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精选(十四篇)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精选篇1

通过对居民收入增长率及收入消费比的数据分析，认为居民消费不存在成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可能性。利用居民最终消费率和GDP数据，实证分析了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协整分析发现，居民最终消费率的提高与GDP增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基于Granger检验，发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提高居民消费率不能加速经济增长，即居民消费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关键词〕

居民消费;经济增长;引擎;协整;Granger检验

一引言

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在理论分析中，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由消费驱动。尹世杰认为，扩大消费需求、优化消费结构就能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循环能力”，即提高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促进消费的提高［1］。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导致了投资比例过高，低消费、高投资使得经济过度依赖出口，而“出口模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场会饱和”［2］。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居民最终消费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陈波就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仍旧是投资，居民消费需求无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3］。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徐永兵、文晖利用双对数模型，对我国1978－1999年的GDP、消费和投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消费平均每增长1%，GDP平均增长0．755%的结论［4］。徐凤、金克琴分析了我国1978－2007年的GDP和居民消费支出数据，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5］。刘春义分析了1978－2011年的GDP与居民消费数据，认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消费是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6］。徐晓丽、夏成孝对我国的GDP和居民消费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通过自回归滞后分布模型估计了两者之间的关系［7］。常彬斌利用我国1978－2011年的数据，对人均居民最终消费与人均GDP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通过Granger检验，得出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加是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因的结论［8］。徐永兵、文晖的分析所利用的是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GDP、消费和投资数据，该数据中包含价格因素，进行回归时容易出现伪回归，且样本容量为23，存在样本容量偏小的嫌疑。徐凤、金克琴分析的也是市场价的数据，协整关系及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也会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在刘春义的分析中，Granger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10%，存在显著性过高的嫌疑。常彬斌从人均角度分析了居民消费与GDP的关系，使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包含了人口因素。在上述的实证分析中，除常彬斌之外的其他学者都是基于消费的绝对数据分析了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居民消费是GDP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两个变量之间容易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即居民最终消费的增加一定会拉动GDP的增长，导致出现伪回归。

二、居民最终消费分析

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依靠投资拉动，投资比例过高、消费不足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定位。我国投资率自2003年超过40%以来，始终居高不下，2011年更达到了历史高位，为48.31%。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都在20%以下，2013年英国的投资率为14．79%，美国为19.05%，以上数据能否说明我国投资率过高，从而出现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呢?扩大居民消费是否能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新的驱动力?1．从居民收入增长率上看，消费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表1显示，2000－2013年，除个别年份之外，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均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福利有限。理论上来说，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为更多的消费打下了基础。但由于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了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2．从消费收入比上看，消费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表2显示，农村居民消费收入比1991年最高，为87．47%，1999年最低，为71．37%，1991－2014年，消费收入比都在70%以上;城镇居民消费收入比在2013年最低，为66．86%，1991年最高，为85．49%，1991－2014年，消费收入比都在65%以上。表3显示，1999－2012年，除了最高收入户外，其他组的城镇居民消费收入比都在65%以上。表4显示，2002－2012年，除高收入户之外，其他组的农村居民消费收入比也都在65%以上。表2－表4显示，不管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消费收入比都比较高，较高的消费收入比使得居民“无钱可花”。也就是说，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三、居民最终消费率与GDP关系的实证分析

消费是发展的目标，居民消费能否成为发展的手段，对此可以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对于经济增长是由投资拉动还是由需求拉动的讨论，大多数研究文献是从资本形成率和最终消费率方面进行的分析。居民最终消费率用居民最终消费与GDP对比得到，居民最终消费率的提高，意味着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增大，如果随着比重的增大，经济出现持续稳定的增长，则经济可以从投资拉动型转变为消费拉动型;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则居民消费不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本文进行分析时，用居民最终消费率作为居民消费的指标，而经济增长用GDP表示。

1．数据的选取与处理本文选取1978－2013年的GDP数据(y)与居民最终消费率(x)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于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不变价GDP的基期有5个，为了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将GDP折算为1978年的不变价格的数据。折算时，将价格换算为年份市场价的GDP除以该年份不变价的GDP，得到一个折算系数，然后以该年份为基期的不变价GDP折算成上一个不变价的GDP。根据现价和不变价的GDP，计算出GDP的缩减指数。利用缩减指数，将现价的居民最终消费数据进行缩减，换算为1978年不变价格的居民最终消费数据。用不变价的居民最终消费数据与不变价的GDP进行对比，得到不变价格的居民最终消费率。

2．平稳性检验与协整分析(1)平稳性检验对于不平稳的序列，容易出现伪回归。为了分析GDP和居民最终消费率之间的关系，需要检验两个变量的平稳性。本文运用ADF检验法确定各时间序列的单整性。得到不变价GDP(y)和不变价居民最终消费率(x)的时间序列数据后，绘制出折线图(见图1、图2)。图1和图2显示，两个变量均存在趋势，经过ADF检验，两序列均非平稳。因此对GDP和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差分序列进行检验，GDP的差分序列用Dy表示，最终消费率的差分序列用Dx表示，ADF检验结果见表5。根据AIC、SC准则，选择最优滞后期，在最优滞后期下得到表5的分析结果，y的差分序列Dy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2)协整性分析GDP(y)的差分序列与居民最终消费率(x)的差分序列均平稳，都是一阶单整，即I(1)，两变量间存在协整的可能性，但是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需要利用协整理论进行检验。本文利用E－G检验法检验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将序列y(GDP)对序列x(居民最终消费率)进行回归，得到残差序列e，对残差序列e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根据AIC、SC准则，在最优滞后期下，得到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7)。据表7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残差序列e不平稳，即GDP(y)与居民最终消费率(x)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检验对GDP(y)与居民最终消费率(x)进行Granger检验，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GDP与居民最终消费率都是I(1)，所以检验它们的差分序列。根据AIC、S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3，在最优滞后期时，Granger检验结果见表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Dx不是导致Dy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Dy也不是导致Dx变化的Granger原因，即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变化对于预测GDP的变化没有帮助，而GDP的变化也不能预测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变化。

四、结论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提高最终消费率，对GDP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据实证分析结果，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增量与GDP增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变化与GDP的增量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提高居民最终消费率不是GDP变化的原因，两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也就是说，提高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没有明显效果。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不存在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概念，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因此，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相符。

2．拉动消费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拉动消费，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短期内能够提高GDP。但从长期来看，提高消费比例，无疑会降低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失去源泉。因此，从长期来看，加大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全新策略［J］．中国企业家，2007(6):38－39

［2］尹世杰．略论优化消费结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消费经济，2011(2):3－9

［3］陈波．居民消费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分析［J］．社会科学，2014(7):53－64

［4］许永兵，文晖．我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12－17

［5］徐凤，金克勤．中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09－113

［6］刘春义．中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检验［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3(3):12－17

［7］徐晓丽，夏成孝．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价格月报，2012(4):54－57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精选篇2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 消费 经济增长 协整检验

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概述

对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美国等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份额)同人均GDP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eLong和Summers，1992)，并且这种相关性显示了从投资率到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国内，蒋晓华通过协整回归、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但存在滞后效应;姚娜将固定资产分为国有固定资产、集体固定资产和个体固定资产，研究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对国民经济总值的影响，得出公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当期实际GDP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其中以国有和集体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主，二者对GDP的产出有较大影响作用;苗敬毅利用单整PP检验和协整EG检验分析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建立了反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动态影响机制的传递函数模型。

另外，消费作为需求力量，对经济增长起着拉动作用。近年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越来越大。本文以对河南省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为例，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杨芳揭示了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特点，并提出了刺激河南农村居民消费应采取的措施和对策;王慧采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对河南省城镇居民各类商品年消费支出与年可支配收入进行了系统的定量分析，揭示了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将出现新型家电及电脑产品消费趋势，现代通讯工具及上网需求日趋旺盛，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增多等新热点;田萍、廖靖宇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河南省17个地市级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比较统计分析，得到了各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一些特点和规律，并进一步探讨了其消费结构、可支配收入与总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

但从现有文献来看，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研究文献大多是从全国范围内进行研究，对区域的研究较少;二是把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联合起来进行协整分析的研究较少;三是现有研究文献大多针对居民消费，没有涵盖政府消费，这样从数量方面来研究总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四是由于在用传统的计量经济方法研究消费时以存在动态稳定性为前提，而实际上经济不断增长的趋势使大多数经济变量序列是非平稳的，所以直接运用传统的计量经济方法研究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缺乏一定的可靠性。鉴于此，本文以河南省为例，将GDP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方面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弥补传统计量经济方法的不足，从而对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及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更为精确的实证分析。

数据选取

本文所用的样本取自1978-2006年度的数据(来源于历年《河南统计年鉴》)，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反映投资状况，用最终消费总额反映最终消费状况，用宏观经济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增长，数据全部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以消除物价变动对其的影响。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又可以消除时间序列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所以对实际GDP、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总额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表示为lnYt、lnIt和lnCt，其相应的差分序列为dlnYt、dlnIt和dlnCt。

实证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数据选取的是GDP、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总额这类宏观经济变量，其时间序列大多都不是平稳的，随着时间的位移而持续增长。但是这些变量主要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如果经济出现突发性震荡，受到冲击的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可能逐渐回到它们的长期增长趋势上去，也可能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状态。若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状态，还用普通OLS进行回归，许多参数统计量的分布不再是标准分布，所作的回归被认为是“伪回归”，为克服这一现象，使回归有意义，本文对时间序列进行差分，然后对差分序列进行回归。这样做可以使差分序列趋于平稳，但缺点是忽略了原时间序列包含的有用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分析问题来说又是必要的。

为解决上述问题，可以采用协整理论，而要进行协整分析必须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有多种方法，如DF法、ADF法、PP法，本文采用ADF法来检验变量的稳定性，如对于非平稳变量，还需检验其一阶差分(或增长率的平稳性)，如果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则称该变量有单位根，所有变量都一阶差分平稳是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运用上述方法和数据，利用Eviews5.0软件分别对各变量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时间序列lnYt、lnIt和lnCt的ADF单位根检验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大于所对应的临界值，而dlnYt、dlnIt和dlnCt的ADF统计量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变量lnYt、lnIt和lnCt是不平稳的，存在单位根I(1)。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不能直接进行简单回归，所以需要通过协整检验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有两种:一种是EG两步法，它通常用于检验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另一种是JJ检验法，用于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JJ检验法可以对系统中所有独立的变量关系作总体分析，并且不事先假定系统中变量关系的个数，也无需确定对哪一个变量作规范，有较普遍的适用性。因为lnYt、lnIt和lnCt都是一阶单整变量，因此可使用Johansen检验或JJ法进行协整检验，以验证该三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协整检验从检验不存在协整关系这一零假设开始逐步展开。从零假设H0∶r=0开始，检验统计量的值大于1%和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表明应拒绝零假设，接受备择假设H1∶r≥1。在接下来的检验中，零假设H0∶r≤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被接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变量之间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由此可见，在95%的概率度下可以确信河南省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总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方程是:

LnYt=0.726+0.664LnCt+0.342LnIt(1)

(2.08)(3.82)(5.55)

通过协整检验和协整方程可以看出，lnYt、lnIt和lnCt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最终消费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长期有正的影响，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增加1个单位时，能够使经济增长率上升0.342个单位。同理，当最终消费增长率增加1个单位时，能够使经济增长率上升0.664个单位。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最终消费增长率的适度上升，能刺激经济增长率上升，即经济增长幅度的变化增加。

(三)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格兰杰表示定理，协整关系必然可以表示为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模型描述变量围绕长期均衡关系进行短期动态调整的过程。协整方程的误差修正项为:

ECMt=LnYt-(0.726+0.664LnCt+

0.342LnIt)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其估计结果如下:lnIt和lnCt对lnYt的短期效应为:

LnYt=0.6462lnCt+0.2640lnIt-

(5.55)(3.43)

0.2530ECMt-1(2)

(-1.74)

即LnYt=0.6462lnCt+0.2640lnIt-0.2530lnYt-1+0.168lnCt-1+0.087lnIt+

0.184

在式(2)中解释变量lnCt和lnIt的系数分别表示lnCt关于LnYt的短期弹性为0.6462，lnIt关于LnYt的短期弹性为0.2640，而长期弹性为0.2530，而误差修正项象征着向长期均衡的调整，如果其系数是显著的，就认为GDP与最终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一个时期里的失衡分别有多大比例可在下一个时期里得到修正。由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可知:在短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最终消费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有正向作用，两者对经济增长率有刺激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最终消费增长率的增加，能推动经济增长率上升。

结论

由上述分析过程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式(1)中的斜率在经济上可以解释为弹性。具体说来，由式(1)可知，河南省最终消费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加0.664%;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加0.342%。可见，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密切的，投资、消费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二，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虽然存在以上长期均衡关系，但在短期内却会偏离这种均衡关系，表现为向长期均衡关系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式(2)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最终消费的短期变化对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的正影响，即投资、消费变动增加1个单位，会分别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变动增加0.2640个单位和0.6462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值与均衡值的差距约有25.30%得到修正。

参考文献

1.蒋晓华.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7(1)

2.姚娜.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2007(8)

3.苗敬毅.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传递函数模型[J].生产力研究，2006(4)

4.杨芳.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特点与对策[J].河南社会科学，2001(5)

5.王慧.河南省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分析[J].经济经纬，2001(3)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精选篇3

关键词：居民消费 经济增长 关系

1、导言

在宏观经济中，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出口需求一起，构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各不相同，而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又是最重要的。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作为最终需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对生产的正常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在总消费中，居民消费又占绝大部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力量。因此，我们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2、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概述

