己的国家，了解其历史和传统，传承其价值和精神。也就是说，历史教育能够通过对美国国家历史的追溯达到对国家价值观和精神源流的认同，在达成国家的教育目标方面具有特殊作用。美国学者艾伦·布卢姆认为，在美国教育中，尽管培养什么类型的人一直在变，但始终没有脱离其民族精神的主流。他指出:“纵观我们共和国的历史，关于哪一种类型的人最适合我们的政体的观点显然一直在变。……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得了解权利教义;了解体现这种教义的宪法;了解美国的历史，它讲述并颂扬了一个国家的创立，这个国家‘孕育于自由，致力于实现人人生来平等的信念’。要强烈信奉《独立宣言》—它措辞得体，诉诸每个人的理性—的文字和精神实质，这就是培养民主人的教育目标。

二、民族精神传承贯穿于美国历史教育的各个环节

在美国的历史教育中，既强调差异性，又强调统一性。美国的国家历史标准要求历史教育要既能反映美国多样性的种族特征以及地位、性别、地区、政治、宗教等的差异，又能反映美国的共同特征。所谓“美国的共同特征”，主要是美国的建国理念、传统价值观、国家制度等。这些正是美国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其历史教育要把握的重要前提。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历史教育中，从历史教材编订和教学内容设置、公民教育、历史中“美国梦”、移民历史教育等各个环节，都把民族精神的阐释、传播、传承和发展作为重要目标。

美国历史教育的民族精神传承首先体现在历史教科书编写及历史教学内容设置方面。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按照其宪法规定，教育权由各州分别行使，国家并不统一掌握教育权力。因此，在美国并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编订的历史学教科书。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历史教材和历史教育很混乱。在美国，关于其国家历史的相关著作和教科书，几乎都把重要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文献和知名历史人物作为主线，把“美国的历史中的民主制原则和价值观，以及那些来自多种文化的、对美国的文化传统、经济遗产和政治遗产做过贡献的人物”「’〕作为主题。在对历史的叙述中，把独立战争、国家创建、国内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当今美国发展等一系列能够反映美国民族精神的重要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纳人教材;把《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权利法案》、知名人物的著作和演讲等包含着民族精神的重要历史文献也纳人教材;还把富兰克林、华盛顿、汉密尔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等作为美国民族精神化身的历史伟人也都纳人教材。这些都是其历史教育的基本内容，对于培养其公民认识美国历史，传承美国民族精神至关重要。

美国历史教育的民族精神传承还渗透在公民教育之中。美国是一个十分注重公民教育的国家，注重培养有责任心、积极进取、忠于国家、了解美国传统的合格公民。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在美国考察时就曾经对美国的公民教育称赞有加，认为美国的公民教育使美国公民充分了解自己的国家，对维护民主制度有巨大的帮助。他指出:“他们了解本国的历史，知道本国宪法的要点。在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很难碰上一个对这些事情不甚了了的人;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简直可以说是怪物。在美国的一个公民培养读本里也写到:“我们国家最纯正而最有价值的公民是那些依靠忠实履行自己职责来提升和建设其国家的人们，那些珍惜自己国家赋予自己机遇的人们，以及那些珍惜关于我们国家先辈们的珍贵回忆和事迹，并努力创造和保留它原有的样子的人们。显然，在美国公民培育中，通过历史教育确立对本国历史和民族精神的认同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历史教育的民族精神传承也体现在通过历史教育激发人们为实现“美国梦”而奋斗的历史情感中。在美国的历史教育中，始终闪现着体现其民族精神的“美国梦”。劳伦斯·R·塞缪尔指出:“无论是‘美国梦’还是美利坚民族本身，其基本原则都是由开国元勋们奠基，经过艾默生、惠特曼和梭罗等人改良，最终被历代最知名历史学者们梳理的结果。塞缪尔在这里所说的“美国梦”或美利坚民族的基本原则，实质上就是美国民族精神的内核。美国民族精神的蕴育和形成比美国建国的历史更长。早在1606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颁布的《弗吉尼亚第一宪章》，就赋予了在北美新世界的“冒险家们”建立殖民地的自由权力。从那时起，美利坚民族精神开始蕴育。到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议会一致通过《独立宣言》。《宣言》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力，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这些思想可以说是美国立国的意识形态，在美国近240年以来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凝练升华为“美国梦”，成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标签，也是美国历史教育中的永恒主题。

美国也注重对外来移民进行美国历史教育，灌输美国的民族精神。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要增强移民对美国的国家认同感，最重要的前提是使移民了解、认同和接受美国的民族精神。历史教育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针对刚移居美国的国民对美国的情感淡薄的实际，美国社会教育机构在联邦政府的授意下，为当地民众(特别是那些新移居到美国的人)开设美国历史、英语、美国宪法等课程，对他们进行美国化的教育，在提高他们文化素养的同时把他们培养成能够与他人友善地相处、热爱美国、J忠于美国民主制度的具有良好品德的公民。通过历史教育，使移民们接受和认同美国传统和民族精神，从而有效融人美国社会。

