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十四篇)

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篇1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影响；对策

一、人口红利的含义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特殊人口年龄结构所产生的效应。人口红利与人口年龄结构是不同的，其是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力抚养率较低的时期，因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和政策措施而形成的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本质上来看，人口红利与人口年龄结构是不相同的，但是二者却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人口红利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形成的，是在人口结构有效变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前，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例越来越低，而劳动力却越来越高，这就说明我国进入到了人口红利时期，对于经济的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红利时期，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富足，人们的经济负担相对较小，抚养比率较低，有足够多的时间投入到经济发展中，这就为我国经济的有效发展提供良好的作用。具体来看，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分析：

1. 人口红利使劳动供给不断提升

要想推动经济增长离不开劳动力，只有劳动力供应较为充足，才能够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而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这就能够提升国家的劳动力竞争优势，而劳动抚养比例的下降，也能够使得劳动供给不断增多，从而使得更多的人员参与到经济建设中，为经济的有效发展提供基础。

具体来看，在人口红利时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劳动的供给，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逐渐开始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就相关的分析可知，婴儿潮出生时期的人口当前已经逐渐开始进入到劳动高峰期，这就使得劳动人口的比例不断提升，而人口抚养的比例不断降低，从而有助于这些家庭更好地提升收入，推动经济发展。其次，从当前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家庭规模处于不断缩小的状态中，女性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这就使得更多的劳动力家庭开始从非生产性活动向生产性活动转移，如此能够使得人们投入到劳动中的时间得以延长，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有利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足，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化的状态，就能够为社会财富的有效创造提供基础。

2. 人口红利能够促进资本形成

相对而言，人口年龄结构与资本形成的关系研究通常都是围绕储蓄与消费来探究的。理性消费人员通常会依据自身的收入情况来进行消费支出的分配，通过对劳动力的具体生命周期进行分析可知，在适龄劳动年龄，如果收入高于消费，那么通常会将消费之后剩余的部分转化为储蓄，所以可以说适龄劳动人口就是储蓄人口。而人们在老年时期和少儿时期往往是没有收入的，只有消费，所以这个阶段的人口可以说是处于消费人口阶段。从国家的层面来看，人口红利期，人们的抚养比例较低，负担较轻，而劳动力却比较高，这就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储蓄人口时期，从而能够为社会带来较高的储蓄率，积累大量社会资本，从而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三、人口红利持续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

1.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发展

由于在 2035 年以后我国可能会进入到人口红利的结束时期，劳动力供给优势以及经济发展的整体优势将会消失，所以我国政府当前应当抓住这个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期，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合理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为后期经济实现良好增长创造有利条件。第一，应当做好发展观念的更新。不同级别的政府、企业等都应当根据中央所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来进行工作的开展。第二，要加强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要合理进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制定，构建有效的激励措施，增强科研部门、企业等的创造力，为技术创新与进步做好基础。

2. 推动劳动力质量的全面提升，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重，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将会更重，为了减少负担，可以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合理开发。老年人口并不是完全的消费人群，其经历比较丰富，因此政府可以在满足老年人工作意愿的过程中，为其安置短期或长期工作，为他们提供发挥余热的有利条件。还可以构建激励措施，鼓励老年人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充分对其人力资源进行利用，为经济的更好发展做贡献。

3. 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我国政府应当加强人才培养，不断提升教育力度，为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打好基础。要想促进未来经济的长远持续发展，必须要从人才发展入手，不能单单依靠资源、劳动力、资金等，合理推动人才质量的提升，将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以此来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动力支持。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应当构建科学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根据人才的结构合理进行政策制定，为人才水平的全面提升做好基础。

结束语

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在人口红利时期应当做好经济发展策略的有效制定，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础，同时，建立科学化的人口红利对策，使人口红利时期能够得以有效延长，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好铺垫。

参考文献

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篇2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影响；政策意见

1.关于人口红利的概述

人口红利概念是在特定的阶段，主要是一个国家在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其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据的比重比较大，但相反它的抚养率却比较低，这种情况下不但给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口条件，还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局面因此得到开放，使其投资力度大、储蓄能力高和增长速度高。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我国就在人口红利期，就是人口的抚养比例越来越低而劳动力却是越来越高，在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中人口红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将人口红利概念一分为二，即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的原因是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还有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阶段，因为人口的总体负担逐渐降低而发生转变；第二人口红利是对于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们提前预料到了并随之做出了相应的个人调整，通过提高劳动资本对应的比率，做出了对资本储蓄消费的决策，就是为了可以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人口在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受到人口结构动态变化的影响。总之，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途径是促进储蓄和刺激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

2.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经济快速的持续发展中人口红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2.1人口红利促进储蓄与投资

在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总体都比较年轻，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在保证能够实现充分的就业条件下，劳动人口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经济负担，而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重也没有太大的负担，这样家庭支出也不是很多，使得家庭储蓄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倘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增加，那就可以增加其带来的储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也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的减小，在养老方面也不会过多的依赖家庭，这样大大地促使了在年老之后更早的做好储蓄投资工作。

2.2人口红利增加劳动力供给

实现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劳动力，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这样在国际上劳动密集型就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和非常强的竞争力，而劳动抚养比例的下降也间接地促进增加了劳动力供给。为了能够从家庭中把劳动力解放出恚更好地参与其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例的降低，使家庭当中抚养下一代的人口数量有效的减少。

人口红利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劳动的供给，它包括两点：一是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不断的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而这个出生列队的人口已经进入到了劳动高峰期，劳动年龄人口不断的增加大大地降低了人口的抚养比例，这种影响已到达了一个巅峰阶段。倘若对于这些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劳动力市场可以吸收，那人均收入肯定也会随着提升；二是目前家庭规模也在不断的缩小，女性也就增加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女性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使其家庭规模有了明显的减少。人口负担降低了其劳动的参与率就提升了，这让有更多劳动力的家庭慢慢地从非生产性的活动向生产性的经济活动中转移。人口年龄结构的有利变动使得其劳动的投入时间大幅度的增加，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再加上充分就业，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比较年轻，价格又不是很高，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创造出社会财富。

3.其政策意见

伴随着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慢慢的人口红利就会成为人口负债。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会到达4.8亿，占了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期即将结束，劳动力的供给也会随之减少，这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能够使我国经济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有以下几点意见：

3.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逐年的提升，少儿的抚养比例在逐年下降，人口红利给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渐渐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3.2退休年龄的延长

我国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社会的赡养负担也越来越严重。还有我国在医疗卫生水平方面也在不断的提升，人口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提升，欧盟委员已然计划把其退休年龄调至70岁，这样退休的年龄延长了，劳动力的供给也就大大的增加了，本来应该成为赡养人群的就变成了劳动力人群，又能够继续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份劳动力，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3.3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变化，我国已经提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在渐渐的减少，劳动力的优势也在渐渐的减少，像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将慢慢地失去市场，所以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转变。我国劳动力不能长期依靠低成本的优势来维持，需要我们对自主创新能力不间断地进行提升，对劳动力优势进行转化，努力向劳动力技术优势靠拢，有效地对系统集成和关键的技术创新进行推进，早日将劳动密集型转变成技术密集型，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才可以不断的提升。

3.4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现如今，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的大国，但在教育水平方面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要不断加强人才的培养、加大教育力度提升其劳动生产的效率。未来的经济发展不能再单单的依靠劳动力、资源和资金，必须要发展人才，慢慢将人口红利转变成为人才红利，从中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同时，还可以提供持久动力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篇3

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其研究内容涉及人口红利因素、人口红利期限、人口年龄结构、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生命周期理论等多个方面。例如，钟水映、李魁（2009）认为，国内目前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总结起来有“因素论”、“期限论”、“结构论”三种。“因素论”者认为，人口红利的产生是源于在劳动年龄阶段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情况下，社会储蓄和人口生产性都比较高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期限论”者认为，人口红利就是一段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时期，此时期内人力资本投资和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增加、投资与储蓄也会增加。“结构论”者认为，人口转型过程会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而人口红利就是由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所形成的高劳动参与率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张学辉认为，第二人口红利源于理性经济主体在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发生变化时，对生命周期内的全部收入和消费进行平滑，以获得最大效用。当处于壮年时期时，生产效率比较高，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显著高于其他时期。因此，在人口转变的某个特定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优势将有效促进资本供给的增加和国民储蓄率的提高以推动经济增长。

二、湖北省人口结构转变状况与人口红利分析

（一）出生率与死亡率

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在1949～1958这10年里的人口出生率平均高达31.87‰，死亡率平均为13.43‰，平均自然增长率高达18.43‰；1959～1961年是一段特殊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1960年甚至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湖北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口的增长趋势得到极大的遏制。1973～1991年，这一时期的平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20.52‰、7.5‰、13.01‰。由此湖北省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

（二）年龄结构的转变

根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湖北省1990年0～14岁人口比重为28.45%，15～64岁人口比重为66.05%，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5.5%。到了2000年这三项数据为22.87%、70.82%和6.31%。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又变成了13.91%、77%和9.09%。二十多年来湖北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也是不断增加的。按照国际上划分人口类型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这样的社会即称之为“老龄社会”。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抽样数据，自2003年起，湖北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7.13%。虽然在2004年和2005年老年比又降到7%以下，不过2002年之后这一比例又一直大于8%。因此，湖北省在1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最近3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根据第三章所给出的衡量人口红利的标准还有抚养比计算公式可得出结论，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的人口总抚养比分别为51.41%、41.19%和29.87%，说明了湖北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人口红利时期。随着总抚养比逐年下降，湖北省在2000年以后总抚养比小于44%，进入了人口暴利时期。

三、建立模型及相关分析

（一）建立模型

本文要研究的是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采用了社会就业总人数这个指标反映了人口红利的影响途径，用GDP衡量经济增长的情况，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劳动适龄人口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建立如下的双对数函数的回归模型：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用生产总值（GDP）表示，L为劳动力投入，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表示，在这里用固定资产的总投入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α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μ0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数据来源于1995～2012年的湖北统计年鉴，如表2。

（二）相关分析

我们首先可以运用SPSS软件对地区生产总值、社会从业人员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这三个变量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

由表3可知，社会从业人员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之间相关性很强。

（三）回归分析

通过Eviews6.0软件用lnL、lnK对lnY进行OLS回归，可得如表4：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回归方程为：

（9.017250） （28.20471）

=0.998994

=0.998860

=7445.928

=2.123168

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0.998994，可以看出方程拟合优度非常好；从t统计量来看，变量的显著性较高；同时该模型的F值为7445.928，说明方程的总体对数线性显著；而且DW=2.123168属于1.5～2.5之间，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具有自相关性，综上，该模型通过了方程总体的显著性检验。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湖北省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4.346208.说明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单位劳动，可带来4.346208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见湖北省的劳动投入弹性较高。

