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十四篇)

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篇1

「关键词人口迁移/户籍制度/市场化改革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围绕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因而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序进行配置。由此，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既无必要，也不允许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因此，随着20世纪50年代这种发展战略格局的确定，一系列相关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在这种制度下，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农村居民没有政府的许可不可能向城市流动，劳动和人事部门通过计划来控制劳动力跨部门流动。

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农户成为其边际劳动努力的剩余索取者，从而解决了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meng，2000）。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诱导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后，非农产业活动更高的报酬吸引劳动力转移（cook，1999），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

由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政策引导，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劳动力转移以从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但随着乡镇企业遇到来自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因而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地区转移的压力。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国有部门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扩大了对劳动力需求，并成为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体制障碍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许多各种规模的城市很早就实行了所谓的“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地接受。此外，1998年公安部对若干种人群开了进入城市的绿灯，如子女可以随父母任何一方进行户籍登记，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调动到一起并得以户籍转换，老人可以随子女而获得城市户口，等等。虽然执行时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及就业制度的改革，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

与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相比，户籍制度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随着时间推移，两方面的因素变化推动政府对迁移政策进行改革。一是城市户籍制度不再拥有外部或隐含的福利，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据个人的户籍来提供就业、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保障。这样，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不会给地方政府增添额外财政负担。二是地方政府意识到，劳动力流动不仅带来资源重新配置，而且也是城市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样，市场化发育水平相异的城市根据各自目标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可见，通过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其他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动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进程，并且以其他领域改革的进展为前提。这个转变或改革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而在整个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人口迁移也表现出转轨时期的特点。这是中国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的特殊性所在。本文旨在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分析人口流动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一、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是劳动力市场在空间上从不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刘易斯（lewis，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在托达罗（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1970）两部门模型分析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由于城市经济存在着现代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创造率越大，越有利于将更多的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转入正规部门；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从农村流向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数量越多，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规模也越大。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取决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及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将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从而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因此，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结果带来了城市失业率的上升。

费尔茨（fields，1974）认为，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寻找工作的概率问题。由于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相对概率较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只能滞留于非正规部门。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主要是在于他们预期能够从得到的城市正规部门工作机会中获得补偿。在托达罗模型基础上，费尔茨引入了搜寻工作机会的观点，一方面强调了城市制度工资和相对就业概率对迁移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保证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时的失业率低于托达罗模型得出的估计。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随着劳动力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相互作用。但是，根据托达罗理论，城市失业率上升将起到减缓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依据费尔茨的观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似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不大。相比之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城市的失业率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托普尔（topel，1986）利用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研究发现，1970～1980年，美国东部、中部和北部各州的平均失业率相对于全国水平上升了23%，同时西部和西南部各州的失业率却显著下降。同期，人口迁移的空间流向恰好与此相反，人口净流入地区为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东部、中部和北部均为人口净流出地区。

中国的人口迁移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而且还有经济体制转型的独特之处。如前所述，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过程，为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择业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也是研究其他国家人口迁移的理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必然对人口与劳动力迁移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城市就业环境变化也为我们观察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条件。

首先，不仅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驱动人口的迁移，市场化水平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从而形成特定的迁移流向。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由于政府采取人为扭曲资金价格的方式，在资金密集型产业上投资过多，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经济改革以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配置逐渐转向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较好地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cai等，2002）。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上在地区之间不平衡，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2000年，92.1%进出口贸易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3%和3.6%.同年，86.5%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8.9%和4.6%.因此，劳动力迁移在东部地区更为活跃，迁移的流向也以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为特征。

其次，正如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那样，较大的迁移距离增加了交通成本、弱化了社会网络关系和目的地的就业信息，减少了迁移者的收益预期，因此，迁移距离上升降低了迁移发生概率。工作的不稳定性和信息获得的不确定性，不仅造成了迁移流向是一个从县内流向县外，从省内向省外的渐进过程，而且使得亲友等社会网络成为迁移者获得非正规部门就业信息的主要方式。格林伍得（greenwood，1969）认为，迁移存量对人口在地区之间迁移扮演着社会网络的作用。先前的迁移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信息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对后期的迁移产生影响。蔡fǎng＠①（cai，1999）研究发现，75.8%的省内迁移者、82.4%的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获得是通过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亲戚、老乡、朋友获得的。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通常受到距离所反映出的社会网络强弱的限制，形成分阶段迁移。

第三，尽管户籍制度继续阻隔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但市场化改革使得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融合，城市就业环境变化必然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带来影响。随着国有企业亏损和非国有部门扩大，越来越多的原国有企业职工开始和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展开就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是走还是留”，取决于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就业状况，而且其决策通常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这与harris和todaro（1970）模型中所讨论的情况（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临时就业、等待得到正式部门就业机会），以及sethuraman（1981）观察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大多数迁移者将他们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视为永久性的）都有显著差异。一个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通常具有季节性特点，最多以年为单位在原住地和迁入地之间往返，呈现出“钟摆式”的流动模式。正如solinger（1999）指出的那样，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在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外商投资较快的地区，市场力量日益显现，迁移受到鼓励。

二、空间分布特征变化

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同时，要素市场发育及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越来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东部地区不仅对外开放时间早，而且市场发育迅速，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消除了劳动力等要素跨地区间流动的制度，以至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吸纳地区。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反过来也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善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cai等，2002）。表1显示了人口迁移空间分布状况的长期变化。1987～2000年，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地区内部迁移（其中主要是省内迁移）比例始终高于地区间的迁移比例。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迁移比例则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东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提高，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比例下降。而中西部正好与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趋于下降，中部向西部、西部向中部的迁移比例也在下降，而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入比例不断上升。

注：（1）从统计口径上看，1987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镇和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1年以上的市、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5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区、县之间的迁移人口；200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乡、镇、街道之间的迁移人口。（2）全部迁移人口包括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不同年份在迁移时间规定和迁移范围上的差别对地区之间分布会带来一定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比较不同年份之间迁移流向的变化。

资料来源：《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资料显示，全部迁移人口数量为1246万，占总人口的10.6%，其中省内迁移为7.7%、跨省迁移为2.9%.在总迁移人口中，省内迁移的比重始终很高，为73.4%.当我们描述跨省迁移的流向时，其主要以东部地区为迁移目的地的倾向更加明显。表2给出了三类地区跨省迁移比例的空间交叉分布。2000年，东部地区跨省迁移近65%集中在东部其他各省（市），中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84%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68%集中在东部地区。从时间趋势上看，1987～2000年，东部地区内部跨省迁移比例上升了近15%，而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比例上升将近24%，后者比前者高出9个百分点。

从流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看，迁移可以被划分为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城市到农村的迁移、农村到农村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四种主要类型。从这种类型划分来观察地区间迁移的流向，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转轨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从全国来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是目前迁移的主要形式。2000年，两者合计占总迁移人口的77.9%，而且农村到城市迁移的比重（40.7%）大于城市到城市的迁移（37.2%）。农村到农村的迁移比重较低，仅占全部迁移的18.2%.而城市到农村的迁移比例最低，不到总迁移人口的1/25.从时间趋势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所占比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都呈现上升趋势，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比重略呈下降趋势。

三、迁移的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在迁移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中，早期的迁移模型将重力迁移模型和就业为目的的迁移模型合二为一，假定迁移数量不仅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和迁移距离有关，而且取决于两个地区之间的工资和失业率的比较。通常，采用下列双对数模型来分析这些因素对迁移流向的影响（lowry，1966；greenwood，1969；fields，1979）。即：。式中，m为迁移率，x为影响迁移流向的各种因素，d为迁移距离，i，j分别为迁出地和迁入地。

舒尔茨（schultz，1982）认为，人口变量反映的是其他影响迁移而没有在模型出现的社会经济变量的作用，它没有行为学上的意义。由于迁移是人口增长的一部分，在迁移实证模型中引入人口规模会带来计量上的共同偏差（fields，1979）。而且，由于迁移存量实际上是人口规模的一部分，如果在实证模型中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将带来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大大降低回归参数估计的效率。因此，通常做法是在实证模型中不引入人口变量。

在回归方程的函数形式选择上，费尔茨（fields，1979）认为，迁移决策本质上是在相互排斥的替代方案之间的一种选择，非对称模型比对称模型对人口迁移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此外，双对数线性回归方程还能够消除奇异值和异方差对估计效率的影响，满足理论上就业机会与工资之间的乘积要求，以及提高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等。他选择了滞后解释变量办法来消除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也采用了所有解释变量数据均为1995年数据的办法来解决迁移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数据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资料（10%样本）和微观数据（长表1%样本），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在数据处理上，正式出版的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没有农村向城市跨省迁移劳动力数量及其失业率数据，我们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计算了这些数据。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见表3.

表3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

注：*根据微观数据计算。

迁移率的计算，我们采用格林伍得（greenwood，1969）的定义，用1995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0日从省迁到省的人口数，除以1995年11月1日以前住在省的人口数。根据长表计算得到的迁移率，包括了所有年龄段跨省农村到城市、城市到城市、农村到农村、城市到农村的四种类型迁移人口；用微观数据计算15～64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率。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得到的两个迁移率的平均值都不高（见表3）。

迁移距离为省会之间铁路公里数。中国地域辽阔，铁路是中国跨省迁移的主要交通方式。这点可以从每年春节农民工返乡造成的铁路拥挤状况中得到印证。迁移距离不仅反应了用于直接交通费用的高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迁移所带来的心理成本大小。随着迁移距离增加，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迁移风险也会上升，迁移成本随之增加（schultz，1982；greenwood，1975）。这在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直接用城市工工资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来作为工资率的变量显然不合适。随着收入多元化，相当于实际收入的部分并没有反映到名义收入之中，城乡收入在可比性上也存在一定问题（solinger，1995；jefferson，1992）。奥尼尔（o''''neill，1970）建议采用消费指标来克服收入指标作为工资率变量上的不足。我们利用各省城乡人口作为权重，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加权平均，作为各省的工资率变量，预期工资率对迁移流向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其中，迁入地为正向效应，而迁出地为负向效应。

1995年全国1%抽样调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都对城乡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进行了统计。1995年调查问卷中有三项指标用来测度劳动力在调查前一周是否处于失业状态：第一项是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二项是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三项是企业停产等待安置的劳动力。2000年人口普查只包括前两项。据此可以计算得到1995年和2000年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2.2%和3.6%.由于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包括了农村劳动力，这低估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公布了分城市、镇和农村的经济活动人口资料，据此计算的城市、镇和农村的失业率分别为9.4%、6.2%、1.2%.利用2000年微观数据计算的城市本地劳动力、城市向城市迁移劳动力、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9.1%、7.9%和3.6%.如果在迁移模型中忽略了迁移存量，将导致高估其他解释变量对迁移的影响（greenwood，1969）。按照格林伍得的方法，迁移存量应该是以1995年为时点，计算出生在省且居住在省的所有人口。由于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只提供了出生后一直住在本地和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等资料，因此，我们采用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人口指标作为迁移存量的变量。本文中长表的迁移存量包括所有人口，微观数据的迁移存量只包括15～64岁的人口。我们预期迁移存量对人口迁移有正向效应。

在分析地区人均收入差异和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程度通常被看做是影响地区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barro和sala-i-martin，1995；cai等，2002）。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参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也越高。但是，扭曲的贸易和发展战略也同样起到扩大出口，提高gdp中的贸易份额比重。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国外投资者的选择。从长期来看，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和规避风险，国外企业在其投资过程中要对各地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发育情况、体制与政策的透明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最终做出投资选择。外资企业进入之后，它利用劳动力市场来解决用人需求，这与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我们选择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市场化程度的变量，来分析它们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改革以来，虽然所有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都在增加，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中国人口迁移流向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与东部地区对市场化改革程度较高是分不开的。四、回归结果与讨论

方程1～3是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结果，方程4、5是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由于海南、重庆、与其他省会之间距离未能得到，在回归中剔除了这3个地区，长表资料中实际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756个。在微观数据中，由于有些省份的迁移率或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数量为零，取对数后，这些数据变成缺省值，所以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506个。

从表4回归结果看，利用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60%的所有人口跨省迁移的行为；用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30%的跨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行为。表4的非对称双对数迁移模型估计结果也表明，迁入地社会经济变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大于迁出地这些变量所发挥的作用。

回归方程1～5中大多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t值，如迁移距离、人均消费水平、失业率、迁移存量等，都达到了1%或5%的显著性水平，并且作用方向上与前面的理论预期结果也基本一致。

表4中回归方程1和2的区别是采用了不同的失业率数据，前者是1995年的失业率，后者是2000年的失业率。使用1995年失业率数据虽然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但方程1中迁出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这个结果可能与现实情况并不吻合。

1995～2000年，中国城市就业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企业大量富余人员被释放出来，城市失业率迅速上升。为了解决本地城市职工就业问题，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了城市就业保护政策，这势必对以就业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产生较大影响。迁移者是理性的，如果目的地的就业机会较小，迁移者将选择不流动，以减少迁移风险和成本。这样，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就显得更为重要。

表4迁移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注：（1）采用异方差检验方法（breusch-pagan/cook-weisberg）发现，表中回归方程的依次为：7.85、1.54、1.38、2.80、4.85.我们对回归方程1、5采用robust估计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2）方程1和5的括号内为robustt值，方程2～4括号内为t值，*代表5%显著性水平，**代表1%显著性水平。

考虑到2000年失业率真实地反映了就业环境的变化，我们以回归方程2为基准，分析不同因素对迁移的影响，并进行比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迁移距离上升1%，迁移率下降1.08%.受迁移距离的影响，2000年跨省迁移人口比例不到30%，绝大多数迁移人口选择了省内流动。迁移距离在空间位置上是固定的，但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和制定合理的交通价格有利于减少迁移者的迁移成本，促进劳动力流动。

在做迁移决策时，潜在的迁移者不仅要考虑两地之间直接的收入差距，而且还要考虑到就业机会大小。在回归方程2中，迁入地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近4倍，但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3倍以上。迁入地失业率对迁移决策较大的边际影响与迁移者面临的选择有关。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是既定的，迁移者对它别无选择。相反，迁移者对迁入地劳动力市场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失业率越高的地区，迁入数量就会下降。

目的地的就业信息提供和帮助，对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也证实了这一点。社会网络等非正规信息渠道虽然在迁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加快劳动力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

将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引入回归方程2，就得到回归方程3.引入这个变量之后，迁移距离和失业率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变化不大，而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发生较大改变。从绝对值来看，方程3中的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小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估计值，迁出地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有所下降，主要是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高相关关系导致的结果（注：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56.）。跨省人口迁移比例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它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注：外商直接投资与迁移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6.），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变量之后，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数值下降约50%.为了观察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我们利用微观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回归方程4引入了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上述发现，即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对迁移者来说更为重要。回归方程5引入了城市劳动力失业率。结果表明，城市失业率对于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率有显著性影响，其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不仅大于回归方程4中失业率的回归系数，而且大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这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确实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改善城市就业环境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起到加速城市化的作用。

五、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一般特征，还具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性。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既有助于考察中国独特的制度特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又能够通过对中国案例研究来拓展迁移理论。

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决定了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不仅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而且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迁移。既然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仍然有赖于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从而劳动力流动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注：约翰森（johnson，1999）认为，在今后30年，如果迁移障碍被逐渐拆除，同时城乡收入水平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等的话，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对年经济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加快中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清除阻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各种制度，可以引导和规范人口迁移，使其不仅具有微观理性，而且具有更加理性的宏观后果。市场化改革措施（如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等）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将有助于获得“一石二鸟”的功效，也就是讲，它为劳动力流动不断营造同样的发展环境，并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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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篇2

「关键词人口迁移/户籍制度/市场化改革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围绕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因而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序进行配置。由此，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既无必要，也不允许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因此，随着20世纪50年代这种发展战略格局的确定，一系列相关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在这种制度下，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农村居民没有政府的许可不可能向城市流动，劳动和人事部门通过计划来控制劳动力跨部门流动。

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农户成为其边际劳动努力的剩余索取者，从而解决了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meng，2000）。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诱导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后，非农产业活动更高的报酬吸引劳动力转移（cook，1999），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

由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政策引导，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劳动力转移以从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但随着乡镇企业遇到来自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因而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地区转移的压力。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国有部门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扩大了对劳动力需求，并成为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体制障碍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许多各种规模的城市很早就实行了所谓的“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地接受。此外，1998年公安部对若干种人群开了进入城市的绿灯，如子女可以随父母任何一方进行户籍登记，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调动到一起并得以户籍转换，老人可以随子女而获得城市户口，等等。虽然执行时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及就业制度的改革，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