2.1消费的定义

消费是人们通过使用消费品满足需要的经济行为，消费包括消费者的需求产生原因、满足需求的方式等等。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消费是某时期一人或一国用于消费品的总支出。严格地说，消费应仅指在这一时期中那些完全用掉了的消费品。但在实际上，消费支出包括所有已购买的商品，而这其中许多商品的使用时间要远远超出考察时期。

2.2经济增长的定义

库兹涅茨把经济增长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需要的制度政策的相应调整基础上的。”简单来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产生的物质产品和劳务的持续增长，可以用一国GDP的增长来衡量，另一种说法是指人均产出量的持续增加。

2.3研究居民消费行为的意义

2.3.1居民消费行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之一

居民消费行为在经济范围看属于微观经济范畴，居民消费能力的波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居民消费能力高，国能生产总值也高，必然带动我国经济的增长。可以说，居民消费行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之一。对居民消费能力的研究，也就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2.3.2居民消费行为是中国经济增长最有利的推动力

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居民劳动能力的提高，而居民劳动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保障居民生活起居的消费能力的提高，所以居民消费行为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是中国欧经济增长最有利的推动。

2.3.3居民消费行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直接产物

随着对居民消费能力研究的深入，逐渐发现，居民消费有助于提高本国GDP，会对本国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中国经济政策发生转变，降低储蓄率，鼓励居民消费。可见，居民消费行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直接产物，对于本国经济增长具有十分直接的影响。

3、新时期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有着重要影响，为了更好地掌握我国新时期的居民消费特点、变动趋势，我们需要进一步实现对消费结构的考察、探索，这样更有助于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市场优化，正确处理供需关系。除此之外，通过这些评价、分析，有效地对国家产业的结构进行衡量，检验市场中的供需关系，对于市场调整也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

消费结构是供需之间的产物，合理的消费结构可以有效地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消费结构变动随着供需关系的变动而不断变化。同时，一定的消费结构又会影响到供需关系的变化。所以，二者的影响是相互的。

实现对消费结构的考察，不仅可以有效地实现对消费需求的满足，同时还可以考察消费的特点和趋势。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考察的是人民在生活需求上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以及在消费形式上的支出比例。例如当下的居民消费形式中，支出比例较多的是服装、日常用品的消费品，而食品消费已经由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人民在恩格尔系数上已经体现出了生活质量的优化。这也体现出了供应条件的改善对需求质量、食品支出等方面的调整和优化。这也体现了在社会主义环境下，我国市场导向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4、优化新时期居民消费结构的策略

4.1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市场是一个灵活的手，它是衡量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否满足社会需求的主要途径。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就是将落后的生产力、生产方式淘汰，培养与社会发展趋势相符合的新兴生产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想实现以上目标，就需要开发与现在适应的、未来会需要的产品，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除此之外，还要加快主导消费品的转型，创以此促进传统消费品向更具现代化标准的消费品上过渡。

4.2提升居民收入

当下我国地域之间的收入不平衡，最明显的一点在于城乡差距的扩大，城乡消费水平逐渐拉开。所以，加强对城乡市场改革，这是优化、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战略调整上要结合城乡之间的消费断层，来凝结新的消费动力，发展农村地区的市场建设，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4.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近些年有了显著成效。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我国的社会制度还有很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需要从规范、平等两方面入手。实现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提升、企业性保障制度向社会性的过度。实行个人账户、社会统筹之间的协调，完善社会资金保管办法，更好地实现对居民的失业、养老、医疗方面的问题解决，以此来促进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让其能够有更多的消费能力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改进，还需要通过大力宣传，让广大居民能够充分地相信新体制下对居民生活的改善。让居民充分地体会到新时期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政策所带来的美好，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以此来实现消费结构中对动力的调整。

4.4推进多样化的信贷消费

物价的上涨始终处于一个较快的水平，这种情况下，金融风险始终居高不下，这就导致居民对于扩大消费更是缺乏信心。一方面，信贷消费中的贷款利率始终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城乡居民消费更普遍于倾向固定资产的投资，这更不利扩大内需。居民的收入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存在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居民收入通过短时间内的累积，仍然不能满足扩大内需的市场要求。根据上述问题，国家应积极调整政策，通过灵活的金融政策，带动信贷消费，支持信用支持性的超前消费，这样可以有效地化解产品积压、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进而拉动内需，使得消费对经济有一个良好的推动作用。

结论

综上所述，过去由于我国处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较快，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光靠投资和进出口来保持经济增长已经很难实现。应逐步提高消费在内需中所占比重，提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改变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失衡状况，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正视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才是目前可以预见的解决之道。相信对居民消费能力的鼓励下，我国经济将重新平衡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比例关系，使我国经济达到更加科学合理、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参考文献

[1]崔海燕.我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J].技术经济，2011，02：98-101.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精选篇4

两种方法相互印证，互为补充。本研究认为：地域和时间影响经济增长，中央和各省应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采取措施；在各类支出中，居民消费对各省经济增长率具有普遍影响；各地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同，中央应该对地方政府的消费和投资进行合理调控。

关键词：国内生产总值；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居民消费；私人投资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5-0012-06

一、引 言

保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如果能协调好各类支出关系，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从生产、分配和支出三个角度，分别讨论这“三驾马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常人们关注某种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但是，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思考各类支出之间的协同作用将更有意义。

科学合理地进行宏观调控是中央政府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做好宏观调控工作必须在综合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在纷繁的矛盾中发现并解决主要问题。目前，中央政府在稳定国内外经济主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方面成绩斐然，如果中央能保证在财政投资和货币政策决策上科学合理，政策效果将更加显著。目前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一，如何了解实际情况，发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首要工作。中央政府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困难是如何因地制宜采取措施。本文旨在从消费、投资及其内部构成之间关系上理解经济增长，为政府决策进言献策。

分别研究各类支出项目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比较多，但是综合讨论各类支出项目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仍然比较少。王小利（2005）研究了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指出政府公共投资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短期效应为正，从长期看，政府消费和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解释力［1］。其他有关研究也肯定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如缪仕国、马军伟（2006）和张海星（2004），并且认为投资效率受地域影响，如李祯业、金银花（2006）［2］和胡琨、张维（2006）［3］。但这些研究仍然存在局限性：（1）只是证明地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对政府决策的指导作用不明确。（2）各文献的研究通常采用一种方法，但是真正科学的研究可以殊途同归，不受研究方法限制。（3）没有综合研究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居民消费、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4）缺少对政府全部消费和投资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

本文依据中国31个省（市、区）1986―200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和协整分析，从相对数变动和绝对数变动两个角度分析全国和各省的政府投资、私人投资、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指标、数据和变量的选择

我们选择按照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反映经济增长。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来自国民经济核算中最终消费及构成。政府投资、私人投资根据相关指标计算得出。

政府消费是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居民消费指常住住户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私人投资在此仅指私人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存货投资。由于在法律上按照经济类型进行分类的对象只适用于企业，因此本文将政府投资分两部分计算。

本文选择的数据期间为1986―2005年度。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由于获得的数据均以当年价格计算，考虑到地区之间通货膨胀差异，本文对所用数据缩减为1986年价格，国内生产总值用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缩减，对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分别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对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均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缩减。对各个省份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用各个地区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进行调整，对政府消费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对居民消费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本文选择变量包括：

国内生产总值（GDP），政府消费（GC），政府投资（GI），居民消费（JC），非政府投资（PI），国内生产总值对数的一阶差分（DLGDP），政府消费对数的一阶差分（DLGC），居民消费对数的一阶差分（DLJC），政府投资对数的一阶差分（DLGI），私人投资对数的一阶差分（DLPI），地区因素固定效应（Ii，其中i=1，2，……31，表示31个不同地区），时间因素固定效应（Tt，其中t=1986，1987，……2005）。

三、模型Ⅰ――对经济增长率影响分析

1.区域面版数据模型的构建

本文首先进行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构建包括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集，合计31组。每个面板数据集都包含变量GDP、GC、GI、JC和PI，横截面为31个地区，时间跨度为1986―2005年，共计20期，557个样本数据。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对模型的影响，有必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在面板数据结构下，由于时间跨度较小，常规单位根检验的功效受到很大影响（Pierse and Shell，1995），本文使用了Levin，Lin & Chu t检验、Breitung t统计量检验、ADF-Fisher卡方检验以及PP- Fisher卡方检验等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从多个角度对全部31个面板数据集中的5组变量及其对数差分变量进行Panel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DLGDP、DLGC、DLJC、DLGI、DLPI均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本文认为它们是平稳数列。根据数据特点我们建立如下模型：

DLGDPit=C0+C1i+C2iDLGCi+C3iDLGIi

+C4iDLJCi+C5iDLPIi+C6i（1）

即：

GDPGDP(-1)it=eC0×eC1i×GCGC(-1)C2i×GIGI(-1)C3i×JCJC(-1)C4i×PIPI（-1）C5i×et（2）

2.实证结果

上述模型考虑了地域、时间等固定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下从全国和不同省份两个层面运用Pannel Data模型，以DLGDP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全国层面面板数据分析表

解释变量系 数标准误差t统计量概 率

C0.0124***0.00304.07590.0001

D(LGC)0.0669***0.01414.73780.0000

D(LGI)0.0473***0.00984.83350.0000

D(LJC)0.2968***0.026411.2240.0000

D(LPI)0.0439***0.00735.99190.0000

注：***、**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表明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表2 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分析表

地 区DLGCDLGIDLJCDLPI

北 京0.1892**0.1178*0.2750***0.1051***

天 津-0.00660.05740.3493*0.0525

河 北0.04390.01740.2574*0.0378

山 西0.03860.1942***0.2930***0.0170

内蒙古0.2413**0.10470.3035-0.1001

辽 宁0.1907*0.03680.3294*0.0690*

吉 林0.10860.05030.20780.0201

黑龙江-0.11070.1836**0.4721***0.0653*

上 海0.15500.04910.1990-0.0079

江 苏0.16560.08030.4920**0.0084

浙 江0.01490.01030.10290.1128

安 徽-0.05670.01390.29150.0408

福 建0.1736*0.0614-0.28490.1153**

江 西0.09080.02740.3150**0.0419

山 东0.1763**0.05890.3649**0.0261

河 南-0.01200.02570.29760.0485

湖 北-0.05390.07230.5743***-0.0310

湖 南0.05430.0342-0.00160.1169

广 东-0.01950.02930.3213***0.0606

广 西0.3010***-0.1275**0.17980.0413

海 南0.0984-0.03270.25010.0353

重 庆0.0769-0.0716-0.16850.3085

四 川0.2673**0.0886**0.4337***-0.0121

贵 州0.01940.01540.1495**0.0486*

云 南-0.00090.02410.15730.0144

西 藏0.08480.1232***-0.10160.1116***

陕 西0.05330.08550.20930.1128*

甘 肃0.06810.10110.23550.1392**

青 海0.03550.10130.03400.0201

宁 夏-0.05150.10910.4480***0.0410

新 疆0.2045***0.0834-0.03360.0251

（1）全国层面分析

模型检验的F统计量值为24.78，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我们拒绝所有系数同时为零的假设。Durbin-Watson检验统计量值为2.22，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调整的决定系数为0.69，拟合程度比较好，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结构影响关系。

所有变量显著性水平均在1%水平之上，变量系数均为正，因此从全国来看，提高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增长率都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政府投资弹性为0.047，私人投资弹性为0.044，居民消费弹性为0.297，政府消费弹性为0.067。政府投资弹性和私人投资弹性比较，两者相差不大，但由于中国现阶段政府投资基数大于私人投资基数，从绝对量对经济增长贡献角度考虑，如果相对增加私人投资，则效果更好。居民消费弹性是政府消费弹性的4倍，是政府投资弹性和私人投资弹性的7倍，因此，采取措施增加居民消费仍然是政府在经济增长决策方面的首要任务，在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冲突的地方，政府投资应让位于私人投资。

（2）省级层面分析

省级层面分析结果显示，F统计量值为10.28，所有系数同时为0的概率为0.00，DW检验统计量值为2.04，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调整的决定系数为0.74，与前述全国层面模型比较，省级层面的模型拟合程度更好。进一步地，我们分地区说明各变量的弹性系数、地区固定影响系数和时间固定影响系数。

表2给出了系数在1%、5%、10%水平上显著的省份名单及变量回归系数。我们发现，北京的4个变量系数都显著，并且大于10%，北京任何类型支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都非常显著；黑龙江、四川和辽宁有3个变量的系数显著，黑龙江提高政府消费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影响不显著，辽宁政府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影响不显著，四川私人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影响不显著。另外，辽宁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比较高。

分析各省变量的弹性系数可知：湖北、江苏、四川、宁夏和黑龙江的居民消费弹性系数显著，并且均在0.4之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西、山东、广东和贵州的居民消费弹性系数也显著，因此，在这些省份刺激居民消费有利于提高当地经济增长率；政府消费增长率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的地区包括北京、内蒙古、辽宁、福建、山东、广西、四川和新疆；政府投资增长率变动对经济影响显著的地区包括北京、山西、黑龙江、广西、四川和，其他地区政府投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私人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影响显著的地区包括北京、辽宁和黑龙江、福建、贵州、、陕西和甘肃。

地域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率，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影响最突出的省份是江苏和云南，其次是贵州、青海、新疆、北京、辽宁、山东；对其他省份而言，地域对经济增长影响差别很小。

时间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率的一个因素，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自1996年之后系数都小于1，而之前的年份系数都大于1；在近10年，2004年和2005年是经济增长最快时期。