（四）结论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新设一个指标为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计算出自1996年开始的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劳动力产出弹性×（劳动力增长率/GDP增长率）。

由表5可知，劳动力投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时间段为1996～2006年，说明这段时间内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人口的增加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促进作用。

四、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政策建议

（一）湖北经济发展的机遇

“人口红利”虽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从上个章节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湖北省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其总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势必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作用。而且从抚养比的数值可以看出，湖北省在2000年进入了人口红利的暴利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及国家统计局对人口数据的预测，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同理，对于湖北省来说，未来的20年里也是湖北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因为劳动适龄人口及就业的增加，人口红利能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效应，虽然老年的抚养比在上升，但是就像有些学者研究提到的，出于对未来养老的考虑可能出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在这里就不做阐述。

（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及其国内学者对全国人口数据的研究预测，未来的10～20年是湖北省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保障大群流动劳动力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措施：

（1）扩大就业。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的可信度降低了。由于湖北省一直以来都是第一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而未来的市场，服务型人才的需求很大，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发展第三产业，开放服务业市场，达到降低失业率，增加就业岗位的目标。而且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们还应当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的发展，如给予税收上的优惠等。为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2）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转移，这一大群人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湖北省的总人口中有50%以上是农村人口，所以其劳动力的来源也大部分来自农村。但是户籍制度的存在以及这一制度产生的各种弊端凸显出来，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现在各省都在实现限购令，湖北省也不例外。但真正被限制的这一大群的流动人口，原本就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依然买着房子。

在鄂中部地带人口相当的密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村，应该把这些富余的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化当中来，政府部门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解决外来人口住房的问题，让他们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才能为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篇4

关键词：人口红利下降 人力资源会计 应用 影响

引言

人口红利是指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时，劳动力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的额外源泉。近年，我国人力资源成本大幅上涨，人口红利下降趋势明显。经济环境变化将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产生影响，也必然会波及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的人力资源会计，这种“衍生性”影响不应被忽视。

人力资源会计应用仍处于困境中

自20世纪80年代人力资源会计引入我国以来，我国学者对其进行了持续研究，理论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应用却相对滞后。笔者选择了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52家公司2009年报，其中A股主板航空运输业6家、高新技术业60家、金融保险业36家、深市创业板50家。通过全面分析其披露的会计信息，没有发现全面实施人力资源会计的企业。大部分企业仅在报表附注中分项目披露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信息，其中仅有4家企业对核心人才进行了资产化核算（见表1）。

另外，笔者对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186家公司2010年报披露信息进行了全面分析。其中主板航空运输业8家、高新技术业35家、金融保险业62家、文艺娱乐业31家、创业板50家。没有发现全面实施人力资源会计的企业，多数企业仅在报表附注中分项目披露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信息（见表2）。

综上，人力资源会计在我国仅有尝试性的应用，其理论尚未完全演变成实践。要揭示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有必要对我国经济环境变化对人力资源会计应用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得出结论和建议，以期对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有所帮助。

人口红利下降将对人力资源会计应用产生深刻影响

（一）放大企业人力资源会计核算需求

图1中展示了全国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月均工资在过去8年内的变化。2005-2010年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逐年上涨，同比增长率高于10%。农民工月均工资8年内逐年上涨，2010年达到2049元，是2003年的2.62倍。可见，我国工资呈上涨趋势，人力资源定价提高。随着人力资源稀缺性增强，企业为了维持充足的劳动力必将提高人力资源投入，这也导致人力资源成本上升。一项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调查表明，劳动力成本平均提高20%。

会计信息重要性取决于其金额大小是否足以对决策产生影响。人力资源成本占总成本比重上升，其重要性提高。人力资源会计核算应遵守“重要性”基本原则，对于重要的经济业务，应单独核算、分项目反映。因此，人力资源会计信息重要性提高必将增强企业对人力资源会计进行单独核算的需求，有助于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

（二）倒逼企业开始重视人力资源会计

自2004年首次出现“民工荒”后，这一现象持续至今且情况不断严重。2002-2009年期间，城镇就业总量增加速度快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两者比率逐步提高。图2表明，2001-2011年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2008和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略有下降，2010年比率大幅度上升首次大于1，2011年达到1.06。可见，虽然依旧存在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越来越不明显。

劳动力资源稀缺性增强，如何招聘、维持充足的人力资源已成为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难以应对劳动力短缺的挑战，企业亟需革新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做出前瞻性决策需要依赖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及价值信息。人力资源会计作为确认和计量人力资源的会计程序和方法，提供的人力资源会计信息比传统会计更全面，这将促使企业开始重视人力资源会计。

（三）改变企业会计信息供给倾向

我国目前仍然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人力资本为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较少。人口红利下降，意味着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将要消失，企业过去的经营方式难以为继。实施企业转型升级，向知识密集型企业转型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十二五”规划已经通过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而人口红利下降将增加转型的积极性和迫切性，提高人力资本增长率，促进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转变。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物质资本占据主导地位，企业披露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的意识淡薄。人口红利下降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为企业披露人力资源会计信息提供驱动力。我国经济转型进程中，知识密集型企业所占比例将逐渐增大，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源的依赖增强，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作用增大，地位提高。这必将刺激企业披露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的积极性，进而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

（四）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制度环境改善

我国人力资源市场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政府有关部门对建设人力资源市场的重视程度提高，在规范建设和发展职业介绍机构上取得了一定成就。2010年、2011年人社部为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分别下发了《关于加强统一管理切实维护人力资源市场良好秩序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管理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别提到要建立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统计制度，认真组织开展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统计工作，按时报送统计数据。这规范了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统计工作，为建设全国性的人力资源信息网络提供了政策支持。

制度环境改善将推进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首先，人力资源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以及信息统计工作规范性增强，将为企业提供及时准确的人力资源市场价值信息，有效解决人力资源价值评估问题。其次，信息统计工作规范增加了信息的对称性，有利于人才和企业进行自愿理性的双向选择，为人力资源会计的存在奠定了社会基础。总之，人力资源市场的健全完善，必将为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如上所述，人口红利下降将对人力资源会计应用产生多方面影响，为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创造机遇。如何采取有效对策，强化机遇的正效应，扩大其积极影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借助人口红利下降机遇深化人力资源会计应用的对策

（一）建立企业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准则以迎合现实需求

通过对沪深证劵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共338家上市公司年报分析发现，企业对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信息需求较强，已经显示出应用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模式的倾向。目前，尚未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准则。可以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作为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的突破口，建立企业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应用准则，以迎合企业实践需求。具体的，可以设置统一的人力资源成本会计账户，使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核算有据可循，进而推进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应用。待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模式应用较为成熟后再逐步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全面应用。

（二）规范报表附注披露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的要求以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大部分企业已经通过会计报表附注披露了人力资源会计信息，这表明企业有通过报表附注披露人力资源会计信息需求。但是，目前上市公司人力资源会计信息披露比较随意，没有规定至少需要披露的内容。易导致企业对人力资源会计信息进行调整，难以保持会计信息真实性、可比性。可制定《上市公司人力资源会计信息披露指引》，为人力资源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及格式提供指引，提升人力资源会计信息质量。除了披露规定必须披露的内容，还可以根据自身经营特征，对重要的人力资源会计信息做出单独说明。

（三）在人力资本驱动型企业“先行先试”以求突破

以人力资本作为其经营绩效主要驱动因素的企业可称为人力资本驱动型企业，这类企业主要存在于金融、娱乐、航空和高新技术行业中。此类企业中人力资本占总资本比重较高，对企业贡献较大，其应用人力资源会计的积极性更强。人力资源会计实践应当也最适宜在人力资本驱动型企业中开展。在年报分析中已发现少数人力资本驱动型企业将核心人才资产化，即将人力资源成本作资本化处理计入“长期待摊费用”，事实上已经承认人力资本在企业的地位。因此，应借助人力资本地位已被人力资本驱动型企业认可的优势，首先在人力资本驱动型企业开展人力资源会计，并建立试点企业。

（四）简化计量以降低人力资源会计运行成本

人力资源会计以人的成本和价值作为计量对象，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其价值即使应用复杂计量公式也难以准确计量，反而增加运行成本。故可以将其计量建立在满足人力资源管理需求上，可提供决策相关信息即可。这样可以简化人力资源会计计量工作，降低会计人员培训费用，降低运行成本。这必将减轻企业应用人力资源会计的阻力，有助于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

综上，我们应抓住宝贵的机遇，有计划地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针对目前我国企业的现实需求，先进行局部试用，积累经验，再逐步推进人力资源会计深入应用。

参考文献：

1.蔡 .劳动力供给与中国制造业的新竞争力来源.东莞日报，2012-04-16

2.蔡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2“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篇5

关键词：人口数量 空间变动 人口红利 住宅市场

中国在短时间内完成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中国的人口变动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步伐推进。人口变动与人均收入提高之间的缺口，造成了“未富先老”的社会现象。在此背景下，人口变动与住宅市场互为影响的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人口学与住宅学研究相结合的同时，以下几个问题有待学者进行深入探究：人口机械变动与自然变动分别对住宅市场造成了多大影响，人口红利对住宅市场是否产生了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等。本文在参考国内外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阐明人口变动对住宅市场的影响。

人口变动对住宅市场的影响

（一）人口数量变动对住宅市场的影响

住宅作为一种刚性需求产品，生活的必需品，部分学者认为人数的多少必然会对住宅的需求产生影响。曹光辉（2002）运用相关系数法定量研究了1993-2000年重庆市人口、人均GDP、利率等因素与居住水平之间的关系。得出城市人口是影响重庆市主城区住宅需求总量的关键因素。持相同观点的学者有：罗兆烈 （1998）、孙伶莉（2003）等。然而部分研究认为人口数量对住宅市场需求影响并不显著。张兵（2009）以安徽淮南市为例，建立基于灰色理论的房地产市场需求影响因素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城镇人口数对商品房的销售影响较小。

笔者认为研究结论不同的原因在于不同区域的住宅市场和人口状况存在差异，且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政策不同。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已有研究中以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为主，数据基本上采用官方公布的数据，一手数据运用得很少。在其他指标的选取上也有很大不同，因此造成结果不一致。

在人口数量变动对住宅价格影响问题上，Wolfgang Maennig通过研究德国98个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和衰退与房价之间的关系，他选取了房地产价格、人口数量、人口增长、人口衰退、建造成本、居民收入等作为变量建立模型，得出结论：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大城市，人口增长所引发的房地产需求并不能有效作用于房价，而人口衰退却能导致房价显著下降。同样，史青青等（2010）建立房地产均衡价格模型，采用城市不同类别房屋销售价格和人口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证明了人口总量因素不会推动房地产价格上升，人口结构因素（城镇化水平）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综上所述，学者在人口数量对住宅市场需求影响方面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原因在于影响房地产需求的因素很多，在检验人口数量这一变量时，其他变量的选取是关键因素。各学者在做相关研究的时候，选取的变量都是不一样的。此外，在研究范围上，主要以区域为主，每个区域各自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也造成了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学者在人口数量对住宅价格影响方面，结论趋于一致，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区域范围内，均认为人口数量对住宅价格影响并不显著。住宅价格的形成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人口数量因素不是主要因素。