与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相比，户籍制度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随着时间推移，两方面的因素变化推动政府对迁移政策进行改革。一是城市户籍制度不再拥有外部或隐含的福利，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据个人的户籍来提供就业、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保障。这样，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不会给地方政府增添额外财政负担。二是地方政府意识到，劳动力流动不仅带来资源重新配置，而且也是城市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样，市场化发育水平相异的城市根据各自目标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可见，通过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其他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动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进程，并且以其他领域改革的进展为前提。这个转变或改革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而在整个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人口迁移也表现出转轨时期的特点。这是中国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的特殊性所在。本文旨在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分析人口流动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一、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是劳动力市场在空间上从不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刘易斯（lewis，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在托达罗（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1970）两部门模型分析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由于城市经济存在着现代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创造率越大，越有利于将更多的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转入正规部门；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从农村流向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数量越多，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规模也越大。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取决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及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将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从而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因此，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结果带来了城市失业率的上升。

费尔茨（fields，1974）认为，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寻找工作的概率问题。由于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相对概率较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只能滞留于非正规部门。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主要是在于他们预期能够从得到的城市正规部门工作机会中获得补偿。在托达罗模型基础上，费尔茨引入了搜寻工作机会的观点，一方面强调了城市制度工资和相对就业概率对迁移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保证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时的失业率低于托达罗模型得出的估计。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随着劳动力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相互作用。但是，根据托达罗理论，城市失业率上升将起到减缓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依据费尔茨的观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似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不大。相比之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城市的失业率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托普尔（topel，1986）利用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研究发现，1970～1980年，美国东部、中部和北部各州的平均失业率相对于全国水平上升了23%，同时西部和西南部各州的失业率却显著下降。同期，人口迁移的空间流向恰好与此相反，人口净流入地区为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东部、中部和北部均为人口净流出地区。

中国的人口迁移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而且还有经济体制转型的独特之处。如前所述，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过程，为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择业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也是研究其他国家人口迁移的理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必然对人口与劳动力迁移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城市就业环境变化也为我们观察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条件。

首先，不仅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驱动人口的迁移，市场化水平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从而形成特定的迁移流向。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由于政府采取人为扭曲资金价格的方式，在资金密集型产业上投资过多，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经济改革以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配置逐渐转向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较好地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cai等，2002）。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上在地区之间不平衡，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2000年，92.1%进出口贸易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3%和3.6%.同年，86.5%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8.9%和4.6%.因此，劳动力迁移在东部地区更为活跃，迁移的流向也以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为特征。

其次，正如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那样，较大的迁移距离增加了交通成本、弱化了社会网络关系和目的地的就业信息，减少了迁移者的收益预期，因此，迁移距离上升降低了迁移发生概率。工作的不稳定性和信息获得的不确定性，不仅造成了迁移流向是一个从县内流向县外，从省内向省外的渐进过程，而且使得亲友等社会网络成为迁移者获得非正规部门就业信息的主要方式。格林伍得（greenwood，1969）认为，迁移存量对人口在地区之间迁移扮演着社会网络的作用。先前的迁移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信息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对后期的迁移产生影响。蔡fǎng＠①（cai，1999）研究发现，75.8%的省内迁移者、82.4%的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获得是通过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亲戚、老乡、朋友获得的。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通常受到距离所反映出的社会网络强弱的限制，形成分阶段迁移。

第三，尽管户籍制度继续阻隔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但市场化改革使得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融合，城市就业环境变化必然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带来影响。随着国有企业亏损和非国有部门扩大，越来越多的原国有企业职工开始和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展开就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是走还是留”，取决于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就业状况，而且其决策通常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这与harris和todaro（1970）模型中所讨论的情况（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临时就业、等待得到正式部门就业机会），以及sethuraman（1981）观察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大多数迁移者将他们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视为永久性的）都有显著差异。一个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通常具有季节性特点，最多以年为单位在原住地和迁入地之间往返，呈现出“钟摆式”的流动模式。正如solinger（1999）指出的那样，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在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外商投资较快的地区，市场力量日益显现，迁移受到鼓励。、空间分布特征变化

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同时，要素市场发育及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越来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东部地区不仅对外开放时间早，而且市场发育迅速，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消除了劳动力等要素跨地区间流动的制度，以至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吸纳地区。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反过来也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善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cai等，2002）。表1显示了人口迁移空间分布状况的长期变化。1987～2000年，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地区内部迁移（其中主要是省内迁移）比例始终高于地区间的迁移比例。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迁移比例则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东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提高，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比例下降。而中西部正好与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趋于下降，中部向西部、西部向中部的迁移比例也在下降，而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入比例不断上升。

注：（1）从统计口径上看，1987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镇和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1年以上的市、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5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区、县之间的迁移人口；200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乡、镇、街道之间的迁移人口。（2）全部迁移人口包括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不同年份在迁移时间规定和迁移范围上的差别对地区之间分布会带来一定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比较不同年份之间迁移流向的变化。

资料来源：《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资料显示，全部迁移人口数量为1246万，占总人口的10.6%，其中省内迁移为7.7%、跨省迁移为2.9%.在总迁移人口中，省内迁移的比重始终很高，为73.4%.当我们描述跨省迁移的流向时，其主要以东部地区为迁移目的地的倾向更加明显。表2给出了三类地区跨省迁移比例的空间交叉分布。2000年，东部地区跨省迁移近65%集中在东部其他各省（市），中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84%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68%集中在东部地区。从时间趋势上看，1987～2000年，东部地区内部跨省迁移比例上升了近15%，而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比例上升将近24%，后者比前者高出9个百分点。

从流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看，迁移可以被划分为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城市到农村的迁移、农村到农村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四种主要类型。从这种类型划分来观察地区间迁移的流向，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转轨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从全国来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是目前迁移的主要形式。2000年，两者合计占总迁移人口的77.9%，而且农村到城市迁移的比重（40.7%）大于城市到城市的迁移（37.2%）。农村到农村的迁移比重较低，仅占全部迁移的18.2%.而城市到农村的迁移比例最低，不到总迁移人口的1/25.从时间趋势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所占比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都呈现上升趋势，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比重略呈下降趋势。

三、迁移的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在迁移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中，早期的迁移模型将重力迁移模型和就业为目的的迁移模型合二为一，假定迁移数量不仅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和迁移距离有关，而且取决于两个地区之间的工资和失业率的比较。通常，采用下列双对数模型来分析这些因素对迁移流向的影响（lowry，1966；greenwood，1969；fields，1979）。即：。式中，m为迁移率，x为影响迁移流向的各种因素，d为迁移距离，i，j分别为迁出地和迁入地。

舒尔茨（schultz，1982）认为，人口变量反映的是其他影响迁移而没有在模型出现的社会经济变量的作用，它没有行为学上的意义。由于迁移是人口增长的一部分，在迁移实证模型中引入人口规模会带来计量上的共同偏差（fields，1979）。而且，由于迁移存量实际上是人口规模的一部分，如果在实证模型中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将带来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大大降低回归参数估计的效率。因此，通常做法是在实证模型中不引入人口变量。

在回归方程的函数形式选择上，费尔茨（fields，1979）认为，迁移决策本质上是在相互排斥的替代方案之间的一种选择，非对称模型比对称模型对人口迁移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此外，双对数线性回归方程还能够消除奇异值和异方差对估计效率的影响，满足理论上就业机会与工资之间的乘积要求，以及提高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等。他选择了滞后解释变量办法来消除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也采用了所有解释变量数据均为1995年数据的办法来解决迁移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数据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资料（10%样本）和微观数据（长表1%样本），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在数据处理上，正式出版的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没有农村向城市跨省迁移劳动力数量及其失业率数据，我们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计算了这些数据。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见表3.

表3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

注：*根据微观数据计算。

迁移率的计算，我们采用格林伍得（greenwood，1969）的定义，用1995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0日从省迁到省的人口数，除以1995年11月1日以前住在省的人口数。根据长表计算得到的迁移率，包括了所有年龄段跨省农村到城市、城市到城市、农村到农村、城市到农村的四种类型迁移人口；用微观数据计算15～64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率。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得到的两个迁移率的平均值都不高（见表3）。

迁移距离为省会之间铁路公里数。中国地域辽阔，铁路是中国跨省迁移的主要交通方式。这点可以从每年春节农民工返乡造成的铁路拥挤状况中得到印证。迁移距离不仅反应了用于直接交通费用的高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迁移所带来的心理成本大小。随着迁移距离增加，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迁移风险也会上升，迁移成本随之增加（schultz，1982；greenwood，1975）。这在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直接用城市工工资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来作为工资率的变量显然不合适。随着收入多元化，相当于实际收入的部分并没有反映到名义收入之中，城乡收入在可比性上也存在一定问题（solinger，1995；jefferson，1992）。奥尼尔（o''''neill，1970）建议采用消费指标来克服收入指标作为工资率变量上的不足。我们利用各省城乡人口作为权重，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加权平均，作为各省的工资率变量，预期工资率对迁移流向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其中，迁入地为正向效应，而迁出地为负向效应。

1995年全国1%抽样调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都对城乡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进行了统计。1995年调查问卷中有三项指标用来测度劳动力在调查前一周是否处于失业状态：第一项是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二项是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三项是企业停产等待安置的劳动力。2000年人口普查只包括前两项。据此可以计算得到1995年和2000年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2.2%和3.6%.由于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包括了农村劳动力，这低估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公布了分城市、镇和农村的经济活动人口资料，据此计算的城市、镇和农村的失业率分别为9.4%、6.2%、1.2%.利用2000年微观数据计算的城市本地劳动力、城市向城市迁移劳动力、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9.1%、7.9%和3.6%.如果在迁移模型中忽略了迁移存量，将导致高估其他解释变量对迁移的影响（greenwood，1969）。按照格林伍得的方法，迁移存量应该是以1995年为时点，计算出生在省且居住在省的所有人口。由于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只提供了出生后一直住在本地和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等资料，因此，我们采用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人口指标作为迁移存量的变量。本文中长表的迁移存量包括所有人口，微观数据的迁移存量只包括15～64岁的人口。我们预期迁移存量对人口迁移有正向效应。

在分析地区人均收入差异和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程度通常被看做是影响地区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barro和sala-i-martin，1995；cai等，2002）。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参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也越高。但是，扭曲的贸易和发展战略也同样起到扩大出口，提高gdp中的贸易份额比重。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国外投资者的选择。从长期来看，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和规避风险，国外企业在其投资过程中要对各地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发育情况、体制与政策的透明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最终做出投资选择。外资企业进入之后，它利用劳动力市场来解决用人需求，这与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我们选择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市场化程度的变量，来分析它们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改革以来，虽然所有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都在增加，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中国人口迁移流向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与东部地区对市场化改革程度较高是分不开的。

四、回归结果与讨论

方程1～3是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结果，方程4、5是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由于海南、重庆、与其他省会之间距离未能得到，在回归中剔除了这3个地区，长表资料中实际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756个。在微观数据中，由于有些省份的迁移率或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数量为零，取对数后，这些数据变成缺省值，所以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506个。

从表4回归结果看，利用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60%的所有人口跨省迁移的行为；用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30%的跨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行为。表4的非对称双对数迁移模型估计结果也表明，迁入地社会经济变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大于迁出地这些变量所发挥的作用。

回归方程1～5中大多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t值，如迁移距离、人均消费水平、失业率、迁移存量等，都达到了1%或5%的显著性水平，并且作用方向上与前面的理论预期结果也基本一致。

表4中回归方程1和2的区别是采用了不同的失业率数据，前者是1995年的失业率，后者是2000年的失业率。使用1995年失业率数据虽然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但方程1中迁出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这个结果可能与现实情况并不吻合。

1995～2000年，中国城市就业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企业大量富余人员被释放出来，城市失业率迅速上升。为了解决本地城市职工就业问题，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了城市就业保护政策，这势必对以就业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产生较大影响。迁移者是理性的，如果目的地的就业机会较小，迁移者将选择不流动，以减少迁移风险和成本。这样，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就显得更为重要。

表4迁移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注：（1）采用异方差检验方法（breusch-pagan/cook-weisberg）发现，表中回归方程的依次为：7.85、1.54、1.38、2.80、4.85.我们对回归方程1、5采用robust估计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2）方程1和5的括号内为robustt值，方程2～4括号内为t值，*代表5%显著性水平，**代表1%显著性水平。

考虑到2000年失业率真实地反映了就业环境的变化，我们以回归方程2为基准，分析不同因素对迁移的影响，并进行比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迁移距离上升1%，迁移率下降1.08%.受迁移距离的影响，2000年跨省迁移人口比例不到30%，绝大多数迁移人口选择了省内流动。迁移距离在空间位置上是固定的，但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和制定合理的交通价格有利于减少迁移者的迁移成本，促进劳动力流动。

在做迁移决策时，潜在的迁移者不仅要考虑两地之间直接的收入差距，而且还要考虑到就业机会大小。在回归方程2中，迁入地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近4倍，但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3倍以上。迁入地失业率对迁移决策较大的边际影响与迁移者面临的选择有关。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是既定的，迁移者对它别无选择。相反，迁移者对迁入地劳动力市场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失业率越高的地区，迁入数量就会下降。

目的地的就业信息提供和帮助，对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也证实了这一点。社会网络等非正规信息渠道虽然在迁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加快劳动力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

将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引入回归方程2，就得到回归方程3.引入这个变量之后，迁移距离和失业率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变化不大，而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发生较大改变。从绝对值来看，方程3中的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小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估计值，迁出地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有所下降，主要是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高相关关系导致的结果（注：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56.）。跨省人口迁移比例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它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注：外商直接投资与迁移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6.），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变量之后，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数值下降约50%.为了观察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我们利用微观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回归方程4引入了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上述发现，即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对迁移者来说更为重要。回归方程5引入了城市劳动力失业率。结果表明，城市失业率对于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率有显著性影响，其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不仅大于回归方程4中失业率的回归系数，而且大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这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确实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改善城市就业环境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起到加速城市化的作用。五、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一般特征，还具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性。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既有助于考察中国独特的制度特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又能够通过对中国案例研究来拓展迁移理论。

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决定了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不仅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而且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迁移。既然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仍然有赖于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从而劳动力流动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注：约翰森（johnson，1999）认为，在今后30年，如果迁移障碍被逐渐拆除，同时城乡收入水平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等的话，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对年经济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加快中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清除阻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各种制度，可以引导和规范人口迁移，使其不仅具有微观理性，而且具有更加理性的宏观后果。市场化改革措施（如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等）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将有助于获得“一石二鸟”的功效，也就是讲，它为劳动力流动不断营造同样的发展环境，并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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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篇3

「关键词人口迁移/户籍制度/市场化改革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围绕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因而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序进行配置。由此，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既无必要，也不允许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因此，随着20世纪50年代这种发展战略格局的确定，一系列相关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在这种制度下，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农村居民没有政府的许可不可能向城市流动，劳动和人事部门通过计划来控制劳动力跨部门流动。

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农户成为其边际劳动努力的剩余索取者，从而解决了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meng，2000）。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诱导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后，非农产业活动更高的报酬吸引劳动力转移（cook，1999），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

由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政策引导，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劳动力转移以从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但随着乡镇企业遇到来自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因而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地区转移的压力。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国有部门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扩大了对劳动力需求，并成为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体制障碍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许多各种规模的城市很早就实行了所谓的“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地接受。此外，1998年公安部对若干种人群开了进入城市的绿灯，如子女可以随父母任何一方进行户籍登记，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调动到一起并得以户籍转换，老人可以随子女而获得城市户口，等等。虽然执行时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及就业制度的改革，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

与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相比，户籍制度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随着时间推移，两方面的因素变化推动政府对迁移政策进行改革。一是城市户籍制度不再拥有外部或隐含的福利，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据个人的户籍来提供就业、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保障。这样，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不会给地方政府增添额外财政负担。二是地方政府意识到，劳动力流动不仅带来资源重新配置，而且也是城市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样，市场化发育水平相异的城市根据各自目标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可见，通过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其他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动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进程，并且以其他领域改革的进展为前提。这个转变或改革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而在整个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人口迁移也表现出转轨时期的特点。这是中国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的特殊性所在。本文旨在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分析人口流动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一、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是劳动力市场在空间上从不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刘易斯（lewis ，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在托达罗（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1970）两部门模型分析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由于城市经济存在着现代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创造率越大，越有利于将更多的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转入正规部门；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从农村流向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数量越多，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规模也越大。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取决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及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将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从而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因此，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结果带来了城市失业率的上升。