三、美国历史教育中的民族精神传承的经验启示

我国是一个拥有辉煌文明的世界大国，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民族精神源远流长。但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如何继承民族的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是我们要深人思考的问题。长期以来，美国历史学界在历史教育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思想理念。他们把历史教育看作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推动力量，认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认识现实、迈向未来。因此他们把历史教育作为传承民族精神、培养有教养的公民的基本途径。美国历史教育中的民族精神传承的理念和实践，能够给我们提供重要的经验启示。

坚持把历史教育作为传承民族精神和确立民族自信的主渠道。历史教育就是要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感悟，确立历史自信，传承民族精神，涵养人文素质。美国的历史教育总是能够通过对美国历史的追溯，向人们传递美国精神和美国文明的优越，使其公民往往对美国民族和美国理想带有坚定的自信。正像雅各布·尼德曼在《美国理想》中所指出:"Americ。带给人类的希望高于我们对物质的追求，甚至我们对平等和自由的向往，超出我们对和平安宁的渴望。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讲，无论是从个人还是整体的角度来看，America所包含的希望是对人的内在属性以及人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的向往。正是通过这种精神向往，Americ。对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承诺才能像一把火炬、一盏明灯和一声召唤那样，吸引世界上每个国家境内的男女老少。这段话透露出尼德曼对美国、美国理想、美国文明、美国精神的坚定自信。这种坚定的自信，不仅是通过社会生活逐步形成的，而且是通过正确的历史教育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历史教育由于其不可替代性，真实地发挥着传承民族精神和确立民族自信的主渠道作用。

国民学历教育精选篇8

一、朝鲜族历史教育史料

许青善、姜永德主编的《中国朝鲜民族教育史料集》共有四卷，分为清朝、日帝强占到解放战争、建国初到文革前、文革后等四个时期。其中包含的朝鲜族历史教育史料有，养正小学堂历史课程表、《东国史略》目录；1947年小学历史课程及教学时数、1949年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朝鲜历史6》目录；1950年延边朝鲜人小学校历史课程、1952年延边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初中一、二年级用朝鲜历史提纲；1998年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朝鲜族历史常识目录、2002年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级中学教科书（试用本）《中国朝鲜族历史》（乡土教材）目录等。

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朝鲜民族文化史大系-教育史》把中国朝鲜族中小学教育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大时期，介绍并阐述了清末民初堂的历史课程、9.18前民族私立学校的历史课程、9.18前中国方设立运营的学校的历史课程及教学时数、日帝强占时期历史课程、解放战争时期历史课程、建国初期初中历史课程计划表等内容。还有与历史教育相关的教育法令，1911年日帝《朝鲜教育令》、1930年8月吉林省教育厅《延边垦民教育法》。

二、朝鲜族历史教育的发展历程

孙春日的《中国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史》中阐述了迁入初期的书塾历史教育、朝鲜族私立学校历史课程和教材、日伪殖民统治时期奴化历史教育、解放战争时期历史教育的恢复、文革时期取消民族史课程等。

朴今海的《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朝鲜族教育权的侵夺》一文中作者认为，在当时中朝日矛盾异常复杂有激烈的形势下，朝鲜族可以学习朝鲜历史对于朝鲜族来说是能够保存自身传统文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朝鲜族人民不懈斗争的结果。

许青善、姜永德主编的《中国朝鲜族教育史》介绍了清末民初书堂的历史课程、9.18事变前反日私立民族学校的历史课程和教材、近代民族私立学校瑞甸书塾和明东学校的历史课程、1910年垦民教育会编写的历史教材、解放战争时期恢复发展的历史教育、建国后17年-50年代前期东北区朝鲜族普通中学历史教学计划等内容。

申春善的《文化选择与民族文化课程建构―延边州个案研究》阐述了历史课程中的民族文化因素，并将中国朝鲜族历史教育的发展历程分为9.18事变前、日帝强占时期、建国初期、文革时期、全面实施义务教育后等几大时期做一整体的概括。

朝鲜族历史教育的经验与建议

许青善的《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促进跨越式发展》在总结朝鲜族教育的历史经验时提到，应教育学生了解朝鲜族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和著名历史人物以及优秀文化传统。

朴文一的《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朝鲜族基础教育的姿态与课题》一文提出，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加强本民族历史教育，并把它纳入校本课程。建议省州政府将其定位法定课程内容，并编写规范的教科书。

崔成学的《朝鲜族的传统文化与教育的现代化》一文表示相当多的学生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缺乏了解。作者还提出要强化民族文化及民族意识教育，应开设与朝鲜族历史与文化关联的专门课程并保障课程学习正常进行。作者认为小学和初中低年级学生的学习压力相对少，校际间的学习成绩竞争不那么激烈，相对容易进行民族历史与文化、民族意识方面的教育，更容易保障实际效果。