表3 经济增长率的地域因素固定影响系数表

地 区系 数地 区系 数地 区系 数地 区系 数

北 京-0.0236上 海-0.0025湖 北-0.0017云 南0.0357

天 津-0.0019江 苏-0.0383湖 南0.0164西 藏-0.0028

河 北0.0085浙 江0.0109广 东-0.0004陕 西0.0051

山 西0.0034安 徽0.0096广 西0.0080甘 肃-0.0138

内蒙古0.0078福 建0.0126海 南-0.0051青 海0.0267

辽 宁-0.0233江 西-0.0038重 庆-0.0046宁 夏0.0047

吉 林0.0067山 东-0.0220四 川-0.0181新 疆0.0225

黑龙江0.0109河 南0.0119贵 州0.0212

表4经济增长率的时间因素固定影响系数表

时 间系 数时 间系 数时 间系 数时 间系 数

19870.017319920.00721997-0.03532002-0.0636

19880.092519930.06431998-0.06222003-0.0441

19890.089719940.09311999-0.07822004-0.0117

19900.015119950.06542000-0.05102005-0.0127

1991-0.00651996-0.02272001-0.0566

四、模型Ⅱ――对经济增长总量影响分析

前述建立的面板数据模型以经济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仅仅进行了相对分析，为了弥补其不足，了解各变量水平值之间关系，我们在此尝试协整分析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1.协整分析

误差修正模型要求变量必须是同阶单整，我们对GDP、GC、GI、JC、PI分别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发现GDP、GC、GI是1阶单整，JC、PI是2阶单整，因此本文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对变量GDP、GC、GI进行协整分析。如果它们之间是协整的，他们之间的协整关系就可以表示为：

GDPt=α+βGI+γGC+υt（3）

对上述模型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υt构成I(0)过程，我们判断GDP、GC、G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2.误差修正模型

假设相对于理论均衡的非均衡偏离ECMt满足以下等式：

ECMt=GDPt-α-βGIt-γGCt（4）

则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D(GDP)t=β1D(GC)+β2D(GI)+β3ECMt-1+εt（5）

对（4）式做参数变换为：

GDPt=-β3•α+β1GCt+β2GIt+(1+β3)GDPt-1-(β1+β3•γ)GCt-1-(β2+β3•β)GIt-1 （6）

3.实证结果

根据（4）式所列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检验结果显示，F统计量值为8.16，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我们拒绝所有系数同时为零的假设。调整的决定系数为0.64，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结构影响关系，拟合程度也比较好。由于模型Ⅰ的分析表明江苏情况特殊，我们在此不研究江苏省情况。考虑到β3符号问题，以下分析不涉及湖北、江苏、江西、河南、重庆、贵州、、陕西和青海。

其他地区政府消费总量对经济增长总量影响情况是：北京、山东、海南和四川的政府消费系数β1为正，这些省份增加政府消费将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这一点与模型Ⅰ结论一致；在模型Ⅱ中湖北和广东两个省份政府消费量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说明增加其政府消费无益于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比前述经济增长率模型分析更进一步，在前述模型中，我们只发现广东政府消费增长率对其经济增长率影响不显著。

其他地区政府投资总量对经济增长总量影响情况是：北京、广东和四川政府投资系数β2为正，说明在这些地区增加政府投资总量将有利于增加当地经济增长总量，这也与模型Ⅰ分析结果一致。结合前述模型可知，广东政府投资总量增长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总量，不过广东政府投资增长率最好不要超过上年数；四川则应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比往年更大的政府投资增长率进行投资。模型Ⅱ显示，山西、黑龙江和广西的政府投资总量对经济增长总量的作用效果不显著，与模型Ⅰ的结论不一致，对这些省份政府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分析。

表5 误差修正模型估计表

地 区

β1β2β3地 区β1β2β3

北 京1.116***

1.035***-0.839***湖 北-1.428**-0.5790.395

天 津0.797-0.003-0.071湖 南-0.1480.185-0.183

河 北0.0910.239-0.235广 东-0.236*0.558**-0.554***

山 西0.6850.593-0.058广 西0.912-0.097-0.073

内 蒙1.066-0.077-0.340海 南9.789*-0.193-0.261*

辽 宁-0.0510.059-0.086重 庆0.968-0.0180.039吉 林1.2160.001-0.216四 川1.066**1.823***-0.608***

黑龙江-0.1440.442-0.505贵 州1.2791.0760.127

上 海0.4020.271-0.154云 南0.4230.853-0.281

江 苏0.153-0.482**0.189*西 藏2.367-3.9230.082

浙 江-0.0450.227-0.167陕 西1.3120.4870.017

安 徽-0.4840.217-0.281甘 肃0.6860.648-0.331

福 建0.418-0.330-0.023青 海1.8923.4760.080

江 西1.2650.4120.112宁 夏5.1941.152-0.072

山 东0.333*-0.004-0.254新 疆1.1000.003-0.058

河 南0.267-0.2980.069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对政府投资、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构建全国和省级二个层面的面板数据，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全国层面分析表明，在中国无论是加大政府投资增长率、政府消费增长率、居民消费增长率还是提高私人投资增长率都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本文的结论是私人投资增加1%，产出提高0.043%；政府投资增加1%，产出提高0.047%；居民消费增加1%，产出提高0.296%；政府消费增加1%，产出提高0.066%。

全国居民消费弹性远远高于政府消费弹性、政府投资弹性和私人投资弹性。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从投资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向私人消费拉动增长模式转变是合理的选择。

第二，地域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率，尤其是江苏和云南。另外，除了北京、辽宁、山东、贵州、青海和新疆外，其他省份的地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区别不大。时间因素也影响经济增长，2004年和2005年是近10年来经济增长的最快时期。

第三，省级层面研究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两个研究模型都肯定了北京、山东和四川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内蒙古、广西和新疆仅是政府消费增长量对经济增长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他们的政府消费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湖北政府消费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其消费增长量对经济增长量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除前述地区外，其他地区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都没有显著影响。

第四，省级层面研究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对北京和四川而言，无论是政府投资增长率对当地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还是政府投资增长量对当地经济增长量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广东政府投资增长率对当地经济增长率影响不显著，政府投资增长量对当地经济增长量影响显著。在山西、黑龙江、广西、的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除前述地区外，其他地区的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显著。

第五，各地区居民消费增长率和私人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影响不同，湖北、江苏、四川、宁夏、黑龙江、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西、山东、广东和贵州的居民消费增长率对当地经济增长率影响显著；其他地区影响不显著。在影响显著的地区，各地区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水平不同。私人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的地区包括北京、辽宁、黑龙江、福建、贵州、、陕西和甘肃；其他地区私人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

针对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将增加居民消费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制定有利于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通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是中国政府的明智选择，只有这样，中国居民才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江苏、江西、山东、湖北、广东、四川、贵州和宁夏的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影响程度排在前五位的地区是黑龙江、江苏、湖北、四川和宁夏。因此，政府的刺激消费政策应该至少要区分影响显著地区和不显著地区

两类情况制定，对影响显著的地区还要分别情况制定不同政策。

第二，在政府投资方面，大力增加北京和四川的政府投资，稳步增加广东政府投资；对山西和黑龙江、广西和的政府投资效率展开研究；对除北京、四川、广东、山西、黑龙江、广西和外的其他地区投资进行合理调控，因为这些地区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显著。在政府消费方面，大力增加北京、山东和四川的政府消费；稳定增加内蒙古、广西和新疆的政府消费；稳定或适当降低湖北政府消费增长率；对黑龙江，需要深入研究其政府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之后，再做决策。其他地区政府消费增长率可维持相对稳定。

第三，从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出发，各省可采取不同的措施。辽宁政府投资增长率可以维持不变或减少，政府消费增长率、居民消费增长率和私人投资增长率应当加大；黑龙江居民消费增长率和私人投资增长率可以增大，目前还不能对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增长率提出明确意见；四川在提高私人投资增长率上无须费时费力，政府消费增长率、政府投资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增长率可以增加，并且政府投资增长率提高更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山西应当增加居民消费；内蒙古应继续增加政府消费；江苏应增加居民消费，对增加政府投资，我们持怀疑态度，不应当增加政府投资；福建一方面应加大政府消费增长率，另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增大私人投资规模；山东在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增长方面仍然大有可为，政府投资增长率和私人投资增长率则无需提高；广西应增加政府消费增长率，对政府投资变动，还没有明确的建议；贵州应采取措施扩大居民消费，提高私人投资增长率，而政府消费增长率和政府投资增长率则无需提高；工作重点是加大私人投资增长率；陕西和甘肃应增加私人投资增长率；新疆应增加政府消费增长率；天津、河北、江苏、江西、湖北和宁夏应努力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增长率无需提高；广东应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无需提高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增长率，但政府投资总量却可以适当增加，其政府消费增长量若能减少将更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总量；湖北应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不增加政府消费增长率。

第四，从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看，中央可以引导私人更多地向北京、辽宁、黑龙江、福建、贵州、、陕西和甘肃投资，这些地区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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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精选篇5

内容摘要：在关于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中，以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两个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为起点，确定单位根，发现协整，并以误差纠正模型展开二者之间Granger因果分析的做法见于2000年后多篇文献。聚焦1979到2008年间30年数据，本文在允许结构断点的条件下展开平稳性检验，发现能源消费不是单位根而是趋势平稳过程，由此，协整关系的分析框架不再适用。本文转而采用不依赖协整关系的Toda-Yamamoto一类方法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仍然成立，而能源消费中结构断点的发现则值得后续更加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能源消费 经济增长 因果关系 结构断点

引言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问题历来为国内外文献所关注。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这一问题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2000年后，在国际文献中，Shiu and Lam（2004）使用1971到2000年之间数据，研究了电力消费与GDP 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误差纠正模型之下，他们发现了从电力消费到GDP的单向因果关系。Yuan等（2007）则研究了1978到2004年之间的数据，同样发现了电力消费与 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以及从前者到后者的单向因果关系。国内文献方面，林伯强（2003）在三要素生产函数的框架之下，通过协整和误差纠正模型分析，发现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及其它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尤其是前者向后者的单向因果关系。此后，研究多着眼总体能源消费（而不仅仅是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问题，马超群等（2004）研究1978至2000年间数据，韩智勇等（2004）研究1953至2003年间数据，发现了两者间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赵进文和范继涛（2007）、陈首丽和马立平（2010）则分别使用1956到2005年、1979到2003年数据，发现了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这四篇文章在研究时段上有所不同，而在方法上，都以对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所得到的非平稳属性为基础展开。除赵进文和范继涛（2007）主要运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外，其它三篇则着重考察了变量间协整关系，并在协整成立的条件下运用误差纠正模型，以发现能源消耗和GDP之间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以时间序列计量分析的典型标准衡量，以上基于数据单位根属性展开的研究并无不妥，且相对于以往忽略数据平稳性以至协整关系的研究，这些较近文献无疑更加准确客观。而同时，关于此问题的探讨也确可以从另一角度予以深化并修正。这一深化，或者说修正，首先在于对单位根属性的检验本身。我们发现，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即1979到2008，这一重要时段而言，当不考虑结构变化（或断点），而以典型的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时，能源消费和GDP都是表现为二阶单整I（2）。而当我们考虑数据中结构变化的可能，依据Zivot and Andrews（1992）的检验方法，以结构变化作为备择假设时，检验结果显示在此区间内，中国能源消费表现为含结构断点的趋势平稳数据，而不是真正的I（2），由此可知，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将不会存在我们所一般讨论的协整关系。

本文主要研究非协整背景下，1979到2008年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本文主要的贡献在于揭示能源消费中结构变化及相应的趋势平稳属性，并引入Toda and Yamamoto（1995）方法来建立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据我们了解，国内外文献中，这也是此种方法在中国能源与增长关系问题上的首次运用。

数据及结构断点下的单位根判定问题

聚焦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议题，我们采用两项数据，即能源消费总量（Energy，以万吨标准煤为单位）、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按不变价格计算指数）来分别代表这两个变量，分别如图1、图2所示。值得说明的是，与一些现有文献，如赵进文和范继涛（2007）等不同，我们这里并没有采取对数处理的做法。原因在于，尽管对数形式变换会带来弹性计算上的方便，以及被认为利于削弱异方差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一变换对数据特性的影响不可忽视，所以并不可取，相关文献参见Granger and Hallman（1991）、Franses and Koop （1998）、Kramer and Davies（2002）等。因此，本文中我们保留原始数据形式展开分析，相应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在这里，除了运用Augmented Dickey-Fuller （ADF）检验外，本文还采用了Phillips-Perron（PP）的检验方法。相对于ADF检验，PP检验相当于没有扩展的Dickey-Fuller检验，它是通过修正的t统计量来应对可能的序列自相关对单位根统计量的影响。如表1所示，不管是ADF检验，还是PP检验，在只有截距，以及截距加线性趋势不同的情况下，Energy、GDP都表现出了具有二阶单整的非平稳过程。

在以上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本文对数据中单位根问题做了更深入探讨。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是后续分析的基础步骤，而检验中所涉及到的确定性趋势项选择又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当我们进行单位根检验时，结构变化问题不应被忽略。Perron（1989）首先研究了给定外生结构断点条件下的数据非平稳检验问题，发现数据序列中断点的存在可能会导致Dickey-Fuller类型检验的误判，即把含有结构断点的趋势平稳数据解读为非平稳数据。针对现实中断点确定的不确定性或者说主观性问题，Zivot and Andrews （1992）研究了结构断点内生化检验的问题，提出一种新的检验方法（ZA检验），在确定出结构断点发生时间点的同时，相应判断数据序列是单位根过程，或是含有结构变化的趋势平稳过程。根据这一检验，很多原本被认为非平稳的单位根数据，实际上都只是趋势平稳过程而已。