（二）人口空间变动对住宅市场的影响

Gabriel等（2000）利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两个最大城市的住房价格数据，通过建立住房价格模型，分析出人口迁移和城市结构演变对于城市住房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是巨大的人口迁移。国内也有学者持相同的观点，吴老二等（2007）运用简化的联立方程模型，从空间计量学角度审视了广东省各城市房地产价格与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指出不仅传统的经济变量会影响城市房地产价格，空间地理因素同样显著地影响房地产价格。持相同观点的学者有：龙奋杰等（2003）、李松等（2009）等。

由以上分析可知，国内学者一致认为，人口空间变动推动住宅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动。只要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到达一定规模，就能对区域住宅市场造成很大冲击。但多数学者都忽略了人口迁移的距离、时间长短以及迁移人群的购买力问题，这些问题都对迁移人口选择是否购买还是租赁住房有很大关系。目前在研究人口空间变动问题上，研究区域主要以行政市为研究单位，研究范围较小。从微观层面对人口迁移与住宅市场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估会是下一个研究的热点。此外，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多角度的交叉分析和综合研究，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密切结合，将会是未来这一问题的研究趋势。

人口结构对住宅市场的影响

（一）人口红利与住宅市场关系

史青青（2010）通过建立房地产均衡价格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在完全理性的市场中，房地产收益率与人口增长、劳动人口抚养比无关，从而证明了人口红利与住宅市场价格不存在关系。人口红利与住宅市场价格不存在关系，但与住宅市场需求存在关系。徐虹（2008）指出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人口规模能引发更多的住宅需求。更多的学者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对人口红利与住宅市场进行研究。Mankiw和Weil（1988，1992）认为战后婴儿潮（1946-1964年）推动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能够显著影响美国房地产价格。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步进入工作、婚育年龄，美国房地产价格会于1969-1989年进入上升通道，并于1989年达到顶点后，步入长达30年的价格下行期。国内持相同观点的学者有：赵君丽（2002）、宋国学等（2007）等。

学者关注人口红利多从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研究人口红利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及程度如何、人口红利持续时间等方面。而对于人口红利与住宅市场的关系，却很少涉及，仅有的研究认为人口红利与住宅价格之间不存在关系，但人口红利能促进住宅产业的发展。原因在于人口红利与住宅需求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婴儿潮”对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直接影响住房刚性需求变化；另一方面，通过“人口红利期”为房屋需求的实现提供经济基础，住房的改善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将会得到有效实现。现有研究关注于前者，而对于后者存在很多不足，如由人口红利带来的储蓄率如何影响住宅市场及程度；人口红利期过后进入人口负债期，如何保证住宅市场的发展等问题都很少有学者研究。

（二）年龄结构、家庭结构与住宅市场关系

赵君丽（2002）通过人口结构变化与房地产周期相关性的研究，指出人口结构变化与住宅需求直接相关。特别是25-35岁的人口对住宅的需求影响显著。谢琛等（2010）认为20岁人口对房地产需求影响最高，而20-23岁年龄段、36-40岁年龄段人口对房地产需求影响较大。

戴国海（2011）运用混合扩展模型对人口结构和房地产周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合成增长率指数的影响极为显著。其中，城镇家庭户数的长、短期弹性系数显著为正。此外，刘光宇（2005）、龚莹（2010）等均认为家庭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住宅需求的结构和方向。

综上所述，学者一致认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对住宅需求影响是不同的，但哪个年龄段的人口对住宅影响最显著，学者们得出了不同的意见。出现分歧的原因在于，各个学者采用的方法、指标和口径不同。并且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特色，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得出不同的结论是正常的，但在方法上缺乏创新。在家庭结构方面，学者一致认为家庭的小型化导致家庭数量的增加，同时家庭数量的增加对住宅需求影响显著。但是家庭结构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家庭的结构类型因素，包括：家庭的人口数量要素；家庭的代际层次要素；家庭内夫妻对数的要素。二是家庭生命周期因素分为初婚期、生育期、满巢期、减退阶段、空巢期和空床阶段共6个时期。对于前者，学者们进行了充分研究；而对于后者，家庭生命周期与住宅市场关系的研究很少。

结论

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 人口学与住宅学的结合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通过国内外人口与住宅市场相关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人口数量变动对住宅需求是否产生影响有待商榷，但对住宅价格影响并不显著。理论上，住宅作为刚性需求产品，人数的多寡对住宅需求影响应该是显著的，但在区域上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在部分区域内表现并不显著。当前国内住宅价格并非完全由需求决定而形成的理性价格，所以由人口数量形成的需求并不能有效作用于住宅价格。

其次，人口空间变动对住宅市场影响显著。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不平衡，导致人口空间变动的范围和规模巨大。对区域住宅市场造成的冲击也很显著，但目前对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最后，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人口红利与住宅市场存在关系。表现形式以“婴儿潮”等年龄结构的变化来对住宅市场需求产生影响，而住宅价格方面未显示存在相关关系。人口红利所引起的储蓄率等与住宅市场问题还有待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不同年龄段人口对住宅需求的影响是不一致的，但各个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对集中。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住宅市场产生显著影响，包括家庭结构类型的变化和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

总的来说，国内在人口与住宅市场方面的现有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还存在不足，人口变动对住宅市场的影响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今后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更好地量化两者的关系，为人口和住宅市场政策制定提供更好参考。

参考文献：

1.曹光辉.重庆市主城区住宅需求总量预测模型[J].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11）

2.罗兆烈，关柯，郭逸.我国城镇住宅需求结构的分析与预测[J].哈尔滨建筑大学学报，1998（12）

3.孙伶莉.对上海市居民住宅需求的研究[J].上海统计，2003（5）

4.张兵.基于灰色理论的房地产需求分析—以安徽淮南市房地产市场为例[J]. 区域金融研究，2009（6）

5.史青青.基于人口红利、汇率的房地产价格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0

6.Stuart A.Gabriel.House price Differentials and Dynamics Evidence from the Los Angeles and San Francisco Metropolitan Areas，2000

7.王春艳，吴老二.人口迁移、城市圈与房地产价格—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7（4）

8.龙奋杰.城市人口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研究[J].土木工程学报，2003（9）

9.李松.基于PSR响应模型对乌鲁木齐市非户籍人口与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性验证[J].建筑经济，2009（5）

10.史青青.人口红利与房地产收益率的无关性[J].经济学（季刊），2011（1）

11.徐虹.我国住房需求的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分析[J].兰州学刊，2008（10）

12.Mankiw，N.Gregory and David Weil.The Baby Boom，the Baby Brust，and the Housing Market[J].Regiong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89（19）

13.赵君丽.人口变化与房地产需求—人口结构变化与房地产周期相关性研究[J].城市开发，2002（8）

14.宋国学.城镇住宅需求动力因素分析[J].商业时代，2007（27）

15.谢琛.基于灰色理论的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需求影响分析[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10（10）

16.戴国海.人口结构变化对房地产周期性波动的影响[J].金融发展研究，2011（7）

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篇6

关键词：人口结构;经济增长;影响1、 分析山东省人口结构现状

山东省是经济人口大省，山东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人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也属于全国较低的地区，从而逐渐致使山东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面，生育率迅速降低使得人口总抚养比明显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份额迅速增加，山东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省常住人口为9579.31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907931万人相比，十年共增加了500.00万人。增长5.50%，年平均增长0.54%。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1507.43万人，占15.74%，山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全省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1892。78万人，占20.85％，现在比之前增加减少了5.11个百分比。可见生育率迅速下降。山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5-64岁的人口为6457.09万人，占71.12％，第六次普查中，15-64岁的人口为7128.90万人，占74.42%，比上次提升3.30个百分点，可见劳动年龄份额迅速增加。

另一方面，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2005年我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5.02岁，比2000年增长1.6岁，其中男性人口7243岁，女性77.62岁，分别增长1.42岁和1.63岁。2012山东省人口预期寿命已近77岁，比之前又增长了一个台阶。山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729.44万人，占8.03％，第六次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942.98万人，占9.84%，比上次增长1.81个百分比，增长数额也是比较庞大的，老龄化人口迅速增加。可见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显现出来。

2、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人口结构变迁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假设总量生产函数为 Y=AF（K，N）

其中，Y是总产出，K是实物资本存量，N是人力资本存量，A是索洛余值或者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用它来代表技术水平。因此这个式子是规模不变的生产函数。

人均产出y=Y/N=AF（K/N,1）=A k

ΔY/Y=（1―θ）N/N+θK/K+A/A

其中，（1―θ）为劳动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θ为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份额

方程表明，总产出增长率来源于三个部分：劳动投入的增长率，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

Δy/y=θΔk/k+ΔA/A(由y=Y/N，k=K/N对两式取对数求导得到）

因此，由上式可知，人均增长源于人均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

这说明人口增长会影响劳动的投入，从而会引起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也就相当于向城镇转移了劳动力，因此城镇的劳动率增加，根据上式方程，从而使得经济增长。

（2） 人口老龄化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第三次人口普查来看，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越发严重，老年化成上升趋势，老年人口不断的增长。2007年山东省老龄化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高出了2.1%；2006年的山东省老年抚养比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基本持平，均为12.71；山东省城镇老年人占全省老年人比重的39.08，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基本一致，即山东省与全国平均水平较为接近，老年人口以居住在农村为主。

我认为,人口老龄化越是严重,经济增长越是缓慢,人口日益的老龄化将会对经济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以及人口增长率的逐年下降,必然会对影响劳动力的供应,从而影响了整个地区的健康发展。同时，人口老龄化会严重降低某些行业的生产效率,在人们为踏出校门进入社会前,一直都是消费者,在工作以后,才开始得到稳定的收入并进行储蓄,根据边际效应递减曲线，其储蓄的数额也会随着工资的提高而逐年增加,当退休之后,日常的花费再依靠养老金和以前的储蓄来进行生活,从而再次成为了纯粹的消费者,随着储蓄额的降低,资本形成也会逐渐减少,对投资、贸易以及进出口均有较大的影响。在于养老金以及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之中，养老金数额比例会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随之增大，对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上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使政府预算中应用于其他行业的发展支出相对减少，这必然损害了经济发展。同时，老年人的身体抵抗力弱，患病机率高，使财政收入中用于医疗和保健的开支的比重增加，这也对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

（3）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红利是由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1984年，山东省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伺候总抚养比不断下降，到21世纪初期，人口红利达到最高程度，也成为人口暴力时期，伺候总抚养比又不断上升，到2030年山东省人口状况又由人口红利时期过渡到盈亏平衡时期，人口红利时期共持续约46年。所以我省现在正处于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时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正在逐渐消失，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好人口红利的最后阶段的这一优势，尽最大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对策：

首先，应当扩大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尤其是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实现由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源红利，即向所谓“二次红利”的转变；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所产生的影响上来看，其实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一定使储蓄率必然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得到提高。因为在老龄化的初级阶段，刚退休的人们往往都还会继续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其较高的储蓄倾向也继续持有一段时期，因此也可以说这一阶段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

其次，通过提高技术进步来突破“未富先老”的局面，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因为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使得劳动力短缺，以投资和出口促经济增长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此时技术进步无疑是促进经济增长最可靠的动力之一；要从根本上解决“未富先老”，还得依靠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最后，加强制度建设，除了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还要限制特权和打击腐败，尤其是用人制度的腐败，通过制度创新使得“人尽其才”。目前，我省极其需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法规、政策和政治制度建设，设计良好的制度使得人才到最适合的岗位上，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生产力，通过制度变革促进“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源红利”和“制度红利”，从而使得我省变成一个强省!