郭哲洙的《关于中国朝鲜族民族历史教育的几点思考》一文阐述了民族历史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延边一中校本课程“中国朝鲜族民族史”教育的目的、意义及内容。还介绍和总结了延边第一中学自1995年起实施的“中国朝鲜族民族史”课程的内容和实施的成效，并提出了几点不足之处。

申英美的《中国朝鲜族教育问题研究》一文中，作者认为朝鲜族历史教育的缺失主要是源于教育主体的历史教育意识的缺乏。各级学校负责学校管理的校长和教师、学生、家长等3方面都仅仅抓住入学考试教育，却忽略了重要的朝鲜族历史教育，最终导致朝鲜族青少年在自我形成的青少年时期得不到朝鲜族历史教育。对此，作者提出的对策是：由民间团体出面向青少年开设假期免费朝鲜族历史和朝鲜族文化讲座，努力让学生们有机会学到无法在学校学到的朝鲜族文化、历史等。

朴今海的《朝鲜族中小学民族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及其对策》一文中，作者认为虽然目前已经开展民族文化教育，但实际上有关民族历史的内容很少，还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从教育资源的开发和教育形式来看，尽管延边州有不少的历史文化遗址，学校并没有很好地组织学生参观和亲身体验民族历史文化。另外缺乏担任民族文化课的专门教师，也缺乏对专门教师的教育和培养。

国民学历教育精选篇9

应当说，报告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内涵的概括是十分精辟的，尤其是强调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更显深刻。离开了爱国主义，所谓“团结统一”、“勤劳勇敢”等等，都将因缺乏民族特质的整合，而泛化成人类多有的优长，无由彰显“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什么?按列宁的说法，就是人们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对自己的祖国的深厚感情。可见爱国主义的核心，说到底，就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培育国民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感，是培育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前提，而这些舍历史教育无由。这个道理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志士仁人就已经提出来了。

“民族精神”的概念源于西方。在18世纪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莫泽尔发表《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最早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他认为德意志人民只有在这一民族精神的激励下，才可能万众一心去实现民族统一和重新恢复其光荣与强大。该文引起了轰动，民族精神问题从此为国人所关注。随着甲午战争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传入中国，民族精神问题也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志士仁人关注的热点问题。1904年《江苏》就发表了长文《民族精神论》。作者指出，一个民族的兴衰最终取决于其精神的强弱，西方各国所以强盛是因为18世纪以来它们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关于国民精神，时人又称国魂、民族魂等。何谓民族精神?当时少有明确的界说，不过从《浙江潮》上发表的著名的《国魂篇》赞美“冒险魂”、“武士魂”、“平民魂”以及“爱国心”、“统一力”来看，时人所谓民族精神的内涵大致包括：团结爱国的精神、变革进取的精神、民主自由的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是爱国主义。所以，“铸国魂”、“爱祖国”、“祖国主义”的呼声，风靡一时，成了时代最强音。《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写道：“是则吾人之主义，可大书特书曰：爱国主义。”至于怎样培育民族精神，人们的认识相当一致，那就是要借重历史教育。上述《民族精神论》一文说：“民族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章太炎认为，一些醉心欧化的人所以少爱国心，原因就在于对中国历史无知，“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视中国历史文化为最可宝贵的国粹与民族的根，强调要研究国学，“爱国以学”。章太炎在流亡日本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讲学，其目的就是要在有为的青年中传承民族的根，培育民族精神。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初步觉醒和面临危亡的时刻，志士仁人揭出了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党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目标的同时，又一次揭出了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这并非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反映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进一步成熟。因时代的局限，当年志士仁人对民族精神的认知，不可能十分周全正确，但就其自觉地提出了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并作了自己的努力而言，毕竟又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应当在继承前人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的认识。我以为，就历史教育与培育民族精神的关系而言，可以提出以下几点：

其一，历史教育是实现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固然有不同的内涵，但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却是一脉相承。这是一个民族能够自立于民族之林，竞存于世界的根之所在。章太炎曾说过爱国主义好似庄稼，需要施肥、浇水才能成长，而历史教育就是为爱国主义施肥浇水，作培植根的工作。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所以我曾多次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历史教育是最基础、最有效的爱国教育。它像贵如油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不经意中将民族的根，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心中。他们将来不论走到哪里，都怀有一颗“中国心”，而永远根系祖国，生生不已。钱学森等一大批杰出的学人，并没有人对他们做什么专门的爱国主义教育，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方面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志愿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冲破各种阻力，归国效力，不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吗?通过历史教育培育国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归宿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就为其他多样化、现实性的爱国教育，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承接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缺乏这个承接面，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真正有效。