如果我们考察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两项数据，则不难发现，结构变化所导致的断点问题是这两个数据序列中一个不能排除的因素。尤其以能源消费而言，如图1所示，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能源消耗总量一直以接近线性规律的趋势稳定走高，直到在1996年后出现停滞甚至短暂的下降；然后自1998年开始缓慢增长，并从2002后开始进入另一增长阶段，突出表现为更高的增长速度即斜率。也就是说，这一数据过程中体现出至少两个明显不同的增长阶段，使得我们难于用一个单一的数据生成过程来描述整个区间。相对而言，如图2所示，GDP的趋势变化较为平缓，存在可能但并不明显的结构断点。因此，至少对能源消费数据而言，结构变化的因素不可忽略，应给予恰当处理。

本文采用Zivot and Andrews（1992）中的ZA检验，对能源消费与GDP中可能的结构断点做进一步的认定。如前所述，我们已经通过ADF和PP检验确定二者都是带有单位根的非平稳过程，而通过ZA检验，我们将确定其分别是含单位根过程的非平稳数据，还是带有结构断点的趋势平稳数据。作为Dickey-Fuller 类型检验的扩展，ZA检验基于三种不同的方程以适应不同的确定性趋势，本文中采用第三种方程，以适应截距和斜率项同时存在断点的情况：

其中，DUt和DTt为体现确定性趋势项中结构断点的两个哑元变量。如果以TB表示结构断点发生时间点，则DUt=0除非t>TB，而DTt=0除非t>TB。而其它变量及参数则与一般Dickey-Fuller检验中相同。关键在α，当我们拒绝它为零的原假设时，则表明yt不是含单位根的非平稳过程，而是含有结构断点的趋势平稳过程。

这一检验用于Energy，结果显示在2001年发生有结构断点，检验统计量为-6.28，低于1%水平下的临界值-5.57（5%水平下临界值为-5.08），序列中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被拒绝，清楚显示能源消费为含有结构断点的趋势平稳过程而非单位根过程；而对GDP而言，检验统计量为-0.43，远远高于10%水平下的临界值，由此我们并不能拒绝之前ADF和PP检验所显示的二阶单整过程。

基于上述检验结果，既然Energy 和GDP两个变量之中只有后者是单位根过程，则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失去必要前提，我们需要使用协整与误差纠正模型之外的框架来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基于Toda-Yamamoto方法的因果分析

Granger因果的方法是一种广泛运用的时间序列方法，用于发现变量之间时序（或者说预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国内外文献中大量用于研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而言，在使用这一方法之前，我们需要测定每个变量本身的平稳属性，然后在变量间存在协整可能的条件下（如在本文的双变量系统中，双方都应是同阶单位根过程），再进行协整判断。如果存在协整，则在误差纠正模型中进行Granger因果分析；如果没有协整，则要在各个数据的平稳形式下用普通方程展开 Granger的因果分析，以避免伪回归。亦即应用Granger的重要前提是要准确测定系统中的变量是几阶单整、以及是否存在协整。这也是引言中所引述的多篇文献的做法。

基于前面对两个变量ZA检验的结果，我们知道Energy和GDP之间将没有存在协整的可能，因此因果关系的分析需要在协整和误差纠正模型之外来进行考虑。相对于常规的去趋势项或差分以得到平稳形式数据再做分析的方法，本文采用一种不依赖单整、协整检验结果的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来确定Energy与GDP的相互关系。相对于常规作法，在数据非平稳时，这一方法同样能够达到避免伪回归的效果，但又不排除数据中长期趋势的影响，同时在实际使用上更为简单，在结果上也更加稳健。

这一不依赖于协整检验结果的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主要由Toda and Yamamoto（1995）提出（文中此后简称T-Y方法）。T-Y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针对所研究的问题考虑向量自回归（VAR）系统，对系统中各个变量而言，确定可能出现的最高单整阶次dmax，而对变量之间是否协整则不作考察。在（如通常以信息准则的方法）确定VAR系统真实滞后阶次p基础上，建立一个扩展的（p+dmax）阶滞后的VAR系统。然后，通过修正的Wald检验，通过考察前p阶滞后项的系数是否同时显著为零来判断一个变量是否对其它变量具有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本文的双变量系统下，我们将需要考虑如下的VAR模型：

其中，E和G分别代表Energy和GDP，而其它变量和标识与VAR模型中典型含义一致。为检验能源消费E不导致经济增长G的假设，我们将检验如下约束：

而为检验经济增长G不导致能源消费E的假设，我们将检验如下约束：

在Toda and Yamamoto（1995）之后，Dolado and Lutkepohl（1996）提出了非常相似但更为简单的方法（文中简称D-L方法），即在系统真实滞后p阶基础上只扩展一阶而不是dmax，在后续的Wald检验中则仍然只测试前p阶滞后的系数。

本文中我们同时采用上述两种方法。首先，我们分别采用Akaike 和 Schwarz两种信息准则的做法得到双变量VAR系统的p值为2，而根据之前ADF和PP、以及ZA检验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Energy与GDP中，只有后者是单位根过程且为I（2），因此dmax为2。根据以上结果，基于T-Y和D-L两种方法的结果如表2 所示。可以看到，使用T-Y方法时，Wald统计量在两个方向上都不显著，因此我们不能建立任何一个方向上的因果关系。而在使用D-L方法时，我们不能拒绝经济增长G不导致能源消费E的原假设，而却能在5%的显著水平上（概率值在四舍五入前为0.047）拒绝能源消费E不导致经济增长G的原假设。由此，结果清楚表明在两变量之间，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在T-Y方法中，不能得到显著结果的原因，我们估计可能在于dmax更高阶的滞后阶次，导致更多的自由度损失，从而在这里有限的样本中相应降低了检验结果的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到，即使在T-Y方法中，两个方向上的检验结果概率值不同，检验结果更倾向于拒绝能源消耗不导致经济增长的原假设。

结论

本文通过数据发现基于单位根及协整检验、误差纠正模型的分析，是现有文献中涉及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问题时的一个通行的分析框架。

作为本文的第一个贡献，我们发现，当考虑数据中可能的结构变化时，上述做法或有修正的必要。以本文中1979年改革开放至2008年间30年数据为对象，能源消费水平和经济增长，在以Augmented Dickey-Fuller 和Phillips-Perron检验时均为二阶单整，而以考虑结构断点的Zivot-Andrews 方法再做单位根检验时，能源消费实际为含有结构断点的趋势平稳数据序列，因此，它与GDP之间也就失去构成协整的必要条件。由此，协整及误差纠正的分析框架不再适用。

作为本文的第二个贡献，我们转而引入一种放宽数据单整检验、并且不依赖变量间协整关系的方法来确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方法主要由Toda and Yamamoto（1995）、Dolado and Lutkepohl （1996）提出。应用这种经过修正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我们发现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而反之则不然。这一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尽管基于不同方法，仍与现有文献中的多数结果吻合，再次显示能源保障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作为引申，本文中关于能源消费数据中结构断点的意义应当并不限于计量分析手段上的修正。这一单个数据序列中断点的发现提示我们应以结构变化的观点来研究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构变化问题。节能减排的目标就是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能源消耗的同步增长。所以，二者之间关系的结构变化应是常态，而非特例。限于样本，本文并未对这一相互关系的稳定性展开深入探讨，也是本文的局限。如何评估这一结构变化，并更进一步，研究导致这种结构变化发生的深层原因，以指导我们的节能减排政策，是更值得未来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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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精选篇6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六、结束语

一、 前言

消费问题，从消费行为角度看，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从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构成看，消费是重要总体变量，它的总量和结构变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即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因此，消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经济范畴。我们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消费问题在近两年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变化，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压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使得消费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因此，将开拓国内市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历史经验表明，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获得巨大的提高，原来的低收入低消费，经济发展滞缓模式已彻底改变。即使是同一时期在我国不同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消费模式伴随着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再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高收入高消费模式，伴随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所以，低收入低消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滞缓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费伴随的是经济增长的高产出和高质量。第二，生产函数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而劳动力离不开消费。衣、食、住、行消费是劳动力的基础需要，没有这些消费活动也就不存在劳动力，消费水平决定着劳动力的总量水平和素质构成。所以，消费不但是人口再生产需要，也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最原始的、首要的是从消费开始的。消费决定了劳动力，劳动力传导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1、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和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来，经济取得相当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见表2-1。

表2-1 消费的总量与结构 单位：亿元

年份 总消费 占gdp比重% 居民 消费比重% 政府 消费比重%

1978 16.68 85.1 15.71 94.0 0.97 5.8

1979 17.46 85.6 16.65 93.9 1.09 0.6

1980 19.10 86.0 17.85 93.5 1.25 6.5

1981 20.64 79.6 19.16 92.8 1.48 7.2

1982 22.38 71.7 20.83 93.1 1.55 6.9

1983 24.00 70.7 22.09 92.1 1.91 8.0

1984 26.12 62.0 23.37 89.4 2.76 10.6

1985 31.58 58.3 28.05 88.8 3.53 11.2

1986 36.81 59.4 32.70 88.8 4.11 11.2

1987 40.00 60.2 35.83 89.2 4.17 10.4

1988 48.7 59.0 43.22 88.6 5.55 11.4

1989 57.27 57.1 48.99 85.5 8.28 14.5

1990 66.29 52.2 48.45 73.1 11.31 26.9

1991 72.87 52.1 56.86 78.0 15.93 22.0

1992 95.58 43.4 75.18 78.7 20.40 21.3

1993 127.92 42.7 98.04 76.6 29.88 23.4

1994 156.47 41.1 124.55 79.6 31.92 20.4

1995 188.50 46.2 153.09 81.2 35.41 18.8

1996 208.87、 53.6 168.27 80.6 40.60 19.4

1997 222.33 54.5 176.82 79.5 45.51 20.5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以1988年为分界线，前后两个十年。1978─1988年，总消费占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下同）比重为60─86%，（个别年份稍低）。在较低水平经济总量情况下，较高水平的消费率必然是较低的储蓄率，总投资处于有限的低水平规模，经济发展处于一种滞缓状态。1988─1997年，消费率为41─59%，储蓄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总投资规模迅速膨胀，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是，消费率下降的滞后结果是，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海南经济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的，同时，低收入低消费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消费水平没有获得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增长，海南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高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海南消费水平低下。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为58─60%，海南仅为41─55%，见表2-2

总消费又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上面资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费仅占总消费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仅有两年低于20%）。与居民消费和总消费相比，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2 、消费模型

消费，从实物形态看，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从货币形态看，来源于可支配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一国国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谓个人可支配收入是指个人在一年中得到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总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一部分，受投资、税赋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决定于gdp的大小和gdp转移为个人收入的多少即收入分配政策。

设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d，gdp为y，假定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为b，我们称b为gdp的个人分配系数。这样就得到：

yd=b* y (2．1)

再假定个人消费c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由此得到：

c=a+c* yd (2．2)

c=a+b* c* y (2．3)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具有一般意义的消费模型，即式（2．3）。其中，a是自发性消费，为常量，表明一个基本的消费水平；c为边际消费倾向，它是消费增量同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 c/d yd=d c/(b* d y)=1/b* d c/d y （2．4）

从消费模型可以看出，在边际消费倾向c一定条件下，消费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gdp的个人分配系数b和gdp。

在gdp既定条件下，个人分配系数b决定了消费总量和消费水平。b是政策参数，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动区间的上限，也就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受预期投资影响。预期投资决定了预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预期收入影响。因此，消费不但取决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预期收入影响。

利用消费模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海南经济中消费的特点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特征，见表2-3。

表2-3 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 单位：元

--------------------------------------------------------------------------------

年份 职工平 居民人均 农村居民 人均储蓄存 居民人 农业居民 非农业居民

均工资 可支配收入 人均纯收入 款年末余额 均消费

1990 1980 1575 778 802 852 698 1436

1991 2194 1726 916 1039 866 667 1609

1992 2720 2318 1026 1680 1128 819 2252

1993 3501 3072 1320 2699 1449 1064 2813

1994 4485 3920 1620 3369 1814 1259 3723

1995 5340 4770 1872 3978 2197 1548 4345

1996 5476 4926 2156 4619 2376 1726 4444

1997 5664 4850 2382 5041 2458 1802 4458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第一、以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

1990─1997年，消费中量入为出观念占主导地位，消费水平低下，且增长缓慢。同期人均gdp增长了2.6倍，人均消费增长1.9倍，其中农业人均消费增长1.6倍，非农业人均消费增长2.1倍。消费水平提高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扩大，1990年城乡消费水平比为2.1: 1，1997年扩大到2.5: 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

1990─1997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1倍，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低收入是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导思想。低收入必然带来低消费，由此引发的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无疑制约了经济发展后劲，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第三、非工资性收入和非货币化消费现象严重。海南经济表现为低收入低消费的特征同时，还表现为高储蓄。1990─1997年，人均储蓄增长5.3倍，超过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速度。不协调的高储蓄表明，? 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即灰色收入相当高，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社会团体的小金库和地下经济是灰色收入的来源。地下经济有多大？占gdp份额有多少？尚难估算，也不列入gdp。但是，如果地下经济超过一定份额，将使gdp核算和经济增长测算低于实际水平。地下经济失控无疑将破坏经济肌体的健康，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 非货币消费即实物消费现象不容忽视。公有住房、医疗保健等实物分配曾一度是主要消费形式，目前这些制度改革没有全部结束，尚有遗留问题，新的货币化分配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计划经济下的实物消费情结和惯性仍在发生作用，实物或变相实物消费仍大量存在，这些因素影响着消费领域的货币化程度。小金库禁而不绝、政府支出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见图2-1。

图2-1 人均收入、储蓄、消费曲线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消费贡献率与投资贡献率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为海南1988─1997年消费、投资贡献率。

