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十四篇)

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篇1

论文摘要：对于中国人而言，“和谐”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一个不变的追求，它渗透于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处世观、审美观及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为特质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对中国“大一统”社会结构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更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统战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与灵魂，凝聚着民族对世界和生命历史的认知及现实感受，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是民族生命力的重要彰显，更是民族创造力、发展力的重要源泉，同时还是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撑。

    在中国文化中，“和谐”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一个不变的追求，无论是看待天人关系、人际关系还是认识宇宙万物关系，人们都把和谐当作最高境界，可以说，中国人对和谐的憧憬和向往已人脑人心人骨人髓，且表现于国人观念和行为的方方面面:在天人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它是一种和谐关系，“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因此，人类行为的最高境界就是符合天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把“和为贵”作为国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认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乡党和而争讼息，夫妇和而家道兴。”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谐”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在宇宙万物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宇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和谐的生命统一体，宇宙中万事万物都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阴阳的交感即互相组合与相互作用实现阴阳总体的和谐平衡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也是万物生成变化的前提:阴阳的交感和趋于平衡是自然界及人类社会获得和谐发展的根本条件，顺之者吉(阴阳和谐则发展顺利)，逆之者凶(阴阳失和则必定招致祸乱)，“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统一战线就广义而言，是指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阶级、阶层、政党、集团及至民族、国家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成的政治联盟。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新的历史时期统战工作作用重大、地位重要，仍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法宝。”“要把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任务，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项重大任务，摆到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真正抓紧抓实抓好，努力把统一战线建设成为坚持以人为本、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一战线，建设成为具有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共创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要实现以胡锦涛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这项重大部署，需要做的工作很多，统战文化建设尤其应当先行一步。所谓统战(统一战线)文化，其实就是社会各民族、党派、宗教、阶层、社会团体为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协同合作的内在追求和外在行动。

      由于统战文化与传统文化在“和谐”意义上高度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特质客观上为统战文化建设奠定了厚重的历史基础，积淀了充足的人文养分。

      一、传统“和谐’，文化追求和而不同、多样统一，为统战文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华传统文化崇尚“和谐”。“和谐”不是完全相“同”，不等于整齐划“一”，所谓“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即一种声音不成弦律，没有听头;一种颜色不成文采，没有看头，因此，“和谐”的前提是多，多样统一(不“同”但彼此协调)才一可谓“和谐”，如五音成声、五色成文—只有多种声音有机组合才有“和声”，只有多种色彩有机交织才有“美纹”—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国语?郑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更是将其上升至政治、社会层面:和谐发展(和)能够使万物生生繁衍并产生新的果实，相同东西的简单叠加(同)则会导致死亡。

    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包容万物、求同存异的大智大慧，使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历经磨难而薪火相传，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统战文化究其根本也正是“和谐”文化的产物。目前，我国客观上还存在着不同民族、不同党派、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所有制的状况，作为社会各民族、党派、宗教、阶层、社会团体为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协同合作的内在追求和外在行动，统战文化本身就是“和谐”的产物，是“和而不同”的结果，是同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具体表现为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和衷共济，共生共荣。没有异，就无所谓统战文化，没有同，就构不成统战文化，因此统战文化本身就是一道“和谐”风景线，既存在多样性、差异性，又存在共通性、统一性，还存在互动性、互补性，闪耀着“和谐”的光辉。可见，传统“和谐”文化追求和而不同、多样统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我国各党派之间、各民族之间、各阶层之间、各团体之间、各宗教信仰者之间人们和谐相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传统“和谐”文化主张相互尊重、和睦相处，为统战文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谐”的思想根深蒂固，且“和谐”不止于天人之间、物我之间，也不止于亲人之间、朋友之间，而是施及天下，泛及大众。如《礼记·礼运》所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国人普遍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提倡“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传统的“和谐”文化反映了国人对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殷切向往。因此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崇仁尚义、谦和善良、温柔敦厚、海纳百川:张赛出使西域、文成公主和藩、鉴真东渡日本、郑和七下西洋等等，无一不昭示着中华儿女在传统和谐文化引导下向外播撒和平的种子、传播中华文明，同时又不断吸收他方的优长和异域的养分，客观上发展和完善了自身，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和昌盛，毕竟泰山不辞杯土方能就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方能成其大。当前，我们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认识、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的独立性、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明显，加上社会结构急剧变动，利益格局不断调整，长期积压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社会矛盾正处于一个相对活跃期，各党派、各民族、各行业、各阶层、各宗教系统—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具体要求和利益诉求，如何通过与人为善的积极引导、沟通协商，彼此谅解，达成妥协，从而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实现多赢，成为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而传统“和谐”文化主张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则有效地为今天的统战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三、传统“和谐”文化强调和衷共济，共同发展.为统战文化建设指明了目标路径

    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和谐”不是简单的知雄守雌，不是静态的维持不变，更不是相见笑脸相迎、相处一团和气的表面景观，而是一种积极的激荡，一种动态的整合，一种内在的凝聚，正如老子凝炼的概括:“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虽然在激荡和整合的过程中.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但只要各方真心实意地“兼爱”“兼善”“兼济”他方，真正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之成为一种心灵深处的默契，进而外化为各成员之间的互谅互让互帮互助，则矛盾和冲突不仅不会影响和谐，而且可以激发各方的活力，促进和谐进人更高境界。

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篇2

论文摘要：对于中国人而言，“和谐”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一个不变的追求，它渗透于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处世观、审美观及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为特质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对中国“大一统”社会结构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更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统战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与灵魂，凝聚着民族对世界和生命历史的认知及现实感受，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是民族生命力的重要彰显，更是民族创造力、发展力的重要源泉，同时还是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撑。

在中国文化中，“和谐”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一个不变的追求，无论是看待天人关系、人际关系还是认识宇宙万物关系，人们都把和谐当作最高境界，可以说，中国人对和谐的憧憬和向往已人脑人心人骨人髓，且表现于国人观念和行为的方方面面:在天人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它是一种和谐关系，“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因此，人类行为的最高境界就是符合天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把“和为贵”作为国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认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乡党和而争讼息，夫妇和而家道兴。”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谐”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在宇宙万物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宇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和谐的生命统一体，宇宙中万事万物都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阴阳的交感即互相组合与相互作用实现阴阳总体的和谐平衡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也是万物生成变化的前提:阴阳的交感和趋于平衡是自然界及人类社会获得和谐发展的根本条件，顺之者吉(阴阳和谐则发展顺利)，逆之者凶(阴阳失和则必定招致祸乱)，“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统一战线就广义而言，是指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阶级、阶层、政党、集团及至民族、国家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成的政治联盟。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新的历史时期统战工作作用重大、地位重要，仍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法宝。”“要把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任务，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项重大任务，摆到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真正抓紧抓实抓好，努力把统一战线建设成为坚持以人为本、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一战线，建设成为具有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共创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要实现以胡锦涛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这项重大部署，需要做的工作很多，统战文化建设尤其应当先行一步。所谓统战(统一战线)文化，其实就是社会各民族、党派、宗教、阶层、社会团体为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协同合作的内在追求和外在行动。

由于统战文化与传统文化在“和谐”意义上高度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特质客观上为统战文化建设奠定了厚重的历史基础，积淀了充足的人文养分。

一、传统“和谐’，文化追求和而不同、多样统一，为统战文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华传统文化崇尚“和谐”。“和谐”不是完全相“同”，不等于整齐划“一”，所谓“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即一种声音不成弦律，没有听头;一种颜色不成文采，没有看头，因此，“和谐”的前提是多，多样统一(不“同”但彼此协调)才一可谓“和谐”，如五音成声、五色成文—只有多种声音有机组合才有“和声”，只有多种色彩有机交织才有“美纹”—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国语?郑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更是将其上升至政治、社会层面:和谐发展(和)能够使万物生生繁衍并产生新的果实，相同东西的简单叠加(同)则会导致死亡。

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包容万物、求同存异的大智大慧，使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历经磨难而薪火相传，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统战文化究其根本也正是“和谐”文化的产物。目前，我国客观上还存在着不同民族、不同党派、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所有制的状况，作为社会各民族、党派、宗教、阶层、社会团体为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协同合作的内在追求和外在行动，统战文化本身就是“和谐”的产物，是“和而不同”的结果，是同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具体表现为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和衷共济，共生共荣。没有异，就无所谓统战文化，没有同，就构不成统战文化，因此统战文化本身就是一道“和谐”风景线，既存在多样性、差异性，又存在共通性、统一性，还存在互动性、互补性，闪耀着“和谐”的光辉。可见，传统“和谐”文化追求和而不同、多样统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我国各党派之间、各民族之间、各阶层之间、各团体之间、各宗教信仰者之间人们和谐相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传统“和谐”文化主张相互尊重、和睦相处，为统战文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谐”的思想根深蒂固，且“和谐”不止于天人之间、物我之间，也不止于亲人之间、朋友之间，而是施及天下，泛及大众。如《礼记·礼运》所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国人普遍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提倡“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传统的“和谐”文化反映了国人对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殷切向往。因此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崇仁尚义、谦和善良、温柔敦厚、海纳百川:张赛出使西域、文成公主和藩、鉴真东渡日本、郑和七下西洋等等，无一不昭示着中华儿女在传统和谐文化引导下向外播撒和平的种子、传播中华文明，同时又不断吸收他方的优长和异域的养分，客观上发展和完善了自身，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和昌盛，毕竟泰山不辞杯土方能就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方能成其大。当前，我们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认识、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的独立性、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明显，加上社会结构急剧变动，利益格局不断调整，长期积压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社会矛盾正处于一个相对活跃期，各党派、各民族、各行业、各阶层、各宗教系统—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具体要求和利益诉求，如何通过与人为善的积极引导、沟通协商，彼此谅解，达成妥协，从而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实现多赢，成为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而传统“和谐”文化主张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则有效地为今天的统战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三、传统“和谐”文化强调和衷共济，共同发展.为统战文化建设指明了目标路径

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和谐”不是简单的知雄守雌，不是静态的维持不变，更不是相见笑脸相迎、相处一团和气的表面景观，而是一种积极的激荡，一种动态的整合，一种内在的凝聚，正如老子凝炼的概括:“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虽然在激荡和整合的过程中.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但只要各方真心实意地“兼爱”“兼善”“兼济”他方，真正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之成为一种心灵深处的默契，进而外化为各成员之间的互谅互让互帮互助，则矛盾和冲突不仅不会影响和谐，而且可以激发各方的活力，促进和谐进人更高境界。

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篇3

1传统武术文化生命的观念形态

如果就中华文化发展的表现看，她无疑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具有其特有的根源性。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话来说，中华民族是最具原初性的民族。正是因为她是一个原初的民族，所以才能够独特地从根源上运用其心灵，这种运用心灵的特质，正是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生命”。而武术恰恰就是这种文化生命活的标本和存在体。

武术与西方体育文化在产生的原初就具有其各自不同的精神形态，在思想源泉上就有深刻的差异性，中华文化首先在于把握“生命”，而希腊文化则首先把握“自然”。《尚书?大禹谟》言曰：“正德利用厚生。”这是古代中国文化生命里最为根本的一个观念形态，这一形态即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首先向生命之处用心。正德、利用、厚生这三个方面本质上就是在修己与安民两方面。“生命”是最为复杂的东西，甚至难以用属性和本质这类哲学范畴对其进行解析，因而当今武术本质的研究仍旧是一个难题，这是传统武术自身所蕴藏之生命本体所决定的。正是因为生命的复杂性，才有人说：“征服世界易，征服自己难。”，明代武术家戚继光也说：“去外寇易，去心寇难。”武术的本质力量就是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类似尼采所提出的“超人精神”，即“不断超越”才是生命的本质，因而有学者在西美尔生命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习武者内在的非理性生命冲动才是武术本质性的灵魂〔2〕这一命题。这种关于生命的冲动是最深刻、最根源的智慧发动之处，实际上表现在武术文化的生命当中。

正德和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利用厚生或安民则是对待他人的生命。所谓“对待”意指如何来调护我们的生命、安顿人民的生命。所以中国文化特质里之保命全形、注重生命、把握生命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解剖或者解释，乃是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把握。因而正德、利用、厚生这一组观念形态是属于道德本体的一个范畴形态。传统武术在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时正是采取了中华文化特有的生命观，是“以德服人”、“以德感人”和“以德化人”，这才有了太极拳 “化动四两拨千金”这种让敌人倒伏却不致命的高级技击术和少林武术禅武“恕”的宗教精神；在对待自我生命方面，武术中的养生之术则更为高妙，有《易筋经》、《五禽戏》和《八段锦》这种养生功法和混元桩、三体式等桩法，太极拳本身就是一种高级养生功，具有导气、养神、通经活络的综合作用；另外在武术的习练过程中，对练武的时辰、环境、方位、衣着等都非常讲究，所以有“闻鸡起舞”、“早不朝东，晚不朝西”、“拳后一身汗，避风如避箭”和“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武谚，还有四戒、五损、十忌、十八伤、廿六宜等非常具体的摄生法则。