费尔茨（fields，1974）认为，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寻找工作的概率问题。由于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相对概率较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只能滞留于非正规部门。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主要是在于他们预期能够从得到的城市正规部门工作机会中获得补偿。在托达罗模型基础上，费尔茨引入了搜寻工作机会的观点，一方面强调了城市制度工资和相对就业概率对迁移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保证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时的失业率低于托达罗模型得出的估计。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随着劳动力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相互作用。但是，根据托达罗理论，城市失业率上升将起到减缓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依据费尔茨的观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似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不大。相比之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城市的失业率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托普尔（topel ，1986）利用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研究发现，1970～1980年，美国东部、中部和北部各州的平均失业率相对于全国水平上升了23%，同时西部和西南部各州的失业率却显著下降。同期，人口迁移的空间流向恰好与此相反，人口净流入地区为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东部、中部和北部均为人口净流出地区。

中国的人口迁移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而且还有经济体制转型的独特之处。如前所述，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过程，为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择业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也是研究其他国家人口迁移的理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必然对人口与劳动力迁移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城市就业环境变化也为我们观察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条件。

首先，不仅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驱动人口的迁移，市场化水平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从而形成特定的迁移流向。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由于政府采取人为扭曲资金价格的方式，在资金密集型产业上投资过多，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经济改革以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配置逐渐转向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较好地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cai 等，2002）。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上在地区之间不平衡，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2000年，92.1%进出口贸易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3%和3.6%.同年，86.5%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8.9%和4.6%.因此，劳动力迁移在东部地区更为活跃，迁移的流向也以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为特征。

其次，正如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那样，较大的迁移距离增加了交通成本、弱化了社会网络关系和目的地的就业信息，减少了迁移者的收益预期，因此，迁移距离上升降低了迁移发生概率。工作的不稳定性和信息获得的不确定性，不仅造成了迁移流向是一个从县内流向县外，从省内向省外的渐进过程，而且使得亲友等社会网络成为迁移者获得非正规部门就业信息的主要方式。格林伍得（greenwood ，1969）认为，迁移存量对人口在地区之间迁移扮演着社会网络的作用。先前的迁移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信息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对后期的迁移产生影响。蔡f ǎng＠①（cai ，1999）研究发现，75.8%的省内迁移者、82.4%的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获得是通过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亲戚、老乡、朋友获得的。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通常受到距离所反映出的社会网络强弱的限制，形成分阶段迁移。

第三，尽管户籍制度继续阻隔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但市场化改革使得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融合，城市就业环境变化必然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带来影响。随着国有企业亏损和非国有部门扩大，越来越多的原国有企业职工开始和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展开就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是走还是留”，取决于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就业状况，而且其决策通常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这与harris和todaro（1970）模型中所讨论的情况（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临时就业、等待得到正式部门就业机会），以及sethuraman（1981）观察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大多数迁移者将他们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视为永久性的）都有显著差异。一个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通常具有季节性特点，最多以年为单位在原住地和迁入地之间往返，呈现出“钟摆式”的流动模式。正如solinger（1999）指出的那样，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在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外商投资较快的地区，市场力量日益显现，迁移受到鼓励。

二、空间分布特征变化

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同时，要素市场发育及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越来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东部地区不仅对外开放时间早，而且市场发育迅速，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消除了劳动力等要素跨地区间流动的制度，以至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吸纳地区。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反过来也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善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cai 等，2002）。表1显示了人口迁移空间分布状况的长期变化。1987～2000年，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地区内部迁移（其中主要是省内迁移）比例始终高于地区间的迁移比例。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迁移比例则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东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提高，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比例下降。而中西部正好与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趋于下降，中部向西部、西部向中部的迁移比例也在下降，而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入比例不断上升。

注：（1）从统计口径上看，1987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镇和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1年以上的市、县之间的迁移人口；1995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区、县之间的迁移人口；2000年迁移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乡、镇、街道之间的迁移人口。（2）全部迁移人口包括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不同年份在迁移时间规定和迁移范围上的差别对地区之间分布会带来一定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比较不同年份之间迁移流向的变化。

资料来源：《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资料显示，全部迁移人口数量为1246万，占总人口的10.6%，其中省内迁移为7.7%、跨省迁移为2.9%.在总迁移人口中，省内迁移的比重始终很高，为73.4%.当我们描述跨省迁移的流向时，其主要以东部地区为迁移目的地的倾向更加明显。表2给出了三类地区跨省迁移比例的空间交叉分布。2000年，东部地区跨省迁移近65%集中在东部其他各省（市），中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84%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68%集中在东部地区。从时间趋势上看，1987～2000年，东部地区内部跨省迁移比例上升了近15%，而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比例上升将近24%，后者比前者高出9个百分点。

从流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看，迁移可以被划分为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城市到农村的迁移、农村到农村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四种主要类型。从这种类型划分来观察地区间迁移的流向，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转轨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从全国来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是目前迁移的主要形式。2000年，两者合计占总迁移人口的77.9%，而且农村到城市迁移的比重（40.7%）大于城市到城市的迁移（37.2%）。农村到农村的迁移比重较低，仅占全部迁移的18.2%.而城市到农村的迁移比例最低，不到总迁移人口的1/25.从时间趋势看，城市到城市的迁移所占比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都呈现上升趋势，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比重略呈下降趋势。

三、迁移的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在迁移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中，早期的迁移模型将重力迁移模型和就业为目的的迁移模型合二为一，假定迁移数量不仅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和迁移距离有关，而且取决于两个地区之间的工资和失业率的比较。通常，采用下列双对数模型来分析这些因素对迁移流向的影响（lowry ，1966；greenwood ，1969；fields，1979）。即：。式中，m 为迁移率，x为影响迁移流向的各种因素，d 为迁移距离，i ，j 分别为迁出地和迁入地。

舒尔茨（schultz ，1982）认为，人口变量反映的是其他影响迁移而没有在模型出现的社会经济变量的作用，它没有行为学上的意义。由于迁移是人口增长的一部分，在迁移实证模型中引入人口规模会带来计量上的共同偏差（fields，1979）。而且，由于迁移存量实际上是人口规模的一部分，如果在实证模型中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将带来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大大降低回归参数估计的效率。因此，通常做法是在实证模型中不引入人口变量。

在回归方程的函数形式选择上，费尔茨（fields，1979）认为，迁移决策本质上是在相互排斥的替代方案之间的一种选择，非对称模型比对称模型对人口迁移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此外，双对数线性回归方程还能够消除奇异值和异方差对估计效率的影响，满足理论上就业机会与工资之间的乘积要求，以及提高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等。他选择了滞后解释变量办法来消除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也采用了所有解释变量数据均为1995年数据的办法来解决迁移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数据来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资料（10%样本）和微观数据（长表1%样本），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在数据处理上，正式出版的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没有农村向城市跨省迁移劳动力数量及其失业率数据，我们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计算了这些数据。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见表3.

表3用于回归分析变量的统计值

注：*根据微观数据计算。

迁移率的计算，我们采用格林伍得（greenwood ，1969）的定义，用1995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0日从省迁到省的人口数，除以1995年11月1日以前住在省的人口数。根据长表计算得到的迁移率，包括了所有年龄段跨省农村到城市、城市到城市、农村到农村、城市到农村的四种类型迁移人口；用微观数据计算15～64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率。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得到的两个迁移率的平均值都不高（见表3）。

迁移距离为省会之间铁路公里数。中国地域辽阔，铁路是中国跨省迁移的主要交通方式。这点可以从每年春节农民工返乡造成的铁路拥挤状况中得到印证。迁移距离不仅反应了用于直接交通费用的高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迁移所带来的心理成本大小。随着迁移距离增加，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迁移风险也会上升，迁移成本随之增加（schultz ，1982；greenwood，1975）。这在劳动力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直接用城市工工资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来作为工资率的变量显然不合适。随着收入多元化，相当于实际收入的部分并没有反映到名义收入之中，城乡收入在可比性上也存在一定问题（solinger，1995；jefferson ，1992）。奥尼尔（o'neill ，1970）建议采用消费指标来克服收入指标作为工资率变量上的不足。我们利用各省城乡人口作为权重，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加权平均，作为各省的工资率变量，预期工资率对迁移流向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其中，迁入地为正向效应，而迁出地为负向效应。

1995年全国1%抽样调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都对城乡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进行了统计。1995年调查问卷中有三项指标用来测度劳动力在调查前一周是否处于失业状态：第一项是从未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二项是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第三项是企业停产等待安置的劳动力。2000年人口普查只包括前两项。据此可以计算得到1995年和2000年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2.2%和3.6%.由于城乡劳动力的失业率包括了农村劳动力，这低估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公布了分城市、镇和农村的经济活动人口资料，据此计算的城市、镇和农村的失业率分别为9.4%、6.2%、1.2%.利用2000年微观数据计算的城市本地劳动力、城市向城市迁移劳动力、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分别为9.1%、7.9%和3.6%.如果在迁移模型中忽略了迁移存量，将导致高估其他解释变量对迁移的影响（greenwood，1969）。按照格林伍得的方法，迁移存量应该是以1995年为时点，计算出生在省且居住在省的所有人口。由于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只提供了出生后一直住在本地和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等资料，因此，我们采用1995年11月1日之前迁入本地人口指标作为迁移存量的变量。本文中长表的迁移存量包括所有人口，微观数据的迁移存量只包括15～64岁的人口。我们预期迁移存量对人口迁移有正向效应。

在分析地区人均收入差异和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程度通常被看做是影响地区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barro 和sala-i-martin ，1995；cai 等，2002）。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参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也越高。但是，扭曲的贸易和发展战略也同样起到扩大出口，提高gdp中的贸易份额比重。相比之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国外投资者的选择。从长期来看，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和规避风险，国外企业在其投资过程中要对各地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发育情况、体制与政策的透明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并最终做出投资选择。外资企业进入之后，它利用劳动力市场来解决用人需求，这与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我们选择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市场化程度的变量，来分析它们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改革以来，虽然所有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都在增加，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中国人口迁移流向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与东部地区对市场化改革程度较高是分不开的。

四、回归结果与讨论

方程1～3是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结果，方程4、5是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由于海南、重庆、与其他省会之间距离未能得到，在回归中剔除了这3个地区，长表资料中实际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756个。在微观数据中，由于有些省份的迁移率或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数量为零，取对数后，这些数据变成缺省值，所以用于回归的样本数量为506个。

从表4回归结果看，利用长表资料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60%的所有人口跨省迁移的行为；用微观数据得到的回归方程，解释了大约30%的跨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行为。表4的非对称双对数迁移模型估计结果也表明，迁入地社会经济变量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大于迁出地这些变量所发挥的作用。

回归方程1～5中大多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t 值，如迁移距离、人均消费水平、失业率、迁移存量等，都达到了1%或5%的显著性水平，并且作用方向上与前面的理论预期结果也基本一致。

表4中回归方程1和2的区别是采用了不同的失业率数据，前者是1995年的失业率，后者是2000年的失业率。使用1995年失业率数据虽然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但方程1中迁出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这个结果可能与现实情况并不吻合。

1995～2000年，中国城市就业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企业大量富余人员被释放出来，城市失业率迅速上升。为了解决本地城市职工就业问题，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了城市就业保护政策，这势必对以就业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产生较大影响。迁移者是理性的，如果目的地的就业机会较小，迁移者将选择不流动，以减少迁移风险和成本。这样，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就显得更为重要。

表4迁移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注：（1）采用异方差检验方法（breusch-pagan/cook-weisberg ）发现，表中回归方程的依次为：7.85、1.54、1.38、2.80、4.85.我们对回归方程1、5采用robust估计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2）方程1和5的括号内为robust t值，方程2～4括号内为t 值，*代表5%显著性水平，**代表1%显著性水平。

考虑到2000年失业率真实地反映了就业环境的变化，我们以回归方程2为基准，分析不同因素对迁移的影响，并进行比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迁移距离上升1%，迁移率下降1.08%.受迁移距离的影响，2000年跨省迁移人口比例不到30%，绝大多数迁移人口选择了省内流动。迁移距离在空间位置上是固定的，但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和制定合理的交通价格有利于减少迁移者的迁移成本，促进劳动力流动。

在做迁移决策时，潜在的迁移者不仅要考虑两地之间直接的收入差距，而且还要考虑到就业机会大小。在回归方程2中，迁入地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近4倍，但迁入地失业率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迁出地的3倍以上。迁入地失业率对迁移决策较大的边际影响与迁移者面临的选择有关。本地劳动力市场状况是既定的，迁移者对它别无选择。相反，迁移者对迁入地劳动力市场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失业率越高的地区，迁入数量就会下降。

目的地的就业信息提供和帮助，对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也证实了这一点。社会网络等非正规信息渠道虽然在迁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口流动规模扩大，加快劳动力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

将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引入回归方程2，就得到回归方程3.引入这个变量之后，迁移距离和失业率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变化不大，而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发生较大改变。从绝对值来看，方程3中的人均消费水平回归系数小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估计值，迁出地人均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有所下降，主要是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高相关关系导致的结果（注：人均消费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56.）。跨省人口迁移比例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它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注：外商直接投资与迁移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6.），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变量之后，迁移存量的回归系数数值下降约50%.为了观察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我们利用微观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回归方程4引入了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失业率，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上述发现，即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对迁移者来说更为重要。回归方程5引入了城市劳动力失业率。结果表明，城市失业率对于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率有显著性影响，其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不仅大于回归方程4中失业率的回归系数，而且大于回归方程2中的回归系数，这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确实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改善城市就业环境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起到加速城市化的作用。

五、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一般特征，还具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性。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既有助于考察中国独特的制度特征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又能够通过对中国案例研究来拓展迁移理论。

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决定了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不仅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而且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迁移。既然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仍然有赖于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从而劳动力流动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注：约翰森（johnson，1999）认为，在今后30年，如果迁移障碍被逐渐拆除，同时城乡收入水平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等的话，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对年经济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加快中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清除阻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各种制度，可以引导和规范人口迁移，使其不仅具有微观理性，而且具有更加理性的宏观后果。市场化改革措施（如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等）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将有助于获得“一石二鸟”的功效，也就是讲，它为劳动力流动不断营造同样的发展环境，并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作者简介蔡?P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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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篇4

在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开展了建筑物核查工作，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要进行一次所谓的建筑物“小普查”呢？其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它和普查数据有何联系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走进GIS的世界。

GIS展现科技魅力，让人口普查“飞得更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光电扫描、普查数据处理平台等高科技成果也逐渐应用到了人口普查工作中，为了满足政府决策需要，实现统计数据的社会共享，将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引入人口普查，将人口社会经济信息与地理信息有机融合，不仅提高了人口普查的工作效率，更极大地拓展了人口信息的应用范围。展望全世界，美国从1970~1980年人口普查就采用了自动化技术，并开发一套地理基础文件/对立坐标地图编码系统。1980~1990年继续深入研制开发出著名的TIGER系统专门辅助人口普查。GIS在英国被认为是一种必须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工具。英国先后研制HMDS，SASPAC等人口GIS，以满足人口制图和分析的需要。

GIS的中文名称是地理信息系统，它是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的英文缩写，是一种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显示地理数据的计算机系统，是分析和处理海量空间数据的通用技术。它在最近30多年内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并被广泛地应用于资源管理、环境评估、区域发展规划、公共设施管理、交通安全等领域，成为了一个跨学科、多方向的研究领域。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进行空间数据采集、自动实现人口数据空间地址编码、数据检查和质量控制、数据分区汇总统计、查询分析、制作各种专题图、并可在网上人口信息， 大幅提高普查数据的利用率。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是国家信息化进程中的重要基石，对社会经济和各行业都有着重要影响。

GIS展示多元功能，绘制普查数字地图

基本功能，建立地理单元间数据可比性联系

人口普查的空间信息资料主要由行政区划图、航拍图、测绘图、普查区地图、普查小区地图等构成，是一整套由省市、区县、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行政区划组成的完整平面图域。各个地理单元连续、完全随机地分布在整个图域中，且具备惟一编码，构成人口普查的基础框架。GIS系统利用空间地理单元的不变性、编码惟一性及时间序列上的连续性，实现相同地理单元内多类数据间的对比、衔接，极大地提高了统计数据的利用价值，丰富了统计产品的种类。地理信息系统建立后，不仅可以为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提供帮助，同时可以为经济、农业、水务等大型普查及各类统计调查工作提供便利条件。

