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精选(十四篇)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精选篇1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9．2％，农业生产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也达到4．5％。这样的增长速度，无疑地是很高的，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最顺利的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一般是3％到5％，农业生产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大约只有2％到3％）。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高速度，甚至争取更加高的发展速度呢？曾经有一个时期，有些同志对这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农业生产只能保持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体相同的速度，工业生产的速度还可能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稍稍降低一点。在党中央和同志纠正了当时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并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情况就显著地变化了，1958年出现了工农业生产的空前。出于许多人的意料，这一年工业生产比上一年增长了66％，农业生产也增长了64％。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但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很难找到先例。

为什么我国的工农业生产能够以这样高的速度向前跃进呢？首先由于：我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口，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我国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通过技术革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还很大。如果把我国庞大的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并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迅速提高我国工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迎头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多少年内，争取工农业生产以不平常的速度向前跃进。其次由于：我国在解放后八年内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为国家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特别是我国的农业，在这八年内完成了和农业的合作化，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在这样的基础上，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样就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空前高潮，出现了工农业生产的空前的。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是完全符合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必要的保证。

1958年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曾使一部分同志因而忽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人们可以完全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为所欲为。应该认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不受客观规律约束。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主观愿望违反了客观规律，超过了客观条件可能的限度，我们的主观愿望就一定不能实现。虽然我们有着庞大的劳动力，但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物贸技术条件来装备我们的劳动者，主要依靠手工劳动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前进的速度总是要受一定的限制的。而要用先进的物质技术条件来装备我国的几亿劳动人民，就必须有强大的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建设又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党中央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还需要化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因此，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增长虽然有可能达到不平常的高速度，但这速度也不是毫无限制，要多高就多高。如果我们的计划超过了客观的可能性，就不但不可能因此而提高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相反，还有可能使前进的速度降低。

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一个完整的口号，不能把它分割开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又多又快，还要又好又省。只重视多快，而不重视好省的现象，无疑地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在中，有一些同志单纯地追求多和快，妄想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因而就降低了产品的质量，提高了产品的成本；在农业中也个别地出现了不惜工本去追求高产的现象，这是必须纠正的。要知道产品的质量不好，就降低了产品的使用价值；产品的成本过高，就浪费了社会财富。如果这样，我们就消耗了很多人力物力，而得不到应有的效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决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方法，来达到多和快的目的。我们提倡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就是要用最少的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来创造最多的物质财富（使用价值），从而保证国民经济能够高速度地发展。

在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中，还应当特别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是相互依存，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为着加速国家的工业化，加速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我们就有必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与此同时，还必须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农业、运输业等，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发展。在任何时期，我们的建设都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但是，重点也不能过份突出，不能脱离其他部门孤立地前进，否则重点本身也将因为其它条件配合不上，而不得不放慢自己前进的速度。因此，在我们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必须注意各方面的综合平衡。从客观情况来看，国民经济的平衡总是通过不平衡来实现的。但是我们的主观努力，还是应当尽可能地争取平衡，并在发现不平衡的时候迅速进行调整，决不能听凭不平衡的现象继续发展。

为着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们的建设规模，必须同重工业生产的发展相适应。我们建设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重工业生产能够提供多少机器设备和各种原材料。为着扩大机器制造工业，就必须生产更多的钢铁和其它材料。为着扩大钢铁工业，就必须生产更多的煤炭、矿石、耐火材料等等。而电力、石油、各种化学材料、建筑材料等，也是任何一种生产和建设所不可缺少的物资。总之，重工业各个部门的生产是互相联系着的，任何一个部门如果过份落后，就会阻碍其它部门的前进。上述各部门生产的发展，又必须同运输力量的发展相适应。如果运输力量跟不上，原材料燃料运不进去，成品运不出来，那末生产的发展自然也很难正常进行。我们在作生产和建设计划的时候，必须通盘考虑每一个重要的环节，进行全面安排，否则我们的生产和建设计划就很难具体实现。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精选篇2

关键词：第三产业；贡献度；测度技术

1.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结构不断变化，尤其在发达国家，第一、二产业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基础，其发展程度从起初的不断上升，到后来逐渐稳定，此时总量也在GDP中占到最大，然而其并不一定是主导产业，反而是第三产业中的一些“软实力”引导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方向，并且其比重，也即狭义的贡献度在不断上涨。当今世界，各国（地区）第三产业 GDP 比重以及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的大小，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第三产业发展研究的也成为产业结构研究的重中之重。所以，准确衡量第三产业的总量和结构，有助于研究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有助于探讨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寻求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和路径，从而实现经济快速、有序、平稳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2.第三产业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

“第三产业”的概念，源于西方经济学，早在十七世纪末（1690年）威廉・配弟（Willian Petty）就阐述了有关第三产业的一些思想。此后，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三产业进行过分析。然而，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及其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近几十年的事。从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费雪最先提出“第三产业”概念到。因而，本文所述评的主要是1935年费雪正式提出第三产业以后的理论[1]。

第三产业，是指除农业、工业、建筑业以外的其他各行业，诸如商业、金融、旅游、运输、通信、房地产、贸易、饮食、卫生、文化、教育、信息咨询服务业及各类技术服务业等）[2]，是满足人类除物质需要以外的更高级的需要，如生活中的便利、娱乐等各种精神上的需要。

3.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测度技术

3.1 贡献测度技术的提出

3.1.1 概念

所谓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在下文中简称第三产业经济贡献的测度），是指基于第三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决策引起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总量和结构等要素的变化，从而引起对国民经济的正面影响。然而变化并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即如决策者要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决定提高文化行业的就业率，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工作者的就业政策，这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则不仅仅体现在国民经济就业形势的改善。优秀的文化实力能提高国民的精神力量，文化行业的发展必然会提高人民的精神状态，使之更加积极地投入生产生活中，其必然波及各行各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这就是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典型案例。因此基于国民经济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作用不可小觑。那么，对这种贡献程度即为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对这种贡献度的测度方法，即为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测度技术。

3.2 模型的建立

3.2.1 第三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总量贡献测度技术

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最直接的测量方式就是观察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这也是最常见、最有效的方式。假设，Yt表示国民生产总值GDP，Y′表示第三产业的增加值，那么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总量贡献率则为：A=Y′Y式（3.1）

3.2.2 第三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速度贡献测度技术

本部分的测度技术设计灵感来源于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模型和索洛的增长方程，古典增长理论是把经济增长因素分解为资本、劳动、技术等，而本文的速度贡献测度模型则将用于第三产业的资本和劳动作为独立的变量从模型的资本投入变量与劳动投入变量分离出来，以测度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假设生产函数为：Yt=At・f（L，K，Y′）式（3.2）

其中，Yt表示经济总量，At表示随着时间t变化的社会技术进步，L表示第三产业的劳动投入量，K表示第三产业的资本投入量，Y′表示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对式（3.2）两边求全导数，可得：

其中，y=dYtdt・（1Yt）表示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a=dAtdt・（1At）表示全社会的技术进步的速度，α=（YtL）・（LYt）表示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投入量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弹性，1=（dLdt）・（1L）表示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投入量的速度，β=（dYtdK）・（KYt）表示第三产业的资本投入量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弹性，k=（dkdt）・（1K）表示第三产业的资本投入的速度，γ=（dYtdY′）・（Y′Yt）表示第三产业的对国民经济的弹性，y′=（dY′dt）・（1Y′）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式（3.6）表达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由全社会的技术进步速度、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投入速度和资本投入的速度，以及第三产业的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四大部分组成。那么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对国民经济增速的影响则是由式（3.6）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的系数，即其弹性指标来衡量，即γ=（dYtdY′）・Y′Yt。

4.结论与展望

1、第三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第一、二产业的生产和消费紧密相连，因此应该提高对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视，本文的实证分析的结果业体现了这一点，并且第三产业具有行业多、范围广、就业容量大的特点，可以用较少的资金安排较多的劳动力就业，因此，第三产业在劳动力就业方面却独具优势，尤其对于我国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形势，第三产业可以及时地解决这一问题[4]。

2、重视产量，但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只把眼光狭隘地放在经济总量上，否则会出现“虚涨”，而是处理好第三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目标，稳定发展速度，认清当前发展现状，发挥自身优势，拓展第三产业的市场，借鉴好的方法和途径，吸取经验，才能可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述英. 西方第三产业理论演变述评[J]. 湖南社会科学， 2004 （5）：85-88.

[2]魏建宏.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实现经济顺利转型[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9 （5）：146-147.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精选篇3

关键词：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绩效；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5―0085―06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的6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刚建国时的贫困落后到60年后的今天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四位，总体国力迅速增强。从解放初期工业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42.9％，三次产业的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化。6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到8.O％，这样的高速度和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历史同期处于世界前列。但是，60年来经济增长平均维持高速度的情况下，在不同时期还是存在一些波动和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在探索中出现问题和挫折时难免的。我们只能在探索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并将这些经验教训升华为理论，用以指导下一步的实践。这种总结和升华工作，会使更多地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可以使我们在以后的发展中少走弯路。

在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的情况下绩效如何，需要用具体的指标进行衡量。本文对经济发展绩效的考察用四个指标：经济发展质量、经济结构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的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纵观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其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标准，将1949-2009年的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6年经济恢复时期、1957―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和1979―2009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本文用分阶段的方式对中国经济绩效从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进行分析，用两套指标体系进行论证，一套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关于中国的数据资料，另一套用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和《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的数据资料。

一、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波动性

(一)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GDP和人均GDP增长率比较

1.用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对三个阶段的GDP和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进行比较

第一阶段是1949―1956年。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为国民收入，以1949年为基期，这3年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9.3％；以1952年为基期，1953―1956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10.3％。

第二阶段1957―1978年是计划经济时期，若以1956年为基期，以可比价格计算这一时期22年GDP年均增长率为4.05％，明显低于第一个发展阶段的水平。

第三阶段是1979-2009年，这个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经济快速增长。若以1978年为基期，扣除价格因素这30年GDP年均增长率9.76％。中国是这个时期世界上GDP增长最快的国家。

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是很快的，均值的中位线在10％，年增长率围绕10％波动，增长的总趋势呈上升状态，而且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的表现明显好于1978年之前的表现。

2.用麦迪森估计数据计算的三个阶段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比较

根据麦迪森对中国经济的估计，以1952年为基期，则1952―1956年GDP年均增长率为5.78％；以i956年为基期，则由1956年到1978年22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为4.14％；以1978年为基期，1978―2003年这25年GDP年均增长率为7.85％，低于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年鉴数据的计算结果，但是，无论从哪个结果来看，在第三阶段即1978年以后中国都是这个时期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二)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上其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

1.麦迪森对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经济增长的比较。

麦迪森的数据表明中国计划经济所处的时期，正是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50―1973年西欧国家合计人均GDP增长率为4.08％，前苏联为3.36％，亚洲合计(不包括日本)为2.92％，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93％，中国为2.86％，中国的人均GDP增长速度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不管从横向还是从纵向比较，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不能令人满意。而在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不论是从GDP还是人均GDP的增长率上看都是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三)国民经济发展的波动性

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的中国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变化情况。

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能明显地反映经济发展的波动性，我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计算出1949―2007年中国GDP和人均CDP的增长率，在图形上表现其波动性

第一阶段1949―1956年。1949年到1952年属于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发展波动是难以避免的，并且增长速度的起伏都在正常范围之内；1953―1956年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看虽然平稳性不是很强，但却是在较高位上运行。

第二阶段1956―1978。这个阶段经济在决策失误和政治动乱中大起大落。建国60年经济发展中最明显的波动性发生在这个阶段，最高值是中的1958年GDP和人均GDP比上年增长21.3％和18.3％，最低值是1961年的负增长达到27.3％和26.6％，从1958年到1961年经济增长的波动差值达到48.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增长最高的年份，最低的年份，负增长的年份，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第三个阶段1979―2008。这_阶段总体上看经济增长速度高、波动性小。经过1984年经济的过热，增长速度达到15.2％的高峰和.1990年的3.8％的较低速度以外，其他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10％左右，在这样的高位保持了18年的增长态势，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度提高，到2005年GDP总量跃居世界第四。

2.利用麦迪森的数据计算中国的GDP和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也用图形表示其波动性。

从麦迪森的估计数据计算得到的图形可以看出，中国GDP的年增长波动性更大，没有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得到的结果平稳性好，但是，波动幅度小一些，总体年经济增长速度较低一些，阶段性特征不明显，除了1957―1968年这一阶段外，其他阶段的波动大致相同。麦迪森的数据显示，在中国60年发展过程中有5个年份为负增长，分别为1960、 1961、1967、1968、1976，比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少一年，即1962年，但是这一年虽不是负增长，但是增长率只有0.4％。另一个较大的差别是1998年，麦迪森的估计增长率是O.3％，而中国统计局的数据计算结果为7.8％，差别将近30倍。