实质上，武术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的生命观并非仅是人的自然“生命”，自然之生命是属于形而下的，而是在中华文化里蕴藏的那种精神性生命，即心灵世界和价值世界。道德从本质上就从属于心灵世界和价值世界。而正德即是道德的，利用和厚生是道德形上学的实践，这就开启了后来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之学，其中正德是内圣之事，律己要严，要时常反观诛己；利用和厚生是外王之事，对待他人要宽。也即是说“生命”观在武术的文化内核中是一个观念形态，属于道德形而上学的观念形态，在经过儒家的理论化改造后就形成了“仁智合一”的道德文化系统。

2传统武术与儒家的仁智合一

从根本上讲，仁智合一的道德文化系统，始终被“仁”给笼罩着，可以说中国的文化系统是一个“仁”的文化系统，甚至可以说“仁智合一”当中却是没有智的，因为智存在于具体的道德措施当中，在利用和厚生中表现，在道德实践的形上学笼罩下为实用的表现。武术之具体形态正是这种实用的表现，韩非有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春秋战国时期侠文化的出现使古典道德实践成为物化和肢体化的语言，这种语言成为表达侠的生命价值观的一种特殊方式，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汲暗、郭解、剧孟等诸游侠像王侯将相一样被单独列传，或贬或颂间无不渗透出狭义行为中透出的道德精神。

“仁”在儒家思想中作为人的类本质而被呈现，从解释学角度看，“仁”并不具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定义系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把仁看作“全德”的代名词〔3〕，也即是说仁包含了德的诸多内涵，如“杀身成仁”、“克己复礼为仁”、“仁者必有勇”、“忠孝谓之仁”、“知之方为仁”等，因此从仁的不同含义中看出，仁实际是形而上者，而智、礼、信义、忠孝是形而下者，谓之实践仁于社会之中，仁的笼罩地位在此时是不言而喻的。之所以把“智”而非义作为仁的第一实践体，是由于智是第一心的，换而言之，智是最靠近本心的。智者知也，通明万物，方达吾心，能直接通达人心的第一实践就是“智”，那么它理所当然的成为厚生的统领者。知后方能有礼，知礼方能有信，只有名觉父母之心才能懂得孝悌，因而智是德在实践层面上的第一属性。

武术的魅力就在于它“柔弱胜刚强”的技击艺术，《太极拳论》有言道：“……概不外乎壮欺弱、慢让快耳。有力打无力，手慢让手快，是皆先天自然之能……查‘四两拨千斤’之句，显非力胜。观耄耋能御众之形，快何能为？”〔4〕因而对武术而言，智是被放在首位的，武术修炼的高级阶段必须由智来承担，很多精要之法门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必须通过个人的亲自体悟才可触及，其必然经历一段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期间智力因素占有极大比重，善思考者、有灵犀者、坚持不懈者往往能成就一番武学事业，而浮躁不定者、愚笨木讷者和半途而废者则成就有限或者一事无成。从另一角度看，习武本身是个人修炼的过程，是不断提升个人道德境界的历程，那么是否也可以把武术定义为境界形上学的实践体呢？自古习武者皆修心智，而心智正是武礼、武品、武义之根本，因而在实践层面上说“仁智合一”竟不如说是“智为唯一”。

仁的观念形态在根本上是为了安顿我们的生命而形成的，虽然看起来广大无边，无法予以进行概念性框定，但却有一个中心要领，就是通过孟子的“仁义内在”而确定善的标准。仁义本是由于如何安顿和调护我们的形而下的自然生命而显出的一个道德生命、理性生命，即是说：生命不徒有其自然之表，不仅仅是清一色的肉体生命，其间包含了一个异质性的理性生命，由心灵所表现的理性生命。以此推论，仁义必是内在的东西，因而性善必然性的成立，放在武术的层面，我们即可以说武术绝不是徒有其表的暴力美学或是套路艺术，他本身涌动着的是“仁义内在”的生命意志，是在明澈之后的理性心和超验心。这个理性心和超验心的浮现，靠的就是在修炼过程中以智寻仁、以修寻心的求索行为，把外在的一起悬置和虚无化，从而达到彻底消除传统武术人自身存在的一切方法意识和思想观念，彻底放松身心，从而使此心得以彰显〔5〕。这一过程正还原了传统武术真正的文化特质所在。

3 传统武术彰显的道德主体性

若以儒家仁义必内在为毋需证明的先决条件，那么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则必然成立，便可以由恻隐之心见仁，修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仁、义、礼、智四心就是心之德，亦即由心见性也。这一个心性我固有之，非由外而发我，因而是先天内生的。那么这个心性就是道德的心性，我们又称之为道德理性。这是定然的如此的，无任何先决条件的，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先天综合的统觉”，即“我思”必伴随我所有之一切之表象〔6〕。那么这个心性一旦显露，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主体性”(Moral Subjectivity)完全壁立千仞般地树立起来，上面通天，下面通人，此才为天人合一之道的真正内涵。

本文开宗明义地讲过，武术承载了中华文化本体的特质，真正的武术大师往往把徒弟的道德修养作为培养的第一要务，因而武术练的是体魄，修的却是真心，这也是为什么本来应当是纯粹技击运动的武术却在后来演变出了桩功这一具有强烈异质性的修炼方式。不同的套路运动形式是不同的修炼法门，不同的习武经验则是通往本心的不同路径，可以武修禅，可以气修身，所谓外练筋骨皮，而内练一口气，练筋骨皮与练气两者都是修炼的必由之路，直到习武者可以真正悬置自己的外在肉体、尽己之性时方显本真。那么尽己之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即是天人合一之道，亦即上面通天，下面通人。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中庸》有“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等综合统摄而成，而无论心、性、伦皆是理性生命，道德生命之所发。儒家与西方后现代哲学家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道路，一个着手建立人的道德理性和主体性，一个则竭力消弭人的道德主体性，一个悬置了人的肉体兽性，一个悬置了人的精神理性，其中孰优孰劣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通过习武这样一个由外化到内化的习练过程，达到一种主体显现的状态，那么这个过程便是树立理性人道德主体性的过程，无论从中华文化的心性一面还是从礼乐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的尽理性精神”而形成的文化系统实在是饱满之极，牟宗三先生称其为“圆盈的形态”〔7〕，那么武术之圆盈形态的表现则是完满的道德人格。因而我们往往发现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武林至尊的地位总是给予少林，这不是因为少林武术多么的所向披靡，而是少林寺历代高僧大德辈出，他们的武术修为正体现出那种类似圆盈的形态，该形态恰恰彰显出了习武者的道德主体性，虽然小说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成分，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武术的精神实质所在。

4结语

通过对传统武术文化生命的观念形态、儒家仁智合一的实践形式和对中华文化的道德主体性彰显的逐步剖析，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践行了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哲学理想，深刻展现了中华文化道德本体的特质，并认为只有真正了解了武术所特有的这种文化形态，才可以从根源上寻到武术之真，从而为建立一个属于武术自己的学科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震,杨丽.武术本质层次论〔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9.

〔2〕吴福友,付文生,席饼嗣.从生命哲学探讨武术的本质与发展策略〔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32(5):60-63.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三联书店.2008.9:89.

〔4〕太极拳全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8:710.

〔5〕乔凤杰.武术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19.

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篇4

〔关键词〕 民惟邦本，为政以德，隆礼重法，慎独正己，孝廉相成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4-0038-04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特别注重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廉政特质，并根据治国理政的任务要求予以时代性提升。 〔1 〕概括出传统文化中的廉政特质、总结好党在实践中对这些特质的时代提升，进而发挥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文化血脉功能，是当前理论工作者应努力承担的一项重大课题。纵览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所积累和传承的廉政文化，民惟邦本、为政以德、隆礼重法、慎独正己和孝廉相成构成了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因此历久而弥新，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民惟邦本的当代提升――强化宗旨意识，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精华，是古代廉政文化体系之根。中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格言，尽管它最初是作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警示而出现的，但在杰出思想家、开明政治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合力作用塑造下，已成为维系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命运的重要纽带。开启传统廉政文化的寻根之旅和提升之路，首先就要把目光聚焦在民惟邦本这一命题上。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而仁学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孔子是古代先民朴素人道主义的继承人，他整理了上古典籍《尚书》并发挥了其“民惟邦本”的命题，提出“仁者爱人”，主张“亲亲而仁民”。孔子强调“民”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要求诸侯在资源分配问题上“博施于民”，在征用劳力问题上“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从而“其养民也惠”。儒家的“亚圣”、“仁学”一脉的主要代表孟子则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激进命题，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提倡当政者要与民同乐、与民同忧。儒家“礼学”一脉的主要代表荀子以生动的比喻来揭示君（官）民关系，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一影响深远的观点，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的警世钟。 〔2 〕从实际历史看，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都是民本思想施行较好的时期；夏桀、商纣、秦二世也正因贪暴无度而自毁江山。五千年文明史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证明，民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权兴衰成败的根本因素。

廉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密切为政者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民情怀是为政清廉的思想基础。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律”，首要的就是坚持人民立场，对民惟邦本的传统廉政文化进行当代提升。关于当代提升的总体方法论，同志强调要“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具体到民惟邦本文化的当代提升上，一是要将传统民本思想的统治阶级立场（出发点）转换为人民群众立场。与古代奴隶主、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特权而施行仁政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要把“为民”从传统文化中的手段地位提升到目的地位。二是要对执行民本理念的方式方法进行创新发展。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纠正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三是要与时俱进拓展人民群众的概念内涵、更新服务人民的任务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坚持人民本位就是要协调好各个阶层群众的相互关系，维护好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重点解决好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坚决抵制人民群众最为痛恨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公，团结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二、为政以德的当代提升――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净化政治生态

政治具有深厚的文化和道德内涵。〔4 〕如果说“民惟邦本”体现的是传统文化对巩固社会根基的思想自觉，那么“为政以德”体现的就是对执政者示范效应的思想自觉。《论语・为政》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这里，孔子用北极星的中心辐射地位，来形象地比喻执政者勤政爱民、率先垂范行为对政治环境的积极影响。党的十以来，同志多次用“关键少数”一词来称谓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关键”准确地凸显了领导干部在廉政建设中的示范作用。

古语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中多处记载了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如“颜渊篇”记录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子路篇”记录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政治示范思想产生了深刻的文化与历史影响。 〔5 〕《大学》以“内圣外王”范畴对为政以德进行了更加清晰的结构化阐释，强调了执政者树立政治权威的德性基础。〔6 〕荀子同样认为“君子者，治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明朝一则著名的《官箴》写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今天的我们不仅能够清晰地绘出这些政治思想史的文脉，而且能够在古代清官文化、近现代爱国将领的现实行动中找到历史见证。北宋名臣包拯铁面无私、廉洁公正的动人事迹以及后世对此的热情讴歌，晚清民族英雄、被江苏人民称颂为“林青天”的林则徐的拒贿事迹与禁烟壮举 〔7 〕，一幅幅感人肺腑的历史画面生动地诠释着为政以德的巨大感召力。

以官为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因之一。剥离其中的官本位、家长制封建糟粕之后，通过为政以德的廉政文化来教育熏陶党员干部，对于传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塑造以才立身、以德服众的政治人格，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家机关和党政干部的社会示范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把握，对“为政以德”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与提升。其一，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收篇之笔，作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根本政治保证。现代国家都采取政党政治，在当代中国弘扬为政以德精神，首先就要端正党风。中央以从严治党为遵循，拔烂树、治病树，打老虎、拍苍蝇，反腐力度空前，通过改善党风引领了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其二，重中之重是紧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作风建设。同志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各级干部要带头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努力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党的十之后的四年里，正是中央领导坚持以上率下，正风肃纪才取得明显成效。其三，以法治思维定位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和职能，明晰其与法人、公民等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人治社会中，政府是作为绝对权力的执掌者而存在的，追究政府责任、“民告官”等行为被事实性地排斥。〔8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要大力破除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封建因袭阻碍，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

三、隆礼重法的当代提升――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大力推进制度反腐

引导和规范官员“为政以德”、防止现象发生，必须诉诸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在这一重要维度，先秦思想集大成者荀子提出的“隆礼重法”观念堪称传统文化中以法治吏、以法促廉的圭臬。在当前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文化奠基工作中，弘扬隆礼重法思想并予以时代性提升，尤其具有增强民族心理自信、促进廉政建设走向法治化的现实意义。

《荀子》中写到，通过“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就能够逐渐形成思想和行为的统一规范、仪节、准则，从而保证人们在礼法的框架之内活动而不生异心不行异举。在儒家学说中，全面的礼法制度不仅包含德治，而且主张“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明德慎罚”。与之相比，法家学说则更为重视严刑峻法在规范约束人们行为中的作用，极力强调赏罚分明、法不容情。儒、法思想相互影响，为历代统治者综合吸收，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外儒内法”的发展线索。〔9 〕在制度设计上，古代统治者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规约官员，总体上保证了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封建社会形成后的两千多年里，历代君主重臣不断积累统治经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监察制度和较为系统的监察思想；在官吏考核方面制定了《上计律》《考功课吏法》《考满法》等律法，对于澄清吏治、擢优黜劣、惩治腐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 〕