进阶功能，创新人口普查成果展现方式

将人口普查数据与空间数据相结合，拓宽了普查数据的开发范围。传统的人口普查开发产品，往往借助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手段，形成以“文字为主、图表为辅”的统计报告。这类分析方法虽然科学、严谨，但是由于人口普查数据具有数字容量大、内部分析拓展性弱、趋势性分析需求大等特点，传统的分析方式无法完全满足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需要。为此，GIS系统利用多种统计分析模型，将人口数据与空间布局进行合理对接，通过缓冲区、专题提取、空间自相关、人口重心等功能，充分展现人口空间分布、迁移的空间特征、空间关联结构等内容，有效地提高普查资料开发与数据挖掘应用的能力，表现形式也趋于多样化、空间化、立体化。

扩展功能，实现数据分级交叉开发

利用地理单元系统中的省市、区县、街道、居委会及建筑物等多个层级，在分析数据使用需求的基础上，对人口普查数据库中的数量、结构、分布等诸多信息进行分级归类。在各行政层级的口径上开展统计专题分析时，只需用鼠标轻轻一点，即可完成在相应行政级别子数据库中的数据查询，为快速、准确、有针对性地完成专题分析提供了基础依据。GIS的分级调用功能，让传统、枯燥的数据调用过程变得轻松、便捷、高效。

同时，GIS系统又是一个开放式的数据平台，可谓“入口实时更新、出叉分析”。从平台入口上看，除了人口普查的数据，还可将5年一次的经济普查、 2011年开始每年一次的年度人口抽样调查及各类统计调查数据随时导入系统，实现了数据平台的动态更新。从平台出口上看，可利用系统内的数据分析功能，将人口、社会、经济、民生等信息进行交叉分析、多元比对，提高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GIS变身三大法宝，助力人口普查工作

高精度“美工刀”定位地理信息

人口普查作为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要实现普查对象“不重不漏”的基本目标，就要按照“按区划分、以房控人”的工作思路，在数清人头前，摸准房子（开展普查区图绘制和小区划分）。传统的地图绘制由于普查员水平参差不齐、草图绘制方法各异、加上部分电子绘图使用软件、格式不统一，给地图利用造成了很大困难，但GIS系统却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系统利用最新测绘图、航拍图和相关地理数据等基础资料，借助普查员实地踏查情况，自上而下地对区县、街道、普查区及普查小区的边界进行核实标绘。同时，GIS系统会按照地域属地、不重不漏、归属惟一、不切分建筑物等原则，以道路、胡同、河流等地物为分界标志，实现对整个普查区域的精确切分，确定普查对象范围，保证做到“不重不漏”。用GIS系统绘图具有出图速度快、定位精准、时效性高等特点，能有效避免各地理单元间交叉、重叠、遗漏的现象发生。此外，它还能为普查人员科学制定入户摸底、登记路线起到重要的向导作用，有效提高普查工作效率。

普查“点对点”宣传的定位器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居民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渐增强，“难入户、难见户”成为疾驰中的“普查高铁”遭遇到的最大障碍。在开展传统宣传动员的基础上，如何开展有针对性的“点对点”宣传已成为摆在普查人面前的最大难题。这时，GIS系统又发挥了其强大的归类显示、精准定位功能，它能将普查区按其自身特点分为老旧小区、高档社区等区域，针对这些区域内的人群特点，在普查员培训内容中加入“互动式”宣传的内容，利用普查员的亲和力和广度优势，将问答式服务带入千家万户，破解“难见、难入”难题，切实为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奠定基础。

同时，在人口普查中，也可将普查对象按照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写字楼、居民百姓、部队学校等进行划分，利用各单位系统内的宣传机制，开展普查宣传工作，提高其普查知晓率和参与度。

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篇5

各县（市、区）人普办：

根据《关于认真做好登记和复查阶段工作的若干意见》和省人普办《关于认真做好人口普查复查验收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登记复查的数据质量评估工作，确保普查数据数量，现对复查阶段数据评估工作提出如下意见，请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切实加强数据质量的分析评估工作。

一、严格按照复查验收工作细则和标准进行复查

各地要严格按照国家各阶段人普质量控制标准、省人普办函25号的验收标准、市人普办99号文件的复查工作要求，进行登记工作的复查验收。

二、登记数据评估的主要内容

普查登记数据质量分析评估主要围绕户籍人口、出生、死亡人口、外出、外来人口、登记人口、常住人口等主要人口数据进行，将普查登记人口数据与清查摸底人口、历年人口变化趋势进行对比，说明变化的原因。

1、户籍人口。主要应与公安的户籍资料及摸底资料进行核查分析，核对不上的人要求逐一说明原因，确保户籍人口不重不漏。

2、出生、死亡人口。主要应与摸底资料、计生、卫生部门出生人口、民政、公安部门死亡人口等资料，以及与历年本地出生和死亡人口趋势进行核查分析，特别是出生、死亡有缺口的地方需重点说明原因，确保出生、死亡人口不漏登。

3、户籍外出半年以上和省外外来人口。主要应与摸底资料、五普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与外来外出人口变化趋势进行核查分析，增加或减少的人数进行原因说明，如增加的原因是新流入还是清查摸底遗漏等，减少的原因是流出还是非普查对象等。搜集外来人口增长与日常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相关从业人员统计数据、教育部门新居民子女就学等情况、数据。

4、登记人口。主要应与摸底资料进行核查分析，对登记人口比摸底增加或减少的人数、主要原因从普查小区逐级进行说明，并汇总上报（增加原因中摸底后新搬来居住、摸底遗漏的，减少原因中摸底后离开的、摸底时多摸的、多处居住定位后减少的）。

5、常住人口。通过测算本地常住人口总量，与摸底时测算的进行核查分析，说明增加或减少的原因。

三、上报时间

要求各县（市、区）人普办上报普查登记的数据质量评估报告分别于11月26日、12月1日16：00前上报。

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篇6

关键词 水利普查；河湖取水口；数据审核；云南省

中图分类号 TV21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12-0208-01

云南省河湖取水口主要取水水源是河流、湖泊、水库及山泉水，通过普查河湖取水口数量及取水量分布、取水能力、取水用途、取水许可及管理等指标，为研究地表水开发，优化用水结构，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水信息，从而推进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1 河湖取水口定义及范围

根据《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实施方案》的规定，取水口指利用取水工程从河流（含河流上的水库）、湖泊上取水，向河道外供水（包括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等用水）的取水口门[1-2]。取水工程包括引水闸（涵）、引水渠道、管道、泵站等。普查范围为河流湖泊（含河流上的水库）上的所有取水口，重点调查取水流量0.20 m3/s及以上的农业取水口和年取水量为15万m3及以上其他取水用途取水口，主要包括取水口的基本情况、取水用途及取水量、取水许可及管理等；规模以下取水口仅查清数量、取水量及取水用途。

但由于云南省地理位置特殊，山区众多，地形地貌复杂，导致取水复杂，为了更准确了解取水情况和水量控制，对特殊取水口做了补充规定：把供应一个自然村或供水人口大于100人以上的山泉取水口与取水量大于1万m3的坝塘，纳入本次云南省河湖取水口普查范围之内。

2 取水口审核方法

2.1 表内审核

（1）最大年取水量（2011年取水量）与取水流量（取水能力）的关系。一般取水天数小于365 d，若取水天数大于365 d为确定性错误。一般情况下，云南省农业取水口天数小于180 d，非农业取水口取水天数小于300 d。

（2）2011年取水量与灌溉面积、供水人口匹配合理性。参考当地实际用水定额（居民人均用水量、亩均用水量等）作为基础值，对主要取水用途为城乡供水的2011年取水量与供水人口比值偏离基础值过大进行核实，对主要取水用途为农业的2011年取水量与灌溉面积比值偏离基础值过大进行核实。云南农业平均用水量一般小于1.5万m3/hm2，居民人均用水量小于300 L/d。

（3）最大年取水量与2011年取水量的关系，最大年取水量指2008―2010年年取水量的最大值，对最大年取水量小于2011年取水量进行核实。

（4）对规模以上取水口，审核有取水许可证的取水口2011年取水量与许可取水量匹配合理性，对二者相差超过或低于许可取水量50%的进行核实。

2.2 表间审核

（1）数量审核。①与水利工程中水库关联。一般情况下，具有供水或灌溉任务的水库（总库容≥10万m3）至少有一个以上的取水口，因此二者应满足“取水水源为水库的取水口数量≥同一区域内具有供水或灌溉工程任务的水库的数量”的审核关系。②与灌区专项数量关联。地表水灌区指取用地表水（河流、水库）灌溉的灌区，一般情况下，每个灌区至少有1个以上的取水口相对应，二者应满足“同一普查区内农业用途取水口的数量≥普查区内的地表水灌区数量”的审核关系。③经济社会工业企业用水调查中火（核）电企业关联。由于火（核）电用水量较大，通常需单独设置取水口取水，一般情况下，火（核）电取水口数量应大于等于火（核）电调查对象中取用河湖库水的用水大户的数量。

（2）取水量审核。①与水利工程中水库供水量关系。一般情况下，水源类型为水库的取水口取水量可与水利工程中水库供水量两者应满足“130≥水库类型取水口的取水量占水库供水量比例≥70”。②与水资源公报数据对比分析。一般情况下，河湖取水口取水量与2010年水资源公报中地表水供水量两者应满足“130≥河湖取水口取水量占地表水供水量量比例≥70”。

（3）灌溉面积审核。河湖取水口灌溉面积指取水口2011年取水量的实际灌溉面积；灌区专项2011年实际灌溉面积（扣除地下水源）指灌区专项按村统计的2011年实际灌溉面积扣除地下水专项中取用地下水灌溉的面积。一般情况下，两者应满足“120≥河湖取水灌溉面积占辖区实际灌溉面积（扣除地下水源）比例≥80”的审核关系。

（4）供水人口。河湖取水口的供水人口指的是该取水口2011年取水量所供的城镇和农村人口。地下水供水人口指的是规模以上人力井和规模以下机电井、人力井2011年实际供水人口，两者之和与2011年常住人口相比，分析是否与之相适应。

（5）一致性审核。①相同指标清查与普查表一致。②一般情况下，取水口取水流量与引（进）水闸过闸流量或供水泵站装机流量、同一水库的取水口取水量合计应等于水库供水量。③取用水台账数据一致性。一般情况下，规模以上取水口2011年取水量和取水口台账总和一致、地表水灌区取水量与灌区所有对应取水口取水量相适应、非农业取水口特别是工业用水一般为专门取水口与经济社会用水调查取用水台账一致。

3 汇总审查及平衡分析

3.1 区域分布合理性分析

在取水口汇总普查表基础上，按照取水口所在的行政区，分析取水口数量、2011年取水量、供水人口、灌溉面积等指标的合理性分析，是否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符。

3.2 单位指标合理性分析

人均年取水量由城乡供水取水量及供水人口推求；亩均年取水量根据农业取水量及灌溉面积推求，分析各地市人均取水量与亩均年取水量指标是否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符[3-5]。

3.3 水量平衡关系

普查对象之间存在一定的水量平衡关系，通过水量平衡比较分析，判断汇总结果是否合理。对行政区域内取水口取水量之和与地下水专项的地下井取水量相加，再加上其他未普查水源后与经济用水推算的总量对比，一般的情况“110≥经济用水推算的总量与取水口取水量比例≥90”合理。

4 结语

水利普查数据质量是评价普查工作成功与否的唯一辩证，云南省河湖取水口根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的总体部署及《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审核办法》《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审核技术规定》等相关要求，通过多种方法对普查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逻辑性、真实性、关联性、合理性进行审核、分析，并总结出具体审核意见下发各州（市）参考进行修改，并确认修改说明，通过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工作方式，确保了云南省河湖取水口数据的质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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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篇7

关键词：统计信息；空间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

中图分类号：TP311.52

随着福州市各级统计部门统计资源信息量的不断扩大，为了保证统计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利用和社会共享，实现统计资源数字化，将统计信息与空间信息整合起来，突破传统统计数据的管理模式与表达模式，通过建设福州市经济地理信息系统，探索积累出一套高效可行的建设方案。

1 系统设计

1.1 总体建设思路

福州市经济地理信息系统的总体设计思路如下：

（1）以三大核心数据库为基础。系统数据库从属性上可分为：空间数据、统计业务数据和系统支撑数据三大类。其中尤为重要的三大核心数据库是统计地理数据库、统计业务数据库、基本单位名录库。

（2）三条轴线为出发点。对统计数据可以从指标、空间、时间三个维度来研究。指标轴：各类统计都是围绕指标来开展的，多个指标构成统计指标体系。通过统计指标能客观反映统计数据的分类、主题和意义。统计分析也多围绕指标进行。空间轴：统计普查数据是发生在特定区域内工作，同一指标不同区域的统计分析，能够反映某类指标的空间变化趋势。时间轴：统计普查是具有一定规律及重复性的工作。通过不同时间的统计普查工作，能够反映某类指标的变化趋势。

（3）三种表现形式为载体。统计表格、统计图和专题图三种形式为载体展现普查数据。传统的统计数据展现形式为统计表格和统计图。这两种形式是以二维表格和数理统计方法为基础的，基于专题地图展示统计数据既继承了统计图的直观性，又可将统计数据中空间相关的信息挖掘出来以专题图形式展示。

1.2 总体框架

在建立相应的标准规范体系、信息安全体系以及组织保证体系的前提下，福州市经济地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以现有的软硬件及网络支撑平台为基础，以经济统计综合数据库为基础进行建设。总体框架采用了层次化设计思想，以实现不同层次间的相互独立性，保障系统的高度稳定性、实用性和可扩展性。

第一层是用户应用层，是系统的直接操作与使用对象；主要包括局领导及查询人员、系统数据维护人员、系统管理员等；不同用户对系统有不同的需求，通过不同的子系统实现操作。该系统划分查询分析子系统和管理维护子系统。第二层是软件服务平台层，主要功能是为应用系统的实现提供基础平台支撑。其中除第三方的商业平台（如微软的.Net平台；GIS平台等）以外，还包括针对该工程项目实际需求的软件组件，具体包括：GIS应用组件；统计分析模型组件；数据管理维护组件和元数据管理组件。第三层是数据层，是此次福州市经济统计的直接数据成果，也是系统的信息资源共享核心。“福州市经济统计综合空间数据库”由基础地形图数据库、普查成果数据库、影像数据库及元数据库组成。第四层是信息化基础设施层，是信息化基础设备平台，该层提供了系统的基本网络操作系统、桌面操作系统及企业级数据库管理系统等基础软件环境，提供系统运行所依赖的存储设备、网络设施、安全设备等，是信息系统的软硬件设施基础。

2 数据库设计

2.1 数据库组织结构

本系统数据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统计部门的各类统计业务数据，二类来自测绘部门的空间基础地理数据。具体的数据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福州市经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

2.2 数据内容

数据库的具体内容如下：

（1）1：2000基础地理数据库：包括建筑物，道路面，绿地面，铁路，水系面等，约577平方公里，覆盖福州市城区及县城区。

（2）1：25000基础地理数据：包括建筑物，道路面，绿地面，铁路，水系面等，约1.2万平方公里，覆盖福州地区。

（3）影像数据库：SPOT影像覆盖福州地区，福州城区及县城区采用优于0.2米的航拍影像。

（4）统计公共专题数据：主要包括各级行政区划以及信息点、道路中心线。

（5）统计业务数据库：包括福州第二经济普查基层数据以及综合数据，福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基层数据及综合数据，月报数据，乡镇卡片数据。

（6）单位名录库数据：包括法人单位活动表与产业活动单位表。

2.3 业务数据空间化方案

项目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福州市社会经济统计成果所涉及到的各类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并与实际空间坐标建立关联关系，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完备的、规范的城市经济统计成果综合空间数据库。

（1）空间要素地理编码方案。为方便普查业务以及后续建筑物挂接业务属性数据，需要对每个普查小区内的建筑物图斑进行编码。建筑物编码具体规则如下：1）市级行政区划：用四位编码表示；2）区县行政区划：用两位编码表示；3）街道乡镇行政区划级：用三位编码表示；4）社区/村委会：用三位编码表示；5）经济普查用2位普查小区编码，人口普查用3位普查小区编码；6）顺序号采用两位顺序自然数，各普查小区内的建筑物图斑的地址编码均从1开始，不足两位的前面补0；

