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十四篇)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篇1

关键词：人口问题；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人口问题是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为解决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实现了人口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等将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存在潜在的压力。

一、人口发展的新特点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一）人口众多仍然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低增长时期，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的惯性作用，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人口总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人口总量过大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每年都以7%以上的递增速度增加，但是庞大的人口总量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老年人口数量迅猛增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将急速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重度老龄化。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1.2%，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6.1%。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的，而中国的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时间差，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

（三）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流动人口还将持续增加。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并不能单靠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来实现，必然引起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四）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巨大压力。从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到2008年高达121左右，严重偏离正常范围。2015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出生人口性别比虽然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是性别比长期偏高，将对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婚姻、家庭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势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二、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过多的人口制约着经济总量的增加。人口基数的庞大，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5亿～14.9亿之间。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GDP每年增长7.2%，到2020年就能够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但如果人口总量达到14.5亿，就会使人均GDP翻两番、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目标推迟3～5年。国际人口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人口每增加1%，就需要4%的国民生产总值来保证，人口的快速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二）^大的人口规模给环境与资源带来巨大压力。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日趋紧缺。我国是一个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和严重的结构性短缺的国家。特别是在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方面的资源更是非常匮乏。就煤炭企业来说，这一问题更是非常突出，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井深的逐步延伸，采场环境不断恶化，矿井生产能力逐年下降。然而，人口的总量正逐年攀升，这些问题制约了矿井的经济发展。

（三）人口总体素质不高，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是人口大国，但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目前我国16～64岁人口中受高等教育水平者只占15.83%，在所有从业人员中，技术人才只占5.5%。而且教育水平在性别、城乡之间的差异还很明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总量少，且分布不均衡。

（四）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2015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3.51，性别比仍然较高，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性别比偏高的压力还将长期存在。二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预计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11.8%，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GDP达到l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我国是在不足1000美元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因此，老年健康和保障问题面临严峻挑战。

三、努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控制人口数量，提高GDP水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通过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确保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控制人口增长就可以减少人口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缩小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人均GDP差距。

（二）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要从优生优育入手，努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人口的死亡率，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要从加大教育入手，强化人力资本投入，努力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人口的劳动生产技能，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强。

（三）改善人口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要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完善建立宣传引导、管控考核机制，将出生人口性别比降到正常的范围，确保社会的稳定。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法律法规和制度框架，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业，改进和强化社区老龄服务功能，重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篇2

关键词：人口；社会组织；阶级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

当前中国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一些经济的发展历史，以企在通古今经济之变的过程中获得教益，增强自身对复杂经济问题和理论的理性认识能力。

一、人口数量的发展

（一）人口数量增长的历史轨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统治者往往将户口的多寡作为国力盛衰、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户口是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对户口的统计和调查极为重要。

（二）人口数量增长的阶段与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增长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商、周、秦至公元初西汉末年，人口增加到约6，000万人。

第二阶段：自东汉至8世纪中叶的盛唐，人口增加到约8，000余万人。

第三阶段：从中唐经五代，至北宋期间的12世纪初，人口突破1亿人，在13世纪初达到近2亿人。

第四阶段：明末清初人口的下降在17世纪初得到恢复，至19世纪中叶达到4.3亿人的高峰。

特点：1、人口自然增长缓慢；2、人口数量增长呈现大起大落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二、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

（一）家庭、宗族与聚落。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也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而宗族则是由若干个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宗族血缘关系就构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二）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殷商时宗族就已诞生，到周代宗法制度就相当完备和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

周代宗法制度的特点是大小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且大宗、小宗等级森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族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这使固有的宗子宗族制不复存在，但在官僚体制下，一批世代为宦的官僚家族又逐步发展起来，经两汉时期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士族宗族制。

东汉末年，豪族大姓已经空前膨胀，他们控制地方民众，左右中央政局。曹魏时代曾经推行强化政府对官员选拔的九品中正制，即郡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中正由官吏兼任，其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并以此作为政府用人的依据。

西晋政府还给予士族以一定的荫族、荫客以及免役等特权。士族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各种特权，中古时期尤受推崇。

东晋南朝时的谱牒之学极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辨族属支派分化之殊，以明亲疏贵贱、保障士族自身的特权为主旨。

宋代是我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即由门第等级型宗法制度向庶民型宗法制度过渡。

宋元时期宗族制的实践者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时期才真正出现宗法理论庶民化，祭祖活动普及于民间。

清康熙九年（1671）颁布“上谕十六条”，前二条即为“敦孝第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以孝治天下的宗族政策十分明显。国家基层政权和族权渐趋合一，宗族逐步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

(三)聚落形态。一个血缘群体往往集中居住在一个点上，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这一现象自东汉以后已较为普遍。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种聚族而居的风气更为盛行，清代张海珊在《聚民论》中说“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直到20世纪初，各地村落家族聚族的现象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可以说家族聚居是中国乡村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

这种家族聚居的聚落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以及后来的山水寨等一般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关，宗族聚居便于保障本族人的安全，而承平之时的聚居则是受农耕经济、宗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使得血缘与地缘达到统一，在增进宗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宗族组织对族众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家族组织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

（四）聚落与环境。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聚落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例如，我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较多的动物可供捕猎（仅考古发现被捕猎的动物种类就有42种）。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

综上所述，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与社会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需要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考察人和社会，探讨人与社会交互作用、演化发展的规律性。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同时，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民情等。当然，聚落也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和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往往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丘志乔.代位权与代位执行并存还是归一――对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6（4）.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篇3

[关键词]人口　资源环境　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对经济社会研究的不断深入，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已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较早，人口经济学作为社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来加以建设，人们的认识略显有些不完善或者不完备。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日益提出的资源损耗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众多资源学家、经济学家和生态学者的重新思索，严重的社会资源环境问题激起了社会的强烈抗议，从而也把人口资源环境列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部分。WCED在对联合国提交的关于《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在满足当代人现实需求的基础上而不损害后人需求的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成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称之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通过控制人口、保护和节约资源、爱护环境出发，为经济社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抉择。

一、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存在的问题分析

1　人口问题

我国现有人口已经超过了13亿，成为世界人口的第一大国，尽管从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就开始实施计划生育策略，有些地区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现象，但是从总体看来人口数量的增多却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据有关专家预测，我国在2035年人口将达到16亿以上，并且呈现人口的严重老龄化现象，并严重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2　人口的整体素养依然很低

目前我国文盲和半文盲人数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为明显，分析主要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目前贫困人口的比例依然很高，就业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依然有几千万的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以彻底解决。加上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对人员的需求却出现了下降的发展态势，从而形成国有、民营和事业单位下岗的人数不断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诚实人口的贫困现象。

3　我国的资源开发较为严重

尽管我过的地下资源较为丰富，但是这些能源的开发毕竟是有限的。由于过度追求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资源的过渡开发造成了很多地区出现了沙漠化和盐渍化状态，地下资源、森林资源和水资源出现了大幅下滑。我国地大物博，但是人均占地面积却相对不高，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会造成未来我国将成为世界进口资源第一大国，这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很大影响。

4　环境污染问题

由于人口过多的压力和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威胁。从全球的形势来看，酸沉降、全球变暖和臭氧层逐渐变薄的现象日益严峻，空气和水资源的严重污染，垃圾的处理问题已成为经济社会的一大困扰。

二、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

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和终极目标，但是人的发展离不开环境和资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认为，用固定的土地供给相对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农业生产报酬的递减标志着单位资本的产出表现为下降的趋势。在整个经济系统中，人口与资源、环境、消费、生产、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人口与环境形成一种生态关系，人口与经济形成经济关系，人口与消费形成一种消费关系，人口与生产成为一种生产关系，人口与资源成为资源关系。在整个环境资源系统中，都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环境的总和。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自然基础，通过不断吸收、储存和扩散而不断净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对环境的开发必须在一定的限度范围内，一旦超出了这个界限就必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造成生态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从而产生对经济社会的制约和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实现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才能真正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策略

1　控制人口数量，完善人口结构调整

对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控制措施主要采用优生优育的宏观举措，同时也能为人口质量奠定良好的自然和物质基础。实现对人口的控制也是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的根本，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对人口增长的控制既有利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又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力资本的积聚。完善人口结构需要从教育的现状出发，不断完善教育体制改革，加大对人才资本的投资力度，并建立终身教育机制。

2　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并重

对于资源的合理保护首先各地区要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现状，分析造成资源环境恶化的有关因素，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开发的双向发展。另外，要加大对新技术的开发，实现对资源的利用率，并建立各级保护区。

3　走区域经济的特色发展道路

区域经济的特色发展主要表现值第三产业方面，对于旅游产业来说，积极开发本地域的自然景观资源，完善基础设施改造工作，普及和落实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工作，提高服务水平；加大新技术、新材料的引进，不断实现技术创新，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四、结束语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可以说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内在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对于人口资源环境的开发需要从控制人口数量，完善人口结构调整入手，实现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并重，从而推进各地域特色经济发展的步伐，这也是有效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经济社会战略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

参考文献：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篇4

论文提要：人口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而也决定着不同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人口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为了维持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国古代就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乡里基层组织，以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从而有效地组织生产和征收赋役。同时，受宗法观念以及社会分工与社会分配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等级明晰的阶级与阶层结构。

当前中国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一些经济的发展历史，以企在通古今经济之变的过程中获得教益，增强自身对复杂经济问题和理论的理性认识能力。