其二，历史教育是实现继承与弘扬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

民族精神，说到底，就是民族优良传统的精髓。十六大报告将之概括为：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它看似抽象，实际却是具体的，因为它是历史的积淀。民族精神、优良传统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欲继承首先必须要认知，欲认知便离不开历史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团结统一”为例，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逐渐形成了“大一统”观念。随着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的封建国家，“大一统”从此也成为中国政治鲜明的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秦以后，历代开国君主都不满足于偏安政权，而以天下统一为己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汉，所以被后人推崇，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他们都具有雄才大略，或完成了统一大业，或安定了天下。而中国的民族心理，也习惯于把天下统一，认作是“治世”，而将割据纷争的时代，认作是“乱世”。事实上，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也是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可见，统一是中国历史与人心的大趋向。与此相应，中国各民族人民都追求团结和执着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在古代历史上，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间，常常通过联姻来沟通民族感情和发展民族友好关系。各民族都把联姻，称作“和亲”，说明彼此都珍重相互间的亲和关系。因而，“和亲”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而王昭君等历代勇敢承担“和亲”使命，并为民族间的和睦作出贡献的许多女性，也成为了各族人民共同缅怀的巾帼英雄。而从郑成功，到甲午战争中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反割台斗争，再到今天党和国家为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所做和正在做的不懈努力，不都是中华民族注重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生动的历史见证吗?很显然，如果我们不了解上述的历史，我们也就不可能理解“团结统一”何以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了。同样的道理，“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优良传统，也都不是抽象的，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无数生动的历史实践的记录，是民族精神氤氲化育的结果。历史是最好的教师。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首先必须向历史请教。离开了历史教育，既无法真正了解优良的民族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也就无从谈起。

其三，历史教育是引导国人培养历史责任感的基础。

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目的是为了“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而要使国人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归根结底，就是要引导国人培养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在这方面，历史教育同样具有不可替代性。首先，一个人历史责任感的形成，有赖于具备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正确的历史观。难以想像，一个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和历史感的人，会有振兴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历史教育可以为国民提供必要的历史素养，以开阔视野，并养成科学的历史观，进而如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所说，懂得“科学判断”党和国家的“历史方位”，“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过阶段”，自觉做时代的建设者。其二，一个人历史责任感的形成，还有赖于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高的理想境界。一个目光短，思想卑微的人，不可能有历史责任感。历史教育既利于国人开拓视野，同时也有助于国人荡涤胸襟，志存高远，如同志所说，学习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

、邓小平、等党的三代领导人历来都高度重视历史教育。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落实不力，多年来历史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不断被削弱。商潮滚滚，人多浮躁，历史和历史教育既不能创造经济效益，自然不被重视。电视上倒有不少历史剧热播，但那是出于商机需要的“戏说”，不是真正在讲历史，许多胡编乱造，甚至误人非浅。国民的历史教育，本来主要是依赖基础教育阶段中的历史课来实现的，但现在小学是停开历史课了，中学历史课的时数也一压再压，像首善之区的北京，初中历史课将只乘下每周一节课了，聊胜于无而已。初中是义务教育，高中以后就是非义务教育了。如果学生初中毕业就去就业，他的历史知识能有多少呢?即便是上了大学，如果不进历史系，这些学生终生不再接受本国历史教育，中学学的那些少得可怜的历史知识，大概也都忘得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民教育的历史教育还有多少成效是可想而知的。现在许多青少年包括大学生，“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对祖国历史知之甚少。对此，有识之士深感忧虑，不断提出了批评意见。不久前，一位中科院院士著文认为，建国以来教育的主要失误有二，一是重应试教育，轻能力培养；二是不重视历史教育，许多学生爱国思想淡薄。另一位中科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先生也著文说，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朋友曾对他讲，现在有一些中国留学生，ABC即英文很好，美元、英镑也分得很清楚，就是不懂得长江与黄河，即中国历史文化，对自己的祖国缺乏感情。中国史学会前会长、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说得更沉重，他说：日本右翼势力正在篡改教科书，歪曲侵华历史，误导日本青少年。日本的青少年我们管不了，我们中国自己的青少年总可以加强教育吧。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历史教育，年轻一代对自己的历史都搞不清楚，将来他们又怎么知道人家在篡改历史呢!耐人寻味是，戴先生说上述话后不久，就出现了个别年轻艺人因于历史无知，不自觉为日本侵略者张目的事情，引起舆论哗然，网上更是一片谴责声。这不是偶然的，难道还不应当引起我们的反省吗!