（2）统计业务数据编码方案。统计数据按经济发达程度分两大块：城区与农村，城区按照区（县）、街道、社区、小区以及经济单元分5级，农村按照县（区）、镇（乡）、村、及经济单元分四级。普查要素编码由16位数字码组成，第一组（六位）是区（县）行政码，代表大类，即五区八县；第二组（三位）是街道（镇）行政码，代表中类，第三组（三位）是社区（村）行政码，代表小类，第四组（二位）是小区顺序码，是细分码，用数字0～99表示，第五组（二位）是房屋顺序码，是辅助码，用数字0～99表示。

本次人口普查业务数据空间化加工方案在充分利用福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空间数据和人口普查业务数据库两部分数据库基础上，通过编码进行人口普查业务关联落地，使人口数据与建筑物进行关联，形成一套规范完整的人口普查业务综合空间数据库，为人口数据微观查询分析奠定数据基础。第六次人口普查业务数据空间化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第六次人口普查业务数据空间化流程

3 应用系统建设

3.1 系统功能结构

系统的基础和核心功能均由应用支撑层提供。应用支撑模块主要包括：基本GIS模块、数据查询与汇总模块、空间分析模块、身份认证与权限管理模块、表格浏览模块、统计图制作模块、专题图制作模块、成果保存与共享模块等。基于应用支撑层，分别建设查询分析子系统和管理维护子系统。[1]管理维护子系统提供系统指标库、统计业务数据导入和用户管理等功能，供系统管理员使用。查询分析子系统是福州经济地理信息系统的对外展示分析的窗口，目标为统计用户提供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查询统计、分析汇总、表达展示、空间分析等等；直观展示、辅助分析、支持决策是系统的最大亮点。

3.2 特色功能介绍

（1）跨行政区划统计分析。统计部门传统的统计分析都是基于某一行政区划范围进行统计，如基于某一区县、街道、社区等进行某类指标的统计分析。这种统计分析功能局限性很大，比如，要统计某一道路两侧的人口总数，并且是跨越两个社区，前面的统计分析就不能满足，本系统通过开发高级分析功能，实现任意区域以及各类缓冲区域的统计查询功能，实现跨行政区划统计分析。

（2）指标信息动态展示。在针对某一指标查询统计分析时，系统根据地图不同的显示比例，动态展示指标信息，比如查询福州市的人口数指标，当地图比例尺在福州地区的级别情况，指标显示的是福州地区的人口总数，当地图放大到区县级别的情况下，展示的是每个县的人口总数，依次类推。

（3）指标信息微观展示。系统将福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信息以及第二次经济普查各类指标与建筑物进行关联，实现建筑物级别的微观展示，如通过本系统可以查询任何一栋建筑物的人口信息。

4 结语及展望

经济信息、人口信息、基础地理信息与数据挖掘技术、网格技术和空间信息技术有机融合，为福州经济地理信息的应用前景注入勃勃生机，通过将规划、应急、医疗、学校、房产、民政等多个行业数据加载到“福州市经济地理信息系统”之中，方便地开发出独立的分析系统，通过挖掘这些分析系统，都将会为这些地区的各个行业发展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余加丽；张文.GIS在农业普查成果展示和分析中的应用[A].2009中国地理信息产业论坛暨第二届教育论坛就业洽谈会论文集[C]，2009.

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篇8

“谁说人口普查结束了，我们目前正在进行普查资料的快速汇总，这将为后期的数据分析开发提供关键性的基础资料。”自2010年11月中旬以来，西城区全区近千名普查工作人员并未因入户登记的结束而停止工作，而是紧张有序地开展普查资料的数据处理工作。

数据汇总

50万张普查表扫描进电脑

2010年11月中旬，数据处理环境搭建工作启动。区普查办设置专门房间，定制专业货架、扫描器材及防火、防水、防潮等配套设施，搭建起普查表运送保管的专用库房及光电录入的专用机房，编制普查资料管理、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及出入库制度等，并安排专人值班负责普查表的发放和回收工作，确保普查表有序管理，有效地保证后续工作的开展。

2010年11月底，光电录入工作启动。数十人每天分早、晚两个时间段进行作业，完成了3400余个普查小区的光电录入扫描工作，实际扫描普查表超过50万张。

2010年12月初，区普查办完成了全区所有普查表中性别、出生年月、普查时点居住地、户口登记地、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和受教育程度等6项指标的录入、审核、汇总和上报。

2010年12月中旬，在顺利通过国家级、市级机构对西城区事后质量抽查的基础上，普查办组织专人集中开展工作，完成了对全区各街道普查数据的质量抽测。共抽查验收普查小区200余个，近3.5万户、10万人，核对出生、死亡人口近千人，且各项指标差错率均低于合格标准的差错率。

目前，全区行业、职业编码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近百名专项编码人员将在三周时间内完成近15万个行业、职业的编码任务。

数据质量

部分普查表复查10余次

据了解，人口普查的数据质量由国家、市、区、街、社区五级共同保障，切实体现了普查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国务院和北京市人普办通过入户再核对，将核对信息与原登记结果进行比对，检验普查工作质量。

“我们这个普查小区的所有表格已经被国家、市、区以及街道未来回回地查了10遍了，听说还要再进行一次验收。”自人口普查工作开展以来，西城区人普办将人口普查的质量控制融汇于各阶段工作中，制定了严密的质量控制措施和严格的质量验收标准，确保程序规范合法、数据真实准确。

西城区人普办建立了“区街联动”的质量控制体系，专门成立了质量控制组，并多次深入街道开展事后质量抽查，重点检查现有、出生、死亡、外来人口等普查表内指标及表间逻辑关系。同时，在区人普办的指导下，各街道人普办还对各自的普查数据进行了综合质量验收。

光电录入阶段，西城区按照扫描录入工作的先后顺序分别配置了扫描员、校对员、校验员、质检员。在扫描结束后由校对员检查扫描结果，由校验员检验表内逻辑关系，再由质检员通过抽查的方式随机实施检测。区人普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一个普查小区的数百张表，只要有4个数字无法识别，那么整个小区的普查表就要重新录入。

此外，还通过“四查结合”的方式确保质量控制的精细准确，在区、街道及社区间广泛采取自查、互查、议查和人工逻辑检查等方式开展人口普查的质量控制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西城区数十万普查表普遍经过了9次以上的检查，有些普查小区普查表的检测次数达10余次。

数据开发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随着前期小区划分、户口整顿与摸底、入户登记等组织工作的有序开展，以及后期数据处理等工作的扎实推进，人口普查工作将进入数据的分析和开发阶段，这也将成为人口普查在2011年的关键任务。

区域人口总量、人口密度以及劳动力人口人力资本状况等指标数据

有助于预判未来宏观经济发展走向，制定更为适合的产业升级政策。

家庭规模结构、年龄性别方面的指标数据

有助于掌握家庭、人群结构的变化趋势和住房条件，有利于进一步制定相应的保障机制，更好地关注老龄化、妇女保护等社会问题。

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失业人口就业意愿等方面的指标数据

有助于劳动部门明晰当前的就业形势，采取有针对性地帮扶措施，建立有效的就业支持体系。

受教育程度、完成学业等方面的指标数据

有助于掌握劳动力人口的文化程度结构，从而在就业培训等教育领域制定相关的政策，修订和改进教育规划。

居住面积、住房来源、月租房费、有无自来水等方面的指标数据

有助于住建部门掌握居民住房及生活质量情况，为进一步规划制定人均住房面积，出台相关措施，服务构建城市美好生活提供依据。

出生人口及妇女生育状况等方面的指标数据

有助于计生部门准确预测出生高峰，以便制定相关政策，采取相应措施引导医疗、教育等社会资源合理流动配置。

城乡人口结构等方面的指标数据

有助于公安部门了解户籍分布及构成情况，进一步制定相关措施，加强户籍管理，逐步探索调和流动人口与其社会福利、保障等配套问题的措施等。

民族属性等方面的指标数据

有助于民族管理部门掌握民族构成情况和发展趋势，为今后制定惠及民族的各项政策、确保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篇9

关键词：城市地理国情调查 地理要素 内推法

中图分类号：G623.45文献标识码： A

一、城市地理国情调查的范围

地理国情调查是国情调查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理国情调查的主要是对地表的自然情况，相关的人文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地理要素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全面获取国家地理情况的一个重要手段。很多时候人们都把地理国情的调查仅仅与和地理空间相关的山川河流、地表地貌等与地理空间相关的自然资源作为地理国情普查的对象而往往忽略了从广义上来说与地理情况相关的科技发展水平、教育程度、人文文化、地理相关的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等。对于这些元素的综合分析才能够更加有效而且系统的分析地理空间内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从而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正确制定做出提供准确的信息支持。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地理国情普查过程中，更需要对于与地理国情相关的经济和人口等相关元素的普查才能够更加有效的掌握城市发展情况，做好城市发展的规划，优化城市立体空间的开发与发展和与之相关的配套设施的科学合理开发，从而使城市的开发过程中能够考虑到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开发与城市自然环境保护相协调。同时城市地理国情调查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对于城市人口的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状况、基础设施分布情况、人口居住面积、居住小区设施配套情况、城市交通情况、城市植被绿化情况等进行普查来掌握城市的发展情况，为城市的科学合理发展做出贡献。

二、城市地理国情调查的方法

由于城市地理国情普查需要涉及到多层面的因素和多部门的协调，所以他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城市地理国情调查中一个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是普查的过程中遇到的空间不协调问题，空间不协调问题出现在城市地理国情调查中，空间聚合数据只是针对一个地理区域，空间不协调问题经常出现在跨学科研究的情景中，这一问题对于城市地理普查来说是一个障碍即使有地理信息系统提供完整的地理数据结构，即使地理信息系统已经通过基本的叠加过程协助了利用不协调的边界空间数据库，缺乏通信使空间插值技术成为必要，从而来检查不同单位分析的变量之间的关系。空间不协调问题对于人口统计学家来说是非常熟悉的，通过划分地理区域，例如服务地区、交易地区、公用事业地区来对街区、街区群、普查区域调查数据的制表。就如我们所说城市地理国情的普查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和层面，因此空间不协调问题对于社会和自然科学数据的整合任然是一个障碍，总体上来说整合各个学科来做到有效的城市地理国情调查和做出正确的城市发展的关键是对于各个数据库整合的分析。自然科学中对于地理单元的分析通常是定义为土地使用、土地覆盖、土壤类型、流域边界、和其它一系列的生物物理学特征和地球物理特征。由于人口普查地理学和其相伴的人口统计数据之间很少能够在这些区域相互吻合，因此把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数据在城市地理国情调查过程中合并来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因此提出了不同的试图把空间不协调中的空间单位的分析推论技术。地理学者、城市建设的规划者、景观生态学家都努力试图解决空间不协调的问题。例如设计用来收集整合房屋单元、户数、家庭、和个人信息来帮助城市的规划者做出正确的规划和政策决定。对于从统计学中收集到人口统计信息，小范围地域单元分析通常包括街区群、街区组、广阔的地面等。这些单元地理覆盖范围广并且和大量的普查信息相联系，街区群是地理国情普查中最小的单位，普查中详细的社会和经济数据会制成表格。在乡村区域的统计，这些小范围普查的多边形数据，地理上通常是比城市区域要大的多。【1】

三、城市地理国情调查中的意义

插值法假定内部弧代表道路作为住宅单元位置和一个街区居住人口或者其它绘制正多边形的变量。换言之，在一个普查区域内人口密度在一个区内道路多的地区人口密度也多。这种通过道路和街区之间的关系的方法来进行的城市地理国情的普查方法不仅使街区层面的插值统计更加精确而且也能够从有限的街区人口统计数值中按比例增加空间插值，从而能够更加全面的进行调查。这种插值法只能从不同的普查数据中确定房屋单元和人员的数量，一般情况下来说研究一个单一街区人口的分布不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房屋和人口的地理普查可以过渡到非范围内的地理普查，这样可以使整个过程更加精细化。同时这种更加细化的方法对于有限的街区属性数组以外的分布也具有启示性。这种方法就可以避免直接的从聚合的街区群体进行内推，这样就可以避免城市地理国情调查过程中内推那些完全在统计范围之内的街区和那些完全不位于统计范围之内的街区。借助于以数据点为基础对于不同街区的内推来决定目标调查范围之内的房屋单元和范围区域之内人口的分布从而使普查的范围更加精确。街区层面的城市人口分布特征数据的输入要求普查工作者假设一个街区群中的街区人口的特征分布是相同的，文中提到的普查方法可以为与这些特性相关的人口分布提供更准确的评估。城市区域图像的分布无疑具有是挑战性的，要想使一个城市的发展更加具有活力和能够科学的发展就需要城市发展的管理者和城市发展的规划者详细的的掌握土地使用区域活动的相关地理信息。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地理国情的调查对于城市的规划、城市的管理、土地的使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准确的得到城市地理国情普查中的数据是十分重要的，而数据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数值测量的方法决定的，尤其是在城市这样一个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对于其地理国情的调查的准确性和全面性的要求非常的高，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因地制宜寻找到一个适合城市发展的特点的调查方法，以确保在地里国情调查的过程中能够把城市地理相关的自然情况和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等多方面元素综合到一起从而获得准确的城市地理信息，为城市决策者和规划者提供智力支持。【2】

参考文献：

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篇10

一、普查目标及任务

目标：查清全区河流湖泊基本情况，掌握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现状，摸清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了解水利行业能力建设状况，为研究确定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各项经济社会政策提供可靠的基础信息支撑和保障。

任务：一是河流湖泊基本情况，包括数量、分布、自然和水文特征等；二是水利工程基本情况，包括数量、分布、工程特性和效益等；三是经济社会用水情况，包括分流域人口、耕地、灌溉面积以及城乡居民生活和各行业用水量、水费等；四是河流湖泊治理和保护情况，包括治理达标状况、水源地和取水口监管、入河湖排污口及废污水排放量等；五是水土保持情况，包括水土流失、治理情况及其动态变化等；六是水利行业能力建设情况，包括各类水利机构的性质、从业人员、资产、财务和信息化状况等;七是灌区专项普查，包括灌区的数量、分布、灌溉面积、灌排工程等；八是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普查，包括地下水取水井的数量、分布及取水量情况，地下水水源地情况等。

二、普查时间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11年12月31日24时，时期资料为2011年度。

三、普查内容

普查主要内容如下：

1、河湖基本情况普查：流域面积为50km2及以上河流的名称、位置、流域面积和河长，常年水面面积在1km2及以上湖泊的名称、位置、咸淡水属性、常年水面面积；流域面积为100km2及以上河流的流域水系自然特征、水文特征和常年水面面积在10km2及以上湖泊的形态特征（水深、容积等）。同时对重要区间流域（河段）及一些特殊湖泊如著名干湖（罗布泊）等进行普查。

2、水利工程基本情况普查：以独立发挥作用的各类水利工程为普查对象，普查各类水利工程的数量、分布等基础信息，重点普查一定规模以上的各类水利工程的基本情况、工程特征、作用与效益及管理情况等，对规模以下的工程仅了解其数量及其规模情况。

（1）水库工程：重点调查总库容为10万m3及以上的水库工程，10万m3以下的水库工程归为塘坝工程调查。

（2）水电站工程：规模标准为装机容量500kW，重点调查规模以上水电站，规模以下水电站仅查清数量及装机容量。

（3）水闸工程：规模标准为过闸流量5m3/s，重点调查规模以上水闸工程，规模以下（过闸流量1m3/s至5m3/s）水闸仅查清数量及过闸流量；过闸流量1m3/s以下的水闸工程不进行调查。

（4）泵站工程：规模标准为装机流量1m3/s或装机功率50kW，重点调查规模以上泵站工程，规模以下泵站仅查清数量及装机规模。

（5）引调水工程：跨独立水系的引调水工程，不包括应急供水和临时生态补水的引调水工程。

（6）堤防工程：重点调查堤防级别5级及以上的堤防工程，5级以下堤防工程仅查清其数量及长度。

（7）农村供水工程：重点调查供水规模200m3/d及以上的集中式供水工程；供水规模200m3/d以下的集中式供水工程和分散式供水工程以村为单元调查其数量及供水规模。

（8）塘坝工程：调查容积500m3及以上、10万m3以下的塘坝，以村为单元调查其数量、容积及供水人口等。

（9）窖（池）工程：调查容积10m3及以上、500m3以下的窖（池）工程，以村为单元调查其数量、容积及供水人口等。

3、经济社会用水调查：通过各类经济社会用水户调查，统计分析流域和区域经济社会主要指标，摸清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状况、以及生产和生态用水状况。采取规模以上用水户逐个调查与规模以下用水户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规模以上用水户（用水大户）的标准