历史同样从反面告诉我们，权力一旦失去制度的约束，就会任意妄为、走向腐败。汲取古代隆礼重法的廉政文化资源并进行时代提升，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使之在正确轨道上运行。首先，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规范党员干部和政府机关的行为活动。党的十以来，党中央确定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出台了严禁公款走访送礼、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等等的六条禁令；同志在2015年十八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提出了“政治规矩”的重要范畴，强调、党的纪律、国家法律、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规范意义。其次，借鉴隆礼重法、礼法合治的历史经验，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统一起来，触动灵魂与约束行为紧密结合，使纪律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儒家传统思想主张“先教后诛”，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这种德法兼顾、注重化育的观念，启示我们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而决不重蹈无限上纲、趁机整人的“”歧路。再次，借鉴历代用人制度、监察制度设计的经验与教训，严格把好选人用人关。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卖官鬻爵是古代诸王朝灭亡的前兆。当前加强廉政建设，必须重点做好组织人事工作，以严明的纪律保证干部选拔过程透明公开，真正把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选拔上来。

四、慎独正己的当代提升――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追求高尚的生活情操

“隆礼重法”侧重于从客观的、外部的礼仪制度方面约束执政者的行为，而“慎独正己”则侧重于从主观的、内在的道德修养方面规范执政者的行为。历史作为一个内在进程需要在主客交互作用中来体现。〔11 〕外在约束与内在规范，构成了防范执政者损公肥私、确保其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同志指出，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做情操高尚的人民公仆。慎独正己的传统廉政文化资源，在新时期正焕发出历久弥新的精神活力。

修身是古代士大夫为人、入仕的基本功课。孔子倡导为官者应“修己以安百姓”，他本人生活的“俭”行被学生们视为与温、良、恭、让并列的人生美德，从而为廉洁从政奠定了道德修养的基础。修身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内在要求使然，因此《礼记・中庸》称“君子慎其独也。”即从修身主体的精神深处进行改造，进而做到表里如一、始终一贯地扬善行善。与“慎独”思想内在相连的是《大学》所强调的“正己”，即要求修身主体不断用崇高的道德规范匡正自己、完善自己，做到闻过则喜、知错必改。〔12 〕这又与前文所说的“为政以德”紧密相关。我国古代杰出政治家修身正己的雅操，是这一重要廉政文化的生动诠释。如，汉武帝晚年颁布《罪己诏》，向天下人谢罪；诸葛亮以《淮南子・主术训》中的“淡泊明德，宁静致远”思想教育子女抵御财惑；王守仁通过“求之于心”来激发自己报效朝廷的不竭动力等等。可见，修身养性能够提升人生境界，从而以无形却强大的力量来规范从政实践。

慎独正己思想是中国古代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和行为的精神原点，是塑造中华民族先进分子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品格的源头活水，对于新时期提高党员干部道德修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对慎独正己思想进行当代提升，首先要借鉴传统文化德法并重、相互依存的宝贵经验。隆礼重法与慎独正己精神的统一，在当代中国突出表现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以法治保障德治、以德治夯实法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13 〕其次，党员干部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自己的精神生活，把党性修养与人格修养高度统一起来。坚持慎独，在个人生活、党内生活、从政生活、社会交往中注意检点言行，拒绝低级趣味、不良嗜好和不法分子的利益诱惑。坚持正己，树立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的座右铭，按照“三严三实”要求为人为官，努力学习共产党党规，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做合格党员。坚持把慎独正己的修身成果作为更好地服务人民的正能量，以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带动全社会良好风气尚的形成，共同构筑反腐倡廉的牢固防线。

五、孝廉相成的当代提升――通过弘扬家庭美德营造廉政文化氛围

孝道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民族精神特质的部分，是儒家推演建构整个伦理和政治规范体系的基石。孝与廉在中国传统道德中紧密相关，孝是指子女善事父母的伦理行为，廉是指官员克己奉公的道德品德。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孝不仅作为子女敬爱奉养父母的美德而存在，而且作为人的忠诚情怀、廉洁精神的培育机制而存在，因此也是古人眼中为官从政的道德基础。〔14 〕从文化比较学的视野来看，以孝促廉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独有资源，因此需要我们对之进行有力的借鉴和提升。

《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作为古代统治者极力推广的典籍，虽名为论孝道，实际则是以赞许孝心孝行来培养人对国家的忠诚品质。《孝经》提出“孝，德之本也”，行孝的高级方式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可见，《孝经》把报效朝廷作为大孝来宣扬。而家庭内部孝道的培养对于个人政治品行又具有直接教化意义，因为“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意思是说家庭内部的孝心可转化为庙堂之上的忠诚。从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来看，孝道的确对于培养官员的廉洁奉公精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官员因为首先是孝子，唯恐贪赃枉法行为暴露辱及祖先、难入族墓，因此必然有所顾忌；反之，若廉洁奉公操行传入天下，则能光宗耀祖、以报家慈。如包拯在家规中就写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

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是培养廉德、倡导廉政的重要心理基础，以孝促廉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家风廉政文化。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一定要维护好、提升好这个传家宝，进行恰当的现代性转化以营造廉政文化氛围。一是要大力倡导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并以这种道德化育促进公民洁身自好、廉洁律己精神的培养。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种途径，强化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传播教育，倡导廉政文化，强化公民的家庭责任意识和家族荣誉意识，使领导干部以及后备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更加牢固。二是要强化官员教育好家属子女、处理好工作与家庭生活关系的意识和行为。这是对古代以孝促廉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它不是指向官员的父母对作为官员的子女的道德监管，而是指向新的历史条件下官员防止家属子女谋求非法利益的行为。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官员家属子女利用官员职务之便收受不当利益、从事违法经营活动、获得违规任用提升等等现象层出不穷。为此，要把教育、约束好家属子女作为官员的分内职责来对待，遏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加大对于“裸官”的登记管理力度，加大对于海外“逃官”的执法追查力度，从道德教育、纪律约束、法治规范、社会舆论等多个方面引导官员理顺从政与修身、齐家的关系，通过弘扬家庭美德营造廉政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蔡 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治国理政记叙〔N〕.光明日报，2016-03-03.

〔2〕张启成.中国传统文化廉政思想的现实价值〔J〕.中国监察，2013（9）.

〔3〕王 杰.传统文化观在治国理政中的四大体现〔J〕.领导文萃，2014（11：下半月）.

〔4〕韩 升.权利概念的政治哲学理解――基于和谐共同体生活视角的考察〔J〕.长白学刊，2016（2）.

〔5〕李法泉.积极借鉴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12-03.

〔6〕唐明贵，周燕燕.《大学》的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上）〔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3-07-17.

〔7〕文 俊.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廉政智慧――访著名哲学家陶德麟〔N〕.湖北日报，2015-06-24.

〔8〕宋敏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之道及其当代启示〔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1）.

〔9〕贾丽民.反思达致真理：马克思《资本论》的思维方式意涵〔J〕.学习与实践，2013（4）.

〔10〕陆德生.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J〕.红旗文稿，2007（16）.

〔11〕沈江平.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原像考察〔J〕.长白学刊，2016（1）.

〔12〕唐明贵，周燕燕.《大学》的廉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下）〔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3-08-01.

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篇5

关键词：“瓦乡话”；土家语；苗语；巫文化；民间文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3－0095－06

巫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奇葩，一些研究巫文化的文章认为，巫术的治病功能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动力，“禁咒包含禁忌、符篆和咒语，属于上古巫术，在我国传统医学形成早期已渗透到医学中成为治病方法之一。禁咒治病是祖国医学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其主要根据是古代文献记载。有学者认为古代巫术与医术密不可分，认为古代巫术是医术的重要载体，古代巫术用来治病很有效。又有人从宗教和信仰角度把巫术与鬼神信仰结合起来。荆楚及湘西北是中国巫文化的渊薮，一些人主要从法术角度进行研究，还有人说商朝文化对荆楚地区有深刻的影响，有学者从祭祖、驱鬼治病、丧葬、生育、占卜、禁忌、宗教等角度对巫文化进行研究。湘鄂渝黔川诸省土家族民间巫师梯玛是民间巫文化的代表者，目前鄂西和湘西北是研究梯玛文化的中心，其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有人从土家族巫师歌词的宗教与文学内涵及生态环境、内容和特点、音乐等方面研究土家族梯玛神歌，有人把土家族《廪歌》与《梯玛》进行比较研究，也有人对湘西土家族梯玛神歌进行综述，其它研究成果如对梯玛在土家族民间宗教中的仪式“玩菩萨”进行调研和考证，苗学研究专家石如金先生在搜集翻译湘西苗族巫词招魂词旧和研究苗族创世纪历史领域颇有功绩，吴晓东搜集翻译苗族祭仪“送猪”神辞收获颇丰。旧以上研究成果各具特色，但学术界对渝东南、鄂西北、黔东北、鄂西南等地民间巫文化的比较研究薄弱，而这些地区历史上是巫文化的隆盛之地。目前学术界对其巫文化的研究与之不相称，这种局面有必要改观，这是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之必需。本文将田野调研和文献材料相结合，对土家语、苗语、“瓦乡话”地区民俗巫文化如祭家先、招魂、驱妖魔、“送猪神”等祭仪进行比较研究，力求找出其民族文化的背景、内在本质与规律。

一、湘鄂渝黔民族语言中的巫文化

渝鄂湘黔边区是汉族、土家族和苗族的世居地，苗族主要继承和发展了苗蛮文化，土家族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巴人文化，“瓦乡话”、土家语和苗语与巫文化密切相关，虎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在渝鄂湘黔民间文学和葬俗中保存着，虎神和祖先崇拜、仁义慈善、诚信勤俭、文明守礼思想给人以多种启示。

湘西北、渝东南“瓦乡话”盛行地区是深山老林、高山峡谷地区，交通极其不便，在人们眼里，这些地区神秘莫测，神出鬼没，为巫文化提供了存在的温床。“瓦乡话”就是以古代汉语为主、融进了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而这些少数民族及操瓦乡话的群体所创造的民俗文化与巫文化关系密切，是古今巫文化的宝库。渝东南、湘西北“瓦乡话”中的巫术材料如巫术神歌存在着崇虎因素，如其唱词：“白虎堂上坐，无事惹场祸”，“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打虎还要亲兄弟，上阵还要父子兵”“巴山老祖婆，听工慢唱祭祀歌”，这分明是在说，操瓦乡话的这部分群众继承和传承了古代巴人的白虎崇拜文化与风俗，成为与土家族有共同精神崇拜的近亲了，在有些地方，操瓦乡话的人甚至被当作土家族对待，其中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存在着共同的白虎崇拜。“瓦乡话”唱词比较多，与民间的虎崇拜相关，也有民族融合内容，如土家族白虎崇拜信仰“瓦乡话”的群众所吸收，“巴山老祖婆是祖先”，土家族以崇虎为其民族特征，对白虎图腾顶礼膜拜，“瓦乡话”也对白虎崇拜传袭下来。如“蛇有蛇道，人有人路”，是土家族民间文化与风俗中的龙蛇崇拜的反映；“人害人害不倒，天害人寸草不生，恶人自有恶人磨，好人自有好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机一到一切全报。”巫师在为亡人或鬼神做法事时念此巫语，劝诫亡人或鬼神要多对人类行善事，树美德，杜绝恶行劣迹，试图对鬼神亦起到教化作用，是巫术文化实用功能的神化。“穷人莫听富人哄，桐子开花要出种(办阳春)。”这是道士作法事时唱给鬼神听，规劝鬼神在阴间要对活人行善，不能恶败德行。“惹不起，躲得起”，巫师以此简短的巫语表达对鬼神的敬畏。“坏事做多了，没有好下场”，巫师用粗暴语言告诫鬼神不要做坏事，否则要受到惩罚。“多修桥，多补路，多给儿孙留幸福”，这是土家族巫师劝告鬼神为人类修桥补路，为后代子孙留福荫，不能学坏人、做坏事，而要向楷模看齐，告别放僻邪耻的过去，立足当前，着眼未来，自己才能修成正果。其中蕴藏的仁义：善良及训诫，充满苦心孤诣，同时也是人生教训与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巫师是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以朴素的语言传达深刻的哲理，是对传统文化最好的诠注。

土家语给巫文化增加了神秘色彩。古代巴文化崇鬼尚巫，今土家族继承这一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体现出的祖先崇拜令世人叹为观止。土家族巫师用自己的语言唱道：“尊敬的祖先，几代尊敬的祖先，酒杯里有酒，诚心诚意地敬你们!五个杯杯，还要烧五根香敬你们啊!拿一杯酒来，请你们出来啊!尊敬的祖先啊，抬一杯酒敬彭家屋的祖先。比人家走得快的祖先，管钥匙当家的祖先!数你们几代祖先，一代祖先，两代祖先，三代祖先，四代祖先，受人家尊敬的祖先，请你们啊!我们梯玛请你们啊!我手上的钱敬你们，我讲话请你们啊!祭祀祖先要靠梯玛才能完成，而且梯玛一双空手也不能完成神与人的交流与沟通，还必须给每个祖先神灵敬奉香、纸、烛，才能换来鬼神的高兴，祖先才能满意，才能随时随地保佑子孙后代。笔者2010年在湘西北里耶镇岩从村调查土家语，得到土家族巫师表达对神灵真诚信仰的句子：“我讲话，我大吵老虎鬼，我仇恨老虎催命鬼……”土家族巫文化的功利化、世俗化十分明显。进行田野调查的人都惊叹“岩从村”土家族民间巫文化的浓烈，对附近的苗族、汉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产生深刻的影响。土家族敬奉的神灵很多，分布范围很宽，我们从土家族巫师梯玛唱的《道情诉苦》便可知。“菩萨啊，敬你们，我用酒敬你们，你们的头大，我们司人请你们，敬你们，玩河司人，沃巴素司爹爹，桃坪炉把县公、县爷，兵营老爷，约正爹爹，恒扎文令乡约，还有其它菩萨，敬你们啊!”以“菩萨”作为“神灵”的代名词，这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口头语，不论什么鬼神，只要有益于人类，就是神灵，神圣不可侵犯，都被称为“菩萨”，掌握着世俗凡间的生死存亡、荣辱升沉，世人必须以好酒、好肉敬祭之，才能得到这些神灵的保佑与庇护，主祭者不能是一般群众，必须是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贤能；不让外人来主持祭祀，否则祖先会生气，就不能给世人以福佑。土家族巫文化中的神灵材料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内容，例如土家族历史上的兵制、