一、人口数量的发展

（一）人口数量增长的历史轨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代统治者往往将户口的多寡作为国力盛衰、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志。更为重要的是，户口是政府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对户口的统计和调查极为重要。

（二）人口数量增长的阶段与特点。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增长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商、周、秦至公元初西汉末年，人口增加到约6，000万人。

第二阶段：自东汉至8世纪中叶的盛唐，人口增加到约8，000余万人。

第三阶段：从中唐经五代，至北宋期间的12世纪初，人口突破1亿人，在13世纪初达到近2亿人。

第四阶段：明末清初人口的下降在17世纪初得到恢复，至19世纪中叶达到4.3亿人的高峰。

特点：1、人口自然增长缓慢；2、人口数量增长呈现大起大落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二、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

（一）家庭、宗族与聚落。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单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也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而宗族则是由若干个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社会，宗族血缘关系就构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宗族作为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二）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殷商时宗族就已诞生，到周代宗法制度就相当完备和盛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建立自己的宗族组织。

周代宗法制度的特点是大小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结合，且大宗、小宗等级森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宗族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这使固有的宗子宗族制不复存在，但在官僚体制下，一批世代为宦的官僚家族又逐步发展起来，经两汉时期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士族宗族制。

东汉末年，豪族大姓已经空前膨胀，他们控制地方民众，左右中央政局。曹魏时代曾经推行强化政府对官员选拔的九品中正制，即郡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中正由官吏兼任，其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并以此作为政府用人的依据。

西晋政府还给予士族以一定的荫族、荫客以及免役等特权。士族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各种特权，中古时期尤受推崇。

东晋南朝时的谱牒之学极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辨族属支派分化之殊，以明亲疏贵贱、保障士族自身的特权为主旨。

宋代是我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即由门第等级型宗法制度向庶民型宗法制度过渡。

宋元时期宗族制的实践者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到了明清时期才真正出现宗法理论庶民化，祭祖活动普及于民间。

清康熙九年（1671）颁布“上谕十六条”，前二条即为“敦孝第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以孝治天下的宗族政策十分明显。国家基层政权和族权渐趋合一，宗族逐步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

(三)聚落形态。一个血缘群体往往集中居住在一个点上，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这一现象自东汉以后已较为普遍。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种聚族而居的风气更为盛行，清代张海珊在《聚民论》中说“今者强宗大姓所在多有，山东、西江左右以及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直到20世纪初，各地村落家族聚族的现象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可以说家族聚居是中国乡村居民的主要居住形式。

这种家族聚居的聚落形态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以及后来的山水寨等一般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关，宗族聚居便于保障本族人的安全，而承平之时的聚居则是受农耕经济、宗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使得血缘与地缘达到统一，在增进宗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宗族组织对族众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使家族组织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

（四）聚落与环境。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聚落环境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例如，我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较多的动物可供捕猎（仅考古发现被捕猎的动物种类就有42种）。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

综上所述，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与社会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此，需要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考察人和社会，探讨人与社会交互作用、演化发展的规律性。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同时，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民情等。当然，聚落也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和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往往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参考文献：

[1]丘志乔.代位权与代位执行并存还是归一——对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6（4）.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篇5

关键词：非户籍人口 现状 作用 境况

1.非户籍人口现状

1.1非户籍人口规模与来源

“六普”显示福田非户籍人口（指居住在本地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78.27万人，比“五普”增长15.04%，占常住人口的59.41%。从来源看，31.38%由湖南、湖北、四川和江西四省迁入，省外共占59.78%。迁移最主要原因是务工经商，占71.92%，比“五普”上升12.72个百分点。

1.2非户籍人口相关特征

一是性别结构男多女少。男性占51.71%，女性占48.29%，性别比为107.09，比“五普”下降6.36个百分点。二是年龄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形态。以劳动适龄人口为主，15-64岁的占89.30%。三是受教育程度不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2.90%，高中文化程度占29.74%，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7.36%。四是职业类型以第三产业居多。51.82%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商业、服务业行业，与“五普”相比上升21.73个百分点，职业分布与福田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五是稳定性较差。55.61%居住时间在三年及以下。

2.非户籍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

2.1积极作用

（1）为经济增长提供保障。1990年-2010年福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6.5%。采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G=α（L/L）+β（K/K）+A，经计算1990-2000年间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7.50%，2000-2010年间贡献率7.39%。非户籍劳动力作为福田建设者的生力军，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2）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支撑。1990年-2010年福田三产结构由0.13：45.13：54.74调整为0.04：10.56：89.40。劳动力分布由1.53：67.07：31.40调整为0.15：17.14：82.71，劳动力供给与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

（3）为人口结构调整提供源泉。“六普”显示非户籍人口老年系数2.56%，低于户籍人口1.98个百分点，有效降低了整体老龄化水平。与此同时非户籍人口中的高端人才，也是户籍人口的重要来源。

（4）为城市功能完善的提供所需。一半以上在商场、餐饮、清洁和保姆等商业、服务业领域从业，这些行业一般是户籍人口所不愿意从事的，非户籍人口的加入对城市发展、功能完善至关重要。

2.2消极作用

（1）人口膨胀压力。随着非户籍人口的涌人，福田人口密度逐渐增大，2010年底达1.66万人/平方公里，如此高密度的人口给城市公共资源如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基础设施等带来很大压力。

（2）社会矛盾凸显。因户籍限制非户籍人口在有些方面享受不到与户籍人口同等的福利待遇，长此以往就容易造成非户籍人口的认同危机，这种危机长期积累常会造成较大的社会问题甚至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据统计80%以上的刑事犯罪案件是非户籍人口所为。

（3）社会管理压力。一是违章建筑问题，由于正常的市场供应渠道难以满足非户籍人口的住房需求，一些非正常的包括非法的住房供应就有了存在的空间，由此引发了“城中村”及其他违章建筑泛滥等突出问题；二是计划生育问题，因这部分人流动性较强，很难统一规划和管理，超生问题依然严重。

3.非户籍人口生存境况

3.1住房状况较差

“六普”显示70%以上采取租房居住，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3.97平方米，仅为户籍人口的84.10%。这些居住物业环境卫生差，生活配套不到位，存在种种安全隐患。

3.2子女教育质量不高

“六普”显示福田5-14岁非户籍学龄儿童占全区学龄儿童总量的47.6%。大量非户籍儿童就读于非公办学校，这些学校大部分基础设施较差，教师参差不齐，有些甚至还存在食品、安全等隐患问题。

3.3权利保障仍需提升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调查，用人单位侵害非户籍从业人员基本权利现象时有发生等。据统计，2010年底全区养老保险参保46.48万人，工伤保险参保45.22万人，失业保险参保31.42万人，仅占全区从业人员的41.62%、40.49%和28.14%，具体到非户籍人口比例更低。

4.加强对非户籍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对策建议

4.1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做好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2011年2月总书记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强调“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

4.2对策建议

（1）短期建议。一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抓好非户籍人口相关政策待遇的落实，在居住、就业、子女入学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权益保障制度化。不断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规范劳动关系，加强劳动调解、仲裁工作，努力为非户籍人口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法律援助。

（2）中期建议。一是思想理念同城化。以开放的心态与包容的胸襟，不断提高本地居民对非户籍人口的认同感；二是教育培训常态化。强化技能培训，建立国家、企业、劳动者三方分担的技能人才培养投入机制，加强法制教育，把对非户籍人口的法制教育纳入“六五”普法规划。

（3）长期建议。借鉴香港、新加坡等等国际先进城市的经验，借助于政策杠杆和经济杠杆，追求非户籍人口的“结构效益”。一是以厂房改造产业置换选人。二是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人。三是以优质安全舒适环境留人。

参考文献：

1.《深圳市福田区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2.《深圳市福田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3.《深圳市福田区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篇6

关键词：人口发展；预测；可持续发展；武威市凉州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152-03

一、武威市凉州区人口发展现状

1.人口总量大，人口增速趋稳

凉州区现有常住人口102.3万，人口的增长速度近几年呈逐渐减缓平稳态势，年增人口不超过1万，人口增长率基本保持在5‰。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妇女就业观念的变化，以及儿童抚养费的增加，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口增长目前基本实现了低出生，低增长的生育水平。但由于全区人口基数大，是甘肃人口最多的县区之一，因此整体来说，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大。

2.人口流动数量大，以临时性流动为主

从人口流动性上看，凉州区临时性流动人口数量大，而长期流动人口数量并不多。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出人口以劳务输出为主，2006年凉州区农村向外输转劳动力21.52万人，创收7.36亿元，成了农村家庭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为了提高流出人员的素质，全年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45 516人。

3.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受教育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凉州区人口素质从1990―2005年有所提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3%增长到7.12%；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9.17%增长到15.71%；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9.58%增长到38.35%。尽管人口素质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较底，影响了农村人口的流动。

二、凉州区人均经济发展水平

1.凉州区人均经济容量变化

从2000―2005年，凉州区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27 607万元增加到952 000万元，年均增长率为17.5%，人均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 310.12元增加到9 629.78元，年增长率17.6%。

2.凉州区人均财政收支

2000―2005年凉州区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7 236万元增长到2001年的20 086万元，随后四年间一直下降，下降到2005年的9 106万元，出现负增长。2000―2005年财政支出基本稳定增长。人均财政收入逐渐下降，由173.73元下降到89.80元。人均财政支出稳步上升由295.62元上升到51 1.50元。