关于净出口。净出口在海南经济总量中一直占较小比重，近年受贸易政策影响，比重下降。所以净出口对海南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这里暂不述及。

2、贡献率分析

在海南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状态，投资贡献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重投资、轻消费，形成海南经济的特殊格局，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突出矛盾。1988─1997年，消费贡献率为41─57%，全国平均水平为56─63%，低6─15百分点；投资贡献率为59─41%，全国平均水平为43─34%，高7─16个百分点。

从投资方面看，建省初期，面对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要素诸如电力、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我们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搞建设，采取高投资政策，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来完成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实力扩张。投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经济获得迅速增长。由此可见，海南经济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增长道路。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不断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开始减弱。尤其是十年来，在开发建设中出现的低水平、小而全、大而全项目的重复建设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投资向最终消费的转化越来越低，投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近两年，虽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但是，效果不很明显。因此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扩大投资规模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在宏观投资政策上，我们要一手抓“规模控制”，一手还要抓“结构引导”。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贡献率低于57%，1994年达到谷底水平41%，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始终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加强。但是，海南经济需求不足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资政策下仍然没有高产出，经济增长持续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经济消费贡献率相差10─2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就是我们刺激消费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如果消费贡献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那么，再过十年，海南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就可以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再过二十年，将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来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称其为内部影响因素。消费习惯、产品质量、品种、价格以及服务，影响着消费选择，可以称其为外部影响因素。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既有内部因素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主要受政策影响且较难定量，前面已略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言。下面仅从居民消费方面说明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滞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长2.6倍，职工平均工资仅增长1.9倍，农民纯收入仅增2.1倍。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得以较快提高，消费水平取得明显增长。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消费水平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合理转化成果。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份额是我们牺牲掉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部分。从消费模型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资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带来低消费，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时也是非工资性收入膨胀和非货币化消费增加的根源。

2、价格机制改革快于收入机制改革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许多改革措施往往是以价格调整为契机的。价格机制成为政府和居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市场流通领域利益驱动和立法力度不够等原因，国内市场商品价格比较混乱，曾一度失控。在与国际市场接轨问题上，盲目追逐价格平行而忽视了产品品种、质量等非价格因素，也忽视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在利益驱动下，国内市场上的粮、糖、棉、钢材、汽车、家用电器、服装、航空客票、标准住宿费、电影票、公园门票、美容美发等价格，基本接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有的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然而，我们的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相距甚远，我们的购买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从收入分配看，工薪阶层占绝大多数，私有经济业主仅占极小份额。所以工薪阶层是我们的消费主体。由于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名目繁多的“补贴”等非工资性收入仍是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形成低收入与高价格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居民消费处于抑制状态，从而造成消费市场低迷，有效需求不足。

3、经济周期性波动，预期收入下降是目前影响需求不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心理态势，因为人们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惰性和情结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加上近几年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使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不明确，对收入的预期下降。这些因素使人们少支出多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议事日程，露出庐山真面目，同时又要面对下岗分流、子女教育费上涨等支出增加压力。因此，人们只能精打细算，以积极节流被动开源方式来抵御收入预期的下降。

4、消费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状态改变。

海南经济发展的滞缓期比全国多十年。建省后，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才开始真正的开发建设。农业，是海南经济的主要基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长期经济滞缓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海南经济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消费模式表现为传统社会中的低收入低消费，量入为出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中，海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消费习惯、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

十年来，储蓄率不断上升，1992年超过60%。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未得到较快增长，储蓄却大幅上涨，说明人们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来扩大消费而是进行储蓄。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在经济起步发展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高储蓄将影响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波动发生时，人们在经济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必然采取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近两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在扩大内需问题上，高储蓄率是一大障碍，虽然央行连续七次大幅度减息，但统计资料显示，储蓄有增无减，国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所以在目前形势下，单一的降息货币政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高储蓄就意味着低消费，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上的节约简朴，就微观而言，是一种文化美德，但就宏观而言是有害无益的，是不经济的。它往往成为低收入低消费的一个合理支点和借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伴随着生活上的节约，是生产上的大量浪费和重复建设，是资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费。在资源稀缺和经济产出成果有限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两把杀手锏，使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问题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励消费，一手还要抓生产环节中的浪费，要珍惜稀缺的资源。

5、影响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长，不利于消费增加。我国财政政策比较单一，主要以投资为首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经济过热时就严格压缩投资，在经济低迷时就大量追加投资。这种政策的结果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低水平低效益项目十分严重。投资结构不合理和建设项目效益差，造成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甚至有许多项目一开工就亏损。投资严重浪费，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企业低效，从而造成职工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增长缓慢。我们可以算一笔帐：1997年，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扣除gdp的投资额，来调整海南消费率上升5%达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个亿，（1997年gdp为408个亿），相当于海南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为标准，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个亿的投资额，相当于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这部分就是由于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居民消费依靠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选择来实现的。国内市场上，中、低档商品占主体，高档较少，与国际市场相比，质量存在明显差距。高、中、低档商品分类，不应当仅仅是价格差别，更重要的应该是质量和服务的区别。居民对进口商品的热衷就是对国内市场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一个规避。商品价高质差，假冒伪劣现象猖蹶，欺诈消费者现象屡屡发生，这无疑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购买力的顺利实现。同时，产品品种、结构单一，也构成对消费的消极影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超过40万种，而我国市场只有10万多种，而且在工艺、质量、技术含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海南经济的缓慢增长，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把扩大内需做为宏观调控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南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需求，及时制订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长期困扰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如果需求不足长期存在，在投资手段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紧缩。目前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通货紧缩将吞噬海南经济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带来经济的严重倒退。如何拓展消费市场？如何刺激消费需求？如何克服和避免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将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长期发展战略。虽然需求不足就表现为消费率的低下，消费率提高意味着需求不足的改善，但是，在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上，首先应该注重消费率的提高。因为海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由于过度地强调了投资的作用，忽视了消费的影响作用，造成海南经济出现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发展格局，投资与消费二者比例关系不协调，影响了海南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应当承认，这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引导上的失误造成的。为此，要尽快调整二者比例关系，改变原有格局，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达到经济良性循环。提高消费率并不是消极的压缩投资，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消费的增加，而是积极地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在经济适度增长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同时，注重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克服和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危害；注意防范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出现社会两级分化，要“效率”与“公平”并重，利用宏观调控手段，逐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保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安定的社会大环境。在政策操作上，具体地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尽快制订出台改革方案。

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个人分配系数，也就是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个人倾斜力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将工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尽快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将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项费用计入工资，消除现存工资制度中的各种补贴和分配中的实物消费形式，实现货币化分配。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同时，尽快完善其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

2、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业是海南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十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但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要逐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包括：? 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是农业的主要产品，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粮食价格仍有上调的空间，所以要提高粮食价格，保证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解决瓜菜水果保鲜、运输和销售环节矛盾。瓜菜水果已成为农业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保鲜技术缺乏、运输和销售难的问题比较普遍，要加强“绿色通道”软、硬件建设，保证产销顺利实现；?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各种不合理摊派，实现以税代费，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实行税率优惠政策；精减乡村干部，降低农民负担干部的系数。资料表明，农民收入中除去消费，并未全部转化为农业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被各种不合理摊派吞掉，这无疑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负担，也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ˉ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谋求优质高效农业。农村的经济发展要素瓶颈作用十分明显，劳动力大量剩余。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步伐，就地消化剩余劳动力，是必由之路，同时推广科学技术，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有效需求的目的。

3、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水平差距。及时足额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健全社会保险机制，这是刺激消费的需要，也是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开征利息税，单一的减息政策未能获得实效，同时配以积极的财政税收调节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向贫困居民转移。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低迷不振，是开征利息税的有利时机。通过利息税，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收入再分配，还可以达到缩小城镇收入水平差距，从而增加有效需求。

4、加快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

需求不足与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有密切关系。在刺激消费需求上，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从政策上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提到与储蓄对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认识，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培养人们形成积极的适度消费观念。同时大力开展消费信贷，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可以多样，方法应更加灵活。大力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于严重过剩项目，坚决实行“关、停、并、转”，并严格禁止上新的项目，对于已近饱和的项目，要严格限制新项目开工，对投资实行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克服投资决策中的官僚主义，杜绝新的重复和浪费。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活动，加大消费市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六、结束语

近两年，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增长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海南经济中的消费问题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对长期困扰着海南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政策措施。对于目前的经济问题，我们认为既有总量问题，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在扩大内需、解决需求不足的同时，还要进行结构调整，这样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矛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它还应具有更加生动和丰富的内涵，应当是经济质量和成果的综合反映。发展与增长，是两个本质意义不同的经济指标，发展反映了经济的数量，增长应当是经济质量的反映。所以，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主要是对经济质量和成果的关注。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我们也是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出发点的。如果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那么，势必就掉入了统计数字的泥潭，做出的分析和研究会变成枯燥而毫无价值的数字游戏。经济发展的数量仅仅是一种手段，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1998年中国经济达到7.8%的增长速度，而美国和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不过1—2%，但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成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由此，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质量的提高，应当包含环境保护、住房条件、教育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平均预期寿命、科技含量等等概念内容，这就是我们的增长观。

参考文献

蒋学模主编，《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精选篇7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六、结束语

一、 前言

消费问题，从消费行为角度看，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从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构成看，消费是重要总体变量，它的总量和结构变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即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因此，消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经济范畴。我们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消费问题在近两年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变化，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压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使得消费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因此，将开拓国内市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

改变。因此，消费水平没有获得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增长，海南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高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海南消费水平低下。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为58─60%，海南仅为41─55%，见表2-2

总消费又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上面资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费仅占总消费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仅有两年低于20%）。与居民消费和总消费相比，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2 、消费模型

消费，从实物形态看，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从货币形态看，来源于可支配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一国国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谓个人可支配收入是指个人在一年中得到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总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一部分，受投资、税赋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决定于gdp的大小和gdp转移为个人收入的多少即收入分配政策。

设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d，gdp为y，假定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为b，我们称b为gdp的个人分配系数。这样就得到：

yd=b* y (2．1)

再假定个人消费c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由此得到：

c=a+c* yd (2．2)

c=a+b* c* y (2．3)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具有一般意义的消费模型，即式（2．3）。其中，a是自发性消费，为常量，表明一个基本的消费水平；c为边际消费倾向，它是消费增量同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 c/d yd=d c/(b* d y)=1/b* d c/d y （2．4）

从消费模型可以看出，在边际消费倾向c一定条件下，消费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gdp的个人分配系数b和gdp。

在gdp既定条件下，个人分配系数b决定了消费总量和消费水平。b是政策参数，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动区间的上限，也就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受预期投资影响。预期投资决定了预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预期收入影响。因此，消费不但取决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预期收入影响。

利用消费模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海南经济中消费的特点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特征，见表2-3。

表2-3 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 单位：元

--------------------------------------------------------------------------------

年份 职工平 居民人均 农村居民 人均储蓄存 居民人 农业居民 非农业居民

均工资 可支配收入 人均纯收入 款年末余额 均消费

1990 1980 1575 778 802 852 698 1436

1991 2194 1726 916 1039 866 667 1609

1992 2720 2318 1026 1680 1128 819 2252

1993 3501 3072 1320 2699 1449 1064 2813

1994 4485 3920 1620 3369 1814 1259 3723

1995 5340 4770 1872 3978 2197 1548 4345

1996 5476 4926 2156 4619 2376 1726 4444

1997 5664 4850 2382 5041 2458 1802 4458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第一、以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

1990─1997年，消费中量入为出观念占主导地位，消费水平低下，且增长缓慢。同期人均gdp增长了2.6倍，人均消费增长1.9倍，其中农业人均消费增长1.6倍，非农业人均消费增长2.1倍。消费水平提高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扩大，1990年城乡消费水平比为2.1: 1，1997年扩大到2.5: 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

1990─1997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1倍，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低收入是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导思想。低收入必然带来低消费，由此引发的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无疑制约了经济发展后劲，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第三、非工资性收入和非货币化消费现象严重。海南经济表现为低收入低消费的特征同时，还表现为高储蓄。1990─1997年，人均储蓄增长5.3倍，超过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速度。不协调的高储蓄表明，? 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即灰色收入相当高，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社会团体的小金库和地下经济是灰色收入的来源。地下经济有多大？占gdp份额有多少？尚难估算，也不列入gdp。但是，如果地下经济超过一定份额，将使gdp核算和经济增长测算低于实际水平。地下经济失控无疑将破坏经济肌体的健康，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 非货币消费即实物消费现象不容忽视。公有住房、医疗保健等实物分配曾一度是主要消费形式，目前这些制度改革没有全部结束，尚有遗留问题，新的货币化分配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计划经济下的实物消费情结和惯性仍在发生作用，实物或变相实物消费仍大量存在，这些因素影响着消费领域的货币化程度。小金库禁而不绝、政府支出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见图2-1。

图2-1 人均收入、储蓄、消费曲线

三、消费需求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

1、消费贡献率与投资贡献率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为海南1988─1997年消费、投资贡献率。

关于净出口。净出口在海南经济总量中一直占较小比重，近年受贸易政策影响，比重下降。所以净出口对海南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这里暂不述及。

2、贡献率分析

在海南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状态，投资贡献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重投资、轻消费，形成海南经济的特殊格局，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突出矛盾。1988─1997年，消费贡献率为41─57%，全国平均水平为56─63%，低6─15百分点；投资贡献率为59─41%，全国平均水平为43─34%，高7─16个百分点。