二、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增长的长期过程，也是产业结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经济的长期和稳定增长必然伴随产业结构的转换，因此，在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一)一、二、三产业占GDP比例的变化

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三大产业结构变化的比较分析。

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处于很低的发展阶段，1949年，国民收入中农业、工业和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的构成为68.4：12.9：18.7，第一产业占绝对主导地位，二三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到195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为51：21：28，到1956年变为43：27：30，第二产业有较快速度的发展，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小。

从1957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经济阶段，我国采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国家重点投资工业部门，经过22年的发展，到1978年三大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变为28：48：24，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第二产业份额的提高几乎完全是由于工业份额的提高带来的，工业份额从1956年占GDP比重的21.9％提高到1978年的44.4％，而第二产业的另一部门建筑业占GDP的比重却由1956年的5.4％下降为1978年的3.8％，一直处于下降和徘徊状态；从建国到1978年第一产业即农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或徘徊状态，由1952年的50.5％除下降到1978年的28.1％，中间经过调整期时期时比重有所回升，基本上是下降趋势。

第三产业的比重从1949年到“一五”时期结束处在缓慢上升过程中，但此后，在第二产业比重进一步上升时第三产业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可以看出，一直到1978年，第二产业呈现挤压一、三产业的趋势，而第三产业的比重更是明显的降低，1978年比1957年下降了6.3％，直到1982年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占GDP的比重为28％。

1978年底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体现出了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资源的比较优势得到逐步实现。在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上的表现是，首先在农业领域的改革使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高，1979年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7.9％上升到31.0％，当年的三大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1.0：47.1：21.9。由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效应让我国的农业保持了将近10年的高速增长，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稳定在30％左右。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进行，经济结构不断得到优化，明显的表现在第二产业在比重稳定的基础上内部结构不断调整，第三产业比重的较快上升，在三大产业中增长速度一直保持最快，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在的比例逐年提高，到2008年达到40.1％。

2.根据麦迪森估计的数据对l中国三大产业结构变化的比较。

1952年中国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例为60：10：30，直到1978年中国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比例为34：37：30，第一产业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又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德国在2006年已经突破1.O％，达到0.9％，同时，第三产业的比重持续提高，一般都在60％以上。这首先和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低下、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有关，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城乡分割的制度体系人为地抑制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中国的城市化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比较来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很明确，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速度。

(二)城乡结构的变化

1.中国统计年鉴关于中国城镇化水平变化的统计。

1949―1957年是中国城市化稳步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建设取得较大的进展。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城市化程度的稳步提高。到1957年城镇人口比1949年的5765万人增加了4184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49年的lO.6％提高到15.4％。1958―1960年城市化的特点，是城市发展失控，脱离了基本经济国情，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15.4％上升到19.7％。在1961―1978年这一阶段，特点是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并间歇性地发生逆转。1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1960年为19.7％，1978年仅为17.9％，下降了1.8个百分点。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49年的10.6％提高到19.7％，此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产业结构的逐步优化，我国城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城镇人口的比重增加很快，1989年为26.2％，1997年为31.9％.2005年43％.2008年45.7％。

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城市化的阶段性，1949―1956年是稳定增长阶段，1957―1960年是反常的加速增长阶段，1961―1978年则是长期的停滞阶段，1979年以后是较快增长阶段。

(2)城市化速度的国际比较从上述数据资料可以看出：(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1995年之前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之后有较快发展，但是仍无法与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2)城市化水平是与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紧密相连的，在中国的表现比较特殊，中国在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情况下，使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是，城市化滞后所带来的内需不足对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并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突破形成瓶颈约束。

三、国民经济效益分析

分析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我们选取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标来反映劳动效率，以国民生产总值积累效果来反映积累或投资的效果。

(一)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我们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量，并以1952年为基期的增长指数加以调整，以剔除产出量中的物耗和价格上涨的影响。劳动者采用全社会劳动者人数，反映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的情况。

可以看出：首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稳定性差，并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周期大致同步。其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劳动者人数增加不完全相关。如“一五”时期和1963―1965年，在劳动者增加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大提高；而“二五”时期劳 动者增加速度不快，劳动生产率却大幅度下降。最后，劳动生产率增加的速度总体上看是很慢的，特别是从1958年一1978年的21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只有2.8％。

从1979年开始，在劳动者数量较快增加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表现为增长幅度大，增长速度较稳定，3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若以1978年为基期，1979-2008年从业者人数年增长速度为2.2％，低于计划经济时期2.5％的增长速度，而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9.2％，远远高于计划经济时期2.8％的年均劳动生产率。总体来看，1979―2008年中国国民经济效率较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这一阶段保持了较快稳定增长。

(二)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从2008年世界统计年鉴的资料，比较中国与日本、韩国、巴基斯坦、美国、巴西、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联邦和英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1990年之前，中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比较国的范围内是最低的，为590美元／人，是比较组中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次低的巴基斯坦的43％，而在比较组中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意大利是中国的90倍。直到2006年，经过20多年的快速解决发展，中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在比较组中只是超过了巴基斯坦，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最高美国为92270美元／人，是中国的26倍。不过仍然可以比较看出，199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加快，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在缩小，只是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我国的按人口平均的各项指标都比较低。

四、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1949年到1956年这一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比起建国之前提高很快，改善明显。1957―1978年这一阶段由于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战略，为了推行这一战略，积累率水平提高很多，以积累发展工业的资金。同时必然带来消费率的降低，这22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直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努力。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飞跃。我们从以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化两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建国60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一)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

除了1963―1965年这一短短的经济恢复时期以外，从建国到1978年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都是很慢的，若以1956年为基期，1957―1978年居民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8％，远远低于1979-2008年7.6％的年均增长速度。

建国前30年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慢，1953―1978年25年的时间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只增加2.2％；改革开放以后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1978―2008年均增长7.6％。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

基尼系数是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O.3表示比较平均；0.3-O.4表示相对合理；O.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从基尼系数比较来看，中国处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警戒线”以上，分配的不平均程度远远高于发达的日本、法国、德国，甚至高于美国的水平。

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分配的不平均对居民的消费影响很大。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阶层有消费欲望却没有消费能力，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阶层有消费能力而没有欲望，因此，使得改革开放以后内需不足一直困扰我国经济的发展。另外，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新中国60年的发展成绩显著，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迅速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计划经济时期的22年给我国带来的更多是教训，由于政治影响和政策的多变性，工业生产大起大落，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很慢，致使人民生活水平二十二年几乎没有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国家的总体实力不断增强。我国所实行的渐进式改革在启动的初期避免了社会经济中大的动荡，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使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存在一些问题。

1.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较强，对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增长缓慢，人均GDP增长速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这段时间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国家和地区利用这一契机实现了经济腾飞。但是，中国却错失这一良机，由于没有市场机制对企业形成利润约束，中国企业没有利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的敏感性，没有赢利意识。计划经济效率的低下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而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发生在美国并很快波及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使人们看到了市场机制运行中所存在的巨大风险，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该在制度和规则的制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减少市场失灵发生的几率，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减少经济中的波动性。

2.城镇化滞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进而对中国实现GDP增长的既定目标带来了威胁。这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大环境造成的，另外也对中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出口，特别是对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依赖模式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国内消费不能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使得在改革开放以来刺激消费和拉动内需成为政府的经常工作，但是往往成效不是很大。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城镇化的滞后发展以及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到目前还占人口近60％的农村人口消费能力弱。调整分配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我国的内需水平，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是巨大的。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精选篇4

[关键词]房地产；国民经济；相互关系；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29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10-0018-04

一、中国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相互关系

房地产业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和管理等各类经济活动的产业，是国民经济中兼有生产和服务两种职能的独立产业部门。它的主要经济活动贯穿房地产生产（主要为房地产投资开发）、流通（房地产市场交易）、消费（房地产使用过程中的物业服务）三大领域，与众多其他产业部门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房地产业主要包括房地产开发业、中介服务业和物业服务业。它具有通过物资流通和劳动服务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以改善和提高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第三产业的产业特征。从房地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看，它是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和关联性的产业。此外，房地产这一商品一旦被生产之后便不可移动，使得房地产业具有区域性特征。

一般地，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较大差别。纵观古今中外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知，社会发展阶段分为农业、工业和后工业阶段。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断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中国房地产业在同民经济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的地位。

在中同，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受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又发挥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作为国民经济中一个独立的且非常重要的产业部门，房地产业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特征。但是，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相互关系，不仅是一个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且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和相关性。

（一）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间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在经济学上，经济拉动因素主要归结为“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从该角度看，中国国民经济主要衡量指标为国民收入、投资水平、信贷规模和利率、经济（GDP）增长率等。而房地产业主要衡量指标为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及其增长率水平、房地产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房地产供求水平等。当国民经济繁荣（萧条）发展时，必呈现出消费、投资或出口等的快速（缓慢甚至负向）增长，而这其中某个或几个都将影响到房地产业的发展（停滞）。反过来，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在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共同推动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当房地产业萧条时，必将表现为房地产各项相关指标的回落，进而影响到宏观经济中消费、投资或出口等经济因素，因而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在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等国情条件下，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作用与反作用的相互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二）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着双向反馈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位美国经济学家经过长达3年的统计分析，发现宏观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房地产业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房地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宏观经济环境作为坚实的基础。他认为，在成熟的房地产国家或地区两者的关系表现得更显著，具体关系为：（1）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即用GDP增长率表示）大于10%时，其房地产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2）在8%～10%时，房地产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3）在5%～7%时，房地产业处于缓慢发展阶段；（4）在4%～5%时，房地产业处于停滞阶段；（5）当小于4%时，房地产业处于倒退阶段。由此并结合中国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得到表-1和图-1。

根据表-1和图-1可知，中国国民经济在21年问的GDP呈现较高的增长，大多数年份的GDP增长速度都超过10%，此期间房地产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而1998年、1999年的GDP增长速度在5%～7%之间，房地产业处于缓慢发展阶段；2002年、2009年的GDP增长速度在8%～10%之间，房地产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同样，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为例。利用该指标来反馈国民经济发展状况。1992-1993年在新住房制度环境下，中国开始迅速加大对房地产业的开发投入，使得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呈现超过100%的增长，此时的国民经济水平也是高速的发展；1996年在中国房地产政策调控的影响下开始逐步放缓对房地产业的开发投入，房地产开发投资呈现较小的增长，一直持续到1998年，在此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的GDP增长速度也呈现如同房地产开发投资向下滑动的走势；1998年又开始逐渐加大房地产的开发投入，由于房地产开发周期较长，此时国民经济呈现缓慢发展态势，并没有呈现较明显的高速增长，而是存在一两年的缓冲期；2002年，随着对房地产开发投入的减少，国民经济从高速发展转为快速发展的态势；2008年，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通过宏观调控降低对房地产业的开发投入，使得2009年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转入快速发展的阶段等等。总而言之，中国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着能够相互反馈的关系。

（三）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并非纯属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众所周知，国民经济属于经济领域的范畴，反映的是经济属性和特征，最终作用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全国人民的经济能力。房地产业虽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国民经济中兼有生产和服务这两种职能的独立产业部门，但房地产业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说房地产业只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的相关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原则

（一）应将房地产宏观调控纳入国民经济的调控体系

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有促进或制约的影响作用的同时，国民经济也能从宏观层面影响整个房地产业的发展。因而，在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不应该将这一过程独立于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之外，而是将其作为国民经济调控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否则，容易出现过分强化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加速其发展速度，而超过当期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所能承受的范围，或者为了追求国民经济增长，使得房地产业的发展赶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步伐，或者在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的情况下期望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等问题。这些都会造成房地产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脱节、不协调等。

（二）应在一定阶段将房地产宏观调控作为国民经济的调控源

房地产业本身覆盖面较宽，包括房地产开发、中介服务和物业服务等各行各业，同时，还涉及许多相关的产业部门，如建筑业、建筑材料、家具业、装饰装修业、勘察设计、工程监理、质量安全检查等。此外，没有土地，没有建筑物或构筑物，没有一定的空间作为条件，农业生产无法实施，工业活动无法开展，第三产业以及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活动也无法进行。而这些条件都需要以房地产为基础才能得到实现。房地产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贯穿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特性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性。房地产业的发展情况能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同时，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也能反射出房地产业的发展状态。这一双向反馈的相互关系，要求在房地产业占据国民经济重要地位，即两者关联性程度较大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应该以房地产宏观调控为切入点和通途，以其为主要的调控源头，调节和调控房地产业的同时达到调控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效果，实现互利共赢。