3.凉州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2000―2005年凉州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64 619万元增长到337 218万元，年增长率39.86%。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从651.34元增长到3 325.62元，年增长率46.06%。

三、凉州区2006―2050年人口预测及发展趋势

（一）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凉州区的人口预测基础数据，借助CPPS软件的支持，以总和生育率、预期寿命、性别比为控制变量，对凉州区2001―2050年的人口发展分别进行高、中、低三种方案的预测。将三种方案的预测结果与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发现中方案（TFR＝1.64）最符合凉州区的实际情况。在TFR＝1.64的情况下，2001―2006年预测人口与实际人口的相对误差分别为0.11%、0.10%、0.05%、0.5%、0.45%、0.34%，预测误差较小。

1.人口自然增长率

图1TFR＝1.64总人口数变化趋势图

由上页图1可知，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同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中间有两次小幅波动。第一次小幅上扬在2005―2012年，在2012年达到峰值，此后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到2030年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又会出现第二个小幅上扬，但上扬的幅度很小，自然增长率变化曲线基本为水平状，并且中间伴有个别年份的下降，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38年左右，此后凉州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大幅下降。

2.总人口数

由上页图1可知，凉州区总人口数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按照中方案的预测（TFR＝1.64），人口将在2022年达到峰值111.71万，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人口105.32万；2015年109.28万；2020年人口111.59万。

（二）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的年龄结构

1. 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TFR＝1.64 0～1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和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呈现出先下降然后小幅回升，然后再下降的波浪形变化趋势。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将在2011年达到一个低值17.53万，然后回升。在2019年达到一个峰值20.03万人后再次回落，到2034年达到一个低值11.96万人，然后再次回升。在2045年达到一个峰值13.56万人，然后再次呈现出下降趋势。

2. 2006―2050年凉州区15～6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TFR＝1.64 15～6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和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在2006―2012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2012年后一直到2028年除个别年份小幅下降之外，基本保持不变，2028年之后呈下降趋势。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同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预测期内凉州区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会保持60%以上，这说明预测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是较为丰富的，2028年之前劳动适龄人口系数一直都保持在70%以上，数量在80万左右。

3. 2006―2050年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TFR＝1.64 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量和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预测期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在初期变化速度较为缓慢，2006―2026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14%；而2027―2039年，人口老龄化系数则会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增大；2039年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系数均达到峰值，分别为26.55万人和24.76%；2040年以后基本稳定，2040―2050年的年均增速为0.25%。

（三）2006―2050年内凉州区的人口发展趋势

1.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结构类型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剧

根据人口老龄化的不同程度，可以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种人口类型。年轻型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低于4%的比例，成年型指这一比例在4%～7%之间，老年型指这一比例超过7%。

按照中方案（TFR＝1.64）预测的凉州区未来主要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凉州区的人口结构在预测期内将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这一转变过程将于2010年前实现，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龄化的程度将持续深入。

2.预测期内19～64岁劳动人口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变化趋势

图5TFR＝1.6419～64岁和25～44岁劳动人口变化趋势

图5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9～64岁劳动人口数量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预测期内19～64岁人口数量呈现出先增长后保持稳定，然后下降的趋势。2006―2016年缓慢增加，2016―2026基本保持稳定，2026年以后逐年下降。25～44岁青壮年人口，从2006―2026年基本保持稳定，2027年以后呈现出下降趋势，到2040年左右，下降到一个低水平后再次保持稳定。

四、凉州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一）存在的问题

1.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使发展缺乏后劲

2005年，凉州区的文盲率为8.68%，将近88 000多人，提高劳动人口素质，特别是特殊区域的劳动人口素质，是人口发展的难题，也是各个层次、各种方式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的工作重点。与此同时，出现的教育素质逆淘汰现象也不容忽视，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农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农村。由于人口素质低造成凉州区人力资本短缺，社会不稳定性增加，经济发展将会缺乏潜力和后劲。

2.人口流动性弱，影响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数量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入人口中从省内流入和从省外流入的人口各占一半，说明凉州区人口的流动性较弱，吸引外来人力资本的可能性较小，人力资源很难得到优化配置。实践证明，越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就越高。流动人口是活跃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流动人口不仅能带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机制，还能有效拉动本地区的消费需求。

3.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27―2039年老年人口系数将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提高，到2039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6.55万，老年人口系数将高达24.76%，总人口负担系数高达57.1%。如此多的老年人口将为社会带来沉重的扶养负担。

（二）解决的思路

1.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以智力开发支撑区域经济发展

凉州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要根据实际，重点培养适合凉州区的开发型、专业型、技术型人才，普遍提高本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注重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培养和扶持，注意发掘当地掌握独特技术技能的人才，积极向国家争取吸引人才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关怀爱护来本地工作的外地科技人才。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救济制度，难以消除农村人口养老的后顾之忧，使农村人口控制工作难度加大。

农村人口控制工作的难度不仅仅是因为受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村现有的家庭养老而非社会养老模式决定了农村人口的老有所养、生老病死问题主要靠其子女而非社会来承担。凉州区家庭养老模式占据主流，“养儿防老”在农村不单单是一种传统观念，而是一种现实需要。任何人都会考虑失去劳动能力后怎样生存的问题，城市居民由于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经济上基本不成问题，而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途径只能是尽量多生孩子，增强未来生活的保障程度。

3.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纳入规范的运行轨道

2006―2010年为第一阶段。实现低生育率；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建立完整的城乡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完善计划生育基础设施的建设；防止人口出生率的反弹，重点控制流动人口的生育秩序；建立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2011―2015年为第二阶段。稳定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质量；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并继续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程序，使之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机制趋于成熟；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的新体系基本建成；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研究、规划和实证分析要上水平、上层次，扩大在市内省内国内的影响。

2016―2020年为第三阶段。把人口的全面发展作为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全面提高人口出生、培养、就业、流动的水平。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4‰；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农村作为重点；延长人均受教育时间；人力资源高效利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建立起来；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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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栓成.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5)：23-32.

[3]田雪原.发展观的转变――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J].滨州学院学报，2005，(21)：1-8.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篇7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一、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趋势

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水平并不一致,而且其老龄化过程也不完全同步，就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地区其老龄化程度和趋势表现也不相同，同一地区各个民族老龄化程度和趋势也不尽相同。所以，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情况十分复杂。

具体来讲,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趋势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属年轻型。我国一些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低，人口年龄结构还处于年轻型。青海玉树自治州1982年老年人口比重为6.10%，1990年为5.81%。而根据1990年～2050年青海人口老龄化预测，2000年全省老年人口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4.62%，2005年为5.64%，2010年为6.38%，2050年为14.46%。从2000年四川民族地区年龄构成看，人口年龄结构大多处于年轻型。例如凉山州、阿坝州、甘孜州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比例分别是5.12%、5.36%、5.48%。有的民族地区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镇的水平，这可能与乡村少数民族年轻人口流动、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比较收益的刺激，使农村有较高文程度的青年移居到城市等有关。

第二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我国少部分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原因、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惯性等影响，还处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四川德格县更庆镇城区人口老年人口系数和老少比，属于年轻型人口，而农村的老年人口系数和老少比则达到了成年型人口，所以，从全镇总体看，应该属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

第三种类型:有的民族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老年型。广西壮族自治区就很早进入了老龄化阶段，1995年广西65岁以上占总人口比例6.61%,1996年为7.06%,1997年为7.62%,1998年为7.52%,1999年为7.95%,2000年为7.12%。由此可见，广西是在1996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行列。新疆石河子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也基本进入老年型。20世纪80年代至今，石河子地区200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达11.70%，2003年已升至15.43%。因此，石河子地区已步入老年人口社会，而且呈现逐年递进上升的趋势。

贵州黔东南州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具有代表性。第五次人口普查时, 贵州黔东南州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达23万人，人口老龄化问题将突出的表现为乡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贵州黔东南州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逐年增加，到2010年将达到53.09万，其老年人口系数也将达到12.7%。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具有较大差异性。从发展趋势看，人口年龄结构进入或即将进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区，其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而人口年龄结构未进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区，也必然发展到老龄化阶段，而且这个过程发展很快。所以，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 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影响分析

1.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第一，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民族地区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投资、消费、储蓄、税收、财政支出带来相关影响。

第二，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赡养功能的发挥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必然使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不足。同时，民族地区老龄化加快，使本来不太富裕的家庭增加更沉重的负担，也必然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和谐、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产生消极影响。代际关系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口比重增大，又必然使民族地区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增加，从而对在职人员收入产生影响，也必然加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民族地区农村老人子女负担，从而导致两代人利益分配的矛盾。此外，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就可能增大民族地区反贫困难度。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会对社会公平产生消极影响。

第四，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传统伦理和社会心理产生冲击。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逐渐形成了尊老的传统美德，也就形成了家庭“养儿防老”、“养儿送终”的道德理念，也深深扎根于民族地区各民族人们心里。然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使老人和子女心理受到冲击，也会使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整个社会心理受到冲击。

2.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也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某些积极影响，比如它可以促使民族地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加快，对出生率也会产生影响，对可能对推动教育水平提高和计划生育工作产生积极作用。此外，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可以促使民族地区老年市场形成和老年产业发展。

由上可知，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从多方面会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但从长期趋势看，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

三、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路径依赖和对策措施

1.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路径依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民族地区突出的“未富先老”问题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为不利，成为制约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路径只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