荒政、流民、打猎、自然生态等，都在土家族巫术生活或材料中得到保存。

苗语文化因素对巫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苗族在文化传统等方面主要继承了古代蚩尤、九黎、三苗与荆蛮的衣钵，也混融进许多濮人、于越、句吴的文化因素，而这些民族都盛行巫风，崇灵巫、敬鬼神是他们的重要特点。苗族群众崇巫重鬼，灵魂观念根深蒂固，还产生很多方术，至今湘鄂渝黔苗族崇巫风俗一脉相承。“北方人们放财帛神，南方人们放阿德财帛神灵，北方如果邀你们要别走，南方如果请你们要(阿德)别去，在家等放；坐地楼等放(阿德)时间神灵，大土地站尚有坡，小土地躲指(阿德)岭，祭祀祖神站尚有在车刘，居住地藏指(阿德)车布……”与楚辞《招魂》的祭祀对象、文化内核、神灵方位、祭祀仪式、祭祀歌词等都极其相似，这种祭祀文化并非一朝一日形成的，而是经过千百年来的实践、积淀与熔铸的结果，是巴楚地区各族群众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载体，分布范围十分广泛，歌词数量也很庞大。石如金、龙正学整理和翻译的苗族祭词不但内容丰富多彩，数量十分可观，而且涉及到若干民族，因而具有浓郁的区域文化风味。如“几个苗人、瑶人，寻不到立足之地，找不到居住的地方……循着山羊小径往前走，沿着陡坡幽谷向前行，来到泸溪县，走到泸溪垌，妇女邀约伯母叔娘，男子呼唤叔伯兄弟，祭祀鼓神，成立鼓社，近亲远戚来到，支系宗族齐全，九坡九岭的龙凤姑娘，被妖魔鬼怪吃去，只剩一沟一谷。鼓神祭祀不成，鼓社聚会不了。祭祀鼓神只成一堂鼓神，祭鼓社只成一堂鼓社。水域溯水而行，陆地沿山而上。”世间所有的珍贵东西，都要让神灵得到享用，巫师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让神灵心情高兴，驱逐鬼神，不再让恶鬼劣妖加害人类，使用威力迫使妖魔鬼怪远走高飞，使无辜群众生活得安宁，远离梦魇。苗族在万恶的旧制度剥削与压榨之下，血汗流尽，但在剥削阶级的奴役之下，挣扎在死亡线上，朝不保夕，神情憔悴，形容枯槁，无可奈何之时发出悲哀与祈求。“鼓社男子像蚕多，鼓场女子数不完。兄弟姊妹分清楚，异姓男女才相连……鼓社祭毕客散尽……平分银子用升量，每人分到一茶盘。田姓石姓坐务伴，留在留飘与古嘉。平分银子用升量，每人分得银一坨。田姓石姓坐务伴，留在古嘉与留飘。”可以看出苗族祭祀神灵很慷慨，猪、牛、羊三牲齐全，汉族古代天子、君主、诸侯使用的祭品是牛、羊、猪，牛、羊、猪肉、银子也可作为苗族的祭品，祭祀神灵完毕，人们平分祭品，并无偏私，更不独占。苗族祭仪还有“送猪”仪式，苗族东部方言区有“苗巴岱”、“汉巴岱”，二者都为苗族所信奉。“做巴岱”就是“做鬼”，“巴岱”有祭师、法师、巫师、鬼师、老司等名称。苗巴岱主要仪式有：椎牛、椎猪、接龙、还傩愿、祭家先、祭雷神、天王神、罗孔山神、波斯神、淘砂神、揭网神、追魂、除伤亡鬼、飞山神、公安三保神、梅山神、簸箕茶神、布冲他力、板可戎、滚娘公、解天狗、出告祝、推送五鬼及白虎、架桥、当坊土地神、楼公楼婆神。“送猪”是把猪作为牺牲送给家先，多神并存，很多神灵是其它民族共同祭祀与顶礼膜拜的对象，至今亦然，体现出苗族巫文化的神秘色彩、丰富内涵与永久魅力，这是民族文化恒久生命力的表现。

二、渝东南土家族民间文学与巫文化

渝东南是巫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酉水流域酉阳大溪老寨与湖北来凤县接壤，老寨犀牛潭神话中，犀牛是能破水通财的神圣，民众视为图腾和灵物。老寨聚天地灵气，形成风水宝地，有很多神话传说。例如亲人去世要从老寨108个堡选择一个在上筑灵穴，这是用巫术手段福佑后代。老寨犀牛潭神话与巫文化密切相关。犀牛潭有犀牛，财主居住酉水边，长工(方言为“长年”)为财主挑水干活，一天早晨长年去河边挑水，去了很久一担水都没挑回来。财主问原因，长年答：“我早上到河边挑水，水桶碰到河里一水牛，我打水时河水自动向两边让开，好多次都这样。”财主想：“天下哪有这等怪事!长年好吃懒做，编造谎言哄骗我。”财主和长年到河边把水桶伸向河里打水，河水向几个方向让开，水桶上有犀牛毛：“犀牛毛是宝，有避水神力!明天我亲自挑水，找机会抓犀牛毛发财!”财主次日去河边盯着酉水河，犀牛钻出水面看见财主，停在河中沙洲上吃草，不在水中滚澡，头天刚吃完草，洲上第二天又长满青枝绿叶的嫩草。财主听民众传唱：“左角左丞相，右角右文官，哪个葬到犀牛地，九知府，十都督。”知府、都督是旧时读书人羡慕的功名职位，加上文人创作形成内涵丰富的意象。民间传说：财主娘死后，财主用火烧把骨灰包起装进竹篮，清晨趁犀牛滚澡，张嘴反刍时把骨灰篮朝犀牛嘴里丢，未进犀牛嘴却挂在犀牛角上，犀牛游回深潭，财主跳到犀牛背上死抱犀牛背不放，以实现当皇帝坐江山的美梦，犀牛翻滚回深潭，财主葬身犀牛潭底，从此再未见犀牛来滚澡但天晴时有气泡冒出或树叶渣冒出来，据说犀牛在河底滚动。土家族历史上有火葬习俗，是古羌人习俗的演变与遗存。2006年7月10日去世、80多岁的彭明澍先生2006年正月初四给笔者写信说：“老寨在清朝及民国声名大的人很多，有拔贡、进士、秀才、司令、团长，有律令军的顾问后台，有世代繁荣的最大富豪，这些名人中有很多传奇故事……”财主与母亲骨灰葬身犀牛潭，后代子孙荣华富贵者不少，族众兴旺发达。与鄂西北相似，渝东南神秘的犀牛神话、葬俗与龙不可分割。“酉阳县大溪镇老寨古代有一青年彭武从小父母双亡，砍柴打草为生，他有次从山上砍柴挑着下山，在半坡看到一个年青漂亮的姑娘坐在路边石头上梳美丽的长头发，他好意叫道：“前边是哪家姑娘?还不回家，现在天快黑了!”姑娘听见就起身向前走，彭武在后边追，彭武走快，姑娘就走快，彭武加快脚步，姑娘就加快脚步，彭武放慢脚步，姑娘就放慢脚步，彭武追到酉水河边犀牛潭岸时，看看追上了，突然飞沙走石，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彭武什么也看不见了，待他重新清醒时看见前边犀牛潭有一条金黄色的龙在酉水河中动荡几下就沉下犀牛潭深渊中去了。”美女是龙女，龙与犀牛共存于犀牛潭，龙是犀牛，犀牛是龙，被民众当作图腾物。财主把母亲的骨灰篮丢进犀牛嘴中却挂在犀牛角上，财主跳到犀牛背上一起沉入深渊，葬身犀牛潭灵穴吉地，财主后代富甲一方，贵人大官和高官不少。与鄂西北武当山吕家河民间礼俗歌《待尸歌》对比：“葬到左边出阁老，葬到右边出宰相。若是葬到龙身上，状元榜眼探花郎。金银财宝滚进来，荣华富贵正当堂。”酉阳大溪老寨犀牛潭神话：“左角左丞相，右角右文官，哪个葬到犀牛地，九知府，十都督。”二者如出一辙!财主把母亲的骨灰挂在犀牛身上同沉潭底，以巫术卜占风水宝地，以巫术的神奇效应使得后代人丁兴旺，拥有福禄寿喜。2007年6月在老寨附近发掘出土距离六七千年的男女合葬墓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表明此地巫文化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背景，而非空穴来风。而如何剔除封建迷信的糟粕，反对以巫取财、牟取暴利甚至谋财害命，充分地利用其有利的民族文化与历史文化优势，促进当今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移风易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与艰巨任务。

三、鄂西北与广东山川风物、神秘葬俗歌谣的比较

鄂西北神歌谣及秘葬俗是巴楚文化的融汇。《待尸歌》是鄂西北、陕东南、豫西南、川东北交界

地巫文化，房县武当山区《待阳歌》民俗味浓。亲人死后要请道士、文人、亲友唱、跳、说、哭，办三天丧事，请风水先生和道士选择灵穴，在天亮前发丧：“鸡鸣三唱，东方发白。要抬死者上山掩埋，歌师改击‘还阳锣鼓’唱‘还阳歌’。”《待尸歌》内容结束：“还了阳，还了阳，阴歌改成阳歌唱。天上的星星改月亮，地上的百姓改皇王。锣鼓打到大天亮，丢下锣鼓去抬扛。金山抬到银山上，将亡人抬到(邪)卧龙岗，葬到左边出阁老，葬到右边出宰相。若是葬到龙身上，状元、榜眼、探花郎。金银财宝滚进来，荣华富贵正当堂”，“将亡人抬到卧龙岗”。为亡人选择风水宝地，以龙脉的灵异保佑后代子孙荣华富贵。《待尸歌》带有一些封建迷信色彩但反映了特定历史时代某些地区的风俗民情，是研究民间神话传说和民俗的“活化石”，有不可估量的科研价值，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中国南方沿海神秘葬俗、民间传说、歌谣与渝东南和鄂西北近似。广东韶关青嶂山民间广为传说。明朝皇帝朱元璋少时贫苦，随母沿途乞丐南下，流落在青嶂山云峰寺出家当和尚。一日在天池边忽听得几个小孩在唱童谣：“天池左角左丞相，右角右丞相，刘家出天子，朱家出和尚”。朱元璋当即责令小孩改唱：“天池左角左丞相，右角右丞相，朱家出天子，刘家出宰相”。后来历史果然印证朱元璋做皇帝，刘伯温做宰相。朱元璋母亲病故葬于天池中间，产生朱麻龙祭坟的神话故事。渝东南与鄂西北神话传说、葬俗与中国传统风俗及天文紧密联系。犀牛或其它动物角有神力，与天上星宿相关，角宿是天门组成因素，左角与天田、右角与天门、苍龙与角宿对应，天关是苍龙角，崇拜神秘动物角，左右角象征将领都凭天数而成功。对逝世亲人、祖先坟墓营建的重视有悠久的传统。如梅州客家人及从梅州奔赴海外的侨民从古至今有“村内的华侨凡富有之家都愿意建大厝、祠堂、书斋、坟墓，然后方谓完成人生大事。倘此四样不全即不得称为‘全福’，因大屋住人，祠堂崇祭，书斋设教，坟墓敬祖都是光前裕后。”大厝、书庙专为活人而设，祠堂、坟墓为逝世亲人而置，坟墓被华侨与客家人视为神圣对象。坟墓作为逝世亲人身体与灵魂归宿，对坟墓营建的重视体现了孝义精神，逝世亲人在良好的坟墓风水环境中能保佑子孙繁荣昌盛。

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篇6

关键词：传统戏剧表演 艺术传承 特性与功能分析

一、引言

在现今这个人类精神文明越发进步的年代，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越发地注重起来，并在全球兴起了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因此，深入研究我国的戏曲表演的艺术传承的特性与功能，不仅仅是符合现代人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也可以更好地弘扬与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传承特点