（三）应以利于国民经济发展为宗旨，同时避免社会分配不公

众所周知，房地产既可以作为商品，而具有经济属性，也可以作为投资品，而具有投资属性。此外，房地产还可以作为一种权益的保障（比如居住权），从而具有社会属性。在中国当前政治体制之下，房地产业还存在着较鲜明的政治色彩。当下，房价在调控制度的作用下呈现不断上涨的态势，甚至涨幅比较高；保障性住房起步较晚，且保障对象的覆盖面不清晰也不广泛；土地或房屋征收补偿中补偿标准普遍偏低等，使得部分信息灵通或者资源丰富的人们得到了巨大的收益，而大多数人民却仍然无法实现居者有其屋。在通过房地产业的发展追求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没有意识到并重视房地产的社会和政治特性，使得房地产宏观调控效果未与预期目标保持一致。因而，在制定和实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过程中，除了需要坚持朝着对国民经济有利的方向发展之外，还必须要避免社会分配的不公平与不协调。

三、对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评价

（一）房地产宏观调控与房地产业和国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脱节

1 房地产宏观调控与产业调整脱节。从产业结构上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正在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即在“231至321”的转变发展过程中。而在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导下，各地市为了追求地方经济的发展大量出让土地，其中，在市县郊区大力发展工业园区建设这一增加地方财政的方式表现极其突出，且工业园区的建设对地方收入的贡献巨大。据此可知，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使得地方政府较为重视第二产业的发展和建设，而这恰恰与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相脱节。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施行受限将直接影响到预期产业经济目标的实现，继而使得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法得到体现，最终影响到同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2 房地产宏观调控与城市经济及城市建设脱节。随着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不断集中，城市地域逐步扩大。加上中国土地的公有制，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土地招拍挂的出让方式为地方财政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对城市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推动了城市建设的步伐，比如旧城改造、新城建设、城市规划的实施、生活配套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建设。但是，通常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不强，均从较广泛的角度提出，这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或是不同发展规划的城市而言，宏观调控的适用程度可能相差较大。现实中也确实如此，中国宏观调控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与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相结合。

3 房地产宏观调控中缺少房地产业退出机制。当前，房地产业正处于不断发展壮大之中，无论是房地产生产（主要为房地产投资开发）、流通（房地产市场交易）还是消费（房地产使用过程中的物业服务）企业，只要符合相应资质要求的便可以成立。但是，随着人们对房地产各方面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企业在内部管理和外在环境的双重作用下把握着良好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仅仅以自然的优胜劣汰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淘汰掉那些不适合时展的企业。也就是说，对于房地产业的发展，不仅要健全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还应该构建一个较为完善且科学高效的市场退出机制，而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当中并没有涉及此内容。

4 房地产宏观调控中缺乏房地产业发展规划。房地产宏观调控主要针对房地产业发展现状所浮现出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调控政策，没有重视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考虑，使得多数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不具有科学性和长效性，呈现“治标不治本”的状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中的实际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房价的调控以及住房保障问题。因而，对于房地产业而言，其宏观调控过程中应该有专门的发展规划，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把握房地产业与周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加速。

（二）房地产宏观调控相对关注了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经济、社会性

1 经济性方面，提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政策。2005年3月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提出抑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的八项措施（“国八条”）；2006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有针对性的六项措施（“国六条”），以及随后出台《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九部委‘十五条’”）对“国六条”进一步细化，其中提到的“限套型”、“限房价”的“限价房”以期解决中等收入夹心层群体的住房问题；2007年，从土地管理、金融信贷和税收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以稳定房价为诉求的房地产调控；2009年提出的“国四条”；2010年4月27日，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十条”）——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2011年的限购、限贷等一系列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宏观调控政策。这一系列政策虽然基本上都没有达到预期的调控目标，甚至出现了逆向的结果，但是至少可以看到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到了房地产业与同民经济的经济性特征。

2 社会性方面，逐步重视住房的保障性特征。2003年8月出台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18号文件）中确认，经济适用房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2006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有针对性的六项措施（“同六条”），加快城镇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房”建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7090”政策，加大了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供给以满足更多城镇居民的住房需求；2008年12月份出台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与此同时，中央还提出争取在三年内基本解决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及棚户区改造问题；2010年，中央又提出要力争到2012年末，基本解决1540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2011年，又提出全国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1000万套，未来五年将建成3600万套。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在房地产宏观调控上正逐渐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尽管现实中仍存在较多问题。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精选篇5

关键词：卫生经费支出；经济增长；推动效应；拉动效应

中图分类号：F08：R-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7－0007－03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不断增加，我国卫生总费用绝对值不断增长，从1978年的110.21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16 119亿元，增加145.26倍。1978―2009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百分比由3.02%上升为4.96%。从国际上其他国家卫生费用发展水平看，OECD国家的医疗卫生保健支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一般在7%以上，最高是美国，达到13.6%[1]。在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医疗支出快速攀升压力的背景下，研究我国卫生经费支出与目前经济发展适应程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Kleiman（1974）[2]、Newhouse（1977）[3]、Leu（1986）[4]等卫生经济学家通过对OECD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GDP是卫生总费用最重要影响因素，由此，卫生总费用与GDP之间的关系成为卫生总费用研究的重要内容。Smith等（1998）预测，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稳定在13.50%，但这一比例在2007年将攀升到16.60%。何平（2005）等[5]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得出，在长期协整方程与短期误差修正方程中THE和GDP之间的弹性系数都是正的，说明二者具有同向的相关关系。刘贻佳（2008）[6]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得出，GDP的增长变化与卫生总费用的增长变化互为因果关系，且THE和GDP之间长期与短期都具有同向的相关关系。

近年来，我国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看病贵、看病难”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不断出现，引起人们产生了卫生投资过度的疑虑。而目前我国有关经济与卫生费用之间关系的研究都集中在两者的关系以及相关程度方面，没有分析两者之间的适应程度。本研究旨在通过测算中国卫生投资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推动效应”和“拉动效应”，探讨目前我国卫生投资水平与经济增长的适应程度，使政府充分认识到目前总卫生投资及其各项投资部分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为优化卫生筹资结构提供依据，

一、理论分析

中国卫生事业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适应程度可以通过建立“推拉效应”理论进行具体测算。该理论认为，国民经济增长与卫生事业投资通常是相互影响的。卫生事业投资水平的增长可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反之，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会带动卫生事业投资水平的增长。卫生事业投资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国民经济的增长效应可以称为“推动效应”，而把国民经济增长所带动的卫生事业投资水平的增长效应称为“拉动效应”。

“推拉效应”分析法的优点：（1）它可以不依靠任何标准值，仅通过对“推动效应”系数和“拉动效应”系数分析就可得出结论，具有较大的方便性和较强的操作性；（2）此方法数学模型简明，并且由于是对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同一时期的推、拉效应系数进行比较，所以，不失为判断目前卫生事业投资与经济发展是否协调发展的一种较好方法。

一般来说，如果国民经济增长对卫生事业投资的拉动作用大，那么卫生事业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就小，反之亦然。因此，可以把卫生事业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推动效应”和“拉动效应”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形：当“推动效应”大于“拉动效应”时，表明这一国家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卫生事业投资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即卫生事业投资不足，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当“推动效应”与“拉动效应”大致相当时，表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与卫生事业投资水平发展是相适应的；当“推动效应”小于“拉动效应”时，表明这个国家卫生事业投资过剩，应减少投资力度，优先发展经济，以求得卫生事业投资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实证分析

下面，对中国卫生投资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推动效应”和“拉动效应”进行具体测算。国民经济增长通常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度量基础，卫生投资水平（总卫生投资）通常采用卫生经费作为度量基础。为了使所作的分析指导性更强，我们还从政府卫生投资、社会卫生投资和个人卫生投资三个方面进行分项分析，具体确定失衡的主导因素在哪里。本文选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分别测量政府卫生投资、社会卫生投资和个人卫生投资。

（一）“推动效应”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和卫生投资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根据表1中的1978―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Y）和总卫生投资（X）数据，再依据经济计量方法反复测算可确定我国卫生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的数学模型为：LNY=a+bLNX

其中：a为常数项；b为“推动效应”系数。“推动效应”系数b表明卫生投资每增长1%，所引起的国民经济增长b%。当b>1时，说明国民经济增长快于卫生投资增长，国民经济增长超前，卫生投资滞后，卫生投资成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当b=1时，说明国民经济和卫生投资水平同速增长，卫生投资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是协调的；当b

此处，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7]，可得到中国总卫生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模型为：

LN=4.18+0.85LNX

（57.79） （75.01） R2＝0.99，F=5 626.51

从拟合优度检验R2=0.99、参数估计检验t=75.01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F=5 626.51，可看出所作线性模型的统计检验成功，说明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求得的卫生投资水平与GDP之间关系的样本回归直线，作为总体回归直线的近似是恰当的。“推动效应”系数b=0.85，小于1，表明我国总卫生投资增长速度已超过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同理，我们可以用政府卫生投资（X1）、社会卫生投资（X2）、个人卫生投资（X3）分别替代总卫生投资，分别求得我国政府卫生投资、社会卫生投资、个人卫生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系数，分别为1.10、0.94、0.66，模型如下：

LNY=4.22+1.10LNX1

（17.86） （23.01）R2＝0.95，F=529.60

LNY=4.62+0.94LNX2

（-18.58） （39.43） R2＝0.98，F=1 554.49

LNY=6.06+0.66LNX3

（55.39） （33.15）R2＝0.97，F=1 099.21

这些模型统计检验都成功。这些模型表明，我国政府卫生投资增速稍滞后于国民经济增速，社会卫生投资增速稍快于国民经济增速，但我国个人卫生投资增速已大大超过国民经济增长。

（二）“拉动效应”分析

事物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反过来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会带动卫生投资的增长。同样利用表1的数据，可确定国民经济增长对卫生投资的“拉动效应”数学模型为：LNX=c+dLNY

其中：c为常数项；d为“拉动效应”系数。d表明国民经济每增长1%，将拉动卫生投资增加d%。当d>1时，说明卫生投资增长快于国民经济增长，卫生投资水平增长相对过快，卫生投资可以减速；当d=1时，说明卫生投资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两者之间是协调的；当d

此处，同样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可以得到“拉动效应”模型为：

LNX=-4.83+1.16LNY

（-32.54） （75.01）R2＝0.99，F=5 626.51

从拟合优度检验R2=0.99、参数估计检验t=75.01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F=5 626.51可以看出，所作线性模型的统计检验相当成功，说明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求得我国GDP与总卫生投资之间关系的样本回归直线，作为总体回归直线的近似是恰当的。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国民经济对总卫生投资的拉动系数d=1.16，大于1，说明我国总卫生投资增速快于国民经济增速。

同理，我们可以用政府卫生投资（X1）、社会卫生投资（X2）、个人卫生投资（X3）分别代表总卫生投资，分别求得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对政府卫生投资、社会卫生投资、个人卫生投资的“拉动效应”系数，分别是：0.86、1.04、1.49，统计检验都相当成功，模型如下：

LNY=-3.38+0.86LNX1

（-9.38） （23.01）R2＝0.95，F=529.60

LNY=-4.72+1.04LNX2

（-18.58） （39.43） R2＝0.98，F=1 554.49

LNY=-8.87+1.49LNX3

（-20.57） （33.15）R2＝0.97，F=1 099.21

这些模型统计检验都成功。这些模型同样表明，我国政府卫生投资增速稍滞后于国民经济增速，社会卫生投资增速稍快于国民经济增速，但我国个人卫生投资增速已大大超过国民经济增长。

三、讨论

本文通过总卫生投资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推拉效应”分析发现，我国总卫生投资基本能适应国民经济增长，总卫生投资增速仅稍快于国民经济增速。说明目前我国卫生经费虽大幅增加，但与我国实际经济快速增长情况相比其增长幅度较为合理，并没有产生卫生事业投资过度的问题，今后一段时间可适当控制总卫生费用增速，但主要任务是继续保持目前卫生投资与经济增长基本相协调的现状。

本文从政府卫生投资、社会卫生投资和个人卫生投资三个方面与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推拉效应”分析，发现我国政府卫生投资与社会卫生投资基本能适应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其中，政府卫生投资增速稍滞后于国民经济增速，社会卫生投资增速稍快于国民经济增速，我国个人卫生投资增速已大大超过国民经济增速。说明目前我国卫生投资快于国民经济增长是政府卫生投资增速缓慢，社会卫生投资相对超前，尤其是个人卫生投资增速过快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精选篇6

关键词：金融业；国家产业经济发展；影响；战略措施

中图分类号： F8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0-000-01

金融业作为一个较新的产业，是在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开始规模化出现并且快速发展的，对于国家产业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当前社会背景下，金融业给国家产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并且提出当前金融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对应的战略性解决措施，最终使金融业能够对国家产业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一、金融业对国家产业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经济的发展

首先，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其本身的快速发展就提高了第三产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资本市场不断地趋于成熟，金融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投资银行数量不断地增多，使得金融业在整体竞争的推动之下不断地向高效化和科学化发展；证券公司的快速增多以及服务完善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金融行业，增加了人们对金融行业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其次，金融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融资更加便利，因而使得第三产业更加活跃，发展更加迅速。