2.解决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措施

第一，转变观念，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制定科学的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保持民族地区人口稳定适度增长。民族地区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人口老龄化发展很不平衡。加之，民族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一旦进入老龄化，“未富先老”必然严重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对民族地区稳定与和谐产生极大危害。因此，必须转变观念，未雨绸缪，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老龄化问题。

第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增强经济承载能力，缓解“未富先老”带来的巨大压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民族地区经济不发展，就无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载能力，对经济本来就落后的民族地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重要和急迫。

第三，确立适合民族地区的养老模式和社会保障体系，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老年人口的扶贫开发活动。一方面，要发挥家庭养老为主的功能，贯彻“以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原则;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区城镇，国家和企业要承担养老责任，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在民族地区农村，推动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要积极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生育保险等，积极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少生快富”扶贫工程等项目以及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针对老年人口的扶贫开发活动。

第四，建立适合民族地区的农村和城市的老年服务体系，加强机构建设，搞好民族地区社区福利和社区服务，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老年产业，开发利用“银色人力资源”。必须加大民族地区城市和老有所养，农村社区环境、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和建设，搞好民族地区社区福利和社区服务，加强其硬件、软件建设，使民族地区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同时应该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老年产业，开发利用“银色人力资源”，可以变人口压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可以带来经济社会效益，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篇8

关键词：吴江市、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外来人口、生产性人口、人口抚养比、人口性别比、人均受教育年限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总理曾经讲过：“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这被称为是著名的“乘除法”原理，它对人口问题的阐述极其精辟。单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上看，怎样的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性，才能构成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资源优势，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我们以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00年和2010年县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为可靠的基期和报告期数据来源，并在与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第一的昆山与排名第四的太仓比较中，对吴江市人口因素进行评价分析，以求进一步明晰吴江市人口发展思路。力求以静态的数据，观吴江市动态的产业转型升级；用历史的数据，看吴江市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在与昆山、太仓的比较中看吴江市人口发展现状

1、常住人口增幅较大。第六次人口普查吴江市常住人口为1275090人，较第五次人口普查872819人增加了402271人，十年间人口增幅为46.09%,年均增长率为3.86%，现代人口理论研究认为，人口年均增长低于5%，属于自然的“内生性增长”，高于5%，则属于制度的“外生性增长”①。所以，吴江市常住人口增长仍然属自然增长。

相比较而言， 昆山现有常住人口为1646318人，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了882492人，增幅达115.54%，是吴江的2.5倍，年均增长率为7.98%，也比吴江高出4.12个百分点，制度的“外生性增长”非常明显。太仓现有常住人口为712069人，其增幅比较低平，年均增长率只为3.1%。

国际上对城市聚集效应有一个通行标准，即10000人/平方千米。也就是到达这个限度时，土地、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大幅提高，经济主体间的交往增多，资金流量加大，道路建设成本降低，环境污染处理方便，有利于教育规划布局，城市聚集效应显现。人口学中一般将其称做是城市资源承载力指标①。目前，吴江市松陵镇人口为146217人，如再加上吴江经济开发区人口，城区总人口则为388063人，仍属小城市行列，人口密度只有2612人/平方千米。昆山市人口规模要大些，玉山镇人口为468237人，如果再加上花桥的104965人，总人口超过了50万，尽管达到了中等城市规模，但其人口密度也仅为3412人/平方千米。人口增长空间都还比较大。

2、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略显偏低。吴江市2010年的户籍人口为799569人，较十年前的771855人增加了27714人，增幅为3.6%，年均增长率为0.35%。外来人口的增长幅度比较大，2010年为475521人，比2000年的100964人，增加了374557人，增幅为371%，年均增长16.8%。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为1：0.6。

比较而言，昆山户籍人口的增幅比较大，十年间由2000年的594592人，增加到了711333人，增幅达19.6%，是吴江的5.4倍，年均增长1.81%，是吴江的5.2倍。昆山外来人口的增长幅度依然很高，2000年为169234人，十年间增加到了934985人，增幅达453%，年均增长18.6%。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为1：1.3。太仓的户籍人口保持着年均0.45%的增长，目前为468955人。外来人口的增长比较吴江要低得多，其增幅为220%，目前外来人口为243114人。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也与吴江接近，为1：0.5。

有研究认为，当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为1：1时，社会资源利用与公共管理投资总效益开始显现，在城市资源承载力允许的条件下，中等及以上城市的郊区化明显，聚集效应出现①。所以，吴江市在吸附外来人口上尚有较大空间。

3、生产性人口增势明显。被称为生产性人口的，一般是指15-64岁人口，他们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主体力量。从人口普查数据看，全国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2000年为70.1%，2010年则达到了74.5%，提高了4.4个百分点。这是我国人口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人口红利”明显。吴江、昆山、太仓三个具有典型苏南经济特征的县域，聚集经济发展快速，致生产性人口呈明显增长态势。其中，吴江由2000年的648679人，增长到了1047482人，其占总人口的比达到了82.15%，十年间上升了7.83个百分点。

相对来说，昆山生产性人口规模更大，目前已达1421746人，占到总人口的86.36%，十年间上升了8.74个百分点。而太仓生产性人口上升幅度则不大，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79.11 %，比吴江低了3个百分点，比昆山低了7.25个百分点。说明吴江、昆山和太仓劳动力资源丰富，社会负担较轻，可维持较高的经济剩余量，社会呈现高储蓄、高投入和高增长状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口红利。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县域对外来人口有一定的依存度，特别是昆山，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用工荒持续发酵，以及企业西迁而使用工“供求同源”的出现，生产性人口流出县域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加大，加之0-14岁人口大幅减少，生产性人口的无限供给将逐步减缓，以至向刘易斯拐点趋近，人口红利逐步弱化。

4、人口抚养比相对较高。人口抚养比反映的是不同年龄人口的比例关系，一般分为未成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通常是用相应人口数与劳动力人口数的比值表示。由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上看，0-14岁人口，吴江市，由2000年的133279人，下降为2010年的111916人，尽管常住人口数在大幅增加，但新生人口数却呈负增长，其占总人口的比下降了6.49个百分点。相比来说，昆山该年龄段的人口为133307人，与十年前的吴江相当，下降了5.82百分点；太仓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为9.73%，高于吴江和昆山，但人数规模不大，仅为69261人。由此我们得出0-14岁人口抚养比为：吴江10.7%，较十年前下降了9.8个百分点；昆山9.4%，较十年前下降了8.5个百分点，幅度低于吴江；太仓为12.3%，才只下降了5.2个百分点。相对来说，未成年人口抚养负担昆山最轻。

由人口普查得知道，吴江市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略有回落，2010年为115692人，占总人口9.07%，较十年前下降了1.34个百分点；昆山老龄人口为91265人，在总人口中占比为5.54%，比吴江低了3.53个百分点，说明“昆山年轻”；太仓目前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最大，达到了11.16%，老龄人口数为79490人。所以，三个县域老龄人口抚养比的差别也较明显。其中吴江为11.0%，昆山为6.4%，太仓则为14.1%。根据联合国 “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 的统计标准②，吴江和太仓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综合来看，昆山人口抚养比（未成年人口抚养比与老龄人口抚养比的和）即社会抚养负担最轻，只有15.8%，而且是“养幼大于养老”。吴江人口抚养比则相对较高，达到了21.7%，太仓则更高，为26.4%。而且都是“养老大于养幼”，社会负担加重。但相对于全国平均抚养比33.5%的水平来说，吴江、太仓的社会负担还小得多。

人口抚养比，实质上是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与作用的反映，也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最佳切入点。人口抚养比越大，劳动力人口承担的抚养义务就越重，社会公共管理乃至劳动力人口自身支出的消费性成本就越高，社会储蓄率下降，投资减少，经济增长趋缓。

5、人口性别结构较为合理。在考察人口性别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时，多数情况下是以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来衡量的，即以活产女婴为100，活产男婴数对活产女婴数的比值。作为人类基本特性，出生人口性别比通常是在103-107之间，这是评判人口性别的基本参照指标②。我们仅以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据，目前吴江市有男性人口642185人，女性人口632905人，性别比为101.47，较十年前99.01的“女多男少”现象略有改善。目前全国平均性别比为105.20，总体处在合理区间。而昆山的情况则有明显不同，性别比达到了111.35，“男多女少”现象突出。对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断：昆山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进程比较快，对外来男性人口的吸附能力提高，县域经济活力增强。当然，从性别比快速增长的趋势上看，男性比例相对偏高的长期累积，必将在一定时候影响到人口结构的变化，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婚姻挤压则在所难免，不仅经济增长因人口因素不协调而受到制约，低收入人群与低素质人群的结合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将会接踵而至。

6、人均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统一口径，大学文化程度是指大专及以上；高中文化程度含中专，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文盲人口，是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吴江、昆山、太仓三个县域每10万人口中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及与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比较统计如下表：

从表中的数据来看，十年间吴江、昆山、太仓三个县域受人口自然出生率的影响，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均有明显下降，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降幅分别为：昆山1.86、吴江1.67、太仓1.06，这个数据的全国平均水平为0.89，表明这三个县域人口受教育程度朝向高端流动倾向明显。同时，它们的文盲率也呈明显下降趋势，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昆山生产性人口文盲率最低，仅为1.22%，吴江在三个县域中最高，为3.35%。说明昆山生产性人口的文化素质优于吴江。