在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以及“国民教育”新的重大课题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历史教育的作用与地位，并采取有效的措施，真正加强国民的历史教育：

其一，对历史教育要重新定位。泛泛地说历史教育可以增强凝聚力、培养爱国精神是不够的，至少还缺乏尖锐性。龚自珍说，“亡人国必先亡其史”，强调历史教育是关系国家兴衰荣辱的大事。这才是一针见血的判断。借现代的语言，我们必须明确，历史教育关乎国家与民族的安全，应列为国民教育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应当从加强历史教育入手，主管部门应加强统筹规划。

国民学历教育精选篇10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育;公民教育;有效开展

一、历史教育中开展公民教育的重要性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出台预示着对中学历史知识体系的又一突破。在该标准中首次对历史教育进行了公民教育的定位，而非专业教育定位，将历史教育的目标提升到了学生全方位人文素质培养的高度。

历史教育中开展公民教育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历史教育的目标进行了扩展，不在以为的讲历史，将过去的故事，而是以历史为立足点去探究其中的深沉含义，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未来。历史是一面了解人类发展、朝代变更、反省人类行为的大镜子，它不仅是对过往事件的反应，更是对未来的预示。中学历史教育当中的公民教育就是将历史知识的学习与对未来的思考统一起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其次，在中学历史教育当中，学生对于历史的学习不仅未来学习历史知识，了解历史事件，更是对前人的教训与经验进行总结，通过发生的历史事实锻炼学生的思考能力。公民教育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在历史教育中开展公民教育能够让历史教育变成一个真正的充满理性思考的学科的同时，增强其实践性。

二、中学历史教育中公民教育现状

（一）中学历史教师对公民教育不够重视

当前，中学历史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中，中学历史教师往往忽视了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在历史教学上，历史教师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在课堂授课中一切以提升学生的考试成绩为目标，重点讲考点，将公民教育只放在口头上，并未进行真正的实施。

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将考试分数看成教学的唯一目的。不少中学历史教师将历史教学重点放下教材知识点的教学上，例如，在对抗日战争、民族独立这样章节的讲解时，将教学重点放在事件发生的时间、时间人物、历史意义这些“考点”上，对公民教育几乎不谈。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学历史教师往往忽视了公民教育的重要性。这种思想上的忽视使得学生在历史课堂中所获得的关于公民教育的信息几乎为零。教师在思想上的忽视直接导致学生对公民教育的不重视，往往中学读完了，也不清楚公民有哪些权利与义务。

（二）教学方式死板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课堂中，教师依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随处可见。为了应付考试，提高考试成绩，学生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考试答案的背诵与记忆上，根本就没有对课堂中教授的知识进行彻底的理解，更谈不上公民教育了。其次，教师的教学方式过于死板，更多的时间是对历史课本的“朗读”，枯燥无味，久而久之学生为对历史的学习失去兴趣。

三、在中学历史教育中展开公民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抓住典型案例，培养学生爱国思想

在中学历史教材当中有非常多的爱国英雄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中所体现的爱国情怀无不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舍去自己，一心为国，让人动容。中学历史教科书当中典型案例是极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案例，抓住这些典型案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向学生灌输爱国意识，增强学生的公民意识。正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说的，保家卫国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与责任。历史教师在教学当中抓住这些爱国典型案例向学生讲述这些案例中的主人公为了国家利益牺牲小我的精神，让学生在脑海中形成爱国主义的思想，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公民意识，

（二）联系生活实际，在课堂上面挖掘生活中的公民教育

作为我国公民，都会享受很多公民权利同时还会承担很多公民义务。这些权利义务不只是在课本上面进行单纯的宣传，还要在实践中进行实践。在历史课堂教育中，教师就可以对学生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进行一个权利夯实的教育。在选举历史课代表，在选举课堂任务分配人等一些活动中就可以考验这些权利。在平时的历史课堂教育过程当中，教师也可以挖掘出与当今学生实际情况比较符合的一些例子。以必修3第一单元第一课《“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为例，教师可以就“言论自由”展开公民教育。

（三）开展课堂交流，增强师生公民话题互动

本人认为，公民思想教育虽然和实际联系的很紧密，但是必要的思想交流才能产生出更大的思想火花。教师不要一言堂，而是把更多公民的话题留给学生。公民的话题因为是比较崇高的，学生讨论起来会比较严肃以及比较认真，这样为取得更好的效果奠定了基础。老师要把握好话题，话题既要和现实生活中公民权利义务相关，同时还要和相关的历史课程相关。教师一定要把握平衡点。话题一方面要有趣味性，另一方面还有悬疑性，最为关键的是，话题必须要有教育性。

参考文献：

[1]钟朝霞.中学历史教育中的公民教育的研究[J].才智 2012（7）

[2]何海怡.中学历史教育的价值分析与发展研究[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12（18）

[3]赵士才.谈高中历史教学传统美德的教育途径[J].神州（下旬刊）2011（8）

国民学历教育精选篇11

关键词：民办高职；历史课程；思考

历史课程不论在任何国家都是一门基础的必修的课程，对于社会具有巨大的推动意义。但是这个作用不是短时期内所能显现出来的，是潜移默化的。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历史课程由于它自身的原因，越来越受到轻视，有的学校开始削减历史专业招生数量，有的学校甚至取消历史课程，尤其是在民办高职院校中，这种情况更加普遍。长期的重理轻文观念，民办院校的资金问题，加上高职院校培养方式的侧重点不同，导致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人文素质、历史常识比较欠缺。同志曾强调：“文学的学生要学些自然科学的知识，理科学生要学些人文科学的知识。”要培养高素质的学生，就要增加或者改革课程，开设与历史课程相关的如“中国历史文化”“中国近代史”作为选修课，甚至必修课，使学生通过学习丰富自身历史文化知识，并且能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汲取智慧，提高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达到人才培养的目的。