（二）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

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突出特点在于，第一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过重，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过轻。而在金融业迅速发展的带动之下，一批以金融业为支点的第三产业门类迅速发展起来，促进了第一二产业中的人口、技术、资源、资金等向第三产业中转移，大大提升了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同时，金融业的发展缓解了一二产业中因为资金不足而带来的短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二产业生产过程中更换设备、引进先进技术等的资金问题，促使第一二产业能够更加科学、迅速地发展。

二、金融业在当前我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一）金融业的发展缺乏合理的制度规范

虽然金融业发展的意义已经得到人们高度的认可，但是，由于对我国的现实国情了解的不够透彻、对金融业发展与我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掌握的不够全面、对金融业自身的发展规律了解得有欠全面等，因而导致了人们在进行现代金融业学科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最终导致制定出来的金融业的相关制度规范难以与我国的现实情况相契合，因而导致其可执行性不高、制度执行率较低等状况。

（二）民间投资较少

民间投资作为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其有效盘活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来自民间的投资规模较小、数量也不多，绝大多数融资都来自于银行等。这种现状使得民间资本难以盘活，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

（三）金融机构与产业的融合程度较低

面向各个产业的资金业务是金融机构业务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由于金融机构的制度化较低、贷款审批程序较为复杂、缺乏面向产业的专项贷款、对产业的了解程度较低等，因而导致金融机构与产业的融合程度较低，使得贷款效率较低，资金回收率不高，既影响了金融机构的发展，也使得产业的发展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相应的辅助。

三、提升金融业在产业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金融业发展制度

规范和完善的金融业发展制度是金融业发展的前提，因此，为了提升金融业在产业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需要首先建立完善的金融业发展制度。其一，金融业发展制度的建立要符合我国现实情况。金融业发展制度建立的目的是为了以金融业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就需要在了解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建立金融业发展制度，最终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其二，金融业发展制度要确立规范的操作流程。规范的金融业操作流程是金融业发展效率提升的途径，因此，在金融业发展制度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建立规范的操作流程，最终保障金融业发展的效率。

（二）通过各种措施带动民间投资的发展

民间资本的充分利用是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国民经济快速和高效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措施带动民间投资的发展。首先，建立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通道。通过设立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窗口，给予相应的政策鼓励，简化相应的手续等，能够有效地盘活民间资本，实现对民间资本的充分利用。其次，政府牵头，由政府做担保来实现民间资本的充分利用。通过政府设立相应的项目，由政府作为投资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的桥梁，通过政府对资金需求者的项目状况进行评估等，然后以政府为担保进行融资，从而确保民间投资的质量，提升民间投资的效率。

（三）创新方式，提升金融机构与产业的融合程度

首先，可以通过进行实现金融机构直接投资产业的方式来盘活资金。通过选择预期良好的产业来进行投资，能够有效地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提升金融机构与产业的融合程度。其次，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与企业共同出资建立新的公司的方式来实现提升投资效率和推动产业发展的双重目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金融业对我国的产业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积极意义，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之下，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迅速的优化，产业发展效率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但是，金融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金融业理论与中国实际状况难以契合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战略性措施，最终促进金融业的与产业经济发展的不断融合。

参考文献：

[1]李大垒.城市金融产业集聚形成原因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 35 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J].上海经济研究，2010.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精选篇7

关键词：商业地产业;经济互动效应;互动发展规律;运转周期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房地产产业也在快速的发展，它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其中，商业地产业成为了国家经济的核心。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房地产产业的发展，它是我国经济的“导航”，而且，随着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家经济与国际经济逐渐接轨，我国的商业地产业正式成为了整体国家经济中的新型增长点，并对拉动整体国家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作用。相反，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加速，推动了我国城乡一体化，有力的促进了我国商业地产业从发达城市逐渐转向二线、三线以及乡镇农村，以此形成循环模式，促进了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一、相关理论概述

1.房地产相关内容概述

房地产是房产与地产的总称，在法律意义上称之为不动产。房产是指在国家规定的建筑土地上，所建筑的各种民用、商用的住宅、厂房、文化、教育等房屋建筑;地产则是指在建筑土地之下的土地，包括地下的各项基本基础设施，以及在建筑辐射范围之内的地面道路灯，因此，从物质角度来讲，房产与地产是统一整体，而从经济角度角度来讲，房产与地产的统一实现了房屋建筑的经济属性与交易化。其中商业地产是房地产的附属产品。

2.房地产业

房地产业是在房地产基础之上形成的概念体系，主要是指将土地以及建筑物作为基础，进行经营性活动，从事新建筑项目的开发、建设以及经营等的综合性产业活动，它是在第二产业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三产业产品，其具有非常明显的先导性与基础性，但也蕴含着其他产业所不具备的高风险。

二、我国商业地产业与国民经济

1.二者的一般关系分析

房地产是当代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成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核心推动作用。利用整体角度来讲，商业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具有基础性，它是其他经济内容的支柱，其他服务性以及支撑性的经济内容都是围绕商业地产业展开的，因此，它是我国城市建设以及城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

从哲学角度来讲，商业地产业与整体国家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制约性与促进性，从整体与局部角度来讲，它是国民经济的构成部分，而从内在联系来看，国民经济是商业地产业发展的基础，更是制约商业地产业的因素，此外，商业地产业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支柱性的支持，其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最大程度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宏观调控的效应。

此外，商业地产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协调动态模式，二者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知识与经济学体系，从而客观的掌握二者之间内在规律与内涵。在我国商业的地产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定认知偏差，主要变现在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区域投资中商业地产业所占比重过大，导致供过于求，经济缩水出现泡沫增长，甚至严重的扰乱了区域内的市场秩序与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矛盾。目前社会对二者的关系的良性互动非常关注。

因此，我国的商业地产也与整体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其复杂性首要表现在二者是双向作用的存在，即互为动力的存在，商业地产业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带动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反之，国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国民经济的快速增加为商业地产的发展带来了优势条件，二者是一种互为增长的关系模式。

2.互动效应分析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动态性的存在，其表现在多个方面：

（1）商业地产业在发展阶段与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互动效应模式。因商业的地产本身的特质，其工程量较大，生产周期又太长，这就要求在发展阶段就需要对其进行很大的投资，其发展对整体国民经济的要求也随之增加，它需要社会具备充足的资本与资源才能发展，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前进步伐不断发展。因此，在此过程中，应该防止出现商业地产过热现象，这不仅不会带动经济的增长，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

（2）商业地产的发展速度与国家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互动效应。我国对商业地产业的投资可以获得可观的回报，它为社会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并在其基础上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服务尤其是建筑房屋，建筑业的发展带动了国内钢铁、化工等其他行业的发展，而且建筑业内部管理又带动了我国现代管理技术的进步，因此，国家内部的商业地产发展速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是与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相同的，或高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

（3）商业地产业的发展波动与国民经济的运行周期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互动效应。国民经济本身含有非常明显的运行周期，商业地产业内部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周期循环与波动，这主要表现在高峰与低谷，是商业地产发展的内在价值规律，而影响这一价值规律的核心则是国家整体国民经济水准。

三、中国商业地产业加强与经济互动及协调发展的举措

中国商业地产行业只有与国民经济保持良好的互动并且相互协调发展，才能更加有利于我国的社会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的状态，这也是为了响应党中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相应的贡献。我国的商业房地产与国民经济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只有相互保持协调发展，才能满足我国经济水平的整体增长。基于以上所阐述的种种现状，可以总结出，若要使中国的商业地产业与经济良好的互动并相互协调发展，只有在对二者之间有着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全面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以实际的角度为出发点，将国民经济与部门经济二者保持平衡，具体需要依靠相关行业的积极发展观念，适当降低商业地产业的“热度”，开发的规模也要保持适度，出台并完善相关的一系列市场机制等的重要关系。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开展。

1.确保产业定位的准确性

中国的商业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规模方面看似矛盾，只有确保商业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有着准确的定位，才是使商业地产业和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问题。

首先，优化国民经济结构，正确协调商业地产业和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大商业地产业的推动力。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强化地方政府的职责，抑制过分的“土地投资”，做到经济的发展“因地制宜”。避免商业地产业急功近利的混乱现象。

其次，确保商业地产业的投资规模适度。只有充分做好对商业地产业的限制，才能斩断由其引发的经济泡沫。近几年来，诸多地区的商业地产业开发商均有着大规模投资，使得整个房地产的经济过分白热化，已经对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并且受金融领域的大力扶持，大有铺天盖地的趋势。因此，相关部门要大力加强监管，限制贷款，拓宽商业地产开发业的融资渠道，尽量降低房地产投资所带来的经济风险。

最后，转变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形式。当前的商业地产业，往往以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占据着国民经济的市场，高投入、高耗能、大量资源浪费，诸多情况均使得行业的粗放型发展痕迹凸显，明显有悖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并使其转变传统理念，做到以人为本、“节能省地”。

2.强化地方政府职能

商业地产业主要负责经营不动产，地方政府对此有着较大的控制权，但是宏观调控的决策权仍归属中央。这种情况势必会造成信心不对称，产生一定的差异。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要平衡当地经济和商业地产业的发展，强化地方政府职能并且提升政府的行为能力。

首先，降低地方发展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最近十多年，各地的商业地产业成了整体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尤其是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代表的城市中这种情况尤其明显。由此就使得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房地产业来促进当地的经济建设，对于这种现象，多数不成熟的地区也开始纷纷效仿，因此，必须转变地方政府的这种不良的思维观念。提升当地经济，完全不必仅仅依靠房地产，可以结合当地特色制定个性化的战略发展目标。

其次，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因地方政府与当地的开发商和银行都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存在由地方政府担保房地产企业信贷的情况，一旦出现经济风险，则必然会给政府带来不小的冲击。所以，地方政府必须树立良好的政绩观念，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3.完善商业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

首先，防止商业地产业升温的同时，也要维持其适度的发展规模。以现状来看，房地产业已经呈现过热的状态，“降温”势在必行，但也要适度。以全球的经济视角来看，国家的发展，必然离不开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业拥有一定的规模，也是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

其次就是要完善我国商业地产业的整体运作体系，并完善宏观调控机制。从宏观调控的政策上使商业地产业由原来的管理机制转变为切实有效的自我控制机制。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的商业地产业是当代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不仅影响着我国的产业机构调整，更影响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环节。商业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形成良好互动进而取得协调发展，是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

参考文献：

[1]聂爱云，何小钢，左振华，柯小霞.房地产业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实证研究――以江西南昌为例[J].中国房地产金融，2011，9（12）：7-10.

[2]张永岳，周建成.中国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互动效应分析[J].上海房地，2012，11（7）：4-8.

[3]《推进浙江城市化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推进浙江城市化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统计研究，2011，12（22）：47-54.

[4]陈乃道，孙宁华.关于商业产业管理的几个问题[J].财贸研究，2012，9（3）：12-16.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精选篇8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百年”历史性目标奠定了雄厚的基础。30多年来，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民营经济几乎从零开，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在我国的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截至2013年底，我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1253.9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4436.3万户，注册资金分别达到39.3万亿元和2.4万亿，从业人员分别为1.25亿人和0.93亿人。近年来，民营经济贡献了我国GDP的65%～70%、我国新增就业的80%～90%，成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最强注释和最显著特征。

无论从经济理论上还是各国经济实践上来看，民营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中重要（在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中是占绝对地位）的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同的历史阶段下，发展的制度条件和市场空间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是同时期民营经济的发展的两个重要约束条件，甚至是决定性的约束条件。我国民营经济过去30多年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民营经济在各类经济主体中对以制度条件和市场空间为主的发展环境最为“敏感”，同时也是最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环境来寻求自身的发展机会，从而形成我国民营经济独特的发展路径。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发展的内在和外在动力都将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内涵也有了新的要求。可以预见到，与过去30多年的发展相比较，新常态下我国民营经济面临的制度条件和市场空间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深入研究、充分认识这一系列的深刻变化的新特点、新特点，无论对新常态下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发展还是提升政府等部门的管理和服务水平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新常态下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分析

1.新常态下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工作中的地位

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对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定位是事关民营经济发展一系列制度条件变化之本，是各种涉及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之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987年中共十三大对民营企业做了“拾遗补缺”的基本定位，民营经济才有了一定限度的生长空间；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了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补充，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才有所显现；1997年中共十五大再次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至此才进入全面快速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进一步进行了明确，说明新常态下民营经济在我党经济工作中的地位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从中央到地方，不断优化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将成为常态化的工作，以往各类正式制度安排中对民营经济的歧视设定将快速消除。