在大学、高中和初中三种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比例上，三个县域均呈明显提高态势，其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化的“拱隆点”也有明显不同。其中吴江的提高幅度分别为0.54、0.55和0.82，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拱隆点”为初中；昆山的提高幅度分别为1.00、0.95和0.10，与吴江相比，其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拱隆点”为大学，朝高端位移快速；太仓的提高幅度分别为0.65、0.05和0.56，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化特征与全国平均水平0.53、0.29和0.48差不多，存在两个“拱隆点”，一是初中，一是大学，但整体上在朝着高端位移。不过，出现两个“拱隆点”，说明人口受教育状况易出现大起大落的不稳定状态，生产性人口供应不稳定。区域性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拱隆点”不同，该地区人口文化素质水平与结构就存在差异，人均受教育年限就是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量化反映。

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某一人口群体接受学历教育（包括成人学历教育、不包括各种非学历培训）的年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素质的重要指标。一般是按现行学制为受教育年数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即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按16年计算，高中文化程度12年，初中文化程度9年，小学文化程度6年，文盲为1年。比较方便的估算方法为：不同文化程度的学制年数×该学制段上的人口数之和÷总人口数③。据此，吴江市人均受教育年限，2000年为7.28年，2010年为8.52年，十年间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24年。昆山2010年为9.97年，与吴江同比高出1.45年，是吴江用十年时间所提高的总量的1.17倍，理论上吴江教育与昆山教育的落差是11.69年。太仓2010年为8.71年，也略高于吴江。人口受教育程度不同，必将会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上得到体现：2000年吴江的GDP是181.20亿元，昆山是200.8亿元，吴江与昆山的比是1：1.1。到了2010年，吴江GDP是1003.00亿元，而昆山则达到了2100.28亿元，吴江与昆山的比是1：2.1。这不能不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显著相关性。

二、遵从实际，对吴江市人口发展的三点思考

在比较中我们看到，吴江市人口主要表现为外来人口的吸附能力相对较低、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等特点。人口市情是吴江市的基本市情，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状况，是影响吴江市经济稳中求进、好中求快的重要变量，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也是促进吴江城市发展和造福子孙后代的根本性、全局性民生问题。为此，我们有如下三点思考：

1、合理调控人口总量，适度放宽户籍人口准入。无论从城市人口密度上看，还是从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例上看，吴江市城市聚集程度都还很低，在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件地开放二胎生育的基础上，合理调控人口总量，适度放宽户籍人口准入，对吴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来说意义重大。一方面，吴江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效，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强劲推动，大大释放了城市空间，特别是随着滨湖新城建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和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城市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大大增强，这为户籍人口的直接申报和准入创造了优越条件。另一方面，着眼于人口结构布局和人口素质优化，立足于人口资源的市场配制和政府调控，确立户籍人口准入条件，适度放宽口径，加快人口调节步伐。

2、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大幅提升对生产性人口吸附。目前，我国正处于生产性人口集聚的黄金期，吴江更不例外。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吴江人口的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这势必影响到生产性人口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在对外来生产性人口吸附能力上，明显没有昆山强劲。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更多具有挑战性的就业机会，吸附更多高层次人才前来吴江就业、创业、兴业和乐业，显得非常重要。一要眼睛盯住高端人才资源。徐明书记在中共吴江市第十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报告中，就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一览子方案，并要求通过事业、感情和待遇等合理要素使用人才，这对推动吴江人口结构的优化，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具体实施上，应以滨湖新城项目建设为抓手，放眼国际，推进人才高地建设，全方位拓展高素质人才的吸附功能。二要着力圈住普通人力资源。近年来企业用工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也让人感到困惑。其实，这对城市发展来说是非常好的圈人机会，可通过大学毕业生直接申报入户、建设公共廉租公寓吸附外来大学毕业生“扎根性就业”、政企联动为大学毕业生创造优质的“感动性就业”、制定与不同文化程度对应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及确立“工龄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保增”的工资增长办法等，吸附大批高素质年轻人前来吴江发展。

3、加大教育结构调整步伐，尽快推动人口教育“拱隆点”上移。从全国人口发展的总体趋势上看，0-14岁人口均呈下降态势，而生产性人口则均呈上升态势。这反映在人口教育上，则表现为九年义务教育重在稳定、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重点发展、高等教育大力推进的新格局。相对而言，吴江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统筹、协调还不够一致。在昆山、太仓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化的“拱隆点”均已位移至大学的时候，吴江目前还逗留在初中水平上。目前昆山有五所高校，支撑起了人口教育的大责任；太仓虽仅一所，但健雄学院颇具特色的“定岗双元”办学，与被誉为德企之乡的太仓诸多德国企业实现了完全的无缝对接，毕业生深感在德资企业就业是一中荣耀（因为德资企业有定期送去德国培训的机会）。吴江虽然也有一所高职院校，由于体制等原因，该学院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功能尚未凸显，据2010年学院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毕业生就业在吴江的比率仅为7%左右，与太仓40%左右是有很大差距的。一方面，须通过必要的专业调整和紧密的校企合作，让苏信优秀毕业生就业并扎根生活在吴江；另一方面，根据高等学校招生“注册入学”新政，充分整合中职与高职一体化教学资源，探索“六年一贯制”区域性职业教育新模式。这样，既可以救活处于生存危机的苏信学院，又可以让高等教育惠及吴江人口，从根本上促进民生的改善。

参考文献

[1] 中山大学人口理论研究室.人口研究论文集[C].广州市：中山大学人口理论研究室，1984.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篇9

    因而这种强制性征是以各种管理手段表现出来的。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和家庭人口再生产的统一,与此相适应,对人口再生产的需求有社会和家庭的需求,这两种需求有时会一致,有时会矛盾。当二者的需求发生矛盾时,国家、社会就会对家庭人口再生产进行干预或实施影响,这种干预和影响也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表现出来,因而从上述角度看来,管理在事实上是实现计划生育的必要手段,没有管理,党和政府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就没有载体。实践已经证明,强有力的管理对于扭转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从90年代初以来,面对国内外社会、经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新发展。我国正在经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发展趋势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农民工为主的人口流动现象将长期存在。解决好流动人口、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进程。加强城市新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不仅对控制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当前服务民生,切实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实现人口计划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分布广泛。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内容。没有流动人口的稳定与和谐,就没有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党的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促进流动人口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要通过做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保障流动人口合法的计划生育权益,促进流动人口平等地参与当地的生产和生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强,农村稳则社会安。人口流动可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农村人口压力,促进农民全的要求,为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也给流动人口、农民工计划生育的管理和服务带来了新的机遇。人口流动对输入地与输出地来讲都是实现双赢的战略。从国际上来看,依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4年从发达国家汇出的资金一共是2620亿美元,其中64%即1450亿美元是汇到发展中国家。从国内来看,2004年仅从广东汇到其他省份的就有683亿人民币,湖南一年内通过邮局汇入的资金是200亿人民币。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举措,2006年国务院制定下发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做好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对做好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做出了明确的部署。

    第三、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需要。2006年以来,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仍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为完成新时期的新任务,国家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与此同时,国务院在《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等多个文件中强调要切实做好流动人口、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后,又将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列为2006年国务院农民工工作七项重点工作之一,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国家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做好的十件实事之一。因此,做好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对做好农民工的全局工作至关重要,对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城市新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现状治理创新的需要。由于城市新区流动人口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城市新区的流动人口还具有其独有的个性特征。如流动性比较大、流动人口素质参差不齐等等。经过对城市新区育龄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一般来说,低收入育龄群体比较关心法律法规、计生政策、避孕节育、生殖、卫生保健等知识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和《计划生育服务手册》等证件办理、审验手续。高收入的育龄群体则对私密性的要求相对较高,不愿接受调查并公开自己的个人情况。因此,对城市新区的流动人口进行计划生育管理服务需要管理模式的创新。

    参考文献:

    【1】宜宇.加强对城市流动人口聚居社区的管理与服务[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9.19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篇10