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措施，国际上曾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首先是以真实的文字记录或者是影音视频录像、图片留底记录，其次对相关的人物，或者是事物进行专门的保护与传承。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是依靠着人来进行一代代地传授与讲述，从而进行传播。传统戏剧表演艺术是以一个动态的传承模式呈现的，因此必须依靠有实际代表性的表演传承项目与表演人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扬，必须依靠着传统的表演模式，依靠艺术家的一代代传承，因此传承人是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的一个生动的载体。传统戏剧中，黄梅戏、京剧、越剧、京东大鼓等，都必须依靠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对学生进行示范，演示，言传身教。这些无论如何无法以单纯的文字形式记载出现，因此只能依靠着表演艺术家去进行传承。人物传承的特性有以下三点：

1.非物质遗产的传承方式是依靠人为的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体现的是以往的生活以及行为发展的过程，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离不开使其延续的人，通过人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表演、复制与制作，而传承的人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与证明。尤其是传统戏剧，如京剧，其所存在的方式也不能通过纸笔来记载，必须通过人来演绎与表现。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传承人相互依存，共存共亡，以此就体现出了传统戏剧的艺术传承的本质与特性。

2.对于传统戏剧来讲，其本身的价值、呈现状态、人们的接受程度，与传承人有着直接的关系，并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应该被延续传承。人们所去留存的、重视的、延续的，应该是那些拥有极高的精神价值，拥有深刻意义，蕴含浓厚的民族感情，深藏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精髓，并随着时间的发展，能焕发出更耀眼的光芒，散发出更顽强的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为了保证传统戏剧表演艺术可以被更好地延存，其传承人也必须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导师：可以把本身的技能，以及从古至今流传下的各种表演技，进行一代代的延续与传承。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拥有可延续性、非单一与可替代的特性，因此可以不断地培养传人，使之传统表演艺术也可以一代代地进行发展与延续，不会像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淡出人们的视野中。

三、传统戏剧表演艺术的文化传承功能

1.对于传统戏剧的传承与发展，我们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要弘扬与发展传统戏剧的文化，不发展创新就意味着灭亡，因此传承人需要以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眼光去看待问题、思考问题。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依托于传承者得以延续，因此传承者必须以开阔的眼光去审视问题，在原有的古老的技艺基础之上吸收新的技艺，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气。

2.对艺术的传承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地更新文化内涵，真正的文化意识形态是穿越时空、时间、空间、种族、国家的一种形态意识，是从古至今无数艺术家一代代延续至今的艺术珍品，这代表了一个时期内人们对戏剧表演艺术的审美眼观与审美角度。随着无数传承者的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戏剧艺术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

3.传统艺术的领域并不仅仅是脸谱、水袖，表演形式也不仅仅是唱念做打，而是一种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贯穿整个中国古典表演艺术的形式。同时传统表演艺术中的场景、故事、对白等，都使得整个表演形式充满了东方的古典魅力。

四、结语

传统的戏剧表演艺术作为我国的国粹以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其自身独特的魅力，也在不断地去吸引现代的年轻人。因此，传承者应从各种渠道去宣传传统的表演艺术，鼓励更多的人投身于其中，使传统经典的表演艺术形式保持着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郭英德.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人的特性与功能[J].天津社会科学，2015，5（03）.

[2]王琦.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的特性和功能[J].音乐时空，2015，4（01）.

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篇7

1.宁波传统村落的现状。生态环境是宁波传统村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亦是多年来宁波传统村落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环节，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宁波传统村落原有的自然平衡被打破，此外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加入，建筑开始增加，绿化率不断减少，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受到外界影响，村民也迫切改变生活水平，随意搭建临时建筑，但由于没有合理正确的规划指导，导致村落生态环境质量急剧下降，甚至连朴素的民风都受到了影响。

2012年我国政府正式启动传统村落的全面调查，同时进行了专家审定与《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甄选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

2.宁波传统村落的地域性特征。位于浙东沿海的宁波，是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在周朝就已经有“甬”之简称，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因为历史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目前宁波遗留下来的传统村落已经不多，在现有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18个村落情况来看，这些经历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村落随着历史的变迁，现今还保留了较完整的历史文脉。这些村落普遍存在两大特征，一是村落整体性环境较为完整，它包括地名文化、建筑群落、桥梁道路设施、水脉、生态植被等，较具规模和历史原有风貌；二是留存了较多的地域性特色文化，比如民间风俗、宗祠、族谱等。

二、宁波传统建筑环境文化的保护方式

1.整体空间保护式。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提出了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并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做了明确规定。对于生态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原地保护和居民保护的理念，把村落整体空间列为保护范围，容纳其所包含的物质形态要素以及非物质文化要素，进行整体性的保护，形成博物馆化的保护空间，有助于改善村落中的文化资源的完整性，这是对其进行合理的展示、保护和传承。

2.生活化文化场景延续式。延续传统建筑风貌是改造式村落的共生性建设的关键，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物质要素，构成与村民日常生活和谐共存的物质生活环境和非物质文化发生的场所氛围，也就是生活化文化场景的延续。随着村落的发展，改造式村落的原始风貌有了较大的变动，村落中遗留下来的少量传统环境及传统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是村落改造建设的原始依据，对村落中建筑的改造以及少量的新建部分均要以此为原型，保持村落传统风貌特征，尊重当地风貌，彰显地方特色；对于村落选址布局、建筑院落空间等所体现的传统文化思想应当理性地传承。

3.再现文化场景创造式。新建式村落在村落规划、建筑设计、景观建造等方面采用全新的方式，设计创新的基础是以村落原来的风貌和文化特征，通过村落现存的自然环境以及村民现代生活的需求，引入村落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现具有传统文化风味的村落建筑环境和文化氛围。

鼓励村民积极引进本村的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维持非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同时还可根据需求构造乡村产业的支柱。

村落建筑在设计时可借鉴传统建筑特点，来体现传统建筑中蕴含的文化涵义，所代表的特定习俗和传统，有效表达在新建筑中的传统文化。赖凌瑶认为更新研究需要对古村落进行大量的现场调查，应该对居民内部生活延续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需要提出延续街道街区的居住功能、进行居民保护以及延续居民的生活文化等面进行改造。在平面布局上参考传统建筑的区分方式，来配合村民的传统习俗和满足村民心理需求，同时利用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等所需的空间进行布局。

三、宁波建筑环境文化的保护设计的原则和目标

1.村落建筑环境设计基本原则。传统村落建筑环境是由一系列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是自然要素和人工要素的符合载体，同时它又表现出环境形态的多样性。在传统村落建筑环境的保护设计时，需运用科学知识，秉持村落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历史建筑的完整性、传统功能的连续性，使各种因素协调统一、有机融合。而在目前的古村落保护工作中，保护规划缺乏对古村落具体内容的控制与引导的深入研究。

我们应该注重整体协调，实现优化发展，传统村落本身就包涵了很多物质和非物质，需要多方面考虑，这条原则能协调好保护各方面的关系，也为日后村落的建设和保护提供了方便。同时借鉴国外等历史文化遗产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建设相关保护的主管部门和文物主管部门来建立真正的责任机制，明确各自的权利和责任，保护传统村落文化涉及到古建筑的修善、村镇功能区划的调整、基础设施的改善、生态景观的修护等。传统村落遗产的保护是村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

传统村落在外界的影响下，也需要注重自身的地域文化特色，不能随波逐流，宁波传统村落的古文化特色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环节，它不仅阐述了某阶段时期村民的生活盛产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体现了它本身的历史内涵和对未来的借鉴。

塑造传统村落应以现有为基础，通过自然渐变的演进理念，结合传统中最具潜力的部分与景观的现实及后续发展，从而巧妙地将自然因素组织到村落环境之中，使之获得持续活力的价值和生命力。

2.村落建筑环境设计的目标。古村落的保护规划必须坚持整治的方式，严禁采用大拆大建的改造方式。保护宁波传统村落历史建筑、风貌特色及文化遗产，保护并传承历史文化价值，在这些保护的基础上，也要为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坚持合理科学的管理制度，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通过改善传统村落的建筑环境，增加必要的公共设施，提高村民的生活居住水平，同时也要建立相关的管理部门，落实一切的保护内容。

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篇8

【关键词】行政保护；商业保护；特别知识产权保护

一、行政保护

我国2011年颁布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属于典型的行政或者公法保护。该法的目的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是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下进行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予以支持。该法的颁布与实施无疑为那些濒临丢失的民族传统文化、弱小的民间传承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行政或者公法保护。这种公法性质的行政保护是区别于私法性质的知识产权保护。正如，该法第44条中的规定，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显然，在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主体经济权利、精神权利方面，行政保护是不足以保护的。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采取相应地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而对于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主体来说，其权利的保护只字未提。而且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传承人的演绎创作作品侵犯了原权利人的权利。相反，知识产权作为典型的私权保护，主要是通过以事先许可为内容的专有权制度控制权利客体的各种使用行为，涉及明确的具有财产内容的经济权利、精神权利。

二、商业保护

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商业保护多是遵循着一条商业运作的线索。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牵引，企业、个人的投资，专家、群众的加入和参与，是商业运作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例如，《印象 ·刘三姐》的商业运作。广西文化厅的牵引，桂林广维文华有限公司的投资，张艺谋、梅帅元等导演、编剧的加入，当地民族群众热情的参与，使其不断发展为一个集现场演出、景区游玩、旅游休闲、图书光盘出版物销售等多种文化形式、多种媒体互动的综合经营项目，是典型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商业运作。然而，这种商业保护模式只能从间接角度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直接保护的还是投资方的利益。现行知识产权法对此商业化作品也是有明确保护，对其中涉及的民族传统文化也是“爱莫能助”。而且其中的问题并非直接、间接保护那么简单，同时隐含着民族传统文化商业保护模式同样化、利益相关者利益平衡、民族传统文化产业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与我国构建民族传统文化特别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言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考量。

三、特别知识产权保护

上述的行政保护、商业保护都不能从专有权角度保护权利主体的经济权利、精神权利。而知识产权类型的私权保护能够从根本上保护权利主体专有的权利。换言之，一方面，对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利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是存在困难的，尤其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不符合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客体的特征，需要构建特别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特别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是必要、可行的，在国际上已有的相关保护立法例中，多数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在众多的社会规范中，法律无疑是最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特别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也就势在必行。在界定“特别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之前，必须界定“知识产权”与“特别保护”这两个内容。此处的“知识产权”应是最广义的概念，比如，WIPO就以该方式界定知识产权，指“由工业、科学、文学与艺术领域的智力活动产生的法律权利”。“特别保护”的界定应在知识产权背景下进行。因此，可以把传统文化的特别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界定为：为克服传统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法律难题，在广义的知识产权法框架中针对民族传统文化而设立的一种新型、独立、特别的立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特别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模式有两种：一是特别版权模式；二是新型特别知识产权模式。特别版权模式，即改革现行的传统知识产权法，在其中加入专门规定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别保护规则。从2012年3月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中可以看出，我国采取的是新型特别知识产权模式。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保护条例》仍处于酝酿过程中，笔者希望上述分析的问题能够得到较好地解决。

参 考 文 献

[1]杨鸿．民间文艺的特别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立法例及其启示

[M]．法律出版社，2001（3）

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篇9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发展；认识

民族传统体育是从民族共同体文化中剥离与凸显出来的一种民族体育文化形式，是人类社会文化的补充与完善，除了具备一般文化的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特征。为此，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

在人类民族文化的原始积淀期，由于生存区域与生存环境、生产劳动与生活方式、文化积累与传播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同体中许多具有教育、娱乐、健身功能的社会活动凸显出来，共同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和方法体系[1]。它寓竞争、娱乐、广适、地域及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涵盖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体优化理论，把人与环境视为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是一个精神同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活动[2]。它既是自贯一身、稳定的精神物质文化，又在历史环境的变迁中不断改变其具体的结构式样，呈现出多姿疯狂学习的差别。这种在相承相续中渐进发展的趋向，使得我们民族文化的形成在历史演进中开放出灿烂的花朵，孕育出丰硕的果实，突出地再现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

第一，劳动过程中的各种思想物化品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中最高层次的部分。生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猿类的特征，又是文化创造的开始。当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生命类开始文化创造活动的时候，即使是最粗糙的简单文化，也无不是从自然存在物直接加工开始的。而文化成果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物质劳动过程中，其技术、社会和价值方式都作为相当复杂的文化体系而存在[3]。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区域、特定的社会人群，伴随着一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体育文化现象。

第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人类社会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方式，孤立的个体活动是不存在的。尽管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常常通过个人的行为方式来体现和进行，但永远脱离不开社会的联系而受制于社会，永远是物质文化的产物。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约和影响，并为一定社会关系所包围，这种社会关系不论是以物为对象，还是以人为对象，其参与活动的行为包含着社会以人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所形成的血

缘、地缘、行业的组织关系；所形成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表现出规定性、固定性、制约性的链接方式。从而使社会的人按照一定社会所提供的规定条件和可能，依据一定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方式进行活动。

第三，反映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当中的民族意识、文化心理、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规范、审美心理，是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围绕民族体育活动方式，通过抽象事物的艺术表现，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内涵、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依托体育活动来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验证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进了民族心理素质的升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3]。因此，民族心理素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综合作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面貌的表现与结果，是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之灵魂。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4]

（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体育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体育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体育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体育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二）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三）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也代表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5]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二）交流互感是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体育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体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三）兼融会通是民族体育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任何民族的体育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体育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四）整合创新是民族体育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长存的 (下转第82页）

（上接第74页）生命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五）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是民族复兴的最终表征

民族传统体育是由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各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历来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丰富疯狂学习，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将民族体育按照固定的节奏一浪接一浪推向高潮，展示了民族体育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民族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融会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这种基本的属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又表现出兼容性和选择性的一致。从而使全民族对民族文化发展特性认识的同时，充分参与、占有和分享属于全民财富的社会主义民族体育文化。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现今世界上任何一项流行的体育项目，都源自于各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它们同样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渗透、使团表演、广泛普及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7]。实践证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性。同时，我们的创新还必须树立全球意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脉络，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识，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进步的文明，并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结合和创新。

四、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先哲们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氛围中创造、选择、发明和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尽沧桑，经久不衰，推动了我国数千年体育文化的发展。尽管时生了变化，但蕴藏在其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影响着人们今天的思想和观念，其体育方式仍为各民族人民采用，运用人类学来加以研究，在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下开发这个蕴藏量极大的资源，可以为中华民族体育全面走向世界，促进国际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白晋湘.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丰富世界现代体育宝库[J].体育（人大复印资料），2002，(4).