2.新常态下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相互地位

在我国以往的发展中，很长时期民营企业地位与国有企业地位呈负相关。比如在1992-2003年期间我国民营企业地位较高，尤其是1995-2003年，这几年我国国有企业经历了下岗潮、抓大放小等一系列阵痛期，特别是在一些地方以把国有企业“卖光”为改革基本取向，民营经济得到了非正常的快速扩张；2003年后到2012年，国有企业地位重新提升，与此相关的是民营企业地位受到影响，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地方政府越来越倚重国企的力量，把引进央企作为快速做大经济总量的捷径，通过给予更多优惠政策进一步抬高国企的强势地位，建立和引进的国企涉及业务范围广，同时有不少地区和部门以淘汰落后产能以及整顿行业秩序等为名义，实际上对民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这种政策上民营企业地位与国有企业地位此消彼长的制度环境，无论是对民营经济还是对国有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党的十和十八届三全会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新常态下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地位愈加平等，将消除以往双方“零和”发展的现象，真正形成互利共赢发展的良好局面。

3.新常态下民营经济面临的非正式制度条件

以往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制度，对民营经济的行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民营企业要发展不得不通过非正规的甚至是非法的手段去获得发展机会和寻求产权的保护，扭曲了民营经济的经营行为，形成了所谓“不找市场找市长”、“民营企业家原罪”等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全面加强法制建设的工作的推进，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非正式制度条件也将发生根本改变。

一方面是大量的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进行替代。法制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商事制度的改革、权力清单的明确、大量事权的下放和民间组织的发展，将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体制和政策体制，明确各方利益主体的权力和责任，规范各类主体的经济行为，过去一些针对民营经济的潜规则将再无生存之地；另一方面一些能激发民营经济正能量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会不断增强。如传统优良的商业文化、现代商业活动的职业精神、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良好的政商关系都会在民营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引导民营经济从业人员健康的成长。

三、新常态下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市场、投资领域和国际市场呈快速放大的特点，民营经济依靠与国有部门相比更为灵活的经营优势，在各类市场中快速成长，获得了巨大的市场空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将对我国民营经济的市场空间及其拓展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1.新常态下民营经济面临的消费市场

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消费市场上形成一轮又一轮的巨大需求，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普惠式”的成长机会。如改革开放初期，长期计划经济造成我国日用消费品短缺，市场放开后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需求，成为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市场机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家用电器在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中的快速普及，家电制造业成为这一时期得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热点；20世纪末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以住房为引领的一系列消费迅速扩张，大量的民营企业进入房地产及相关行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十一五”时期以汽车为代表的城乡私人交通工具的快速普及，同样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进入新常态后，上述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基本结束，民营经济曾经面对的一轮又一轮大规模、“普惠式”的市场扩张机会不再重现。而在我国消费市场上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就必需面对消费市场的这种深刻变化。一方面要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严格依法依规进行生产，努力保证产品质量水平和安全要求，应对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更要不断通过创新，努力为消费者提供科技含量高、个性化强的产品和服务，来延伸自身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激活引发一个又一个细分化的市场需求。

2.新常态下民营经济面临的投资需求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进入本世纪直到金融危机，我国经历了一个压缩式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阶段，相关的重化型产业如传统能源、冶金、建材等行业的投资需求急剧扩张；十一五以来，以汽车制造为代表的制造业快速发展，也不断形成巨量的投机机会；金融危机前后，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也快速进入投资澎胀期；这一轮一轮的巨大投资浪潮结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投资机会，民营经济通过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我国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一些新兴产业的产能相对饱和，行业产能利用率迅速降低，与此相应当的就是这些行业不再会出现以往天量式的投资机会，民营经济的传统投资渠道受到急剧压缩。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投资机会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大量涌现。随着我国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和京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以交通为主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形成区域内外互联互能的重大工程将形成新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城乡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投资放开和融资方式的创新也会为民营经济带来新的投资执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将形成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上的新的产业投资机会；深入投进“互联网+”战略，新的产业组织方式、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将大量涌现，一方面对民营经济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3.新常态下民营经济面临的对外贸易形势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我国民营经济部门充分利用了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在发展对外贸易中发展壮大了自身。2014年中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34.5%，仅次于外商投资企业所占的比重。但金融危机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发生了较大转变，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加上国际市场的相对饱和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我国对外贸易告别了以往的高增长，进入了低增长甚至回落的发展阶段，必然影响民营经济的外贸发展。

进入新常态后，一方面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表现在我国制造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将继续保持，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创造转变，在一些领域和一些行业会获得新的竞争力，民营经济如能加快转型升级，仍会在新一轮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好的成绩；另一方面是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民营经济可充分利用机制的灵活性积极参与高水平的引进来，利用其非国有属性避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限制，积极稳妥地走出去获得发展。

四、结论

总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我国民营经济将面临的制度环境将越来越法制化、规范化和公开化，以往民营经济一系列扭曲的行为将得到纠正，民营经济的合法产权将得到严格的保护和社会尊重，民营企业家们将把主要精力投入在企业的经营发展中；同时，民营经刘的发展的市场空间将发生一系列深刻的转变，这些变化给民营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民营经济将通过积极参与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加快转型升级，以创新为引领，走出一条与以往30多年不同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厉以宁，吴敬琏，周其仁等.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M].中信出版社，2015年3月.

[2]宋文阁，刘福东.混合所有制的逻辑：新常态下的国企改革和民企机遇[M].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5年11月.

[3]林毅夫.新常态下民营企业存在重大机会[D].中华工商时报，2014-12-29.

[4]厉以宁.新常态下民营小企业能做些什么[D].北京日报，2015-03-09.

[5]史贵禄.在“新常态”下促进非公经济健康持续发展[D].陕西日报，2014-11-10.

[6]胡宏伟.新常态下再谋浙商转型[J].浙江经济，2014年第19期

[7]2014年度全国市场主体发展、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和消费维权有关情况.国家工商总局网站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精选篇9

林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工作。

主要著作：《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合著）、《国际经验和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论文）、《中国社会的发展战略和前景：从提升生活质量走向增进社会质量》（论文）等。

摘要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由快速发展的经济腾飞阶段向常态发展的阶段演进。经济高速发展有助于提升国民生产总值、扩大产业规模和促进行业发展，也由于“滴漏效应”而给民众形成了进步主义的印象。经济成长速度的放缓会导致人们对于发展前景的预期降低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使一些社会矛盾“显化”。为此，我们要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条件和形势调整发展目标，以常态发展的假设来指导政策设计，把对数量的追求转向质的提升。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政策分析 适度发展 社会政策 发展研究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持续了20年的时间。其年均GDP增长率在“十五”期间为9.8%，到“十一五”期间为11.2%，平均超过10%。在一些国外评论者看来，这种高速发展的态势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奇迹”，但对于许多身处其中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发展速度已经被人们看作是“常态”，并影响了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期望。然而，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欧洲金融危机及其所面对的经济发展困境，给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引发了人们普遍关注和争论。本文力图从社会分析的角度来评估经济发展速度快慢的社会效应并探索所涉及的一些关键因素，为政策分析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理论导引。

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及其效应评估

一般说来，经济增长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并提升人民生活的总体水平。但是，当对这一假设进行探究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经济成长的积极或消极效用要通过各种制度背景、组织因素和阶级结构等的“折射”而达成。由此，经济增长的社会效应与该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拉美为例，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在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中，人均收入、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都很高，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及发展的“拉美陷阱”。①因此，当我们询问发展进程的社会效益和成本时，我们有必要询问向什么方向发展，以什么样的代价发展，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发展，发展的成果是否为各阶级和社会群体所共享，抑或是否强化了阶级分化和差距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与发展战略的设计相关。

在中国，自1994年以后我们逐渐培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在市场的驱动和公共财政的刺激下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这种高速增长对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贡献很大。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指标，城市居民的收入从1995年的4283元增长到2011年的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从1578元增长到6977元。②但是，人们对于这一增长所导致的许多弊病和后遗症提出了批评，包括社会发展滞后、环境代价、劳工代价、粗放型生长、技术更新换代滞后、追求数量不求质量等。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在2004年后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并在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又好又快，“把好放在第一位”，用科学发展观取代以往追求量的增加的发展观。这些努力对于缓解由经济快速增长所造成的消极结果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自2009年以来，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在2009年第一季度，增长速度一度降低到6.1%（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4月16日的数据）。在2010年，这一速度出现了反弹（10.3%），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8%后，其实际增长速度仍然超出这一目标，达到9.2%。目前，随着对房地产等行业的调控等宏观经济政策的采用和国内外发展环境因素的变化，国民经济的增长速率在逐渐下降，并引发了经济发展快和慢这两种发展导向孰是孰非的争议。一些人从消极的意义上评论这一下降现象，认为低增长率意味着经济运行状况的恶化而不是优化。③

在对于这一状况的讨论中，我们要关注以下三方面问题：

首先是发展速度与发展的社会效应的联系。在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会习惯于把追求速度和数量作为追求目标而无暇顾及如何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品质、降低污染、培育核心技术，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化等任务。目前，那种以劳动力的代价和环境资源的代价来换取高速GDP增长的做法已经招致人们的诟病，而“可持续发展”的口号正在得到人们的积极回应。这一理念要求我们降低污染和能耗，鼓励以经济发展的低速度来应对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城市膨胀以及过度消费的危机。这一发展理念对于评估经济发展的速率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对于经济发展速度“常态”的理解。我们要正视并探索由中速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效应，并重新审视“常态”这一问题。这一要求为以下原因所强化：第一，近30年的跳跃性发展本身并不是“常态”状况，而是经济发展处在工业化“起飞”阶段的特征；当经济发展上了台阶以后，发展速度就会放缓。第二，经济总量的扩大使保持高速度发展日益困难，因为每个经济增长点所代表的实际数值很大。第三，国际金融环境和经济生态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欧洲经济体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对于中国的出口和贸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第四，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企业生产环境改造方面成本的增加。第五，民营经济的驱动力正在弱化，企业创新能力在下降，并出现民营企业家群体大量外流的现象，等等。这些因素都要求我们降低对发展速度的期望，把中速发展作为“常态”状况进行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策分析。

最后，达成高速增长所采取的手段。在反思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时，我们也要把关注点放在实现高速增长的手段、途径、所具有的成本和代价，以及其所具有的社会效应这些问题上。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政府固然可以采取公共投资作为刺激政策来调整经济运行的速度。例如在美国，政府投入就成为缓解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但其效用招致了诸如茶党等方面的批评。④在中国，近年来四万亿的投资促进了公共开支的增长，但也引致通货膨胀的威胁。⑤而且，由于这些费用中的许多部分进入了公共开支领域，从而强化了公共部门的经济力量而弱化了民营经济的力量，强化了官本位体系而弱化了民间企业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强化了社会“管控”的色彩而弱化了社会生活多样化的诉求。因此，我们要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应来研究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所造成的社会效果。

由此，经济发展快和慢问题本身是一个量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考察要与质的方面的评估联系起来。经济的低速发展可能对社会发展进程造成困难，但也促使人们在提升竞争力、提高产品品质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方面进行更多的努力。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由10%以上逐渐降到8%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8.1%，第二季度为7.6%）。这种中速发展的态势就要求企业改变经营方式，由以往的粗放型经营转向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升产品质量的方向；而依靠大量的公共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不仅会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会形成一些消极的社会效应。在此意义上，遵从市场规律，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中速发展），将具有积极意义。

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发展阶段：国际经验

在国际背景下讨论经济成长的阶段性，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泛的视野来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及其社会影响力问题。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也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欧洲，许多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遭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低速增长的时期。⑥一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GDP增长速度甚至低于3%。在21世纪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到了崩溃的边缘。如2009年发端于希腊的欧债危机，使得债务蔓延欧洲，世界银行更是预测欧元区2012年经济增速为负0.3%。这使欧洲的政策讨论的焦点由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效应转向工作福利和移民问题，并倡导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 。⑦可以理解的是，当经济增速下滑时，人们对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积极联系给予更多的关注。这种情形与10年前相比具有一定的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欧洲学者仍然强调社会政策不能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庸，而不是强调积极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东亚，在经济“起飞”的20世纪70、80和90年代，东亚国家盛行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理念，采取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为导向的发展模式。⑧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到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90年代的中国大陆，都出现了以追求GDP增长为目标的生产主义发展导向。⑨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从“人均800美元”到“翻两番”，从“小康”到“全面小康”，这些目标与其他东亚国家实施的“生产主义”的发展战略十分接近。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老龄化问题的加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减缓。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仅为 1%～2%，大部分时期处于“零增长”状态。⑩韩国在21世纪仍然保持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但其速度也有所下降。2010年其GDP增速为6.1%，2011年为3.6% ，而IMF预测韩国2012年增长率有可能进一步下降至3.25%。在中国，直到 2010年其经济增速仍保持在10%以上，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经济增速也有所下降，2011年为9.2%。