这是中国人口国情的一个重大改变，即少子化带来的人口红利已经终结，尽管仍处于低抚养比时期，但已经进入了抚养比提高的时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抚养比提高的趋势将会长期持续，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10年至20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67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69．4%下降到60．3%，2050年将减少到7．26亿，占总人口比重降到52．5%(见图5)。人口抚养比在2030年将提高到52，2045年提高到60，届时中国将进入高抚养比时代。第四，老年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加速。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②。两个统计口径的老年人口分别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4943万和3072万，老龄化水平分别提高了2．93和1．91个百分点。寿命的延长③以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从2010年开始陆续进入老年，中国已经进入了老年人口迅速增长时期，2000年至201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6%，2010－2020年和2020－2030年期间将分别高达3．61%和3．55%。203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达到3．46亿，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达到2．35亿。到2050年，这两个统计口径的老年人口将分别增长到4．54亿和3．31亿(见图6)。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少儿人口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这三个变化因素导致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按第一个口径计算，老龄化水平在2020年和2030年分别为16．9%和23．8%，2050年达到32．8%，届时将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见图7)，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按照第二个口径计算，2020年和2030年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11．7%和16．2%，2040年超过20%，2050年达到24%。老龄化正在变为影响中国人口抚养比提高的关键因素，2030年抚养比的结构将迎来另一个重要变化，即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见图8)。第五，人口流动活跃，城镇化进程过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达到了2．21亿人①，与2000年相比增加82．6%②。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9月发表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亿人，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1人是流动人口③。乡－城流动是流动人口的主流，有将近80%的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向城镇。流动人口的大潮，加之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城镇人口从2000年的4．58亿增加到2012年的7．12亿，城镇化水平从36．22%提高到52．6%，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这个速度不仅使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在2011年跨越了50%这个分界线，同时也实现了对世界平均水平的追赶:2000年城镇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同时也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水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2．55%)，并远远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5．45%)④。第六，家庭变迁。家庭变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同时也受到人口变化的直接影响。在社会现代化和人口再生产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家庭也呈现多维度的变化，即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空巢化和家庭类型的多样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户具有以下几个变化趋势:一是家庭户数量继续增长，2010年我国家庭总数为4．02亿户，与2000年相比，家庭户数量增加了5315万户;二是平均家庭户规模缩小，平均规模为3．1人，比2000年减少了0．34人。家庭户主要是分布在2－4人户，在全部家庭户中占68．79%，1人户也占了相当的比例，而6人以上的大家庭户比例非常低(见图9);三是家庭户的代际关系变得更为简单，在全部家庭户中，一代户占34．18%，二代户占47．83%，三代及以上户只占18%;四是有老年人的家庭户数量庞大，有60岁及以上老人的家庭户多达1．23亿户，占全部家庭户的18．3%，该比例高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其中，单身老人家庭和空巢家庭4013万户，还有315万个家庭户中只有老人与未成年亲属，这两类家庭户占全部有老人家庭户的42．54%。图10显示，其他有1个或2个老人的家庭户占比57．11%，这表明丧偶老人和高龄老人更多的是与其成年子女一起居住。

二、中国人口与发展关系的重大转变

人口是人类个体的集合，人口现象是人类个体行为的聚合。因此，人口变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人口转折性的变化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人口与发展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口变化更加多样和复杂，人口问题的性质正在改变，人口与发展关系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在改变，解决人口问题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基础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1．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转变自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发表以来，关于人口与发展的关系的基本认识一直是基于总量关系，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曾把这种认知推向了一个极端，并且，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口与发展的数量关系矛盾也是国际社会寻求解决全球人口问题的政策焦点。尽管中国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础被认为是马克思的“两种再生产理论”，但实际上，其对中国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解释逻辑是马尔萨斯主义的。当时对于深陷“马尔萨斯均衡陷阱”的中国而言，人口快速增长给发展造成的巨大压力是最主要的人口问题，也是最主要的发展问题。中国政府根据这个基本人口国情制定的计划生育国策是符合历史与发展逻辑的，并且在控制人口增长和促进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短短30年间，把13亿人带进中等收入阶段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时至今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经济高增长，人口低增长”的格局下，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已经基本消除，马尔萨斯的“魔咒”在中国已经被彻底打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了25倍，翻了4．7番，经济总量从世界的第15位攀升至第2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8倍，翻了4番，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①，人类发展水平也达到了中等发展水平②。与此同时，人口与经济的结构性关系变化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终结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少子化、老龄化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改变等结构性因素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开始显现;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和人口城镇化正在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如果以发达国家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过程的时序关系为标准的话，那么，中国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差序结构”，即人口转变及发展过程超前于经济发展。这种时序结构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中国在人口低增长时代的人口经济关系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既拥有解决了人口压力的经济优势，又面临着年龄结构失衡的挑战;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既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又拥有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巨大空间。这是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基本格局。从更长远来看，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发展格局将与发达国家趋同。

2．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转变相对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而言，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为复杂。中国不仅经历了人口的快速转变，同时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在当今中国所发生的社会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化，而是一场划时代的整体性、结构性社会变革。在这场涉及十几亿人的命运与福祉的宏大变革中，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体制、价值观念、人口形态、技术基础、文化模式、组织结构等等，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分化与重组、冲突与整合、解构与重塑、解体与再生的过程。人口转变与这些变革之间的互联、互动和互构，不仅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第一，高度活跃的人口迁移流动对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的挑战。高度活跃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已变成了一股巨大的社会能量，它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改变着社会利益结构和城乡发展格局，也强烈地冲击着现行的社会民生制度安排，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中国目前的各项基本社会制度安排仍是建立在城乡分离、地区分隔的户籍制度基础之上，这种制度安排远远不能适应人口迁移流动的需要。在人口流动大潮与现行社会制度安排之间的剧烈冲撞下，形成了许多非正常的社会现象，例如，数以亿计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面临着社会化困境、流动人口家庭的生活分离、一些人口大规模流入地区的社会矛盾、流动人口遇到的制度性歧视或边缘化等等，都对社会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损害。第二，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对城乡发展和土地利益关系的挑战。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不仅改变了城乡人口分布的格局，而且也影响到以土地及相关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结构;不仅对城市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城乡统筹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土地利益关系，如何处理好农民－市民身份转换中的利益关系，如何处理好城乡发展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防止农村被边缘化，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三，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和人口社会分层加剧对社会福利和社会安全的挑战。在社会转型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得人口社会分层进一步加剧，社会代际关系比以往也更加紧密更加复杂。老龄社会将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社会常态，收入分配制度、公共资源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就业和退休制度等都面临着一系列的调整和创新要求，如何积极回应这些要求，如何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适应老龄社会需要的民生制度安排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第四，家庭变迁对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利益关系的挑战。人口转变(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彻底改变了中国家庭的人口基础，而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也正在深刻影响着家庭的形态、关系和生命历程。家庭的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形式多样化，以及老年空巢家庭普遍化等，都将导致家庭需求与家庭功能的对应结构进一步失衡，进而形成对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巨大需求。第五，在人口变化中，相关的社会利益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口变化过程，也是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过程。人口变化涉及利益结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关系，而是包括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不同个体或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之间的关系、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关系、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等等。在变化着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分殊和地位变化都会通过各种机制传递到整个社会，聚合成为各种社会需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

三、应对中国人口变化的战略选择:均衡发展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篇11

关键词：人口现状 经济发展 计划生育 适度人口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47-02

人口过剩、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是当今世界三大社会难题，也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大难题。因此，切实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对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那么，目前我国人口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一、我国目前人口现状分析

人口作为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主题，一方面对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制约。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变化，我国的人口规模、分布、结构、人口素质方面呈现出以下现状。

1.人口性别比失衡。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农村地区的性别比高于城市地区。城市地区的性别比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上升，这就反映出了全国范围人口性别比失衡。从时间上来看，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中，男女性别比是110∶100，累计男性比女性多出6000万人以上。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00多万人口试点二胎出生性别比是104∶100。这就说明出生性别比失衡与人们陈旧落后的观念及国家政策制定有关系。由于我国养老保障体制不健全，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政策只许生一个孩子，所以家家户户都想要男孩，借助高科技检测手段部分女孩在胚胎时就遭到人为扼杀。性别比的巨大差异会给我国带来以下负面影响：一是男性过剩会使青年男性生活压力普遍加大，大量光棍和潜在光棍增多。二是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升高，迫使男方增加储蓄，提高竞争地位。三是婚姻失败者――大量无配偶的男性会导致社会犯罪率升高，增加社会不稳定性，对社会治安危害极大。

2.低生育造成家庭核心化。由于上个世纪80年代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目前为止，这些独生子女已进入了婚嫁、生育高峰。所以，大部分家庭出现了“四二一”家庭状况，即：一个孩子、两个年轻的父母、四个老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四二一”家庭状况的出现会带来以下相关问题：家庭养老、家庭姓氏接续等问题，导致家庭风险大幅度提高。孩子是家庭的核心，安全问题成为悬在独生子女头上的一把剑，如果孩子发生意外，整个家庭就会崩溃；如果夫妻双方一人无法参加劳动获得经济收入，那么，家庭经济就会陷入困境。

3.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由于城市建筑力度大大提高，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在建筑工地、装修房屋市场占了很大比例。他们干着最脏、最累、最苦的活，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劳动保障，拿着微薄的工资，包工头还经常拖欠他们的工资，他们在城市属于弱势群体。由于大批青壮年农民进入城市打工，留在农村的只剩下老弱病残，使得大片土地荒芜。许多孩子与老人相依为命，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过着不正常的家庭生活。这种现状使城市人口绝对值上升，农村人口绝对值下降。大批农民工占领了城市建筑市场，使得城市建筑工人下岗人数增多，给城市经济造成了压力。

4.老年人口比重进一步提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预期寿命普遍延长，使得我国人口年龄发生了变化。按国际通用的人口老龄化标准衡量，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已接近世界人口老龄化界限。人口老龄化现象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压力。随着老年人人数不断增加，带来的是社会的高瞻养费用。关于老龄化的加速和影响，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如果总要素生产率保持每年3%的增长速度，2010年―2020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将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本世纪头10年下降2%~4%，本世纪中叶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不到目前经济的一半。原本用于促进社会再生产的资本用于老年赡养，这个沉重的负担必然会限制经济发展，使经济发展陷入“瓶颈”状态。

笔者探析了我国人口状态后，继而又探索了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人口现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无不与人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人口与经济的联系历来是人们瞩目的焦点之一。建国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的转变，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计划生育”的发展道路。