[2]曾于久，刘星亮.民族传统体育概论[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等.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5]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篇10

关键词：传统；音乐；文化；学生；当代；素质；研究

近年来，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成为了教育领域所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传统音乐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民族、风土民俗的艺术再现，也是当地特色文化的重要表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古老而丰富的本土音乐文化集音乐、历史、文学、美术等多门学科为一体，反映了民族音乐艺术文化对社会、大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深厚情怀，映衬出中国艺术文化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生存过程中最基本、最精练的文化信息，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要让传统音乐文化得以世代传承，学校教育无疑是最有利、最直接的渠道。孩子们学习传统音乐的过程也是了解本土文化、历史、人文等知识的过程。因此，用传统音乐文化感染、熏陶新一代大学生，让独具特色的传统音乐进入大学课堂，是一项符合我国音乐教育现状的有益探索。

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是高等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史绵延五千年的产物，从未中断，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加强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大学生传统音乐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包含了中国几千年来的诸多审美品格，它是一定思想特殊本质的集中体现，是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学习传统音乐文化，让大学生感受中国文化的灿烂和魅力，有助于他们文化素质提高和人格品质塑造。

（一）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民歌、舞蹈、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等五大类，丰富的音乐体裁浩瀚烟波，极具特色。众多民族音乐蕴涵着各自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这些独特内涵和精神品质的渗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的今天，无疑是全社会共同所需要树立的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在校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通过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丰富大学生精神世界，培养对世界、对民族、对社会和对个人的高度责任感和民族意识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

传统音乐文化饱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因素，蕴藏着浓厚的文化积淀。孔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在他的三千弟子中，通六艺者就达七十二人。他的教学内容，可称为“诗、书、礼、乐”。“礼”是谓理天地阴阳之秩序，“乐”即取得和谐。传统音乐文化所包含的哲学、道德、礼教等方面的思想是我们人类争取自身的生存、发展、自由和文明理念，是以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不断追求自身解放的一种自觉的文化精神。人文精神是追求运用知识时的良知、责任感和价值观。通过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不断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为青年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环节。

（三）有助于增强学生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几千年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它是一定音乐思想特殊本质的集中体现，是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对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是东方文化的集中表现之一,有着独特的价值系统和思维方式,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块瑰宝。学习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可以开阔的文化视野,了解与把握传统音乐文化的精神与特质,加强的历史责任感。

因此，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让学生了解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就会使他们油然而生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激发他们奋发学习、建设祖国的热情，同时也使他们认识到过去的辉煌是祖先们创造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必需要他们这一代人继往开来地奋斗．这在无形中会增强青年学生为国家民族献身的自觉性和使命感。

(四)有助于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国传统音乐经过艺术家们的不断努力和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射出了璀璨的光芒。传统音乐创新的成果突出表现在融合和推陈出新，音乐艺术范围不断扩大，传统音乐正在探索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为大学生们提供丰富的感性资料和信息，学生可以自由地参与多种艺术活动，体验艺术学习的快乐和满足，获得身心的和谐发展。音乐艺术实践强调体验和创造，传统戏剧的神话、故事、志怪小说、舞蹈的动律展示就是想象思维。当代大学生通过学习，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维营养，厚积而薄发。然后根据现代社会的需求．实施创新．提高和增强自己的创新能力。

二、大学传统音乐文化教育模式

传统音乐引入大学课堂是一个系统工程，课程的开设要注重音乐的个性和历史性，要以民族性、民间性为主轴，强调“文化”引领，强调艺术本身的通俗和艺术内涵，建立传统化与多元化相结合、外延拓展与内涵挖潜相结合的传统音乐中继承与发展的教育模式。

（一）弘扬优秀传统音乐文化．

引入课堂的内容要的选择首先考虑到乐种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对乐种的研究有利于对传统文化的总体认识，有利于认识文化艺术与社会诸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对文化体系的梳理和理论探索”。如传统井陉拉花就集中体现了综合文化性强的特点，它是我国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和流传于河北石家庄井陉县境内。属秧歌范畴，舞蹈刚柔相济、粗犷含蓄，擅于表现悲欢、情恋等各种不同的情绪；拉花道具繁多：伞、包袱、太平板、霸王鞭、花瓶等寓意内涵丰富；表演人数多少不等，少则2人，多则百人、千人。井陉拉花的音乐为独立乐种，既有河北吹歌的韵味，又有民歌、民间曲牌和戏曲曲牌的音调，还不乏浓厚的寺庙音乐和宫廷音乐的色彩。拉花的艺术形式以其实用性、审美性且简单易学而得以广泛传播，作为河北三大秧歌之一井陉拉花广为本地区人们所熟知，进入学校教育更具有很好的文化教育意义。石家庄的多所大学利用暑假社会实践，组织了大学生支队分赴井陉、隆化、正定等地，向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学练“拉花”、“二贵摔跤”、“常山战鼓”等传统技艺。因此，对于石家庄地区来说，把本土音乐资源纳入大学校园是非常适合的一个艺术形式。

（二）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特色

在当前“文化本土化”的潮流背景下，地方特色文化越来越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支持。如常山战鼓进校园等已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于石家庄地区来说，民间歌舞、打击（器）乐、戏曲音乐及佛教音乐在全国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如：赵县柏灵禅寺的《瑜伽焰口》是寺院中最为广泛的法事活动之一。，也称为“禅焰口”，从流传至今，代代相传，至今仍是音乐史上极为宝贵的艺术形式。昌黎地秧歌是一种奇异的民族民俗文化遗存，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滦河三角洲”文化是它产生并发展的地域条件，而以中原文化为主接受并吸纳的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舞”“戏”并重的形式特征，它变革求新发展至今，实为传统音乐文化中的宝贵遗产。昌黎地秧歌作地域分布广大，民族文化蕴含丰富，表演形式个性独特鲜明，有着良好的传承和发展前景，将它引入当地大学艺术教育课堂，将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播都具有很强的带动力。

（三）提升教师传统音乐教学能力

为了使学生能很好地学习传统音乐，老师带领学生深入本地域采风的学习形式具有直接性的优势。教师外出采风或带领学生到本地域范围内进行学习，深入了解当地乐种和民间艺人等各方面的文化背景，收集大量的音乐原始资料，提高自感性认识，进一步了解民间音乐的特征、风格体裁。将收集的民间音乐加以分析、整理，从原生音乐中汲取最有代表性的乐句、乐汇、特性音为素材传授给学生，使本土音乐的基因融进大学音乐教学或文化素质教育。另外，掌握传统音乐文化资源的人主要是当地的文化部门的音乐专家和民间艺人，如果聘请文化部门的音乐专家或优秀民间乐师到学校任教或做讲座，这种形式操作起来也是比较容易，而且效果也很好。在教学运用中，专家和乐师结合当地的民俗民风对学生进行讲解，学生们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丰富教学内容形式能使学生亲密接触民间传统音乐文化，陶冶情提高艺术修养，也是音乐与文化结合的最有效途径，使音乐教育具有更深厚的音乐文化内涵。此外，举行多种文艺活动形式，如民间歌曲、歌舞、器乐比赛。还可以组织校园鼓队、秧歌队、器乐队等业余活动团体，定期请艺人或专家培训，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当地一些具有特色、寓意的民俗活动，这些都是学习本土音乐的有效途径。

（四）开展传统音乐文化多种教育模式

在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整体流程中，大学阶段至关重要。大学阶段是其人生观、价值观理性化探索的重要时期，这时期如果缺乏对经史、圣贤的深层了解，就很难培养起坚定、深厚的文化信仰，形成自觉的民族人生价值观。

现在国内一些高校开始设立了相关专业，开展本科、硕士学历教育，为传统音乐文化教育和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发挥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桥梁作用。河北省文化厅命名的河北师大、河北医科大学、河北大学、石家庄学院等12所大中专院校成为了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基地，充分利用高校既有的教育特色和优势，创新教学方法，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作为学校选修课，纳入学校整体学分体系和学生艺术素质教育体系。如石家庄学院音乐系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欣赏”设置为学校公选课程，40个学时、2个学分；课程开设两年来选报的学生极为踊跃，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河北师范大学与省民族民间保护中心联合成立了“河北民间音乐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到固安、安次等地民间古乐班社多次实地采风。

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篇11

关键词：产品设计；情感；文化传统；现代产品

1 文化与产品

文化作为一种非常抽象的概念渗透在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文化的精神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作为观念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诚如在美国哈佛演讲时所说，“中国的历史文化始终处于发展进步之中，它是通过各种学科、各种学派的相互砥砺、相互渗透而发展的，也是通过同世界各国的相互发展、相互学习而进步的。”传统文化既体现在有形的物质文化中，也同样体现在无形的精神文化中。

产品设计是一个设计师通过创造综合信息的过程，通过不同的元素和方式将产品展示在世人面前。他是一个从需求到满足的过程，通过产品这个载体来满足各种需求和想法。它是为了满足设计师本人和他们所属社会的人们某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而进行的人类活动。这种活动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它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经济文化和技术水平。产品设计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创造过程，更是一种展示和传递文化理念的方式。他作为一种活动，把当代的科技与文化综合在一起，实现新产品的拓展，这是一种综合文化的整合。现代设计产品已经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其独特的地域特性，通过其独特的工艺和风格展示其独特的文化。

2 融合的方式

汽车设计师乔治・亚罗曾说过，“设计的内涵就是文化。”正所谓古时匠师们“一物入魂”的理念，“给设计以灵魂”。设计的灵魂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文化，设计的内涵就是文化的传承和超越。我国拥有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在设计的过程中如将这些传统文化赋予到设计中必然会增强产品的审美和文化内涵，但绝不是原搬照抄，而应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当下进行改进和创新，吸收多元素，做到既能相融合又不会失去本色，从而体现发展与进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与当代时代特色的产品。

2.1 形式元素的融合

造型元素的直接引用是最常见的方式，通过表象将造型赋予到产品设计中。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下，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大环境下，这些具有明显的民族风的产品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但是这些产品借鉴的元素多过于表象，内涵文化性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或者根本没有体现。

2.2 符号元素的融合

符号是一种相对于造型图案来说较为抽象的元素，在产品设计中，不仅能明确产品的特性，也同样可以赋予产品一定的文化内涵，将产品风格和产品使用相结合起来。但是设计者想要将其内涵传达出来也是要经过反复的推敲与研究的，想要将符号和谐完美地融合到设计中，体现文化特点也是如此。消费者在接触一个新产品时，通常会通过产品的外形来推测其功能和内涵，还会与现有的同类产品进行比较，因此如何协调产品的功能风格和特征以及如何赋予其文化内涵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2008年奥运火炬的设计元素就取用了传统的祥云符号，而其造型则选取了传统的卷轴样式，这样的设计不仅在造型上，在符号上也运用了中国的传统元素，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也同样展现了火炬设计中现代与传统的完美结合。

2.3 材质元素的融合

众所周知，产品的材质通过其独特的触感和纹理能给人不同的观感和心理感受，如钢铁之类的金属材料以及玻璃材料的使用能体现出现代独特的科技感，木材质、陶瓷材质等则给人一种自然淳朴之感，是传统设计中经常使用的材料。如在产品设计中使用现代的工艺手法对传统材质进行设计，往往会设计出不失典雅与历史的沧桑又兼具现代科技的美感与创想的产品。如近些年来在手机上使用的材质从以前的塑料、金属这类现代材质转变为陶瓷、木材、竹材等这类自然材质，通过现代工艺与传统材质的完美结合，不仅不失现代科技感，反而使产品更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美学。

2.4 传统颜色的融合

颜色，尤其是传统色，往往具有厚重的历史传承。从厚重、广博的传统色彩中去寻找现代产品设计的灵感，应该说这是很有启发作用的。中国传统颜色基本是依据“金、木、水、火、土”传统的哲学五行思想来运用的。五行，是指五种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中国古代哲学家用五行理论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它强调整体概念，旨在描述事物的运动形式以及转化关系。合理地运用和创新传统颜色，不仅可以体现产品的民族传统魅力，还能给产品增加文化底蕴，提升艺术品位，赋予现代设计产品厚重的传统文化气息。