参考文献

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篇7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实证分

1.引言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设计，人口结构发生了转变，我国目前已处在劳动力供给丰裕时期的末尾。对于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人口红利的研究成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人口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导致比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所产生出来的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比较积极的效应，包括储蓄率上升，人均消费提高等。

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详细的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达到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的目的。

2.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增长，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Sarah Cook（2006）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型相伴而生，人口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增长有非常重要意义。而在人口红利是否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不同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蔡昉（2009）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持续增长。他甚至经过详细的分析研究得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存在贡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均GDP。他还认为，我国人口红利的存在还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近20年的增长空间。而王德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具有某种默契关系。正是因为在人口红利发展的最佳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经济市场化发展而言，中国目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可能离开人口红利的巨大作用和良好的发展时机。另外，车士义（2011）通过验证劳动参与率的扩大与经济负面影响的关系，进一步证实了人口红利的发展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推动作用。在他的试验中，已经对第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某种预测。他认为在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必须将劳动参与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才能削弱人口负债的片面影响。而侯东民（2011）认为，正是由于通过人口红利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才使资本递减速度减少。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人口负担也最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家压力，使国家能够有更多地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与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不同。

聂鹏（2011）则对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口红利是促进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并且强调发展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发展。郭琳（2011）则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强调应该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此外，石海峰（2012）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论证了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如Schultz（2005）认为，我国当期储蓄和年龄结构之间存在着重大依赖关系。而Johnson（1999）则对生育率的下降提高了中国储蓄率持怀疑态度。穆光宗（2008）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对于发展经济而言，只能说是增加了一个可能性，具体说推动作用还比较牵强。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依照国际通用的Mason（2004）为代表。以实际的抚养比值域的变动研究第一人口红利。该抚养比表示为：即有效生产人口同有效的消费人口之比。其中有效生产人口是通过对历年的分年龄劳动生产率进行加权计算而获取。有效消费人口是则是通过把历年的分年龄消费水平通过加权计算而得到。如果分年龄劳动生产率同分年龄消费水平同时被确定，那么就会得出固定不变的有效劳动人口人均产出。在假定前提下，人口红利就成为经济活动盈余的影响指标。但是在国内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也采用了抚养比的指标，但是在指标含义反面略有不同，国内的抚养比指标则采用了人口负担系数来表示。其计算方法则是有老年人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只和构成。其中老年抚养比则是指65岁老人占劳动人口（15-64岁）的比率。少年抚养比则是值14岁以下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比率。

3.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首先，劳动参与率与人口红利不仅在经济学方面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在国内的研究统计中，通常把经济活动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一个近似替代，因此根据劳动参与率的公式可以看出，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较高，其劳动年龄人口优势才能充分发挥，进而才能实现人口红利。因此，在衡量人口红利的时候，可以把劳动参与因素考虑在内。其中劳动参与率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 1）

其中ER表示劳动参与率，PR表示经济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P15表示15岁以上的人口

其次，通过上文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内的研究把人口负担系数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并且把人口负担系数也成为抚养比。在本文对于研究中，采用了总抚养比的方式来表示人口红利。

（公式2）

其中F表示人口红利。表示老年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表示少儿抚养比，即：14

岁及以下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

最后，在衡量经济增长效果的时候，本文选用了GDP作为衡量指标。其中关于各个指标的含义和选取区间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指标 替代变量 数据 数据来源

变量名 符号 区间 频率

经济增长水平 GDP GDP 1995～

2011 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1》

劳动参与率 ER ER

人口红利 F F

其中，在实证分析之前，由于数据序列是时间序列，因此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排除经济序列伪相关给统计结果带来的影响。

在进行平稳性检验过程总，本文利用了ADF单位根检验法，其中详细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序列的ADF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临界值 P值

1% 5% 10%

GDP （c，t，1） -2.5225234 -4.107976 -3.481567 -3.168632 0.3131

ER （c，0，4） 0.320534 -3.542056 -2.910034 -2.592611 0.9722

F （c，t，1） -2.650445 -4.107965 -3.481545 -3.168621 0.2645

DGDP （c，0，0） -5.592443﹡ -3.53654 -2.907644 -2.591346 0.0000

DER （c，0，3） -7.428734﹡ -3.542056 -2.91005 -2.592623 0.0001

DF （c，0，0） -4.816367﹡ -3.536585 -2.907635 -2.591342 0.0002

注：检验形式为（c，t，k），其中c表示截距项，利用t对趋势项进行表示，利用k对滞后项进行表示。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利用d来表示。

通过对检验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其变量GDPP、ER、F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阶单整关系。即三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

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四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利用VAR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利用协整检验可以看出，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非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以及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三个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详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dGDP、dER、dF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向量数目 TRACE检验值 迹统计量 5%显著性水平 P值

0 0.48545 24.5621 23.7850 0.0012*

1 0.42565 16.5656 15.4123 0.0425*

2 0.34256 12.2568 11.2562 0.0045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协整关系，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条件，因此对人口红利和增长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到检验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Granger结果 Granger原因

dGDP dF

H0 n.a.

dGDP x2 n.a. 12.57428

P n.a. 0.0026

H0 n.a.

dF x2 0.126392 n.a.

P 0.9567 n.a.

注：H0表示列变量不是行变量的Granger原因，P值是根据Wald系数检验X2统计量计算出的相伴概率。

注：显著性水平为1%。

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

4.结论和对策

4.1 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说明人口红利的存在切实的促进了GDP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GDP的增长对人口红利的却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4.2 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发展，人口红利也逐渐的在小时，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经济的增长步伐。但是本文只考虑到了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未对其他要素进行考虑，尤其是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环境下，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其他变量的变化所抵消。因此还需要客观的看待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充分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发挥经济增长比较优势。虽然本文论证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预测代未来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但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有专家断言，我国人口红利还将继续存在大约5—1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口红利仍然能够为下一步我国的经济法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条件。也必然会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自身不可多得的优势。我国政府必须正视这个因素，并且在提高就业率和确保产业结构调整、挖掘劳动力潜力方面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同时，人口红利的存在也要求我国政府在努力提高就业形式和就业率的同时。必须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对就业培训力度的投入，不断地做好各类人才和各行各业人才的吸引和利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人口红利的潜力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潜力。这种转移潜力目前正受到城乡体制与诸多限制城乡劳动力转移等制度的影响。因此，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步伐，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不仅仅有利于转变城乡二元结构转变，更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充分利用。

其次，为了避免人口红利带来的消极影响，我国应该加快产业升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抵消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劳动力更多的像高附加值的二、三产业流动。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参考文献：

[1]Sarah Cook. Structural Change，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Asia：Pathways to Inclusive Development[J].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06，24（s1）：5l-52.

[2]Sanchez，Eugenio Camus-Fernando，2005. AFP： A Three-letter Revolution，Edited by Juan Ariztia （Santiago：CIEDESS）.

[3]蔡昉.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J].中国人口科学，2009（6）.

[4]聂鹏.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J].中国市场，2011（13）.

[5]郭琳，车士义.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09）.

[6]石海峰.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J].琼州学院学报，2012（19）.

[7]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8]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02）.

[9]蔡昉.“人口红利”消失的隐忧[J].中国企业家，2006（07）.

[10]侯东民.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J].人口研究，2011（03）.

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篇8

【关键词】人口红利；外溢效应；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研究非稳态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影响情况的人口经济学理论，并将人口非稳态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称之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包括“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在内的广泛概念，分别指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战总人口比重增加导致的经济增长的现象和由于人们预期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调整个人储蓄消费行为，做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个人决策，最终使得经济产出增长的现象。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均是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角度探究人口红利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忽视了随着人口流动，劳动力资源所创造的财富可能发生转移，人口红利可能发生外溢。

一、基本模型

二、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分析

由于模型（1）（2）选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带有滞后阶数采用SIC最小准则来确定，根据模型（1）（2）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对模型（1）（2）中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是平稳的，说明这些变量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变量序列间具有协整关系。从而可对模型（1）（2）进行回归并且回归是有意义的。

（二）回归结果及解释

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拟合效果很好，可决系数达0.998，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也达0.997，F检验统计量远远大于临界值，F检验通过；陕西省社会抚养比、人口红利外溢因素和人均固定资本的弹性系数p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

回归系数显示，陕西省人均固定资本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陕西省社会抚养比（即本省的人口红利）和人口红红利外溢因素对陕西省人均GDP的影响是负的。这是因为，陕西省虽然是教育大省但由于工业及服务业发展并不及沿海地区，因而同时又劳动力输出大省，所以人均GDP的提升并没有得益于人口红利外溢。

从回归结果来看，可决系数达0.993，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也达0.990，F检验统计量远远大于临界值，因此，拒绝所有自变量系数的估计量为零的原假设，F检验通过；社会抚养比、人口红红利外溢因素和人均固定资本的弹性系数p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

从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广东省人均固定资本、人口红红利外溢因素与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而广东省社会抚养比（即本省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这主要因为广东省属于劳动力资源流入大省，吸收了其他省份的人口红利。

三、结论

陕西省、广东省相继进入人口红利期后，地区的劳动力负担系数大幅减轻，对当地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此外，一个地区的人口红利在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发挥了一定的“溢出效应”且人口红利及其外溢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人口红利外溢效应对劳动力流入大省广东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大地正向推动作用，但作为劳动力资源流出大省的陕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没有得益于人口红利外溢因素。