1.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缺乏历史教育的原因分析

民办高职院校学生缺乏历史文化教育，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1）民办高职院校学生自身和学制原因导致缺乏相应的历史教育。民办高职院校在录取中属于第三批录取，并且很多学生是通过中专途径考试进来的，接受的历史教育和其他普通高中不一样。尽管高考把历史文化课作为文综之一列入高考内容，但是在文科生看来，历史的学习基本上靠的就是不厌其烦的背诵，很多同学因此对历史失去了兴趣，所以高中阶段的历史教育并没有发挥出来历史学科应有的魅力及作用。笔者在与学生日常交往中发现，很多学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大部分学生认为历史已经过时，没有任何现实的指导意义。甚至有的学生连朝代的更替都难以分清，更不要说“三皇五帝”“十三经”。因此，民办高职院校开设历史及历史文化课程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家庭教育中历史教育缺失。目前在校大学生的父母，大多都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那个时代的教育是割断历史的教育，历史被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改革开放以后，才是他们接受中学、大学教育的时期，尽管国家对青年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教育要求，但是，中学阶段的“有文化”教育主要是应试教育，历史教育毫无疑问地被列入应试内容，但由于教材的编写、主导思想的影响，历史课程的学习并没有脱离阶级斗争的范围。那个时候，大学尚未普及，进入大学的青年比例较小。同时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改革开放开启的时代，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有大量的年轻人投入商品经济大潮中，这些人很少接触到文化教育，尤其是历史理论的学习。即使进入大学读书的人，大学阶段的“有文化”教育也只是“科学文化知识”学科教育和专业教育。因此，这些父母本身的历史教育缺失，根本没有能力对孩子进行历史文化教育，从而造成现在在校大学生在家庭教育中缺失此类教育。

（3）社会教育中历史教育缺失。现在在校的大学生，大多是“90后”，“变态”的素质教育和“变形”的应试教育成为他们的主流社会教育。各种美术、乐器培训班打着素质教育的幌子，瞄准了父母的钱包，各种“奥数” “英语”培训班对接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的心理需求。“90后”孩子（主要是城市孩子）中小学阶段的社会教育基本上是在父母胁迫下接受各类社会培训的教育。同时，这一阶段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图书本来就不多，而家长又把这类书当作“闲书”“杂书”，列为“禁读物”，中小学教辅类图书应运而生，成了家长积极为孩子购买的阅读品。广播、电视、网络、音像等媒体本来是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载体，但是，承载优秀历史教育的电视作品本来就不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多是七拼八凑，甚至完全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戏说。网络文化的盛行也给历史文化的普及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网络文化具有开放性、即时性、创新性、自由性、平等性等特点，随着这些孩子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价值追求更加多元化，个性特点更加突出，他们开始迷恋网络，包括网络游戏、网络小说等，尤其是网络上的快餐文化。因此诸多因素造成了“90后”的孩子在社会教育层面严重缺乏优秀的历史教育。

（4）从民办高职院校本身来讲，职业院校注重的是以就业为中心，“工学结合”的教学方式，往往忽视了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科的投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国历史文化”都是以公共选修课的形式出现的，大多数高职院校很少有此类课程的专任教师，这些与历史相关的课程都是由文科相关专业如语文、思想政治课的教师在担任。中国的历史不论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叶茂根深，要讲好这门课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所以民办院校在师资方面是有所欠缺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民办高职院校的建设起步晚，开设的课程更加注重投入产出比，因为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科的投入无法在近期得到相应的回报，因而在经费压力下许多民办高职院校被迫放弃这些课程。

2.民办高职院校开设历史课程的重要性分析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民办高职院校对完善历史及其历史文化教育的认识深度，决定着教育的行动与效果。笔者认为，完善历史文化教育对民办高职院校重要性有三点：

（1）高校有四大功能，教育教学，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开展历史文化教育课程，是高校四项功能的综合体现之一。开展历史文化教育的效果，不仅是一所民办高职院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标志，也决定着它对国家和社会贡献的程度。

（2）宏观上讲，历史文化教育直接的作用就是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培育民族精神。历史和爱国主义是互为表里。古人讲：“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不了解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故步自封，闭目塞听，爱国主义就不可能得到弘扬。我们要利用中华民族优秀的爱国英雄主义思想，对学生进行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培养，增强“90后”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功在千秋的大事。

（3）从学生个体来讲，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教育既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切入点。历史教育中亦有道德教育的范畴。道德是教育的生命。四书五经中《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褒扬真善美，辨别假恶丑，以人为镜，以史为鉴。使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基因永续，就是让学生永固文化根基，传承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及其道德素养。民办高职院校开展历史文化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既是职责所在，也是提升立德树人成效的最佳选择。