1.我国经济总量向上发展，计划生育起了很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为代表的学者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角度，比较系统地论证了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控制人口的现实必要性。但由于受到当时左倾思想的干扰，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中断了20多年。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国情走向恢复、发展、繁荣的阶段。社会经济学家们又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剖析和探讨，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研究依据。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明确提出控制人口战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控制人口增长，使得人民的消费、教育、住房、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推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使人民生活一步一步走向幸福、走向富裕、走向光明。30多年实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事实证明：我国经济发展总量不断向上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

2.人口增长给就业带来一定的压力。由于经济增长在创造一些新的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对传统的职业提出挑战。“十五”期间，我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为1000多万人，农村每年新增劳动力200万人。目前，劳动力适龄人口的总量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仍将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中国15~64岁适龄劳动力将高达9.4亿。另一方面，就业和需求不能完全匹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岗多求”现象普遍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1）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贯彻不彻底，大多数农民封建思想作怪，认为家中没有男孩就不能传宗接代，所以，想尽一切办法生男孩，出现了“超生游击队”现象。无限制的生育，使得农村人口膨胀，地不够种，粮食不够吃，贫穷、落后，孩子受不到正常的教育。这些超生的孩子现已成年，成为劳动力，涌向城市打工。（2）资源不足。偏向重工业发展，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限制了对劳动力的吸收，适龄劳动总人口大幅度增加与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不和谐的关系。（3）从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状况来看，劳动者的素质不能满足需求，造成岗位空缺。（4）有知识的劳动力失业率上升，由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滞后性，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与经济市场发展不同步，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难以适应经济市场的需要。很多大学生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不肯放下架子干一些体力劳动活，致使一些大学生毕业即意味着失业。

3.城市化是改善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我们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关注的重点是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知识经济时代关注的重点将转向人口的质量。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我国的劳动力素质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至今仍然有8500万文盲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我国每年仍有100多万适龄儿童不能入学，中等教育虽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高等教育入学率不及世界水平的1/3，而企业职工的技术等级较低、知识面窄、技术单一，用人不当、浪费人才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我国人口素质低下，不但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还制约着公民素养的改善以及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发展基础教育，推行素质教育，倡导终身教育，更新观念，改革创新，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信息时代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保持适度人口增长有利于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人类同自然环境关系协调发展的历史。人口和环境作为自然界中一对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协调，共同发展的矛盾统一体，贯穿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始终。

适度人口是指经济适度人口，即：从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承载力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出发，寻找通过最佳方式达到经济协调发展最优目标的适度人口。我国属于发展中的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才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否只要人口增长为零甚至负增长就会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世界经济论坛常务理事理查德・塞蒙斯曾在瑞士发表讲话说：经济的产值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和生产率。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不足，则这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就有可能无法满足需求，人民的生活也可能下降。我国政府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在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这项政策将继续积极有效。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在经济上获益，到了80~90年代却因为人口增长缓慢而导致日本人口老龄化，老龄化的发展使社会负担加重，劳动力成本增加而制约了经济发展。日本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预见到50年后的情景而面临的人口问题，我国如果稍有不慎也会在新世纪中叶重蹈覆辙。根据这一发展趋势，我国上海已经开始对有关人口、教育、就业、保障等政策作出调整，放宽每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所以说，在人口发展方向和战略上缺乏远见，一味追求人口的零增长或负增长，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不仅会丧失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人口问题将再一次从另一个方向成为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解决人口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实在经济发展上。只有稳定低生育水平，保持人口适度增长，才能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才能扩大经济规模带来经济效益，从而长期稳定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目前人口面临的现状，还是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难以割舍的关系，都需要我们正确处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只有不断增强综合国力，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大国地位和人口大国优势，依靠人口规模效益，建设经济大国、经济强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王谦.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人口研究,2002

2.周海旺.上海人口发展形势变化与政策选择.2008

3.中国经济时报,2002.12.18

4.刘华.人口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2004

5..人口性别与经济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01(2)

6.张纯元.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篇12

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人口计生委站在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同时，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新要求，这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长期均衡科学发展。

一、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意义深远重大

所谓人口均衡型社会是指社会中实现了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之间的动态平衡，并且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总体要求。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35条中，明确提出“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新要求，为我国未来人口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中央的总体要求，正确把握人口自身发展规律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互动关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建立完善与人口相关的各项政策措施，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其次，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本质是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推进人口均衡发展，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与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人口均衡发展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科学发展中，人口、资源、环境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体，只有三者均衡发展，才能实现科学发展。

第三，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人口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和谐离不开人口和谐。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基石，构建和谐社会必先构建和谐计生，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只有把人口均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好，才能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

二、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机遇与挑战并存

进入新世纪，我国面临加快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相继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重大战略决策，为新时期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指明了方向：国民经济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物质基础：30多年卓有成效的人口计生工作，创造了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黄金发展期：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树立和落实，提供了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思想武器：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不断创新发展，赢得了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战略主动权：人民群众民主法制观念、维权意识的增强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为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创造了重要条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人口计生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提供了坚强的组织领导保障。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省既是人口大省，也是流动人口大省。人口基数大、流动人口多是我省第一省情。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湖北人口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三、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任重道远

第一，要着眼长远，遵循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发展规律。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要求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遵循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客观规律，遵循人口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关系的客观规律，在保持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同时，保持人口规模适度、人口素质优良、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

第二，要强化统筹，形成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合力。要按照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要求，大力推进“两个统筹”。一方面要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发挥人口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另一方面要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各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努力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篇13

关键词：人口；经济；数据分析；关联度分析

作者简介：何楠(1967－)，女，河南南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控制系博士研究生，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6ZZ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2－0091－04　收稿日期：2006－10－20

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途径和机制是极为复杂的，这不仅仅因为经济发展本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由多种因素构成，而且因为人口本身也是具有多种属性的社会群体。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它可以通过多个能量、信息渠道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不同的人口因素，如数量、质量等所表现的作用也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某种人口状态是有利或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必须进行具体的综合分析。

一、郑州市人口数量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郑州市人口数量的统计分析

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人口则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统一，因此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发生作用。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一定数量的人口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大量低质的人口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二是通过消费引起的。一定数量人口的衣食住行能够增加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越多，消费量越大，就会影响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最终影响经济的产出。

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状况，一般由人口总量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反映出来。下面我们用统计数据分析郑州的人口状况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从上表可以看出建国以来郑州的人口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949～1959年，郑州人口加速发展。建国初期，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初步改善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而出生率依然很高，形成了郑州人口的第一次生育高峰。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出现了建国后郑州人口第一次负增长，以后郑州的人口依然增长很快，虽然在70年代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迁入人口多，人口的净增长仍然很高。

(二)郑州市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郑州人口的基本状况，但是郑州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下面建立我们模型，分析郑州人口对经济的影响。

容易计算，平均相对误差为6．57％，也就是模型较好的模拟了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可知人口数量对经济的影响比较明显。郑州人口由1950年的219．23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708．22万人，增加了486．99万人，增长率为223％，人口的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推动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一定数量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必要的物质基础，包括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所产生的需求，增加了有效需求，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郑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50年底53元增长到2004年19602元，增加了369倍，充分见证了郑州经济的发展。

对经济的发展而言，人口不足或过剩都不利于经济发展，人口过剩难以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人口不足则不能保证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这样，经济增长对人口的要求会形成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的人口数量可以保证人类社会在不影响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得经济增长得到最大程度上的保证，这种人口规模被认为是适度的。但是“分母效应”不容忽视。庞大的人口总数，以及由此带来的每年较大的增长量，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郑州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制约着郑州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郑州市人口素质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素质，是一个区域中人口所拥有的生理、心理、科技、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内在规定性。人口素质是个人具有的作用于社会的人力，是人口诸多特征中最积极能动的要素。一个区域人口素质的高低，一般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人口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包括生理机能、营养好坏、心理健康状况等，这是决定人口素质高低的自然基础。二是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知识水平，这是决定人口素质高低的主导因素。三是思想素质，包括人们的信仰、伦理道德、劳动态度等精神赋存状况，以及社会行为规范和历史人文传统等，这也是决定一个地区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一个地区人口素质的高低一般体现在一个地区人口的文化水平、体质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

1．郑州市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统计分析

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一般是以接受教育的年限，每万人口中大学生人数、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年限与等级、专业技术水平的职称、小学普及率等来衡量。因此，可以通过有关教育水平的人口统计指标数据来比较评价郑州市的人口素质状况。

下面我们由历史统计数据分析郑州人口素质状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郑州人口的文化有了很大的提高。有文化的人口增长较快，平均每万人在校的大中专学生稳步提高。郑州市的初中教育的情况不太乐观，在校的人数呈逐步下滑的趋势。这也说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一些人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倾向；图形显示在2000年附近出现了大的波动，这正反映了受大学扩招的影响，进入大学的人数多了，影响到了技工学校的招生，且每万人所拥有的教职工数目明显减少。特别是平均每万人拥有大学专任教师数目锐减。不过2002年以后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说明郑州的教育在稳步发展。

但郑州全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仍然较低，2004年与北京在校学生构成比较。由比例图可以看到，郑州在校学生的结构不尽合理，小学生约占了一半，可是中学生所占的比例大幅度减少，这反映了郑州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比较低，一部分人的教育只限于初等教育。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关键的作用，并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研究报告表明，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生的可提高生产率43％。初中毕业生可提高108％，大学毕业生可提高300％。因此，郑州市的经济要振