3 传统文化的情感

中国人从古至今所注重的或者说所追求的是一种超脱自然的写意的情感状态，所注重的不是人为的修改，而是一种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关系。在设计艺术中追求的是人文的关怀，而产品的情感化设计就是要在设计中融入情感，使消费者在得到产品或使用产品时进行情感的交流。中国人的情感文化来源于悠久的历史，来源于深邃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又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文化已然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生活。因而设计者在产品设计中应融入我们自身对文化情感的理解，把握传统文化的内涵，从情感切入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平衡点，以呈现出隐藏在产品外表之下的精神内涵。

如2008年获得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大奖的产品――上上签牙签盒，由洛可可ID设计师陈海亮设计。这款用于随身携带的牙签盒。采用中国传统的墨黑色和朱红色搭配，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标志性建筑――天坛。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上上签”时都会不由地感到某个深刻的意象在隐隐地传达给他们，而这种意向恰取材于中国古代建筑天坛祈年殿的殿顶轮廓。设计者希望通过这款小小的牙签盒，向世界传达“中国文化正在复兴”的意向。墨黑色的盒身犹如中华民族悠久而沉重的历史，底部那好似即将被这历史所淹没的朱红色盒芯，正是极具生命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充满了中国传统的情感，拉近了产品和使用者的距离。

4 结语

身为设计师，能为传扬传统文化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值得让所有设计师思考的问题。在极具同质化的今天，传承传统文化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想要设计出更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就需要设计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学习研究，并结合现代产品设计，遵循设计的原则和规律，从人文精神、风土人情、哲学艺术等多个方面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工艺多方位地结合，使产品具有中国特色文化内涵，相信这样的产品将更加能以独特的魅力走向全球化的市场。

参考文献：

[1] 唐纳德・诺曼.情感化设计[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2] 陈新生.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3] 李砚祖.造物之美：产品设计的艺术与文化[M].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篇12

关键词：地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9—0091—04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域的文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形成了具有整体性的中华文化，构成了既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人文价值与地理特征存在差异，传统文化在一致性的前提下，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因此，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要充分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文化特征，因地制宜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地域文化之中，使其在传承发展中更具本土文化特色，形成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区域，保持其原始的土著文化特征。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特性

地域文化“是指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群在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文心态、民族艺术、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的总和”①。地域文化是一种特色文化，是以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特征为标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色文化。这种文化源远流长，这样一种传统地域文化的存在，非常明显地制约和影响着当地百姓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特定的地域环境之下，存在相似的地理条件与自然条件，当地的生产资源、经济发展、历史动因、天气状况、水土因素和自然环境都决定了该区域的文化发展特点。地域文化在古行政划分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了我们目前认可的几种划分方式：“一是以地理相对方位为标准划分，如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西域文化、关东文化等；二是以地理环境特点为标准划分，如长江三角洲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海岛文化、大陆文化、高原文化、草原文化、绿洲文化等；三是以行政区划或古国疆域为标准划分，如云贵文化、巴蜀文化，齐文化、鲁文化、秦文化、晋文化、楚文化等。”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融共生，共同发展，在相互依存的文化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方面，也使地域文化特征更为凸显。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

不同地区因其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惯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征，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区域，也就产生了不同的非物质文化形态。每个地域因为地理因素的差异，出现了农耕、渔猎、游牧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发展态势。每个民族因为生存环境的不同，保持着自身的生产方式和审美品格，构成了多元化发展并且有独特民族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著名学者袁行霈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一书的绪论中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多源同归，“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形成的中国文化，明显地呈现出地域的差异，这些差异乃是统一的中国内部的地域差异，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呈现了丰富多彩的面貌这是我们对中国地域文化的一个基本认识”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的文化多样性，地域性正是其多样性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文化属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现与发展总是与某地区的传统人文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可以成为一种感情的纽带，密切传承者与地域文化的联系，使人们找到强烈的文化归属感；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独特的自然资源联系在一起，这种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成为带动地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渠道；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特有的自然环境紧密结合，其产生与发展都有独特的背景与条件，在自然环境制约下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风格。“地域、风土不仅决定着艺术的方向，而且更宽泛地决定着文化的方向。民间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正是对这种文化地域差异的明解。”④

二、地域环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域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地域文化最生动形象的呈现，它在民间以独特的方式存在，长期口耳相传，从而形成文化经典，体现着某个地域独特的文化特点。

（一）特定的地域环境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风格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特定的自然环境紧密结合，在自然环境制约下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风格。著名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谈道：“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区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致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塞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⑤由此可见，地理环境承载了不同的文化发展，孕育了不同的民族精神，形成不同的文化特色。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间有着不同的地貌特征，不同地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风格与民族品质。各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特征。如：山决定了山歌的存在，江南水田决定了田歌的存在，黄河决定了黄河号子的出现，草原决定了内蒙长调的存在。陕西的信天游，“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有时人们在距离遥远的两山之间对话，需要扯开喉咙大声呼叫，因此常常把声音拉得很长，调子高昂，从而影响到信天游的旋律走向”⑥，形成了具有高亢之感、粗犷质朴的宽音域和跌宕起伏的旋律；而新疆由于地形原因，民歌主要由游牧生活中的牧歌演变而成，普遍带有呼唤性音调，民间音乐表演也多有载歌载舞的特征，具有很强的感召力，颇能体现新疆民歌中热情奔放的情绪。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音乐因地貌特征不同而形成各自特点，是与地域文化中丰富的自然景观、人文风情密切相关的。

（二）特定的自然条件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形态

不同地区自然资源分布状况的差异性也会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例如以材料选择为基础的民间雕塑艺术在各个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形成了丰富的民间雕塑文化——木雕、竹雕、石雕、玉雕、砖雕、桦皮雕、骨雕、陶塑、泥塑、面塑、酥油塑，等等，材质选择的不同也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性差异，丰富了民间雕塑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地域自然资源的差异成为艺术表现不同的基础，也使同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具有不同的艺术特色和鲜明的地域特征。新疆盛产玉石，玉雕艺术历史悠久、题材广泛，基于不同的选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同样是玉雕艺术，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的玉雕与河南南阳的独山玉雕风格不同。即使选择相同的材质，同一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在不同地域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例如同为泥塑，河南浚县的泥咕咕造型质朴可爱，成型之后吹之呜呜作响，色彩绚丽颇有民间特质；同样地处中原的淮阳泥泥狗色彩均以黑漆为底，品红、品黄、白色、绿色彩绘于上，色彩未经调和，纯度较高，造型更为夸张；陕西凤翔泥塑装饰华美富繁，色彩艳丽喜庆，汲取古代石刻、年画、剪纸和刺绣中的纹饰自成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文化属性与自然资源的密切关联，在材质选择不同但艺术形态相同的雕塑和纤维艺术中表现最为明显。我们在探讨雕塑艺术的同一性过程中，更要关注其不同的地域特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更具特色。

（三）特定的地域风俗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发展

不同地区特定的生活风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体现，紧密地传承了一个地域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民俗风情。就剪纸艺术而言，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剪纸风格不尽相同，这与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民间艺人造型审美取向密切相关，在各地的地域传统风俗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形态、风格各异的剪纸艺术：北方地区的剪纸艺术风格呈现粗犷有力、造型夸张的特点，具有北方民族的豪迈之风；南方地区的剪纸艺术风格则表现为玲珑秀美、优雅精致，一如南方隽秀的风物；西北地区的剪纸风格具有凝重之感，古朴浑厚、刚健有力，承袭了秦汉时期雄浑的艺术风格；关中平原地区的剪纸则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包容与宽厚，形成淳朴中见秀丽、简练中见精巧的艺术特征。剪纸艺术的地域传统文化特点在题材方面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北京的剪纸多为风俗题材，表现岁时节令、婚丧嫁娶；河北蔚县剪纸以戏文人物和花鸟走兽居多；陕西剪纸根植于淳朴的农耕文化，意在祈福或吉祥，题材通常是抓髻娃娃、鱼戏莲、十二生肖或陕西十大怪等；宁夏剪纸艺术主要依托于伊斯兰文明，剪纸风格有着强烈的宗教内涵；内蒙古和林格尔剪纸依托于草原文化，审美取向中展现出草原文化的独特气质。

故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沃土，在传统民俗风情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了地域性的特征，也成为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体现了不同种群与民族的创意和才智，包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每一个民族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反映着该民族的特色，呈现出鲜明的传统文化价值。不同地域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成就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也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融性与共同性原则。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本身有着很强的地域性，并且至今存活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其申报形式也往往立足地方，以独一无二的区域特色为标志。因此，非物质文化遗存恰恰为我们考察地域文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点。”⑦反观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文化属性也应成为我们研究该项遗产的重要着眼点。我们应在地域文化视角下，透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形成原因、口述历史及文化源流，多角度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三、地域文化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

由于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模式、文化形态、文化观念不同，导致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千姿百态、多种多样。就像生物的多样性是世界存在发展的前提一样，文化的多样性也是人类发展兴盛的重要前提。我们应在地域文化视阈下重新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多角度、多方位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一）积极保护具有特征的地域自然环境

地域自然环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温床，为了传承与保护具有地域性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要注重对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开展基础性的保护工作，培养其生存土壤，构建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自然环境。首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联合当地群众，建立民族文化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保护区、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及生态博物馆等，形成民间保护机制，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需的生存空间和原生环境，鼓励原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坚持，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气候，营造原生态文化的小氛围，在不影响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持与发展。其次，以民间团体为单位，加强地域文化的研究。“诸如吴越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湖湘文化、闽文化、赣文化、蜀文化、中州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等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近年来在古籍整理和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研究、文化艺术研究、民风民俗研究及地域文化综合性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各地广泛采取了实物收藏、文字音像记录、保护和培养地方特色文化创造者和传承者等多种形式，保护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对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进行地毯式普查，对濒危文化实施抢救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⑧最后，积极引导非遗传承人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专业培训或引导民间艺人拜师收徒培养传人，发扬传统的“师徒制”、“父子制”的民间传承方式，各级各类学校可将带领学生“走出去”和将民间艺人“请进来”的方式有机结合，促进区域文化传承，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二）加大力度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

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逐步提高，人们对非遗资源开发的热情高涨，许多非遗资源被形成产业化的发展，对自然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要加大力度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在保护独特的自然资源过程中，首先要积极培养一方百姓的乡土文化观念，树立正确的态度对待本地的非遗资源，而非单纯地对经济价值的追求，实施全方位的立体保护，将视角放在技艺、技巧和人对人的传承之上，而非物质产品本身；其次在对本地资源的开采方面亦要注重对传统的传承，学习古法在特定季节手工开采，进行保护性的开采而非破坏性的损毁；最后，在培养百姓传统文化观念基础之上，政府要积极引导，并实施必要的监督，配合文化部门促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切实投入专项经费开展非遗保护，避免非遗传承中的唯利是图现象。

（三）主动保留、恢复富有特色的民俗风情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破四旧”运动对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许多基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流传已久的风俗活动戛然而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当前，我们要积极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活的精神环境，“恢复其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尊重当地历史上所形成的民俗，使其在自由的文化环境中自然地生长，而不是人为地横加干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文化的眼光来看待民间习俗和艺术，而不是动不动就以封建和迷信来断定它们”⑨。首先，要进行民俗与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保护，积极进行调查研究、采集整理，进一步挖掘传统的民俗文化，对各地域、各民族的节令民俗活动、婚嫁民俗活动、祭祀民俗活动等进行归纳整理与思想传承，营造积极的民俗文化氛围，对目前保存完好的传统文化风俗进行重点保护，对于一些民间工艺技巧以及民间演艺艺人要有目的、有目标地进行保护；其次，要进行民俗庆典活动的开展和推广，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在旅游文化推广基础之上进一步开发潜在的地域文化资源，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最后，要积极地培养民众的传统文化信仰，在民俗活动中培养年轻一代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豪感，推动民众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扬弃地继承民俗活动中的传统文化观念，肥沃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精神土壤。“要适当地进行文化的调试和重新建构，使文化的表达和文化的文法在非遗中迸发出活力，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要让看得见的文化展示场景进入到看不见的文化的心态世界，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文化形态和文化心态的统一，这也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暨民俗文化的发展策略应该开创的必由之路。”⑩

综上所述，只有在地域文化视阈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才能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属性，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需要社会各界的力量立足于地域文化视角，共同承担，共同推动，逐步形成完善的保护机制，从而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持续有效开展，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篇13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各国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优秀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多样的非遗资源。全州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300余项，包含各类级别。延边州举办了非遗巡演、非遗调演及传承人技艺展示、洞箫文化节、《农乐舞》大赛等成为非遗宣传的重要载体，特色、创新有内涵的非遗大型文化活动已逐渐成为延边州的特色文化品牌。

二、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理论研究

（一）RMP模式理论

RMP模式是由吴必虎教授在1999年提出的。RMP模式中的R代表以分析旅游产品开发的资源条件为基础，M代表根据市场的需求，详细划分市场，并且明确市场定位，P则是最后决定的产品开发的类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析和评价取决于资源、市场和产品。从旅游产品开发的角度研究，非遗有很多项目可以扩展，如制作民族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地域特色美食和依托旅游景区景非遗文艺演出等进行非遗旅游产品的创新。