参考文献：

[1]汪小勤.“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07（01）

[2]钟水映，李魁.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04）

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篇9

论文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

近年来,合肥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2010年合肥生产总值2702.5亿元，同比增长17.5%，分别高于全国、全省7.2和3个百分点，连续七年保持在17%以上（沈娟娟、刘甜甜，2011）。对于解释这一现象,大多是从技术进步、体制创新等方面着手分析。比如，杨增权认为“总结合肥近年来又好又快发展的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抓住了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杨增权,2009)”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在统计分析中指出，合肥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十一五’以来，合肥市大力推进“工业立市”战略，狠抓工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工业经济加快发展的政策。（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2010）”。但较少有人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特别是合肥市正在经历人口红利期这一因素进行研究。

1. 研究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转变。在人口结构上,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同时，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较高水平。因此，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这样的一个阶段: 劳动力负担从1978年的68.35%下降到2007年的37.42%(李魁, 2010)。人口经济学家称这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阶段为“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得总人口中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同一时期内都比较低、储蓄和投资增长，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时期。

合肥市人口发展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出生率从1990年的21.47%下降到2009年的10.23%（见表1）,连续多年保持在全国水平以下;在人口结构上同样也进入了劳动力供给丰富、人口抚养比负担轻的历史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对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考察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相关研究综述

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期的人口经济理论多集中于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直到20世纪中叶后,人口经济学家们才将关注的重点从人口增长扩展到人口年龄结构,认为不同年龄的人群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人口中劳动力对经济产生影响。Brander和Dowrick(1994) 、DavidE. Bloom和David Canning (2004) ,他们将总人口分为被抚养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认为被抚养年龄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会促进经济发展。第二，人口结构通过影响储蓄率作用于经济。Kelly (1973)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动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这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之一。

国际上许多人口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做了数量界定，把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抚养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总抚养比低于50%的年份,作为在人口年龄结构上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可能获取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时期(桂世勋,2006) 。这对于某一国家、地区“人口红利期”的分析和探讨,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同样对于求证并分析我市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人口红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篇文章正是从自然增长率变动、人口负担系数变动、流动人口的影响等方面多角度对合肥市进行人口红利的研究，以探究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合肥市的人口要素是如何对合肥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以及如何将人口红利转化为切实推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动力。

3. 合肥市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期”

3. 1 合肥市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态势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 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合肥市出现了第一次生育高峰。1958～1963年，前3年国民经济困难，出生率降到最低点，死亡率上升，自然增长率锐减到历史最低水平。1961～1963年，经济形势好转，出生率回升，死亡率降到正常水平。1963年左右出现了第二次生育高峰，自然增长率也达历史高峰。1964～1976年，合肥人口自然增长呈逐年减少趋势。13年间出生率除1967～1968年略有回升外，其余年度均连续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保持正常偏低水平。1977～1985年虽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自然增长率仍有缓慢回升。1986～1990年，60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处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期。之后，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降低到了一个稳定水平。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出生率维持在10‰ 附近,死亡率在4‰ 左右小幅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6‰ 左右。

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篇10

关键词：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 关系

随着人口不断的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显现出来，随之对人口红利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下文对其概念和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详细论述。

一、人口红利概念和人口红利研究的必要性

1.人口红利概念

目前来看人口红利问题仍处于研究阶段，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现有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结构论、期限论和因素论等三种定义。结构论认为出现人口红利现象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而使劳动力参与到经济建设中的经济增长效应；期限轮则认为能增加劳动力和储蓄，带动投资、人力资源提升，增加就业机会并在人口结构稳定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象就是人口红利；因素论则认为在劳动人口比重较大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和社会储值就可能变强或变高，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就可以称为人口红利。

2.人口红利研究的必要性

基于上述对人口红利的解释和论述，可以知道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而现在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还处于人口视窗期阶段，但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就现在人口现状来看，少儿人口比重处于下降趋势，劳动人口比重处于上升时期，这种明显的人口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对于人口红利起始时间的研究，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视窗期截止到2030年就会结束，经过四十多年发展，2010年后人口老龄化比重会逐步上升而使经济负担加重，到2030年前后这种经济负担就可能和最初人口视窗时期相似。另外一些人则表示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而从2000年之后社会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作用也随之降低，到2015年左右，人口红利可能出现负增长且老龄化比例迅速上升。这种情况下，不仅不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而会增加经济负担甚至出现人口负债现象。此外，一些人对人口红利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也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劳动人口老龄化比例的上升可能会使抚养负担加重。而这种认识相对片面，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也不一定都参与社会生产，加之被抚养的老人或少儿的消费需求也不同，单纯以被抚养人口多少对人口红利进行衡量缺乏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另一部分人提出以不同被抚养对象消费标准、社会抚养比和产业劳动生产率作为标准，来衡量人口红利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要想使人口红利更好的发挥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作用，还需要对人口红利进行进一步研究。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

（一）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上述内容虽然对人口红利进行了不同定义，但是并没有得出明确的人口红利结论，相关内容也仍处于研究阶段。而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经过人口转型的国家会出现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最早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然而当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很明显，也就使得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的关联。亚洲人口红利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使得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逐步显现出来。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关注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对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心存疑惑：在劳动力丰富的时候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劳动力资源很可能会随之减少，人口红利是否还会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对于这疑问可以从人口红利对生产影响、消费储蓄影响两方面进行分析。

1.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劳动力资源的供给程度。就我国现在劳动力资源现在来看正处于最丰富时期，而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截止2015年左右，劳动力资源可能迅速减少，劳动力不足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对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有疑问也实属正常。但是我们却忽视一个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比例占总人口比例相对较大，未来仍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资源涌入城镇充实劳动力资源。况且我国现在正在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每一年都会有一大批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其中。因此，未来二十年以上的时间内是不会出现劳动力资源减弱或枯竭现象，仍会有一部分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城市建设中来，并持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2.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从消费和储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的增长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在一定时间内并不一定会较少消费和储蓄值，相反可能会使储蓄值上升。老龄化初级阶段很多老人仍会有储蓄倾向，从这种状况来看，人口红利看似结束实质并非真正的结束，很可能持续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从目前现状来看担心人口红利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是片面的，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有红利也必然会有债务，老龄化人口持续增多，可能会使劳动力负担和成本加重，加之劳动力人口的减少，生产性人口比例会下降甚至影响生产率削弱竞争力，从而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完善全民社会保证和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具活力。

（二）人口红利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人口红利不仅与经济增长有一定联系，与产业结构也有一定联系，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从其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科学合理与否，对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具有标志性作用。而人口红利又是产业生产经营中必不可少的资源，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源，提高产业效率来促进企业经济增长和国家经济增长。就近几年实际状况来看劳动力资源和产业结构之间有明显的不协调现象。

在对人口红利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分析前，有必要对大的经济背景进行分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国际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企业为增强经济竞争力，不断的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这就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减少，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多。再加上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不能为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提供岗位，而我国现在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妥善解决好这些富余人口就业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给予产业结构调整以灵感，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可以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移至城镇，如农产品加工企业移到农村，不仅能就近获取资源，也能为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因此，在协调人口红利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就是协调人口迁移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有一定联系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受大经济环境影响而进行的，经济增长也是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实现的，产业发展离不开劳动力资源的劳动，人口红利又与经济增长有一定联系。人口红利方面的研究目前仍不成熟，为了更好的发挥人口红利作用，还需要对人口红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丁焕峰，宁颖斌. 要素流动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广东省“空间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分析[J]. 经济地理. 2011（09）.

[2] 车士义，郭琳. 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 人口研究. 2011（02）.

[3] 蔡. 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J]. 中国人口科学. 2009（01）.

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篇11

 

 

一、引言

 

2015年左右，伴随着中国最大的婴儿潮世代60后即将步入退休，90后和00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负担加大，人口红利和伴随而来的资本红利开始出现消失。在推动经济的劳动和资本双引擎消失之后，短期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无法提升的前提下，GDP平减指数出现了负债，CPI出现阶梯式回落，地方财政出现塌陷，增速有跌破7%的危险，等等，各项指标断崖式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急剧下降，中国经济进入艰难期、调整期和换挡期。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这个态势，中国很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未富先老。面对着中国人口世代的更迭，即较大规模的世代进入退休，较小规模的世代依次进入教育市场、劳动力市场、婚配市场、住房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等等，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出现过的。面对此情景，有必要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口世代以及中国历史上宏观经济所发生的现象，寻找他们之间的逻辑通路，为未来应对中国超大规模人口世代的转化对社会经济系统造成的冲击，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

 

有关人口世代的研究，如Mankiw&Weil(1989)在Poterba(1984) 的基础上仅考虑人口结构改变对住房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婴儿潮一代(1946-1964)步入购房年龄是美国70年代住房价格上涨的关键。陆旸和蔡昉(2014)陈述了中国未来所面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更多是由人口结构变化引致。杨华磊和周晓波(2015)对中国人口世代进行明确划分，界定了中国的婴儿潮和出生低谷，研究了中国人口世代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李银珩和李硕珩(2006)陈述了美国1946-1964代婴儿潮步入退休，会使得美国出现劳动力短缺，消费降低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等问题。当然有关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世代的演进对其他的影响，如张春生和蒋海(2014)陈述美国婴儿潮一代对美国1980-1990年代股市的影响;对资本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的考察可以参考Andrew(2003) 以及Brooks(2002) 的工作;婴儿潮进入老龄化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可以参考Reinhardt(2000) 的工作，当然还有考察人口结构转变对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的工作，等等。总之，婴儿潮或者人口世代更迭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已有研究工作，有的从经济增速视角，有的从储蓄角度，有的从房地产和资本市场角度，有的从社会保障角度，还有从国际贸易以及产业结构角度展开研究，等等。总之，这些研究工作大多从一个方面去理解人口世代更迭或者人口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整体上缺乏从一个宏观的视角及全局的高度去理解中国人口世代更迭对过去以及未来社会和经济方方面面的影响，特别随着婴儿潮一代及相继而来的出生低谷一代的成长，即教育、工作、结婚、消费、退休以及去世等一系列的生命活动，对相应的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这就是本文将要论述的主题。

 

二、中国宏观经济的人口学逻辑

 

(一)人口世代更迭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1979-1987年间出生人数逐年上升，1987-2003年间出生人数逐年下降，2003年之后出生人数维持在一个低水位上呈现轻微波动;中国存在一个1981-1993的婴儿潮世代1以及1993后的出生低谷世代。大体上，60年代存在一出生高峰，70年代的出生人数逐年下降，80年代存在一出生高峰，90后和00后为出生低谷，90年代出生人数逐年下降，00年代出生人数平稳地处在一较低的水平上。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如80后和90后以及00后依次进入劳动市场，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以及青少年数量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同时相对应的老年负担比、青少年负担比及总负担比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轨迹呢?未来各个年龄阶段上人口结构数据采用杨华磊等(2015)在维持生育政策不变(总和生育率TFR维持在1.5左右)情景下的预测值。发现在2001-2030年间青少年人口数量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的3.69亿下降到2030年的2.42亿;老年人口呈现一直上升的趋势，从2002年的2.02亿增加到2030年的4.79亿;劳动人口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峰部为2016年，从2002年的6.87亿增加2016年的7.88亿，从2016年的7.88亿下降到2030年的6.31亿;同时老年人口在2015年开始超过青少年人口。基本上，在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中国劳动力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社会总抚养比逐年降低;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伴随着中国最大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适龄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社会抚养比开始面临上升的压力，这也是当前很多专家所陈述的如今中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的时间段。