3.民办高职院校实现历史文化教育的途径

分析民办高职院校学生接受历史文化教育情况，是为了认清开设历史课程在当今教育改革中必要性和紧迫性，分析历史文化教育的作用，是为明确开展此项工作指明方向。因此要提高完善历史文化教育的自觉性、主动性和执行力，必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落实。

（1）学校要制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开设、完善历史文化教育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把此项工作列入学校一项重要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明确此项工作是强力推进学生素质教育、时代教育、文化教育的大事。

（2）加强课程及教师队伍建设。学校要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统一开设“中国通史”“中国近现代史”等相关必修课、选修课，以提高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为重点，开设“中国历史文化”选修课，理解中国古代历史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强化学生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学校还应加强历史相关专业教师的引进，由于中国历史的悠久及内容的庞大复杂，一个教师往往难以完成整个的教学任务，需要引进多个放心的教师组成一个团队，才能取得预期的授课效果。

（3）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历史教育的紧密结合。学校要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及近现代历史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资源，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民主革命斗争及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进一步丰富高职院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4）坚持历史及历史文化教育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学校应围绕“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要求，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切入点的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引导学生认识、认同中国梦，以祖国的繁荣昌盛为最大光荣，以国家的衰落为最大的耻辱，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树立民族自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学校还应围绕“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开展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教育，让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学会心存善念、理解他人、尊老爱幼、扶残济困、关心社会、尊重自然，培育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生态文明意识，浇铸其乐于奉献、热爱公益慈善的道德魂；学校还要围绕“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开展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让学生明辨是非，止于至善，坚韧豁达、奋发向上，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理品格，培养格物致知、敢为人先的创造力。

总之，民办教育发展初期由于受到多方面的条件的限制，人文学科的建设在一定时期内会受到忽视，但是当民办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需要更加注重内涵的建设。作为文化教育阵地的民办教育，为国家的建设培养技能人才的同时，应加强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科的教育，努力提高民办院校学生文化水平、文化修养，提高学校竞争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4-05-05.

[2]陈 鉴，王晓辉.高校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1）.

[3]赵燕玲.大学历史课教学中素质教育的实施[J].青海师专学报，2002（02）.

国民学历教育精选篇12

在新课程标准下，加强德育教育，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是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目标。要完成这一目标就要求历史教师抓住学科特点，课前必须认真研究教材，挖掘教材中蕴含的德育因素，论从史出，循序渐进，制定多元化目标，采取灵活性、多样性的教学方式和手段，针对学生实际，结合时势，做到让学生学习史实的同时，就受到相应德育的教育，达到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教学目标。

历史是一门以历史史实为基础的学科，它有其本身的知识结构，也有其德育的结构。以史育德，既体现历史教学上的史论统一，又实现了历史在前面发展教育上的德育与智育的统一，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方式和手段让学生了解熟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感受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淳厚民风和崇高气节，学习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将民族精神内化为青少年的思想素质和精神品格。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以史为鉴，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一、在爱国主义情感教育方面

爱国主义历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是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形成的一种道德规范、文化传统。翻开历史的书卷，从远古到现代，上下几千年，到处都蕴藏着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所表现出的忠贞的民族气节：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豪壮的爱国义举；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他们表现出的崇高的民族气节，都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在教学中，可以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有意识地融合在历史教学过程中，使学生通过对教材的学习自觉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比如在讲文化史时，可以运用教材中的有关史料，通过资料的展示和讲解，让学生感受到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文明，不仅为人类创造了极其灿烂辉煌的文化和科技成就，更向世界展示了其非凡的融合力、凝聚力和强大的生命力，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内容可以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我们也可以结合历史教育教学内容，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课内外活动，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举行国情知识竞赛，组织课外阅读、讨论，观看电影、开展影视评论，编辑历史小报，举行历史报告会、故事会，组织观看影视录像等等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课外教育活动，可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受到德育教育，通过实践激发学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树立报效祖国、建设美好未来的远大志向，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二、在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情感教育方面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我国历史上涌现了许多为民族进步，为消灭民族战争，为维护祖国统一而努力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代表人物，如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郑成功等等。揭示了历史上民族英雄的精神世界，对于培养学生民族气节和民族感情有很好的时机。

在祖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民族大迁徙及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民族间虽有过争斗，但这是短暂的，而民族间的交往是长存的。这里可以通过各民族间交往融合的教学，使学生明白我国灿烂的古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三、在青少年道德品质的培养方面

国民学历教育精选篇13

1 注重德育渗透的“有机”方法，把德育有机渗透到历史教学过程当中

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把思想性和科学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德育和基础知识传授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在讲述祖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科学文化成就，不同时代的历史英雄人物的时候，就同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讲述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相互支持的时候，就同时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在讲述革命先辈在艰苦条件下如何坚持革命斗争的时候，就同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讲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时候，就同时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等，这种思想教育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进行的，是很有说服力的，也是最能收到教书育人的效果的。