从投资方面看，建省初期，面对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要素诸如电力、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我们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搞建设，采取高投资政策，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来完成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实力扩张。投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经济获得迅速增长。由此可见，海南经济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增长道路。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不断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开始减弱。尤其是十年来，在开发建设中出现的低水平、小而全、大而全项目的重复建设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投资向最终消费的转化越来越低，投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近两年，虽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但是，效果不很明显。因此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扩大投资规模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在宏观投资政策上，我们要一手抓“规模控制”，一手还要抓“结构引导”。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贡献率低于57%，1994年达到谷底水平41%，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始终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加强。但是，海南经济需求不足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资政策下仍然没有高产出，经济增长持续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经济消费贡献率相差10─2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就是我们刺激消费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如果消费贡献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那么，再过十年，海南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就可以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再过二十年，将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来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称其为内部影响因素。消费习惯、产品质量、品种、价格以及服务，影响着消费选择，可以称其为外部影响因素。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既有内部因素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主要受政策影响且较难定量，前面已略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言。下面仅从居民消费方面说明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滞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长2.6倍，职工平均工资仅增长1.9倍，农民纯收入仅增2.1倍。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得以较快提高，消费水平取得明显增长。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消费水平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合理转化成果。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份额是我们牺牲掉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部分。从消费模型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资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带来低消费，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时也是非工资性收入膨胀和非货币化消费增加的根源。

2、价格机制改革快于收入机制改革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许多改革措施往往是以价格调整为契机的。价格机制成为政府和居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市场流通领域利益驱动和立法力度不够等原因，国内市场商品价格比较混乱，曾一度失控。在与国际市场接轨问题上，盲目追逐价格平行而忽视了产品品种、质量等非价格因素，也忽视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在利益驱动下，国内市场上的粮、糖、棉、钢材、汽车、家用电器、服装、航空客票、标准住宿费、电影票、公

园门票、美容美发等价格，基本接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有的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然而，我们的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相距甚远，我们的购买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从收入分配看，工薪阶层占绝大多数，私有经济业主仅占极小份额。所以工薪阶层是我们的消费主体。由于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名目繁多的“补贴”等非工资性收入仍是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形成低收入与高价格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居民消费处于抑制状态，从而造成消费市场低迷，有效需求不足。

3、经济周期性波动，预期收入下降是目前影响需求不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心理态势，因为人们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惰性和情结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加上近几年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使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不明确，对收入的预期下降。这些因素使人们少支出多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议事日程，露出庐山真面目，同时又要面对下岗分流、子女教育费上涨等支出增加压力。因此，人们只能精打细算，以积极节流被动开源方式来抵御收入预期的下降。

4、消费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状态改变。

海南经济发展的滞缓期比全国多十年。建省后，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才开始真正的开发建设。农业，是海南经济的主要基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长期经济滞缓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海南经济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消费模式表现为传统社会中的低收入低消费，量入为出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中，海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消费习惯、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

十年来，储蓄率不断上升，1992年超过60%。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未得到较快增长，储蓄却大幅上涨，说明人们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来扩大消费而是进行储蓄。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在经济起步发展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高储蓄将影响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波动发生时，人们在经济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必然采取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近两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在扩大内需问题上，高储蓄率是一大障碍，虽然央行连续七次大幅度减息，但统计资料显示，储蓄有增无减，国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所以在目前形势下，单一的降息货币政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高储蓄就意味着低消费，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上的节约简朴，就微观而言，是一种文化美德，但就宏观而言是有害无益的，是不经济的。它往往成为低收入低消费的一个合理支点和借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伴随着生活上的节约，是生产上的大量浪费和重复建设，是资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费。在资源稀缺和经济产出成果有限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两把杀手锏，使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问题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励消费，一手还要抓生产环节中的浪费，要珍惜稀缺的资源。

5、影响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长，不利于消费增加。我国财政政策比较单一，主要以投资为首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经济过热时就严格压缩投资，在经济低迷时就大量追加投资。这种政策的结果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低水平低效益项目十分严重。投资结构不合理和建设项目效益差，造成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甚至有许多项目一开工就亏损。投资严重浪费，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企业低效，从而造成职工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增长缓慢。我们可以算一笔帐：1997年，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扣除gdp的投资额，来调整海南消费率上升5%达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个亿，（1997年gdp为408个亿），相当于海南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为标准，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个亿的投资额，相当于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这部分就是由于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居民消费依靠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选择来实现的。国内市场上，中、低档商品占主体，高档较少，与国际市场相比，质量存在明显差距。高、中、低档商品分类，不应当仅仅是价格差别，更重要的应该是质量和服务的区别。居民对进口商品的热衷就是对国内市场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一个规避。商品价高质差，假冒伪劣现象猖蹶，欺诈消费者现象屡屡发生，这无疑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购买力的顺利实现。同时，产品品种、结构单一，也构成对消费的消极影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超过40万种，而我国市场只有10万多种，而且在工艺、质量、技术含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海南经济的缓慢增长，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

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把扩大内需做为宏观调控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南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需求，及时制订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长期困扰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如果需求不足长期存在，在投资手段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紧缩。目前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通货紧缩将吞噬海南经济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带来经济的严重倒退。如何拓展消费市场？如何刺激消费需求？如何克服和避免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将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长期发展战略。虽然需求不足就表现为消费率的低下，消费率提高意味着需求不足的改善，但是，在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上，首先应该注重消费率的提高。因为海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由于过度地强调了投资的作用，忽视了消费的影响作用，造成海南经济出现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发展格局，投资与消费二者比例关系不协调，影响了海南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应当承认，这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引导上的失误造成的。为此，要尽快调整二者比例关系，改变原有格局，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达到经济良性循环。提高消费率并不是消极的压缩投资，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消费的增加，而是积极地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在经济适度增长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同时，注重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克服和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危害；注意防范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出现社会两级分化，要“效率”与“公平”并重，利用宏观调控手段，逐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保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安定的社会大环境。在政策操作上，具体地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尽快制订出台改革方案。

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个人分配系数，也就是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个人倾斜力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将工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尽快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将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项费用计入工资，消除现存工资制度中的各种补贴和分配中的实物消费形式，实现货币化分配。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同时，尽快完善其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

2、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业是海南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十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但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要逐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包括：? 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是农业的主要产品，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粮食价格仍有上调的空间，所以要提高粮食价格，保证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解决瓜菜水果保鲜、运输和销售环节矛盾。瓜菜水果已成为农业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保鲜技术缺乏、运输和销售难的问题比较普遍，要加强“绿色通道”软、硬件建设，保证产销顺利实现；?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各种不合理摊派，实现以税代费，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实行税率优惠政策；精减乡村干部，降低农民负担干部的系数。资料表明，农民收入中除去消费，并未全部转化为农业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被各种不合理摊派吞掉，这无疑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负担，也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ˉ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谋求优质高效农业。农村的经济发展要素瓶颈作用十分明显，劳动力大量剩余。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步伐，就地消化剩余劳动力，是必由之路，同时推广科学技术，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有效需求的目的。

3、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水平差距。及时足额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健全社会保险机制，这是刺激消费的需要，也是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开征利息税，单一的减息政策未能获得实效，同时配以积极的财政税收调节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向贫困居民转移。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低迷不振，是开征利息税的有利时机。通过利息税，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收入再分配，还可以达到缩小城镇收入水平差距，从而增加有效需求。

4、加快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

需求不足与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有密切关系。在刺激消费需求上，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从政策上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提到与储蓄对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认识，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培养人们形成积极的适度消费观念。同时大力开展消费信贷，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

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可以多样，方法应更加灵活。大力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于严重过剩项目，坚决实行“关、停、并、转”，并严格禁止上新的项目，对于已近饱和的项目，要严格限制新项目开工，对投资实行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克服投资决策中的官僚主义，杜绝新的重复和浪费。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活动，加大消费市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精选篇8

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能源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的石油危机，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大国际事件，引起了世界各国对能源的高度重视和对世界能源资源的激烈争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CDP年均增速高达9.8%i。然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高耗能、高排放为代价的。2011年，我国GDP约占世界的8.6%，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9.3%。我国单位C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自2005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年均增加近2亿吨标煤，2011年新增能源消费量达到2.3亿吨标煤。这一数据相当于意大利或墨西哥一年的消费量，世界上也仅有13个国家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该数字。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但与高增长的能源消费对应的是，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不高，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低，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7.5%。ii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已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国内部分地区生态环境严重透支，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日益增大。从环境和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通过技术进步不断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显得日益重要。我国的能源禀赋具有多煤、少油、少气的特点，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分别高达76%和68.9%，是世界上煤炭比重最高的国家，而煤炭又是一次能源中热值最低污染最大的能源品种。且我国的煤炭利用以燃烧为主，在每年消费的煤炭中，有80%以上是直接燃烧。这样的能源消费结构导致我国能源效率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产生了能源消费居高不下，污染严重等问题。

重庆作为中西部唯一的一个直辖市，是全国较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之一，人口密集，工业基础雄厚，已形成机械、轻工、建材、纺织、化工及冶金等行业为主的工业体系。201 1年，重庆市生产总值接近1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16.5%，增幅跃居全国第一。重庆工业总产值达到1.38万亿元，增长26.2%，iii伴随着这种高增长的背后却是巨大的能耗，重庆能源的生产与消费矛盾日益突出。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而十报告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由“变革”到“革命”，从“合理控制”到“控制”透露出国家对能源发展的高度重视。因此，研究重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提出节能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重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重庆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重庆市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90.69亿元增加至2010年的7925.58亿元，增长了87.4倍，GDP年均增长16%；致使能源消耗的急剧增加，能源消费从1980年的985.59万吨标准煤增至2010年的7117.41万吨标准煤，增长了7.2倍，年均增长率达到7%。其中，油料和电力的增长幅最大，分别为18.3倍和12.1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和9%；煤炭和天然气的增长幅度分别为6.5倍和5.8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和6%。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使重庆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

重庆市能源消费结构主要以煤炭为主，如图一所示，这30年来，煤炭所占比重基本维持在70%左右，其他能源所占比重略有上升，天然气消费比例占12%左右，油料和电力分别只占7%和9%，与全国平均水平和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再从图二可以看到。重庆市经济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煤炭、天然气、油料和电力的消费量都是呈快速上扬趋势，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且煤炭消费总量的趋势与GDP总量的趋势最为接近，这表明促使重庆市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费中，主要是煤炭，能源消费结构严重不合理，环境压力巨大。

2重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本文对于能源消耗的研究选取《重庆统计年鉴201 1年》上的1980-2010年重庆市能源消费总量（y），单位为万吨标准煤；经济增长用GDP生产总值（x1）来表示，单位万元；由于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消费始终保持着较高的份额，固本文采用煤炭消费量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x2）来表示能源消费结构，单位为（%）。

2.2模型构建

由于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不会改变数据的特征，却能使数据趋势线性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故本文将变量对数化后采用以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lny=a+bllnxl+b21nx2+u

2.3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软件eviews6.0对表二的统计数据进行OLS估计，得出以下结果：

luy=-20.5601 1+0.534399 lnx1+4.6203781nx2

.S=（4.439394）（0.03329 1）（0.933846）

t=（-4.63 1287）（16.055225）（4.947688）

R2=0.946923 F=249.7693 S：E=0.139725

2.4模型检验

从经济意义上来讲，lnxI对lny的弹性系数为0.53，lnx2对lny的弹性系数为4.62，说明GDP每增加1%，能源消费将增长0.53%；能源消费结构每增加1%，能源消费将增长4.62%。

S.E=0.139725，很小，说明回归直线精度很高，代表性好。能源消费的估计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平均误差为0.13万吨标准煤。

R2=0.946923，接近于1，拟合优度较高，样本回归直线的解释能力为94.69%，说明重庆能源消费变动的94.69%可由样本回归直线作出解释。

给定α=0.05，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为n-2=29下，临界值t0.025（29）=2.0452，因为结果中的t值都大于临界值2.0452，所以拒绝原假设，表明GDP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结构对于能源消费量有显著性影响。

3 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重庆能源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为4.62，显著高于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重庆能源结构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显著。重庆至今仍占68%以上煤炭消费比重的能源结构是导致能源结构弹性较大的原因。且煤炭燃烧带来的污染严重，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因此，做好节能降耗工作，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势在必行。

3.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三次产业结构

目前重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靠自然资源的高投入和高消费换来的，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好由“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向低消耗、高产出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第二产业在重庆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工业是重庆经济发展的支柱.2010年，重庆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8.6：55.0：36.4，如果能够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降低第二产业中电力热力企业、化学制造业、金属冶炼和矿物制品业等高能耗行业对于能源的消费量，那么既能降低能耗，保护环境，也能促进GDP的增长，对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所以，重庆市要做好产业的内部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IT产业、通用设备制造、医药制造业等能耗相对较低的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综合竞争力。

3.2加大节能降耗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能源利用率

节能技术的开发和采用，不仅能降低企业成本，也能提升企业竞争力，缩小差距，为企业带来巨大收益。所以，把资源、能源等关键性技术的发展摆在优先地位，突破企业发展中的前沿技术和先进技术，为建设节约型产业提供技术支撑十分重要。重庆应紧紧围绕全市发展的产业规划，结合自身特点，重点研究开发工业、交通运输、建筑等领域的节能技术与设备，加快发展天然气，页岩气的开发力度，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煤炭的使用量或者增加煤化工一体化项目。实施锅炉窑炉改造、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余热余压利用、节约替代石油、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等节能改造工程，以及节能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合同能源管理推广工程和节能能力建设工程。如节能环保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技术、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风力发电成套设备、以煤气化为基础的多联产技术、内燃机、船舶及配套产品等以及煤层气、天然气净化、集输与安全控制技术等。积极推广新技术的运用，提高能源利用率。