伴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演化，社会环境也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腾飞和高速成长时期，人们往往具有进步主义的倾向和对社会前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因而国家的发展战略容易赢得民意的支持。在社会政策上，由高速发展带来的“滴漏效应”使全体民众得益于这一发展过程，并把生活改善的可能寄望于高速发展成果的分享。在此过程中，社会所有群体都有可能通过“滴漏效应”而得益（即经济成长的好处也能为下层阶层所分享），从而使社会底层群体和弱势群体也能够对生产主义的发展战略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尽管这一战略会强化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个人的生活自由和民间力量成长的空间，但成功的经济运作使人们容易接受威权主义的国家治理。这一逻辑已经为东亚国家的发展进程所验证。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其所具有的“滴漏效应”已逐渐消失，而社会所存在的现有的和潜在的矛盾也会“显化”。这就使低速的经济发展成为诱导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的催化剂，也为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社会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人们对于权利分配和利益分化的抵触情绪会不断增强而形成一定的民主压力。在这一背景中，许多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超越了高速成长的阶段后，都相继进入民主化的进程中，其发展战略也进行了转变。在中国，我们也要意识到在经济成长进入新阶段后需要建立一种与常态发展相适应的发展机制。这一机制将由来自于各方面的驱动力所构成，而国家的政策制定也有必要鼓励这一机制的发展以回应民生的需求，形成多元化的发展动力机制。

在这一发展的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将成为社会稳定器来保障这两个阶段的平稳过渡。在采取生产主义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东亚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是滞后的。社会开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较小，社会服务的供给也十分缺乏。但在快速经济增长阶段，民众对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压力还十分有限，部分是由于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许多就业机会，部分是由于“滴漏效应”的影响。在跨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起飞阶段”后，民众的社会保障诉求会不断增强，而经济的中速或低速发展也有可能给一些民众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困难，从而强化了这些要求。因此，从东亚各国的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与国家福利的扩张是同步进行的；这些进程也伴随着民主化的进程。

欧洲的情况与东亚国家的情况十分不同：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与国家福利的削减同步进行。这是由于在欧洲福利国家，其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经济增长时期具有较为充分的发展，因而与奉行“生产主义”战略的东亚国家不同，大多不存在福利发展程度过低的“补课”任务。相反，它们所面临的是如何应对经济成长低速度所造成的对社会生活的挑战和实行福利紧缩政策进行量的缩减。在2011年，德国、英国、法国和丹麦的增长率分别为2.9%、0.7%、1.6%、1.2%，而希腊的经济增长率则为负5.5% 。由此，在政策讨论中，人们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积极互动关系作为讨论的中心议题，并力图从东亚的生产主义的政策导向借鉴经验。即便如此，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此次金融危机并未诱发人们对于福利国家体系的合法性的质疑，因为发生危机的主要是低福利的南欧国家，而高福利的北欧国家则显示出很强的抗风险性。事实上，正是由于福利国家体制的运行才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在如此低的经济增长率中仍然得以生存。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下滑，至今一直处于经济增长的疲软阶段。但与欧洲的许多国家有所不同，日本的高度老龄化社会的压力使其仍然保持着高额的公共开支，并由老龄化问题导致国家福利的继续扩张。这一扩张也与近年来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有明显的相关性。随着1993年自民党下台在野党上台，政府对于推进福利事业以应对政治需求和社会诉求加大了努力。这表明社会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随着经济增长的变化而机械地变化，也与老龄化和政治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东亚，许多国家和区域已经形成了民主化变革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而来自民生的呼声和来自于生活多样化、社会多元化的挑战压力也在不断强化。

根据以上国际经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欧洲、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都经历了从起飞到繁荣到中速或低速增长的演进。尽管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常常具有高增长的期望，但经济发展的快慢状况最终要取决于市场条件和经济状况。我们不能以为政府的作用或干预是万能的，从而把经济发展看作是由政府决策所决定的。其次，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两个平行而又相互关联的发展进程。快速的经济增长可以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效用，但在东亚各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起飞阶段并没有像西欧国家一样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快速发展，这一发展出现在经济增长进入中速发展的阶段。再次，当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一些国家会出现社会群体之间的纷争加剧，从而导致一定的社会动荡。但在许多西欧国家，尽管其经济的低速增长也导致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压力，其福利国家体系依然保护了社会体系的常规运作。

几点讨论和结论

基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首先，发展速度的快慢由很多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所造成（在一些时候，甚至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因而快慢问题并不能完全由我们的政策行为所决定，因为影响这一进程的因素很多，许多甚至是不可控的。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分析中，许多问题是“无解的”，因为其结果取决于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对于快慢问题的评估，则要以社会效应的好坏和是否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快速的经济发展可以扩大贫富差别，加剧贫富分化的程度。因此，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好坏的标准并不取决于速度的快慢和水平的高低，更要关注反映社会状况的质性指标。

在此，我们也看到政府的公共投入对于市场发展能够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政府就曾采用加大投资刺激经济的手段来缓解金融危机，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在以往的3年中，中国政府也通过4万亿的公共投资来强化经济活力。这些努力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但也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造成大量资金涌入公共部门，影响民间和企业经济活力和创新动力衰减等消极的后果。在社会关系和体制方面，这种公共投入常常进入公共部门或与政府相关的部门，助长了官本位体制，弱化了市民社会的力量，从而形成许多消极的影响。因此，在市场经济运行的今天，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要避免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形成冲击或弱化其活力。

对于经济发展快慢和阶段性的讨论也涉及发展理念和民众对于发展战略的支持状况。在经济发展超越了“起飞阶段”而进入常态发展的阶段时，由快速发展所形成的发展主义光环也逐渐消失，与此相应的“滴漏效应”正在失去。这一态势会鼓励我们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发展，由对速度追求的激情转向理性和常态的规范。这些变化有助于杜绝“假大空”的流行病，使之落向更为实在的质量标准。在观念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发展的需求会不断更新，从而导向社会发展的新环境。这些变化要求我们重建对于发展的期望，对于经济发展速度的理性理解和平和的国民心态，改变我们的发展导向，把适度发展理解为一种常态，并采用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标准作为我们对生活的追求目标和对于发展的期望。

从发展动力来看，经济增长的低水平常常会催生社会矛盾，从而增大社会压力，强化社会稳定的需求；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低速度也为政策制定提供新的氛围和环境，要求政策制定者注重资方利益，强化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对社会政策发展的影响。它也要求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人们观念的转化、社会组织形式的调整和强化各级政府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必须强调，在经济腾飞（快速发展）时期与其后的稳定发展（中速或低速）时期，其发展的驱动力、民意支持、社会观念、社会组织的期望都会各不相同。由于快速发展所导致的“滴漏效应”，以及民众对于发展的期望和支持高速发展的政治力量都在逐渐消失，我们有必要形成新的动力机制来推动社会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在新的基础和发展预期中来评估发展战略。由于经济运行会有上升区间也会有下降区间，我们要避免把快速增长作为常态模式看待，而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快和慢两种状况。以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为例，目前我们所形成的社会保障体制是在近10年的快速经济发展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它也与良好的地方财政能力相适应。在此背景中，我们近年来设立了许多社会保障项目以保障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村群体的基本需要，并且以公共财政补贴作为基本政策手段来推行适度普惠的政策。这些政策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取得了很大成功。特别是地方财政的贡献将农村社会福利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许多社会政策创新实践。但一旦出现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地方财政的收缩，这些体系和项目的可持续性和运行推动力将会面临新的问题。

总之，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在此阶段，经济腾飞时期的“滴漏效应”正在消失，粗放型经济发展导向正在向强调质量和标准的导向转化，不断弱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也会影响我们对于高速度的追求。为此，我们要形成新的目标、理念和机制来推进下一步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把可持续发展或建立常态发展机制作为目标来确定发展战略，确立适度发展的目标，而不是通过人为的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过低的经济发展速度（如低于6%）也会造成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影响，更会对人民期望、社会稳定、社会组织相互关系等方面造成重要的影响。因此，保持适度的增长将会是合适的选择。另外，中国地大物博，区域差异很大。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为我们进行政策抉择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巨大冲击的时候，中部和西部未受太大影响，陕西等内地省份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加快。这种经济发展的梯级效应使得中国具有较长的起飞和发展的阶段，从而能够缓解经济成长快慢所造成的复杂社会效应。事实上，当东部地区的发展阶段已经走出“腾飞阶段”之后，中部和西部地区可能才刚刚进入这一“腾飞阶段”。这种梯级发展的效应扩展了中国高速发展时期的区间，也能对经济整体发展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质量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6002-S11103）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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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精选篇10

一、序言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里，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8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提前3年完成了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于1995年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20__年“九五”计划完成后，在全国人口比1980年增加了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国民收入由低收入水平进入中下等收入水平。

在达到小康水平后，在下个世纪最初的10年，进一步的目标就是使全国绝大部分人民的生活达到富裕和舒适的水平，国民收入进入中等以上水平，并努力提高相对贫穷人口的生活水平。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和结构将得到更大改善和合理化，居住条件进一步提高，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随着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部署的完成，小康生活水平的实现，我国绝大部分人口的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着深刻而重要的变化。从以衣食用为基础的消费向更高层次的消费过渡，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以服务消费为主过渡，从侧重数量型消费向侧重质量型消费过渡。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农业、大部分传统消费品制造业和相应的中间产品加工业将从过去20年之后的高速增长进入常规增长、速度放慢的阶段。而与此相应的是，服务业迅速崛起，将成为高速增长的经济部门。作为实现小康水平后的第一个五年，作为承前启后继续的五年，对下世纪初的头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规划，将立足在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合有效的宏观政策的调节，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和精神消费需求。着眼于规划好第二、第三步战略部署的衔接和跨世纪的改革、发展，致力于推动20__-20__年国民经济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为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后20年的发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并且得到巩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初具规模，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律制度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为其自身能够不断的完善奠定了良好基础，从而为推动20__-20__年及下世纪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制度保证，使各方面的改革能够不断地向纵深推进，使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能够持续地释放出来。

但是也要看到，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主要是在商品市场领域，服务业领域和要素市场的完善和规范程度还远低于商品市场。旧的体制不仅限制了传统服务业的升级，而且给新兴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了障碍，使服务业的发展难以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在要素市场上，劳动力和土地只是初步实现了流动，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仍然很弱，而且还同时处于旧体制的干扰作用下，使资源要素价格受到了很大的扭曲。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平衡发展，不适应国民经济需求和供给形势迅速的发展和变化，导致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浮现出来大量的、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将不得不通过进一步的深化体制改革来给予解决。在“九五”期间，我国面对的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一系列的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形势突变，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尤其是金融体制的建设形成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我国的经济在下一个世纪将更为开放，更全面的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因此，建立和完善牢固、高效、适应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金融和外贸体系，也将成为20__-20__年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战略

（一）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问题

在1978－1997年的20年里，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8，回顾二十年持续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过程，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一段时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城乡居民各种层次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需求层面不断得到满足，供给层面出现重大突破的过程。

二十年持续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动力来自于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居民的温饱需求直接推动了七十年代以来的农业和轻纺工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大部分人口的生活逐渐达到小康水平，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对娱乐、教育消费的消费量增加，更加注重生活质量，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家电产业和商业、餐饮、居民服务、运输、电讯等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进入“九五”末期全国城乡消费出现了新形势，在以“老三件”为代表的第一代消费品被淘汰后，以“新三件”为代表的第二代消费品也已经达到饱和，而第三代消费品还没有形成热点，居民消费中用于购买服务的比例正在逐步提高但增长无力。如果新的消费热点不能形成，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将直接威胁到二十一世纪头五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因此，如何发现和促进居民消费中的热点，将构成20__-20__年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

经过20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而且进入下一个五年，绝大部分居民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将形成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消费质量和结构将有更进一步的提升。将希望有更加舒适的生活，居住和交通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除了得到基本的商业、餐饮、运输等服务之外，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信息传媒和金融 保险等新兴服务，也将表现出更高的消费热情和更为迫切的消费倾向。

通过对“九五”末期居民消费倾向和走向的分析，可以预测，从20__到20__年，居民消费的主要领域是两个方面：首先是住宅消费，尤其是适合城镇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适用住宅，由于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仍处于较低水平，住宅的内部质量和外部环境迄待改善，而且每年还有数量稳定增长的新增住宅消费需求，因此，对经济适用、较为舒适的住宅消费需求，将在20__-20__年间成为居民消费中份额巨大、增长稳定的重要部分。其次是对更高水平的服务业的需求。由于住宅和服务业消费直接与人口的分布和流动紧密联系，因此将相应会带动基础设施、城镇交通设施和交通工具的需求的加速增长。

随着住房建设和交通及配套设施的发展，20__-20__年，将在现有主要中心城市周围和乡镇地区出现大量新的小城镇，从而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传统的商业、饮食、居民服务、运输、邮电将进一步发展开放，新兴的金融、信息咨询、医疗、教育等行业会快速发展。由于服务业的发展与人口布局密切相关，现行的人口流动制度在进入20__年后将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因此必需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审视其合理性，推动其进行深入改革，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此导致的矛盾。