 

一般在人口红利前期，死亡率逐年下降，出生率很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老年人口处在一个低水平上，此阶段为后来的经济发展，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积蓄人口红利;随着时间的推演，出生率开始出现下降，死亡率依然很低，在出生率很高的情景下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市场，老年人口数量同样在一个低水平上，适龄劳动人口逐年增加，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口在低水平上稳定，最终由于出生率逐年下降和劳动人口的增加引致社会负担逐年降低，经济进入了人口红利期;随着时间推移，出生率稳定，死亡率依然很低，人口红利期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人口红利前期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老年人口，引致劳动人口开始出现减少，老年人口急剧增加，青少年在一个低水位上稳定，进而社会负担开始上升，人口红利就转化为人口负债。在中国，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特别是80后、90后以及00后交替进入劳动市场时，中国经济表现为从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口负担，社会抚养比从逐年下降转化为逐年上升，在2002-2010年间由于中国的80后婴儿潮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60后婴儿潮还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社会总抚养比呈现下降的趋势，中国处在人口红利阶段;随着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由于9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还基本上大于或者等于55后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故社会总抚养比基本上维持不变;2016年左右，伴随着95后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婴儿潮世代60后开始步入退休，社会总抚养比呈现上升的趋势，人口红利随即转化为人口负债。

 

(二)人口世代更迭对储蓄水平的影响

 

人口世代的更迭如何影响储蓄呢?其一，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2000年初，80后婴儿潮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生产人口持续多于消费人口，中国经济从短缺转为过剩，过多的人口引致过剩的供给能力开始高于国内家庭消费能力，最终过剩的产能(由于当时处在国际产业分工，亚洲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以及资源密集型产业，根据中国当时的比较优势，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加上国际产业分工引致的国际产品需求，此时中国过剩的产能就可以出口2)造成持续的贸易顺差，大量的顺差引致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最终引致国家的储蓄水平持续上升。其二，在人口红利期，出生率持续下降，老年人口增长缓慢，社会负担持续下降，赡养老人支出较小，加上过去十年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覆盖面低，再加上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在消费水平稳定下，家庭部门将有更多的劳动报酬收入用于储蓄;同时由于采取相对严格的户籍制度，城镇化程度相对较低，还有较多的家庭没有享有社会保障，特别是广大农村、个体户以及私营企业的员工的养老更多是一种家庭养老，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家庭养老下会导致过高的储蓄率。

 

随着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国的储蓄率将呈现不同的特点。随着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较小规模世代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短期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以及技术水平无法出现大的改观，随着婴儿潮退休，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以及津贴支出的大规模增加，在消费水平不变下，储蓄将逐年减少，进而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将变缓，随着婴儿潮时期积累下的资本快到期时的快速折旧，即表征为增量的储蓄变缓，存量快速折旧，储蓄率水平出现持续下降，故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本红利加速消失。总之，当婴儿潮一代持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口增长缓慢，经济进入了人口红利期，经济前景变好，储蓄率和投资率呈现上升的趋势，消费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伴随人口世代的更迭，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同时规模更小的出生低谷人口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出生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老年人口持续增加，储蓄率和投资率将呈现下降的趋势，消费率呈现上升的趋势。

 

(三)人口世代更迭对经济增速的影响

 

伴随人口世代的更迭，中国的80后婴儿潮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适龄劳动力人口逐年增加，就业人数逐年增加，进而就业压力逐年增大，引致生产规模逐年增大;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出生率持续下降，老年人口增长缓慢，劳动人口逐年增加的人口红利期，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消费率逐年下降，储蓄率逐年上升，即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景，仅通过家庭部门无法消费这些过剩的产品，表征为家庭部门消费率逐年下降，为了消化这些产能，政府通过购买，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政策的消费率逐年上升;政府支持和鼓励出口，引致大量贸易顺差和不断攀升的外汇储备，进而企业储蓄不断增加，再加上人口红利期，社会保障支出较少，最终导致居民储蓄水平和储蓄率不断高涨;加上人口红利期引致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长期的金融抑制引致国有企业较低的融资成本，企业留存利润较多，企业投资率也较高;人口红利引致较好的经济前景，较高的企业利润，给市场活动主体企业家和银行家以较高的经济预期，降低企业偿还银行借贷的风险，故银行等金融机构愿意贷款，企业家愿意借款，最终助长了市场上的流动性的增长。总之，人口红利期，引致适龄劳动力人口逐年增加，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逐年增加，同时人口红利也会引致资本红利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减少，过剩的生产能力引致每年新增储蓄逐年增加，每年投资率逐年上升，最终引致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上升。

 

2015年左右，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60后婴儿潮开始步入退休且90后和00后出生低谷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引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开始出现减少，养老负担加大，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的劳动引擎熄火;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储蓄水平降低，投资水平降低，加上人口红利期的资本进入加速折旧期，故资本存量增长速度降低，进而人口红利引致的资本红利开始出现消失，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本引擎也将逐渐消失。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传统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伴随较小规模世代90后和00后进入婚配市场，历年基础住房需求逐年下降，房地产业也开始呈现低迷;人口红利期政府为消化过剩的产能，政府主导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重工业以及能源部门，随着未来产能过剩的累积和政府债务的攀升，行业在未来将逐渐消化这些产能和去杠杆化;新的主导和支柱产业还未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人口素质短期内不能实现，所以在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速会呈现一个急速下降的趋势。整体上，在8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过程，峰值为2007年;伴随着90后和00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期，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降的趋势。

 

(四)人口世代更迭对国际贸易和政府行为的影响

 

在人口红利期，持续增加的适龄劳动力人口，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生产规模持续扩大，由于过大的生产规模，劳动力同质作用较为明显，引致产品同质性明显，家庭部门无法消费这些过剩的产品，就只有靠政府消费和国外消费，引致在人口红利期，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储蓄率逐年上升。人口世代更迭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表现为，在人口红利期，也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时期，如亚洲四小龙逐渐把许多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以及加工业转移到中国，在世界产业分工的背景，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被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求，面对人口红利期过剩的产能，政府为消化这些产能，鼓励支持出口，把产品卖给国外，搞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出口企业补贴和税务减免，刺激出口，引致中国外部市场失衡，持续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逐年攀升，人民和企业把外汇换成人民币，外汇占款引致的货币超发成为中国流动性过剩的一个关键原因。未来随着90后和00后陆续进入劳动市场，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生产人口开始低于消费人口，适龄劳动人口开始出现减少，在短期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口素质提高不可能实现的情景，生产规模将出现缩小，人口红利期过剩的产能逐渐被消化，甚至不存在，同时伴随国际市场的恶化，储蓄率开始出现下降，家庭消费率开始出现逐年上升，政府通过鼓励出口，消化过剩的产能的动机将逐渐减少，贸易顺差将出现持续缩小，外汇储备持续减少，进口量将逐年增多。总之，在人口红利期，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中国为消化过剩的产能，产生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贸易顺差持续增加;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未来随着消费人口开始高于生产人口，贸易顺差将呈现缩小的趋势。

 

由于人口红利，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出现过剩的产能，面对过剩的产能，国内家庭部门无法消费，就转化为政府购买和国外消费，这就表现为人口红利期中国选择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主导的国内投资和对外出口。人口世代更迭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表现为：其一，国家凭借人红利期间积累的资本红利，通过银行负债和国有企业部门，搞基础设施建设，搞重工业和房地产，去消化生产人口过多引致的过剩产能。其二，在2008年之前，国际形势较好，大多以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逐年攀升。随后国际需求形势的变差，东南亚拉美以及印度等国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启工业化征程，开始和中国具有相同的产业结构，产品竞争激烈。短期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不可能提升，特别是08年以后国内的过剩产能更多靠政府主导的高投资推动，就是人民生产的产品，政府买入，政府的钱是向人民借的。最终在人口红利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高负债、高投资以及高增长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消费率逐年上升，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总之，人口红利期生产人口过多引致的产能过剩，加上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劳动人口就业的需求，政府主导了经济，推动政府购买行为的过分扩张，采取高负债，进行高投资。伴随着人口世代更迭，未来生产人口开始小于消费人口，适龄劳动人口出现减少，过剩的产能将慢慢被消化，过高的债务将去杠杆化，工业化将向着现代化迈进，城镇化的减速，政府主导经济的高负债和高投资发展模式将让位于家庭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消费率和储蓄率将出现下降，居民消费率将出现上升。

 

(五)人口世代更迭对产业结构选择的影响

 

当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人口持续增加，持续增加的劳动力使就业压力也逐年增加，政府在宏观目标方面也更多集中在就业方面，所以产业的发展更多着眼于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阶段一般是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都需要发展重工业、能源部门、采掘部门以及机械制造业。由于持续的城镇化，人口红利与城镇化过程吻合，80后婴儿潮人口向着城镇聚集，引致基础住房需求逐年增加，最终催生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的成本较低，企业缺乏革新技术的动力，同时，教育资源有限，人口素质不高，综合制约着高端制度业以及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总之，在人口红利期，过多的劳动力竞争有限的机会，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成本低，掌握资本的企业利润较丰富，即使世界上存在较先进的技术，企业也没有动力采用和改进，而仅仅是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结合国家的政策目标，保证就业以及推进工业化和城镇，最终形成人口红利期的产业结构为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房地产以及重工业等行业。

 

未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生产人口开始小于消费人口，适龄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老年人口增加，倒逼市场和政府去升级产业结构，发展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让新型的产业结构去适应未来新型的人口世代，劳动力少且素质高，更多未来依靠智力，而非体力，故高素质的劳动力和老年人具有比较优势。最终日益缩小的人口规模、日益老化的人口结构以及日益提高的人口素质倒逼产业结构去升级。同样在未来，消费人口多于生产人口，产能过剩将被消化，工业化逐渐向着现代化转变，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购买和对外出口，也将慢慢被家庭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替代，居民消费率将呈现上升的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在人口红利消失期，短期产业结构无法升级，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提升都不可能在短期实现，所以为缓解60后婴儿潮的退休，为了保持中国进入发达国家7%的目标，短期需要这些传统行业支撑着经济继续运行，为新型产业形成以及新的主导和支柱产业的形成赢得时间，同时国内也不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瘫痪，传统企业还需要运行。但是与其同时，需要大力发展和培育新型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的形成，如大型机械设备、智能化以及机器人、互联网金融、医疗服务和器械以及电子商务等等，同时用现代技术，如互联网+传统行业，改进传统行业，迫使传统产业进行更新换代，当然也积极引导教育，提高人口素质适应时代的需求，适应未来新的产业结构。