2 注重德育渗透的感受方法，引导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事件，把德育渗透到历史评价的感受认识当中

历史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有让学生充分了解历史，评价历史，认识历史，才能从中得到思想感受，起到德育的作用。例如，在讲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时，让学生充分认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讲述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时，引导学生进行正确评价。引导学生感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坚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学习、奋斗的信念，感受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工作作风，使学生拥护党的领导，热爱中国共产党。像这种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在历史教材中出现很多，教师应根据不同事件的评价对学生进行德育。

3 注重德育的适时方法，结合历史知识教学，适时渗透思想品德教育

现编历史教材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各个阶段的历史选材侧重不同。古代史侧重讲述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教师要弘扬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教育学生热爱人民，热爱祖国；近代史侧重讲述民族面临危亡和挽救民族危亡，教育学生发奋学习，为民族的振兴而努力，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历史教训，充分认识到特别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后，国际竞争范围更广，竞争更激烈，落后就会在竞争中失败，以此唤起民族振兴意识，树立“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责任感，真正肩负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现代史侧重讲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史。教师要把社会主义优越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的强盛事例展现在学生眼前，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富中国、强中国、发展中国”，在心灵深处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

国民学历教育精选篇14

关键词：历史学科；立德树人；策略

自古以来，“立德树人”几乎是历代教育家共同遵循的理念。本文就如何发挥历史学科优势以助推“立德树人”教育作如下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历史学科蕴含着丰富的“立德树人”因素

1.历史学科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载体。近代史学家梁启超曾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中华民族的历史蕴含着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优良道德，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古代的苏武、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近代的林则徐、邓世昌、谭嗣同、孙中山、张自忠等先烈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前进的强大推动力量，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载体。

2.历史学科教学是培养学生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重要手段。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教师要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教育：如阶级斗争的观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杰出人物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观点，社会不断前进又有曲折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评价人物和事件的观点。如，在评价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过时，就应让学生充分理解统一六国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符合人民利益的，应充分肯定，从而培养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

3.历史学科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理想道德教育。我们中华民族是富有理想的民族，理想道德教育是历史课教育的重要内容。纵贯古今，历史上涌现了无数为中华民族自强而奋斗的仁人志士，如岳飞、洪秀全、孙中山、、、刘少奇等先辈都是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实现了人生的理想和价值。在传授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要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理想，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理想教育效果。

4.历史学科独具传统美德的教育优势。华夏文明有着可传承的优良传统，这些内容包括忠心报国、公而忘私、勤劳俭朴、艰苦奋斗、不畏、自强不息、文明礼貌、仁者爱人等等。比如，大禹治水、马钧、李春、黄道婆等的勤劳智慧，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心愿，都充满了对人民的热爱之情。他们所体现的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通过这些知识的教学，让学生在这些生动的历史中接受美德的熏陶。

二、对中学历史实施“立德树人”教育策略的几点思考

1.努力培育教师具备优秀的品质，以教师的优秀品行去影响、感染和带动学生。要“立德树人”，必先立师德。高尚的师德和高超的师能是教师使命和责任的两块基石。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育的技巧的全部奥秘也就在于如何爱护儿童。”所以教师要有爱心、责任心、责任感，让学生学习你，尊敬你。在学生心目中，教师是社会的规范、道德的化身、人类的楷模、父母的替身。他们都把师德高尚的教师作为学习的榜样，所以要加强教师的品德修养，用高尚的情操、用我们自身的德行去影响学生。

2.充分挖掘教材内容，以知识为载体对学生进行“立德树人”教育。源远流长的人类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同时也为我们进行“立德树人”教育提供了历史的依据，这些历史的见证更真实、更直观地描述着历史的原貌，起着更深刻的教育作用，教师要进行加工和挖掘。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文物、书籍、图片、新闻资料等历史信息，配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效果。

3.充分利用地方史教材，以学生身边的历史助推“立德树人”教育。由于地方史教学内容涉及自己家乡的人、事、物，所以学生极易产生亲切感，也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所以充分利用地方史教材是加强历史学科“立德树人”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途径。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适当加入地方史的内容，提升达到教育目的的效果。

4.改进教学方式，创设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促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品德素养。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创新教学方法来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尤其是可以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形象直观地展现历史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达到“立德树人”教育的目标。比如，把地动仪、水排、筒车、长城、秦俑的模型展示在学生面前，使他们亲眼看到祖先的发明创造，促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把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遭遇到侵略的历史图片、历史视频展现给学生，一定会激发学生对侵略者的愤恨和对祖国的热爱，让学生受到深刻的历史教育。

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我们要坚持对学生进行“立德树人”教育，发挥好历史学科“立德树人”的学科优势，探索更多更好的方法、途径，为未来的中国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谱写新的华章。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