20__-20__年期间，有限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以及众多的人口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将日趋显著，与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我国人均水资源和人均耕地面积拥有量很低，而且严重分布不均，南多北少。耕地和水资源的紧张问题首先是与我国的人口问题紧密联系的，从20__-20__年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将面临人口过多的局面，据预测，即使在80年代以来严格执行控制人口生育的政策的情况下，从20__-20__年也将净增劳动力5300万，相当于“九五”期间3900万的1.4倍，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耕地不足的矛盾将更加突出。由于乡镇企业吸纳就业有限，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将不可避免。其次，如果要发展居民住宅和城乡交通建设，也将会占用大量耕地。

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华北地区，水资源缺乏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用水的数量和质量下降。目前正在实施和将要采用的“南水北调”，“引黄灌溉”等措施，以及修建的水利工程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缺水局面，解决居民用水问题。这些矛盾的存在将直接影响到下个世纪初叶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实施，给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目标的实现造成困难。

从国民经济的总供给能力预测，20__-20__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以达到7.5左右，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存量仍然将保持较高速度增长。虽然与此同时国家将加强经济安全体系建设，较多地保护环境和生态，建立自然灾害防护体系，放慢对资源的开发速度；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在金融领域采取较为保守的政策，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总体而言从供给方面保证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仍然是可能的。

（二）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战略

20__-20__年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就是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探索实现中长期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途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以上所有这些问题的要害仍然是存在体制障碍，导致要素和服务价格受到扭曲。长远而言，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体制障碍就是人口流动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目前的人口流动制度是以阻碍人口流动为取向的，虽然在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农民工流动就业严重地冲击了人口流动制度，但是因为它的存在，流动人口在就业、购买住房、医疗保障和教育方面仍然受到很多歧视，劳动力要素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相应受到扭曲；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尤其是土地的转让和再转让制度，使土地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严重地扭曲了土地的市场价格。

为了缓解水资源缺乏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的影响，长期以来执行的水利战略是以转移水资源为基本导向的。转移水资源的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大量无偿占用可耕地，但是缺水地区的生活生产用水价格普遍偏低，不能反映水资源的真实稀缺程度和真实价格。因为人口不能流动，所以用水成本的快速大幅上涨将阻碍缺水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

20__-20__年将结合居民消费的发展方向和体制问题的实质所在，通过进一步通过推动和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居民消费，减小对要素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的扭曲，消除住宅产业、交通某些设施建设产业以及交通工具供给产业发展的体制约束。首先是保持人口适度流动，保持城市人口有进有出。促进人口流动就业，使流动的劳动力在就业所在地进行住宅消费时不存在体制障碍，就业人口在各地购买住房安置下来，与此相应大力发展配套城镇建设和交通设施建设，降低流动成本，尤其是在人口流动的目的地发展小城镇建设。在城镇布局上，要推动按功能划分的城镇建设模式，使容纳就业人口和非就业人口的城镇根据资源配置进行分布，使人口的就业和生活在空间上实现分离。其次是大幅提高交通工具尤其是家用轿车的供给能力，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国内轿车生产的成本，适度引进竞争和提高进口额度。与此相应，人口布局的改变将会带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升级，新的服务业增长点将不断涌现。简而言之，就是以“住房－汽车－道路”三个相互联系的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带动各种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由此构成20__-20__年间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文秘站版权所有

三、宏观经济增长和管理

20__-20__年将初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把推动国民经济适度快速的，持续健康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一）经济增长速度

20__-20__年，继续努力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把握适度的宏观调控力度，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控制在7左右。

保持需求总量的适度增长和引导需求结构合理调整，实行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防止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通过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投资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投资主体企业化、多元化，建立有效的资本市场，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消费基金的适度增长，通过初次分配和财政再分配体制的完善，调节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市场预期合理引导消费。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改善国际收支结构。

从20__年到20__年，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供给能力，防止总供给不足，维持经济的适度高速增长仍然是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通过宏观产业政策指导和市场调节，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抗灾能力，使农业生产保持持续的增长态势，农业产值达到年均增长3.2％。协调第二产业中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增长，改变加工工业的低水平重复状况，振兴支柱产业，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使第二产业产值年均增长保持在7.2。继续提高第三产业的总量，调整内部结构，培育新兴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吸纳大部分就业，20__-20__年，第三 产业产值保持年均8.5％的增长速度。到20__年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为17:50:33。

（二）社会投资和物价水平

20__-20__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8.8。投资将重点集中在水利、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其中房地产投资的重点是城镇居民经济适用住宅建设。

改革投资体制，在投资领域实现政企分开。根据营利性投资、基础性投资和公益性投资的不同职能划分不同投资主体。实现政府投资与国有资产投资分开，政府退出营利性投资领域。实现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本经营职能分开，政府为各类投资者服务。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精选篇11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里，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8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提前3年完成了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于1995年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2000年“九五”计划完成后，在全国人口比1980年增加了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国民收入由低收入水平进入中下等收入水平。

在达到小康水平后，在下个世纪最初的10年，进一步的目标就是使全国绝大部分人民的生活达到富裕和舒适的水平，国民收入进入中等以上水平，并努力提高相对贫穷人口的生活水平。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和结构将得到更大改善和合理化，居住条件进一步提高，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随着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部署的完成，小康生活水平的实现，我国绝大部分人口的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着深刻而重要的变化。从以衣食用为基础的消费向更高层次的消费过渡，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以服务消费为主过渡，从侧重数量型消费向侧重质量型消费过渡。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农业、大部分传统消费品制造业和相应的中间产品加工业将从过去20年之后的高速增长进入常规增长、速度放慢的阶段。而与此相应的是，服务业迅速崛起，将成为高速增长的经济部门。作为实现小康水平后的第一个五年，作为承前启后继续的五年，对下世纪初的头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规划，将立足在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合有效的宏观政策的调节，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和精神消费需求。着眼于规划好第二、第三步战略部署的衔接和跨世纪的改革、发展，致力于推动2001-2005年国民经济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为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后20年的发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并且得到巩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初具规模，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律制度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为其自身能够不断的完善奠定了良好基础，从而为推动2001-2005年及下世纪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制度保证，使各方面的改革能够不断地向纵深推进，使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能够持续地释放出来。

但是也要看到，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主要是在商品市场领域，服务业领域和要素市场的完善和规范程度还远低于商品市场。旧的体制不仅限制了传统服务业的升级，而且给新兴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了障碍，使服务业的发展难以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在要素市场上，劳动力和土地只是初步实现了流动，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仍然很弱，而且还同时处于旧体制的干扰作用下，使资源要素价格受到了很大的扭曲。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平衡发展，不适应国民经济需求和供给形势迅速的发展和变化，导致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浮现出来大量的、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将不得不通过进一步的深化体制改革来给予解决。在“九五”期间，我国面对的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接踵而来的一系列的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形势突变，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尤其是金融体制的建设形成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我国的经济在下一个世纪将更为开放，更全面的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因此，建立和完善牢固、高效、适应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金融和外贸体系，也将成为2001-2005年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战略

（一）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问题

在1978－1997年的20年里，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8%，回顾二十年持续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过程，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一段时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城乡居民各种层次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需求层面不断得到满足，供给层面出现重大突破的过程。

二十年持续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动力来自于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居民的温饱需求直接推动了七十年代以来的农业和轻纺工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大部分人口的生活逐渐达到小康水平，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对娱乐、教育消费的消费量增加，更加注重生活质量，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家电产业和商业、餐饮、居民服务、运输、电讯等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进入“九五”末期全国城乡消费出现了新形势，在以“老三件”为代表的第一代消费品被淘汰后，以“新三件”为代表的第二代消费品也已经达到饱和，而第三代消费品还没有形成热点，居民消费中用于购买服务的比例正在逐步提高但增长无力。如果新的消费热点不能形成，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将直接威胁到二十一世纪头五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因此，如何发现和促进居民消费中的热点，将构成2001-2005年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

经过20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而且进入下一个五年，绝大部分居民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将形成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消费质量和结构将有更进一步的提升。将希望有更加舒适的生活，居住和交通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除了得到基本的商业、餐饮、运输等服务之外，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信息传媒和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也将表现出更高的消费热情和更为迫切的消费倾向。

通过对“九五”末期居民消费倾向和走向的分析，可以预测，从2001到2005年，居民消费的主要领域是两个方面：首先是住宅消费，尤其是适合城镇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适用住宅，由于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仍处于较低水平，住宅的内部质量和外部环境迄待改善，而且每年还有数量稳定增长的新增住宅消费需求，因此，对经济适用、较为舒适的住宅消费需求，将在2001-2005年间成为居民消费中份额巨大、增长稳定的重要部分。其次是对更高水平的服务业的需求。由于住宅和服务业消费直接与人口的分布和流动紧密联系，因此将相应会带动基础设施、城镇交通设施和交通工具的需求的加速增长。

随着住房建设和交通及配套设施的发展，2001-2005年，将在现有主要中心城市周围和乡镇地区出现大量新的小城镇，从而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传统的商业、饮食、居民服务、运输、邮电将进一步发展开放，新兴的金融、信息咨询、医疗、教育等行业会快速发展。由于服务业的发展与人口布局密切相关，现行的人口流动制度在进入2001年后将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因此必需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审视其合理性，推动其进行深入改革，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此导致的矛盾。

2001-2005年期间，有限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以及众多的人口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将日趋显著，与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我国人均水资源和人均耕地面积拥有量很低，而且严重分布不均，南多北少。耕地和水资源的紧张问题首先是与我国的人口问题紧密联系的，从2001-2005年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将面临人口过多的局面，据预测，即使在80年代以来严格执行控制人口生育的政策的情况下，从2001-2005年也将净增劳动力5300万，相当于“九五”期间3900万的1.4倍，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耕地不足的矛盾将更加突出。由于乡镇企业吸纳就业有限，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将不可避免。其次，如果要发展居民住宅和城乡交通建设，也将会占用大量耕地。

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华北地区，水资源缺乏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用水的数量和质量下降。目前正在实施和将要采用的“南水北调”，“引黄灌溉”等措施，以及修建的水利工程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缺水局面，解决居民用水问题。这些矛盾的存在将直接影响到下个世纪初叶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实施，给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目标的实现造成困难。

从国民经济的总供给能力预测，2001-2005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以达到7.5%左右，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存量仍然将保持较高速度增长。虽然与此同时国家将加强经济安全体系建设，较多地保护环境和生态，建立自然灾害防护体系，放慢对资源的开发速度；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在金融领域采取较为保守的政策，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总体而言从供给方面保证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仍然是可能的。

（二）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战略

2001-2005年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就是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探索实现中长期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途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以上所有这些问题的要害仍然是存在体制障碍，导致要素和服务价格受到扭曲。长远而言，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体制障碍就是人口流动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目前的人口流动制度是以阻碍人口流动为取向的，虽然在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农民工流动就业严重地冲击了人口流动制度，但是因为它的存在，流动人口在就业、购买住房、医疗保障和教育方面仍然受到很多歧视，劳动力要素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相应受到扭曲；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尤其是土地的转让和再转让制度，使土地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严重地扭曲了土地的市场价格。

为了缓解水资源缺乏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的影响，长期以来执行的水利战略是以转移水资源为基本导向的。转移水资源的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大量无偿占用可耕地，但是缺水地区的生活生产用水价格普遍偏低，不能反映水资源的真实稀缺程度和真实价格。因为人口不能流动，所以用水成本的快速大幅上涨将阻碍缺水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

2001-2005年将结合居民消费的发展方向和体制问题的实质所在，通过进一步通过推动和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居民消费，减小对要素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的扭曲，消除住宅产业、交通某些设施建设产业以及交通工具供给产业发展的体制约束。首先是保持人口适度流动，保持城市人口有进有出。促进人口流动就业，使流动的劳动力在就业所在地进行住宅消费时不存在体制障碍，就业人口在各地购买住房安置下来，与此相应大力发展配套城镇建设和交通设施建设，降低流动成本，尤其是在人口流动的目的地发展小城镇建设。在城镇布局上，要推动按功能划分的城镇建设模式，使容纳就业人口和非就业人口的城镇根据资源配置进行分布，使人口的就业和生活在空间上实现分离。其次是大幅提高交通工具尤其是家用轿车的供给能力，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国内轿车生产的成本，适度引进竞争和提高进口额度。与此相应，人口布局的改变将会带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升级，新的服务业增长点将不断涌现。简而言之，就是以“住房－汽车－道路”三个相互联系的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带动各种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和服务业价格，由此构成2001-2005年间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

三、宏观经济增长和管理

2001-2005年将初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把推动国民经济适度快速的，持续健康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一）经济增长速度