 

(六)人口世代更迭对住房市场的影响

 

人口世代的更迭如何影响住房市场呢?其一，2003年左右，80后婴儿潮进入婚配，由于中国城镇化加速和人口红利期相对吻合，在城镇化每年加速情景下每年新进入婚配市场的人逐年增加，引致新增家庭数逐年增加，带来逐年递增的基础住房需求，在国内土地供给缺乏弹性，住房价格面临逐年上升的压力。其二，人口红利持续释放导致储蓄率不断上升，进而资本红利不断释放，人口红利生成资本红利，在金融抑制下以较低的存款利率使得大量资本通过金融中介和企业的留存利润转化为投资，金融中介具有顺经济周期的作用，人口红利下较好的经济形势产生较好的经济预期，使得对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回报有过高的预期，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意愿增强，投资更愿意贷款投资，引致信贷扩张;人口红利期储蓄率高，资本积累速度快，经济增长速度快，故对货币等流动性资产需求旺盛，流通的货币持续增加;人口红利期，过剩的产能引致持续的贸易顺差，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引致外汇占款持续增加，外汇占款引致M2持续增加3，货币持续发行。综合上述几点，促使了市场上货币的大量供给，加上中国金融市场不健全，大量资金流入收益高的房地产行业，促使房地产价格出现不断上涨的趋势。

 

因为房地产的相对恒久性，不像其他商品可以更新，当60后婴儿潮搬进更小的住房、养老院或者离去，这样较大规模人口世代的纷纷离去和住进更小的住房，同时较小世代的90后和00后逐渐进入婚配市场，新增基础住房需求逐年下降，故无需再为年轻一代建设新的住房，在某个时候住房市场供大于求，住房价格面临下行的压力。即在老年人或者逝者释放的住房逐年增加的情景下，建设新住房或者基础设施的需求将在数十年内被抑制，未来某个时点，随着死亡人数开始多于年轻一代的购房者，住房从基础需求面开始出现下降，在住房供给平稳下，住房价格面临下行的压力。总之，随着80后婴儿潮进入婚配市场，催生快速增长的基础住房需求，加上中国的快速城镇化与人口红利期近似吻合，人口红利阶段良好的经济形势预期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引致的低利率和前所未有的自由借贷，在土地供给、进而住房供给相对平稳和缺乏弹性下，住房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当规模逐渐缩小的后续世代90后和00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婚配市场，引致基础住房需求逐年下降，劳动力数量的急剧减少，经济增速呈现断崖式下降，中国急需变化产业结构，寻找新的战略产业，加上经济预期变差导致银行惜贷以及投资者怕债务，货币信用顺周期性引致的流动性紧缩，房地产等基础设施领域将受到严重的影响，住房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

 

(七)人口世代更迭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人口世代更迭如何影响资产价格呢?当婴儿潮一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时期生产人口多于消费人口，社会负担变小，资本红利逐渐增强，储蓄率持续上升，引致有大量潜在的购买资产的资金，同时过高的储蓄率也给政府主导的高投资、高借贷以及银行积极放贷创造条件。其一，人口红利期间，社会负担小，储蓄率持续上升，投资率高和资本累积速度快，经济增长速度快，对交易的货币需求多，再加上投资者对宏观形势预测良好，人口红利期较低的存款利率和较高的投资回报，银行愿意贷款，同时人口红利期人口失衡引致的外部失衡：贸易持续顺差和外汇占款攀升，最终流动性过剩下较好的经济形势使得对资产回报过高的预期造成资产价格上升。其二，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适龄劳动力人口急剧增加，就业问题显得急迫且重要，加上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和城镇化加速阶段近似吻合，促使生产规模逐年扩大，使得对资产需求逐年增加，资产价格面临逐年上升的压力。总之，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不断释放的同时，大量劳动人口获得的劳动报酬不断生成资产，即不断地拿劳动去兑换资产，大量的劳动竞争稀缺的资本4，最终人口红利不断以资本红利的形式储存起来，人口红利持续增加的同时，对资本的需求也逐渐增强，故在资产供给平稳下，资产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再加上人口红利期间产出增长速度快，经济基本面迅速增加，股市等资产价格是经济的反应器，特别是与经济基本面相符合的股市也呈现高涨。

 

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更小规模的劳动人口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市场扩大的生产设备逐渐闲置，加上人口红利期过度扩张的产能，使得在人口负债期慢慢消化这些产能，最终对资产需求逐年下降，故资产价格面临下行的压力。未来随着中国最大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消费人口大于储蓄人口，由于他们在人口红利阶段积累了大量的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随着年龄的增大和风险偏好的降低，以及退休之后养老医疗以及其他消费的支出，他们逐渐向规模较小的世代出售自己的资产或者风险较大的资产，来分配老年时期的社会产品，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孱弱的出生低谷一代，由于人口规模远小于婴儿潮世代，无法购进如此庞大的资产，在封闭的市场内，资产供大于求，再加上在人口负债期，从政策层面上看，国家为社会产品在代际之间的合理分配，实现社会的长期发展，有降低资产收益的动机，资产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总之，随着未来60后婴儿潮的退休，90出生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开始转为人口负债，在资产供给平稳下，由于用于兑换资本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红利的下降将引致所要兑换的资产需求的减少，在供给平稳下资产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

 

 

三、结束语

 

中国宏观经济的人口学逻辑表现为：当80后婴儿潮进入大学、劳动力阶段以及婚配时期等，大学生逐年增加，适龄劳动人口不断攀升，人口负担逐年下降，生产人口超过消费人口，中国经济进入人口红利期;面临过多的大学生源，高考竞争压力巨大，大学不断扩招，素质教育面临挑战;面临着过剩的产能，家庭消费不足，政府接过经济发展的接力棒，推进政府购买和对外出口，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中低端制造业、重工业以及房地产业等，储蓄率持续上涨，国际贸易持续顺差，经济增速不断攀升，与此同时，环境污染不断加重，节能减排任务艰巨;面临80后婴儿潮不断进入婚配市场，城镇基础住房需求逐年增加，催生了房地产行业黄金的十年;面临着不断累积的人口红利，资产需求逐年增加，资产价格，特别是权益资产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人口红利期，偏年轻的人口结构对医疗和养老社会保障需求较弱，养老负担较轻。

 

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篇12

关键词：人口红利；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

由于少儿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多和人口流出的多重影响，湖北省人口红利日渐减少并最终消失，劳动力工资上涨、社会养老压力增大等问题将凸显。人口红利的变化会对湖北省的经济、社会、人口等领域带来不同程度挑战，正确认识这些挑战是制定应对之策，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第一步。

一、人口领域的挑战

1、劳动力市场将从“无限供给”转向“供不应求”

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原先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逐步过渡到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也昭示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湖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看，2010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了局部性的劳动力供给紧张，说明湖北劳动力市场开始迈上转型之路。其中的原因在于湖北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基本完成，劳动力市场供给逐年减少。根据预测，湖北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4408.22万人，以后会逐年减少；到2020年减少到4194.47万人，到2040年再减少至3870.91万人。

2、人口政策面临着“由紧转松”的社会诉求和压力

上个世纪8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人口出生率开始较快下降，从1990年的21.6‰下降至1999年的11.57‰，整个9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仍高于10‰；进入2000年之后，人口出生率开始个位数增长，平均维持在9‰左右。从妇女总和生育率指标看，建国初湖北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6.23，70年代初下降到3.24，到1980年又降至2.12，基本达到国际低生育水平标准，2010年达到1.35，已然是超低生育水平标准。

湖北省人口出生率短期内的急剧下降，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国所实施的以“独生子女”为特色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30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着与30年前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势，少子化和老龄化成为两大人口特征，并衍生出诸如人口红利快速流失、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独生子女病等很多社会问题。当前，有必要对既有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从政策角度提出应对人口红利流失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促使湖北省人口健康持续发展，更好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二、经济领域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湖北消费市场低迷、内需不振

对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会对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王金营等（2006）人的研究表明，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特别是老龄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的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将会减小，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劳动年龄人口是人口红利的主要创造者，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步减少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降低，往往容易带来消费市场低迷。

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既有较强烈的消费意愿，更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支撑；而老年人口靠退休金生活，本身用于医疗和看护的开支占很大比重，能用于市场消费的资金非常有限，学者们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当于老龄年龄人口的70%-80%（李建民，2001）。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势必会造成社会上整体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对未来养老问题的担忧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储蓄倾向，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四二一”家庭①数量的增多，更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养老焦虑，增加储蓄“以防后患”成为人们理性选择，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储蓄意愿。储蓄增多势必会压缩人们日常的消费开支，导致消费市场逐步走向低迷。未来湖北省人口红利会渐渐消失，这意味着整个湖北省的消费市场会不断低迷，这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中部崛起是个巨大挑战。

2、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利于湖北承接外部产业转移

湖北省地处我国最中央地带，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也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有条件成为国内外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湖北省也为承接产业转移做了大量工作，吸引外部资金取得了不俗成绩。仅从引进外国资本来看，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56.66亿美元，是2008年的1.75倍。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走向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这带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是个不利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国内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尤其是服装、玩具、制鞋等行业已经开始从当地转移，但是这些行业并没有转移到湖北省，有些是跳过湖北直接进入西部地区，有的甚至直接转战东南亚。湖北省人口红利流失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让湖北在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中失分，而现代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又面临着竞争力不足的困境，这会让湖北陷入“传统的未引进来，现代的未长起来”的尴尬境地，对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相当不利。

3、人口红利趋减会制约湖北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经被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事实所证实，最为人所知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及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也较多的得益于逐步释放出来的人口红利。湖北省于199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在1992年之前，GDP年均增速低于10%；但是1992年之后，GDP增速超过了10%，其中1990年代年均增速达到10.55%，进入新世纪第一个10年，湖北省GDP年均增速达到12.92%。可见，人口红利期的GDP年均增速要远远的高于人口负债期的GDP年均增速，并且随着人口红利的不断扩大，GDP增速也逐步加快，这充分证明了人口红利与GDP增速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

既然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力量，那么“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就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2015年，湖北省人口红利会达到峰值，之后人口红利会慢慢消失，到2037年转变成人口负债。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这段时间，也是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会适当回落，这也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但是人口红利消失与经济转型发展相叠加，有可能让经济发展速度大幅下滑，从而引发更多经济社会问题。如何减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速，是湖北省面对未来30年经济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