①灌区：灌溉面积在万亩以上的灌区

②公共供水企业：所有城镇的自来水供水企业；供水规模在日供水量1000m3或供水人口1万人以上的农村供水企业。

③其他用水大户：年取用水量在15万m3以上的企事业单位。

当各行业用水大户用水量低于全县（区、旗）该行业总用水量的60%时，适当降低行业用水大户的标准，直至满足60%权重为止，但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用水大户的年取用水量标准不变。

（2）规模以下行业典型用水户

规模以下各行业的典型用水户由县级普查机构根据用水户规模、用水类型、用水工艺、用水代表性等在清查阶段选定，典型用水户主要分类为居民生活、农业、工业、建筑业及第三产业。

4、河湖开发治理保护情况普查：普查河流与湖泊的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的总体情况，重点普查河湖水系取水量、地表水水源地及取水口情况、河流湖泊治理情况、入河湖排污口情况及入河湖废污水排放量等。

（1）河湖取水口：普查范围为河流湖泊（水库）上的所有取水口，规模标准为取水流量0.05m3/s或年取水量15万m3。重点调查规模以上取水口，规模以下取水口仅查清数量及取水量。

（2）地表水水源地：普查范围为向城镇集中供水的水源地，以及向乡村集中供水且供水人口1万人及以上或日供水量1000m3及以上的水源地。

（3）河湖治理防护工程：普查范围为流域面积100km2及以上河流和常年水面面积10km2及以上湖泊的治理保护情况

（4）入河湖排污口:普查范围为河湖（水库）上的所有入河湖排污口，规模标准为入河湖废污水排放量300m3/日或10万m3/年。重点调查规模以上排污口，规模以下排污口仅查清数量及废污水排放量。

5、水土保持情况普查

（1）水土流失普查：包括水蚀、风蚀及冻融侵蚀三种类型，主要内容包括调查水土流失影响因素（包括降水、土壤、地形、植被、土地利用等）的基本状况，评价水土流失的分布、面积与强度，分析水土流失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

（2）侵蚀沟道普查：主要调查侵蚀沟道的位置，面积、长度、沟道纵比等几何特征，活动状态以及危害等。

（3）水土保持治理措施普查：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各类治理措施面积以及淤地坝、坡面水系、小型蓄水保土工程等的现状，汇总分析各种治理措施的分布、数量。

6、行业能力建设情况普查：从事水利活动的机关、事业、企业、社会团体法人单位和乡镇水利站的基本情况、单位类型、数量及分布；机构、人员情况；资产、财务状况；资质情况；信息化情况。

7、灌区专项普查：

有效灌溉面积2000亩及以上灌区：灌区整体情况，包括灌区概况、灌溉面积、管理等情况；灌排渠系状况，流量1m3/s及以上灌溉渠道、流量3m3/s及以上排水沟道（以灌区为单元进行逐条调查）及相应建筑物；流量1m3/s以下渠道、流量3m3/s以下排水沟道（以灌区为单元按照流量分级填报其数量、长度）及相应建筑物等。有效灌溉面积2000亩及以下灌区数量及灌溉面积等情况。

8、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普查

（1）机电供水井、民用井、矿泉水井和地热水井的数量、分布、取水状况和管理情况。逐井详细调查机电供水井、矿泉水井、地热水井的数量取水情况；以村为单元调查，民用井的数量及取水情况。

（2）日取水1万m3及以上的地下水集中式供水水源地数量、分布、取水状况和管理情况。

四、普查技术路线与流程

（一）总体技术路线

本次普查任务中，除河湖基本情况普查与水土保持情况普查这两项由省级普查承担单位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交互合作完成外，其他六项均按“在地原则”，由区级行政区为基本工作单元，根据不同任务要求，采取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重点调查等多种调查形式展开。

普查数据的收集采用清查登记、档案查询、现场查勘、DEM和DLG数据融合提取技术、遥感分析、估算推算等多种调查技术。整个普查遵循内外业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资料，积极开展部门之间的协作与交流。

普查数据的填报以区为单元进行。首先，分析整理基层的普查数据，并对填报数据进行审核、检查、订正；然后，完成数据录入转换，逐级上报审核、逐级汇总分析。形成自下到上的信息获取、审核、传输、存储、分析为一体的普查数据处理规范；建立普查数据库体系，构筑“国家—流域—省—地—区”五级水利普查信息管理系统。

（二）主要普查流程

本次普查分前期准备、清查登记、填表上报、成果四个阶段进行。

1、前期准备阶段

主要包括成立普查机构、落实工作经费、编制普查实施方案和相关细则、开展普查培训及宣传动员等环节。

2、清查登记阶段

主要包括普查对象清查登记和全面调查两个环节。

普查对象清查登记：根据档案查阅、遥感影像提取，利用已有统计资料和其它相关普查成果，提出普查对象初步名录，按照“在地原则”，对普查对象进行清查登记，摸清普查对象数量及分布，编制普查对象及代码，确定普查对象调查方式和普查表填报单位，落实普查登记责任，确保普查表发放对象不重不漏。

普查对象全面调查：根据各项普查内容和指标的要求，分别采取全面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进行普查数据采集，对各类指标进行计算分析与统计核对；对动态数据建立台帐，确保普查数据来源可靠；全面获取普查数据。

3、填表上报阶段

主要包括填表上报和汇总协调两个环节。

填表上报：对普查数据进行核对检查与抽查，不符合要求的重新进行调查；按照统一的报表要求，利用统一的数据处理系统逐级进行数据录入、报表填报，审核上报。

汇总协调：对调查和上报数据进行全面校验、分析协调、反馈完善，平衡衔接跨区普查数据，逐级进行汇总平衡，形成分区域、分流域汇总数据。

4、成果阶段

主要包括普查数据汇总协调平衡、普查成果逐级抽查验收、普查资料分析整理汇编、普查数据管理和空间数据库建设、普查成果验收和宣传等环节。

五、职责分工

1、成立普查机构，落实工作人员；编制普查经费预算，落实本级普查经费。

2、制定本区普查实施计划，组织实施普查工作。

3、负责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的选聘工作，落实普查人员。

4、开展普查宣传工作，组织人员参加省级培训，负责本区基层普查人员的培训工作。

5、负责各种物资设备的准备工作。

6、组织普查对象的清理、登记、复核，明确普查对象填报单位，对于本级不能组织填报的，上报上级普查机构；编制清查名录。

7、组织建立普查动态指标台账，获取动态指标数据。

8、通过档案查阅、野外调查、现场查勘等方法收集、复核普查数据，组织填报、审核普查表。

9、负责基层普查工作的检查、指导，普查数据质量的抽查、验收工作。

10、协调省级普查机构核对区域内河湖名录及其特征指标，复核河湖流域边界等。

11、组织水土流失野外调查单元的外业调查工作。

12、负责本辖区普查数据的录入、审核、汇总、上报工作。

13、协调上级普查机构进行检查、抽查、验收工作。

14、负责本辖区普查资料的整理、保管及分析工作。

15、负责普查其它相关工作。

六、进度计划

普查工作按前期准备、清查登记、填表上报和成果四个阶段进行。各阶段实施进度计划如下：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阶段（年7月～年12月）

年10月～11月，成立区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完成普查办人员职责分工及本级普查经费预算；配合市级完成河湖初步名录的复核，形成河湖名录及编码，收集相关资料，编制普查对象基础名录。

年12月，组织区级普查人员参加省级第一、第二阶段培训；完成经济社会用水和河湖取水口台帐建设工作，自201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台帐记录普查工作。

2011年1月，召开全区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动员部署会议，全面启动普查工作；完成普查指导员和普查人员的选聘工作，登记造册和上报，并完成区级普查员培训；制定普查宣传方案，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普查宣传工作；配合省级完成水土流失及侵蚀沟道情况遥感影像资料内业提取工作；完成区级普查专用设备采购和配置等普查前期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清查登记阶段（2011年1月～2011年12月）

2011年1月，开展第一阶段区级普查工作。

2011年2月～3月下旬，开展普查对象清查，并进行区级审核、抽查。

2011年4月～4月下旬，录入、审核清查表，并逐级汇总、上报；界定普查对象的调查方式，确定普查表基层填报单位和组织填报机构，进行普查对象编码，形成普查对象清查名录。

2011年5月～7月下旬，抽查、验收清查名录。

2011年8月～11月下旬，组织本区普查人员参加省级第三阶段培训；区级完成第二阶段本级培训（普查培训）；完成清查对象增补工作，编制完善普查对象名录。

2011年上半年，协助省级普查机构核对区域内河湖名录及其特征指标，复核河湖流域边界等；完成河湖基本情况普查的河流及湖泊特征、水位站及水文站、最大洪水情况清查以及水土流失和侵蚀沟道的野外调查工作；完成水利工程的数量、分布、地理位置、工程特性及效益等的清查工作；完成经济社会用水的流域人口、耕地、灌溉面积以及城乡居民生活和各行业用水量、水费等清查工作；完成河流湖泊治理保护情况的治理达标状况、水源地和取水口监管、入河湖排污口及废污水排放量等清查工作；完成水利行业能力建设情况的各类水利机构的性质、从业人员、资产、财务信息状况等清查工作；完成灌区专项普查的灌区数量、分布、灌溉面积、排灌工程等清查工作；完成地下取水井专项普查的取水井数量、分布及取水情况、地下水水源地情况等清查工作。下半年完成河流湖泊普查表填报及汇总、水土流失及侵蚀沟道计算分析汇总、水利工程数量汇总、经济社会用水情况汇总、河流湖泊治理和保护情况汇总、水利行业能力建设情况汇总、灌区专项普查情况汇总、地下取水井专项普查情况汇总等工作，基本完成河湖基本情况普查和水土流失普查、侵蚀沟道、水利工程基本情况、经济社会用水情况、河流湖泊治理和保护情况、水利行业能力建设情况、灌区专项普查情况、地下取水井专项普查情况等普查工作。

2011年，组织建立普查对象动态指标台账；通过档案查阅、内业分析、外业调查等方式获取普查数据；开展普查数据中间抽查工作；完成填表上报前的各项基础数据准备工作。

第三阶段填表上报阶段（2012年1月～2012年6月）

2012年1月～2月下旬，完成普查表填报、录入、审核等工作。

2012年3月下旬，完成普查数据汇总、抽查、上报。

第四阶段成果阶段（2012年7月～2012年12月）

2012年7月～9月，完成普查成果抽查验收；进行普查资料分析、整理、汇编。

2012年10月～12月，建立全国水利普查数据管理系统；完成普查资料分析、整理、汇编等；水利普查公报；召开总结会、全区总结表彰大会等。

七、普查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由国家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筹安排。区成立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协调解决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普查工作的日常组织、技术指导和督促检查。各乡镇、办事处成立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水利普查资料收集、上报等各项工作。

区、乡镇或办事处两级水利普查机构应协调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为水利普查提供经费、基础资料、统计分析等保障工作。

（二）制度保障

区、乡镇或办事处两级水利普查机构应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包括健全普查机构各项规章制度、质量控制及成果抽查验收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安全保密管理制度等，依法依规开展普查工作。

（三）技术保障

区水利普查办公室将组建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技术咨询专家组，对普查中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进行研究解决。

（四）安全保障

区、乡镇或办事处两级普查机构要制定明确安全管理目标，落实管理机构和责任，健全安全保密制度，建立适合普查数据处理特点的安全管理机制。

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篇11

关键词 社会空间分异；武汉城市圈；人口普查

中图分类号 C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9-0128-09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效用、收入、财富成为人们眼中的重中之重，然而实际上，不管是产业发展还是城市、城市群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发展、人需求的满足、自由的实现。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将“自由”定义为“在实质意义上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因此，本研究认为，城市群要实现协调发展，也就是实现城市群内所有居民的价值、扩展城市圈内所有居民的实质自由。

然而，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进程等等，都带来了人口的社会分层。这种分层不仅表现在居住空间的分异，更表现在职业、公共资源分享等众多方面的社会差异。这种社会空间的分异虽然促成了相同生活方式人员的交流、信息可达性和内部人群的相互理解，但也造成阶层的隔离、信息的分离、心理落差乃至社会疾病的集中传染蔓延等（李志刚等，2004）。在当今对城市群的研究更多倾向于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产业空间的重构、分工的深化等效率的问题时，本研究关注的是城市圈内核心城市与城市以及近郊区与远郊区之间的公平问题，希望通过对人口社会分异的空间表现的研究对促进整个城市圈各阶层、各行业人口的和谐发展提出具体建议。

本文研究内容包括两部分：武汉城市圈社会空间结构分异的状况和分布、分异产生的影响因素。

1 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分异的状况分析

对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期的德国。陆大道在1998年将社会空间结构定义为，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客体和现象的空间集聚规模和集聚形态。从社会分工所引起的各社会群体在一定地域内的空间分布和空间作用的模式对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和度量被称为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包括人口密度、人口重心以及社会群体的空间分布差异等。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反映了一定地域范围内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配置关系以及差别发展的复杂程度（刘德钦等，2007）。因此对人口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部分要通过计量分析，以期了解武汉城市圈内社会空间结构分异的状况。采用第六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选取了年龄构成、人口流动性、外来地构成、教育程度构成、职业构成、行业构成和人口密度等七大类二十几个指标变量，与各个城市构成原始数据矩阵。由于指标体系庞杂，因此需要先利用因子分析将指标体系简化，并就武汉城市圈子在两次人口普查中各主因子（对社会空间结构起主要作用的因子）进行比较。而后通过聚类分析，计算各城市在主因子上的得分即社会空间结构的状况，从而找到各城市间差异，即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程度。

1.1 因子分析的两次人口普查比较

（1）第六次人口普查：在抽取方法中选择主因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按照特征值（Eigenvalues）大于1进行抽取，采用最大方差法（Varimax）进行因子旋转，经反复试验，结果显示旋转后的累计方差解释率达到了98.33%，因子层次结构比较清晰，结果较为理想（见表1）。

从表1给出的各主因子载荷矩阵，结合其反映的变量特征发现：农、林、牧、渔水利产业人员在主因子1载荷系数为-0.17，而在主因子2上的载荷系数为0.986；同时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在主因子2上的载荷系数也较大，文盲率在主因子1上载荷系数为-0.621，而在主因子2上高达0.731，其余变量均在主因子1上载荷系数较高。因此，将主因子1命名为农业人口和蓝领人员，将主因子2命名为白领、高端服务人员。

（2）第五次人口普查： 从表2给出的各主因子载荷矩阵将五个主因子分别命名为白领和公共服务人员、高端服务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蓝领人员、以及农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主因子1与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变量（0.94）和专业技术人员变量（0.69）存在着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故命名为白领和公共服务人员；主因子2与金融保险房地产变量（0.61）和地质勘探、水利管理科学研究变量（0.74）存在着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故命名为高端服务业人员；主因子3与商业服务人员变量（0.58）和批发零售餐饮和社会服务变量（0.68）存在着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故命名为商业服务人员；主因子4与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变量（0.67）与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比例（0.64）明显正相关，故命名为蓝领工人；主因子5与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业人员变量（0.78）以及劳动年龄人口（0.81）正相关关系最为显著，故命名为农业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

1.2 聚类分析的两次普查比较

在找到武汉城市圈两次人口普查中对社会空间结构分异起主要作用的因子之后，便可以就主要因子找到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进行分类，以找到各类间差异，以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

（1）第六次人口普查：以2010年武汉城市圈内社会空间结构2个主因子在6市的得分情况作为基本数据矩阵，在SPSS软件下进行聚类分析，对城市圈的社会区类型进行划分。具体来说，运用分层聚类功能（Analyze Classify-Hierarchical Cluster），采用沃德法（Ward’s Method）对数据矩阵进行相似性分析，绘出冰挂图（略）。最终，确定将武汉城市圈各市分为三类社会区。各类社会区在2个主因子上的得分构成特征判别表（表3），据此分析各个社会区的特征并命名。

由此可以看出，武汉农业人口比例最低，远远低于其他各市，因此武汉自成一类区。另外，黄冈农业人口比重比较适中将其定义为第二类。而其他市农业人口比重均较高，属于第三类地区。

（2）第五次人口普查：以2000年武汉城市圈内社会空间结构5个主因子在各市的得分情况作为基本数据矩阵，在SPSS软件下进行聚类分析，对城市圈的社会区类型进行划分更为精细（见表4）。