（二）AVC量化理论

AVC理论是刘滨谊教授在2002年提出的，其主要观点可理解为旅游区规划应重点进行“吸引力（Attraction）、生命力（Vitality）和承载力（Capacity）”特性的研究、认知、策划和规划，用吸引力、生命力和承载力来构建、强化和规划，并成为旅游规划的核心。

三、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特征及开发现状

（一）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特征

1、类型分布特征

延边州是朝鲜族的主要聚集地，朝鲜族人民能歌善舞，创作和传承着多样的民族文化和内涵丰富的传统技艺。以延边州11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数据来源，进行类型分布特征分析，可直观看到，传统手工技艺在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其次是民间舞蹈类20项，民俗类15项，传统医药、杂技与竞技、民间音乐及民间文学也突显出朝鲜族丰富的文化内蕴和民族特色。

2、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标准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分类，结合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暂分为五大类：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艺术、节庆民俗和传统医药。五大类中，表演艺术和传统技艺占据绝大部分，表演艺术占延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39.3%，传统技艺占36.3%，另外民间文学有4项，传统医药有11项，节庆民俗有18项。通过以上类型分布情况进行EXCEL分析，得到如下直观图：

3、市场分布特征

为更好地了解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分布特征，针对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实际，设计了详细的调查问卷，分析数据得出表1，，可以详细的的得出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分布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延边州政府部门及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宣传和弘扬作了大量工作，突显了非遗宣传的重要性。

（二）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现状

延边州在州府及各县市建立博物馆和非遗展示馆，同时根据每个县市特色非遗项目建立展示点，如安图县建立朝鲜族鹤舞展示点、汪清县建立农乐舞展示点等。非遗开发保护基地建设，是非遗保护的软环境。按照活态保护的机制，延边州利用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及民俗节庆，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比较有名的节庆活动有非遗项目展演、中国朝鲜族洞箫艺术节、中国朝鲜族农乐舞大赛、图们江文化旅游节等，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向游客展示朝鲜族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朝鲜族的特色歌舞等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逐步成为一个旅游品牌。

在利用RMP模式理论与AVC量化理论综合分析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后，得出以下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现存问题：非遗旅游资源开发程度低；非遗旅游资源开发经费短缺；非遗旅游资源开发急需专业人才；非遗文化宣传力度较低；非遗旅游产品开发缺少创新。

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

（一）品牌形象模式

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要发挥延边州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依据特色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宣传，形成独具特色的延边州非物质文化旅游品牌。通过旅游品牌建立带动全州旅游业的发展。由于旅游活动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于旅游产品的购买，因而开发具有属于延边州特色的旅游产品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延边州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及评价中可知，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单项资源主要集中在表演艺术、传统技艺、节庆民俗和传统医药类，因而应依据资源优势，从众多资源中开发出精品旅游产品，具体开发项目主要包括旅游食品、旅游工艺品、旅游用品、民族歌舞演出及体育竞技、图书音像、旅游保健产品。

（二）节庆展示模式

节庆活动能够充分对外展示地区的民俗风情，并担当宣传载体的重要作用，吸引大量游客了解前往并参与到当地组织的节庆活动当中，在活动当中体验异域的民俗文化，获得身心的愉悦和情感的共鸣。在现代旅游开发活动中，很多地区借助节日的形式，举办文化节、艺术节等大型活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时尚。

延边州内朝鲜族的传统民俗众多，如朝鲜族传统婚礼、朝鲜族花甲宴、长白山采伐开山习俗、秋夕、朝鲜族农夫节、山泉祭、朝鲜族踩地神游戏、朝鲜族正月十五（烧月亮房习俗）、老人节以及满族祭祖节等诸多习俗，特色突出且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通过节庆对上述民俗进行展示，保持民俗传统的原始性，让游客感受到真正的少数民族文化氛围。

（三）景区带动模式

延龙图地区聚集着延边州大部分的旅游产品，延龙图地区是集朝鲜族民俗风情、都是休闲旅游和边境风光为一体，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旅游区域。因此，应发挥延龙图的重要作用，通过该地区的景区发展带动周边民俗旅游的发展。另外，珲春是长吉图地区东部门户，地处三国交界地区，是新兴的边境旅游开放城市，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及国外游客，具有重要的枢纽作用，本区域的带动作要充分发挥，与延龙图地区相互辉映，共同促进州内民俗旅游的发展。

（四）民族文化生态区

传统文化的特质精选篇14

1.湖南传统手工技艺食品概述

享有“鱼米之乡”美誉之称的湖南，因独特的自然资源和多元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丰富的非遗资源。据统计，我省现有部级保护项目118个，省级保护项目236个，市级保护项目690个，县级保护项目3012个。这些项目有一个共同的最大的特点：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口耳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非物质遗产除了民俗外，其余九大类分别是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其中传统手工技艺就有20多项，如长沙火宫殿传统小吃、衡阳的杨裕兴面、益阳沅江的麻香糕、湘西土家族的酒鬼酒酿、怀化靖州的雕花蜜饯。

这些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不仅是湖南各民族民间工艺的重要载体，而且是农耕文明时期湖南各民族生产生活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特质，在艺人们代代师徒口传身教中不断发展丰富其内涵，从而在保留本民族传统技艺特点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手工艺的优点，使得湖南非物质传统手工技艺在型制、工艺、装饰手法、材料运用等方面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审美与实用价值。

2.湖南传统手工技艺食品品牌建设发展现状

伴随着全球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深入，机器批量生产逐渐取代了手工生产，使得非遗传统手工技艺的“手工”特性受到市场的冷落和轻视，部分传统手工技艺食品的生产趋向功利性追求，忽视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市面上有些传统手工食品的视觉形象上偏向传统元素和传统文化的打造，品牌形象同质化，品牌品种单一化，制作工艺简单粗糙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其产业化发展进程。

（1）品牌视觉形象雷同，地域文化不明显；

品牌视觉元素主要体现在品牌的文字标志、图形标志、包装设计、招贴广告以及店面整体形象设计。例如2009年被列入省级非物的怀化靖州的雕花蜜饯，是一个拥有2000多年美食文化与民族文化完美结合的民间艺术珍品。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苗侗历史文化，富有极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然而在它的品牌视觉表现上毫无鲜明的地域性特征，面临缺乏地域特色视觉文化符号的困境。

（2）品牌在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的表现上滞后，形式美感不足；

它的包装设计却极为简陋，主要以透明的塑料简装为主，产品完露出来，在随意搭配没有考究的字体作为品牌识别的标志，再将包装上附加简单的文字说明，并不能真正体现设计的基本精神；礼盒装的也大都用没有特色的纸盒予以包装，盒型都是以传统的方形为主缺乏创意；包装盒的颜色大都是红色、绿色、黄色缺乏新颖性。视觉形式感不强，无法激起消费者的食欲与购买动机。

（3）品牌品种单一化，市场定位不清晰。

品牌产品缺乏创新性，品种单一化，个性不突出就必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再看雕花蜜饯品牌包装过于简陋，没有迎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与情感需求，缺乏市场定位。在众多的产品和品牌中，消费者的购买力更多的是接受和选择哪个品牌。加上产品的衍生物甚少，销售形式主要以现场销售为主。

3.湖南传统手工技艺食品品牌建设和产业化发展策略

（1）挖掘湖湘文化内涵的传统手工技艺食品品牌形象

湖南非物质传统手工艺是湖南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部分。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 湖南非物质传统手工艺品牌内涵就是挖掘富有湖湘特色的文化内涵，这种内涵较为隐形，品牌所要传递的信息正是品牌文化的内涵。湖湘文化是泛指南下的中原儒学正统，是一种特有区域文化。它有着刚烈倔强的个性，热情而奔放；反映出湖湘大地特有的民俗与民风。因此在构思传统手工艺食品品牌形象素材时，应了解产品的文化背景，充分而准确表达出正确的意境。创意源泉应选择该区域具有典型性和历史性元素，进行合理有效的加工为设计服务，而不是简单的几个传统元素随便表示，并且要避免元素的误用。

将湖湘文化的精髓进行归纳、提炼出地域文化中的传统元素，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手段结合，设计出贴切的富含地域特色和符合现代审美情趣特征的视觉形象，以此提升传统手工艺品品牌的附加值，促进传统手工艺品的良性发展。提升手工艺品品牌的档次，使其具有超出一般产品的质量，做工精细更富有特色和吸引力。这样一来，既能提高传统手工艺产品的经济价值，又能彰显它的文化价值。作为消费者而言，其所购买的也不仅仅是商品，购买的更是商品背后的历史、文化等符号性的精神价值。传统手工艺产品导入品牌形象一旦定型，就会被消费者接受。

以品牌形象发展为依托，提高传统手工艺食品的市场竞争力。传统手工艺是食品品牌的特色和品牌文化，是与同类产品竞争最大的焦点，是区别其它产品的重要手段。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民间艺术资源丰富，每一种民间文化资源都具有其与众不同的文化和工艺特色，这种特色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具备品牌开发潜力。因此，传统手工艺食品品牌的建设必须以地域文化和工艺特色为依托，塑造并强化品牌的特色，有效避开同质化的竞争。

（2）开创湖南传统手工技艺食品品牌营销新模式

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他们之间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区别开来”由此可见，品牌就是产品身份的象征，在消费者的潜意识中就有该产品的信任感和认同感，排他性很强。而品牌定位则是品牌价值的根本保障。要想建立起一个强势品牌，首先是要对自己的品牌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定位，而品牌如果缺少清晰明确的定位，就会像没有蛇的船一样。清晰而准确的品牌定位为品牌塑造了鲜明的个性与丰满的形象，使之与竞争品牌有了质的区别，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形成独特的差异性优势。

然后是研究消费者拟定营销策略，充分考虑到了消费者需求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传统手工技艺总是与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彰显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特色物产、乡土风气、人情习性、行为劳作等各个方面的特征，特别是传统手工艺食品带有明显的区域性饮食偏好。目标消费群体不仅要考虑到本区域本民族的消费者，还应该针对其他区域异民族的消费者；消费者的生活习惯、消费方式、文化层次和心理需求。以情感建设品牌，拉进消费者的情感距离；以品质建立品牌，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以多样化的生产建立品牌，满足多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充分调动消费者身边的媒介手段，进行平面、立体、动态、互动的宣传，普及消费者对传统手工艺的认知。使消费者在物质消费的同时，体验到更多的精神愉悦。将品牌与体验想结合的营销模式。

融合创意产业研发特色化产品，借势发展旅游服务产业

传统手工艺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与活化石，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价值，比如

怀化靖州的雕花蜜饯就是利用各种瓜、果、蔬菜的根、茎、叶、花、果的自然形态雕刻出富有苗侗文化内涵的图案，造型生动极、工艺独特，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是集历史、艺术、文学、哲学、美学、传播、生态一体的文化形态。“文化产业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资本，是对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颠覆，它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实现了产业的创新。而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产业资源，通过产业的形式得以传播和发扬，是发展和繁荣文化的有效途径。”这种文化形态和文化模式的关键点就是创意的挖掘。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台湾文创产业的发展经验。日本在打造地域性品牌特色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将特色民族文化元素体现在各种土特产品上，然后在整体上宣传。比如水果，可以制作成子、茶、蛋糕、饮料，重要的是，所有的企业都基于同样特色，并作宣传推广。一般来说，由政府设定治愈系吉祥物和代表图案，然后由各个企业独自研发，已经设定好的治愈性吉祥物和标志图案要作为一个品牌持续使用直到被大家所认知。

举例来说，北海道的乳制品是当地的有名的土特产品，利用乳制品制成各种各样的子被销售。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色恋人等甜品，厂家很多年都持续使用同样的包装图案，因此成就了这个品牌，现在已经成为家喻户晓明星产品了，游客也都争相购买。还有台湾的伴手礼最突出的便是本地化特色，当地的历史、人文、民俗、手工艺品都与伴手礼产业息息相关。政府积极推动“一乡镇一特产”，全台各乡镇大力发展专属自己独特的伴手礼。在开发伴手礼之前，政府会统一出台政策，找团队、专业、企业去考察当地的农业、人文、历史，经过磨合碰撞后再考虑朝哪个方向去塑造。比如全乡都产凤梨，并不是所有人都去作凤梨酥，可以有凤梨冰等衍生品，即使是凤梨酥各家也都有自己的招牌口味，这样才能吸引游客。

传统手工艺食品的工艺较特殊，大多数产品采用的是纯手工的工艺。在现代这个追求个性和返璞归真的快消费、快节奏社会，这种传统手工艺食品生产企业发展存在很大的潜力，市场商机无限。同时，手工艺食品得买卖大多数发生在旅游胜地。借助于旅游业这一行业发展得辐射效应，未来市场上对手工艺食品的需求并定呈增长态势。比如怀化靖州的雕花蜜饯就可以借助当地苗侗旅游文化打造湖南西南部少数民族特色传统手工艺食品做推广销售的平台。靖州是中国苗族歌之乡、中国茯苓之乡，有结合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歌和花苗民族文化打造的三锹地笋苗寨风情游、苗侗祖地佛教文化名山飞山生态民俗游、湘西南最大的林场――排牙山林场绿色生态游等旅游资源，每年到靖州旅游的游客突破五十万人次，每年因旅游带动的雕花蜜饯销售额上亿元。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