3.3控制高能耗企业的发展，向能源利用效率高的行业转变

根据市场需要和产业政策，积极推进能源利用效率高的行业集群的发展，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工业整体水平。重点加强冶金、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节能降耗，加快淘汰落后冶炼工艺和设备，淘汰传统能耗高的小水泥、小玻璃和实心页岩转，大力推进先进冶炼、熔炼技术，大力发展新型干法水泥、装饰新材料和建材等。对于重点耗能工业企业，应特别加强管理，加大节能技术改造，向低能耗的行业转变。

3.4加强政府引导作用，建立节能降耗相关机制

市政府应该加强引导，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对所引进项目的能源结构是否符合国家、地方和行业节能设计规范及标准，有无采用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落后工艺、设备以及是否采用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等方面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引进技术先进、能源利用效率高的项目。建立和完善节能降耗的市场机制，引导社会采购、使用节能产品；建立能源价格调节机制，完善节能的价格、财政、税收、信贷等政策，对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企业实行用能加价收费；建立和完善能耗统计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建立健全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和奖惩制度，强化政府和企业的责任。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精选篇9

［关键词］ 投资；外贸；消费；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作者简介］赵婷，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经济系，重庆， 400033

［中图分类号］ F1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4）01-0006-0003一、引 言

投资、外贸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本文主要研究这三者对经济增长率的作用，以期探讨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适合的增长方式。

二、投资、外贸和消费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1978~2012）

本节绘制了1978~2012年投资、外贸和消费占GDP比重的曲线及经济增长率曲线（如图2.1），所有数据均以1978年为基期，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扣除通货膨胀影响。

由图1可知，1978~1991年间，经济增长率波动较大，这既是因为改革初期或保守或开放的思想交锋影响了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也是改革摸索期经济发展必然会呈现的特点，这是发展的阶段，也是积累经验和打基础的阶段，因此将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阶段进行实证分析。

1992~2006年间，经济经过短暂调整后进入平稳较快发展的通道，这既是因为党的十四大召开我国完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保证了政策的稳定性，同时也是在前一时期打下的基础上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改革进一步深入，这是迅速发展的阶段，因此将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阶段进行实证分析。

2007~2012年间，经济增长率总体下降，这既有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因素，同时也因为中央政府有意降低发展速度，增强发展质量，缓解和治理经济多年快速发展下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为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注重转变增长方式的阶段，因此将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阶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将1978~2012年分作三个阶段分别进行实证分析，是为了探讨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投资、外贸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三、 投资、外贸和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节通过Eviews软件选取ARCH（自回归异方差）模型，分别对1978~1991年、1992~2006年和2007~2012年进行实证分析。对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可使其趋势线性化，并削弱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共线性、异方差和非平稳性等现象，因此对投资、进出口总额、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后建立以下模型：

In(GDP)=C(1) In (V)+C(2) In (T)+C(3) In (E)

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V为投资，T为进出口总额，E为消费。单位：亿元。

数据采集和处理：1978~1996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所有数据均按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折算。

In (GDP)=1.506276-0.194197 In (V)+ 0.192404 In (T)+ 0.912400 In (E)

(47.15393) (-4.248632) (3.865784) (198.3043)

(0.0000)(0.0000) (0.0001) (0.0000)

括号内第一行是Z统计值，第二行是概率。

R2=0.995877，F统计值543.4090。

残差检验：

对ARCH（1,1）模型 的残差序列做ARCH-LM检验，可得到如下结果：

1.1992~2006年实证检验

回归结果显示，国内生产总值、投资、进出口总额和消费存在如下关系：

In (GDP)=1.0008249+0.063714 In (V) +0.073676 In (T) +0.855735 In (E)

(5.489406)(1.745408)(2.677231)(16.66659)

(0.0000) (0.0809)(0.0074) (0.0000)

括号内第一行是Z统计值，第二行是概率。

R2=0.999224， F统计值1717.024。

残差检验：

对ARCH（1,1）模型 的残差序列做ARCH-LM检验，可得到如下结果：

2.2007~2012年实证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国内生产总值、投资、进出口总额和消费存在如下关系：

In (GDP)=2.008120-0.113205 In (V) +0.120824 In (T) +0.893043 In (E)

(6.108784) (-2.892784) (5.812125)(39.96309)

(0.0000)(0.0038)(0.0000) (0.0000)

括号内第一行是Z统计值，第二行是概率。

R2=0.999210， DW值2.247。

残差检验：

对ARCH（1,1）模型 的残差序列做ARCH-LM检验，可得到如下结果：

以上三个方程中， R2>0.95说明回归方程拟合程度较理想，F值较大说明方程总体线性关系比较显著，也表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较高。各项指标检验概率较小，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解释变量显著。残差检验中概率较大，说明不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

实证分析表明，1978~1991年投资每增加1%，GDP减少0.19%；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GDP增加0.19%；消费每增加1%，GDP增加0.91%。1992~2006年投资每增加1%，GDP增加0.06%；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GDP增加0.07%；消费每增加1%，GDP增加0.86%。2007~2012年投资每增加1%，GDP减少0.11%；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GDP增加0.12%；消费每增加1%，GDP增加0.89%。

四、结 论

1978~1991年，投资抑制经济增长。我们认为这是两种作用的结果，一是投资本身增加了GDP的值，对经济增长是正向作用；二是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主导的投资主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这些项目直接产出有限且受当时经济水平的限制导致利用不够充分，虽然长期而言会促进贸易和消费，但短期内由于减少了社会保障投入并加重了税费负担，事实上限制了贸易和消费，对经济增长是负向作用。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投资限制了经济增长，这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阶段必须付出的成本。

1992~2006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投资逐渐从基础设施向钢铁、石化等有直接产出的大型项目转移，拉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了贸易和消费的增长，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提高了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逐步显现；同时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更多投资也增强了居民的消费意愿。所有这些正向作用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2007~2012年，投资抑制经济增长。这一时期政府主导的投资继续增加GDP值，但由于效益低下，导致投资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减弱。在此期间，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四万亿救市措施，避免了经济硬着陆，而手握巨量资金的国有企业也挤压了民企的生存空间，削弱了更有效率的民营经济对经济的拉动能力。政府主导的投资型增长方式，即使多数人都获益，但也使少数群体从中获得不对称的高额利益，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少数群体掌握大量财富，削弱了社会消费的同时也削弱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能力。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投资限制了经济增长，这说明当社会经济发展较充分时，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不适应发展需要。

在这三个阶段，外贸和消费均促进经济增长。这既因为外贸和消费本身会增加GDP值，也因为这两者的发展会进一步带动投资的增长，最终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外贸和消费均促进经济增长，这也说明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是持续性的。

五、政策建议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所有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因此依靠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最根本的增长方式，对国家而言，意味着经济风险更可控，同时，如果希望多数人都能消费敢消费，这样的立足点会推动社会发展的更公平。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增加对地方政府环境指标和债务的考核。严格的环境考核将降低地方政府对钢铁、石化等高投资项目的热情；对债务的考核将限制地方政府的借债和投资冲动。

适当降低GDP增长目标。较低的增长目标能减轻地方政府的投资压力，降低对投资的依赖，削弱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为市场进一步发挥作用腾出更多空间，更充分的市场经济将带来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精选篇10

【关键词】经济增长 能源消费 研究现状

一、引言

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促使人们开始关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能源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在经济增长中，对于能源的消费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能源消费的制约下，我们应研究如何保障经济持续增长，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真正对能源经济问题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梅多斯等人，在《增长与极限》一文中，他着重强调了能源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通过研究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变动和相互关系，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结论是如果维持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资源消耗速度不变的话，世界资源将会耗竭。之后的两次石油危机印证的梅多斯等人的结论。

（一） 国外研究的结果，可以根据其经济增长理论基础的差异分为技术内生和外生。在假定外生的技术进步研究中， Dasgupta and Heal 拓展的Ramsey模型得出在最优的增长路径上最终能源消费将减少。Nordhaus在经济增长模型中考虑了技术进步对可耗竭资源约束作用的弥补，并对技术进步的增长率施加了限制，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二）Bovenberg假定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并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环境这一因素，分析了环境政策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两种影响之间存在的差异。Grimaud and Rouge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包括了可耗竭资源，并假设技术的进步取决于用于研发的劳动力和已有创新，对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进行分析。Grimaud and Rouge将生产部门分为最终产品部门和研发部门，假设了简单的内生技术进步，分析了污染、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国外学者选用不同的时间序列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的结果显示，GDP和能源消费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双向因果关系，反向因果关系、不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协整关系。

Kraft进行的实证研究和Erol对英国、法国等国的分析得出GDP与能源消费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Erol的分析得出菲律宾和泰国的能源消费与GDP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George采用希腊1960-1996年能源消费、GDP和CPI的数据，证明了其存在双向因果关系。Masih在一个多元计量经济模型框架内发现，印度尼西亚的GDP与能源消费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在Kraft的研究之上，Yu将样本空间从1974年扩展至1979，却发现GNP和能源消费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Stern使用单方程静态协整分析法以及多元动态协整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并发现了长期均衡关系。Soytas着重研究了韩国、日本等G7国家发现能源消费和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三、国内研究现状

能源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最新资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是世界上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国内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相关性研究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展开。

（一）在定性方面，赵嫒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经济的增长速度同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保持上正比例关系。隗斌贤则认为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性，二是能源的发展以经济增长为前提。

（二）在定量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大多基于传统经济理论模型的扩展。赵丽霞和魏巍贤采用多变量的自回归方法，将能源作为新变量引入Cobb ―Douglas生产函数，得出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结论。赵进文，范继涛率先将非线性STR模型技术应用于此研究，得出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以及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欧晓万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四、结论

以上文献的研究多数基于统计数据分析或者因果关系判断，总结得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主要存在四种格兰杰因果关系：1）双向因果关系；2）单向因果关系；3）不存在因果关系；4）协整关系。

问题是，基于统计数据分析或者因果关系判断的分析方法，对于本来的指导意义不大，或者在短期内也许有效，但是当经济增长仍然按照原来的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预测无能为力。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决策者意识到，利用这样的建模方式来分析问题，往往不仅不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反而会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

参考文献：

[1]欧晓万.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8， 08.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精选篇11

【摘 要】近年来，随着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拉动能源消费需求迅速增加。目前，中国能源消费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约占世界能源消费量的20%，未来我国能源工业能否支撑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本文使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误差的修正模型，利用中国1985～2012年的GDP和能源的消费数据，得出全国经济提升以及能源消费关系中出现的协整关系，而且存在在经济提升到能源消费所产生的单项因果关系，即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非能源依赖型的。在此探索基础上对未来两者的关系如何协调的发展提出战略性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能源消费；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协整检验

引言

能源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血液，是制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国要因素，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是显着的。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所处的阶段以及产业结构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上面所述的四种情况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都可能成立。对同一种情况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也不完全相同。KRAFT等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美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也开始了对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虽然方法各不相同，但是总的来说都揭示了能源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一、分析研究的模型理论

现阶段我国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节约建设的背景形式下能否做好具体的工作，关键在于明确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的检验模型。计量经济学中在建模型时要求随机过程是平稳的序列，如果序列不平稳，对模型的结果就会产生一定得误导性和不准确性，致使按照传统统计推断的结论存在严重的误差。实际上许多经济序列是非平稳的（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模型的直接建立将失去模型建立的初衷，因此需要经济序列测试和协整测试的稳定性， 在此基础上，序列之间的关系由格兰杰因果检验确定。 冰使用误差校正模型（ECM）来确定序列之间的平衡关系。

（一）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模型

如果时间序列具有稳定的均值，方差和协方差，则该序列被称为平滑时间序列，如果不满足该条件是非平稳时间序列。

（二）协整检验

协整反映了不同时间序列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设{yt，t=1，2，…}为一n维向量单位根过程，它的每一份量序列（yit）（i=1，2，…n）为一单变量单位根的过程，yit～I（1）.假如有着一非零的n维向的量α使得yt的线性组合αyt变成一个稳定的过程，那么也就叫做随机的向量yt是协整的，α是其属于协整向量。协整还表明两个变量都并不是平稳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有这一定的联系，却可以是保持平稳的，协整往往能作为两个变量彼此存在的长期的平衡联系的证据。协整分析是在时间序列的向量自回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动态相结合的建模方法与理论分析方法。最简单的协整检验是两个变量的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

二、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85～2012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能源消费总量（EC）的数据作为样本。所设计的变量主要有理念的国家GDP，GDP数据以198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EC单位是亿元；单位是万吨标准煤。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和能源数据统计年鉴。为了使两个序列变得更容易平稳，取两者的对数，分别记为LGDP和LEC。

（二）变量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数据LGDP和LEC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因为LGDP和LEC都大于零LGDP和LEC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但是其二阶差分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它们均是二阶单整序列，即LGDP和LEC为差分平稳序列，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三）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虽然GDP与能源消费之间的确存在协整关系，这也只能表明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未指明因果关系的方向。为了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需要对GDP与能源消费EC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进一步确认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1.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尽管短期内今年估计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波动关系，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整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对GDP与能源消费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具有比较好的调整作用。

2.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知，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P系，即GDP是EC的Granger原因，及说明中国经济是非能源依赖型经济。如果方式合适，节能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不大。

（二）对策以及建议

从上述实证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未来与各类能源消费的协调发展，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提供了一些战略意见。推动资源节约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尽快制定国家总体能源发展战略。在能源供应不足或价格不稳定的情况下，国家应以合法，行政，全面的方式利用投资，财税，价格等经济杠杆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积极推动资源节约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总体能源发展战略。只有在国家一级制定长效能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实施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能等部门的协调发展目标，才能实现能效优化。