第一类是公共服务业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集中区，主要分布在武汉市。该社会区在主因子1、3中的平均值和平方和取值均最大，在主因子2上的取值也较高，表明该社会区在第三产业集中了大量的社会从业人员，包括公共服务领域、基础设施服务领域、金融保险房地产领域和商业、批发零售餐饮等低端社会服务领域。这与武汉市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武汉市号称“九省通衢”，是全国重要的人员和货物集散地，武汉市的商业、批发零售餐饮等服务业较发达，集中了大量外来就业人员；武汉市的金融保险、房地产、高科技等高端服务产业在整个中部地区也较发达，吸纳了大量高端精英人才。

第二类是劳动年龄人口密集的工业区，主要分布在黄石市。该社会区在主因子5的平均值、平方和均值取值上有绝对优势，表明该社会区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另外，该社会区在主因子2和4的取值上也较高，表明该区在工业领域和一些高端服务领域也集中了较多的就业人员。黄石市是老工业城市，工业基础较好，就业人员比重高；市辖下的阳新县、大冶市是劳动年龄人口迁出地，外出务工人员多。作为武汉城市圈内的次中心城市，该区内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科学研究等高端服务产业也仅次于武汉市，也吸纳了较多的就业人员。

第三类是蓝领人员集中区，主要分布在咸宁市。该社会区在主因子4的取值上最高，在主因子1和3上也取值较高，表明该社会区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最大，同时公共服务、商业、低端服务业等领域也集中了大量就业人员。

第四类是高端服务业人员和农业人口集中区，主要分布在潜江市。该社会区在主因子2上的得分最高，在主因子1的绝对值上也较高，表明该区人员在农业和高端服务业两个领域的就业人口集中度较高。

第五类是均质区，主要分布在鄂州、孝感、黄冈几市。该区的最大特征是在各主因子的得分上均较低，表明该社会区人员就业分布在各领域较均匀。

1.3 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聚类分析结果差异原因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聚类结果存在着差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聚类结果将城市圈人口主要分为白领和公共服务人员，高端服务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蓝领人员、以及农业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等五大人口集中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聚类结果只有农业人口和蓝领工人与白领、服务型人口两大类人口集中区，相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聚类结果，呈现两个主要特征。其一，农业人口空间系统趋于简单化；其二，非农人城市圈空间分布呈现分散化。

经济属性的分异构成了社会职业分异的经济基础，深入分析，这种差异是武汉城市圈经济产业发展的空间变化的反映：

首先，农业人口的城市圈空间系统趋于简单化，农业空间系统的这种变化特点与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10年来整个城市圈农业演化趋势相一致，即中心城市（武汉市）农业人口进一步减少，城市的农业也逐渐被二、三产业替代，农业整体处于萎缩状态。

其次，非农人口的城市圈空间分布呈现分散化，集中趋势减弱。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聚类结果明显可以看出，非农人口集中分布于中心城市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而第六次人口普查聚类结果显示这一现象减弱。这与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10年来产业的梯度转移有关，中心城市二、三产业向农业比重较大城市转移，城市二、三产业劳动人口增加。

最后，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聚类分析结果差异与劳动力的回流有着直接联系。经历了长期的农民外出务工大潮后，近年来规模不断增加，尤其在五普到六普10年间新老农民工交替与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劳动力回流。劳动力的回流改变了产业人口的分布，由中心城市回流到城市的劳动力在家乡继续从事第二、三产业工作，使得非农人口在城市圈空间分布分散化。

2 武汉城市圈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分异的因素分析

2.1 人口社会空间分析的实证方法：分异指数与本地化系数

对人口社会空间结构产生分异影响因素的讨论开始较早，Rees1969年对芝加哥都市区有关人口统计变量的分析发现：影响社会空间分异的三个主因子是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地位、种族和籍贯；1975年罗楚鹏根据1961年和1971年两次人口普查资料对香港社会空间结构的讨论，显示1961年香港生态模式是以籍贯、经济社会状况、年龄和性别状况起主要作用，而1971年，则仅以籍贯和经济社会状况为主导；1986年虞蔚对上海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发现人口聚集作用和人口文化职业构成是主要因子。

对社会空间分异的实证方法，西方学者Iceland J、D Weinberg、Burt J E等学者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和方法介绍，国内学者李志刚、吴缚龙（2005）便采用了分异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和本地化系数（Coefficient of Localization）对转型期上海市的社会空间分异进行了研究。

空间指数是用来测度空间分异程度的常用手段，其中，分异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 简称ID）和本地化系数（Coefficient of Localization，简称CL）是被经常使用的两个指数。

2.2 人口社会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和发展演变

本文就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分异指数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分异指数进行比较，探究十年时间里武汉城市圈社会分异程度的变化及其原因。

（1）就年龄构成看，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分异指数，LQ值在各空间单元的取值较为接近，因此CL较为可信。从CL系数来看，年龄构成在武汉城市圈的空间分异较低。0-14岁人口在鄂州、孝感分布最集中，而在武汉市最分散；劳动年龄人口在黄石、武汉分布最集中，而在黄冈、孝感等地分布最分散；老年人口分布中，只有武汉市的LQ值大于1，分布较为集中，其余城市的分布均低于总体水平，其中属黄石市分布最为分散。这也表明武汉市的人口老龄化现象较其他城市最严重，虽然劳动年龄人口不缺乏，但0-14岁人口数量明显不足，整体呈金字塔结构；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的分异指数显示，0-14岁人口黄石、在鄂州、孝感分布最集中，而在武汉市最分散；劳动年龄人口在武汉分布最集中，而在黄冈分布最分散，但是分散程度相对于五普时明显降低；老年人口分布中，黄石、孝感和黄冈的LQ值大于1，分布较为集中，其余城市的分布均低于总体水平。这也表明，黄石、孝感和黄冈老龄化现象开始明显。

（2）就教育程度看，五普数据计算分异值显示，LQ值除在大学文化程度指标差异较大外，其余指标差异相对较低。因此，可以认为武汉城市圈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状况中，在大学及以上文化教育程度指标上空间分异较大（ID=0.44），而在其余文化教育程度上的空间分异则较低。其中，武汉市的受大学及以上文化教育程度的人口分布最为集中，远高于其他城市；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的LQ值，武汉市受大学文化教育的人仍然较为集中，但是集中程度降低，其他城市文化教育程度有所提高。这种空间分布状况也与实际情况相吻合。

（3）就职业构成看，五普数据与六普数据计算分异指数显示武汉城市圈的空间分异程度均较大。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中，武汉市分值最低，其次是黄石市、鄂州市，其余城市农业人口空间分布较集中，这一空间结构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没有改变。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分异指数均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以及商业服务人员均集中在武汉、黄石和鄂州这三个城市，在其余城市相对分散。

（4）就行业构成看，空间分异程度也较大。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采掘业的LQ值均显示，黄石市的集中程度远高于其他城市，鄂州次之，这与两市的矿冶产业较集中相吻合。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分异指数，总体来看，武汉市除第一产业、采掘业的空间分布较分散外，其余行业的取值均较高，较其他城市具有较高的空间集中度，尤其表现在底端的商业如批发、零售贸易、餐饮等和高端服务业，如对知识具有较高要求的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地质勘查和水利管理等行业上，武汉市具有明显的人口集中优势；黄石、鄂州市在第二产业如采掘、制造、建筑等行业上的人口分布较集中；其余城市在大多数指标的空间分布上低于总体水平。这一社会空间至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没有太大改变。

（5）就婚姻构成看，空间分异度低。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得出的分异指数显示，离婚现象在武汉和黄石两市比较集中，其余婚姻状况在各市分布均匀。

（6）外来地构成指标是对人口迁入指标的具体表述，社会空间分异度也同样较高。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分异指数显示，由省外、省内迁入人口多集中于武汉市，流入其他市的人口相对较少，且分布较均匀。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分异指数比较可以看出，这一外来人口在城市圈空间分布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没有太大改变。

总体来看，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的武汉城市圈社会空间分异度ID和CL的取值大都在0.45以内，社会空间分异度虽然较高，但并不严重。其中，年龄构成、教育构成（除大学教育程度）、婚姻构成三项指标的社会空间分异度较低，并在两次人口普查间有一定变化；职业构成、行业构成、人口流动性（包括人口外来地构成）三项指标的社会空间分异度较高，并且两次人口普查期间没有太大改变，这构成了影响武汉城市圈较高社会空间分异度的最主要因素。

进一步，武汉城市圈的社会空间分异状况呈现显著的等级结构。武汉、黄石、鄂州三市在多数指标的取值上均较高，具有较高的空间分布集中度，尤其以武汉市最为显著。因此，可以认为，在武汉城市圈的社会空间分异度上，以武汉市为第一级，黄石、鄂州2市次之，其余市为第三等级。

3 结 论

（1）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在各城市单元的数据（6城市），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提取出武汉城市圈社会空间结构的两个主因子：农业人口和蓝领工人与白领、服务型人口。而利用2000年五普数据（9城市）取出武汉城市圈社会空间结构的五个主因子：白领和公共服务人员，高端服务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蓝领人员、以及农业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利用六普数据通过聚类分析界定了武汉城市圈的三类社会区，农业比重大的地区，农业比重适中地区以及低农业比重地区。利用五普数据界定了武汉城市圈的五类社会区即农业和服务业人口集中区、劳动年龄人口密集的工业区、蓝领人口集中区、高端服务业人员和农业人口集中区、均值区，依次对应的社会空间单元为：武汉市、黄石市、咸宁市、其他市。

（2）与现实联系分析得出：从五普到六普这十年来，城市圈内部的大体社会空间层次没有本质性的变化：武汉市产业结构层次明显高于其他城市，高端服务人员聚集，农业人口比例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而城市圈内其他城市特色不太明显，产业结构层次仍处于较低水平，农业人口比重较大。这说明城市圈内社会空间层次明显，与十年来城市圈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基本符合，但是并没有充分实现建立城市圈的政策预期，即充分发挥武汉市的协同带动能力，取得城市圈总体实力提升。

（3）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对空间分异指数ID和本地化系数CL、LQ的测算分析表明，武汉城市圈社会空间分异度虽然较高，但并不严重。同时，武汉城市圈的社会空间分异存在等级结构特征，武汉市为第一级，黄石、鄂州2市次之，其余市为第三等级。

（4）深入分析这种社会空间分异得出：武汉城市圈社会空间存在着经济属性分异与社会职业分异，同时这两种分异存在着一致性，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经济属性的分异构成了社会职业分异的经济基础。城市圈内一定的经济层级与产业梯度直接决定了各城市不同职业人群的比重与聚集程度，同时这种社会职业分异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十年间有一定变化，但是城市间经济差距依然明显，高素质劳动力仍然集中分布于中心城市，未能充分实现建立城市圈的政策预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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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urt J E. Elementary Statistics for Geographer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6.

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篇12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迫切需要进行人口统计信息化系统建设，因为建设信息化人口统计的系统，能够提高统计工作的效率。并且人口统计的信息化与信息化社会发展相适应，同时也可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本文分析了应用信息技术进行人口统计的难度，探讨人口统计的信息化建设必要性，并提出建设措施，以期提高人口统计工作的效率。

关键词：

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分析

人口统计的信息化对于政府部门的信息办公有着重要作用，属于政府信息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准确统计人口对于人口统计的信息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当下政府部门特别是统计部门对于信息化较为重视，并且加大了资金的投入，推动信息化建设，使得统计的信息化获得发展与进步。

1.人口统计信息化的建设现状

即便国内已经进行多次人口普查工作，但是在人口普查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基层的人口普查工作在信息收集方面存在缺陷，导致信息的收集缺乏完整性。而导致信息不够完整的主要原因是，在偏远地区或者是山区，人口比较分散以及通信不够通畅，导致统计人员难以将死亡人数准确注销，难以精确的对新生儿进行申报。第二，应尽快进行人口统计的信息化建设，同时政府应投入大量的资金，并且这些资金一般用在网站维护、发放调查人员薪酬与电脑设备维护等工作中[1]。

2.实施人口统计的信息化建设作用

2.1信息化方式可以实现人口普查各个部门间的资源共享与联系对于人口普查工作而言，主要内容就是实地采集数据，并对采集数据进行合理处理。通常情况下，人口普查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基层单位以及普通民众，需通过各个部门积极参与数据采集，以便人口普查工作顺利开展。此外，人口普查的工作一般是在政府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积极协调与通力合作，提供相关数据与资料，完成全国上下数据统计的工作。而人口统计的信息建设还可以推动各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最终实现优势互补与共享资源的目的。

2.2信息化方式给人口普查工作创造广阔宣传平台在开始人口普查工作时，需要充分应用电视、报纸等媒体来深入分析普查意义与相关要求，工作中发生的违法现象需要及时通报与批评，同时应在人们大众共同监督下，进行人口普查的工作，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而在众多宣传的方式中，网络属于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需要构建人口普查工作的网站，同时设置多个栏目，同时在网页中和调查工作有关的一些信息，充分展示普查工作的风采，强化普查工作人员间的沟通与交流[2]。

2.3信息化可以强化人口普查数据的管理能力与收集能力人口普查工作的时效性，在普查中获得大量的基层信息，及时在各业务的流程中不断地分析、传递与转化，从而保证信息应用合理性。此外，人口统计的信息建设贯穿在整个普查工作的流程中，其中，数据分析与处理、调查表填写以及在数据库中录入数据属于较为重要的三部分。因此，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需要与以上三方面进行结合，及时研究低效率环节，全面分析影响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原因，同时寻找有效的解决方式，实现信息资源合理利用与管理的目的。

3.进行人口统计的信息化建设重要建议

3.1加大人口统计的信息化建设资金投入力度由于人口普查的工作范围比较广，工作人员的数量比较大，并且正在进行信息化的建设，需大量资金支持普查工作的正常开展，这就迫切需要加大经费的投入力度。此外，人口统计、普查部门应该主动、积极争取部门对统计的信息化进行立项，同时在政府的预算中加大人口统计的信息化建设支出，列出专项资金进行信息化的建设，而且这些资金一般用在人员培训、信息推广与设备的维护管理中。

3.2加强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的领导与组织各个基层部门应该向相关统计人员普及信息化建设重要意义与作用，加强相关人员的信息化建设意识，让统计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统计工作的信息化建设规范性与重要性。此外，地区的负责人应该做好领导与管理工作，把统计过程的信息化程度纳入到工作的绩效考核中，并当做一项重要指标，还要把信息化的建设当做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标准，以此推进、激励信息化普及。而且在制定人口统计的信息化法律过程中，需要构建各个部门协同配合的机制，保证数据信息可以及时传递[3]。

4.结语

总而言之，全面进行统计的信息化建设，可以提高统计工作的质量，同时可以对统计工作进行创新与完善；统计的信息化实现能够降低工作的成本，提高工作的效率。就目前而言，国内统计信息的建设速度比较缓慢，同时反映出国内统计事业的发展较为落后，而信息化的建设可以拓展统计工作发展的空间。但由于在统计的信息化建设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人口统计的准确性与有效性。

参考文献：

[1]白先春,蒋康康.对我国人口迁移信息采集的评述——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及1%人口抽样调查[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13(03):24-26.

[2]孙威.浅谈发挥计生信息化建设在基层人口统计中的作用[J].现代企业教育,2013,24(06):102-103.