2001-2005年，继续努力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把握适度的宏观调控力度，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控制在7%左右。

保持需求总量的适度增长和引导需求结构合理调整，实行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防止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通过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投资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投资主体企业化、多元化，建立有效的资本市场，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消费基金的适度增长，通过初次分配和财政再分配体制的完善，调节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市场预期合理引导消费。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改善国际收支结构。

从2001年到2005年，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供给能力，防止总供给不足，维持经济的适度高速增长仍然是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通过宏观产业政策指导和市场调节，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抗灾能力，使农业生产保持持续的增长态势，农业产值达到年均增长3.2％。协调第二产业中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增长，改变加工工业的低水平重复状况，振兴支柱产业，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使第二产业产值年均增长保持在7.2%。继续提高第三产业的总量，调整内部结构，培育新兴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吸纳大部分就业，2001-2005年，第三产业产值保持年均8.5％的增长速度。到2005年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为17:50:33。

（二）社会投资和物价水平

2001-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8.8%。投资将重点集中在水利、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其中房地产投资的重点是城镇居民经济适用住宅建设。

改革投资体制，在投资领域实现政企分开。根据营利性投资、基础性投资和公益性投资的不同职能划分不同投资主体。实现政府投资与国有资产投资分开，政府退出营利性投资领域。实现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本经营职能分开，政府为各类投资者服务。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精选篇12

关键词：城镇化 发展 对策建议

城镇化水平通常用市人口和镇人口占全部人口（人口数据均用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用于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化率超过50%的省份已达15个。2012年以来，国务院总理曾多次强调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十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多达7次，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就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对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高增长、经济结构转型等核心问题至关重要。

一、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

从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现在，中国城镇化速度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次加速。1970年——1984年中国城镇化速度从-3.36%增加到6.43%，特别是1976年之后的几年中，由于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中国城镇化速度相应出现加速增长。第二阶段：减速。1984年——1990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对城镇与农村进行差别对待，从1980年开始，中国基本只准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到1984后，在农村放宽了生育二胎的条件，导致城镇化速度从6.43%降至0.76%。第三阶段：第二次加速。1990年——1996年期间中国GDP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10%的高速增长，使城镇化速度从0.76%升至4.96%。第四阶段：缓慢减速。1996年——2011年，中国城镇化速度缓慢降低，尽管由于1998年废除了住房实物分配的制度，确立了商品房的市场主体地位，为中国城镇化提升了速度，但商品房价格在随后十多年的快速上涨，造成城镇居民生活成本提高，反过来抑制了中国城镇化速度。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又进一步降低了中国城镇化速度。使城镇化速度从4.96%降至2.64%。

二、城镇化的内生动力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的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从1978年至2011年，我国第一产业的GDP占比从28.19%降至10%，就业人员占比从70.8%降至34.8%；第二产业的GDP占比从47.88%降至46.6%，就业人员占比从17.3%升至29.5%；第三产业的GDP占比从23.94%升至43.4%，就业人员占比从12.2%升至35.7%。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渐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在我国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且城镇是指县及县以上机关所在地，或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10万人以下，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上的居民点。因此城镇化是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变迁聚集的必然产物。农村是第一产业自然的聚集地，城镇则是第二、三产业必然的聚集地。上海是目前中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地区，达到了89.3%，第一产业的GDP占比仅有0.65%，是目前中国城镇化率最低的地区，城镇化率为22.71%，第一产业的GDP占比达到12.3%。因此，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城镇化率越高，经济发展是因，城镇化是果。如图1所示，将中国1978年——2011年的GDP与城镇化率的速度变化曲线进行比较，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GDP的增长速度与城镇化率的速度成正相关，从78年——90年，GDP增长速度与城镇化率速度同步变化，但从90年后，GDP速度变化趋势领先于城镇化率速度的变化趋势。

三、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由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第一产业的GDP占比逐渐降低，而第三产业的GDP占比逐渐提高，从而直接影响城镇化速度。这种产业升级的根源来自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恩格尔系数是反映其结构的一个经济指标，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在现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计算公式为：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现金消费支出）×100%。从1978年——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57.5%降低到36.3%，而农村居民家庭从67.7%降低到40.4%。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为一个家庭收入越少，用于购买生存性的食物支出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对一个国家而言，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比例就越大。居民食物主要来自于第一产业，因此，提高居民收入，降低恩格尔系数，可以为第二、三产业产品扩大消费空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就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收入倍增计划。早在1960年，日本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二）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是为改变居民的消费结构，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为满足消费结构改变而提品。消费需求的改变必须与供给扩张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配第—克拉克定理中描述的劳动力迁移动力来自于不同产业间的收入差距，促进传统产业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使其尽快向高附加值发展方式转变，从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产业的高附加值是扩大产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也是劳动力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迁移的动力。2011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分别为：81109万元、70918万元和64252万元，且都属于第三产业，排名最后一位是农、林、牧、渔业，为19469万元，属于第一产业，金融业与农、林、牧、渔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相差4.2倍。因此，产业升级的速度带动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的速度，即带动城镇化速度。

（三）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精选篇13

[关键词] 航空运输量 定基指数 环比指数 预测

国民经济发展促进航空运输需求增长、航空运输市场扩大和航空运输产业的发展，民航运输业的发展规划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相。因此，构建基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航空运输需求预测模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民经济发展与航空运输增长

遵循惯例，国民经济发展用GDP衡量，航空运输增长则采用航空运输总周转量（包括旅客周转量和货邮周转量）。

从图形可以看出，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航空运输量（旅客和货邮量）同步增长，国民经济发展与航空运输量增长显著正相关，而且，航空运输周转量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及航空运输量预测

1.国民经济发展及其规划

在“十一五”及其后更长的发展期间，迫于资源瓶颈和环境保护需要而进一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国内外市场需求约束强化等新挑战将会降低GDP增长速度；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新农村建设与内需扩大、体制改革和经济开放进一步深入等等，将会对GDP的增长速度起到较强的维持作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确立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是在“十一五”期间，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GDP速度较高水平是解决我国实际困难的需要，而速度适当下降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政府高效的宏观调控和持续深入的改革开放是完成“十一五”经济目标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如下预测，“十一五”期间，GDP增长速度将从9％平稳递减到7％，平均增长速度在8％左右；“十二五”期间，GDP增长速度将维持在7％左右。

2.航空运输量预测

虽然，影响航空运输量的还有很多其它供求方面因素，但是，我们仍然以国民经济增长来预测航空运输量。这一方面是为了简化分析，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他各类变量因素大多与国民经济存在较高程度的一致相关性。

(1)利用定基指数预测

三、两种预测方法的比较

1.预测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从预测结果上看，两种预测方法得到的结果存在一些的差异：预测初期结果相对较为接近，随着预测期越长，环比指数预测结果将越来越大于定基指数预测的结果（见图2）。假定二者预测结果的差异率＝2×(环比指数预测结果－定基指数预测结果）/（环比指数预测结果＋定基指数预测结果），通过观察预测差异率（图3）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两种预测结果差异率一般都低于10％，但是环比指数预测结果高于定基指数预测的结果的趋势将越来越显著。

定基指数预测法是利用航空运输量与GDP的定基增长指数之间的计量关系来进行航空运输量预测，反映了航空运输与GDP之间总量规模上的数量关系。环比指数预测法是利用航空运输量与GDP的环比增长指数之间的计量关系进行航空运输量预测，反映了航空运输与GDP之间增长速度上的数量关系。可见定基指数预测法和环比指数预测法的预测原理是不同的，从而产生预测结果的差异。

2.预测模型的比较及其选择

虽然两种预测法所依据的计量模型都通过相关统计检验，模型系数检验都达到或接近1％的显著水平，但是从检验概率上看，定基指数计量模型要优于环比指数计量模型，而且前者的拟合优度（0.992899）远远高于后者（0.441424）。相对而言，环比指数预测的不确定性要大于定基指数预测，这是因为环比指数预测法是依据GDP与航空运输量的速度指标计量关系而进行预测，虽然更充分解释了航空运输加速增长的趋势，但是由于航空运输发展具有很强的周期波动性，从而将会导致预测信度下降。因此，在短期预测中，环比指数预测法可能更充分揭示航空运输量增长的波动性，但是对于中长期预测，定基指数预测法的信度要大于环比指数预测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2]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规划发展财务司：从统计看民航2005[M].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6

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精选篇14

关键词：石油消费 经济增长 关系 协整 分析

前言

纵观我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从2002年开始，再一次进入经济周期性扩张时期，2003年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及稳定的货币政策，有效的强化了投资需求及消费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直到2004年，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而通货膨胀情况较为良好，最后实现了经济繁荣的经济周期形态的变化。在该社会形势下，许多能源消耗较高的行业的不断扩张，石油供给与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石油资源短缺及价格上涨成为了必然趋势，也造成了2003年年底至2004年石油紧缺问题。油价不断升高，运输行业的成本也会提高，运力负担巨大，煤电供应紧张。我国资源条件限制，对石油进口较为依赖，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大，直接影响我国的能源价格，使得我国经济的发展受到较大的应先及限制，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解决能源问题的途径。

一、石油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我国的能源消费中，石油消费占有重要的比重，其受到较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国民经济增长、国家发展政策、行业的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等。

1.国民经济增长对石油消费的影响

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石油作为能源动力，其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依然会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对于石油消费的强度也会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包括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实力、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结构等。当国家经济实力较弱时，某些产业的规模较小，该体系中各个产业并没有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产业的技术水平也较为有限，对石油的消费需求强度较小，但是国家经济实力会不断提高，各个产业的规模的逐渐扩大，对石油的消费需求不断提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工业生产速的效率不断提升，运输行业的极为繁荣，与之配套的服务产业也会随之发展起来，石油消费需求强度较大[1]。

2.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对石油需求的影响

国民经济的发展的过程中，其经济形态会出现重大的变化，从初级的以农业为基础逐渐变化为以工业、服务业等产业为基础，其对于能源消耗量及消费点均会出现变化，即为能源结构出现剧烈的变化。在该形势下，需要在经济总量得到较大提升的基础上，兼顾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视环境的保护及生态平衡。而投入产出比较低、高污染、且运输成本较高的煤炭需求会不断降低，国家制定的各项环保措施均会提高石油的需求强度。

3.国家发展政策及产业结构变化对石油消费的影响

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属于工业化进程阶段，国家对于重工业十分重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石油产品消费量的增长速度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在80年代之后，国家积极的调整了产业发展方向及策略，较为重视轻工业，不断的满足人们的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直至2000年左右，国家对于石油产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2000年以后，国家产业发展重点集中于汽车工业及环保事业，石油产品的消费增长速度更高[2]。

二、近年来石油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分析

本文中以1990年至2005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在这15年之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石油消费都呈现出了较大增长趋势。按照1990年的人民币价格计算，我国的实际GDP由1990年的18549亿元提高至2005年的74511亿元，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十分迅速在石油消耗量方面，从1990年至2005年，我国的石油消费量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升。1990年的石油消费量为16384.8万吨标准煤，到2005年，石油消耗量已经达到了45658.2万吨标准煤，每年平均以5.2%的幅度快速增长。1990年至2005年我国实际GDP及石油消费总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其集中体现了我国进入周期性经济扩张阶段，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第二波增长高峰。石油消耗强度方面，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1990年及1991年，我国石油消耗强度的平均值为0.9吨标准煤；1992年及1993年我国的石油消耗强度平均值降至0.8吨标准煤；1994年至2000年我国石油消耗强度均值为0.7吨标准煤；而2001年至2005年中，除了2004年稍有回升，回到0.7吨标准煤之外，其他年份的石油消耗强度均为0.6吨标准煤。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我国的石油消耗强度从1990年至2005年均呈现出稳定下降的变化趋势。在石油消费弹性系数方面，1990年至2005年之中均属于上升趋势，其最高值出现在2004年，为1.6。整体上分析石油消费量增长的速度已经逐渐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该15年中石油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的时间有1997年、2002年及2004年；石油消费量增长速度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时间有1997年及2004年，其他时间内尚未出现较为显著的变化规律，整体数据来看，我国石油消费量也在不断的提高。石油消费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呈现出协整关系[3]。

各个能源的标准煤折算比率为：石油为1.43吨标准煤/吨；煤炭为0.714吨标准煤/吨；天然气为13.3吨标准煤/吨；水能按100年计算发电量，350万吨标准煤/亿千瓦时。

三、总结

多年来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石油消费均出现较大的增长，但是该现象并不能表示中国经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单位GDP消耗的能源较高，且许多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较差，无法满足集约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石油及能源问题逐步演化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国画问题。我国的工业发展、城市化建设的深入、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石油作为高效的能源，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及地位会逐渐提升。但是能源的形势也要求我国积极的调整产业结构、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各个行业对石油资源的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刘宏杰.中国石油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时间序列分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12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