参考文献：

[1]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精选篇12

【关键词】 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

目前，消费问题已成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手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因此，经济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经济增长决定着消费，消费对增长更具有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因此，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一、国外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马克思（1865）在《资本论》中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研究，形成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消费观。在他看来，“消费需求是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和生产、分配、交换等环节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是这一有机整体的出发点，而消费则是这一整体的终结点，分配和交换只是这一整体的两个中间环节。无论是什么社会背景，生产过程都必须是周而复始、连续不断的，没有最终消费，一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就会出现断裂现象”。马克思通过对再生产过程和消费需求的探讨指出：“消费需求决定着生产，各种不同要素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消费需求是劳动力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消费需求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在要素，消费需求使社会所生产的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需求促使新的生产需要的产生。因此，消费需求是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基本前提、内在因素和必要条件，是任何社会形态生产的最终目的。如果没有消费需求，就没有相应的生产”。在他看来，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四个环节是辩证统一、相互制约、互为影响的。从分配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消费与生产的分析表明：消费总是在某一社会分配关系基础上的消费，而消费则是分配的最终实现，它对分配具有反作用。

凯恩斯（1934）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指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古典经济学家们所长期信奉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很难成立，需求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并不总是被动的，总需求对总供给有显著的影响，而需求又由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两个因素所决定。”提出了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模型：C=C0+aY。其中：C——社会总需求，C0——社会必要消费，a——边际消费倾向（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单位所引起的消费增加数量），Y——居民可支配收入。凯恩斯进一步推出，一个社会的有效总需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效需求的增加会引起这一社会投资扩大并带来就业的增加，社会就业增加又会引起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又会促使新一轮消费的增长，从而推动经济不断循环向前发展。针对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的有效需求数量常常达不到有效供给数量等的实际，他主张政府不应该被动地任由经济自行运转，而应该充分运用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主动干预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使有效总需求保持在与总供给相适应的步伐之上。他特别强调，评价一个政府工作好坏的标准不应该是有无财政赤字，而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应该主动扩大消费支出以使经济走出困境、推动经济发展。这不仅在宏观经济理论上作出了极大创新，而且在西方国家应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索洛（1956）在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生产技术假设的基础上，运用资本和劳动可替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起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不能自发相等的问题。在这一经济增长模型中，他把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积累的结果：资本由投资而来，而投资则主要来自于居民储蓄，居民储蓄和居民消费是呈反向变化关系的两个变量。由此来看，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消费则会降低居民的储蓄率，从而减少社会投资会阻碍经济的快速发展。

罗斯托（1960）在其《经济成长阶段》中，根据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将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分为6个阶段。他解释说，在传统社会阶段，社会生产完全是围绕生存而展开的经济，而且通常都是封闭或孤立的经济状态；在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是社会为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准备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社会开始考虑经济改革的相关问题；在起飞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必须具备生产性投资率提高、经济中出现一个或者几个具有很高成长率的领先部门、发明和革新变得十分活跃、适宜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文化风俗环境等四个条件；在向成熟迈进阶段，是一个社会已把现代化的技术有效地应用到了它的大部分产业部门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的产业部门以及出口的产品开始出现多样化，高附加值的出口产业逐渐增多，社会投资的重点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国民福利、交通和通讯设施得到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惠及整个社会；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指主要的经济部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奢侈品消费向上攀升，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开始大量利用并享受高科技带来的各种成果，人们在体闲、教育、保健、国家安全、社会保障等项目上的花费大量增加，而且开始欢迎外国产品的进入；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虽然罗斯托没有给出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社会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但他认为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随着这一阶段的到来，一些长期困扰社会的老大难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从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容易看出，在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生产是前提，消费是目的，经济越往高级阶段发展就越需要消费来拉动并改变产业部门结构，从而推动经济向更高阶段迈进。

二、国内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刘迎秋（2002）在《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强调，从经济动力学的角度讲，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市场存在的根据，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他指出，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对应关系。

武少俊（2003）在《强化消费需求启动措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指出，消费需求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已成为妨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矛盾。全面清理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强化消费需求的启动力度应当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应当把启动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作为突破口，事半功倍；改善公众预期，增强消费者信心；支持农村发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积极而谨慎地发展消费信贷；培养消费热点，加快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的进程。

王青（2004）在《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中强调，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运行已从生产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市场化程度越高，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牵动作用就越大。

洪银兴（2005）在《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第二版）中指出，人民的消费水平不只是受制于生产，还对生产起拉动作用。经济增长不仅靠投资需求拉动，还靠消费需求拉动。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本身也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由于有市场保证因而是可靠的经济增长。

邹红、喻开志（2007）在《消费需求拉动；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反思与启示》中指出，近几十年来，我们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内在动力缺乏引导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复合因素难以治理，引起了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进而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乏力。

刘杉（2008）在《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中论述到，当前中国消费率处于低水平并且还有持续降低的趋势，这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重要障碍，提出了如何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建议。

金克琴（2009）在分析我国1978—2007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时，运用协整理论进行检验分析后指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刺激消费特别是占总消费比重较大的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手段。他们建议，应转变一直以来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居民消费率，以实现居民消费支出增加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袁建文（2011）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出发，通过构建最终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用沈阳市2002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为数据来源作实证分析后，得出：消费需求在总量、速度和效率上都远比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

孙海涛（2012）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依据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选用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的32年数据，使用不同的计量经济方法，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经济增长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个方面验证了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相互影响作用，同时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确认了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的影响关系。数量关系的确立，为探求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数量依据。

三、简要述评

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的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消费与增长无关或者起反向作用：消费不会促进经济增长；消费少，经济增长反而快。第二，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消费与增长的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消费与经济增长是一种动态的阶段性相互推进关系。第四，消费与增长的一些实证研究：消费与增长具有一定规律性。

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分析，但他们有的并没有充分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没有考虑中国制度的变革等问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我国居民生活消费的背景，城乡居民的消费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影响。

（注：沈阳市社科联2013年度民生课题“居民消费需求对沈阳经济增长贡献实证分析及扩大内需的对策研究”（立项编号：sysk2013-07-20）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著，曾令先、卞彬、金永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

[2] 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3] 索洛著，平新乔译：经济增长论文集[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 罗斯托著：经济成长阶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 刘迎秋：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6] 王青：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江西社会科学，2004（8）.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精选篇13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力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高的地位。电力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尺，电力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反正着经济实力。电力消费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也可能带动电力消费。研究我国电力消费和GDP之间的协整与因果关系，对中国的电力及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研究表明电力消费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比总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显著。其中，中国的电力消费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非常高。1王 晶、乞建勋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只有单向因果关系，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反馈性联系。即电力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2

已有研究主要分析全国范围内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或单独研究具体某省的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问题，鲜有针对省际差异的分析。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市（不含）2000- 2011年的数据，经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最终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各省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数据收集与模型

1、数据来源

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收集了中国30个省（因数据缺失不含）2000-2011年的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量数据。因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始变量间的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异方差，本文对GDP和电力消费ELEC数据作取对数处理，记为lngdp和lnelec。

2、模型设立

综合有关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的研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如式（1）。

式（1）

其中代表地区生产总值，代表地区电力消费量，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均采用自然对数形式，即和。是特征项（如截距项、时间趋势项、虚拟变量等），i为截面单元地区标识，t为时间标识，和分别为解释变量和特征项的系数向量。

二、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在计量分析前，须对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对lngdp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各种检验方法所得P值都为1，即接受原假设，认为序列存在单位根。再对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即lngdp序列一阶单整。同理，得lnelec的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序列平稳。即因变量lngdp与自变量lnelec同阶单整，且一阶单整。

（二）面板协整关系检验

对变量lngdp与lnelec进行协整检验，以考察其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表明变量lngdp与lnelec协整，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各省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能够构成因果关系尚待验证，于是对lngdp 和 lnelec 进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四）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有三种：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通常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进行判断。

本文F检验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P=0.000，拒绝混合回归模型；Hausman统计量为3.928，相应p=0.0475，即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接原假设，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1、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对本案例中两变量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式（2）所示。

第1～30个个体依次分别表示表中30个地区。

模型拟合优度为98.3%，t统计量和F统计量均通过检验，说明存在地区固定效应，即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对建立的模型有影响，模型基本正确。

2、加入时期的固定效应模型

为了进一步分析2000～2011年间电力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我们将模型（2）扩展为含有时期固定影响的变截距模型，如式（3）所示。

式（3）

是30个省市的平均电力消费水平，为i地区电力消费对平均电力消费的偏离（反映省市间的电力消费结构差异），为反映时期影响的时期个体恒量（反映时期变化所带来的电力消费结构的变化）。

模型估计结果如式（4）所示。

第1～30个个体依次分别表示表中30个地区。

可知，30个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对地区耗电量的弹性为0.341，地区耗电量每增加1%，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加0.341%。

可知，既有地区项又有时间项的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到99.5%，F统计量为1504，相伴概率P=0.0000，即不同时期的差异对建立的模型有影响，既有地区项又有时间项的固定影响变截距形式模型更合理。

（五）误差修正模型

Granger定理表明任何一组协整时间序列变量都存在误差修正机制，反映短期调节行为。对具有协整关系的序列，误差修正模型为：

其中，表示误差修正项。一般。

现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模型的短期动态和长期调整特征，模型估计结果见式（5）。

式（5）

误差修正模型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t统计量均通过检验，回归系数都有意义，DW=1.945，模型合理。误差修正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即在每年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差距中，约有15.6%在下一年可以得到纠正或清除，误差修正系数绝对值的倒数约为 6，即地区生产总值的短期波动调整到长期均衡的周期约为6年。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考察了我国30个省市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2000～2011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电力消费水平也逐年提高。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仅少数省市的电力消费与地区生产总值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即电力消费与经济发展整体上是相互促进的。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的长期弹性为0.341，电力消费每增长1%，GDP将增长0.341%。

2、误差修正模型符合反向修正机制；长期均衡趋势误差修正项对均衡偏差的反向调整力度为15.6%，地区生产总值的短期波动调整到长期均衡的周期约为6年。

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精选篇14

[关键词]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协整;长期动态模型;ARDL模型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5-0145-03

1 前 言

中国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节能减排将是一项基本国策,问题是这一抑制能源消费的政策是否会阻碍经济增长?回答取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如果能源消费增长能够带动经济增长,那么限制能源消费肯定会限制经济增长;相反,能源消费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或重要原因),那么抑制能源消费将不会对国民经济有很大的抑制作用。此外,国内外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不少,但结果没有表现出一致性,除了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外,不同国家或不同地方的不同样本数据,也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间的规律实际上可能没有普遍性,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经验认识。因此,通过实证研究弄清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2 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2.1 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年度数据,考虑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变化,设定样本区间为1985―2009年。经济的增长状况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指标来度量,记为Y,数据来自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以1978年为100。能源消费采用能源消费总量(E)的实物量来反映,数据来自2009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单位为万吨标准煤。图1是1985―2009年消费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增长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能源总量和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尤其在2002年以后,二者都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可见,中国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协整的关系。

2.2 稳定性检验

由于很多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对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统计推断时会出现伪回归问题,因此,必须考虑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可通过增加DF检验法,即ADF检验法来检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对趋势项和常数项设定非常敏感,预先不知道是否应该包含断截距项和趋势项,在实际研究中一般采用以下方法判别:先检验带截距、带趋势项的情形,如果趋势项不显著,则去掉趋势项;如果截距项也不显著,则继续去掉截距项。通过比较AIC的大小和兼顾模型和系数的显著性来选择滞后阶数。由表1可知LE的一阶差分,LY的一阶差分在检验显著水平为10%以下都是平稳的。

3 结论及建议

3.1 结论

第一,通过协整分析,确定能源消费和GDP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尽管在短期内我国能源消费与GDP之间的关系存在波动,但是从长期来看,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第二,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知,我国能源消费是国内经济增长格兰杰原因,经济的增长就必须以能源消费为代价,能源消费总量必然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长。但是,GDP并不是能源消费的Granger原因。由此,可以得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的结论。

第三,建立了长期动态模型,可以用能源消费总量滞后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滞后值来预测未来的能源消费总量和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制定未来有关能源消费的政策提供有用的信息。

3.2 建议

影响能源消费变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经济规模、技术进步、结构变动是其主要的原因,大约占了总因素的98%,从变动趋势来看,有两个时期的能源消费变动比较剧烈。一个是1995―1998年的能源消费下降,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加快;另一个是1998―2003年的能源消费上升,主要因素是结构变动中重工业趋势和技术进步变慢。因此,为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鼓励开发新能源、新工艺。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征收能源消费税提高能源使用成本,对节能技术研发的投资项目实行减、免税收及直接补贴等方式,推动节能工作的开展。同时,加大科研开发新能源(如核能、氢能、生物能等)、新工艺的投入,缩小各领域里能源利用的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以实现降低能源消耗、缓解能源紧张、促进能源经济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另外,第三产业能源消费较第二产业很低,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其在生产总值的比重,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就会下降,所以国家在制订经济发展规划时应鼓励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4 本文需改进的地方

在选取指标上,选取了全国生产总值指数和能源消费总量,这样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够细致,可能不能在实际上给决策者提供很好的操作信息,应该把全国的情况按行业来细分,首先可以按三个大的产业来划分。再进一步,就可以按更细的行业来划分。而对能源消费,也可以按不同类型的能源来划分,譬如可以按原煤,原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四种类型的能源分别来做实证研究。这样研究会得到更有用的分析结论,还可以针对不同行业或不同类型的能源消费作出相应的建议。

参考文献:

[1]余江.资源约束,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能源消费的经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达摩达尔•N•故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侯建朝,谭忠富,谢品杰.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J].技术经济,2009(27).

[4]王建林,赵佳佳.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测度与分析――基于中国样本[J].工业技术经济,20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