兴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2．郑州市人口体质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体质是人口质量的物质基础，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郑州人口平均寿命已由50年代的60岁延长到目前的70多岁。人口死亡率也稳定在4‰～5‰的水平。由于身体素质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地区的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高低有关，选用每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数、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来粗略的反映郑州人口的身体状况。

从上表看出在2000年前后，在每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减少的同时，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并没有大幅度的减少，一是因为统计指标的变化，另外反映了国家精简机构，关闭不合格单位取得的成效。但随后的“非典”严峻考验了医疗系统，也暴露了卫生医疗条件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速度，同样也促进了卫生医疗的快速发展。在2003年郑州医疗机构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床位数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郑州人民总体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身体素质偏差。近期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有关报道：调查显示郑州的中学生身体素质在不断下降，状况令人担忧。等等这些都将会制约郑州市经济的发展。

3．郑州市人口素质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上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了人口素质(包括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的状况，那么，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怎么样?下面我们把前面反映人口素质状况的图形(包括身体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与下列反映郑州经济发展的图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联系到一起做简单的分析：

可以直观地看出在2000年左右，体现人口素质的科学文化素质与身体素质的一些指标明显下降。再看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前后增幅明显放慢。虽然不能说是人口素质是当时经济增长缓慢的全部因素，但人口素质的明显下降，必定是当时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以后，反映人口素质的指标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在2003年与2004年两年郑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幅加大。由此可见，在郑州经济的发展中人口素质的提高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三、人口结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的构成包括自然构成、年龄性别构成和社会经济构成(如城乡构成、产业构成等)。其中人口自然构成的变化是由人口本身的出生、死亡等变化形成的。人口构成与经济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限于查到的资料，我们把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做一简单的分析。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郑州市的大专以上人口比重在稳步上升，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比例逐渐趋于稳定，人口性别比和全国大体相等。但是高等教育人口所占的比例到2003年仅为9．7％，比重还是偏低；而且虽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明显提高，但这个比例与北京比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第一产业比重偏高，即从事农业的人口比重大，或农村人口比重高，意味着人们主要从事对土地开发的农业生产，如果伴随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的环境意识薄弱，则会造成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以致退化。而性别比为1．07％左右，也是不合理的。从业人员中具有高等学历(2004年单位从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比重为1．0％)和高级职称(2004年单位从业人员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和高级技师的比重分别为2．8％与0．3％)的人员比重都比较低。

由此可见，人口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对经济的影响都很大。以人口的年龄结构而言，人口过于老化就可能造成经济活动的不足和老化，影响经济的效益和技术创新，也会造成社会经济对人口的负担过重。人口过于年轻化，又会造成就业压力过大，增加失业率，影响社会稳定。同时，过于年轻化的人口结构还会造成教育、医疗上的压力，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不仅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影响人口的再生产活动，使人口本身的正常发展受到干扰，如果人口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同时失调，将会进一步加剧对经济的不良影响。

结束语：知识经济是21世纪经济的主流，它不仅对中国经济和人口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将对经济和人口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对人口数量的需求进一步下降，对人口素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解决郑州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必须立足于人口多、人均资源少、人口素质低，经济和科技水平都比较落后的基本市情，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发展中解决人口问题。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精选篇14

关键词：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关系；对策

作者简介：杨仪青（1982-），女，河南光山人，中州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战略管理。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8.6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8-153-03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增长迅猛，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人口也迅速增长，2012年已达到135404万人。总体来看，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其人口增长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过快或者过慢的人口增长都将对人口质量的提高形成重要影响，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进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因此，处理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二者的关系十分重要。要搞好我国经济以及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增长，加强城镇化建设，适度发展城镇人口是重要手段，而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保持我国人口整体的适度增长是基本政策。

一、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

人口的增长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存在一个“度”的问题。一方面，人口静止不变或者增长得很慢，社会经济发展就不能从人口增长的好处中得到实惠。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口静止不变而经济增长迅速的先例，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总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的快速增长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技术上和政治上的因素解决不了人口增长带来的负担。因为某些部门的迟钝反映，庞大的资源和充足的资金有时也往往解决不了人口快速增长给社会带来的问题和负担。一个社会就如同一种植物或动物机体有其本身生长发展的速度。

因此，人口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有一个适度增长的数值。所谓适度人口，就是获得最佳经济增长的人口规模。在适度人口的条件下，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实现良性循环，经济得以发展，人口素质也得以提高。适度人口包括合适的人口规模与合理的人口构成两个方面。一般来说，适度人口并不是静止到一个点，而是为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内，经济增长的速度较快；而在这个区间之外，高于或者是低于适度人口的增长，经济增长相对就要缓慢。如图1所示，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字形状。在图1中，曲线S上适度的人口增长水平就是点M所对应的N点，最优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是点M所对应的P点。点N和点P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一直以来，各国经济学家始终关注如何根据一些数据资料估算曲线S上的转折点M，并进一步推算出点N和P的具体数值。

图1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基于人口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关系密切。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认为，近代经济发展的特征是国民人均生产值的持续稳定增长与人口的持续适度增长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总人口以及国民人均生产值持续增长。从每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借鉴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获得快速发展，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1.7%。1979年和1980年的经济增长率较为显著，分别为7.6%和7.8%，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年均增长率为3.5%。这个时期，由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增长呈缓慢上升的趋势。同时，初出生率下降，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下落到1.3%的低水平。

二、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我国经济迅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0多倍，年均增长率达到9.6%的高水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结构显著变化。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晚婚晚育的推行，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少年儿童人口的比率显著下降，而劳动年龄人口则急速上升。这样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下面主要从经济发展过程中来考察作为基本要素的劳动力数量的变化、素质的改善以及流动性等人口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就业人口的数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处于急速增长的状态，劳动力的增长作为积极因素促进了经济发展。到90年代上半叶，就业劳动者的增长依然呈强劲趋势，每年大约有1130万人进入新的劳动市场。到90年代后半叶，就业劳动者则有下降趋势，但仍然以年均640万人的速度增长。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劳动弹性是指劳动力的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比值，它能测量人力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1978-1980年劳动弹性显示了0.278的数值，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叶达到0.354的水平。这样在技术装备陈旧、产业结构不均衡以及资本不足的时代，就业劳动力数量的急剧增加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随着技术设备的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资本集约度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也是不容忽视的。1984年以后，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实施，政府对就业劳动者增加了教育投资，有计划地对职工进行各种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并提出了提高广大职员和工人的政策水平、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方针。不久，国有企业内部对工人进行各种各样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培训，以适应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且，政府采用多种教育形式强化成人教育，使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大。这样随着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此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动。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产业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大约有1.2亿万人的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大多数转变为农村的手工业、运输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其他的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为了寻求好的就业机会则转向都市的建筑业、运输业等服务业。

三、人口因素下实现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特点之一是其具有效用的递增性，这一特性不仅使其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使其他生产要素收益递增，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一）推进人口流动，加大吸收人才的力度

俗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适当的人口流动是搞过经济的必要条件。人类社会获得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的迁移流动。同时，人口的流动受到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些因素的影响。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人口结构改变，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人口的流出，缓解了就业的压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提升了人口素质，收入也随之提高；开阔了眼界，特别是使得广大农村劳动者改变观念，带动广大农村经济的发展。当然，人口的流入意义也很重大，能直接带动当地经济的繁荣。因此，吸收人才非常关键。培育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非常重要。市场经济表明，应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机制，进行职业规划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做到人尽其才，进而带动企业经营效益的提高。

（二）加强城镇化建设，适度发展城镇人口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需要由若干城镇发挥中心作用来带动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要实现正常、有序、稳健、快速的发展必须以城镇为依托。我国虽然人口城镇化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比，人口城镇化进程还存在较大的差距。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但统计中包含了大量流入城市中但户籍还在农村的农民工，真正的户籍城镇化率不到35%，半城市化、伪城市化现象严重。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应打破城乡的二元体制，打破户籍的限制，建立居民自由迁徙的人口管理制度，促进城市与农村人口的相互流动，实现人口向城镇的集中。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应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在交通、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方面与发展成熟的城市相互对接，使基础设施网络和管理体制覆盖城乡。同时，在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公共文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让农村社区的居民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

（三）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经济发展需要提高人口的素质，提高人口素质的途径主要有：一是各级政府要更新观念，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培育，甚至可以提升为一项基本的政策。二是加快改革教育制度，推行素质教育，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教育措施，重视农村教育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在农村的教育中，应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的带动作用，注重对这类人员的培训工作。推广科技培训，让农村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另外，对培训工作应注重塑造一种舆论氛围，争取让人人都重视这个工作，让农村劳动者认识到提高自身素质对推动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以及对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性，在农村掀起一股学习风。三是加大现有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现有人才的素质。在培养方式上应灵活高效，理论与项目相结合，探索适合广大劳动者的培养方式和机制。

（四）保持人口整体的适度增长

人口整体的适度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人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和重要因素。科技成果的推动和共享需要人来完成。人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达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发展中，人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着自然赋予的资源。因此，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应保持人口整体的适度增长。当然，并不是说要无限制地发展壮大人口，也应该有个度，过快增长容易造成人口的膨胀，过多的人口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负担，反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在我国，总人口数、农业人口数、城镇人口比重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总人口数的适度增长、农业人口数的减少、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会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同时，经济的增长，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总人口数适度增长、农业人口数逐渐减少、城镇人口占比稳步提高。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其各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也存在着很显著的相关关系。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人口的不断流入，有利于形成人才的集聚效应，带动人口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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