三、社会领域的挑战

1、人口红利趋减增大了湖北社会养老难度

湖北省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过程。2010-2036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8.9%上升至20.18%，提高了11.2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45个百分点；其中到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标志着湖北省开始由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过程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一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快于、重于城镇。根据湖北省老龄办联合武汉大学所做的研究报告《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显示，2010―2035年之间，农村老龄化比重始终高于城镇3―6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老龄化将于2016年超过20%，2028年超过30%，达到中、重度老龄化状态，而城镇则分别延迟到2022年和2032年，延迟4―6年②。二是高龄老人数量急剧增加。2010年，湖北省80岁以上高龄老人76.49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5.04%；到2020年，高龄老人数量将达到142.01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6.87%；2020年之后，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和老年人群体的扩大，高龄老人的数量和占比还将继续提高。老年人的高龄化，将对社会养老、特别是护理问题带来更大的挑战和考验。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提高，整个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日益加大。一方面，政府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政府养老金账户可持续性存在较大风险。另一方面，家庭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计划生育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少子化”现象，湖北省的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1982年（三普）时的32.17%下降至2010年的13.19%，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少子化导致了大量“四二一”家庭，未来的大部分家庭将不得不独自赡养四个老人，家庭的养老开支将大幅上升，这必然会抑制家庭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费，不利于扩大消费市场，这也是老龄社会削弱社会活力的逻辑所在。

2、人口红利趋减致使湖北出现大量农村空心化③现象

湖北省是人口净流出省份，2012年，净流出人口581.11万人④，且净流出规模逐年增加。湖北省流出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农民工”是流出人口的主力军。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不可避免的带来了部分农村的空心化，农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农田荒芜，农宅空置，农村凋蔽，部分农村因此而走向消亡（陈池波等，2013）。从统计数据看，1990年，湖北省共有村民委员会32765个，到2000年减少至32400个，2010年再减少至26018个，20年的时间累积减少6747个村民委员会，平均每年减少3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其中有村合并的因素，但主因还是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导致农村空心化，并最终让这些村落消亡。

2012年，湖北省城镇化率达到53.5%，未来城镇化率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假设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意味着还要有超过500万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农村空心化和农村消亡。农村地区人口红利流失地，因人口红利流失而呈现的农村空心化现象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个巨大的挑战，加快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人口集中化居住将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

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人口红利概念界定及其测算方法”（基金编号：研人文2013041）。

参考文献：

[1]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2]李建民：老年人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及我国老年人消费需求增长预测[J]，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5期。

[3]冯飞等：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阶段与基本特征，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0月17日。

注解：

①“四二一”家庭指的是夫妻两人，上面有四个老人，下面有一个孩子的家庭，2个人供养5个人的家庭。

②《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中人口老龄化采用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

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篇13

关键词：人口红利 刘易斯拐点 人口红利的积极作用 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

用工荒 弥补人口红利衰减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持续9年实现了9%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被称为“中国奇迹”。对于这种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其中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和适龄劳动力的大量低成本供给密切相关的，并把这种劳动力的优势成为“人口红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

何为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的积极影响

过去三十年里，在改革开放的领导下，中国GDP持续高速度增长。当然这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在于中国的人口红利。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在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量的工厂涌现，中国开始快速进入和发展加工制造业，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一段时间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

同时城镇化加剧，城市建设也在快速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硬件设施要不断改善，中国的公路桥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大大的扩大了内需，人们对住房要求要逐步提升导致了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快速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大量的人口也使中国的内需加大，人民的大量生活基本生活品需求也随着生活的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加，同样强有力的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着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

中国人口红利现状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中国目前现状是老龄化加剧，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严重缺乏高技术人才。随着“民工荒”的出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日子越发难过。珠三角、长三角的“民工荒”是一个用工供需的表层现象，更深层次的还是印证了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正在迎来转折点。到2010年，刘易斯拐点越来越清晰的展现在人们眼前。两会期间“民工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民工荒 、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

如何应对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

面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为了保证中国经济仍然高速增长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弥补人口红利衰减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一、加大教育投入：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这个是为了整体提高全民素质而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目前我国基本全面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少年文盲目标。我国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提倡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并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从而提高全国人口素质。

二、防止人才的流失：每年都有大量的高级人才流向外国，他们不仅带走了大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技术外流，这是我国的一大重要损失。为了防止人才流失，应该为人才营造发展空间，提供广阔的市场，在管理上给予优秀人才自由发挥的机会，安排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增加人才的薪金和福利，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对待人才公平，公正。改革中国教育制度，使其适应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列举一下外国防止人才流失的政策：美国为了吸引全球最优秀的青年，把三分之一科学与工程的博士学位都给了外国留学生，并提供丰厚的奖学金，最终择其优才挽留成为“新美国人。

三、转变经济结构：中国2011年三大产业的比重是第一产业占10.12%，第二产业占46.78%，第三产业占43.10%。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却大不相同。比如美国三大产业比重为第一产业：1.8%左右 第二产业：22%左右 第三产业：76%左右 。在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并且继续呈上升趋势，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最庞大的产业部门。我国第二产业需要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其科技含量，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技术装备投资占技术改造投资比重和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装备投资占技术装备投资比重也将显著提高。建设集约型可持续发展型产业。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就要改善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乡镇企业等的金融服务，大力推广小额信贷，鼓励创业和自谋职业。改善金融结构建立合理完善健全的金融体系。

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篇14

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影响显著

四川人口变动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人口数量已呈现负增长；人口文化素质明显提升；人口年龄结构显著变化，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流动人口和跨省净流出人口规模大。人口生育水平下降已经成为四川人口变动最根本的特征，它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四川经济发展。

影响一：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

四川人口数量出现负增长表明四川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已不成立，“刘易斯拐点”临近，四川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这将“倒逼”经济结构加快调整步伐。

一方面，消费将代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四川经济对投资的依赖较重，以2009年为例，当年四川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达7494.2亿元，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6%，而全年最终消费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仅为48.1%。“刘易斯拐点”到来要求增加消费规模，提升消费层次，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促进消费，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一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将使消费比例上升而投资比例下降，二是劳动力收入增加促进消费增长，三是收入较低阶层激增的收入增长率超过了高收入阶层也会带来消费总量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动。

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需要不断升级。尽管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在产业结构中农业部门比重会持续萎缩；与此同时制造业部门比重上升放缓，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近年来四川第一产业比重有了较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上升，而第三产业比重较为稳定，产业结构呈优化变动态势，但与全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刘易斯拐点”到来要求四川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步伐，调整第二产业内部战略布局，加大发展第三产业的力度。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持续低生育水平将无助于改善劳动力供求关系，从而可能通过加大劳动力供求矛盾而造成更深远的影响。

影响二：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减弱

在四川人口生育水平下降并维持在低位、死亡水平下降以及人口年龄结构发展态势共同作用下，四川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人口抚养系数上升，宏观经济高储蓄、高投资的现象逐步消失，这导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弱。通过计算可看出未来人口红利对四川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减弱。

利用2010年四川实际数据及预测研究所得未来十年数据，计算2011～2020年四川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0年四川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35%，其后从2011～2018年四川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由2011年的12.3%下降到2018年的7.92%，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年减弱。虽然其后两年有所反弹，但贡献率也未能超过9%。

总体来说，四川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较明显影响，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意味着经济发展将难以从劳动年龄人口充分供给中获得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加之四川净流出人口规模大且多为青壮年，未来四川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效应将逐步减弱。

影响三：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四川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导致老年人口抚养系数持续上升。2010年四川老年抚养比达到15.19%，较2000年上升4.36个百分点，较1990年上升7.16个百分点，较1982年上升7.52个百分点。不仅如此，据预测研究发现，未来一段时间四川老年人口抚养比将继续上升。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意味着社会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对经济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

加重财政负担。从政府财政支出角度来看，养老金与医疗费不断上升，用于老年人口的各项开支逐年递增，财政负担日益增大，从而影响资金积累，减弱财政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的能力。

限制社会扩大再生产。四川人口老龄化加剧意味着依靠家庭成员供养和领取退休金及基本生活费的被抚养的人口增加，社会保障的支出和社会总抚养负担相应增加，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部分将大幅增加，这影响到财富的分配、资本的积累和形成，限制了社会扩大再生产，影响投资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

增加家庭负担。从家庭发展视角来看，以“4-2-1”结构为主的家庭中一对夫妇要供养四个老人，不论是目前的家庭收入，还是夫妇赡养老人的精力和时间，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而且持续下降的生育率使家庭户规模进一步减少，家庭进一步小型化、核心化，家庭结构更加脆弱，家庭负担老人的能力进一步降低，部分家庭将难以承受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冲击。

影响四：消费市场迎来发展机遇

少年儿童比重下降表明儿童消费市场面临结构调整。尽管少年儿童比重持续下降，但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和对少年儿童人口素质提升的重视，部分针对性较强的儿童消费领域有较大潜力；对教育消费数量的需求虽相对降低，对其质量的要求却相对增加。

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刺激老年消费市场扩大。随着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四川老年消费品需求量将会增大，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食品需求品种搭配要求更精、更高，老年人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的摄入量减少，对食物的品质和搭配要求将会更高。

住房需求将会增长，随着城市化推进和养老观念发生变化，城市中多数父母与成年子女愿意分开居住，这将间接推动住房需求。

医疗保健服务需求增加，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使老年人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成倍增加。

养老服务需求将会快速增长，老年人生活照料需求是一种长期性的照料护理需求，它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长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和卧床老人增多而迅速增长。

教育、文化、休闲娱乐需求旺盛，许多老年人离开工作岗位后会利用闲暇时间培养各种兴趣爱好和加强社交活动，如琴棋书画、唱歌、跳舞等。

总之，尽管四川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但却也有助于老年消费市场扩大，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积极应对

充分把握人口红利

创造吸收人口红利条件并提高人口红利的生产性。创造各方面条件吸收人口红利，如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等；加大人口自身投资，包括教育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投资、医疗卫生投资、社会保障投资，提高人口红利的生产性。

促进人口红利充分流动。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打破制约人口红利流动的障碍和壁垒，如城乡户籍制度分割、社会保障地域分割、暂住证制度、区域性倾斜政策等。

适时延长人口红利存续时间。根据四川劳动力市场未来供求状况，适时延长退休年龄，促进低龄老年人灵活就业，以减轻社会抚养负担。

大力开发人力资本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推进人力资本融资体制完善。政府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改变因投资主体单一而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状况，多渠道、多层次地构建多元化的人力资本融资体制，通过提倡民间资金办学、加大民办职校比例、扩充培训机构、改善投资效益、实施地区和城乡对口支援等措施完善人力资本投融资体制。

实行机制创新，促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加速转变。推进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进一步打破行政配置的规则，坚持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并继续完善市场体制。

妥善应对老龄社会

统筹研究资源推动老龄化问题的战略研究。科学规划设计四川养老服务体系，把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探索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应对老龄化的机制建设，在城乡养老保障体系接轨上寻求突破，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对接，探索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支持的全方面养老支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