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篇13

同志们：

这次全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动员暨统计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全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动员暨统计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全市统计工作，动员、部署全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20xx年全市统计工作。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领导对我们这次会议高度重视。稍后，毛腾飞常务副市长和市人大、政协的领导将作重要讲话。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下面，我先讲几点意见：

一、全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动员暨统计工作会议主要精神

2月4日到5日，省政府在长沙召开全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动员暨统计工作会议。各市州政府分管人口普查和统计工作的副市（州）长、统计局局长和人普办主任以及相关单位代表共3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于来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并强调了三点意见：一是今年统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要充分认识人口普查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齐心协力确保人口普查工作有序推进，确保人口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二是进一步提高统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水平。统计部门要立足于“搞大综合、当大参谋、谋大战略、图大发展”的思路，坚持用数据说话，不断提高为科学决策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企业服务的水平。三是要从组织领导、队伍建设和基础工作方面切实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

省统计局局长张世平作了工作报告。报告在全面回顾去年全省统计工作的基础上，客观地分析了当前统计部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围绕“提高统计能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高统计公信力”的工作主线，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具体工作：一是抓好人口普查，二是做强统计分析，三是稳步推进改革，四是加强执法检查，五是推进建库联网，六是加强基础建设，七是密切部门合作，八是加强队伍建设。

二、全市统计工作的回顾

，全市统计系统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统计工作，切实服务“两型社会”建设，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任务，总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坚持服务大局，统计服务品牌优势明显。一是准确把脉宏观经济形势。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全市统计系统密切跟踪扩内需、促增长、调结构政策实施情况，加强对生产销售、投资消费、就业、收入价格、服务业等方面运行情况的监测，为各级党委政府宏观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去年我们将过去的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改为月度经济形势分析会，定期开展重要经济部门和重点工业、商贸、房地产企业以及县市区经济形势座谈会。湘乡新设了“综合研究”小组，定期召开月度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会。二是深入开展分析调研。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开展专题分析，加强对比研判，全市市县两级政府统计部门全年撰写各类专题分析220篇，17篇获得各级领导批示和肯定，85篇在各级报刊、杂志、网站刊载。《金融危机下湘潭面临的形势及对策的研究》为我市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出谋划策，《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地区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探索》一文在《湘潭日报》上全文刊登。湘潭县为争创全省“五强”县开展系列大型调研，为县域经济争先进位建言献策。韶山在重点、热点经济信息报送中，提出了树立三个“第一时间”意识。三是充分开发利用统计成果。对《统计月报卡片》、《湘潭领导干部手册》整体改版，开发编辑了《数字湘潭》，整理编辑了10余种统计数据资料汇编。《湘潭经济社会60年》一书获得各方好评。湘潭县、湘乡对《统计月报》进行了改版。韶山积极参与了省、市博物馆建国60周年全省经济社会成就展览。雨湖将《雨湖统计》办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窗口刊物”。

（二）、坚持精益求精，各项普查调查稳步推进。

一是经济普查被评为国家级先进。去年1月1日是普查登记日，市经普领导小组组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毛腾飞亲临登记现场看望普查员，并发表电视讲话，向全市人民和各级普查机构、普查人员发出普查动员令，拉开了普查关键年的序幕。在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各级普查工作真正做到了机构、经费、人员“三落实”。经普宣传声势浩大，为全市普查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全市7000余名普查人员切实做到了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做好了普查登记、质量审核评估、数据处理上报等重要工作，确保了普查数据的真实可靠。国务院经济普查督查组、省政府督查组来潭进行质量督查和抽查时，都对我市经济普查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我市经济普查工作被评为国家级先进。

二是积极筹备人口普查前期工作。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前期准备阶段，我市高度重视，行动积极，市政府及时下发了《关于做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成立了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毛腾飞担任组长的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并下设了办公室。各县市区在人 口普查前期工作中都积极主动，准备到位。

三是认真抓好其它各项统计调查。全市统计系统扎实工作、紧密配合，做好了r&d资源清查、全市街道社区党建基本情况统计调查、全市城乡划分清查、城乡居民收入调查等。圆满完成了市人大、市委组织部等部门单位布置的居民满意度调查、部门“百千工程”满意度调查和组织工作满意度调查等大型民意调查。配合市农办、科技局、国土资源局、劳动局、旅游局等部门开展各类专项调查。国家统计局湘潭县、湘乡调查队的农户调查、畜情监测既为全市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数据参考，又服务了当地政府的经济决策。

（三）、坚持强基固本，统计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一是抓基层基础建设。继续加大对基层统计硬件支持和技术、业务指导，采取省、市、县区三级联动的办法为全市乡镇配备微机、传真机、打印机，湘潭统计信息内外网进行了全面改版。开展了乡镇、街道统计工作基本情况调查。湘乡印发了规范报表报送的通知，雨湖更新了基层统计硬件设施，九华、高新、昭山的园区企业统计台帐进一步健全完善。二是抓统计法制建设。去年，我们对全市192家单位进行了统计执法检查，查处有统计违法行为的单位80家，继续开展了对企业、县市区、乡镇执法巡查。市县两级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一法一规”宣传活动。在市局联合市人大财经委、纪委、监察等部门发文贯彻“一法一规”精神后，湘乡市就立即与相关部门一道联合发文贯彻。湘潭县配合百日行动，开展送法下乡活动，发放资料近千份。岳塘会同区监察局等部门对中央预算项目和区重点项目进行了稽查，查实了项目建设进程和项目资金的落实情况。

（四）、坚持改革创新，统计方法制度进一步完善。继续推行基层统计“一套表”制度改革，一套表数据处理模式逐步优化。去年3月，国家统计局马建堂局长专程来潭调研，充分肯定了湘潭统计“一套表”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并将在全国予以推广。通过充分的调研分析和科学论证，首创并实施了《湘潭现代物流统计制度》，科学构建相关指标142项，目前建立了96家物流单位的报表报送制度，全面反映湘潭物流行业运行情况，该项工作布置到县市区后，各县市区积极予以配合落实，高新区工作尤其突出，切实保障了新制度的有效运行。同时，还建立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季报制度，统一了园区统计范围、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实施了投资报表登记管理制度和建筑业报表登记管理制度等。

（五）、坚持客观公正，统计考核监测工作广受好评。一是新型工业化考核稳步推进。根据湘潭实际，提供了湘潭市工业和谐发展议案建议。分别对县区、园区、工业企业以及市直有关部门、行管办等五个层面进行新型工业化考核与数据评估认定。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制度办法，确保了考核具有公正性和可操作性。二是绩效考核日趋完善。在绩效考核社会公认度评估中，采取了重点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上户调查和电话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400多个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对市区1600户居民进行了下户访问，对2500户居民群众进行了电话抽样调查，对750名“两会一代表”进行了重点电话访问。公平公正的考核获得了被考核单位的一致好评。三是实事考核扎实深入。规范责任单位实事指标档案，深入实事承办单位开展督查，提出数据评估意见和有关建议，帮助部门设计实事统计台帐、报表等，我市实事项目完成程度数据被省政府检查组认同，全市为民办实事工作可望再获全省先进。

（六）、坚持科学发展，机关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去年，全市统计系统紧紧围绕“两型社会”建设重点，坚持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大局为主旨，开展了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主线，以“两型”机关建设带作风建设，以作风建设促“两型”机关创建的三大主题活动，机关效能和干部能力显著提高。全市统计业务工作在全省综合评比中名列前茅，市局机关被评为全市“两型”机关创建示范单位，局领导班子被评为全市“依法决策示范领导班子”，市局刘敏同志被评为全市十大优质服务明星。

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各级党委、政府正确领导和人大、政协监督支持的结果，是各级各部门协助配合的结果，是全市广大统计人员不断开拓进取、艰苦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市统计局向重视、关心、支持统计工作的各位领导，向全市统计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默默奉献在第一线的基层统计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今年初，总理提出“要下大力气推进统计工作的改革和建设，建立符合国际标准和我国实际的科学统计体系”，副总理要求“以新《统计法》施行为契机，加快统计改革，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和公信力”。当前，统计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既欣逢统计自身实现科学跨越发展的良好机遇：一是党政领导更加重视，统计面临新的需求拉动；二是新《统计法》颁布实施，统计有了新的法制依据；三是全力推进“三个提高”，统计科学发展的后劲进一步增强。同时也面临统计生态环境更趋复杂和严峻、各方对统计工作要求日益提高的巨大挑战：一是统计基层基础还很薄弱，统计机构的稳定可能受到新的冲击；二是统计调查环境依然不优，数据质量提高难度很大；三是统计工作任务异常繁重，统计条件的改善面临新的困难。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探索前进，积极加以解决。

三、20xx年几项重点工作

20xx年，全市统计系统将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针，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服务科学发展为目标，牢记总理、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对统计工作的指示，紧紧围绕“三个提高”的工作主线，进一步夯实统计基础、深化统计改革、创新工作方法、强化预警监测，优化发展环境、为全面实现湘潭“十一五”规划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一）、全力以赴，抓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国务院于就下发了文件，决定今年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就如何做好普查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了人口普查的主要任务。省政府、市政府都及时下发了《关于做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我市于今天召开动员大会，将对全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目前距11月1日普查登记的时间只有7个多月了，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好普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大家必须深刻认识普查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全力以赴投入人口普查各项工作中。一是继续落实普查“机构、经费、人员”的三到位。全市所有乡镇、街道一级普查机构要在3月底前组建完毕，所有村、居委会一级普查机构要在5月底前组建完毕。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积极落实好普查经费，确保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各级普查机构要配备精干力量，这次普查，全市大约需要选调约2万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各级普查机构要努力把那些顾全大局、责任心强、热爱普查、既有普查经验又有基层群众工作经验的同志吸收进来。强化培训，提高素质。并积极主动地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努力落实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补贴。二是全面开展普查宣传和发动。各级普查机构要尽快成立人口普查宣传领导小组，制定本地的人口普查宣传工作方案。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查宣传，努力营造一个领导重视、群众参与、社会关心的良好普查氛围。三是开展户口整顿和人口资料的清理。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分工合作，完整、及时地向本级人口普查办提供普查所需的行政记录资料。在普查中，公安部门要负责实施好户口整顿，提供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资料；人口计生部门要提供全员人口信息资料；卫生部门要提供有关新生儿的信息资料等，为人口普查登记打下坚实基础。四是做好普查技术业务工作。要选择有代表性的乡镇、街道完成综合试点工作；要周密部署完成普查区域划分和地图绘制工作；要一丝不苟、深入细致开展“地毯式”清查摸底，坚持实事求是，扎实做好入户登记的各项工作。

（二）、快速反应，加强经济形势研究。今年是“十一五”的收尾之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也是湘潭“两型社会”建设进入关键节点的一年，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对统计工作的期望很高，我们肩负的责任很重。全市统计系统一定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快速反应的能力，紧紧围绕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大决策，有针对性地开展统计分析和经济研究。要密切关注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科学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对湘潭的影响，切实做到党政领导决策到哪里，统计就服务到哪里。要针对结构调整、新型工业化、节能减排、投资消费、民生改善等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查研究活动，打造一批数据翔实、分析深刻、观点鲜明、有对策建议的统计精品。要加强统计服务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力度，深入开展经济形势的统计宣传和新闻活动。完善月度经济形势分析例会制。做精做强统计服务产品，更好地利用和发挥“数据湘潭”、“统计月报”、“统计年鉴”等载体作用。要积极发挥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作用，开展各种公认评估，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诉求，有效搭建沟通政群的通畅桥梁。企业统计人员在完成报表任务的同时，也要认真开展统计分析，积极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及时反映企业经营状况，为企业做大做强出谋划策。全市统计系统要形成统计服务合力，整体发挥好经济社会发展中“智囊团”和“参谋部”的作用。

（三）、锐意创新，推进方法制度改革。一是继续深化基层统计“一套表”制度改革，完善报表体系和报送程序，切实为基层减压减负。二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代物流业统计报表制度，为我市现代物流业发展提供科学全面的参考依据。三是充分利用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进一步完善地区gdp核算、单位gdp能耗核算，强化核算与专业数据、核算与部门数据之间的协调性、匹配性和一致性。四是配合省统计局劳动情况统计改革，逐步推广实施抽样调查制度，进一步完善劳动情况统计指标体系。

（四）、依法治统，营造良好工作氛围。一是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大力宣传新修改的《统计法》和新颁布的《处分规定》，将法制工作重点放在普法宣传教育上，要通过对“一法一规”的宣传贯彻，提升全社会统计法制意识，进一步扩大统计的影响力。二是要开展执法检查。围绕统计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开展检查，突出查办一批典型案例，加大对典型统计违法案件的曝光力度，以确保统计数据的权威性。三是要完善统计执法检查工作制度，进一步规范执法程序和执法标准，提高办案质量，加强统计管理监督，着力推进依法统计。

（五）、夯实基础，优化统计基层环境。一是狠抓基层统计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在这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要确保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独立设立。同时，各县市区要尽快成立普查中心，配备好人员，以确保各项大型普查任务的全面完成。二是要切实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资格、有制度、有台帐”的“五有”要求，进一步推进乡镇街道、企业的统计基础规范化建设，夯实统计数据源头。三是继续搞好基本单位清查和名录库建设，加强与工商、国税、地税、民政、编办等部门的衔接，利用第二次经济普查结果，健全和完善基本单位名录库。

（六）、履行职能，做好各项考核监测工作。在继续开展好新型工业化考核、实事考核、绩效考核、县域经济考核数据评估认定的同时，要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围绕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做好投资项目考核、节能降耗考核、新型城市化考核、“两型”社会建设考核等。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评价体系，认真总结考核中反映出的问题，建立评估的长效机制，确保考核数据准确、可靠。

（七）、适应形势，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一是搭建企业数据联网直报平台，减少数据采集、报送层级，减轻企业统计人员工作强度，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水平。二是积极扩充数据传输网络，扩大网络向基层延伸的广度和深度。要在完善现有的县市区联网的基础上，将数据传输网络扩展到三个示范区，并逐步延伸到各乡镇街道统计站。三是加快推进综合数据库系统建设，规范管理历史数据，提高数据运用效率。四是继续做好统计网站建设，切实将统计网站建设成为地方社会经济综合反映的窗口，统计队伍整体形象展现的窗口，人民群众了解市情市力的窗口。

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精选篇14

一、全力以赴，扎实开展第六次人口普查和专项调查

1、高标准搞好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人口普查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次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如实掌握人口结构和现状，对于我们科学合理地制订人口政策，统筹安排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居民生产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全力以赴，认真总结以往普查的经验，做好人口普查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广泛开展普查宣传，营造良好氛围。组建精干普查队伍，全区各级普查机构要建立健全普查质量控制体系，落实好岗位责任制，坚持科学普查、依法普查，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可靠。

2、开展好各项专项调查。按照市局统一部署，高标准完成r&d资源清查，组织好月度劳动力调查、群众安全感调查、组织工作满意度调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抽样调查等专项调查工作。

3、做好第二次经济普查的后续工作。编辑出版《*区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汇编》，切实搞好普查资料的分析研究、开发运用，使普查成果真正服务于各级政府、行业部门和社会各界。

二、坚持不懈，全面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4、统一思想认识。全区统计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牢固树立数据质量第一的意识，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落实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提出的“提高统计能力、提高数据质量、提高政府统计公信力”的总要求。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细节做起，全力促进统计数据质量提高。

5、提高队伍素质。统计人员的能力素质直接影响数据质量，要坚持以提高人的能力和素质来提高数据质量。今年要大力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活动。通过对局机关干部、街乡统计办、基层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进一步增强广大统计人员的守法意识、责任意识、理论知识、业务能力，为数据质量的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6、强化法制建设。统计法制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根本保障，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统计。以新《统计法》和《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的宣传贯彻为主题，认真落实“五五”普法规划的目标和要求，组织开展统计从业资格和统计人员持证继续学习培训活动。围绕第六次人口普查，进一步强化统计执法检查工作，坚决查处影响数据质量的违法违纪行为，为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7、深化基础建设。坚持把加强统计基础建设，作为提高数据质量的重要手段。将质量管理体系成果向纵深推广，在巩固街乡一级应用质量管理体系的同时，今年将管理体系推广到村居委会统计工作中，提高源头数据质量。维护好基本单位名录库。扩大网上直报范围，不断提高信息化工作水平。完善对街乡统计工作考核办法，进一步强化对街乡统计工作的管理，严格数据质量管理和评估，促进街乡工作整体上水平。

三、创新招法，有效提升统计服务水平

8、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测。今年是全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关键之年。各统计部门要紧紧围绕“解难题、促转变、上水平”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加强统计监测，把握好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深入开展月度、季度经济形势分析，客观真实反映本区域、本部门实际，及时对经济运行态势、投资、节能减排等工作提供监测预警。

9、深化统计分析和研究。要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和热点难点问题，超前研究、深入分析，及时反映。各街乡功能区统计部门要转变思想观念，抓住服务这个中心，扩大为党委政府、企业、民众服务的领域，进一步完善并落实各级统计机构数据控制体系，增强指标之间的匹配性，把本地域的经济说清、形式说透、走势说准，努力提升统计分析水平。

10、强化统计公共服务。全区统计系统要牢固树立“统计为民”的意识，把公共服务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不断完善服务产品，创新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水平。今年，继续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和统计宣传报道力度，利用网络、报刊杂志等宣传手段，及时发布和解读统计数据，让统计数据来源于基层，服务于社会。

四、完善制度，扎实搞好统计队伍建设

11、加强学习。以创建学习型机关为目标，加强领导班子及干部职工的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强化业务知识的学习，提升干部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